托马斯·伍兹：不真实的历史谎言 真是罗斯福挽救的大萧条？

李旧苗

1929年的股市崩盘，把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扔进了一个天塌地陷的结局中。从1929—1933年，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跌落了30%。最惨的时候，失业率攀升到不可思议的25%。一直有人说，如果让全部的失业者每隔一码排队，这个队伍将从纽约伸展到西雅图，再伸展到洛杉矶，然后又折回到纽约，且还剩下280,000人没赶上排队呢。1931年、1932年和1933年，税后的企业利润，其实是负数。20世纪30年代的私人净投资也是负数——就是说，厂房和设备磨损得比更新还快。
    什么导致了1929年的衰退，是个复杂的问题。大多数历史学家，从马克思主义者到中右派，齐声谴责资本主义的大萧条，声称盛衰周期是市场经济内在固有的部分。然而，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奥地利经济学派提供的，论证却相反：“盛衰周期并非市场经济的必然特征；它实际上是由中央银行发动的（在美国，那就是联邦储备系统）——一个明显的非市场性质的机构。为了得到关于这个论题的充分而可靠的研究，本书强烈敦促感兴趣的读者拜读默里·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Murray N. Rothbard，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胡佛：一个“啥事儿不干”的总统？但愿如此！
    大多数人相信，正当大萧条蹂躏这个国家的时候，胡佛袖手旁观，无所作为，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积极干预经济，最终才带来了生机。但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不真实的了。
    首先，在大萧条期间，说胡佛懒坐着，这不真实。他做得蛮多——比任何和平时期的总统做得更多。雷克斯·塔格维尔（Rexford Tugwell），罗斯福新政计划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后来承认，“我们当时不承认，但实际上整个新政是从胡佛发起的计划推出来的”。其实，胡佛不断管经济的闲事，使情况更糟。他费了心思把1929年的衰退搞成了大萧条。在1929年和1930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在政府干预了一年之后，情况大大恶化了。
    管保失业
    股市崩盘之后的那个月，胡佛把企业界的重要领袖召到白宫。他恳求他们不要削减工资，争辩说高工资是大萧条的一条出路，因为他们给了个人购买货物的手段。
    说真的，胡佛的哲学在表面上看似有理，每一本美国历史课本其实都本分地采纳这个哲学；经济低迷，这种论证说，是由“低消费”引起的。但是，这个观点是荒谬的。单说一件事，如果大萧条的原因一直是消费者花费少了，那么我们该有理由预言，最受打击的经济扇面应该是那些制造锅碗瓢盆、牙膏或者苹果饼的企业。但是，历史学家加里·迪安·贝斯特（Gary Dean Best）指出，最遭罪的却是生产耐久货物和资本货物的企业。“消费者增加了开销，”贝斯特解释说，“大致是帮了生产生活消费品的企业，事实表明这种企业的销售额比大萧条之前的水平下降得最小；这和受大萧条影响最严重的重工业少有或者没有关系，而失业却主要集中在重工业中。”
    胡佛的理论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考虑——工资是企业经营的一项成本。要求高工资，特别是在价格迅速走低的时候，它让企业更难以雇人。然而，总统有要求，大企业给了面子。悲惨的结果是可以预言的：大规模失业。
    胡佛的错误，是把高工资假设为美国繁荣的原因，而不是繁荣的表现。如果单凭高工资就能制造繁荣，我们仅仅强制执行每小时100美元的最低工资，那就可以消除世界的贫困了。只有疯子才支持这么一项政策，因为结果是前所未闻的失业率，以及经济的彻底浩劫。
    管农业的闲事
    胡佛的农业政策是另一场灾难。自从一战结束以后，农场主哭着喊着要政府的这个补贴、那个补贴，其中包括要求帮助提高农产品价格。（解释一下：农场主希望政府把食品和服装弄得对人人都更贵，为的是给他们带来好处。）农场主日子难过，是因为农场主太多了——多得没有任何经济意义。一战期间，欧洲的农业生产遭到了战争的扰乱，美国的农业扇面急剧扩大。等到战争结束，那就没有什么道理指望美国肿胀起来的农业扇面还保持相同的大小。人和资源都得转移到工业方面，以生产美国人真正需要的货物。
    胡佛设立了“联邦农业委员会”，试图改善众多美国农场主的境况。联农委贷款给农业合作组织，这样农场主就把他们的产品（特别是小麦和棉花）善而藏之，待价而沽。然而，这个办法确实能称心如意地把价格抬起来，但是第二年农场主却兴高采烈地增加产量，把过剩问题搞得更加严重。最后，联农委通过它的“谷物稳定公司”，授权以远高于世界价格的价格收购美国农场主的小麦。于是农场主就把小麦卖给“谷物稳定公司”，而不是出口。政府的农业官员坚信：美国小麦脱离世界市场，必致世界小麦短缺，外国人很快就会哭着喊着要美国小麦。可是事与愿违，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小麦生产者把美国的世界市场份额抢走了。
    美国官僚确实能够在短期内抬高谷物价格，但是，巨大的过剩小麦，被政府买去了，把谷物价格压得更低，因为世界知道这些小麦终究还得倾销到世界市场上。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几年后评论道：“胡佛试图赖以维持农产品物价的那些大收购公司，其效果是让市场整个乱了，制造了不确定性。”
    问题是明摆着，有些政府官员足够诚实，承认要让这么一个计划管用，那就得强加严格的限制，得规定农场主生产多少才被允许。要求农场主自觉削减小麦和棉花种植面积，成了耳旁风。不遗余力地要抬高价格，联农委主席走得太远了，他号召各州长“立刻缩减耕作，把目前的每三行棉花变作一行”。
    更热闹了：增加税收
    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本意是为美国农业提供关税保护，到头来在政治上却没有可行办法单单把这种保护限制在经济中的一个扇面上。无数行业的压力集团纷纷扑向华盛顿，也要争关税保护。实际上，所有的美国经济学家都一致敦促胡佛否决《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但是胡佛充耳不闻，于1930年6月把这个税则签署为法律，25,000多种产品的关税平均提高了59%。
    这一税则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出口工业。美国的商业伙伴的产品被关到了美国的大门之外，他们不可避免地就采取报复。比方说，意大利政府的反应，是对美国汽车征收双倍的关税——美国汽车在意大利的销量跟着就降低了90%。法国实际上把全部的美国产品都关在门外。西班牙的报复手段是把对美国汽车征收的关税增加到那么一种程度，以确保美国汽车在西班牙卖不出去。
    还有其他方面的增税——太多了。1931年12月，安德鲁·梅隆，在20世纪20年代率先降税的就是他，突然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弯，要大规模地提高征税。国会和总统言听计从，结果就是灾难性的1932年《税收法案》。在美国历史上，在和平时期把税收提高到如此程度，空前绝后。所得税率急剧增加，对收入最高者征收的附加税从25%窜到63%。这意味着在大萧条中间，在迫切需要私人投资的时候，私人投资被搞得失去了吸引力。
    大手大脚的胡佛
    胡佛还广泛地增加公共设施项目的支出。四年间花在这些项目上的钱，多于此前的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导致国际贸易缩减，船运业务量不如以往，他就缩减了造船工业规模。胡佛的“复兴银行公司”（RFC）为不景气的行业（主要是铁路和银行）提供紧急低息贷款。到1932年下半年，复兴银行公司不光扶助麻烦企业，还把钱借给各州作失业救济金，并且为公共项目提供资金。
    总统为失败企业打气的企图，效果却是成问题的。“他希望挽救的那些企业，”一位史学家写道，“不是在可怕的痛苦之后终归破产，就是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债台高筑。”
    有一个领域，胡佛的举措不同于罗斯福：胡佛踌躇于提供直接的联邦救济金，而是依靠自愿组织，最后把贷款给了各州。就提供帮助一事而言，他相信自愿组织和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一样是合适的机构。
    回顾他的任期，胡佛祝贺自己举措大胆。“我们或许一无所为，”这位总统在1932年说，“事情本来会一败涂地。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宁愿向私人企业、向国会建议共和国有史以来发展出来的最宏大的经济防御和反击计划。”
    罗斯福进城
    1932年，民主党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mo Roosevelt），以绝对优势挫败胡佛。在民意测验中，罗斯福身在“伟大的”总统之列，与华盛顿和林肯平起平坐。许多美国人相信他的新政把美国从大萧条的魔爪下解救了出来。其实，在罗斯福治下，从1933—1940年，失业率平均在18%这么一个巨大的比例上。
    一位传记作家说，没有谁比罗斯福对经济更无知的了。这是明显的。财富是怎么产生出来的，罗斯福一窍不通。他提倡的立法，是一件由许多荒唐举动拼就的百衲衣，有时彼此掣肘，有时甚至自相矛盾。
    通过中央计划寻求繁荣
    国家工业复兴法案（NIRA）（据此建立了国家工业复兴总署），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它试图保持高工资，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大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它设立了几百个法律裁可的、具有行业规模的联合企业，准许它们设立标准工资、工作时间与最低价格。最低价格意思是：行业将大致免于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竞相抛售；每家企业的价格必须起码是所规定的最低数。人为提高的工资意味着继续失业，高价格意味着几乎全部的美国人都日子难过。真是了不起的复兴策略啊。
    让我们毁了吃的以帮助饥饿的人民
    罗斯福的农业政策，属于他们自成一类的天才举措。把另外一些货物的价格调高还不满足，罗斯福还扑向食品。他建议农场主削减生产，或者什么也不生产，损失由政府补贴。他相信，减少供应将抬高农产品价格。但是，与此同时，他必得对付如此的慷慨。政府决定把相当多的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毁掉，以制造一种短缺，借此抬高农产品价格。杀了600万头猪，捣毁了1000万英亩棉花。
    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把大规模毁掉作物和牲畜的做法，说成“为旧时代扫除不平衡的生产导致的残余”。到底多少产量才能恢复“平衡”，华莱士想必是慧眼独具。
    在“美国农业管理署”（AAA）成立之后不久，农业部公布了它的一项关于在那些艰难岁月中美国人食品情况的研究结果。这项研究构造了四类食品情况样本：富足、小康、温饱、紧急（难以生存）。结果发现，美国没有生产足够的食品，以养活仅求温饱（不至于饿死）的人民。消除这场灾难的最佳办法，是把食品搞得更贵，这得需要特殊的头脑才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与此同时，有证据证明，罗斯福的这种漏洞百出的举措继续有增无减。1936年，“农业经济局”报告说，就棉花而言，农场收入起码和还不存在“美国农业管理署”的时候一样高，甚至更高。第二个月，康奈尔大学的詹姆斯·E. 波义耳（James E. Boyle）在《大西洋报》上论证说，农管署得为至少200万失业者负责，特别是失业的小佃农和农场劳工。尽管农管署本意是要提高农产品价格，历史学家吉米·鲍威尔（Jim Powell）评论说，农场主“发现自己的境况实际上更坏了”，因为罗斯福的“国家复兴总署”在强行抬高制造品的价格方面更成功，包括农场主在内的消费者都得为此买单。
    罗斯福的农业衣钵
    不幸的是，政府对农业大规模的干预从来不曾放手。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尽管大家把这十年和政府削减与遵从市场原则联系在一起，但农业计划每年还是吃掉300亿美元，其中的2/3采取的是补贴的形式，另外1/3是消费者付出的更高的价格。这些项目背后的主要机制是价格支持：联邦政府主动为农场主支付每件产品一定量的钱；在这个价格上，农场主愿意卖多少，政府就买多少。因此，如果联邦政府出的价高于市场价，农场主就不在市场上卖东西了。因此，政府常常把大量各种各样的农产品积存在自己手里。于是就必得琢磨出，怎么把这些东西打发掉，同时又不把价格压下去。经常的情况是，政府干脆把东西毁了。罗斯福的农业衣钵一直留到了如今。
    20世纪80年代，美国农业部每年下令销毁：
    ★ 5000万个柠檬
    ★ 10000万磅葡萄干
    ★ 10亿个橘子
    花生的生产配额具有把花生和花生酱的价格翻一番的效果。奶制品补贴更荒唐，美国的每头奶牛每年得到的补贴高达700美元——埃里克·山斯伯格教授（Evic Schan：（y）指出，“这个数比世界半数人口的收入还多”。确实，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美国人的食糖价格比世界价格高500%，就是由于政府的价格补贴。这对种甘蔗的人来说当然是个好处，他们从这个政策中每年平均得到了235,000美元。但是，这政策让消费者每年花了30亿美元，把美国所有用糖的行业置于与外国生产者不利的竞争劣势中，后者不曾被迫为糖出这么膨胀的价钱。
    罗斯福反企业的狂热延迟了恢复
    新政的另一些方面也破坏了经济。新政的劳动法同样增加了与社会保障有关的劳动力成本，这进一步在失业问题上雪上加霜——按照经济学家理查德·维德尔（Richard Vedder）和拉威尔·伽拉维（Lowell Gallaway）的说法，到1938年，又有120万人失业。
    经济史家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论证说，“政体不稳”也阻挠了恢复。商人和投资者拿不准联邦政府下一步要干什么，又会有什么惩罚性的措施加在他们头上，就干脆不投资了。希格斯还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长期投资特别受打击。在证券市场上，长期债券的风险酬金巨大，表明行业领导人对未来非常不确定。希格斯从20世纪30年代搜集的调查数据暗示，对未来的这种不确定，变成了对未来政府政策的不确定。商人对占据白宫的那些人反商业狂热的各种各样的胡言乱语是很在意的。
    劳工立法的后果
    罗斯福用《国家劳资关系法案》（即为人所知的1935年《瓦格纳法案》），为有组织的劳工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标准课本想当然地以为对工会好的就对工人好（尽管现代工会的整个目的，是把人们排挤在一个行业之外，而不是为工会里的工人提高工资）。事实却相反。
    工会使社会贫困化的方式不计其数，从扰乱劳务市场到阻碍效率和发明的工作规则。“国家法律与政策中心”和“约翰·M. 奥林就业情况与政策研究所”联合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在报告中俄亥俄大学的经济学家理查德·维德尔和拉威尔·伽拉维估计，单是在过去的50年里，工会就花费了美国经济50万亿美元这么一笔庞大的钱。这里没有印刷错误。“这项沉重的经济损失，对经济的影响不是一次性的，”研究报告解释说，“我们的模拟结果揭示的，是这个组织在半个多世纪中的强大影响力，乍看起来这种影响力是每年发生一点点。”不令人惊讶的是，报告确实发现工会工人比会外工人挣的钱高15%；但是，报告还发现，一般的工资损失惨重，原因是经济规模比假定在没有工会的情况下小30%—40%。
    为什么在一个工会数量可以忽略不计的年代（1900年只有区区3%的美国工人在工会里），从1860—1890年的美国，制造业的实际工资提高了难以置信的50%，从1890—1914年又提高了37%？为什么美国工人比有多得多的入了工会的欧洲工人日子好得多？劳工史学家和活动家在解释这样的问题时，将会张口结舌。在对付这样的事实的时候，他们大多数人都避而不谈。
    “公共建设工程”的灾难
    新政的青睐者向我们保证说，罗斯福花费庞大的工程提供了工作和经济刺激。但是，这样的工作，是把一些人（纳税人）的钱送给另一些人，因此没有什么净刺激。其实，这样的项目肯定是坏的，坏就坏在它们把资本从私人扇面那里转移出去了，因此阻碍了以健康的方式来创造工作机会。经济学家约翰·约瑟夫·沃利斯（John Joseph Wallis）和丹尼尔·K. 本杰明（Daniel K. Benjamin）发现，花费巨大的新政项目“创造的”公共扇面的工作，是把私人扇面的工作干脆排挤了或者实际上毁掉了而已。罗斯福设立的公共建设工程以及为此付出的无数美元，只是吸干了资本以赞助那些本来就铺张浪费的项目而已，因为这样的项目缺乏指导着企业家投资决策的那种盈亏评价标准。
    用劳民伤财的工作买选票
    罗斯福的公共建设工程普遍腐败。经济史家已经在努力搞清楚这些项目在全国的分配——比方说，为什么人最穷的南方从罗斯福的“公共事业振兴署”（WPA）得到的帮助最小？
    许多学者注意到振兴署项目在西部各州出奇的多，1932年罗斯福在这个地区的竞选优势一直微薄，他们相信政治的考虑在这些项目的分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像加文·莱特、约翰·约瑟夫·沃利斯、吉米·F. 考奇和威廉·F. 舒格哈特二世这样的人，相信在新政开销与罗斯福的政治需要之间有重要的联系。比方说，政治因素在新政在各州的花费差别一事中占80%。罗斯福在西部各州花的钱比在南方多——南方为他提供了67%的选票，是因为在政治上南方比西部稳当得多，他不大需要买南方的选票。
    “振兴署”的工人常常被迫支持罗斯福喜欢的候选人，改换党派，或者为罗斯福的第二次大选“做贡献”。参议院的一项调查，一宗接着一宗地发现，“振兴署”的雇员得到指示，如果他们不想被炒鱿鱼，那就得把他们薪水的一部分贡献给这位总统的第二次竞选运动；还发现，那些拒绝支持一位受宠的候选人的人，在救济金名单上被除名了；还发现，登记在案的共和党人，被要求在救济金登记簿上写自己是民主党人，为的是保住工作。
    在罗斯福当政的年月，这些无论如何不是政治讹诈的独一无二的例子。标准课本提供了水门事件和尼克松滥用职权的全部细节（确实应该这样），但是关于作为此类勾当的先驱人物的罗斯福，却只字不提。芝加哥贫穷的神父詹姆斯·吉利斯（James Gillis）主办的保罗会天主教广播电台，批评罗斯福的法院改组计划，美国通信委员会就把这电台的执照拿走了。早在1935年，罗斯福就要求联邦调查局开始对各种各样的保守组织进行调查，在那十年的后半段，还秘密地搜集证据（当然是一无所获），要证明反对美国参与二战的“美国第一委员会”的那些显赫成员拿了希特勒的钱，这个委员会也被照习惯污蔑为纳粹和叛徒。
    法院告诉罗斯福，别那么急
    想起美国历史上有那么个时候，还是叫人心里热乎乎的，其时像罗斯福新政的那种项目，根据宪法，实际上遭到了批评。20世纪30年代，最高法院也有足够多的法官，坚持对宪法进行诚实的解释，像《国家工业康复法案》和《农业调整法案》这样的计划实际上被宣布为违宪。
    不需要说，法院的裁决激怒了罗斯福。他公然指责高法的“九个老家伙”，说他们对宪法的解释只适合于“骑马生臭虫的旧时代”。但是，除了指责，他还走得更远。1937年，罗斯福建议：最高法院的法官，凡是到了70岁的，如果不辞职或者退休，那就要补新的法官。由于当时最高法院的九位法官有六位都过了70岁，那么这项建议立法将允许罗斯福另外加六位法官到最高法院中。
    起先，这位总统试图声称他的计划仅仅是有意为年老的法官提供帮助，但是连他自己的一些支持者都遭到了这个明显的谎言的羞辱。最后，罗斯福对自己的意图更加直言不讳：他相信目前的法官班子和过时的法学牵扯不开，对宪法的一种更灵活的看法需要引进到最高法院，以确保他的新政项目。
    对这项计划的反对是强烈的，甚至罗斯福的许多民主党同伴也反对。谢天谢地，这个法案被驳回了。但是，罗斯福对法院的恐吓或许已经发生了效果。特别是，有人怀疑总统的压力可以解释为什么欧文·罗伯特（Owen Roserts）法官突然在自己的决定中对这个政府变得友好得多了。然而，原来罗斯福毕竟有机会影响法院，哪里需要如此粗鲁的操作。在其后的四年里，这位总统有本事在法院里填了七个空缺，有人辞职了，有人退休了，有人死了。
    新法院是个什么样子
    一旦罗斯福在这个新法院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新法学是个什么样子呢？参看一下1942年的“韦克特诉费尔本案”。法院裁定：在自己的地产上为自己家用而种小麦的农场主，落在“州际商业”这个名堂之下，在宪法的州际商业条款之下服从联邦的管理。家产的小麦，用法院的话说：“为种植小麦的人的需要所提供的小麦，将以其他方式反映在自由市场的购买行为中。在这种意义上的自家种植的小麦，就与商业中的小麦进行竞争。”有人为自己供应小麦，由于他不是从市场上买的这小麦，他因此就影响州际商业。在这个标准下，任何东西都有资格影响州际商业——因此就得服从联邦政府的管理。
    法院成了为联邦政府的行动提供合理性的工具，成了把各州置于俯首听命境地的工具。在1939年的“古林诉华莱士案”中，法院暗示联邦政府可以把它的权力扩大到任何可能对“全民福利”有好处的领域。
    二战把美国救出大萧条了吗？
    那么，如果新政不曾把我们救出大萧条，什么东西救了我们？有些人，包括许多教授，被迫承认新政的失败——说二战救了我们。二战是一个美国经济大繁荣的时代，这场战争把这个国家从大萧条中拯救了出来，这种说法都成了传统智慧的一部分。显而易见，这不是真的。如果那是真的，那么总搞战争会是个好主意。想想所有那些不得不去生产原料、制造飞机和装配导弹的人们吧。
    历史学家已经把战争期间达到的那些真实的产值数字搞出了不少。但是，这些增长，大多数归于军备与武器的制造，以及给军人的报酬。这样的生产，与普通人的需要是不搭界的。把资本和其他资源转移到消费者不会买的货物上，消费者的日子更难熬了。在1943—1945年之间，大约五分之一的劳动力——包括军队、为军队服务的平民雇员、在军需品行业中工作的人，以及失业者——都既不生产任何生活消费品，也不生产资本货物。当然，这还不是全部；一直是60%的税金用于资助不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东西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占到40%。所有这一切都等于物质财富的急剧损失。
    征兵降低了失业率！
    失业确实不见了，这是真的。但是，它不见了，主要是因为700万人参军了，且大多数人是强征入伍的。如罗伯特·希金斯（Robert Higgs）解释的那样：“战争期间政府把相当于战前劳动力的22%那么多的人拉到了军队中。可好了，失业率降到了很低的水平。没人需要一个微观经济模型来理解这个事情。”在一种健康的经济中，总是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生产更多的货物。然而，新政的那种有病的经济，能让失业问题出现一个凹坑，但只能通过把超过五分之一的劳动力强征入伍才办得到。
    与此同时，在1940—1944年之间，制造业每周工作时间增加了七小时，外加多挖了50%的含沥青的煤炭。要得到大家需要的货物，却更难了，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没人在战时能买辆新车、新房子或者大件的用具，因为政府已经完全禁止生产这样的东西。大量其他货物也求而不得，或者难以得到，从巧克力到糖、肉、汽油和轮胎。正如经济学家乔治·雷斯曼（George Reisman）解释的那样：
    人们相信他们在二战的时候繁荣，因为他们堆积起了大量花不掉的收入——以纸币和政府债券的形式存在。他们把积累起来的这种纸上的资产和真实的财富混为一谈。不可思议的是，大多数经济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度量二战的生活水平的时候，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把那段时间大体上花不掉的“公民收入”计算在内了。
    不需要说，这不是繁荣。最终结束大萧条的，既不是经济立法，也不是二战，而是战后正常的情况恢复了，在罗斯福年代骚扰企业的不稳定的情况消除了。假如没有胡佛和罗斯福的那些毁灭性的愚蠢政策，繁荣将来得早得多。

邱晓云

征兵降低了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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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征兵发动战争，中国古代的修陵寝，一样达到目的，显然更文明。

小只只

这个话题挺有意思。考验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时候到了，看谁不敢发言，看谁说不出所以然来。

枫林仙

有什么考验的,主帖的观点就是右派死硬分子罗斯巴德的观点.

李旧苗

凯恩斯经济学与罗斯福新政

熊贤良


    《读书》去年第九期邹谠教授的谈话(二)，象前半部分一样，读后令人耳目一新，得益非浅。但白璧微瑕，不知是否邹教授疏忽所致，他在谈话中认为：“凯恩斯的经济学……发生在罗斯福新政之前，并成为新政的理论依据”，用以说明理论应当超前和指导实践。这一论据与史实不符，也早被人否认过了。罗斯福新政时期的主要智囊人物之一特格维尔曾说，把“新政”的实施归功于凯恩斯的影响，是“凯恩斯派的神话”(见特格维尔所著《民主主义的罗斯福》，374页)。
　　从时间上看，标志着凯恩斯经济学形成和“凯恩斯革命”的是一九三六年他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而罗斯福新政则在他上台的一九三三年就迅速展开了，尽管二者有“惊人的一致”，却谈不上新政的“依据”是凯恩斯的经济学。
　　直至一九三六年《通论》的发表，他才完全摆脱了传统理论，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也只有此时，他才实现了理论上的“凯恩斯革命”，真正成为“凯恩斯主义者”，但他的理论没能走到罗斯福新政的前面，也没有罗斯福在实践中走得远。在此之前的“百日新政”期间，作为具有巨大创造性的政治家和以“试试看，如果失败了，再试试别的”为格言的务实派，罗斯福的新政已轰轰烈烈地展开——银行法、工业复兴法，公共工程、农业调整法、证券法……既顺应了当时美国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潮，又应付了危机的紧急而实际的需要。所以，难怪西方有的学者说：“在三十年代的(美国)新政期间……推行新政的人看来没有读过凯恩斯的著作，也没有受到这个思潮的影响。罗斯福总统也不例外。”(转引自杨君昌编的《凯恩斯革命》)罗斯福、凯恩斯，同为大萧条时代所造就的英雄，与其说凯恩斯为罗斯福提供了理论依据，倒不如说罗斯福的辉煌而大胆的实践，为凯恩斯的理论创造提供了条件，带来了“灵感”，加速了凯恩斯向“凯恩斯主义者”的转化。凯恩斯的理论真正为资本主义的实践提供依据那是以后的事了。
　　订正这一重要的史实，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改革、经济学理论的重建也很有启示：当旧的理论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实践的时候，不应一味埋怨理论的落后，更不应因噎废食，停止实践的发展和积极探索。只有实践到一定程度和水平后，才可能建立新的经济理论，从而指导实践。

熊贤良，1967年出生。1985年9月-1988年7月，在武汉大学经济学院读本科。1988年9月-1991年7月，在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其中1989-1990学年在复旦大学中国－美国经济学研究生培训中心学习。此后继续在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读博士研究生，并提前于1993年12月获中国－加拿大联合培养国际经济学方向博士学位。1994年春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2000年12月底任重庆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至今。

李旧苗

论凯恩斯理论与罗斯福“新政”的关系


方福前



    关于凯恩斯理论与罗斯福“新政”的关系问题，我们往往可以见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罗斯福“新政”是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理论无关。这两种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存在。例如，美国学者福克讷认为：“如果说‘新政’时期的年轻经济学家们是受到任何理论支配的话，这些理论便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的理论，他的思想在三十年代中叶为许多人所熟悉并且加以讨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成为了‘新政’经济学家们的《圣经》”。（注：〔美〕福克讷：《美国经济史》，中文1版，下卷，第3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前苏联有学者认为：“新政”时期的“罗斯福政府的活动，是以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的思想为基础的”。（注：〔前苏联〕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中文1版，第271页，北京：三联书店，1975。）我国有些学者认为：三十年代“罗斯福总统推行了一整套所谓‘新政’，……这是根据凯恩斯理论创立起来的和平时期从未有过的广泛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现代美国经济问题简论》，第1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而美国学者贝茨的看法则是：“凯恩斯最有影响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到1936年方才问世，故新政的经济理论中并无所谓‘凯恩斯’这样一个学派，含有这些概念的某些新政措施早在该书出版前就已经付诸实施了。”（注：〔美〕拉尔夫·德·贝茨：《1933—1973年美国史》，中文1版，第67页，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我国学者厉以宁教授则认为：“三十年代初期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各种有关国家加强干预的政策建议，以及他们关于财政金融和就业问题的论著，直接影响了罗斯福和他周围的经济顾问。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在美国，直到三十年代末期，作为‘新经济学’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说，才被美国最高当局所接受。”（注：张培刚，厉以宁：《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第368、402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我们发现，持罗斯福“新政”是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观点的学者大多是根据凯恩斯理论和罗斯福“新政”都以“政府干预论”为主旨来得出结论的：凯恩斯理论论证了政府干预论，罗斯福“新政”实施的是政府干预论。认为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理论无关的这些学者似乎是根据时间次序来判定二者之间不存在果因关系的：凯恩斯《通论》出版于1936年2月，而罗斯福“新政”则始于1933年3月。
    本文首先叙述史实，然后就凯恩斯理论与罗斯福“新政”的关系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最黑暗的时期就任美国第32任总统的。当时美国经济形势的糟糕程度可以从他在1933年3月4日的就职演说中的一段话中看出来。他说：“价值下降到了惊人的地步，赋税上涨了，人们支出能力下降了，各级政府面临严重的收入紧缩，当前贸易的交换媒介冻结，工商企业枯萎的落叶随处可见，农民的产品找不到市场，成千上万的家庭多年的积蓄化为乌有。”更为严峻的是，“一大批失业的公民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同样有一大批的人辛勤工作只能得到微小的报酬。只有盲目乐观者才能否认目前黑暗的事实。”（注：《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集》，中文1版，第263、265页，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罗斯福总统一反他的前任胡佛总统的“政府无为论”，认为“复兴不仅靠观点的改变，这个国家需要行动，需要立即的行动。”（注：《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集》，中文1版，第263、265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罗斯福把消灭失业、 保存人力和自然资源作为新政府的首要任务，认为这可以通过政府行动来办到。他向全国选民们说：“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使人民工作。如果我们明智地和勇敢地面对这个问题，那么它是能够解决的。政府本身难免通过筹款解决部分问题，就像我们对付战争紧急状况一样，而同时通过这种就业方式，建成大型工程，以刺激和重新调整我们自然资源的利用。”（注：《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集》，中文1版，第263、265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罗斯福一上任，就要求美国国会授予他“应付紧急状态的广泛行政权力”，推行他在总统竞选时就向美国人民许诺的“新政”。随后，《紧急银行法》、《农业调整法》、《全国产业复兴法》、《存款保险法》、《证券法》、《紧急救济法》、《公用事业法》等70多个“新政”法令被批准实施，从而开始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
    自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爆发以来，凯恩斯就一直关注美国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 并试图把他的思想和政策主张灌输给罗斯福政府。1933年3月13日至16日，凯恩斯以《通向繁荣的途径》为总标题在《泰晤士报》上连续发表4篇文章，对当前英国的经济形势做了分析， 并就如何复苏经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4篇文章显现了凯恩斯正在写作中的《通论》的基本观点。（注：详见拙著：《从〈货币论〉到〈通论〉》，第五章、第六章，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不久，凯恩斯将这4篇文章委托《泰晤士报》业主威斯康特·阿斯托（Viscount Astor）转呈白宫新主人罗斯福和美国国家预算局局长刘易斯·道格拉斯（Lewis Douglas）。为了让他的思想为更多的人了解，凯恩斯又将这4篇文章以小册子的形式先后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为了引起美国读者的兴趣，凯恩斯对美国版《通向繁荣的途径》的小册子做了许多增删和修改，以便更加贴近美国当时的情况。在《通向繁荣的途径》中，凯恩斯用乘数理论来论证政府借款支出的经济意义。在英国版的《通向繁荣的途径》小册子中，凯恩斯估算英国的乘数大约等于2，而在美国版的小册子中，他估算美国的乘数大于2。这实际上是劝告美国人，由政府增加一笔投资所带来的就业和国民收入的增加，美国的效果要大于英国的效果，美国政府更值得去进行借款支出。大西洋彼岸的罗斯福“新政”给了凯恩斯以极大的鼓舞。凯恩斯倡导了多年的政策主张，在英国历经磨难，支持者寡，反对者众，而如今终于在美国找到了知音，找到了试验地。自1933年3月罗斯福入主白宫以后，凯恩斯明显地增加了与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的联系。他的文章不时在英美报刊上露面，他的讲话时常在英美两国广播电台播送。他特别关注的是罗斯福“新政”所出台的政策法令及其实施效果。 1933年6月12日，美国和西欧诸国在伦敦召开国际经济会议。根据会前各主要参会国之间的磋商，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关税，恢复国际金本位，稳定各国货币币值和汇率，试图借此来复苏经济。这个会议目标与凯恩斯的设想相左。早在《通向繁荣的途径》的小册子里，凯恩斯就提出：要想复苏世界经济，除非世界各国通过增加借款支出来提高世界物价，否则舍此别无他途。他认为，通过增加各国的借款支出来提高世界物价，应当是国际经济会议的中心议题。为了达到他所设想的目标，他向国际经济会议提出如下建议：建立一个发行金本位纸币（goldnotes）的国际权力机构，这种金本位纸币的面值用美国美元的含金量来表示，发行的最大数额以50亿美元为限，这些纸币按照1928年底各国拥有的黄金储备量分配给参与国，但是任何一个国家获得的最高限额不得超过4.5亿美元，各参与国用这些纸币按相同的面值来兑换他们的政府金币债券（the gold-bonds）。凯恩斯认为，这样做可以消除各国中央银行的担忧，让他们腾出手来进行借款支出，由此来提高物价和恢复就业。（注：参见：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Maynard Keynes, Vol. 9, P355、P358、P360, London: Macmillan,1972。）因此他反对恢复金本位，认为各国货币本位与黄金之间的平价不应固定不变。因为金本位制不利于实行通货管理和政府进行大规模借款支出，因而不利于通过适度的通货膨胀来恢复生产和就业。凯恩斯的上述主张和罗斯福的政策思想不谋而合。罗斯福已于1933年4月18日宣布在国内放弃金本位制，并打算通过有节制的通货膨胀来提高一般价格水平，从而达到复苏经济的目的。但是国际经济会议召开以后，恢复金本位制的呼声仍然在会上占了上风，就连与会的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all）也认为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会同意降低关税，并把美元固定在当时的金价上。鉴于这种形势，罗斯福总统觉得有必要另派专人去伦敦，把他的意图转达给国际经济会议。领命前往伦敦的是总统顾问班子的首要人物、先为罗斯福起草竞选演说，后为罗斯福拟定“新政”纲领的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行前，罗斯福授命莫利：你的根本任务是让美国代表团和其他与会者得到一个印象：我在国际上的首要目标是提高世界物价水平。总统同意莫利到伦敦后去拜会凯恩斯，就有关货币方面的问题去请教后者。（注：A·M·Schlesinger,Jr.,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P216 —217,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9。）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第一次“新政”之初，罗斯福就已经了解凯恩斯的基本思想和政策主张。7月3日罗斯福给国际经济会议发了一份“出人意料的电报”，宣布美国不能同意稳定美元的黄金比价，而听任美元贬值（美元已于该年6 月下旬开始贬值）。这份电报犹如给会议引爆了一颗炸弹，一时舆论大哗。凯恩斯以闪电般的速度著文支持罗斯福。7月4日凯恩斯在《每日邮报》上发表题为《罗斯福总统非常正确》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很久以来没有一位政治家像美国总统昨日所做的那样快刀斩乱麻地行事了。他向我们表明了他的立场，并敦促大会着手进行实质性的工作了。但是如果有必要他将单枪匹马地干，他有充分的能力孤军作战。……总统发出的信息具有凌驾于其本源之上的重要意义。实质上，这是对我们能否做出是走倒楣的老路还是探索新途径之决定的挑战；这些途径对政治家们和银行家们来说是新的，但对思想来说并不新鲜。因为新的途径导致对未来通货的管理，而研究通货管理一直是战后经济学的主题。”（注：〔英〕R·F·哈罗德：《凯恩斯传》，中文1版，第475—476 页，第4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美国著名记者和政论家李普曼于6月23日到伦敦，翌日即拜会了凯恩斯。为了平息与会各国代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凯恩斯还应莫利之邀为罗斯福捉刀：代罗斯福起草了一个提纲，并和莫利、沃尔特·李普曼等人一道，按照这个提纲起草了一份声明，向与会代表解释罗斯福总统的意图。
    1933年12月6日， 凯恩斯在剑桥会见了来牛津大学作访问教授的哈佛大学的行政法教授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后者后来成为罗斯福顾问班子中的重要成员。弗兰克福特原来是一位平衡预算论者，由于受凯恩斯思想的影响，转而相信扩张性财政政策。二人在会谈时商定，由凯恩斯给罗斯福总统写一封劝告信。凯恩斯同意给罗斯福总统写一封公开信，信在公开发表以前由弗兰克福特转交罗斯福。这封信于1933年12月31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次年1月2日经压缩又发表在《泰晤士报》上。写给罗斯福总统的这封信是一封长信，内容除了开头语以外，还包括“英国人的看法”，“当前任务”，“《全国产业复兴法》的目标和结果”，“提价问题”，“繁荣、衰退和战争”，“通货和外汇”，“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优先的政策”和“大量的廉价信贷”9个部分内容，它集中体现了当时凯恩斯反萧条的思想和政策主张。在信的一开头，凯恩斯对罗斯福“新政”做了这样的估价：“您使自己成了世界各国致力于在现存社会制度中用合理的实验手段除弊兴利之士的受托人。如果您不幸而受挫，则合乎理性的变革将在全世界受到严重的损害，那么只得听任传统教义和革命去一决雌雄了。但是如果您大功告成，那末新的更大胆的方法将会在世界各地被试用，历史将记载，新经济时代的第一个篇章是由您入主白宫开创的。”（ 注： The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 21,P289～297,P320 322,London:Macmillan,1982。）凯恩斯告诫罗斯福说：你现在肩负着复苏与改革的双重使命。二者都重要，但是前者更为紧迫。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草率是有害的。“通过短期复苏的成功来提高您的政府的威信，才会获得长期改革的动力。”（注：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21, P289～297,P320～322,London:Macmillan,1982。）凯恩斯认为，在过去的9个月里，美国政府似乎对改革操之过急：《全国产业复兴法》的主要内容是改革，这可能会阻碍复苏。那么，如何才能使经济尽快复苏呢？凯恩斯根据他当时初步形成的有效需求原理向罗斯福提出如下的复苏的技术建议：由于“复苏的目的是要增加国民产出和使更多的劳动者有工作。在现代世界的经济制度下，产出原来是为销售而生产的；因而产量就由与生产的直接成本相比较的、预期未来在市场上会有的购买力的数量来决定。”（注：The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 21,P289～297,P320～ 322,London:Macmillan,1982。）因此，只有操作以下三个因素才能增加产出：“必须引诱个人在他们现有的收入中花费更多：或者通过提高未来的信心或降低利息率引诱企业界为其雇员创造更多的现期收入，而这只有通过增加这个国家的营运资本或固定资本才能办到；或者必须求助于公共权力当局通过借款或印钞票进行支出来创造更多的现期收入。 ”（注：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21,P289～297,P320～322,London:Macmillan,1982。）但是凯恩斯认为，在萧条时期，前两个因素不足以使经济复苏，只有第三个因素才是推动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他写道：“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不可能指望第一个因素能按足够的规模发挥作用。第二个因素只有在经济潮流被公共权力当局的支出扭转以后才能作为攻击萧条的第二次浪潮而出现。因此，只有第三个因素才是我们可以指望的初始的主要推动力。”（注：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 21，P289～297，P320～ 322,London:Macmillan,1982。）不难理解，凯恩斯在这里所说的推动复苏的三个因素就是封闭的宏观经济模型中构成总需求（国内总需求）的三个因素。他认为个人消费需求不足以启动复苏，私人投资需求只有在政府投资活跃了市场以后才会增加，因此经济复苏只有依靠政府通过借款或印钞票来扩大支出，刺激总需求。在这里，凯恩斯已经把他正在写作的《通论》的主旨和赤字财政政策主张表达得一清二楚。 凯恩斯对罗斯福说，美国经济之所以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天复苏受挫，是由于他入主白宫后的头6个月没有增加新的借款支出。“今后6个月的形势将主要取决于您是否在近期一直在为更大的政府开支铺平道路。”（注：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 21,P289～297,P320～322,London:Macmillan,1982。）凯恩斯劝告罗斯福不要受粗糙的货币数量论的影响。他认为，如果货币数量是刚性固定的，提高产出和收入将会遇到障碍；于是一些人由此得出推论，产出和收入能够通过增加货币数量来提高。凯恩斯认为试图通过增加货币数量来增加产出和收入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这就好像试图通过买一条更大的裤带来使自己变胖一样。……强调货币数量而不强调支出数量是一种最大的误导，前者仅仅是一个有限的因素，后者则是最重要的因素。”（注：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John Maynard Keynes,Vol. 21,P289～297, P320～ 322, London:Macmillan,1982。）他进一步认为，把货币数量论应用于外汇外贸方面，认为黄金价格和商品价格之间应当有一种精确的数量关系，是更为愚蠢的想法。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和外汇政策应当主要服从于把产出和就业提高到适当水平上这一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凯恩斯向罗斯福提出如下的政策性建议：优先加以考虑的政策应当是由政府实施的大规模借款支出，这些支出应优先用于能迅速见效的项目上，如修铁路，其目的是要启动复苏。其次要考虑的政策是保持廉价并且充裕的信贷，特别是降低长期利息率。他提出应当把美国的长期政府债券的利息率降低到2.5％或更低些。凯恩斯相信，随着这些政策的采用和发挥作用，“我很有把握地期望有一个成功的结果。这样做的重要意义不但是带来美国和全世界的物质繁荣，而且会通过恢复人们对政府智慧和力量的信心来振奋人们的精神！”（注：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 21,P289～ 297,P320～322,London:Macmillan,1982。）1934年1月13日，凯恩斯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广播讲话，对美国的经济形势做了进一步评论。这个讲话稿后来发表在1月17日的《听众》杂志上，题为《罗斯福的经济试验》。这篇讲话稿对罗斯福“新政”的背景进行了分析，对“新政”的主要法令，如《全国产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证券法》和有关银行的法令的目的和预期效果进行了评论，并分析了自1933年冬天以来罗斯福政府所采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提高物价，放弃金本位，美元贬值和扩大政府支出。他仍然担心美国政府在公共工程上的支出过小而不能救治失业。他认为罗斯福的“新政”试验在经济史上将会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理论劝告第一次被这个世界上的统治者之一用作大规模行动的基础。1934年1月15日，罗斯福总统提出一项动议，要求国会通过立法来安排一个健全的和适当的货币制度。这项提议的内容之一是应当授权给总统把美元的金价固定在原有金价的50％到60％之间。1月20日凯恩斯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就此事发表评论，题为《罗斯福总统的黄金政策》。凯恩斯称赞罗斯福的主张是真正的进步。他认为罗斯福在旧式的传统学说和极端的通货膨胀论之间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凯恩斯相信，罗斯福的黄金政策和他的支出政策相配合，可能会成功地把美国引向复苏之途。如果美国能够走出这次萧条的低谷，整个世界经济活动的回升将会指日可待。1934年1月30日，美国国会通过《黄金储备法》， 授予罗斯福总统所寻求的各项权力。次日，总统签署了这个法案使之生效，并把新的黄金价格定为每盎司35美元，美元含金量为它1933年以前价值的59.6％。1934年的春天带给凯恩斯一个亲自考察美国经济形势和拜见罗斯福总统的机会：哥伦比亚大学决定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学位授予仪式定于6月5日举行。凯恩斯计划花3周时间访问美国，其中大多数时间在纽约和华盛顿度过。5月9日，凯恩斯乘“奥林匹克”号轮船横渡大西洋，6天后抵达纽约。5月21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设宴款待凯恩斯。出席这次宴会的人许多是凯恩斯的老朋友和金融界、经济学界同仁，如：弗兰克·阿尔茨契尔（Frank Altschul），沃尔特·凯斯（Walter Case）， 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拉塞尔·莱芬韦尔（Russell Leffingwell），沃尔特·李普曼，奥格登·米尔斯（Ogden Mills ），韦斯利·C·密契尔（Wesley C•Mitchell），沃尔特·斯图亚特（Walter Stewart）和约翰·享利·威廉斯（John Henry Williams）。在纽约逗留近10天以后，凯恩斯又赴华盛顿出席5月25日至30日的一系列会议。此间，经老友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的引荐，凯恩斯拜会了罗斯福政府的一大帮要员和罗斯福顾问班子（智囊团）的许多成员。5月25日，凯恩斯在出席赫伯特·费斯（Herbert Feis ）为他举行的家庭晚宴前拜会了美国劳动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小姐（ Frances Perkins ）和罗斯福顾问班子的重要成员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Rexford Tugwell）以及贾斯蒂斯·布雷达斯（Justice Brandeis ）。次日，凯恩斯会见了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尔后和罗斯福最年轻的智囊卡尔文·胡佛（Calvin Hoover ）共进晚餐。5月28日5时15分，罗斯福总统接见凯恩斯，宾主双方进行了1小时会谈。会谈内容目前无资料可考。事后凯恩斯说这次会谈是“十分激动人心的”。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在6月23日给凯恩斯的信中说，总统在6月11日给他的信中称：“我和凯恩斯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谈并对他深怀好感。”（注：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Keynes ,Vol. 21,P289～297,P320～322,London:Macmillan,1982。）看来对于这次会谈，宾主双方都是满意的。5月29日，凯恩斯应邀在美国联邦参议员午餐会上发表关于国内复苏问题的意见的演讲。当晚，凯恩斯出席了美国《全国产业复兴法》研究与计划部的顾问们为他举行的宴会，并会见了美国农业调整局局长刘易斯·比恩（Lwei：（ean）。凯恩斯于5月30日返回纽约。6月1日至4日，凯恩斯应邀参加了美国全国产业会议在纽约市附近的一个农场召开的全委会。在6月5日被哥伦比亚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以后，凯恩斯于6月6日在美国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发表演说。这次演说首次向美国经济学界同仁公开了他正在撰写的《通论》的核心内容——有效需求理论。演说共分三个部分（标题）：1、有效需求理论；2、乘数原理；3、将上述两个原理应用于美国的初步资料。在演说的第一部分，凯恩斯开宗明义就说：在既定的状态下，除非企业主预期有效需求增加并准备满足这部分增加了的需求，否则产出和就业就不会增加。要增加有效需求，只能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途径来启动：“（1）公众有更大的意愿把既定的收入用于消费。这可以称之为消费倾向提高，而这种提高必须和由于收入增加而带来的实际消费提高区别开来。消费倾向提高意味着在既定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增加。”“（2）来自可以称之为投资倾向提高。引起投资倾向提高的原因或者是对于投资的未来报酬的信心提高，或者是引诱在资本资产上的投资支出增加的利息率降低，或者是政府进行借款支出。”“（3）来自预期消费需求增加而引起的营运资本增加。”（注：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13,P457～468,London:Macmillan,1973。）凯恩斯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美国几乎没有希望通过提高消费倾向来作为复苏的初始推动力，第一级推动力一定是来自投资倾向提高，这包括各种政府借款支出。而增加有效需求的第三个因素只不过是在经济社会由低水平的产出走向高水平的产出的时候强化另外两个因素作用的效果。在演说的第二部分，凯恩斯阐述了他的乘数原理。与《通向繁荣的途径》不同，现在凯恩斯是用边际消费倾向的特性来论证乘数的数值不会无穷大。他说：“当由个人和企业构成的社会其收入增加时，由于存在一个永恒的心理规律，使得他们事实上不是把全部增加了的收入都用于增加消费。不妨说，当收入增加时，储蓄的绝对量也增加，虽然不一定同比例增加。”（注：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Maynard Keynes,Vol.13,P457～468,London:Macmillan,1973。）有了边际消费倾向思想，标志着乘数理论趋于成熟。 在这次演说中，凯恩斯估计英国的乘数是3，美国的乘数大于3。他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的救济支出相对于正常收入来说其规模没有英国大，美国的救济支出占正常收入的1／3，而英国几乎占了一半；又因为美国用于进口品的支出小于英国。另一方面，企业把增加的利润储蓄起来而不是把它分配给股东以供他们花费的倾向可能在美国更大些。 凯恩斯还提醒他的美国同行注意：有效需求是用货币单位来测量的。因此有效需求增加不意味着生产会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如果存在充分就业，政府借款支出增加纯粹是通货膨胀，支出只是耗尽在更高的物价上，不会增加产量。但是，当存在过剩的未被利用的劳动和设备资源时，增加有效需求的效果将部分用来增加产量和就业，部分用来提高物价。这两个效果之间的比例将取决于供给弹性和随着产量增加成本提高的趋势。只要这个国家的劳动和资本设备大量地利用不足，这个效果就会主要在增加就业上反映出来。由于某些关键的特殊的资源被充分利用从而达到瓶颈状态以后，这个效果将耗尽在更大程度的物价提高上。当这个社会的全部劳动和资本被利用了这一点达到以后，进一步增加有效需求除了无限提高物价以外，不会有别的什么效果。这将会达到真正的通货膨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传统的观点（如“财政部观点”）就变得正确了。（注：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13,P457 ～468,London:Macmillan,1973。）在演说的第三部分，凯恩斯介绍了如何运用有关统计资料来估算有效需求的变动和乘数数值。但是他强调，他这次演说的目的不是要做预测，而是要为判断经济形势的走向提供一种理论背景。最后，他又回到10年前就已经提出而近些年一直反复强调的主题上：“我的主要目的是驳斥这样一种流行的观点：政府借款支出规模这样小，因而在整个经济形势中是一个次要因素。我可以肯定地说，它在今后的岁月中将会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经济形势的全部进程将由政府借款支出来左右。

李旧苗

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理论和对策
——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




    《科学时报》：应对金融危机，人们往往从历史中寻找借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是研究大萧条的专家，人们对大萧条的关注也在持续升温，你认为当年应对大萧条的主要措施是什么？
    纪坡民：对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作为“病理学”，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表现了惊人的预见性；而对大萧条的“诊断”或“治疗”，提供理论阐释的是凯恩斯的宏观控制理论，真正付诸实践的则是罗斯福“新政”。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病理学”，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治疗学”，后来这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表明，这个“治疗学”还是相当有效用的。
    当年的罗斯福“新政”，主要的对策有三个方面：
    第一，提高工人工资，扩大消费，增加“有效需求”。罗斯福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由议会通过法案，在工人同资方订立工资协议时，给工会授予集体谈判权。此举转变了工人在劳资关系中的弱势地位，使工人工资大幅上升，有的甚至翻了两番。这个法案的实施过程中，触发了劳资双方的激烈冲突，甚至闹出许多人命案，地地道道可以说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位美国记者写的《光荣与梦想》一书，对此有非常生动的记述。
    第二，兴办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既弥补了私人投资的不足，又部分解决了就业问题，缓解了美国的经济萧条。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如胡佛水库和密西西比河流域治理，还有美国的高速公路网，就是在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
    第三，扩军备战。大萧条过后仅六七年，到三十年代末，西方各国又进入新一轮的经济萧条。恰逢此时，由于面临世界大战的威胁，美国开始扩军备战，军备的巨大需求，有力刺激和扩大了生产，解决了“有效需求不足”。客观地说，对扭转经济萧条的局面，扩军备战的作用更为根本。当年，希特勒德国的所谓“金融奇才”沙赫特，还有二战期间的日本军部，也是用扩军备战的办法，躲过了新一轮的经济萧条。不过，这种战争经济的发展，无疑不会给人民带来生活的改善。
    应对如今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论——马克思和凯恩斯
    《科学时报》：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到全世界，也影响到中国。对中国经济的问题，在理论上应当如何认识，你是怎么看的？
    纪坡民：全球化，让世界经济联为一体了。美国经济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素质也最高，他们闹金融危机，自然会影响全世界，就像人们说的，“美国感冒了，全世界都会打喷嚏。”中国同美国如今在经济上联系十分紧密，自然也会受影响。
    不过，中国经济如今存在的问题，同美国经济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情况却不一样，不仅不一样，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无独有偶，中国和美国的对比，就像前面讲的，与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同如今的金融危机的比较，相当类似。中国经济如今的情况，是生产过剩、需求不足，这同美国三十年代的情况是一样的，而同美国经济现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消费过度，“寅吃卯粮”，则恰恰相反。
    质言之，我们这个自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如今存在的经济问题，恰恰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得那种情况 —— 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历史仿佛给我们开了个不很恶意的玩笑，它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这些年来，人们似乎认为马克思主义己经过时了，可是，我们如今却发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能够大有用武之地的，正是在中国。
    其实，中国经济的“生产过剩”——当然是相对于国内有效需求而言，在许多年前就己经存在了，之所以没有在若干年前就酿成美国大萧条时那样的灾难性局面，是因为二十世纪末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格局同三十年代各国竞相实行“贸易保护”的情况不一样了。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市场，其巨大的需求容量，吸纳了中国经济的“生产过剩”，把它转化为我们如今两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有人说，在二十世纪末开启的新一轮全球化中，中国是最大的受益国，看来此言不虚也。而现在，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美国和欧洲、日本的市场需求萎缩，使中国商品的出口受阻，由于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相当高，导致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受到威胁，“生产过剩”的问题才浮现出来。
    既然中国经济如今面临的问题，同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一样，都属于作为“资本主义病理学”的马克思经济理论解释的范畴；那么，解决中国如今的经济问题，也可以到凯恩斯经济学和罗斯福“新政”去寻找其“治疗学”，不妨参照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的应对之策。
    《科学时报》：按照你这种说法，来看看我们的政策选择。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趋势下，扩军备战首先要被排除了。
    纪坡民：现在看来，国际形势像三十年代那样，马上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显然很小，大规模扩军备战没有必要。当然，鉴于欧美日仍未解除对华武器禁售，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主要应当依靠自己，因此，增加一些国防科研投资，是必要的。不过，这对于经济上拉动国内需求来讲，所起的作用很有限，在这方面做不了多大的文章。
    《科学时报》：最近不断有人呼吁通过提高工资来提高民众的购买力，这一点上的文章能做多大？
    纪坡民：大幅度提高工资，当然是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当年的罗斯福“新政”，对扭转大萧条的局面，比较起作用的也是这一条。但是，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也很难有大作为。
    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主要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决定的，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现在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仍然基本是供过于求，因此，工资大幅度提高不现实。同时，工资大幅度提高，也就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这会牺牲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削弱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利的。
    《科学时报》：有学者指出，应该大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只有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了，人们才敢花钱，才能拉动内需。
    纪坡民：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刚刚起步建立，确实水平很低，需要大力加强和完善。不过，应当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我国这些年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按人均水平，财力相当有限。社会保障体系要达到发达国家那样的水平，我看起码还需要五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对这一点，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国力差得还很远，欧美日那些发达国家“饱汉不知饿汉饥”，我们不要听人家夸奖了几句，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加强与完善社会保障，无论从财力支持还是从道德角度考虑，我的意见，应当首先把最基本的保障搞好。我国目前的两极分化相当严重，具体地说，有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个体之间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两极分化，又集中地表现在中西部地区农村的贫困户，目前的“农村低保”，每人每月才五十块钱，亟须提高，要说，翻一番也不为过。不过，即使是翻两番吧，也不过200块钱。这部份人群的数量，总的来说不多，所需资金总额的数量也不大，对拉动整个国家的经济，从扩大需求的角度来说，效果不会有多大。
    中国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公共工程
    《科学时报》：这样说来，中国经济问题的应对之策，主要是公共工程了，我国过去已经搞了不少，你认为现在还有很大潜力吗？
    纪坡民：中国真正大有作为的领域，还是公共工程建设，铁路、公路、水电水利、生态建设、国土整治等，这些算是“硬件”，公共工程，还有一些属于“软件”的内容，如教育、卫生、科研、体育，以及体制、法制的建设等，该做的事情多得很。拿铁路和公路来说，美国在1930年代就己建成全国铁路网，总长度30多万公里，大约是我国目前铁路的四倍，在1930年代后，又建起全国高速公路网，中国地形复杂，铁路公路建设的工程量要大得多；再拿水电水利来说，发达国家水电的开发程度，大都在80％以上，我国连20％都不到，我国北方严重缺水，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影响到农业生产，我国粮食供应的远景形势相当严峻；至于生态建设，如江河和沙漠治理等，国土整治方面的任务，由我国的地理条件所决定，更是大的惊人。
    美国那样的国家，现代化建设己经好几百年了；中国近代，百年战乱，真正开始搞建设，才几十年时间。我们不要因为如今手里有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认为我们国家的钱多得不得了啦，从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长期需求来说，我们仍然是个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任重道远，对此我们应当清醒。金融危机影响和波及到中国，既是危机，也是机遇，我们应该抓住目前的机遇，好好建设自己的国家。
    作为普通百姓，谁都希望工资和社会保障提高得快一点；把应对金融危机的重点放到公共工程领域，刺激经济主要搞投资拉动，这是我国的国情决定的；这当然会使民生改善的步伐放慢一些，不过，像美国那样“寅吃卯粮”的错误，在相当长的时期，我们也犯不起。这次蔓延到世界的金融危机，对我国一个重要的影响，是经济要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移。这句相当文雅的经济学语言，在实践中将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公共工程，投资拉动，财政资金自然是主角。这里，除了科学决策，防止失误和浪费，一种重要问题是警惕腐败随之蔓延，实际中的情况，往往是“工程一动土，就腐败贪污”。
    从长期看，这是一个“体制”和“机制”的问题，解决之途，从根本上说，是法治和政府建设的问题；这个方面的“基本建设”，也可以算“公共工程”，是公共工程的“软件”部份，政府应当重视，也应该加大“投入”，不过主要是工作精力。这方面该做的事情很多，也很重要，不过这里就不说了。从近期说，要让全国民众与国家共渡时艰，政府应当加大打击腐败力度；还有，那些国企高管们拿着高得离谱的年薪，是在“超英赶美”吗？算是个什么规矩呢？也应当改改了。
    《科学时报》：有人建议，中国应该加大国际金融收购的力度、参与国际金融运作，你认为现在是一个好时机么？
    纪坡民：前面讲了，从根本上说，我们的资金并不多，主要应当用于国内的建设。西方国家给我们戴高帽子，说什么要我们来“拯救世界”；孙中山说过，“中国应当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毛主席也很喜欢这句话；不过，中国古代一位贤哲荀子说过，“财不盖天才，不能正天下”，我们现在这点财力，那有那个力量呢？至于进入国际金融市场，既然我国的经济要进入国际市场，当然也包括国际金融市场。要说到好时机，应当说现在也是个时机。不过，对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不应估计过高。国际金融市场，里面水深浪大，风险莫测，不懂得里面的行情，往往一出手就赔。
    国际金融市场，大体上有这么三个方面的问题：知识、经验和圈子。知识可以在学校里学习，经验要在实践中摸索，国际金融市场的圈子，你不进到里面去混混，也很难搞明白那里面的事。可是你要进去，就得买门票，如果赔了，就是“交学费”。现在有些人对“交学费”这个词很反感，可是你不交这个“学费”，那里面的事还真的搞不明白。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国际金融市场并不是实行义务教育的地方。我的看法，国际金融收购也应当，少搞一点还是可以的；不过，慢慢来吧，谨慎一点好，那都是人民的血汗钱哪。
    《科学时报》：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祸及全球，各国政府都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对我国政府的反应和对策，你是怎么看的？
    纪坡民：古人云，“行成于思，毁于随”，“见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这次金融危机，如何采取应对措施，首先是个认识和判断问题。2008年，是中国不平凡的一年，在经济上，从上半年到下半年，政府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宏观决策，可以说是180度的大转弯：
    上半年，问题来自国际市场，石油为代表包括各种矿产品价格高企，以粮食为主的各种农产品也大幅涨价，波及到国内，应对的措施，主要是防止结构性价格上涨演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国内经济己经连续多年高速增长，防止经济过热也是政府应当警惕的事。简言之，政府当局的经济决策，是防止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
    下半年，问题还是来自国际市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迅速蔓延，波及全球，也影响到中国。欧美日市场萎缩，中国出口受阻，经济增长减速。宏观决策的重点，变成防通缩，防衰退，刺激经济，保增长。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徒变，宏观决策180度大转弯，这种情况往往容易出大乱子。类似的情形，1988年也发生过，不过那时没有国际因素，结果大家都知道，发生那场政治风波，这是一个重要的前因。
    我认为，这一次，政府的应对要好得多，可以说见事不迟、反应不慢、总的判断方向不错、应对措施力度不小。温家宝的话要生动得多，可我记不起来了，不过增加四万亿投资的事，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就在全国民众热火朝天地迎接奥运的时候，政府高层已经在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的逆转、酝酿宏观经济决策的180度转折了。我不在政府部门工作，不过我听说，这大概是七月份的事吧。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世界经济前景黯淡，中国虽然处境尚可，形势也相当严峻，不容我们稍有懈怠。

WIND

弗里德曼认为：（摘自维基）

在他各项主张中，影响最大的论说是对大萧条的批判。他把大萧条称为“大紧缩”，主张30年代的全球经济灾难实是源于一场普通的金融风暴，由于联邦储备银行的政策和管理失误，错误的紧缩货币供给进一步恶化了这场风暴，最终演变成无法收拾的大恐慌。他主张大萧条并非“自由放任”造成的，反而是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和管制造成的。

李大兴

邹谠先生没有错，是熊贤良副主任错了。凯恩斯经济学不是到一九三六年才形成的，以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到一九三六年才发表为理由，认为此前凯恩斯经济学还未形成，逻辑不通。《资本论》第一卷初版于1867年，第四部《剩余价值理论》出版在二十世纪，你能说马克思主义在此之前还未形成吗？

李大兴

纪坡民是纪登奎的公子吧？难怪以为“对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作为‘病理学’，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表现了惊人的预见性”。

李旧苗

纪坡民是纪登奎的公子吧？
李大兴 发表于 2009-10-16 00:53

纪坡民，山西武乡县人，1945年出生，纪登奎长子（纪登奎，1969－1980年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1988年病逝）。
    1964年经统一高考入伍，就读于解放军西安空军工程学院航空机械系。1968年，因在文化革命中卷入一桩至今也没搞明白的政治漩涡，被军队复员处理，后经四次“平反”终于昭雪，这场人生坎坷，伴随作者走过了18个春秋。此期间作者曾先后在河南、山东等地当过掘井工、采煤工、钳工等各种各样基层工作。
    1989年，进入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
    著有《商品社会的世界性法律》和《产权与法》等著作。



    纪坡民闲谈国史（转）




    王小强先生主办的《香港传真》主要刊载经济方面的论文，但它引人注目地发表了易富贤先生批评计划生育的论文、张承志先生的散文以及纪坡民先生不少法律方面的论文 。纪坡民先生和我都不约而同观察到文革和欧洲宗教改革某些类似的地方。我既不认同毛泽东文革的人性试验，但是，将文革仅仅看作是一场权力斗争，而忽视其理想主义的内容，则这种看法未免太过简单。毛企图通过文革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体制的问题，文革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是一个特殊的例外。文革的最大失败是没有民主与法制作为支持。刘少奇之子刘源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不择手段的理想主义。我们既应该看到文革的理想主义，同时看到文革的失败。因此，我关心纪坡民先生有关法制的思考。纪对毛的客观评论给我们许多启发。
    在5月份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偶识纪坡民先生，他是大名鼎鼎的前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因为纪登奎是从我的家乡河南走出来的，所以我对他一直怀抱研究的兴趣，如今得遇其子，倍感亲切，便交谈起来，彼此聊得很开心，当时约定改天登门拜访他。
    昨日无事，赶到灯市口内务部街的纪家做客。纪登奎1985年去世后，老伴还健在，所以纪家仍然住在当初国家给的一个大四合院里。院子有两亩大，20多间房子。纪坡民介绍，这个院子最早是李莲英的，华国锋1976年以前住在这里，他搬出后，院子中间打了一堵墙，纪家现在住的是华当初面积的三分之一。
    虽然院子大，但是房屋很破旧。纪母住在正房里，纪坡民住在过去工作人员住的一排房子里。这种老式的平房，门窗上的红漆已纷纷剥落，屋檐下缠绕着无数根电线，蜘蛛网一般。
    刚刚在院子里的一张白色塑料桌旁坐定，纪坡民就侃侃而谈起来。
    纪登奎在河南
    纪先生也曾在河南工作多年，后来到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现已退休，赋闲在家，每日读书写作，塑料桌子上摆放着一本他正在读的《晚年陈独秀》。
    话题就从陈独秀开始。他说，陈独秀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人物。他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始，后来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又变成一个托派，又变回民主主义者，绕了一个圈子。
    他说：毛泽东对陈独秀评价非常高。
    我便联想到毛对纪父评价也很高且非常信任。毛在向人介绍年纪比他小许多的纪登奎时，常说：这是我的老朋友。
    纪坡民说，毛和他父亲算是老相识。最早是纪登奎在任河南许昌地委书记的时候，毛去视察，听他汇报工作，就赞许说：他很了解情况，讲实话。以后毛每次去河南，都点名要纪登奎去见他。
    为给我讲清楚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纪坡民详细谈了河南在文革前后的情况。
    50年代中期，河南省委的一把手是潘复生，二把手是吴芝圃，两人矛盾很深。矛盾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此前的河南、中原两省合并，中原省的班底是 根据地，河南省的班底是鄂豫皖根据地，两省合并后，便存在两个山头之争。吴芝圃意欲搬倒潘复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毛的鼓励。毛在谈到潘复生关于农村“三大自由”的说法时，曾经纠正说：不是三大自由，是三小自由。虽然毛的话很温和，但可以看作是对潘的一种批评，这大概鼓舞了吴搬倒潘的信心。
    1957年反右派，河南本来已经按指标划定了大批右派，但是出于斗争潘的需要，吴芝圃又追加了大批右派，所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河南为最。
    在大跃进中，河南更是急先锋，到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河南信阳饿死上百万人，整个河南饿死三百万，中央震动，派员彻查，将吴芝圃调离河南，从广西调来刘建勋改组河南省委。纪登奎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从洛阳地委书记调往郑州任河南省委秘书长。
    虽然河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换了，但是下面大批人马还是吴芝圃的人，所以工作很难开展。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建勋被周恩来调往北京市委工作，河南方面吴芝圃的人马开始反扑，将纪登奎打倒，关进牢里，反复批斗。后来毛泽东曾经以赞赏的口吻说：纪登奎在被打倒的干部里是最受苦的，坐了100多次“飞机”。
    我感到不解：既然毛和纪登奎早已有很深的关系，为何会容忍河南的造反派批斗他？
    纪登奎说：毛从来不会保所谓的亲信的。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排除异己”，这种说法没有根据，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及文革前被打倒的那些大人物，哪个不是毛的亲信？最早的高岗，然后刘少奇，然后罗瑞卿，然后林彪……周恩来没有被打倒，但周从来就不是毛的亲信，相反一直被认为是反毛的人。毛对“自己人”的想法看来是：让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游泳”，游过去就游过去，游不过去死了就算。
    纪登奎游过去了。到1967年，刘建勋重回河南省委，纪登奎解放了，出任河南第三把手。1969年，纪登奎被毛提拔到中央工作。
    文革是毛与他所代表的体制的斗争
    谈及文化大革命，我们探讨了文革的起因。纪坡民说，要论文革，可以先看反右。反右是一场夭折了的文化大革命。
    他不同意所谓反右是毛“引蛇出洞”的“阳谋”的说法。他说，毛当时发动人们起来批评党，应该是真诚的，他那时已经对党的体制不满，要改变它。但是知识分子们忘乎所以，其言论大大出乎毛的预料，为他所不容，所以整风发展成了反右。
    而1966年文革初的情形类似反右。刘少奇主持，在北京的高校中抓了大批学生，因为他们对党不满。这显然是在效仿过去反右的做法。
    但是这回出人意料的是，毛激烈指责“那50天”是“资产阶级专政”，学生是正确的，镇压学生是错误的。这如同在1957年年底说，反右是错误的，右派们是正确的一样。
    所以文化大革命，就是毛要颠覆那个已经固化的体制，那个他所代表的体制。
    纪坡民说，zhonggong是从长期战争的血与火中走出来的，久炼成钢，无比强大，建国后，它将中国社会严密组织起来，它所具有的力量是中国任何其他团体都不可比拟的。所以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够改变zhonggong的体制。
    但是作为这个体制的代表者，毛泽东却不能容忍它了，他要改变它。可以想见，如果毛不是选择了与体制对立而是安稳地代表它，那么他就成为一个神，体制成为一种“社教”。但是不，他要与这个体制斗争，以一个人的力量。
    不能靠体制自身去改变体制，所以毛大力发动群众。
    因此所谓文革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的说法是偏颇的。实际上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刘少奇已经靠边站了。如果文革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那么文革在这个时间就可以结束了。事实上文革持续了十年之久。
    谈及文革，不能不谈到邓小平。纪坡民说，邓从来都是毛的心腹。当初林彪得势，毛让邓去江西休息，实际上是预设的一个对付林彪的棋子。1971年林彪出事后，邓当即给毛写信，要求出来工作，并很快获准。
    纪坡民说，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周恩来解放了邓小平”，其实是毛泽东解放了邓小平。而且邓出来主持工作后对毛极为尊重，早请示晚汇报。毛对邓的工作也很满意。但是他不能肯定在他身后，邓会是怎样的，所以需要创设一种模拟环境考验他。于是他不断地捧邓，什么“会打仗”了，“政治思想强”了，“钢铁公司”了，在这种情况下，邓有些忘乎所以了，表现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被毛看个清楚：他对文革不感兴趣。
    纪坡民透露说，邓小平曾经找纪登奎谈，说自己这样拼命干，为何毛仍不满意？纪登奎说：你不能不提文化大革命，说得少了也不行。
    毛最终决定再次打倒邓，以此宣示自己誓死捍卫文革的决心。
    改革放松了党对中国社会的控制
    但是毛最终没有能够捍卫文革，在他身后，邓小平否定了文革，拉开了改革的大旗。
    纪坡民充分肯定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活力。他说，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意义非常大。在毛的时代，国家用了几十年，建立起了农村集体组织，但是一夜之间，集体解散了。而解散易，再要凝聚起来极难，几乎已经不可能。现在的中国农村成为一盘散沙。
    农村改革的成果是农民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大量流入城市。这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但是同时使得很多农村成了空壳，只有一些老弱病残幼在种地了。
    农村集体解散以后，过去依赖集体救济的孤寡老人们变得无依无靠了。在很多中西部农村，这已成为严重的问题。
    改革在政治方面造成的后果就是放松了zhonggong对社会的控制。过去，zhonggong对社会的控制能力甚至远远强于苏共。苏共会崩溃，但是zhonggong不会。
    我和纪坡民谈及zhonggong执政的体制能够延续多久。他首先厘清了两个概念：zhonggong一党专政和zhonggong执政。
    他说，即使zhonggong放开了党禁，中国实行多党竞争，zhonggong也会有能力去赢得选票，继续执政。日本的自民党不是在多党条件下执政了50多年吗。
    如果谈“zhonggong执政”，纪坡民说，他估计还可以有50年。
    转眼已聊了三个多小时。告别纪先生，今天记录下这篇谈话备忘。
    2007.7.4

邱晓云

纪登奎1985年去世后，老伴还健在，所以纪家仍然住在当初国家给的一个大四合院里。院子有两亩大，20多间房子。纪坡民介绍，这个院子最早是李莲英的，华国锋1976年以前住在这里，他搬出后，院子中间打了一堵墙，纪家现在住的是华当初面积的三分之一。
===================================
这房子，华搬进中南海后，很长时间没有还出来，这是批华的时候提及的华的一件罪状。

邱晓云

纪登奎1985年去世后，老伴还健在，所以纪家仍然住在当初国家给的一个大四合院里。院子有两亩大，20多间房子。纪坡民介绍，这个院子最早是李莲英的，华国锋1976年以前住在这里，他搬出后，院子中间打了一堵墙，纪家现在住的是华当初面积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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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房子，华搬进中南海后，很长时间没有还出来，这是批华的时候提及的华的一件罪状。

李大兴

有些比附无助于提供新的视角，倒可能混淆历史图景，比如这个“文革和欧洲宗教改革某些类似的地方”，无非是绕个圈子说，毛是理想主义者云云。纪坡民的看法还未脱文化大革命是毛要颠覆“他所代表的体制”。这实际上是毛的继续革命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自己的看法还拘于毛话语之中，还能看到多少历史真相？竭力为毛粉刷，不过是不肯正视他为了无限权力不择手段、不愿也不敢正面批他罢了。

李旧苗

大兴兄，你父亲在抗战期间曾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办过青年干部训练班，纪登奎在那个班受过训，可以算是你父亲的学生，所以论辈分，纪坡民是你的师侄，你得好好点拨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