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選舞：我的一九四九與中央日報

爬坡王

我的一九四九與中央日報

龔選舞

《亚洲周刊》二十三卷四十一期 (2009-10-18)

一九四八年底，我和當時京、滬各報記者一道採訪隴海線上國共戰事新聞，一路上沿線西進，先後在徐州、商邱、開封、鄭州訪問國軍馮治安、黃伯韜、邱清泉、劉汝明以及孫元良五個兵團。原以為這些個自抗戰以來即已蜚聲四海的戰將，及其統領的百萬雄師，必然兵強馬壯、戰志昂揚，又誰知沿途所見，幾多是師老兵弱、無復鬥志的隊伍。舉一個例，當我們在鄭州參觀閱兵時，所見的便是營養不足的疲兵弱卒，一個接一個的當場連聲仆倒！

等我們回到徐州總部，城南的宿縣已為共軍襲佔，南下南京的津浦路從此被共軍切斷。我們這一群一度意氣風發的京滬大報記者，乃不得不困處共軍包圍下的徐州！

好在我們這批記者大多是三十上下的青年人，一路東闖西蕩，頗是豪氣，一時竟不識兵兇戰危，究為何物！特別是被安排住在當年辮帥（張勳）大搞復辟鬧劇時招待督軍們住過的豪宅裏，白天逛大街、吃大餐，晚上看雜劇、賭梭哈，過得也還相當愜意哩。

久之，單調的生活過久了，也覺無聊，於是大夥兒吵著要回去。可是，南下的津浦路已被共軍切斷，最豪華的藍鋼皮車也停在站裏，走陸路是完全不行的啦！

正當著記者群困在總部無法南下時，隸屬於徐州剿總的濟南防守主將王耀武在乘空軍專機前往南京請示時，例當先行告訴他的頂頭上司徐州剿總司令劉峙，於是，劉總司令便做了個順水人情，請我們這批記者搭乘王將軍的專機回到南京。一路上，彼此心事重重，面對如此新聞人物，竟不交一語。

脫險後，我向我的頂頭上司陸鏗副總編輯報告，說是擔任徐州城防的第三綏靖區的七十七軍及五十九軍恐怕靠不大住，這兩個原屬馮玉祥、先編為宋哲元第二十九軍、再擴為第三綏靖區的隊伍，雖然由西北軍老將馮治安擔任司令官，但久為對當局不滿的兩位副司令官張克俠及何基灃所控制。張、何兩將不但與國軍當局不洽，連他們視為腐化的老上司馮司令官也不看在眼裏。此番我們在徐州，總是看到、聽見張、何兩位與總司令劉峙抬槓，即使是名為司令官的馮治安也長期躲在南京，不敢回防。依照我得自前線傳來傳聞，和該軍與總部經常抗對情況，我認為其間似存在不穩情勢。當時，一向敢言的陸先生聽後雖表駭然，但告誡我切不可對此再說什麼，以免闖禍。

不料，徐蚌會戰（zhonggong稱為淮海戰役）剛剛開始，從徐州城防調往賈汪前線的七七、五九兩軍即在張、何兩將率領下投共，致使方自魯中南下的共軍陳毅所部，不費一兵一卒即迅速進軍，及時截住了自海州方面西撤的黃伯韜部第七兵團，在碾庄消滅了黃部素稱能戰的五個軍。接下去，徐州棄守，素稱國軍王牌的邱清泉、李彌及孫元良三大兵團也被一齊打垮，而徐蚌會戰也好、淮海戰役也罷，也就由此結束。

多年後，經張克俠本人證實，他遠在國共和談初期，即在南京一處街角，潛上共方和談代表周恩來座車，與周氏商定了日後牽軍投共細節。不過，張雖對zhonggong立下大功，但後來卻被紅衛兵指為「假起義、反革命投機分子」，從而關入牛棚。

陸鏗，人稱「陸大膽」，一向敢說敢為，但那次聽了我的話後卻十分謹慎，告訴我軍機大事，不可隨便發言。所幸不久我即在「搶婚」之餘，由《中央日報》派往台灣任特派員，走入我一生的另一里程。

說我是「搶婚」，一點也不誇張。斯時也，東北初失，徐淮續敗，而華北共軍在東北林彪乘勝入關之後，平、津、太原三失，也在意料之中。

此時，南京在各大戰場連連失利，金圓券改革跟著失敗，而全國學生反飢餓、反政府的運動又復進入高潮之際，委實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看樣子，大家又得逃難。一般說來，男女一道逃難，先得有個名份。此際，我與楊惜玉小姐情投意合，願訂終身，既然眼看到非逃不可，理當先行依法結合。於是，乃在丈母娘楊陳春梅主持、與其時聯襟、我的上司陸鏗及姨姐楊惜珍女士的協助下，在南京閃電式的結了婚。

雖說是閃電搶婚，但在一向愛熱鬧、講排場的陸鏗兄的相助下，卻舉行得十分隆重，特別是請到了居正、于右任兩位元老福證、謝冠生、陶希聖兩位名士權充介紹，更是十分難得。

就在此時，我服務的南京《中央日報》也正醞釀巨變。先是在民國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熱烈慶祝光復三週年，規模宏大的博覽會在台北隆重開幕。在魏道明主席的邀請下，南京《中央日報》社長馬星野先生應邀前往參加。未久，社內社外即傳出該報即將遷往台北傳聞，而總經理黎世芬也就派往台北，先行為開報籌備了。

適於此時，《中央日報》派駐台北的特派員容又銘兄原為桂林首富，一見大局不妙，便向報社請辭，說要趕返老家應變護產。這下子，派誰去台北繼任，頓成大家猜測對象。其時，我猶在婚假之中，對此事不甚了了。

大約是兩年多前我曾奉派繼王洪鈞兄出任平津特派員，臨時因故改派另一資深同仁的緣故吧，這次社方乃決定派我前往台北，繼容兄負責該地新聞採訪。於是，我這名也算資深記者，乃於婚假未滿之際準備遠行。

沒想到平常一路愉快京滬特快車旅行，一下子竟變成一場災難，首先，買了票竟上不了車，只好在裏應外合之下，才從窗口被人連推帶拉地擠了上去。此後，像沙丁魚罐頭般堆在一起，婦女們在動彈不得的情況下，也就只好裹著毛巾被褥方便了！終於，花了平日三倍的行車時間，總算到了上海站。

行程中，唯一氣定神閒的是一名手拄帶上刺刀步槍的大兵，只見他安坐在一捆包袱之上，目無餘子地不時左顧右盼，嚇得旅客們在極度擁擠之下，還得與之保持一點點兒安全距離。

到了上海，立刻趕到北四川路的報社駐滬辦事處。一進門，只見黑壓壓的擠滿老老少少的十幾口人，原來社內編、經各大部門主管的眷屬全都擠在這裏，這下，我才明白這群老老少少，大家都是在趕往台灣逃難。想不到我請婚假離社的這十來天，報社已經決定遷往隔著一道大海的台灣，而且專門指派原籍上海的總務主任趕來滬上為「疏散」的人購買船票。

誰知，不論是招商局或者專跑滬台線的中興輪船公司，平時舒舒暢暢客人買票上船便走；而今，當大夥兒都要趕往寶島逃難時，一下子便出現了一票難求現象。

妻是首次來到這十里洋場，我也就不免伴同著她到處逛逛。一天，正當著我倆迷了路，一時不知置身何處時，猛抬頭，不就是黑漆金字的「中興輪船公司」大招牌。平常，我們這般外勤記者就習慣東瞧瞧、西打聽，而今，一見是專走台灣的輪船公司，便順道進門打個招呼。

誰知我剛向賣票窗口打聽船期，那位和藹的售票員便開口相問﹕「中興輪明天便開台北，請問要買幾張？」

一聽可以買票，連忙與妻湊錢，原準備多買幾張，誰知當日時局日益緊張，購買船票檢驗身份證明之餘，還得繳上半身照片兩張。當下我既知船票難買，乃湊好款項，買了兩張，臨時還不得不把身份證上所貼照片撕下送上，以湊足購票所需兩張之數。

回到辦事處，正當我高高興興地就要道出買票經過時，那位總務主任連忙將我拉到一旁，叫我不要聲張，以免久候的眷屬們群起責難。

第二天，總算總務和上海辦事處兩位主任還有一點神通，臨時串通了中興輪上的水手頭，買下了船上七八處水手伙伕艙位，說好先由我們夫婦倆持票正規上船，然後由船員將我倆船票帶下碼頭，再由兩位同仁眷屬持原票登船，這樣上上下下，週而復始。包括馬星野夫人和李荊蓀、黎世芬、周天固、耿修業、王洪鈞等同人眷屬乃得一一登船，分別屈住在低級船員舖位。至於那些船員得了一筆外快，也就臨時在船上各處湊合湊合去了。

這樣，船上各處住上十七、八位大小報社眷屬，只有我們夫婦倆正式上船坐定客艙。

由於只有我一人是成年男士，這責任可就大了，此後，我只好在船上摸索，到處探訪問候，安撫老少。其間，還有著一件趣事，原來在上海登船時還是冬天，大家穿的多是棉、毛，甚至皮貨，一上船駛向台灣，氣溫日高，艙位靠近鍋爐間的便熱得大肆抱怨，說是這樣的逃難受難，不如待在老家更好！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間，終於到了基隆，先到台北的總經理黎世芬來迎，他先把眷屬們安置在台北衡陽街的頗富熱帶情調的「三葉莊」，該處緊靠新公園，小橋流水，花木扶疏，特別是臨街多有騎樓，並遍植高大整齊的亞熱帶行道樹，每當涼風起處，更覺遍體生涼，讓人不覺在戰亂之餘，置身福地寶島！

一到台北，我們就愛上這個地方，它既非鬧市，也非僻野，街道潔淨，處處綠地，蹓公圳外，猶是稻田小村，古亭以南，還多有幽幽林莊。市區以內，除幾處熱鬧的商業樓區之外，處處是日式榻榻米式淨潔房舍，就中，一些檜木建成精舍，更是幽雅宜人。

此刻，繼東北、徐淮失守，平津、太原連敗之餘，國府蔣、李之爭益烈，從海外的台灣西望，我們幾位新聞界的朋友注意到時局的幾件發展，首先，從東北下來，先在上海開刀治療了苦苦纏身的胃潰瘍後，宿將陳誠悄悄地渡海赴台休養，靜靜地「隱居」在而今總統府南邊延平南路一幢不太打眼的精舍裏。其次，早年在四川主持省政八年的川中耆宿、他的老友張群也回到重慶，出掌重慶綏靖公署。隱隱看得出來的是﹕蔣介石先生在大陸蔣、李（宗仁）之爭日益明顯，而zhonggong坐大已不可遏之際，已經在李、白逼退之前，暗中在布置後路。

未久，隱居台北的蔣氏第一親信陳誠果然東山再起，於一九四九年元旦奉命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未久，張群也出任西南長官公署長官重任。顯然的，蔣先生預知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內逼、zhonggong外壓之下，他必將暫時從第一線上退隱一時，但是，遠在海外的台灣，和曾為抗戰基地的西南，都是他心目中重整江山的基地。

果然，在兩邊安排好之後，他便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宣布暫行引退，但仍在幕後緊握大權，讓一路嚷嚷不休、節節奪權的李宗仁終於出任了代總統，暫時替他擋在前面。

蔣先生軍事教育家出身，一路北伐、抗戰、剿共，固然勝敗迭見，但軍事上的知識在同輩中也屬翹楚。當年對共戰爭，在東北、華北、華中甚至華南，勢難與銳起的共軍抗爭，但西南當年抗日基地，如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王（陵基）、盧（漢）等川康諸軍續予支持，再加上自陝南下的胡宗南勁旅，未嘗不可重演抗戰八年勝事。至於台灣雖小，但遠離大陸，憑他二十年來建立優遇而成的一支凝聚已久的空軍，和自前清、北洋繼承下來以及戰後得自日本賠償和英美援贈的大小軍艦，當足以力拒陸軍特強而海、空軍依然極度薄弱的zhonggong。

當然，他期待的還有美援，誰都知道當年名列世界首強的美國，早已在全球建立起一言九鼎的實力。

再回到六十年前目睹的台灣。

記得當年由法界、外交官轉任台灣省主席的魏道明先生，原是地道職業文官，但在台灣、大陸相繼動亂之後，來守是邦的他也深知軍力維安的重要。因此，在大陸國共大戰、台灣軍力空虛之際，也在台灣建立一支警衛旅的部隊。記得一九四九年元旦一早，他還興沖沖前往中部檢閱他的新軍，誰知一回台北便接獲中央發表陳誠繼任主席的命令。當我們一小群記者趕到台北賓館打聽時，只見他神色黯然地向大家宣布，他已定期移交。

果然，五天之後，我們便參加了魏、陳的交接典禮。事後，曾任駐美大使的魏先生遠赴美國退休，一直到多年後再被召返，出任外交部長，足見他的「聖眷」一直甚隆。

值得一提的是，在陳主席就任不久，為了重視新聞界，還特別舉行了一次別開生面的記者會。記得那天在省府大廳裏，出席的計有中央社的張任飛、《新生報》的沈源璋、《中華日報》的錢塘江、《公論報》的黃毅辛、《大公報》的呂德潤、《新聞報》的王康、《申報》的吳守仁，和代表南京《中央日報》的在下。一開始，省府人員請我們在安排好的座次上坐定，一俟主席入場，典禮人員先呼起立，與主席相互一鞠躬，接著，主席即手持記者名單，一一點校，上下觀察，並在名簿上還寫了點什麼之後，宣布在此國難當頭，大家允宜合作。事後，大家的感覺是，這是召見、點閱，與平常的記者會完全有異。未久，《大公報》的呂德潤更在悄悄變賣省府配給房屋後，連忙返回大陸去了。

再說此後時局發展，依次是蔣總統引退，但在幕後仍然主持大局；李宗仁願以代總統名義上台，但無法統合指揮，最後離國遠赴美國。在告洋狀而不獲理睬之餘，只好困居紐約，最後重返大陸退隱。

至於蔣先生，則是一敗一成。在西南，儘管不斷與西南地方勢力周旋，但在川康軍閥紛紛投共，雲南盧漢反覆之餘，只好聽任他的愛將胡宗南在喪盡全師之餘，乘西昌起飛的最後一架飛機，逃出大陸！

但以當年絕對優勢的海、空軍，配合僅存效忠陸軍以保台、澎、金、馬的構想，卻完全成功。特別是金門古寧頭一役，共軍雖在一隊機帆船的運送下，登陸了金門，但在陸上受到國軍全力抗拒，海上全被封鎖，無法覓船運送援軍情況下，登陸部隊不死即俘，完全失敗，形成了國共台海長期對峙之局。

在國際方面，美國發表對華政策白皮書，一度全然遺棄在台國府，如果不是北韓南侵，刺激了美國改弦更張，指派了第七艦隊協防台灣，退守台灣的國府，此後日子也不會好過。

回過頭來，讓我再追述一下當年在台際遇。

記得當年，由於世芬先生和我與新竹市長陳貞彬先生有同學之誼，乃在我們四處覓屋困難之下，蒙陳先生慨允租賃市郊一處房舍，以供同仁宿舍之用。記得那是擁有十六幢檜木精建、四邊建有圍牆的精緻小村，言明在交付首筆租金之後，即可入住。記得那天我攜帶一張數額不算太小支票前往市府訂約時，心裏突然覺得應該先去看看房屋情況再說。

不料我一到那裏，發現小村已為一群婦孺佔住，一度我曾以合法租賃人資格進門理論，可是一發現他們全都是氣燄猶高的空軍單位的眷屬時，我知道我是輸定。在軍事緊急時期，誰能與保台衛國的軍人軍眷抗衡呢。終於，我帶了那張支票回到台北，黎先生還一再誇我知道權衡輕重。在失去房子時，沒有再付出那張支票！

也就在幾次前往新竹時，飽覽到寶島綠野的秀色。其時，台灣居民不多而田野淨潔，在一片碧綠中，襯托著精緻的農舍，與宏偉挺立的學校一類建築，大有中西合璧的精緻。

最值得回憶的，是我一夜躋身皇家園林的特別際遇，記得那天我也是在新竹洽租房舍。一天，公事完了，趕不回台北。市府臨時招待我住一夜大內寢宮。那是日本昭和天皇做太子時來台訪問時的行宮，它建立在一片翠綠田野之中，在一列石製東洋宮燈的指引下，我取道精緻的玄關，跨過一派東洋情調的客室，獨個兒，登上了碩大高聳的龍床，靜靜的睡了一夜。

大約是日間太累了吧，我熟睡如常，不曾入夢。


龔選舞小檔案：  四川崇慶人，一九二三年生。一九四六年畢業於中央政校（國立政治大學前身）法政系法制組。大學畢業後即加入《中央日報》，任職該報三十餘年，其間歷任記者、駐台灣特派員、採訪組主任、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駐歐洲特派員及駐美國特派員等職。並曾出任《中華日報》駐美特派員以及《美洲日報》、《紐約日報》、《華語快報》等僑社媒體總編輯。現居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