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中国经济学者凭什么获诺贝尔奖？

李旧苗

记者：您对此次两位获奖者有什么看法？
　　许小年：对奥斯特罗姆的工作不甚了解，威廉森是实至名归，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系统化的工作是威廉森做的。
　　威廉森最先把新制度经济学定义为交易成本经济学。他广泛考察和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各种主要经济制度，包括市场组织、对市场的限制、工作组织、工会、现代公司（包括联合企业与跨国公司）、公司治理结构、垄断与反垄断和政府监管等等，并开创性地把交易成本的概念应用到对各种经济制度的比较和分析中，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分析体系。
　　威廉森在1980年代初期出版《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已成经济学的经典名著，影响至今不衰。可以说，他是科斯思想的集大成者，如同孟子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一样。
　　威廉森现在获奖，可能稍晚了一点，他的学术造诣超出平庸之辈不知道多少。去年获奖的克鲁格曼有什么贡献？他讲了一个国际贸易中的规模递增效益，除此之外就是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文章。
　　金融危机给了政界和学界的民粹主义者绝佳的机会，民粹主义的政客捞选票可以，治国无能，民粹主义的学者网上点击率可以，治学也就拾凯恩斯的牙慧而已，如克鲁格曼之类，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专栏作家能得经济学奖，国内以抄抄写写讨生活的学痞们也就有了希望。
　　记者：许多人把经济学奖和奥巴马获和平奖放在一起看，您觉得有着特别的联系吗？
　　许小年：这就是一次正常的经济学奖，没有什么更深的、特别的含义。诺贝尔奖有自己的传统和逻辑，也有自己的潜规则。大多数的诺贝尔奖还是能够得到社会承认的，但是也有一些颇具争议，不管怎么样，这两个人获得经济学奖比奥巴马得到和平奖还是恰当得多，我看不出来为什么要颁给奥巴马这个奖，可能真是找不到人了。不过这也不是诺贝尔评奖委员第一次干这样莫名其妙的事，所以也不奇怪。
　　记者：经济学已经越来越数学化，模型几乎成了通行证，这次颁奖给两位不太用数学模型的学者，似乎有些特别。
　　许小年：确实，从科斯到诺斯、威廉森，新制度学派强调经济思想的洞察力（insight),经济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而不太使用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在现代经济学的应用已经有些泛滥了。数学只是一种工具，不能替代思想的价值。模型高手和经济学大师的区别就如同工程师和设计师的区别，谁都知道哪个更有价值。
　　1959年，德布鲁用数学严格地证明了亚当·斯密当年提出的“无形之手”的有效性，但完美的数学模型是需要简化性假设的，正是这些假设扬弃了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
　　比如说，“看不见的手”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要求市场是“完美竞争”的，完美竞争市场有四个前提条件。
　　一是有众多的厂家和消费者，每个人都是市场中的沧海一粟，也就是每个人都没有定价的能力。但在真正的竞争性市场上，价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手段，如果假设每个厂商都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都不可能改变价格，那怎么进行竞争呢？“中国制造”靠的就是低成本、低价格。所以哈耶克讲，所谓的完美竞争，实际上是没有竞争。
　　第二个条件是每个厂商生产的产品全都是同样的，我们知道在现实市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手段就是产品的差异化，厂家靠自己独特的产品在市场上打开销路，你去商学院听教授讲课，每个教授都会强调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性，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厂商的产品都是相同的，那也就没法竞争了。
　　第三个条件是完美信息，你如果有完美信息的话，也别竞争了，你在那里干什么事，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在这里干什么事，我的竞争对手也知道清清楚楚，竞争就是要利用非对称信息。
　　第四个条件就是没有进入和退出壁垒，这才是市场竞争的关键，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看到了这一点，我觉得应该给鲍莫尔一个诺贝尔奖，他抓住了竞争性市场的核心。
　　如果追求数学形式的严密，按照德布鲁的方式去证明的话，你就会发现证明出来的完美竞争和现实世界中的竞争没有关系。数学能带给我们的东西实在是少之又少，我并不否定数学的作用，但你如果片面追求数学形式的精美，就会失去经济思想的内涵，这是非常糟糕的。
　　记者：如果让您选择应该获奖，而现在还没有获奖的经济学家，您会推选谁？
　　许小年：德姆塞茨很好，还有法玛也不错，这两个人都是芝加哥的，也许是我个人偏好。施莱佛也不错，他应该可以得一个。去年颁奖的时候他在北京，我碰巧和他在一起，他非常关注颁奖的情况，因为有人也提到过他的名字，但是颁奖颁下来是克鲁格曼。我觉得施莱佛比克鲁格曼强多了。
　　记者：近年来，每到诺奖公布的时候，网络上都会有议论，为什么没有中国人？您怎样看待这种声音？
　　许小年：发这种议论叫作不知天高地厚。国际上的经济学研究是大师们在做，中国经济学研究连小学都没毕业，还想拿诺贝尔经济学奖？异想天开。无知到这种程度才能产生这种程度的狂妄。
　　记者：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个时代的责任是什么？是应当把基础的学术体系和训练体系建得更完整，还是应当更多关注当下的现实，提出解决方案？
　　许小年：两者都有。在国际学术界，中国经济学家实际上有一个天然优势——中国30年经济改革的成功，可以做很多实证和理论研究，可以产生很好的学术成果，应该能够形成一些新的理论。但遗憾的是，我们做的研究太少，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的，认真的、独立的研究都做得太少。现在的经济学论文有多少篇是独立研究出来的原发性思想呢？篇篇看上去都是似曾相识。
　　中国经济学要摆脱矮子状态，需要起码两方面的条件，一个是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没有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不可能出像样的学术产品；第二个就是解决高校体制上的问题。现在高校的教授对真正的学术研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的兴趣点一个是挤进上书房，进宫召对，获得皇帝的青睐；另一个是挤进电视台和酒吧，写一些“心得”、“水煮”的故事，博得大众喝彩，获得商业上的好处。我不反对上书房和酒吧里的经济学，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从高校的角度来讲，要尽快跟国际接轨，建立竞争机制。
　　激励机制要调整，国家要花钱把教授养起来，别让他一天早到晚为五斗米担忧，到外面去赚讲课费。价值导向不变，学术环境不变，那是出不了大家的，人家凭什么把诺贝尔奖颁给你呢？

枫林仙

许小年还是清醒的.

李大兴

许小年这篇写得很好，他是人大工经系的，留学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后来在美国教了几年书，对于学界了解，也没晕头。

李旧苗

是的，许小年在人大拿的硕士学位。大兴兄认识许小年？

李旧苗

请看许小年剖析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

http://you.video.sina.com.cn/b/19565990-1598503043.html

李大苗

要染指诺贝尔经济学奖，面对的就要是世界性经济问题，否则，执意于中国式经济问题，只能制造中国式经济乱题。

李大兴

是的，许小年在人大拿的硕士学位。大兴兄认识许小年？
李旧苗 发表于 2009-10-20 10:46

回旧苗兄，见过几面。

李旧苗

回旧苗兄，见过几面。
李大兴 发表于 2009-10-20 22:28

只是见过几面，估计不熟，否则倒是可以给我绍介绍介。许小年和陈志武，都是我喜欢的学者。

李旧苗

许小年说说说


焦素芳





    一旦开口，他的经济观点就会语惊四座
    可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独立的、批判的，
    这注定会被人们误读
    不说话的时候，他严肃，理性，眉宇间稍稍有焦灼甚至忧愤的痕迹出现。
    一旦开口，他的话就会语惊四座。
    那些一语中的的，不讨巧的，甚至是不合时宜的见解，几乎在每一个特定的时刻，都会招致别人的误读。
    可他已经习惯了。他说起王国维先生逝去时，陈寅恪在王先生墓碑上写下的那句话：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我认为自己还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自由的、批判的、独立的、先行的，这决定了他们注定会被人们误解。”
    冲击
    无形之手树立了一个学者的职业观
    10月31日晚，许小年走出新郑机场，赶赴河南商报的大讲堂之约。
    跟照片上的那个人相比，面前的许小年无疑是坦率的。一笑之间，那些严肃的皱纹们如同水面的涟漪，丝丝缕缕地发散开来。
    他出生在北京，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1953年出生的他，几乎赶上了新中国所有的幸与不幸。上过山下过乡，“记忆最深的是，在乡下，一年只能吃两次肉，全年收入只有五块多钱。”
    在被耽误十年之后，他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1981年研究生毕业，他被分配到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该部门后来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了一名研究员。从1981年到1985年，在许小年回忆起来，那是波澜不惊的四年。四年之后，他迎来了生命里最大的改变。
    这一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同教育部合作，在全国选拔160名学生赴北美高校经济系深造。许小年通过了考试，他在自己32岁的秋天来到了美国。
    他要去的城市是加利福尼亚。一下飞机，给他的震撼是满街的汽车。“车太多了。站在穿梭的车的海洋里，我几乎连过马路都不会了。”
    这只是冲击的开始。极度繁荣的市场经济，让经历过上山下乡的许小年开始思考为什么。思考之后，他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冲击，而是震撼。“与经济发达程度的差距相比，更大的差别是东西方价值体系的不一样。”
    许小年坦言，在加州读博，以及后来去马萨诸塞州阿姆赫斯特学院任教的时间，对他独立、批判的思维形成至关重要。“从方法论上讲，西方的学者最提倡的是一致性。就是你所说的言论，要有理有据，前后一致，有逻辑支撑，不能自相矛盾。一个唯官、唯上、唯舆论，不敢坚持自己见解的学者，他的观点肯定是变来变去，前后混乱的。”
    言论
    从红筹股到千点论
    1997年，在经历了教授、世界银行咨询师的职业变更后，他进入美林证券。也就在这一年，香港出现“红筹股热”。在美林证券做研究的他坚持认为这些红筹公司不值这么多钱，估值太高了，明显有泡沫。这样的言论遭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不仅有美林的高管，还有众多的投资机构。他知道别人希望他写什么，可是在随时可能丢掉工作的情况之下，他的报告还是发了出去。
    所幸的是，随之而来的行情验证了他的言论。这样与众不同的坚持，让业界知道了一个叫许小年的经济学人。
    然后就到了那个引起股市地震的“千点论”。
    那是2001年。许小年已经离开美林，到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在这个中外合资的机构里他一直提倡一个“中国墙”的理念。“所谓‘中国墙’的实质就是研究部门保持独立，作为卖方报告，避免受到业务部门的干扰。”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理念，2001年9月，他的《终场拉开序幕——调整中的A股市场》这份报告一问世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报告已经很谨慎了。我说过，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股票估值水平实际上不具备可比性。但是你一定要我比的话，按照国际估值标准来衡量中国股市，那就意味着中国股市的价格起码要跌掉一半，当时是在2100多点吧。”
    这样的报告不是别人希望看到的。虽然几年后的2005年，上证综指最低跌到了998.23点，又一轮狂热后的2008年，上证指数再次从6124点探到1664点的位置。他预见到了结果，但就像鲁迅先生讲的那个故事，一个大地主的儿子满月了，在满耳的恭维声中，说真话的那个人反倒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谁又能说，正确的一定就是圆满的？
    许小年不想再提当年。唯一说起的细节，是压力最大时母亲对他说的话：“孩子，你要知道怎么保护你自己。”说到这里，他忽然良久沉默，表情里有万千感慨。
    2004年，许小年来到中欧国际商学院教书。他可以专心做研究，讲课，写书，跟那些已经是社会精英的同学们，分享自己的经济心得，交换各自的人生理念。事隔5年后的现在，当记者问他，在经济学家、教授、证券经济师、银行顾问和董事总经理等一系列的头衔中，最看重哪个时，他不假思索地选择了教授。
    那应该是他最单纯、自由、快乐的时光。
    坚持
    让人在骂声里感到真爱
    即使有那么多的误读，他独立、批判，直言的个性，依然如故。
    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南方周末的记者说网络上有议论，说为什么没有中国人？许小年的回答很尖刻：发这种议论叫做不知天高地厚。“国际上的经济学研究是大师们在做，但我们的许多经济学家在做什么？他们对真正的学术研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的兴趣点一个是获得上头的青睐；另一个是挤进电视台和酒吧，写一些‘心得’、‘水煮’的故事，博得大众喝彩，获得商业上的好处。在国际学术界，中国经济学家实际上有一个天然优势——中国30年经济改革的成功，可以做很多实证和理论研究，产生很好的学术成果。但遗憾的是，我们做的研究太少，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的，认真的、独立的研究都做得太少。”
    他说国进民退与改革背道而驰，他说谁拒绝调整谁最后复苏，他说经济增速必将再次下滑……这样的不合时宜的论断，似乎还有许多。
    有人说他是“美国鹦鹉”，有人说他是个有良知的学者。他对此不想回应。一路赞歌的人和一个能让人在骂声里感到真爱的人，谁比谁更爱国？“良知二字总有一种道德谴责的意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独立、批判，自由，先行，这应该是一种起码的职业操守吧。”
    所以，在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当有记者问他：上海2020年打造香港那样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会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时，他又一次语惊四座：上海永远赶不上香港。
    他说国际金融中心不是GDP，不是你的港口、机场，不是你的电脑系统有多发达，不是你的办公大楼有多少。造就国际金融中心的是软实力，是法律体系、是监管体系、是国际化的信用，是和国际操作的接轨，是国际化的人才，是国际化的业务流程。
    “这些东西你数一数上海哪一项有？所以上海想追上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但是，这个美好梦想的实现，靠的不是硬件，是软件。”
    这样的话，听起来不好听。有点尖刻，有点尴尬，有点让人疼，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他刺到了我们的痛处。
    真的是许小年的风格。
    印象派
    许小年很坦率。
    走下飞机，同行回郑州市区的汽车上。接过记者的名片，他说，“我儿子跟你是同行。呵呵，我知道你们的职业习惯，可家庭生活和一些经历故事，我不想过多地讲了。”
    他更多的是在讲他的经济观点。如何终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要监督监管者的表情，国进民退不是一件好事情……他的观点，总让我想起另一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者吴敬琏。
    上车的时候，他让我们几个女士先上。后来我注意到，在出电梯，在一群人走在楼道里的时候，他依然熟稔地这么做。
    这样的细节，就像他说话时的笑意。从眉间、眼角、嘴边的皱纹里，丝丝散发，让人温暖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