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唐德刚去世

老木匠

【聯合報╱陳宛茜】 2009.10.29 06:03 am


著名史學家唐德剛，周一（廿六日）晚間在美國舊金山家中因腎衰竭過世，享年八十九歲。唐夫人吳昭文表示，唐德剛生前飽受腎病折磨，後來決定不再洗腎，在舊金山家中安詳辭世。

【2009/10/29 聯合報】@ http://udn.com

梅茗

周泽雄

我很喜欢他。在我眼里，他首先是一位随笔家。

邱晓云

这位也去了，哀悼！

李旧苗

唐夫人吳昭文表示，


吴昭文的父亲吴开先，也是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是国共两党的早期党员，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上海社会局局长等职，49年后去台湾，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系国民党元老。

自觉的梦游人

痛惜。

李大兴

谨祝唐先生冥福！唐老先生是大史学家、难得的是，还是很有趣的人。

psyzjs

哀悼！

杜雅萍

哀悼

爬坡王

哀悼！

网事情缘

哀悼下。

只读过老先生的《袁氏当国》。

彼亦一是非

哀悼

竹南

哀悼，世上又少了一位有趣的人。

闲人一名

唐德刚去世前夕将全部藏书捐给家乡安徽大学
2009-10-30       中国新闻网     

　　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唐德刚驾鹤西归，家属订于11月8日在旧金山湾区为其举行火葬。就在过世前一刻，他将全部藏书捐赠给家乡的安徽大学。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会长禤福辉表示，唐德刚夫妇定居新泽西州多年，因健康和气候问题，加上其子女均在加州，今年5月才迁往加州。临搬家前，将全部藏书共计124箱，委托退休华裔学者马大任捐赠安徽大学。

　　唐德刚1920年8月生于安徽合肥，人在异邦仍心系故园，关心家乡教育事业，故将藏书悉数捐出。

　　记者从安徽大学网站获悉，最近的10月26日上午，唐德刚赠书仪式已在该校文典阁举行，其亲属出席了捐赠仪式。校长黄德宽高度评价了唐德刚先生的学术造诣及爱国情怀。

　据了解，唐德刚捐赠的藏书包括外文书籍1002册、中文书籍2776册、古籍165函15册，中文期刊786本，外文期刊506本，另有手稿、复印件若干。此批图书漂洋过海，于10月23日抵达安徽大学。目前，图书馆工作人员已初步整理完毕，单独列藏，待相关技术处理后将向广大师生开放。

　　令人唏嘘的是，就在当地时间26日深夜11时20分，一代大家唐德刚即因肾衰竭在旧金山佛利蒙家中去世，享年90岁(按中国传统虚岁)。其外甥、安徽大学原副校长刘永生感慨道：“似乎冥冥之中他知道自己的最后心愿完成了，于是就飘然而去了。”

　　夫人吴昭文表示，唐德刚近年罹患老年失智和肾病，但拒绝接受洗肾，临终前没有遭受任何痛苦，“走得非常平静”，甚至没有住院“插管”。吴昭文是中国国民党元老吴开先之女。两人在纽约相识相恋，写下“千金小姐下嫁穷小子”的佳话。夫妇俩育有一子一女，长子光仪是建筑师，女儿光佩是计算机工程师，有男孙和女孙各一。

　　唐德刚幼承庭训，国学根底深厚，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任教安徽学院。抗战胜利后，考取自费留美，负笈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1959年获哥大博士学位。先后任教哥大和纽约市立大学，并兼任纽大亚洲史学系系主任。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唐德刚便返回阔别20多年的安徽探亲，看望老母，此后长期为中美交流出力。

　　在史学方面，唐德刚有两大重要贡献：一是口述历史，二是关于中国近代演变的“历史三峡”说。唐德刚在纽约创建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访问经历抗战时期的老人，是他积极推广口述史研究的贡献之一。

　　唐德刚访问过许多当代重要人物，包括李宗仁、顾维钧、胡适、张学良等。他的成名作是《李宗仁回忆录》，至今仍是口述史的扛鼎之作。唐也因长期访问胡适，被视为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胡适思想的传播者。此外，他最有名的历史著作是《晚清七十年》。

　　唐德刚逝世消息传出后，引起中国近代史学界的震动。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教授看来，其他历史研究者只专注于自己的领域，而唐德刚不同，在其历史作品中，上下、古今、中外都是糅合在一起谈。杨天石坦言，这在目前的史学界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而这种纵横捭阖的能力恰恰说明唐德刚先生知识渊博。

　　“唐先生说话很幽默、诙谐，虽然他操一口安徽官话，但并不影响他生动的表达。”杨天石说，“所以，唐先生的书也很生动有趣，甚至会影响你的情绪。我读唐先生的书有时候会笑出来。”

闲人一名

唐德刚：活在别人的历史里
    李菁　采写    书摘   



　　李 菁：唐教授，我们都知道您为胡适、李宗仁、顾维钧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做了口述史，您的书在大陆也有很多读者，能介绍一下您当时是怎么开始口述史工作的吗?

　　唐德刚：这个口述历史，并不是我要搞。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是上世纪40年代，我们是拿了政府的官费出来留学的，结果念出来后才发现改朝换代了。我当时是学传统历史学，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差太远了，我们要改学马克思，不是一年可以改的。所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改学了一年多的建筑。建筑是速成班，学一两年，马上就可以做事。然后看情况，毛主席要我们，我们就回去，不要我们，我们就在美国。我们那时才20岁，改行还很容易。我想改建筑，我会画画——我儿子后来就学建筑了，他用的那套工具还是我的呢!但我学历史是因为兴趣，后来学校招呼我回来，让我做历史系助教，我把原来扔的书又找回来了。那时候做助教被教授唤来唤去也不容易，洋人都干不了。我记得有个历史系教授，美国人，他说诸葛亮是山东人，孔明是湖北人；我说，诸葛亮和孔明是一个人啊!他说，诸葛亮，姓诸，孔明，姓孔，怎么会是一个人啊!

　　我第一次接触口述历史是为哥大一位教中国史的教授做助理，因为我会讲汉语。我自己做的第一个口述史就是胡适的。

　　李 菁：有人说您的运气很好，您在为胡适做口述自传的时候，是胡适先生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他有时间给你讲自己的那些经历。大陆这几年出现胡适热，您的作品又再度广为流传。

　　唐德刚：我开始认识胡适的时候，也正逢国内清算两个姓胡的，胡风和胡适。胡适怎么敢回去!胡适虽然有大使的退休金，但在美国过得很辛苦，他那时在美国跟我们一样，也没饭吃。胡适大博士，英文也讲得那么好，但他也找不到工作，他不想教教书?但谁让他教啊?他也不好意思开口求别人。

　　胡适那时候时间太多了!胡适是很好相处的一个人。我们在这里还组织文学社，不但胡适，林语堂也在。林语堂比胡适过得好，因为他写英文书，英文书出版拿一笔稿费，翻译成中文又拿一笔稿费，所以他过得比胡适好。胡先生那时也很可怜，他生病也没医院保险，我们在学校念书，还有医院保险。他后来连看病都看不起。胡适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特别熟，我会开汽车，胡适和他的小脚太太都不会开车，我替他做的事可多了，他经常打电话，说：“德刚，过来帮帮忙!”他搬个东西都搬不动。

　　李 菁：除了胡适，您还给李宗仁、顾维钧这些人做过口述史，他们各自都有什么特点?

　　唐德刚：给李宗仁做(口述史)跟给胡适做，完全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胡适是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We speak the same language!哥伦比亚大学为了省钱，我和胡适讲的都是英文。打出来直接交给哥大就行了。那时候李宗仁在美国也没饭吃，但李宗仁日子比胡适好得多，他在银行存款还几十万哩。李宗仁是军人出身，文学、历史完全不懂，完全由我来扶植他。我和李宗仁谈，他讲不了英文，而且他有时信口乱讲，要是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顾维钧的英文比胡适还厉害，我跟胡适平时还要中文聊天，顾完全不讲中文，一开口就是英文，有时讲的英文单词我还不懂。

　　有一次顾维钧告诉我他每天都写日记，我问他，你的日记用哪种语言?他不好意思地说是英文，他的中文不够用，他的母语其实是英文。后来他所有的材料都给我了，我一看，他几十年的日记，没有一篇是中文写的，有英文，有法文，我和他谈话百分之九十九是英文，那百分之一就是在说人名，像提到“袁世凯”的时候才用一点中文。

　　李 菁：我们知道当时很多人都在同您联系，想做自己的口述史，后来为什么只做了那几个人的呢?

　　唐德刚：国民党高官那时流亡国外的有几百人，他们都想做自己的口述历史，因为美国人给钱。宋子文找过我多少次，宋子文我并不认识，但他知道我，我也想做宋子文的，他是多重要的一个人!他和顾维钧差不多，都是英文比中文流利，批公文都是“OK!”不像其他官员，“准”或“不准”。宋子文和顾维钧是桥牌伙伴，他告诉顾也想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史，说想找唐德刚。顾先生跟我提这件事，但我没办法，在哥伦比亚我不是唯一的一个，还有主持政策的人。

　　李 菁：给他们做口述史，“哥大”会给宋子文、胡适和顾维钧同样的报酬吗?

　　唐德刚：不同的。它衡量每个人值多少钱、你有没有钱。美国人也知道胡适可怜，像他这样的人不能死在美国吧?那样就成了美国的大笑话了，所以他们一定要给胡适薪水。我跟哥大讲好了，给他三千块钱一年。胡适高兴死了，那时候三千是笔巨款。所以胡适和我两个人合作，他说“你怎么着都好”，我要他签字他就签字。(李宗仁呢?)一个铜板没给，他有钱!但胡适是穷人，everybody knows。顾维钧也没给钱。

　　我还要提到一个人是陈立夫。陈立夫在国民党做过院长，蒋介石的左右手，他是蒋介石的family member，但国民党破产，台湾也讨厌他，只给他一笔路费把他赶到美国来。他后来真是吃饭都成问题。自己开了个鸡场，上饭馆卖鸡蛋，卖鸡蛋的不是他一个人啊，大家还要排队，陈立夫也要排队，卖鸡蛋的都是穷人啊，结果到最后喂鸡的饲料比鸡蛋还贵，很多卖鸡蛋的都破产了。我后来到大陆听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个词，但我在北京就说，陈立夫可不够资格，他过得还不如我，我也不是陈立夫的什么人，我讲老实话嘛!

　　李 菁：大陆很多人都认为，您没有给张学良做成口述史是个很大的遗憾，您怎么看这件事?

　　唐德刚：我跟张学良很熟，但我跟他接触后发现，他的话我可以听，但张学良的书我不能做。你不做这一行你不知道，这个张学良是大而化之的人——你要听我的话，做学问，我是排长，你是小兵——他要怎么讲就怎么讲，你不能校正他。他的录音现在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像我跟胡适合作，我写，你读，所以胡适留在哥伦比亚的原版录音带其实是我的稿子，胡适照着念的。

　　但跟张学良不能这样工作。我说：“汉公，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

　　他说：“你知道什么?!”他是少帅，我连少尉都不是，所以他说：“你要听我的话!”

　　我说：“可不能听你的话，听你的话将来要出笑话的!”

　　“什么笑话，我讲我的故事，有什么笑话!”

　　所有的官场要人，都是如此。他们一出来，都在替自己说话，都认为自己对得不得了。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我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他们。

　　我跟张学良说，汉公，你这个事情记错了，他说：“我的事情怎么可能记错了!”人的记忆有时也太不可靠了!顾维钧那么仔细的人，还有错，何况张学良?搞口述历史如果没有相当经验，没法搞。

　　李 菁：那您是怎么处理和这些被访者的关系的呢?

　　唐德刚： 对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办法。李宗仁也是我建议哥大为他做口述史的，但当我刚开始找到李宗仁时，他不敢谈。顾维钧最初对我存戒心，他们知道我的老婆是国民党CC系要人的女儿，我是CC的女婿，所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谈话都很小心(注：唐德刚的岳父吴开先为国民党元老，也被认为是CC大将之一)。有一次我们随便谈到这儿时，他说，德刚，这CC有功劳啊，我说，CC也未必有什么功劳。他说，德刚，你也敢讲你丈人啊!我说我是搞历史的，中立的，跟官僚不一样。他很高兴，赶紧让郭德洁多做饭给我，李宗仁我给他搞了六七年，慢慢处得像家人一样。

　　李 菁：您接触过的这些名人，像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这几个人，哪个好相处?

　　唐德刚：还是胡适。胡适本身经过学术训练，能理解我的工作，有时比我还严格。有时我要记下他说的话，他说这个言出无据。胡适对我非常信任，我和胡适还有些私交。有些事情，我还可以教训胡适一顿。胡适一辈子教了很多的学生，我是他最小的一个。

　　李 菁：所以他也愿意把他和陈衡哲的一段恋情告诉您吗?

　　唐德刚：他没跟我讲，也没跟别人说，是我自己考证出来的。

　　因为我跟胡适搞熟了，我同他乱讲，我说，你认识了陈衡哲，你是不是要同她结婚?他说，我和陈衡哲感情好得不得了，但她也知道我不能同她结婚。我要不同她(注：指胡适夫人江冬秀)结婚，三条人命—— 我太太自杀，妈妈也自杀，孩子也生不出来，所以三条人命。我说，胡先生，我们都不如你呀，我们都没你那么忠厚，不认得字的太太还要娶，那你也有比我们好的地方，你还有一个女朋友哩! (笔者插话：你开这样玩笑他不介意吗?)我和他很熟了，他也经常打电话到我家。胡先生打电话到我家来，有天我不在家，我太太的妹婿也是一个博士，在这接电话，问你是哪一位?对方说，胡适，胡适!妹婿紧张得把听筒扔掉了，谁不知道胡适大博士的名气啊!所以你interview学者或政客，你如果不同他搞得很好，他要隐藏很多东西。

　李 菁：可是这种关系如何平衡——既要和他们保持密切关系，让他们对您毫无保留，又要在操作上保持一定距离，不能有闻必录?

　　唐德刚：我这个人可能运气好，很容易和他们搞到一起。胡先生很厉害，对我像家长一样，经常教训我怎么做学问啊；李宗仁跟我连距离都没有了。李宗仁的太太到香港了，就剩我和李宗仁两人在家，李宗仁在家烧饭给我吃。我跟李宗仁也熟到我可以问他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的地步；顾维钧则始终跟我保持距离。 怎么平衡?我讲的是历史，是历史真相。我们学历史的人，跟做新闻记者一样，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一个是绝对的客观，一个是绝对的主观，不能相互混淆在一起。

　　李 菁：我注意到除了历史著作外，您也有许多涉及时政的文章或评论。有人认为，历史学家更应注重发掘新的证据或事实，过分跟进当下发生的事情、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做出评断不是历史学家的责任……

　　唐德刚：谁说历史学家不能对现实说话!我是历史学家，我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我当然可以对现实发言。我的看法可能不对，对不对需要时间来检验。搞历史的要有一套历史哲学，我们不能拿中国的历史跟英国、跟罗马比。

　　在我看来，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弯弯曲曲、有上有下，许多历史，恐怕还要等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评断。



　　（摘自《往事不寂寞》，三联书店2009年1月版，定价：50.00元）

彼亦一是非

从唐德刚不做张学良口述可见，他自有严肃认真处，他的幽默不是“捣糨糊”。

雨冷香魂吊书客

嘻嘻。
转帖周老师我文章。
周泽雄：呜呼！世间已无唐德刚

我心目中的文史好汉唐德刚，日前独骑瘦马，踏月而去了，享年八十九岁。那也是一个适合古希腊文化英雄的年龄，悲剧家索福克勒斯就活到这把年纪。

虽然失去了一座高山，好在，构成历史学家内在生命的，是作品，因此，山依旧矗立着。“泰山其颓”之类俗世套语，用在才思夭矫的唐德刚身上，我以为毫无必要，正如我也不会用什么“驾鹤”来表达哀怀，那与唐德刚融阳刚壮美和顽猴脾性于一身的学术气象，并不般配。我估摸，他一定急着找他的老师兼忘年交胡适博士没大没小地去聊天了。

评价唐德刚先生的文史成就，远非我所能。不过，说到对唐先生的喜爱，我无意甘居人后。值此怀人长夜，细检喜爱之由，我觉得，有三种突出的禀赋，共生共济，相激相荡，联袂促成了唐德刚的非凡成就，我可以把它概括成通人、达人和才人。

试问，身为史家，唐德刚可有什么足以标明自家名号的主义或方法，类似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或“数目字管理”？我的答案是没有。提到“吾人治史 ”，唐德刚说得最多的，是那个中国文化人耳熟能详的六字真言:“笔则笔，削则削。”我听他如此自报家法，已不少于五六回。乍闻此言，真叫卑之无甚高论，因为那原是孔子“春秋笔法”的核心原则，中国读书人对之咂吧了两千余年，早已把它嚼得题无剩义，如何还能倚为独家秘技？——然唐德刚的无双利器，正在此处。

倘拘泥字面，所谓“笔则笔，削则削”，不过是该添则添，该删则删，别无新意。殊不知对这句话的理解，本身就得结合“微言大义”。说来至简与做来极难，原非矛盾，史学家以还原历史真相为首务，还原真相则以充分占有史料为基础。然而，正如遍布裸裎男女的海滩不见得比帷幕重重的宫廷深院可以展示更多人性，未经深思细择的毛坯史料，也断然不会自发地生成史学。我们所谓历史的客观与公正，只能是经由史家锐眼烛照之后的再客观、再公正，故一删一削，最能扑闪出治史者的功夫见识。唐德刚频以此六字自勉，初衷恐不是向孔子致敬，效仿夫子的大义观和褒贬术，而是径直回归史家本分，强调自己“不为两方师爷作注也”的气概。老掉牙的手段，仍然不失辣手本色。

欲成为第一流史家，窃以为须兼备两个条件，首先，他得身负不世之才；其次，他得老实，老实，再老实。汪洋才气辅以愚直态度，好似天马不辞缓步，如此，再幽僻的历史暗角，也会向他漏出一罅天光。擅长“口述历史”的唐德刚，在资料收集和占有上，可说做够了笨鸟功夫，给李宗仁、胡适诸公立影造像，时间跨度可达六七年，甚至终生以之。

史家的最后荣誉，必赖深刻可靠之见识而后立，故所谓史家之才，亦在“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八字上逗留徘徊。若非如此，则人事幽秘难得其真，历史纵深无由溯及。每一位唐德刚的读者，想必都会折服于他的见识，较之他缕述的历史种种，人们更加心仪于他风生水起、切理餍心的分析议论。他仗着史家本能和顽童心性就胡适给“偏怜独女”命名为“素斐”所做的汲探(“‘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莎菲者，胡适女友陈衡哲也)，以及得出的“所以新文学、新诗、新文字，寻根究底，功在莎菲。莎菲！莎菲！黄河远上白云间，你就是天上的白云！人间的黄蝴蝶啊！”之新奇结论，让人喷饭继之以钦佩。他在《袁氏当国》末尾当仁不让地写的一句话——“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有之，或自不才始也。”——我非但不嫌其狂，反觉清风徐来。史家而能练达如此，文字遂得江山之助。

一位史学大家，有必要同时成为文章大家吗？当我们把文章漂亮作为衡量史家的标准，也许对寻常史学工作者有欠公正，虽然，真正的史学大师，又大多兼备一副文章妙手。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不知激荡了多少欧洲人的心灵，除了笔下的英雄事迹，文笔拔萃也是原因之一；《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爱德华·吉本，文笔素为人称道；至于中国的绝代史家司马迁，单凭文章也足以傲视千秋。对此，唐德刚亦尝再三道及，他还赞叹过太史公把安徽土话“伙颐”(即今之“伙计 ”)写入古文的酷笔。

我得说，史家兼备文采风流，初非在于吸引读者；出众的笔墨才华，本身有助于更加精准地再现历史的繁复、挖掘心灵的款曲。因为，凭一把大铁锹是无法修理瑞士钟表的，我们手上非有精细工具不可。语言之道亦可作如是观。何况，如他“雄伟深刻而俏皮”的老友周策纵先生所说:“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他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实际上，我对唐德刚才人本色的赞叹，也是以确认他有“极大的真实度”为前提的，舍此则不足论矣。

“士君子读书为学，要‘山人自有主张’，管他鸟洋人！这一点，我倒佩服胡适做学问特立独行的风格。”这话，也是唐德刚的夫子自道。斯人殁而山人亡，说他一个人带走一个时代，恐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