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山人自有主张

周泽雄

我心目中的文史好汉唐德刚，日前独骑瘦马，踏月而去了，享年八十九岁。那也是一个适合古希腊文化英雄的年龄，悲剧家索福克勒斯就活到这把年纪。

虽然失去了一座高山，好在，构成历史学家内在生命的，是作品；因此，山依旧矗立着。“泰山其颓”之类俗世套语，用在才思夭矫的唐德刚身上，我以为毫无必要，正如我也不会用什么“驾鹤”来表达哀怀，那与唐德刚融阳刚壮美和顽猴脾性于一身的学术气象，并不般配。我估摸，他一定急着找他的老师兼忘年交胡适博士没大没小地去聊天了。

评价唐德刚先生的文史成就，远非我所能，不过，说到对唐先生的喜爱，我无意甘居人后。值此怀人长夜，细检喜爱之由，我觉得，有三种突出的秉赋，共生共济，相激相荡，联袂促成了唐德刚的非凡成就，我可以把它概括成通人、达人和才人。

试问，身为史家，唐德刚可有什么足以标明自家名号的主义或方法，类似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或“数目字管理”？我的答案是没有。提到“吾人治史”，唐德刚说得最多的，是那个中国文化人耳熟能详的六字真言：“笔则笔，削则削”。我听他如此自报家法，已不少于五六回。乍闻此言，真叫卑之无甚高论，因为那原是孔子“春秋笔法”的核心原则，中国读书人对之咂吧了两千余年，早已把它嚼得题无剩义，如何还能倚为独家秘技？——然唐德刚的无双利器，正在此处。

倘拘泥字面，所谓“笔则笔，削则削”，不过是该添则添，该删则删，别无新意。殊不知对这句话的理解，本身就得结合“微言大义”。说来至简与做来极难，原非矛盾，历史学家以还原历史真相为首务，还原真相则以充分占有史料为基础，然而，正如遍布裸裎男女的海滩不见得比帷幕重重的宫廷深院可以展示更多人性，未经深思细择的毛坯史料，也断然不会自发地生成史学。我们所谓历史的客观与公正，只能是经由史家锐眼烛照之后的再客观、再公正，故一删一削，最能扑闪出治史者的功夫见识。唐德刚频以此六字自勉，初衷恐不是向孔子致敬，效仿夫子的大义观和褒贬术，而是径直回归史家本分，强调自己“不为两方师爷作注也”的气概。老掉牙的手段，仍然不失辣手本色。

据此，当年胡适向唐德刚亲口说出的一段话，倒不妨视为唐氏治史法的旁白：“我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原无骄傲之可言；但是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照样算不得好汉。”如此行事，恰是学界通人一族的当行本色。

欲成为第一流史家，窃以为须兼备两个条件，首先，他得身负不世之才；其次，他得老实，老实，再老实。汪洋才气辅以愚直态度，好似天马不辞缓步，如此，再幽僻的历史暗角，也会向他漏出一罅天光。擅长“口述历史”的唐德刚，在资料收集和占有上，可说做够了笨鸟功夫，给李宗仁、胡适诸公立影造像，时间跨度可达六七年，甚至终生以之。

史家的最后荣誉，必赖深刻可靠之见识而后立，故所谓史家之才，亦在“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八字上逗留徘徊，若非如此，则人事幽秘难得其真，历史纵深无由溯及。每一位唐德刚的读者，想必都会折服他的见识，较之他缕述的历史种种，人们更加心仪于他风生水起、切理餍心的分析议论。他仗着史家本能和顽童心性对胡适给“偏怜独女”命名为“素斐”所做的汲探（“‘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莎菲者，胡适女友陈衡哲也），并得出“所以新文学、新诗、新文字，寻根究底，功在莎菲。莎菲！莎菲！黄河远上白云间，你就是天上的白云！人间的黄蝴蝶啊！”的新奇结论，让人喷饭继之以钦佩；他在《袁氏当国》末尾当仁不让地写的一句话：“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有之，或自不才始也。”我非但不嫌其狂，反觉清风徐来。史家而能练达如此，文字遂得江山之助。

一位史学大家，有必要同时成为文章大家吗？当我们把文章漂亮作为衡量史家的标准，也许对寻常史学工作者有欠公正，虽然，真正的史学大师，又大多兼备一副文章妙手。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不知激荡了多少欧洲人的心灵，除了笔下的英雄事迹，文笔拔萃也是原因之一；《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爱德华•吉本，文笔素为人称道；至于中国的绝代史家司马迁，单凭文章也足以傲视千秋，对此，唐德刚亦尝再三道及，他还赞叹过太史公把安徽土话“伙颐”（即今之“伙计”）写入古文的酷笔。我得说，史家兼备文采风流，初非在于吸引读者，出众的笔墨才华，本身有助于更加精准地再现历史的繁复、挖掘心灵的款曲。因为，凭一把大铁锹是无法修理瑞士钟表的，我们手上非有精细工具不可；语言之道亦可作如是观，何况，如他“雄伟深刻而俏皮”的老友周策纵先生所说：“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他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实际上，我对唐德刚才人本色的赞叹，也是以确认他有“极大的真实度”为前提的，舍此则不足论矣。

“士君子读书为学，要‘山人自有主张’，管他鸟洋人！这一点，我倒佩服胡适做学问特立独行的风格。”这话，也是唐德刚的夫子自道。斯人殁而山人亡，说他一个人带走一个时代，恐不为过。
载《东方早报》2009年11月1日，发表时，标题改成“呜呼，世上已无唐德刚”

周泽雄

发表时，这一段话被删去：
据此，当年胡适向唐德刚亲口说出的一段话，倒不妨视为唐氏治史法的旁白：“我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原无骄傲之可言；但是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照样算不得好汉。”如此行事，恰是学界通人一族的当行本色。
删去这一段，我文前称唐德刚为“文史好汉”，就没有着落了。别的倒关系不大。

闲人一名

呵呵。刚刚读文时就猜到被删的是这段。替报上读者可惜一下。

闲人一名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老人家算得上高寿了。悼怀者不必定得作出悲戚相。微笑着送逝者走，不代表心里没有感怀。
《天堂电影院》里，多多在艾费多葬礼上，朝熟人打招呼时是微笑点头，我印象非常深。放在低劣导演那里，没准要给演员点眼药水冒充眼泪了。

周泽雄

听说，唐德刚患有肾病，不知具体为何。据他夫人说，唐先生走得毫无痛苦。这让俺放下心来。
蒙田也患有肾病（肾结石？），在文章里曾反复抱怨该病之可憎。

李大兴

泽雄论唐先生，谓之“通人、达人和才人”，颇为精当。唐先生实为才子型文人，又性好滑稽、世情练达，故而为人有趣、朋友极多。不过，我不觉得唐先生史学上有“非凡成就”，大抵他是中国口述史的主要开创者，但也是因为口述史在当时的盛行。他文笔很好、但写得有时太快，在史料辨析上就有些未尽全功之憾。才子型文人，自然是极其聪明的，但有时也就误短在太聪明上。唐先生论袁、论蒋、论毛，还有说晚清、说《红楼梦》等，不乏闪光看法，但有时说得嘴滑，未免少了史家严谨而褒贬过剩。

老木匠

大兴兄说得实在

唐先生是聪明人，是才子。但不是大师级的史学家。

想来也是境遇使然。美国毕业后和洋鬼子合不来，找不到合适的教职，只好卖文为生。一旦卖文成为主业，难免就市场至上，要讲市场喜欢的话，难免就落入戏说的地步。

他的很多论断来得太快，也太想让普通读者接受，难免要讲些过头话，硬搞历史预言将来。

周泽雄

在小文《文字的礼数》里，我曾小小地讥嘲过唐德刚先生，说他“失之于佚荡”。
这当儿，我换种说法，首先也是出于“文字的礼数”。其实在内心深处，我是视唐德刚为文人的，日后盘点，也许他的散文成就还高于史学成就。
但是，值此国内浅人竞相上电视兜售可笑学问之机，唐德刚的文采风骨及斑斓作品，不仅高出众多，还有示警垂范的功用。

彼亦一是非

唐先生的书读起来很痛快，而且“干货”确实多，当然他的“历史观”不无可议之处，比如“峡谷”说之类的，太有历史主义气味。

酱香老范

老周月旦人物，似胜望文号脉。
此文不提“话痨”之病，亦见宅心仁厚。

“山人自有主张”，令人想起集兰亭序之联“人有不为斯有品，己无所得可无言”。
编辑弃好题而用煽情陈句，有“一拳打在腰眼（要害）里”之叹。

自觉的梦游人

读他的随笔，经常感到他是久经考验的乌搞党。想想也是，他们这批留学生经历的游学之际惨遭江山变色，这份郁闷不用乌搞、调侃来排解，是很难撑得下去的。
又，还是决定作加精处理，这样做，是为了对好文章一视同仁。

周泽雄

回彼兄：我对他的三峡说，兴趣不大。历史学家的功夫，往往在小处，而世人又性喜观其大处。实际上，很多大哲或大学问家，他们的“主义”早已落伍，而个别真知灼见却永远闪光。
回老范：标题，编辑事先征求我意见，我只是略表异议，但对编辑追求醒目的态度，也表示尊重。我回复编辑的手机短信上说：该句式为人熟知，缘于黄仁宇先生的“世间已无张居正”，窃恐德刚先生未必想沾光。
多谢梦子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