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澄清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认识误区

李旧苗

澄清这些认识误区，有助于我们找到努力的方向，坚持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使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更加协调
　　今后我们仍然要发挥自己的要素禀赋优势和比较优势，同时也要转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在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
　　误区一：中国老百姓不愿意花钱，因此影响了经济增长？
　　百姓消费增幅一点都不慢，只是因为我们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双加速的时期，投资率高，所以显得消费率低
　　记者：您最近提出要澄清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认识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关于我国居民消费的。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老百姓不愿意花钱，老愿意存钱，因此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甚至有人认为，这次世界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也是中国的老百姓不愿花钱造成的。
　　卢中原：这个说法听起来逻辑上似乎很严密，但是如果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说法是似是而非的。
　　中国的消费率也就是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下降，但原因并不是中国老百姓消费增长很慢，不愿意花钱，恰恰相反，我们现在消费增长很快，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意愿是比较强的。今年1—9月，扣除物价因素的消费增幅是17%，高于同期GDP增幅9.3个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如此来看，中国老百姓消费增幅一点都不慢，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相当了不起的。而且我们看近些年中国的消费实际增幅，每年比上一年大约提高1—2个百分点，这是非常好的上升曲线，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
　　因此消费率低的问题并不出在消费上，而是出在投资比消费增长得更快。今年1—9月份投资实际增幅37%，因此导致了投资占GDP的比重更高。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计算投资率、消费率、净出口占GDP的比重，本身并不能准确表明消费自身的增长情况。而能够反映消费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消费开支，这是老百姓实实在在花出去的钱，在上世纪整个90年代，中国的这个指标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我们再看消费率，中国消费率现在比一些最不发达国家还低，难道说中国老百姓消费水平还不如这些最不发达国家吗？这是不可能的！最不发达国家的消费率之所以大大高于我们，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投资率太低，甚至没有投资。中国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双加速的时期，这都需要大规模的投资，这个时候我们投资率高了，此消彼长，消费率自然就低了，但是并不等于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比最不发达国家还差。
　　中国的老百姓的消费意愿很强，当年短期的消费增长、消费需求非常旺盛。当然从中长期的发展来看，我们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需要调整的，消费率也需要提升，这与短期调整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误区二：这一轮中国经济内需的扩大是靠“铁公机”投资拉起来的？
　　这里面确实有“铁公机”，但占的比重并不很大。不要简单地批评基础设施投资，改善民生的投资应该越多越好
　　记者：您提出的第二个认识误区是关于投资的，就是许多人认为，这一轮中国经济内需的扩大主要是靠“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投资拉起来的。
　　卢中原：不能简单地说这次投资主要的拉动点是基础设施，这不符合事实。国家发改委最近公布了4万亿投资计划的执行情况，这里面确实有“铁公机”，但是它们占的比重并不很大。在今年四批中央投资中，用于民生工程的投资占比超过50%，像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投资、灾后重建投资、沼气池的建设以及保障性住房投资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需要投资的。尤其需要说明，保障性住房投资在本质上不是一般的固定资产投资，而是消费性的公共服务开支。投资增长确实是很快，但是对这种快我们要分析它的结构，如果这里面有更多的投向生态，投向节能环保技术，投向民生的改善，那是非常正确的，符合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方向，符合惠民生的调控意图，这样的投资应该越多越好。
　　我们不要简单地批评投资，投资率高本身是有客观必然性的。此外，固定资产投资的历史数据表明，其中有40%左右会转到消费。大量的政府投资带动地方投资、社会投资给农民工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又是对消费间接的拉动。因此我们说，对中国的投资拉动也要客观分析。
　　误区三：中国的出口太多，是个出口依赖型国家？
　　这不准确。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出口主导型的，更不是外需为主拉动的，而主要是靠我们的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
　　记者：您提出要澄清的第三个误区是对于我国出口的认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出口太多，中国是一个出口依赖型国家，实行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
　　卢中原：我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我们看看2001年—2007年这几年间的情况。2001年投资、消费的贡献分别是4.2和4.1个百分点，净出口贡献为负0.1，当年经济增长8.2%，主要靠两大内需拉动的。2002年、2003年、2004年，我们净出口对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仅为0.1、0.6、0.7个百分点，剩下的都是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拉动的。当然在2003年、2004年投资的贡献大大高于消费，这有些失衡。2005年、2006年、2007年净出口分别拉动经济增长也不过2.2、2.5和2.7个百分点，这几年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0％以上，也就是说，剩下的8—9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全是由投资、消费两大内需拉动的。2005年、2007年，消费略大于投资的贡献，两者的关系比较协调，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由此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出口主导型的，更不是外需为主拉动的，而主要是靠我们的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
　　我们有劳动力充裕和土地广阔等要素组合优势，与国际分工的趋势结合在一起，导致我们出口多。这不是我们的罪过，国际产业分工链条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的，这个国际分工格局是靠我们国家人民币升值能解决得了的吗？显然不能。再有，我们中国海外投资很少，要算GDP的出口依存度很高，但是不要忘了美国等发达国家他们有大量的跨国公司在海外，跨国公司在海外创造的国民总收入要远远大于他们的GDP，发达国家用不着从国内生产再出口，他们在全球布局，然后算他们自己的国民总收入，叫GNI，他们的GNI要远远大于本国创造的GDP。
　　再有，中国的出口占世界的比重也是非常低的。2008年，德国这一比重高达9%，我们中国只有8%，怎么不说德国把世界经济弄失衡了？2007年我们中国出口只占高收入国家出口的5%，为什么不说是高收入国家的出口把世界经济弄失衡了呢？说到底，世界经济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经贸体系下，所导致的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不是中国的出口造成的。

李旧苗

经济转型需改变“收入比”

陈志武


    很多学者呼吁经济转型，呼吁靠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靠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也必须要有改变、靠制造业的模式也要改变，要更多地发展第三产业。但四分之三的生产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要这些财富升值，四分之三继续留在国家手里，必然的结果就是不断往工业一投再投、往基础设施一投再投。
    中国的经济转型为什么难？在我看来，与政府和居民之间的收入比过大有关。
　　国家收入的“大饼”是如何分的
　　如果把中国整个社会分成三个不同的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政府，从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再到地方政府，城镇居民是第二个群体，农民作为第三个群体。在过去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最多？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相对来说最少？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总体上是翻了5.7倍，如果1995年的基数是100，到2007年的时候上升到670左右，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时，占的份额是最多的。城镇居民总体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年里翻了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总体上翻了1.2倍。如果我们把整个国家的收入看成一个大的“饼”然后分给这三个群体，政府从这个饼里面得到的份额是最多的，农民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少。
　　国家收入相当于多少“居民收入”？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2007年，全国的国家财政税收是5.1万亿人民币，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较一下，我们发现现在政府的规模重新超过改革开放初期，同时也比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大。用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作为参照系数，1978年的时候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8.5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去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2.3亿农民的纯收入。
　　消费难是因为财富升值效益没办法流到老百姓家中
　　我们再看一下资产性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是怎么分配的。据统计，差不多有76％的资产性财富还是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资产性财富掌握在民间。到2006年年底，把国有土地的财富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差不多是79万亿人民币。而到20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是21万亿左右。
　　中国的社会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这样的配置结构，带来的后果到底是什么？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的GDP如果只按照8％、9％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老百姓能够感受到增长的好处会非常少。重要的原因是财富在民间的配置结构，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每年可以花的收入应该包括两部分：劳动收入和工资收入；资产性财富升值收入。但是在中国，大部分老百姓享受的只有劳动收入，工资的上涨是最主要分享经济增长的渠道。很多经济学家讲我们必须改变中国导向型的出口方式，必须通过内需的增长来带动增长，但是，财富升值的效益没办法流到老百姓的家庭，老百姓如何消费。
　　“收入比”决定国家喜欢在重工业“一投再投”
　　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资产、获取更多的国民收入，其他的结果还有哪些？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不管是前苏联还是过去计划经济的中国、今天的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非常重视重工业、制造工业，而轻视第三产业、轻视轻工业。因为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这些资源、控制财富的重新配置，最后的结果肯定会重视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而由老百姓掌握财富的支配权和消费权的时候，最后会转变成为对服务业、对消费者工业有更多的需求，而不会转变成对大工业项目的投资需求。原因是花别人的钱，不仅仅不心疼，还需要追求效果。作为官员，一般都会把这些财富花在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上，这些往往是基础设施和大的工业设施所具备的特征。
　　很多学者呼吁经济转型，呼吁靠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靠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也必须要有改变、靠制造业的模式也要改变，要更多地发展第三产业。但是，四分之三的生产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要这些财富升值，四分之三继续留在国家手里，同时又有这么多财政税收掌握在国家手里，必然的结果就是不断往工业一投再投、往这些基础设施一投再投。这样下去，一个国家还要靠出口市场，才能使那些投资多少有一些回报，否则这个增长模式很难持续下去。长期靠投资怎么能维持下去？现在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