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台及中国的反应

李旧苗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议最后一天作了秘密报告，公开批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混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怎样出台的？中国是怎样得到这个报告文本的？中国对此的最初反应是什么？本文拟根据近10年来国内外披露的一些历史文献和史料，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台
　　20世纪20年代末期，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由于严酷的党内斗争以及共产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斯大林放弃了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的发展道路，在苏联建立起一套以权力高度集中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虽然使苏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弊病。斯大林的逝世，使许多人开始思考苏联的经济发展问题。这种思考首先是从苏联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开始的——他们感受到要改变国内政策的必要性。苏联领导人正是从加快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生产开始，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1953年，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八月会议上关于必须优先生产日常生活消费品的讲话和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提出的农业改革纲要，可以看做是经济政策“解冻”的第一个信号，是修正苏联传统经济模式的初步尝试。虽然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之间的政治较量正在暗中进行，但必须改变经济政策以解决社会生活急需的问题则是苏共领导人的共识。苏共二十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其议题主要是讨论和提出改革的方针问题。但长期以来，这次会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结束时作的冗长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期间、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错误，在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混乱。苏共中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问题又是怎样提出的？实际情况并不像赫鲁晓夫本人回忆和一些研究者认定的那样，似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只是在苏共二十大期间由赫鲁晓夫个人突然提出来的。同国际和国内问题一样，苏共二十大在党内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而且得到了高层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同。
　　1955年4月7日，赫鲁晓夫在击败其政治对手后，提议10个月后召开苏共二十大，其议程是常规性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这项建议，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在会议上提出斯大林问题。然而，在为苏共二十大准备材料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浮现出来，这就是关于30年代大规模的“肃反”问题。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关于这个问题的平反工作已经开始，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只是进展缓慢。而党的代表大会不仅要对一系列历史问题作出结论，还要给那些受到迫害和牵连的人及其家属一个交代。于是，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积极地开展了对在1936年至1939年间被判罪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的重新审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系列假案和冤案。1955年3月14日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向苏共中央报告，苏联检察院特别案件处在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一二月份，共审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件。其中由于在原审判中“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而由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有7727件。此外，根据被判刑人员及其家属的申诉书正在进行核查的案件还有1万多件，而尚未处理的申诉书则有3万多份。
　　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着手对这些案件进行认真研究，为无辜的受害者平反。到1955年秋，关于30年代“肃反”以及斯大林应该对这些冤假错案承担责任的各种申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重新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11月5日举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斯大林诞辰日，不再像往常那样召开隆重的集会进行庆祝，而仅在报刊上刊登一个消息。由于社会的压力，必须进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12月3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恩列斯研究院院长波斯佩洛夫为首的新的专门委员会。
　　一个月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在1956年2月1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尖锐地谈到斯大林和个人崇拜问题，并且在领导层内部展开了争论。这一天，苏联国家安全部前特大要案侦察员罗多斯从监狱被带到主席团会议，他被要求如实地回答所有主席团成员的问话。与之交谈后，多数人都不再怀疑：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肃反”活动，甚至规定了各地逮捕人员的名额。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提出了一个尖锐而直率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对此，赫鲁晓夫提议将这些事实真相补充到苏共二十大工作总结报告里。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赞同他的建议。莫洛托夫虽然也同意说出事实真相，但他坚持在报告里必须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随后的发言中，米高扬、萨布罗夫、马林科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苏斯洛夫明确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认为“有责任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向党说明这一切”，“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危害”，“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支持莫洛托夫，尽管他们也同意“党应该了解真相”，但伏罗希洛夫建议，因事关重大，“应该考虑周全”，“一步一步地来”。莫洛托夫坚持认为，“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至于那些“可耻的事情”，“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来得及搞清楚”。最后，赫鲁晓夫总结说：“为了党的利益应该作出决定”，必须认识到，“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赫鲁晓夫提出，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不谈恐怖手段的问题”，但“应该确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置于应有的地位”，以后在宣传画和文学作品中，“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并“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在2月3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纪念伏罗希洛夫75岁生日而发布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命令中，只称其为“伟大列宁的忠实学生”，而在以往的标准用语中是一定要提及“斯大林”的。
　　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莫洛托夫认为苏共二十大前未必能够搞清楚的事情，没过几天就有了明确答案。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提交的一份长达70页的详细报告，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反党、反苏和反革命案件都是侦查机关捏造的，而且是采用各种非法手段逼供的结果。“肃反”的浪潮波及到全国所有地区和部门，“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报告提出的充分证据表明，不仅大规模“肃反”运动是斯大林直接推动的，其中许多重大案件也是他亲自过问和决定的，甚至采取“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无耻的破坏”的酷刑和“最野蛮拷打”的方式进行审讯，也曾经两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励。报告最后总结说：“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而这种‘个人崇拜’无限度地、无止境地赞美和夸大了斯大林的作用。”
　　所有看到报告的人都震惊了，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事实是如此地令人恐怖，当他(波斯佩洛夫)汇报时，特别是讲到那些非常沉重的地方，眼睛里噙着泪水，声音也颤抖了。大家都惊呆了，虽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情况，但委员会所汇报的一切，我们当然是不了解的。而现在，这一切都经过了核查并被文件所证实。”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材料，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再次出现了严重分歧的场面。赫鲁晓夫首先表态：应该有勇气向代表大会说明真相，需要考虑的是怎样讲，由谁来讲，但不讲是不诚实的。赫鲁晓夫建议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重点是讲个人崇拜问题，还提议将列宁表示要与斯大林分手的“政治遗嘱”等未公开的历史文件分发给大会代表。同2月1日的会议一样。莫洛托夫立即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而且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倾向于莫洛托夫的立场，虽然同意向大会说明真相，但强调要“保持冷静”，“谨慎行事”。其他所有的人则明确支持赫鲁晓夫的意见，反对莫洛托夫的立场。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说明事实真相，已经没有分歧，差别是细微的，并强调不必害怕，也不要“犹豫不决”，而应该“彻底揭露”个人崇拜问题。至于由谁来报告，赫鲁晓夫建议提交中央全会讨论。会议通过了在2月13日下午召开中央全会和让二十大代表了解未发表的列宁文件的决议。
　　2月13日首先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向中央全会提交议案，说明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赫鲁晓夫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所作的说明很简单，没有涉及任何具体内容，只是提到“为了使代表们正确地理解出现在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问题上的重大转折，为了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具体材料，应该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主席团的议案。这就是说，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已经确定，由赫鲁晓夫本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只是，中央委员并不了解报告的具体内容，报告的文本或提纲也没有提交会议讨论。原因很简单：报告文稿还没有形成。直到苏共二十大召开了几天以后，2月18日，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才提交了他们起草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初稿，其主要内容是关于30年代实行“肃反”的大量具体事实。赫鲁晓夫显然感到不足，第二天又向速记员口授了一些需要补充的内容。在这份口授记录中，不仅增加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对党内领导人实行清洗的事例，而且用词也显得更加尖锐和激烈。随后在这两个文本以及其他人提供的文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最后的文本，并分发给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征求意见。在2月22日临时召集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了宣读秘密报告的时间——24日大会选举结束以后。25日以前，报告的最后文本终于准备好了。目前知道的有苏斯洛夫、谢皮洛夫的修改文本，所作改动都不大，主要集中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赫鲁晓夫补充的部分事例被删掉了。最后文本吸收并综合了这些意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这样出台了。
　　中国获取秘密报告的情况
　　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接受苏共中央的邀请，并按惯例于1956年1月16日决定派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刘晓五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朱德为团长(当时朱德正在东欧访问)。2月4日，朱德从波兰提前到达莫斯科。2月11日，代表团其他三名成员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也由北京抵达莫斯科，与朱德、刘晓汇合。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在克里姆林宫开幕，朱德率中共代表团与其他55个外国党代表团应邀出席。在苏共二十大结束时，即2月25日上午(几乎所有的中文论著都说在24日至25日夜间，不知根据何在。在俄国档案的记载中，由布尔加宁主持和赫鲁晓夫作报告的秘密会议是在25日上午举行的)，赫鲁晓夫在只有苏共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由于苏共中央没有邀请外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被称为秘密会议，赫鲁晓夫的报告被称为秘密报告。
　　由于中共代表团没有受邀参加这个秘密会议，那么中共中央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的呢？关于这个情况，中国史料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据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就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秘密报告。从上面介绍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的情况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吴冷西的说法是，2月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只念了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后来，新华社是根据3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的报告文本连夜组织翻译并印发中央领导人的。吴冷西的这个说法也有记忆的错误——《纽约时报》是6月5日刊登出秘密报告文本的，而新华社翻译的很可能只是一些有关报告内容的传言和消息。李越然、吴冷西无疑都是中苏关系的重要当事人，但他们当时都不在莫斯科，对苏共二十大并未身历其境。
　　据陪同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的翻译赵仲元回忆，秘密会议召开之前，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就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情况，并解释说对中共并没有保密的问题，但苏共不希望其他代表团参加秘密会议，因此也不便单独邀请中共代表团。报告的第二天(2月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俄文本交给了中共代表团，赵仲元等人连夜将报告译成了中文。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拉科西回忆说，他也是2月26日看到报告文本的。俄国档案记载的情况是，2月27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将报告和决议文本(共印制30份)交给了参加大会但未被邀请出席秘密会议的13个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并要求“离开莫斯科之前应将材料交回”。这里的一天之差，可能是记忆的错误，也可能是中共和匈共的确早一天看到了文件。2月27日和28日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主要内容就是通报苏共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反复强调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意义，认为不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党的生活准则和社会主义法制就不能恢复，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发展”。
　　3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专门印制150份报告文本，并通过苏联驻外使馆寄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是，3月3日邓小平等从苏联回到北京时便带回一份报告文本。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书面报告邓小平：苏共中央交来一份经赫鲁晓夫本人校对过的秘密报告的正本，并告文本不必退还，用后可以烧掉。另据薄一波回忆，米高扬4月6日访华时也带来了一份秘密报告文本。
　　总之，到3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已经了解到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而且先于西方得到了秘密报告的文本。
　　中国对秘密报告的最初反应
　　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震撼了整个世界。鉴于自列宁逝世以后的几十年里斯大林被认为是列宁主义的捍卫者和继承人，是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领袖，是苏联赢得反对德国法西斯卫国战争伟大胜利的统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之无愧的导师，因此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无疑就意味着苏联共产党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由于苏共在没有充分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的情况，贸然抛出斯大林问题，而且传达的范围太广，速度太快，事后又缺乏解释和教育工作，于是在苏联社会、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思想的迷惘和疑惑，社会的分裂和混乱；在西欧和美国共产党中也出现了严重分裂的局面。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在1956年3月初即获得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对此，中共中央并没有急于公开表态，也没有在党内立即答复基层党政组织的各种猜测和疑问。中共中央在得到秘密报告文本后，一方面保持沉默，一方面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与朝鲜、越南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不仅在广大党员中口头传达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且将译文印成小三十六开的册子，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字样，随《参考资料》发放。这些内部刊物虽然发行范围有限，但并非机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以至抢购一空。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当时并不担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非斯大林化”倾向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
　　关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最初看法，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党内会议的讨论、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人之间的谈话，这三者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公开表态最为谨慎，内部讨论就开放一些，而私下谈话最为自由。
　　关于党内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还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195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便议论了苏联问题。3月3日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回到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等人开会，由邓小平汇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情况。此后(3月12日至4月4日)中共连续举行高层会议，集中讨论了斯大林问题。3月16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影响进行讨论。毛泽东在会上讲：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开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在3月19日的会上，毛泽东就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征求大家意见，他说，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在3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但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我们要做的是从苏联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力求不犯大错误。
　　关于公开表态，是指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4月5日，该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正式发表。文章首先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接着对斯大林问题作了全面评说，指出：(一)苏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强调集中，就会出现错误，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二)斯大林在后期工作中“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因为他的骄傲和不谨慎，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三)“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因此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即使是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和斗争也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四)吸取个人崇拜的教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这就向人们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斯大林这样的错误，有它的不可避免性；根源不在于个人崇拜，是思想方法问题；个人崇拜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有它的社会历史根源；吸取苏联的教训，就是对书本上的东西和苏联的经验要加以分析和鉴别。这样，较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既从理论上对斯大林的错误作了深入一层的分析，又从积极方面吸取苏联的教训。
　　如果说在理论探讨方面中共更多地想显示比苏共高明的方面，那么在与苏联人的多次谈话中毛泽东则着重强调了中苏两党一致的方面。如3月31日，毛泽东在与尤金进行的3个小时谈话中，列举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这次谈话给人的印象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说法并无多大区别。当尤金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似神化的个人崇拜”时，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累积的”。毛泽东还说，苏共二十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主动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许多问题。5月2日，毛泽东在与尤金的另一次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于没有采取任何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措施，由于这个过错，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隔阂越来越深”。毛泽东称赞“苏共中央勇敢而尖锐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同时又指出，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最后，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苏共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由于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
　　综上所述，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原则问题上，特别是批判斯大林问题上，中苏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分歧。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不满的地方，认为苏共批判斯大林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但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来中苏论战时中共公开指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只能看做是针对苏共二十二大路线而言的，与苏共二十大并没有什么关系。

李大兴

毛对苏联批判斯大林，恐怕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毛对斯大林一肚子火、对苏联老大哥内心深处也只是想利用；另一方面，对批判个人崇拜，毛是一开始就很敏感的、因此对秘密报告是持保留态度的。
沈志华先生最后一段结论，相当离谱。并非“不反对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只是还不便反对老大哥。公开指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怎么能够说“与苏共二十大并没有什么关系”呢？

老木匠

这个也写得很一般。

斯大林刚死，贝利亚就已经打算清算斯大林的一些做法。很难说是从经济上看问题。赫的报告也没有任何证据是来自于经济情况的。

以常理推论，毛看到批斯开始有高兴的，老大死了，老大的事情可以批判了，他可以公开的批判老大当年派出代表来整他的事情了，向尤金一吐为快。

可是后来发现批个人崇拜是批到自己头上了，他就不高兴了，斯就是不好扔掉的刀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