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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4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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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发现文化的江山
本帖最后由 周泽雄 于 2009-11-14 22:45 编辑
发现文化的江山
刘刚、冬君
你知道吗?中国历史上,其实有两个中国。
一个是二十五史里的中国,叫做王朝中国。
一个是贯穿了所有王朝的中国,叫做文化中国。
所有王朝都在兴亡交替中,短则数十年,长则数百年,难逃一亡,惟有文化中国越千年,历百世,还在发展,凝然而成文化的江山。
江山自然生成,人居其中,文而化之,渐成国土。
英雄行走大地,于江山之中,规划国土,以河图洛书,为天地象数,立宇宙原型,而开辟家国,使文明初曙,而有《山海经》世界。
《山海经》是一部传说时代的文化中国图志,无论它成书于何时,它都留下了初民用文明初曙之眼看到的世界,光怪陆离,无比精彩!
《山海经》是自由的世界,而非大一统世界,是英雄世界,而非神的世界,其主体为人,是用形形色色之文明包装了的万物之灵,而非神。
《山海经》世界,不仅在传说中存在,还通过考古发掘出来,江南良渚文化和吴城文化,还有古蜀三星堆文化,也许就是这世界的一部分。
用王朝中国的史官文化来看,《山海经》无非“怪力乱神”,从文化中国的角度来看,《山海经》是一座文化的江山,是文化中国的摇篮。重读中国历史,要从《山海经》开始,这是我们写完本书以后的一点新觉悟。
由此可见,我们后知后觉,留了遗憾。然而,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们正在着手进行的新作《文化中国图志》,将从《山海经》开始。
王朝赫赫,为历史表象,江山默默,乃历史本体。
表象易逝,王朝只是命运的一出戏,帝王将相跑龙套,跑完了就要下台去,天命如此,他们不过刍狗而已。改朝换代,但江山不改。
文化的江山,承载着历史,承担了未来,向命运敞开了它的怀,命运投入江山的怀抱,在它的怀里起舞,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王朝演出。
“秦时明月汉时关”,秦汉两朝已去,可关山依旧,明月依然,这关山啊,就是文化的江山!命运诗意的栖居于江山,我们知天命以诗。
重读中国历史,要把历史放到江山中读,不要放在王朝里读,要用诗性的眼光读,不要用“资治”的眼光读,以诗性之眼,能读取文化的江山,用“资治”的眼光,只能围绕王朝打转,把历史读成阴谋诡计和打来打去。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用了诗性的眼读取江南,诗中有“我”,“我”在选择,放下王朝,他抱住江南——诗的江山。陈寅恪“以诗证史”,亦是诗性的,一部《柳如是别传》,以其文化个体性,向我们展示了一座文化的江山,还是江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江南。
诗性的眼光,本身就含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之观史,使王朝中国黯然无光,而文化中国则大放光芒。我们来看盛唐,盛唐气象并非那些帝王将相,而是唐诗的江山。试问有唐一代,有多少帝王?翻一下二十五史里的《唐书》就知道了。他们从字里行间,列队而出,向我们走来,除了李世民、武则天,我们还认识谁?还有一位李隆基,对不起,我们知道他,是因为杨贵妃,一首《长恨歌》便盖过了他的本纪。他是王朝的太阳,光芒万丈,可在《长恨歌》里,美是太阳,集中在杨贵妃身上,留一点落日余晖,让他来分享。
文化的江山里,没有统治者的位置,要坐文化的江山,帝王也要写诗。然而,诗性是天命和天道的吟唱,它并不特别钟情于帝王。据说,乾隆皇帝爱写诗,一生写了四万多首,他一个人就赶上了《全唐诗》,可有哪一首诗能流传至今?大鱼大肉的四万首诗,还抵不过李白清清淡淡的一篇。月光下,摇篮旁,母亲在吟唱:“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就这样,唱了一千多年,至今还在唱,那一缕缕诗性的光芒,照亮了婴儿的脸庞,温暖了孩子们的心房,文化中国的公民们就这样成长,我们看到了希望。
中国是诗性的国度,唐诗的江山虽然灿烂,但还是不及先秦时代诗性在天。当诗性以天命和天道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怎么还敢说中国不曾有过哲学的诗篇?老子的《道德经》难道不是一首最好的形而上学之诗?还有《孙子兵法》,难道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兵法?天地人总体战,惟有诗才能表达。
有见于此,本书亦以近于诗的形式,用诗话体来写史了。王国维那篇《人间词话》作了我们的榜样,他以诗话体行文,却写了一篇关于唐宋词的论文,我们自问,能不能也以诗话体行文,去写一部诗性的中国通史呢?
我们这样想了,也这样做了,做的成果,就在这本书里。
书的内在精神,是从陈寅恪那里来的;书的美学形式,是从王国维那里来的。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本书,也形成了我们的文化个体性。
从文化个体性出发,我们走向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历史,就是以自我对历史进行选择,以文化个体性,对历史进行价值重估和本体重建。
历来写史,都以王朝为本,以帝王为中心,写的都是王朝史,即使以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为主线,写来写去,也都是些改朝换代和开国皇帝的故事,那根线,还捏在王权的手心里,被王朝史观牵引着,进入中国历史。
然而,还在二十世纪初期,不就有新文化运动,开始“反封建”了吗?反了近一个世纪,为什么还反不出王朝中国?反不出王朝史观呢?
如今我们来反思,这才发现,“反封建”在反到“人民”与“革命”这两个最为神圣的观念时,就不前了,连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也没有越过这一步。鲁迅面对黄包车夫尚且要“榨出皮袍下的我的小来”,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也就停留在“文化人民性”的重建上,而少了一点“文化个体性”的自觉。
中国历史上,以人民与革命来“反封建”,反了千年,反掉了多少个王朝,也反不掉王权,反不出王朝中国和王朝史观,反来的只是王朝重建。有人说,“反封建”反过了头,要向后转,往回走,而我们认为,还没有反够,还要把当年用来反的东西,民本主义里的人民,圣人革命中的革命,统统都反掉。
马克思说,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在批判中,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了“人”,发现了近代意义的自由平等的“社会性的人”。这还不够,还要发现“我”,去发现现代意义的独立自主的“文化个体性”的“我”。
“反封建”,还要反王权。要对封建主义作社会形态的批判,以确立人的社会性;还要对王权主义作文化质的批判,以确立人的文化个体性。
确立文化个体性,要自觉而非启蒙,要自律而非规定,要自由而非强制。要以自觉认识自我,以自律规定自我,以自由确立自我,自由个体的法权形式是公民。以此,我们就有了文化个体性的原则:自觉、自律、自由。
自觉是自我意识觉醒,自律是自我本质确定,自由是自我价值实现。自我以法权形式转化为公民,自我意识、自我本质、自我价值,也以法权形式确立其存在的合法性,使自我意识转化为公民意识,自我本质转化为社会本质,自我价值转化为文化价值。而我们,就在转化中。通过对王权主义的批判,我们转向文化个体性;以文化个体性重读中国历史,我们转向历史是自我的一种选择。
历史上有两个中国,王朝中国和文化中国,我们选择了文化中国。这样,我们就从文化个体走向文化中国,在通往自我之路上,一步步发现文化的江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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