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明:邓小平实施百万大裁军的决策过程

1985年6月4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郑重地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
  百万大裁军,是历史空前的大行动。消息立即震惊世界。1985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
  第一次“消肿”的夭折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解放军一直是世界各国中人数最多的一支军队。1975年,解放军总人数高达610万。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出现在治国安邦的第一线。他清晰地看到了军队的现状,决心把“消肿”作为军队整顿的主要任务。1月25日,即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仅20天,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为此,他明确提出军队要整顿。同年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这次会议研究精简整编,就是解决肿的问题……”
  但是,邓小平的治军方略并没有来得及实施。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展开,邓小平第三次被错误地打倒。这次裁军,也随之夭折。
  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了世界局势的变化
  1977年,邓小平复出。年底,邓小平在召开的军委全体会议上旧话重提:军队中的“肿”字,我们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尽管我们部队这样大,但连队并不充实,而各级机关却十分庞大,臃肿的情况很严重。在邓小平等的主持下,会议通过了《关于部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要求部队按确定的编制定额进行精简。他还提醒在座的领导同志:“以后精简,主要是精简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首先是总部和军兵种、大军区、省军区的机关。” 很显然,当时的邓小平已经对解决军队“肿”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考虑。裁军是必要的,但是,裁多少?怎么裁?依然是未知数。这受到了国际局势,特别是中苏关系的影响。
  中苏关系从1969年到1978年这10年间,一直处于战争边缘。1969年3月2日,中苏两国的边防部队在珍宝岛上发生了两国间第一起边界武装冲突。15日又再度发生更大规模的激烈冲突,双方甚至动用了重武器。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珍宝岛事件。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更突出强调了战争准备的问题,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有“大打、早打、打常规战,甚至打核大战”的思想准备。众所周知,临战状态,不可能大规模裁军。
  此后,中苏一直处于冷战状态,尤其让人担心的是,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大量的机械化部队、飞机部署在苏联和蒙古一侧。在双方关系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随时都可能擦枪走火。面对强敌大军压境,解放军只能最大限度的进行战争准备。
  1979年12月28日晨,苏联出兵阿富汗。这个突发事件震动了全世界。
  中国军队高层一直密切关注着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直接关系着中国的安全形势。高层研判:以苏军的力量,不可能同时打两场战争,阿富汗战场对苏军是一个无尽的泥潭。
  裁军的国际背景渐渐转好。1980年,邓小平曾说:“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
  前奏:撤销铁道兵、工程兵
  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
  根据国内外形势和经济发展需要,邓小平首先确定了要裁减铁道兵。铁道兵的前身是东北人民解放军护路军。1948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决定,以护路军为基础,吸收东北各铁路局1200名铁路员工为技术骨干,并补入二线兵团8500人,组成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
  1949年5月16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将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受军委铁道部部长直接领导。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11月,铁道兵团开赴朝鲜战场,担负工程保障任务,先后有3个铁道师、2个铁道团约2万人参战,后又有6个铁道师参战。1953年9月9日,中央军委命令:志愿军在朝鲜的6个铁道工程师,正式划归军委系统,与铁道兵团现有的4个师、1个独立团,统一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从此,铁道兵正式作为一个兵种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同年12月25日,毛泽东专门接见了即将出任铁道兵司令员的王震,并亲笔为《铁道兵》报题写了“铁道兵”3个大字。
  铁道兵司令部成立时,编制10个师、1个独立团、1所学校、2所文化速成中学,总兵力达到40余万。后来,根据建设北京地铁、援越抗美铁路修建等任务,又组建了铁道兵第十四师、第十五师,为出国的铁道兵部队配备了高炮团。到1974年底,铁道兵总员额达到43万人,是铁道兵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时期。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领导围绕铁道兵是否在解放军序列中保留的问题,有过许多争论。1981年10月30日,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杨尚昆在驻京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关于部队大量精简的指示,要求各大单位组织讨论。特别是铁道兵的精简问题。铁道兵军以上干部在讨论中一致认为,根据铁道兵战时和平时担负的任务,铁道兵应予保留,但要减人。同时,提出了铁道兵与铁路工程局合并的方案。
  铁道兵最后一任司令员陈再道回忆说:
  1982年1月31日,我前往杨得志(总参谋长)同志住地。当走进他的办公室后,我直截了当地问他:“大家都传铁道兵这回要脱军装,和军队脱钩,有没有这回事?”
  杨得志若有所思,略顿片刻,点了点头说:“是的。”接着,他简单给我讲了一下情况。听完他讲的情况后,我内心很不平静。
  1982年2月4日上午,我在铁道兵常委会上对大家说:“小平同志已经拍板,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与军队脱钩,脱军装。基建工程兵撤销,铁道兵并入铁道部。”
  铁道兵常委会经过一天的发言讨论,最后大家表示:党中央、军委正式决定了我们就坚决执行。但大家一致建议保留铁道兵,以铁道兵党委集体意见,呈报军委邓主席。显然,铁道兵党委不同意将这个兵种撤销。
  1982年3月25日,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召集我和两位政委以及铁道部刘建章、刘林祥同志开会,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杨尚昆同志说,撤销铁道兵的建制,已经决定了。铁道兵脱离军委,脱军装,合到铁道部。
  对于撤销战功累累的铁道兵,很多同志感到遗憾,据说,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曾经给邓小平委婉建议:要不把铁道兵的部队转入各大军区,每个大军区接受一个师?
  邓小平说,不留一兵一卒。
  1982年12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至此,铁道兵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20多万官兵挥泪脱下军装。与此同时,撤销的还有基建工程兵。
  艰难的百万裁军
  铁道兵、基建工程兵撤销了,但远远不够,邓小平一直在思考: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怎么搞。1982年的精简整编,解放军“肿”的问题已有所改观。 但是,邓小平认为,军队没有一次脱胎换骨式的大动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在1982年9月中央军委下达的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上批道: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以后还得研究。邓小平的指示,为总参谋部落实裁军举措明确了方向。为了完成好这一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的战略性任务,总参谋长杨得志深入部队调查研究,精心筹划。据刘华清、张震回忆:为了把精简整编方案搞得更科学、合理,他们亲自主持召开了40多次总参党委会、办公会和10多次专题会议。
  1984年10月25日,一次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
  这是军委组织的座谈会。出席者包括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11个大军区的最高军政首长。会议进行到第八天,即11月1日,邓小平在会上做了近90分钟的讲话。“从哪里讲起呢?”邓小平环视了一眼在座的将军们,他以幽默诙谐的口吻,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战略决心:“从哪里讲起呢……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顿了片刻,他说:“我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邓小平的讲话触及了对在座的人来说最敏感的问题,即军队高层领导老化问题。
  会上,邓小平提出裁军100万,并陈述了他的理由。首先是机构臃肿,每个军区的领导班子有十几名20名之多,邓小平幽默地说“打麻将都得凑好几桌”。当时中国军费很少,只有191亿元,折合60亿美元,约占同年美国军费的2%;还不及苏联的一个零头。但是我军员额相当于美军的两倍,和苏军的人数差不多。军费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众多兵员的“人头费”占去了。这不但是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负担,也直接限制了军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军队员额多,结构又不合理。据统计,世界当时几个国家军队的官兵比例是:苏联为1:4.56;美国为1:6.15;联邦德国为1:10;而中国为1:2.45,平均每个军官领导两个半士兵。
  1985年6月,在军委扩大会上,邓小平果断提出“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重要论断。根据“本世纪无大战”的结论,会议作出了军队战略思想实行战略转变的重大决策。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使我军摆脱了临战状态的干扰,走上和平时期建军的轨道。因此,军委扩大会作出了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决定,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
  为百万裁军精心策划,尽责尽职的还有总参谋长杨得志。
  杨得志知道,主张精兵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早在1984年,总参谋长杨得志就和总参谋部的有关人员一起,开始对军队进一步改革体制、减少员额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拟订和论证百万大裁军方案的过程,对杨得志来说,是一个理智战胜感情的过程。从某种角度说,这比起战争年代制订战役或战斗的作战方案要难多了。
  福州军区和乌鲁木齐军区,一个在东南沿海,一个在西北边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它们都有着特殊的战略地位,他们曾经做出的奉献和牺牲,是难以用简单的数字来计算的。而今这两个军区也都要被撤销或合并。多少次夜深人静,当杨得志一个人面对着裁军方案时,常常陷入久久的沉思。感情告诉他,这是多么好的单位,怎么能撤销呢?他也真想找出l000条理由,将它们保留下来,可理智又告诉他,在人民军队的行列里,哪一支部队都是可爱的,都能随时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一切任务。但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和未来作战需要出发,总得精简,不撤这一些,就得撤另一些。 在主持制订精简整编方案的日日夜夜里,他不止一次心热眼湿,最后还是在方案上签了名字报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选择尽管是痛苦的,但仍然得作出选择,而且只能是这样选择了。最后方案就是撤销武汉军区、昆明军区、福州军区、乌鲁木齐军区4个大军区。此方案,最终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
  杨得志在军委扩大会上作关于军队改革体制、精简整编的报告时曾强调说:“对军人来说:这就是命令,是必须执行必须做到的。全军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都要解放思想、锐意创新,严肃认真地、坚定不移地抓好。要切实加强党委领导,强调实行责任制,严密组织,稳步前进,务必保持部队稳定,保证战备、训练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这一年,人民解放军三总部机关的人员编制比整编前精简了近一半;原先的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0个;县、市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各级领导班子都减少了副职干部;机关、部队的76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从这一年起,3年内将有60万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官兵比例降低到1:3.3。
  裁军,对于全世界不是新题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灾难中诞生的联合国,一开始就把裁军列为它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口号。1945年以来,各种形式的裁军谈判和会议,五花八门的裁军方案和机构,令人眼花缭乱。人人都在喊裁军,喊了40年,结果却越“裁”越多,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超级大国那里,“裁军”成为一种政治把戏,来掩盖军备竞赛,整个世界都被拖着不由自主地滑向危险的深潭。
  中国要裁军,实施这一重大决定也决非易事。时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何正文,作为分管军务动员工作的总部首长,自始至终组织并参与了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
  早在酝酿大裁军预案时,邓小平就多次召见何正文,明确指出这次裁军要“消肿”,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完成,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后来他又几次指出:这次减人,要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前几次精简整编,只是减了人,但体制变动不大,这好像光拔鸡毛不杀鸡,结果拔得哇哇大叫,精简整编方案的实质却落实不了……
  身负重任的何正文,带领分管部门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项历史性的系统工程。那段时间里,何正文整天夹着一个大皮包,里面装着各种涉及到编制、精简、统计、意见等方面的文件、资料,一会儿在开会,一会儿又听汇报。
  其实,作为百万大裁军的承办人,何正文“割”的不仅是别人的肉,同时也是在“剜”自己的心!被裁减的部队,那个没有光荣历史,哪个没有赫赫战功。
  一天,何正文开会到深夜,刚到家,就有一个电话追到家里,是一位在外地休养的老首长打来的,他想知道有一支在红军时期组建的老部队是否保留。这支部队也在撤并之列,但在方案未公开之前,何正文不能说,包括对这位老首长也不能讲。所以他只能答应老首长去了解一下。老首长没再继续追问,但他非常明白,一个管军务的副总长怎么会不知道裁减那个部队呢?次日凌晨,这位老首长又来电话,力陈这支部队的光荣历史,历数出了多少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部队的将军,言下之意还是要保留。看来这位老首长为此事整夜未睡,其实,何正文同样也是彻夜难眠。
  在百万大裁军中,何正文遇到的一个棘手的问题:要把原来的11个大军区合并成为7个军区,这意味着有4个军区将被撤销。
  何正文该如何面对?无论情况多么复杂,他自有他的16个字:出以公心,胸怀全局,坚持原则,不徇私情。话虽这么说,可当成都军区与昆明军区面临撤谁留谁或是谁合并到谁的问题时,在成都军区工作生活了近20年、担任过副司令员的何正文,难道就会没一点感情色彩?不少人都在冷眼观察着。
  最初,包括何正文在内,大家的基本倾向是成都合并到昆明军区,但在后来的上上下下反复论证中,认为昆明合并到成都更为合适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这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成都军区距离西藏最近、最便利,几十年来一直承担着保卫西藏、作为西藏战略后方的重任。而且成都又是西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历代军事重地,交通发达,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而军区指挥机关如果设在昆明,战略纵深比较短,一旦有情况,不利于部队的机动和调动。于是,大家又一致认为还是昆明合并到成都更合适。于是,他下决心向军委领导提出这个建议,建议很快被军委采纳了。
  当“国际和平年”——1986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几十万官兵已经脱掉军装,走上了经济建设的岗位,初步完成了裁减100万员额的战略性行动。百万裁军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和平诚意。
  一次裁军的阵痛,提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在全世界赢得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