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张志东:千年宦官

宇航

　　
　　张志东:千年宦官

　　历史学之父、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曾说过，在公元前六世纪，波斯已经有了使用宦官的风俗，波斯人认为宦官比一般人更值得信赖，同时对宦官的忠诚大加赞扬。由于宦官的广泛使用，古希腊人就诱骗或强迫一些长得清秀的男少年，将他们阉割后高价贩卖给波斯人。由于交易场所多在小亚细亚的古都亚非沙斯，因此亚非沙斯以出产阉人而著称。《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中记载：“因为有生来是阉人的，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著名的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记载了阿拉伯各国的宫廷故事，其中就有宦官与宫廷女人之间的丑闻。英文中“太监”一词，还是由希腊语“守护床铺的人”而来。
　　中国对宦官的使用比西方更早。从甲骨文中考证，最早使用阉人当在殷商时代。公元前十二世纪，从事农业而奉行多妻制的周部落，从渭水流域向东发展，灭掉了位于黄河中游的商王朝，承继了阉人的恶习。这种习俗不仅延续到了清朝末年，还成为一套严密的制度，直接影响了中国三千年的历史。
　　一
　　宦官是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奴隶主、国王或皇帝及其家族役使的男性。开始，官家和民间有条件的都可以蓄养。直到公元十世纪，宋朝政府才下令，禁止民间蓄养阉奴，阉人才为皇帝所专有。宦官的称谓很多，有寺（侍）人、宦者、宦人、阉人、中人、内竖、火者、太监、公公等等，明清之前地位高的阉人称为太监，明清之后所有的阉人统称太监。
　　在宦官产生之初，这些人的确是一群地位低贱的家奴。他们主要担负着看守宫门、传达命令、侍奉起居等杂役。“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这是《诗经·秦风·车邻》中的句子，其中的“寺人”即为阉人。诗中所描述的，就是宦官替秦襄公传达命令。这大约是“宦官”见之于文献的最早记载。
　　春秋战国时，齐国的竖刁、宋国的伊戾等个别宦官，开始挤入统治者的行列，从事政治活动。但是，这只是一些个别的现象。真正使宦官群体以制度的形式走进权力中心，还是在秦朝建立之后。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各诸侯国的宫女、宦官全部收进咸阳宫。成千上万的特殊人群生活在皇宫里，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理，显然是不行的。这样，少府便承担了这项统管的职能。而随着君主制度的加强，宦官制度也在强化，对宦官的使用已经超出了宫里的范围，而正式进入政治领域。秦朝宦官赵高任中丞相，势力足以总揽朝政，策动废立。西汉时期，宦官担任的中书谒者令、中常侍，都拥有丞相的实权。然而，从制度上来说，宦官们属少府管辖，言论和行动要受到大臣们的监督。
　　东汉以后，内宫职属全部由宦官担任，有关宦官的机构设置及其选用、赐爵、升迁、秩俸、管束、赏罚等各项制度也比较成熟。由于有了制度的保证，宦官人数迅速增加，宦官阶层内部的分化也日趋明显。部分宦官地位上升，跻身于官僚行列，这些人同时具有了皇帝家奴与朝廷官员的双重身份。
　　作为一支新崛起的政治力量，宦官集团越来越多地干预政务，并且与外廷的官员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东汉的十常侍干预朝政，圈地卖官，草菅人命，坏事干尽，闹得民不聊生，国无宁日。最终，出现了东汉末年朝廷官员与内廷宦官的长期争斗，黄巾起义烽火连天，宦官势力伴随着东汉的灭亡而遭到毁灭性打击。
　　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宦官专权也触目惊心。这期间，北魏王朝的宦官势力曾一度兴盛。不仅任职范围较大地突破了传统的限制，由奉侍帝王的内廷官职扩展至外廷朝职与军职，而且还出现了把持朝政的局面，《魏书·宦官传序》说：“魏氏则宗爱弑帝害王，刘腾废后戮相，其间窃官爵，盗财赂，乘势使气为朝野之患者，何可胜举？”这其中的原因，大概与北魏政权的迅速汉化有密切关系，一方面北魏统治者在汉化的过程中广泛接受了汉族政治体制，也包括宦官制度；另一方面，他们在鲜卑贵族抵制汉化、推行汉化急需人才的情况下，很自然地把选用人才的目光投向了汉人家奴。此外，政局动荡和母后临朝的局面，也为宦官参政提供了土壤。至北魏末年，贵族尔朱荣发起兵变，将临朝称制的灵太后连同被其宠信的宦官等二千余人一起诛杀。这是继东汉以来，宦官势力遭到的第二次毁灭性打击。
　　唐太宗李世民对宦官限制较严，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也有限制。但太宗死后，制度开始松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三千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即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不在少数。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急剧膨胀，有的甚至被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唐朝中后期，宦官专权局面愈演愈烈。内廷宦官与外廷朝官的“南衙北司”之争长达数十年之久，大大加深了唐代后期的政治危机。最终唐末权阉与唐王朝一起相伴走上了覆亡之路。
　　自宋元而至明清，是宦官制度逐渐走向灭亡阶段，但明朝宦官专权却格外引人注目。这时，宦官势力急剧膨胀，就机构之庞大、人数之众多、权力范围之广泛、地位势力之显赫等几方面而言，更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郑和就是作为皇帝亲信被派遣七下西洋的。永乐十八年，朝廷设东厂这一特务机构，由宦官掌管，诸事直接向皇帝报告。成化年间在东厂之外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活动。另外，宦官任职机构骤增，内宫设十二监四司八局，统称二十四衙门，各衙门设专职掌印太监。太监人数最多时达到十万人。从明初的“土木之变”、“夺门之变”，直至晚明的“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宦官及阉党都在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明代宦官专擅朝政局面的出现，严重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速了明王朝衰亡的进程，以致清初统治者认为“明亡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宦官”。
　　清朝虽然出现过安德海、李莲英等权阉，但其影响与前朝相比，要逊色许多。
　　清人赵翼在《廿四史札记》中，将历代宦官进行了比较：“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为祸最烈，然亦有不同。唐明阉寺先害国而及于民，东汉则先害民而及于国。”
　　三千年宦官史起伏跌宕、一波三折，令人叹为观止。然而，深藏于这斑驳陆离、变异奇幻的历史现象背后，又是一些什么呢？
　　二
　　宦官，是身体惨遭阉割、人性饱受压抑、灵魂严重扭曲的极端群体。作为生理和心理变异的一种典型，在他们的身上，集中反映了人性的某些缺陷和阴暗面。
　　宦官本身出身于社会最底层，或是俘虏，或为贱民，或为免死囚犯；在宫内做小宦官时，也曾备受欺压，遇到暴君或凶残的头领甚至性命不保，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时，平均每三天就要亲手鞭死一个太监。清朝皇宫规定，太监外逃，永远罚往边疆给官兵为奴，遇赦不赦；凡在宫中自杀者，将尸体抛弃荒野，其亲戚发配到伊犁和黑龙江驻军为奴。
　　下层人一旦做了宦官，不仅活着痛苦，有时连死的自由都没有。在如此恶劣环境里生活的底层人物，一旦有了权势，积压在内心深处的仇恨便如喷涌的岩浆，一发而不可收。加之这些人没有后代也就没有顾忌，他们会以百倍的疯狂，来报复带给他们身心巨大伤害的社会群体。
　　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东汉大宦官张让，出身寒微，进宫得宠后，贪婪残暴，枉杀朝臣，侵害百姓。他亲手策划了两起臭名昭著的“党锢事件”，杀戮无辜千余名，贪占不义财产数以亿万计。唐朝盛世曾被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然而，安史之乱后的一百多年的历史，却让人不忍卒读。唐玄宗重用高力士，总算看准了一个忠实的奴才，却为后代子孙留下了宦官专权的祸根。从唐肃宗李亨开始，宦官出任监军，开创了贻害千年的监军制度；唐代宗李适，干脆把禁卫军交给宦官统领，神策军、天威军司令也由宦官充任。这样，掌管禁卫军的宦官，几乎成了实际的皇帝，真正的皇帝则成了他们手中的一个傀儡。权力的天平出现严重倾斜，皇帝的被杀被立已经由不得他自己。从第十四任皇帝宪宗李纯，到第二十二任昭宗李晔，两任皇帝被宦官所杀，其余七任皇帝全都由宦官所立。唐文宗李昂在位时，发生“甘露事变”，李昂想联合宰相舒元舆、李训等，借观看石榴树上的甘露之名，伏兵尽杀宦官，结果事情败露，包括宰相在内的数千官员，被宦官仇士良等屠杀一空。明代大太监汪直，原是被虏进宫廷的瑶民子弟，爬上高位后，却成了个屡兴大狱的恶棍。被称为“九千岁”的阉党巨头魏忠贤，本是一个穷得还不起赌资的小地痞。一气之下，阉割了自己，托人情进了皇宫。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机遇里，得到了对政治没有丝毫兴趣、却痴迷于木匠活的天启皇帝朱由校的信任。魏忠贤大权在握后，便遍植亲信，广结死党，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毁天下书院，杀东林党人。变态的权欲和贪欲，在他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王朝，国库存银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家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数。以致崇祯帝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人性是一种十分奇怪而复杂的东西。从道德学的角度，能够看到环境改变人的必然性，也不难推断宦官人性变异的合理性。英国十九世纪的道德学家塞缪尔对此有深刻的分析：“即使把一个心灵最为高尚的哲学家放在一个日常生活极不方便、道德沦丧的恶劣环境之中，他也会变得麻木不仁，凶残无耻……在一个野蛮、贫困和肮脏的环境中，要想培养一个心地善良、纯洁和品德高尚的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英国哲学家莱斯利·史蒂文森也说过：如果我们是由自己的社会所造就，如果我发现自己的生活不那么令人满意，在社会得到改造之前，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解决办法。
　　三
　　一部世界宦官史告诉人们，曾兴盛一时的古埃及、希腊、罗马、波斯等文明古国，都出现过宦官，但是他们却较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在中国，宦官制度尽管经历了兴盛和顿挫的相互更迭，出现了专权统治与惨遭覆灭的轮回曲折，但是，宦官制度自形成以来，一直就没有失去其存在的环境和理由；宦官阶层有如野火焚烧不尽的原上之草，枯枯荣荣，生生不息。
　　直面历史，人们不禁要诘问：宦官制度在中国为什么能延续那么久远？它顽强生命力的基础和背景又是什么呢？
　　范晔在《后汉书·宦者列传》中，对宦官横行的历史原因作了探索，他把这种原因归结为外戚专权或女主临政。这虽然不错，但宦官制度的长盛不衰，有其深层原因。其一是政权安全的需要。皇帝是天底下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最大的地主，没有血统的绝对纯正，就不可能保证权利和财富的一脉相承。既要确保皇家血脉的安全，又要负担宫内繁重的劳役，还要衔接宫外政务，监督天下臣工，就只能选择宦官。其次是色情安全的需要。后宫女子成千上万，而男人只有皇帝及其未成年的子孙。无论皇帝多么生猛，绝大多数嫔妃宫女还是处于性饥渴状态。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宁可红颜随风飘逝，也决不让一枝红杏出墙。而只有宦官，才能维护皇帝这份尊严。再次是心理安全的需要。在皇帝看来，宦官无子女、无野心、无依靠、无情感纠葛，只会死心塌地地为自己效命。
　　皇权是枝繁叶茂的大树，宦官是这树上筑巢栖息的鸟。
　　宦官制是皇权的产物。在一定情况下，专制君主出于强化君权和裁抑臣权的目的，有意培植并倚重宦官的力量为自己服务。东汉皇帝曾利用宦官力量对付专权的外戚官僚集团；中晚唐皇帝也借重宦官，以制约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的藩镇割据势力；明代皇帝重用宦官，主要是对外臣的猜疑防范，在他们看来，没有文化的家奴比有文韬武略的大臣更忠实可靠。
　　美国当代著名的世界史专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由于中国本土优越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它具有天然雄厚的农业经济基础，这就客观地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古罗马、希腊所处地理位置易攻难守，决定了这些国家的君主们把主要精力用在征战与反征战、扩张与反扩张上；古埃及、波斯等国家自然条件恶劣，国家专制力量重点用来兴修水利和发展农业，以保证统治的经济基础。
　　而在中国，如果不是遭受重大灾害，百姓一般都能正常地生活下去，所以统治者并没有把生存作为重点，而是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力当做中心任务。即使朝代更替，所换掉的是统治集团的某些人物，集权专制制度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只会比前一朝代更加完备严密。历史上封建中央集权制度越完善，宦官制度也越健全。
　　在充分享用宦官制度带来的种种好处的同时，封建帝王们也看到了诸多危害。几乎所有朝代，开国皇帝亲眼目睹前朝灭亡的悲剧，都对宦官为害认识很深，对宦官的限制措施也十分有力。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或是权力斗争需要，或是感情压倒理智，或是被盛世气象迷惑，或是无法左右局势，这些制度就会不断地被修改、歪曲甚至成为一纸空文。即使是宦官专权非常严重的时期，帝王们也会无可争辩地将宦官作为最值得信赖的力量牢牢地抓在手中。
　　而对于皇族之外的人们，则更多地看到了做宦官给自身和家族带来的富贵。这从宦官的来源变化不难发现。宦官的来源，以隋唐为界限，前期主要是来自于宫刑罪犯和战俘；后期大多来源于“自宫”，即民间自愿阉割者，净身后由宫廷专门机构挑选进宫。
　　这种转折，主要是因为人们看到自东汉以来宦官地位不断提升，一些衣食无着的贱民与其祖祖辈辈在生死线上煎熬，不如痛下决心阉割了自己或者儿子，到宫廷里享受锦衣玉食，遇到机会好的混个一官半职，还能够光宗耀祖；也有少数人利欲熏心，想彻底改变自己或家族命运，却没有政治背景，也不能通过科举晋身的，干脆走自宫这条终南捷径。宋代权阉童贯，其父是一个颇有资财的书画收藏家，但是仅有钱财而没有政治地位是不够的，于是他自己做主，把儿子童贯阉割了送进宫里，并送给书画爱好者宋徽宗大量字画，果然赢得了皇上的青睐，让童贯当上了不是宰相的宰相。明代大太监王振，本是山西蔚州的一名私塾先生，因为忍受不了教书的清苦，竟自阉入宫，做起了太子朱祁镇的老师，后来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臣。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肉体阉割到精神阉割，也只有一步之遥。但是，这一步的跨越，却改变了宦官心理的海拔高程，也彰显了帝国精神层面的深层结构。
　　同西方封建社会相比，中国封建社会似乎更具有某种人性的成分：面向全社会开科取士，使普通百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儒家思想治国，残暴政治将遭到淘汰；只要你不去造反，皇家与百姓之间是井水不犯河水。然而，在表面人性化的背后却深藏着残酷险狠的内容。对于那些企图加入到这个游戏圈中的人来说，其准入的条件异常苛刻。你想得到本不该属于你的富贵荣华，你就得放弃你的一切，包括人格、尊严以及肉体上不能带进宫廷的东西。肉体上“去势不尽”，你无法获准进宫；精神上没有脱胎换骨，你永远与无限风光擦肩而过。这就是得与失的辩证法，也是集权者与极端人的生存哲学。
　　如果这些情况仅仅是少数被阉割者的特例，如果这种现象没有被千百年千万人所认可，那么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也不过是可有可无的几朵浪花。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制度，一种存在了三千年并且被不断地完善、维护和复制的超级病毒。无论阉割者、被阉者、旁观者，都被这种病毒所感染，一些人竟病入膏肓。
　　四
　　阉割是对事物本质的修正和改变。阉割是文化的死敌，是思想的反动，但又是文化和思想的一部分。当代学者黄永玉说过，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阉割与被阉割，成了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数千年的文化思想史，其实就是阉割与被阉割的历史。
　　封建帝王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仅仅局限于对少数人实行肉体的阉割，使其成为没有性别的家奴；更重要的是，他们运用专政手段，对被统治者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阉割，让千千万万的民众成为精神太监。肉体的太监，其数量是有限的，最鼎盛时期也不过十万；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笼罩着王朝的每一寸土地。帝王们不仅需要守护床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护卫伦理纲常的太监。
　　封建帝王们对芸芸众生的阉割，主要是从社会体制、官僚阶层、知识分子群体和普通民众几个方面进行的。
　　首先，在社会体制上，实行高度的集权制，将本应属于民众的权力全部收归己有。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划分为三十六个郡，每个郡又划分为若干个县。郡县最高行政长官郡守县令都由中央委任或撤换，他们直接对中央负责。
　　秦王朝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对巩固皇权、强化一统奠定了体制基础。但是，这种体制却容易激发全民族的内战，加速朝代的更替。而朝代的更替，是以血流成河与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为代价的。同样，这种体制也不利于基层政权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严重地抑制了民族的生机活力。
　　到了明代，朱元璋将中央集权推向了极端，建立了一整套极权专制制度，使中华民族残存的一点生机被最后扼杀了。他为了防止大权旁落，撤消了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擢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一级中枢机构。皇帝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各部首长直接替皇帝负责。
　　对于一个泱泱大国，内政外交事务艰巨繁冗，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仅靠皇帝一人事无巨细地处理，只能疲于应付，草率了事。朱元璋在位后期，平均每天要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假定他一天工作十个小时，那么他平均每分钟就要批阅一件奏章或者裁决一种案件。这种惊人的速度是无法讲究质量的。何况天天如此。间隔一天，次日的效率就得提高一倍。过去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理政，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允许别人分担。如果皇帝治国无能或者不够勤政，政治只能出现局部或全部的瘫痪。政府官员手中无权，也就失去了责任心。他们的主要精力和心智不用在政治上，只会用于内讧、贪污、跑官和结党营私上。如此，民族的生机活力被窒息，官吏的品质也堕落了。
　　如果说，封建帝王们在体制和制度上的作为，是实行阉割手段的基础；那么，他们在对知识分子这个庞大而坚实的群体所采取的两手，则是对国家和政府赖以存在的脊梁实行阉割。
　　除皇亲国戚和少量武将外，大多数时候，官僚阶层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甚至可以说，正常时候，知识分子是治理国家的主要力量。帝王们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这个群体为其效力，不得不下决心培养驯服的精神奴隶。他们在对知识分子实行阉割时使用的是两套手术刀。
　　一套是大兴文字狱，实行打击和压制。最早兴起文字狱的是秦王嬴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收天下兵器铸成铜人。但是在他眼里，书籍也是兵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思想太活跃了。要想大秦的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只有取缔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在李斯等人的鼓动下，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这一残暴行径，为割裂文化、堵塞言路、阉割思想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贱，放过牛，出过家，做过叛军首领。当了皇帝后，对早年身世很忌讳，以为那样会伤了皇帝体面。因此他对各类官书文告以及文士诗文严加挑剔，稍有触及他敏感神经的，马上大发雷霆，严厉惩处。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清皇族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防范甚严。面对人口数量的如此悬殊，清皇族简直有点神经过敏，只要是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用词不当，意义不明，他们就会疑神疑鬼。康雍乾时期是有名的盛世，但文字狱却登峰造极。如乾隆即位后，翰林学士胡中藻有句诗曰“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帝看到后大发雷霆：加“浊”字于国号“清”字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遂因一“浊”字被判处斩首。
　　对知识分子使用的另一套手术刀，是御用化。
　　始皇帝没有把儒坑完，这就让汉武帝遭遇了大儒董仲舒。董氏兜售的一套以仁政为核心的政治观与道德观，给统治者披上了一层道德的外衣；董氏提出的天人合一和君权神授的思想，为统治者提供了专制的理论基础和合法依据；董氏倡导的三纲五常，为专制政权总结了天衣无缝的伦理规范。由于董仲舒的理论与刘皇帝的想法一拍即合，一场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宏大战略便在全国普遍推行，那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自此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知识分子儒家化，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御用化。哲学家熊十力在其《读经示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汉代以迄清世，天下学术号为一出于儒，而实则上下相习，皆以尊孔之名而行诬孔之实。”一句话，霸道是实，王道是皮。所谓的儒教，其实就是统治者一件漂亮的外衣而已。
　　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制度，统治者们干脆把维护统治的儒家思想作为入仕的标准。这样，顺从统治者的思想，不仅可以保证人身安全，还可以得到荣华富贵。儒家文化的学术性完全匍匐在政治性之下。两千年利害得失的威逼利诱，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了权力的驯服工具。
　　这种御用化，到了明代便彻底地完成了知识分子思想的格式化。其标志是，将科举考试的内容定为“四书五经”，文章格式定为八股文，并以朱熹的注解作为唯一的正确答案。
　　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宫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墓志铭。做了官的人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就有了两面性格，一方面，他们不断地容忍着上司阉割自己；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地阉割下属和百姓。双重的人格，使他们对上是奴才，对下又是主人。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上思想最清醒、最有社会良知和道德觉悟的群体。他们的思想被阉割，意味着社会精神层面的中流砥柱被彻底摧毁。剩下的一些人，虽然在以微弱的力量作痛苦的抗争，但毕竟独木难支，只能成为高贵而孤独的异类。史学家司马迁被汉武帝阉割了肉体，却保留了健全的思想。他不畏强权，秉笔直书，其高尚人格影响了中国数千年。魏晋名士嵇康不与当政的司马氏同流合污，因“言论放荡，害时乱教”而被诛杀，其经典古曲《广陵散》虽成绝响，但他的灵魂依然不死。
　　至于普通民众，统治阶级更是使用愚民政策愚弄之，采取屠杀手段镇压之，实行恩威并施招安之，让天下百姓被看不见的阉割刀割断了喉咙，折断了脊梁，挖掉了膝盖，成为俯首帖耳的奴隶。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与科举无缘的下层庶民要想从社会最底层爬上去，终南捷径是做太监。明朝中叶，北京附近有三千五百余名甘愿当太监的落选者联名上书政府，要求收容他们。政府把这些人送到北京西部的南苑，供给吃喝。不到十年，那里的收容人数多达数万人。明末某年，朝廷招募缺员太监三千名，结果自宫做太监的达到两万多。落选的人围着礼部大门，声嘶力竭地哭泣叫喊，乱作一团。
　　古埃及人阉割太监有一种绳系法。他们用麻绳将幼儿从睾丸根部死死系住，久而久之，生殖器就失去了功能，并逐渐坏死。精神太监的形成与这种绳系法极其相似。在帝王们煞费苦心地使用一整套精神阉割法之后，人们的精神慢慢地萎缩，人类精神的活力也逐步丧失。
　　1996年底，晚清最后一个宦官孙耀庭在北京广化寺辞世。这似乎是一种标志。宦官这个名词也成了历史词汇。逝者如斯，不舍昼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