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冶方之痛（上）

李旧苗

一
    1957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来了新所长，他是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孙冶方(原名薛萼果，1908-1983)。这是一个1924年就入党的老党员，建国初期是上海市军管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
    孙冶方是一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理论家。1949年5月，被解放军攻占的上海曾经陷入极度的经济紊乱，市长陈毅及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进行了铁腕式的治理，孙冶方主管工业复兴，在他们的携手努力下，竟用半年时间就恢复了生产，稳定了物价，创造了让国内外都很惊讶的“上海奇迹”。
    在上海这个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孙冶方还参与建成了中国的第一个计划经济运行体系。就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善于思考的他发现了这一制度的一些缺陷。1956年6月，孙冶方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破天荒地认为 “我们必须研究社会主义下面的商品生产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惊人观点。
    1958年，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发动了“大跃进”，国民经济因虚耗陷入空前的低迷，可怕的三年大饥荒时期（1959-1961）开始了，政治运动暂停，人们的思想再度开始活跃起来。1959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孙冶方等人为之大受鼓舞，认为反思的时刻到了。
    4月，经济研究所在上海的和平饭店主办了一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这是建国之后，第一次对价值规律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研讨，与会学者245位，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重要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公认的四大学界领袖——经济所所长孙冶方、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和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学者们提交了54篇论文和23篇调查报告，大家讨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关于人民公社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三种主要交换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等。
    这次讨论会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着破冰式的意义，但是对实际的工作却没有产生现实的推动，在饿死人事件频频发生的时刻，经济学家们的坐而论道显然“缓不救急”。
    在上海会议后，孙冶方决心重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他组织所内近40人开始在中央党校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这个写作班子苦战经年，反复研读了马恩列斯毛的所有著作，可是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些解不开的结，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现实，从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致使写作最终流产。
    二
    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渐渐从三年大饥荒的低谷中恢复过来，在理论界出现一股重新认识价值规律的思潮，而它的发生中心就在中科院的经济研究所。
    开头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最高领导人之一张闻天 （1900-1976，曾用名“洛甫”），建国之后，他曾出任驻苏联大使，后被罢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了一名“特约研究员”。1964年2月，时年64岁的张闻天写出 《试论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新内容》一文，鲜明地提出了新价值规律——积极倡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搞自由竞争。
    张闻天的文章显然鼓励了其他思考者。5月，时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写了三篇关于价格问题的论文。顾准还专门写作了《粮价问题初探》一文，鼓吹提高粮价和煤价，降低人民币对外汇率。此外，经济所的年轻人杨坚白、张卓元及何建章等人，也纷纷发表论文，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定价。这些思想都聚焦于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计划性弊端，市场和价格的自由化成为焦点。
    进入秋天，这股市场化的思潮受到了批判，极“左”理论家陈伯达（《红旗》杂志总编辑）、康生（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组织了多场座谈会，对这些观点进行清剿。在这一过程中，孙冶方被锁定为最主要的批判对象，他是经济所的所长，而自由化言论大多出自该所。在过去的几年里，孙冶方不但保护了顾准、张闻天等人，还先后写作了20多篇论文，论述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如《要用历史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论价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等等。1962年，孙冶方与陈伯达就一些经济概念发生了书面争执，孙认为，不应该在计划供应与凭证供应之间画等号，不要把集贸市场叫做“自由市场”。1963年底，孙冶方还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专门作了一次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讲。据刘国光的回忆，在演讲前，有年轻学者劝孙冶方别讲了，提醒他说，“你讲利润，人家会说是修正主义。现在还是不讲为好，风声已经这么紧了。”孙淡淡地答：“风声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双方矛盾在《红旗》杂志社组织的一场座谈会上全面激化。
    在这次会议上，杨坚白、张卓元撰写的《生产价格论》等两篇论文遭到点名批判，发言者的调子越唱越高，帽子越扣越大，气氛十分紧张。孙冶方被点名务必参会，但没有安排发言，这时，坐在一角的他实在按捺不住，站起来大声说：“不要再批他们了，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我应战，我喜欢赤膊上阵。”
    接着，孙冶方操着一口浓烈的苏南口音论述自己的观点，“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从苏联承袭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这种观点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规范模式，严重束缚了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
    有人当即质问：“请问，你宣扬的规律是什么？”
    孙答：“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条！”
    会后，杨坚白与孙冶方一起出门，杨悄声说，“这是批我嘛，你何必站起来报名呢？”孙说，“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
    10月，陈伯达和康生派出70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罪名对孙冶方进行批斗。孙冶方被批判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统一管理经济，主张企业独立自治；二是反对按社会需要调节生产，主张以利润调节生产，因此，孙冶方的经济观点的实质就是“使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他被判定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每天打扫厕所，刷洗痰盂，在其后的一年内被批判39场。
    孙冶方因此成为建国后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斗的著名经济学家。这个倔强的苏南人却不肯低头认罪。他写出了一份又一份的检查材料，进一步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工作组对他的评价是，“抗拒党和群众对他的原则批评，态度十分骄横”。1965年9月，他被下放到北京城郊的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大韩集大队进行劳动改造。1968年4月，他被正式逮捕，在秦城监狱关押整整七年。
    发生在1964年的这场大论战，是改革开放前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此后13年，中国经济理论界万马齐喑。
    三
    1975年4月10日，在秦城监狱坐了七年监牢的孙冶方突然被宣布“刑满释放”。他问监狱长，“当时为什么抓我？”答，“不知道。我们只管犯人，不管案情。”再问，“今天为什么放我？”答，“不知道。我们不管缘由，只管执行命令。”
    孙冶方回到经济研究所，刚一下车，他站在车门边就对前来迎接他的人们说，“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当时，中科院哲学社会学学部的领导仍是江青的亲信迟群，孙却毫不在意。上面让他写检讨反省材料，他挥笔道，“个人恩怨我从不计较，理论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楚，符合真理的观点一个也不放弃。”
    这时的孙冶方身体已经衰弱之极，反应迟钝，行动迟缓，肝区和胃部都患有重疾，但他仍然埋首于研究，每天精心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试图有所突破。他的俄文非常好，但是为了读通原著，他甚至开始学习德文。
    他内心最大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完成那部“流产”了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他对吴敬琏说，关于这部书稿，他在秦城监狱里已经打了58遍腹稿。
    1979年4月16日，“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在江苏无锡举办。
    这是建国之后的第二次价值规律讨论会。选择这样的时间和地点明显带有强烈的寓意性。就是在整整二十年前的1959年4月，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在上海的和平饭店主办了一场 “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此后岁月，不堪回首，当年所有的与会者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江苏无锡，又正是当年主事者孙冶方的家乡，会议在这里举办，也算是对这位伟大思想家的一个致敬。
    二十年前的重要参与者，除了已经去世的顾准和王亚南，再次重聚在一起。经历了无穷的跌宕与磨难之后，人们重拣话题，感慨万千。孙冶方时年71岁，已被确诊患上了肝癌，自知来日无多，他的堂兄薛暮桥也是一个75岁的垂垂老者了。而当年坐在角落里充当笔记员的风华青年吴敬琏等人也都年近半百。
    在开幕式上，为了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薛暮桥讲了“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坐在一旁的孙冶方当即接下话头，提出还要“五不怕”：不怕批斗、不怕罢官、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接着他又说，不但要“五不怕”，最要紧的还有，要给被批判者以说话的机会。话音一落，全场掌声雷动。
    这次会议的与会人数多达400位，共递交了两万多份学术论文和经济资料。让大家叹息的是，二十年一瞬息，讨论的命题似乎还是从原地出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1978年11月底到1979年1月，孙冶方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走访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学家进行了数次交流。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场景，在一次座谈中，南斯拉夫的学者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有很多地方是从你们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那里学来的，是他的一些思路给了我们启发。”这时，带团团长宦乡指着在座的孙冶方说：“这就是孙冶方同志。”现场一阵惊喜，南斯拉夫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纷纷起身，同孙冶方握手，表达崇敬之情。

李旧苗

冶方之痛（下）


    一
    1979年，孙冶方住进协和医院，年底动了一个大手术，医生用了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从肝区割下一个用四寸盘子刚好装满的大瘤子。孙冶方虚弱已极，健康状况十分不乐观。他当时唯一的愿望是，把那本酝酿了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写出来。
    他向中科院经济所提出申请，点名几个熟悉他的理论的学者来协助他。很快，经济所派出了一个七人写作小组，由吴敬琏和张卓元负责，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他们在协和医院附近的北京饭店租了一个两居室的房子，每天到病房与孙冶方对谈，进行录音和记录。吴敬琏回忆说，那些日子，孙冶方的病房成了“思想抢救室”，每次他们去的时候，一到门口就能听到贝多芬交响曲的声音，那种洋溢着乐观和不屈服意志的旋律是孙老最喜欢的。
    邓加荣在《孙冶方传》中记载孙冶方的忘我工作状态：“上午下午，朝朝暮暮，不断地有人来谈，不断地有人送来初稿，他则今天准备口述材料，明天阅改已经记录整理出来的初稿，超常地劳作，超常地运转在推理和断言之间，让神思和心血如同一盏膏油将尽的孤灯吱吱发响地煎熬着灯芯……除夕夜晚，尽管已经发现小腿浮肿和心口阵痛，他还是没有休息，上午做过肠胃造影后又俯到案上在修改《价值和价值规律》一章的提纲。春节只休息两天，在大年初三那天，他又重新拿起笔来……”
    过了一个冬春，写作组整理出了15万字的大纲，一共有20多章。
    接着，孙冶方出院。再接着，工作陷入难堪的泥潭。
    陷入泥潭的原因是，从孙冶方到写作组都发现了孙式理论的矛盾点。
    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状况感到不满，开始寻求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孙冶方的勇气和成就无疑是最大的。
    对孙氏理论，吴敬琏做过深入的研究。他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与传统体系到底有怎样的根本区别，当时论者有两个观点，一是他所倡导的“过程论”，也就是从生产过程的分析开始，进入到流通过程，再到总过程的论述方法；二是他的整套以“价值规律”为核心的理论阐述，孙冶方第一次把价值提高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范畴的地位。不过，吴敬琏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孙冶方理论体系与传统理论体系的分歧，根源在于二者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认识有着巨大的差别。
    传统的经典理论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由中央行政机关统一指挥的大工厂，由此产生了否认企业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做法，滋生了损害作为社会经济细胞的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等弊端。
    孙冶方则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旧体制的这一核心问题，试图以呼唤“价值规律”的方式重建新的理论体系，他想要建立的是一个以资金量的简单再生产为界限、“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经济体制。根据他的设计，企业不再是社会这个大工厂里的只具有技术独立性的车间，而成为具有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的经营主体，“由于相互间进行交换的千千万万个企业都是独立核算的企业，所以它们的产品交换，必须是等价交换”，由这里出发，伴随着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总过程的进行，价值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地展开，最后回到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便构成了孙冶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按孙冶方的以上设想，要写出一部结构严密、逻辑一贯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似乎没有太大的理论上的困难。可是，在事实上，它却怎么也走不通。早在1960年10月，孙冶方就打算按《资本论》的程式编写这部教科书，他组织了一个近40人的写作班子，攻关两年，竟无功而返。随后他被批判入狱，在牢中面壁七载，日日苦思，默写85遍腹稿，自以为已打通任督，可瓜熟蒂落，但是却没有想到还是拓进艰难。
    这种致命的痛苦对于孙冶方来说，甚至大于躯体的病痛。他本人对此有过真切的描述，他说，以前在民主革命时期（1956年之前），自己写文章经常是思如泉涌，一挥而就，甚至是站在排字房的门口，写一页，排字工人排一页，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写文章变得难得很，有时候一篇文章要写几个月，怎么也想不出来。
    二
    孙氏理论存在巨大的、难以自圆其说的内在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商品－价值观”上。
    孙冶方提出要用等价交换原则去处理和调节生产单位之间、地区之间的关系，“把价值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可是“价值”概念只适用于存在有商品交换、有商品生产的社会形态。要想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范畴，就得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关系，而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关系，又与马克思以来的经典理论彻底对立。于是，巨大的矛盾就出现在了孙冶方的理论体系里，他一方面反对“自然经济论”，主张“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另一方面又“反对商品经济论”，反对市场调节。
    吴敬琏在《论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体系》一文中，描述了孙冶方的痛苦与徘徊——一方面，他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经济领导工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对现实经济生活有较深入了解的经济学家，痛切地感到，按传统理论组织的经济不可能顺畅地运行，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会带来一系列矛盾，并造成极大的社会浪费，因此决心创造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作为自青年时代就接受苏联传统理论教育的理论工作者，不能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表现了理论上的某种不彻底性……他一方面大声疾呼，经济体制的设计必须顺应客观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力求论证这些做法不仅不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在公有制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将要消亡的论断相矛盾，而且是与之完全吻合的。
    为了达成这种“吻合”，孙冶方甚至提出了“两种价值”的理论，所谓“第一号价值”是商品价值、市场价值或交换价值，它反映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主体间的关系，只存在于商品经济中，“第二号价值”是广义价值或产品价值，它是生产一定使用价值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消耗，它只是计算的工具，这种计算的目的在于使所有的企业都来节约社会劳动，它不需要通过市场的价格波动来起作用，也不反映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这个理论解决了有价值却没有商品的逻辑矛盾，可是，它无法解决实际存在于两种模式之间的矛盾。
    孙冶方一度对自己的“两种价值”理论很是满意，认为是个“利器”，可是一接触实际问题，矛盾就暴露得十分明显，不得不一再地进行修正，最终，两种价值的划分变得十分模糊和无法确定。譬如有一次，他们讨论产品调拨问题，从东北向华东调拨粮食或石油，由于东北基地的价格低，所以存在吃亏的现象，其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同地区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那么，这其间的价值关系，是“第一号价值”还是“第二号价值”？谁也说不清楚。
    孙冶方的理论体系存在着众多类似的矛盾点。再譬如，他非常重视流通问题，然而，所谓流通是指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孙冶方却坚持一个理论前提，即社会主义经济里既没有商品，又没有货币，他说：“我们必须把流通同商品脱钩，离开商品来寻找交换和流通的必要性。”这样一来，理论又跑进了一条死胡同。
    孙冶方的两难，其实是理论前提上的两难，《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创作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三
    时间很快到了1982年，2月间，孙冶方因肝癌扩散再度住院，眼看来日无多，他提出加快创作的进度。7月，他带着写作组一行人前往青岛，住进一家海军疗养院“闭关”写作。在渤海湾之滨，日升月落之间，伴随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他们一遍接一遍地推演讨论，可是仍然寸功难夺。
    青岛之行是孙冶方为自己的理论建构所做的最后一次冲锋，在此之后，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任务的不可能实现。吴敬琏回忆说，孙冶方此后曾多次对他谈及，对那一套计划体制决不能修修补补，而必须推倒重来。1982年11月，他写出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文中他对中国经济的成长性表达了无比的乐观，同时也沉重地指出，“必须对旧管理体制做出重大的根本改革。”
    一个月后的12月9日，他亲笔写下遗嘱，“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做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至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在中国当代经济史上，孙冶方是一个比顾准更大的悲剧。
    如果说顾准是一个挣脱了镣铐的受难者，晚年的孙冶方则是一个在鲜花丛中戴着脚镣舞蹈的悲剧演员。顾准在离开这个冰冷世界的时候，尽管被彻底地遗忘和抛弃，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正确的答案，他所遗憾的仅仅是不知道光明的一天何时到来，而他却已等不到那一天。可是对于孙冶方而言，这位充满了理想主义气质的、无比聪慧、富有勇气和正直的人，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为之倾注了所有心力和热情的理论大厦竟然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沙滩之上。人世间悲剧的惨烈，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