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施义之之冤——《血与火的历练》读后

李旧苗

陆军第21军在奉命介入文革，参与“三支两军”之后，军领导中出了几位“名人”——军长胡炜，文革中历任中共山西核心小组组员（已上报因部队调防中央未批）、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副军长、继任军长刘江亭，总政治部军管小组副组长；军政委施义之，国务院公安部政治部主任、部业务领导小组成员、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继任政委刘建功，国务院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组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副局长。前三人在文革后均可谓历尽坎坷，其中，又以施义之后来的处境最为凄苦，命运最令人唏嘘不已。
　　施义之（1917－1995），江苏武进人。1938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共。历任新四军十一旅锄奸科长、组织科长，华中野战军九纵政治部组织科长，团副政委、政委，三野21军62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1960年7月，升任21军政治部主任，1964年4月任军副政委，1965年5月任军政委。对这位军中老资格的政治工作者，老搭挡胡炜评其曰：“为人正正直直，坦坦荡荡，老老实实”。〔1〕
　　1966年8月，北京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开会期间，北京军区副政委吴岱到施住处，告之曰：“中央要北京军区调一个军政委到公安部任副部级政治部主任，军区党委讨论决定让你去”。施起初多番推却，但经不起吴岱再三动员，遂答应“服从组织决定”。12月下旬，北京军区通知施立即赴京到公安部报到。不料施这一“服从组织决定”，也就从此决定了自己下半生的不幸。
　　到公安部十年后的1977年5月，施义之被停职审查。翌年7月，被令到秦城“五七干校”继续接受审查。直到1983年12月，公安部才将对他的审查结论处理报告上报中央，报告由当时的公安部部长刘复之签发，称施有在“清查公安部档案”、“伪党案”事件中，参与诬陷迫害国家领导人的反革命活动，给“四人帮”报送材料等五大罪状。延至1985年1月，中央书记处作出批复，施义之四十七年的党籍、军籍被开除，每月发予生活费150元。胡炜为此评之曰：“义之同志晚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大家都知道这是某部领导人挟嫌报复、某领导偏听偏信造成的，都为他抱不平”。〔2〕
　　施义之夫人陈枫，是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改革开放最早、最深刻的探索者”、“一位在举世昏昏的毛时代坚持独立探索的思想者”的当代知名学者顾准（1915－1974）的妹妹（顾准从母姓）。对于施义之和顾准的关系，近年知识界中人著文多有微词，实为不了解当时情势不体谅当事人当时处境所致。顾准的儿女们后来的回忆则较为公允：“1966年底，姑父奉命离开部队到公安部工作，任政治部主任。当时父亲已于1965年被第二次划为右派（这是全国绝无仅有的），起因是‘四清’试点，然后被隔离和劳改，劳改地点在北京郊区房山周口店。父母已经商量过离婚的事情，父亲事实上已经离开了这个‘家’。在这种情况下，姑父姑姑仍然一如既往关心着我们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1967年姑姑带全家从山西搬来北京，随即邀请母亲去他们家做客，母亲此时精神状态很不好，还在祖母面前强打起精神露出微笑。姑父当时在公安部的工作十分紧张劳累，但仍然不忘抽空来看望我们和母亲。1968年春天，姑父到过我们在百万庄的家，竟然成为了与我们的母亲见过的最后一面，他是亲戚中唯一最后见过母亲的人”。〔3〕
    顾准的儿女们再回忆道：
    “1968年4月8日，母亲终于没有能挺过‘文革’风暴的摧残，离我们而去。我们在绝望中，在邻居众目睽睽之下处理完了母亲的后事，经过一阵犹豫之后，写了一封信，告诉了住在公安部大院里的姑父。次日姑父接到这封信，立即打来电话，是通过我们家楼下的公用电话找到我们的。我们对他说今后不方便再去你那儿了，他回答说：‘来就是了，马上来，你们都来！’话音中掩饰不住痛心和关切。他那几天卧病在家，老三高梁先去了，姑姑几天之后从外地回来，两人抽空约我们到中山公园，这是我们妈妈去世以后第一次与亲人在一起。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最紧张的时刻，姑父又是在最敏感的要害部门‘支左’。在我们遭遇家庭惨变，父亲当了‘极右分子’离开家，母亲‘自绝于党和人民’，我们也彻底成了‘黑五类’的时刻，我们的姑父和姑姑对我们的关心没有丝毫犹豫。记得在中山公园，姑夫和姑姑一个个和我们谈话，叮嘱我们要坚强，要振作，唯恐哪一个孩子想不开出事。他们郑重地要我们像过去一样继续去他们家，不要有什么顾虑。
    “此后，1968年秋，高梁和重之兄弟俩同去内蒙插队，1969年大姐结婚，1970年逸东大学毕业分配到大连。此前妹妹秀林已经在1967年到了黑龙江兵团。我们百万庄的房子，也被另一家占用，家对我们来说，已经名存实亡了。我们分散在天南海北的兄弟姐妹就剩下了一个地方可当作‘家’看待，那就是姑父和姑姑向我们敞开了大门的那个家。从此，姑父和姑姑的家就是我们兄弟姐妹五人相聚相见、休假养病的可靠后方，直到文革结束。
    “姑父一到公安部就向部领导说明了他和‘五哥五嫂’一家的关系。他十分清楚，他在公安部有这样的‘社会关系’意味着什么，但这没有影响他对我们的支持和关心。在公安部前部长李震突然死亡列为大案的时候，在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公安部成为政治风暴中心的时刻，在他工作特殊艰难的阶段，他都没有因为要避嫌而对我们有丝毫冷落。
    “在如同海啸一般的文化革命的十年中，我们家庭在经历了‘覆巢’之变的时候，兄弟姐妹中有四个还在青少年时代。在失去了父母的庇护和指点，在对人生从无知走向成熟的途中，我们得到了姑父和姑姑的全力的爱护。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处在那个不稳定的年龄，处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有时一言不慎，一念之差就可以断送一个年轻人，从前途甚至到生命。有多少类似家庭的孩子受到无情的摧残，有的就此沉沦。我们能够在那个严酷的年代正常地成长，今天能够在不同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工作，这其中有很多很多要归功于姑父和姑姑的呵护。对一个未成年人来说，有个一年一度在自己家一样的‘安全港湾’放松一下的地方，那里有爱你和随时抚慰你的亲人，它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4〕
    顾准的儿女们最后写道：
    “有一种评论，认为姑父和父亲是两种不同的典型，一个是‘独立思考的典型，一个是盲从主流政治的典型’。如果从表面看，把时间定格在1974年，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但从历史的角度，从人格、责任感和社会良知的角度审视，在我们的心中，姑父和父亲是在我们民族的深重苦难中起来奋斗的老一代革命者中间最优秀的两类代表。父亲是知识者，他有思考的大智大勇。姑父是工农出身的干部，他在胜利后的年月永不改一个人民勤务员和普通人的本色。保持良知者不会随波逐流，很不幸，姑父和父亲两人都成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文化革命结束三十年了。我们经常在想，反右和文革的悲剧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假如一个人像父亲遭遇的，因为对于社会问题或者科学问题的思考与主流意识相左，就可以被他的国家剥夺普通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受到无数屈辱的对待；或者假如一个人如姑父遭遇的，在公务的任命上，不允许个人有接受或不接受的选择，而事后又要被迫承担由于全局性的错误的惩罚，遭受对他的人格和信念的曲解和贬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进步将会非常困难，而最优秀最正直最有崇高追求的那些社会成员往往最容易被摧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自己也有了很多阅历，我们痛切地认识到，尊重每一个普通的公民的个人权利，宽容不同的甚至事后证明是错误的意见，是我们国家向现代化的民主社会发展的试金石。
    “简单化的思维是理解和宽容的大敌。一些写顾准的作家用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思维方式提炼顾准，为了衬托英雄，就需要对立面，这样难免通过发挥想像来勾画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这就缺少了实事求是和历史分析的态度。姑父施义之平静地面对了对他的曲解，这增添了我们对他的敬重。我们希望人们用真正的顾准精神来读顾准，写顾准。在这方面，姑父施义之的良知的榜样是有教益的。”〔5〕
    1995年10月29日，施义之因前一天应邀到京郊怀柔参加21军老同志的一个聚会，过于疲惫，引致腹部血管瘤破裂出血，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其后，陈枫即正式向公安部及有关部门作了报告。公安部说，施不是他们的人，他们不过问此事，其他部门也只表示研究再说，没有明确答复。胡炜得知噩耗，和21军的老人们商量：此事不宜久拖，官不办就自己办。
    告别仪式定于当年11月11日上午举行。讣告发出后，陆军第21集团军、北京军区政治部第二干休所还是派出了人员进行了会务协助。华国锋收到讣告后，还是让秘书打来了电话，转达了华的哀悼。施义之的老领导谭友林、孔石泉，邓子恢的夫人陈兰，滕海清的夫人王彬，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王克，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来柱、原政委傅崇碧，施的老战友胡炜、梁济民、刘光甫、李宣化、沙风等及在京的一大批施的老部下共四百多人，参加了告别仪式。
    施义之逝世十年后的2005年10月，由陈枫主编的《血与火的历练——施义之纪念文集》出版。内中刊载了陈枫根据施义之口述整理的回忆摘录——“特殊环境下的十年经历”，披露了文革十年期间施在公安部所经历的重大事件的内情，殊为珍贵。
    如关于“砸烂公检法”口号的扩散经过，施回忆道：
    “1966年底我到公安部时，‘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在内部大字报和批斗会场上时有出现，但听到正式提出‘砸烂公检法’口号是在‘七.二0’事件后谢富治在公安部欢迎大会上的讲话中。
    “‘七.二0’事件后，7月22日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回京，各部委都有人去西郊机场迎接。公安部有李震、于桑和我去了。谢富治回公安部受到联络站组织的群众夹道欢迎，还开了欢迎大会，大会由我主持，李震致辞，谢富治讲了话。
    “会后部领导一起从礼堂后门走出，在路上谢富治对李震讲：‘我讲话别的不要传下去，我讲的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这句话要捅下去，用什么方法，你们研究’。谢还说‘我听毛主席说‘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当晚，李震找我商量，能否通过联络站办的小报《红旗》把这个内容捅下去。我说：‘看来除了这个办法外，没有其他办法了’。第二天联络站的马文华拿来稿子要我审定，我要他送李震。印出后，由联络站的政治部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分发到各省、市、自治区。‘七.二0’事件以前，各级公检法部门已被冲击、被破坏，这个口号捅下去无疑是火上浇油，在全国进一步掀起了‘砸烂公检法’的高潮。”
    谢富治说，“我听毛主席说‘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这就说明，“砸烂公检法”其实也就是“最高指示”。由于这句影响甚巨，在1970年11月至1971年春的全国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上争议颇大，“过去谢富治说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但汪东兴说没有听到毛主席讲过这句话。为此李震专门写报告请示毛主席、党主央。得到毛主席指示：‘砸烂公检法’口号不科学，应该提‘公检法彻底闹革命’’。”〔7〕
    其实毛泽东也是为自己打圆场，“公检法彻底闹革命”与“砸烂公检法”哪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回忆录以较大的篇幅谈到了李震事件。从施的回忆中可以得知，“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是周恩来本人的推断，往此一方向查案，是周恩来本人的意见，将于桑、刘复之“保护审查”，发动公安部的干部揭发于、刘也是周恩来的决定。文革结束后，将这些“罪责”都推到施义之等执行者身上，是十分不公平的。
    为使更多的读者能了解李震一案的来龙去脉，笔者将施义之回忆录中“李震之死”一段附于文后，同时对文中涉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作了适当注释，以方便读者了解那一个特殊的年代。
    当然，我们也期望能见到不同立场或意见的材料，如于桑、刘复之对此一过程的回忆，以期通过比较，可以更准确地更客观地对此一事件作出自己的判断。
    对于施义之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陈枫的疑问，也许就是类似笔者这样的众多晚辈的疑问：
    “你应该承担这些罪名吗？你有资格负这些责任吗？代人受过或强压在头上的罪过并不能掩盖历史真相。当初你是谢富治、李震部长领导下的党组一般成员，在李震去世后，你负责部核心小组工作，也是在华国锋兼部长直接领导下工作。从1966年底到公安部十年来，你都是在部长的安排、要求下，执行中央的指示和交代给你的各项工作任务，而且对自己执行的错误已作了深刻检查。为什么一生对党忠贞不渝换来如此无情的打击！”〔8〕
    我们坚信，事实真相迟早会大白于天下，对施义之以及李震的一生，历史也必然会有一个恰如其分的正确结论。（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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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2〕胡炜：《斯人已去　风范长存——深切怀念施义之同志》，见《血与火的历练——施义之纪念文集》（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10月），页85－87。
??〔3〕〔4〕〔5〕顾淑林、顾逸东、顾南九、顾秀林、顾重之：《怀念姑父》《血与火的历练》，页382－392。
??〔6〕〔7〕陈枫根据施义之口述整理摘录：《血与火的历练（二）——特殊环境下的十年经历》，见《血与火的历练》，页41，47。
??〔8〕陈枫：《风雨同舟五十年》，见《血与火的历练》，页433。华国锋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李大兴

施义之对顾准的儿女们文革里颇多照应。
余汝信的文章，缺少基本史识。另外，顾准儿女们的回忆文字，也很没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