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冰：我列席政治局会议

李旧苗

1975年11月3日下午2点25分，迟群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到我的住宅叩门，我问：“有什么事？”他说：“下午3点钟在第二教室楼召开常委会，迟群让我告诉你。”这位年轻人，平时见面总是笑眯眯的，此刻，他面色沉重而又有些为难，表情很不自然地站在门口。从他的神态和吞吞吐吐的话语中，我意识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了。送走了年轻人，我立即打电话给惠宪钧，告诉他迟群办公室来人通知3点钟开常委会，我判断是有关我们信的问题，请通知老柳迅速到我办公室商量对策。我骑自行车赶到办公室已2点40分。惠、柳二人的判断和我一样。我们分析，既然常委会的召开是关于我们信的事，开会不和我们商量，搞突然袭击，证明毛主席支持迟群，而不支持我们。怎么办？我们三人紧张地商量着，认为我们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一切按党的原则行事。既然是关于信的问题，很可能要我们在会上宣读，于是老惠跑步到他办公室取来信的底稿，然后我们三人快步走向第二教室楼，进了会议室刚好3点整。
　　满屋子都是人，黑压压一片。我们径直地走到按惯例常委会开会时书记们的席位就座。这时我才注意到，除了常委、各系党委书记、校级各部处负责人外，还有很多生面孔。后来发现有北大党委的人，我这才明白了那些生面孔都是北大的人。三点一刻，吴德同志在迟群、谢静宜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出于礼貌，我站起来同他握手，他冷冰冰地点点头，我已伸出的手只好收回来了。看到他与迟群、谢静宜肩挨肩、亲密交谈的样子，我感到失望。吴德从座位上站起来，清了清嗓子说：“这一个时期，清华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刘冰、惠宪钧、柳一安三位副书记和常委吕方正四人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信，告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同志和我们的市委书记谢静宜同志。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他们的信作了批示，现在我把批示的主要精神给大家传达一下。”然后，他对主席的指示，隐而不露，用他自己的话说了一大篇。这些话里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他自己的，谁也分不清楚，但给人的印象是：刘冰等人是反对毛主席的。他提示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性质？这个是非要弄清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进行讨论，辩论认清问题的性质。”然后，他宣布：“这个会请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同志主持。”这时，迟群仰起头，神气十足地站起来说：“现在开会，先请刘冰他们把他们的信在这里念一念。”我站了起来，拉过话筒，开始念信。我想这是难得的好机会，要利用这个讲台揭露、控诉迟群、谢静宜的罪行。我放开嗓子，大声朗读，心想要让到会的每一个人，要让全清华所有的人都能听到迟群、谢静宜的条条罪状。迟群事先布置的喽们不断对我围攻，搞得没法念下去，我几次提出不念了，他们才不得不暂停围攻，让我把信念下去。
　　念完了信，“帽子”、“棍子”一齐向我们打来。骂我们是“诬告”，是“恶人先告状”，是“欺骗毛主席”，是“用写信的办法反对毛主席”，等等。吴德同志插话说：“刘冰！你应该老老实实，把你们的活动拿到桌面上，不要在桌子底下活动。”也许吴德同志有什么难处，但这种时候，说出这样违背事实的话，迫使我不得不说：“我们没有搞桌子底下活动，我们完全是按照组织原则办的，给市委科教组汇报过，给吴德同志报告过。”吴德说：“你没有给我报告，你那是信。”我说：“信也算数吧！我们还两次请求你接见，要向你汇报，这是在桌子底下活动吗？”他哑口无言了。
　　已是6点钟了，迟群宣布散会，并要我和惠宪钧、柳一安留下，给我们宣布纪律：“不准相互串联，不准到校外，不准请假，要按时上下班，不准迟到早退。”从此，实际上我们已被专政，失去了自由。
　　第二天，二教楼会议室贴满了大字报。其中最为显眼的是《走资派还在走》和《投降派确实有》这两张大字报。前者是对着我的，后者是对着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同志的。这两张大字报的内容是一样的，但为什么冠以不同的标题呢？似乎表明了他们“区别”对待、进行“分化”的策略。批判会一层一层地扩大，到了11月12日，扩大到全校支部书记以上党内外干部一千三百余人，主会场是二教楼，分会场安上了有线广播。每天像学生上课、工人做工那样，八小时开会批判斗争……
　　11月15日，对我们的批斗进入第13天。这天下午5点半散了会，6点钟我回到家里，6点半接到谢静宜的电话，要我7点钟在西南门上车到人民大会堂去。我问干什么，她说：“你到大会堂北门下车后，告诉哨兵，你是清华大学的刘冰，他会领你进去。”经过和妻子商量，我决定前往人民大会堂，但做好了被捕的准备。据我的记忆，是在东大厅。厅内有几个女服务员在摆放沙发和茶几。后来汪东兴同志来了，他问：“你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我答：“我是清华大学的，叫刘冰。”他说：“啊！你就是刘冰！过去没见过面。”这时谢静宜来了，她看着我恶狠狠地说：“你来了。”然后她和汪东兴一边走，一边小声说话。我怕影响人家保密，赶快走到一个较远的沙发前坐下，等待着。差五分8点。这时陆续进来了一些人，先是政治局委员们，接着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同志来了。大家都在摆成圆圈形的两排沙发前入座，政治局委员在前排，其他人都坐第二排。邓小平和叶剑英两位副主席靠近坐在一起。我看到这种情况，肯定这是政治局会议。于是我离开墙边的沙发走到会场内第二排座位挨着胡耀邦同志坐下。我的前面是纪登奎同志，他转过身子同我握手，我向他问好致谢。8点整，邓副主席宣布开会，说：“昨天主席接见外宾完了之后，把我留下，在场的还有张春桥。主席要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邓副主席接着又传达了主席的其他一些指示后，走到张春桥面前说：“我耳朵背，记不详细，请你把主席讲的整理一下。”然后把记的两片纸放在张春桥面前的茶几上。张春桥狂妄地说：“我不整理，我没有记。”这种蛮横态度，对于中央副主席甚至主席都是不尊重的，我感到厌恶。邓副主席刚回到座位上，姚文元插话说：“今天列席会议的他们几位，恐怕还不知道主席对清华的批示吧？是否给他们传达一下？”邓副主席没有理睬他，他却大声嚷嚷重复着刚才的话，并指着我们问：“你们听过没有？”我说：“我听了，吴德同志传达过。”吴德立刻声明说：“我没有传达，我只是说了主席批示的精神。”邓副主席说：“那好吧！请毛远新给传达一下，远新你讲吧！”于是毛远新慢慢腾腾翻开笔记本念了毛主席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个传达，真如晴天霹雳！我靠在沙发上，脑袋昏昏的，耳朵嗡嗡的，心率加快，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会场上什么人再说什么，我全没听到，满脑子都是主席的批示。说我矛头对着他老人家，从何说起！真是天大的冤枉！我正是抱着对党、对领袖的忠诚，才向老人家报告迟群、谢静宜的胡作非为，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说矛头是对着他的。我想不通，我怀疑。但这是毛远新传达的，白纸黑字，明白无误。现实是多么残酷！
　　我必须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只听到邓副主席说：“讨论吧！”王洪文说话了，他说他到上海去了一趟，听到“下面”许多反映，对胡耀邦、周荣鑫意见很大。他列举了一些只言片语后说：“你们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背道而驰，教育部不搞教育革命，专讲一些旧观点、旧思想，搞旧的一套。”张春桥插话说：“都是右的东西，周荣鑫不听我们的。”姚文元跟着说：“报纸的记者也有反映，群众对你们有意见。”你一言，我一语，讲个不停，时间几乎全被他们占了。江青时而坐在沙发上，时而离开座位在会场旁边走动，嘴里嘟囔着，有时猛然提高嗓门，阴阳怪气说几句什么，我听不清楚，但可以看出她是给王、张、姚打气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很少说话。叶剑英副主席除了偶尔喝点水或偶尔用毛巾擦擦脸，一直在默默地记笔记，什么话都没说。11点钟左右，邓副主席说：“今天的会到此为止，明晚8点钟继续开会。”政治局委员陆续退席，邓副主席和叶副主席走在后面，步伐缓慢而坚定。从两位老人布有愁云而又严肃的面容上，我似乎感觉到他们在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思虑。
　　走出大会堂，等人们都上车走了，我才从台阶上走下来，找到清华的车子。一路上我在想，主席说的“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含义是什么？想来想去觉得主席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在会议上作检查，在会议上接受批判。既然是这样，在明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我就该检查了。主席批示中说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又点名要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毫无疑问，我对主席批示持何种态度，主席定会注意的。但如何检查呢？
    午夜12点整回到家里，妻子苗既英惊喜我能回来，脸颊上滚淌着热泪。她问：“怎么回来了？”我说：“主席指名要我去参加政治局会。”她惊讶地问：“参加政治局会？怎么回事？”然后我把主席批示和指名我们参加会议的详细情况讲了一遍。“这真是冤枉呀！”她说出这句话后久久不语，一直用手绢擦眼泪。停了一会儿，她用怀疑的口气说：“老人家是不是真的糊涂了？他八十多岁了，人老了容易糊涂，这个批语不是颠三倒四吗？”我说：“不全是糊涂，而是听了毛远新、谢静宜一面之词。小平同志转个信是偏袒我，这不正常啊！现在只有检讨，争取留在党内，只要活着，过几年再说。反对毛主席的帽子现在已经给戴上了，我怕开除党籍，一旦开除党籍就不好办了。明天晚上政治局会议上，恐怕我们五个人要检查了，现在要想想如何检查。”她说：“一个是检查，一个是不检查。我们没错检查什么？”我说：“主席说矛头是对着他的，不检查行吗？不行！因为那样会给再戴上一顶对抗主席的帽子，岂不更冤枉。”她说：“你不能过细检讨，原则上表个态就行了，不能给自己戴帽子。”我说：“毛远新是要给主席汇报的，不戴帽子，主席通不过。”她坚决地说：“要给自己留个余地，将来好翻案。你再仔细想想怎么办好。明天你好好准备一下，现在该休息了，已是3点钟了。”我们都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仍然商量着在政治局会议上如何检查的问题，直到东方发亮。
　　我一整天待在办公室准备晚上的检查。我的思想从来没有这样紊乱过，矛盾重重理不出头绪。不检查，怕给我扣上反主席而又不认错的帽子，开除党籍，永远说不清楚；检查吧，检查什么？把没错说成错误，这不是对主席不忠吗！翻来覆去想呀，想呀，最后无可奈何地下了决心：作违心的检查，争取过关，将来再说。
　　我晚上7点50分到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政治局委员们也陆续到来。邓副主席和叶副主席仍然挨近坐在会场的东边。晚8点整，邓副主席宣布开会，他说：“现在开会，先请毛远新同志传达主席指示。”他接着说：“远新，昨晚的会你向主席汇报后，主席有什么指示，你讲吧。”毛远新从他的衣兜里掏出了一个本子，一边翻着，一边说：“昨晚的会，我向主席作了汇报。”随后他念着本子上的记录，他给主席说了什么，主席听后讲了些什么，一段一段地念了大约40分钟。我一边听，一边感到毛远新的汇报有明显的倾向性，实际上等于他出题目，主席来回答。毛远新传达完毕，邓副主席说：“你们五位同志，主席要你们参加会，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吧？”胡耀邦同志站起来，大声说：“我讲些意见。主席要我们五位同志来参加会，是对我们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昨天晚上，王洪文副主席对我讲了许多话，我在这里声明，他说的那些问题，说我说了什么话，我都郑重表示，我没有那些问题，也没说过那些话，请求中央查证。我与刘冰在团中央一块共过事，他找到我要我给他转信，我对他说过我支持他，但信要由他自己送，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组织系统，我是科学院，他是清华大学，所以我不能帮他转信。”耀邦洪亮的声音在会场回荡。他发言后，好久没人说话，王洪文也无言以对。
　　过了一会儿，邓副主席说：“你们谁还说话呀？”我看看周围没人回应，待不住了，就说：“我发言。”我刚说话，邓副主席说：“刘冰同志，我耳朵背，你坐在我旁边讲，好不好？”我赶快走过去，坐在他老人家左边的座位上。我说：“主席对我作了严厉的批评，我在这里向主席、向中央作检查。”接着发言的是胡乔木、李昌、周荣鑫三同志。
　　乔木同志发言中讲到我的问题时，他说：“刘冰同志的第二封信是我送给小平同志的。”这时猛然从背后响起尖厉而有点沙哑的声音：“乔木！你反对毛主席呀！我现在才知道。”我扭头，看到是江青在说话，她坐在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前，上面还摆着饭菜，据说她才吃晚饭。她猛然站起来追问：“你为什么给刘冰送信？”乔木说：“我不认识刘冰，也不认识迟群，只是听说过他们，我对刘冰印象好一些。”江青怒冲冲地用她那颤抖的声音说：“乔木呀！你反对毛主席呀！”“你是主席的秘书，你反对主席我没料到。”她歇斯底里的“棍子”加“帽子”的发言，使我感到厌恶。怎么送封这样的信就是反对了主席？合乎逻辑吗？还有真理吗？周荣鑫同志因为有外事活动来晚了，他最后发言。在他发言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这四人不断插话，实际上形成了对他的围攻。而从会上另一些政治局委员的表情，可以看出对他们这样霸道是不满意的。时间已经11点多了，邓副主席宣布：“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下次会议什么时候开，另行通知。散会。”这天的政治局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政治局会议之后，迟群、谢静宜在清华的动作更来劲了。从11月19日开始，我和惠、柳、吕四人实际上被专了政。我的办公室的文件柜被贴上了封条，一些重要文件被抄走，每天上下班有人跟着。迟、谢们通过北京市的领导命令各单位来清华看大字报，并在各单位逐渐展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新的“高潮”又来了。
    这些天，由于拉我到系里批斗，迟、谢们对于我去不去办公室似乎放松了，我待在家里的时间较前些天多了些。11月底的一天下午3点钟左右，听到有人叩门，我开了门，进来的是项南同志的女儿项小米。我感到惊奇和高兴。因为我是被监视的，我问她：“你怎么来的？门外附近有人吗？”她说：“乘我爸爸的车来的，门外没看到人。”我说：“小米，我是被监视和专政的，我怕有人看到你来这里。”她说：“我不怕，他们敢怎么样？”然后她告诉我，他们先到了北大，项南留在那里，让她来看我。她说：“我爸爸问候你并要你注意身体。”听了小米的话，我深受感动。我是戴着“反毛主席”的帽子，处在被批斗的逆境中，项南让他的女儿冒着风险来看我，这是比金子还珍贵的战友之情，我从心里深深地感谢他和他的女儿。我让她坐下，详细问了她外面的情况。她说：“现在就是清华、北大在批判你，其他单位和地方都还没有动作，但情况很紧张，很多人都知道了你给主席的信和主席的批示，一些老同志都不敢相互来往，有些人家里的电话有人监听。”她还说：“刘叔叔，你要特别提高警惕，江青、迟群他们会用各种办法整你的，他们会搞人监听你的电话，你不要再打电话了，他们抓住一点鸡毛蒜皮会大做文章来整你。”小米的一番话，使我感到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后代，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磨炼成熟起来了，顿时我脑海里燃起了希望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