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义军：一九七六年邓小平下台前后

李旧苗

祸由“信”起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工作，是希望邓小平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恢复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邓小平主持各条战线的整顿，实质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不仅遭到江青一伙的强烈反对，后来也为毛泽东所不容。
    导致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清华大学副书记刘冰等人上书事，事情的经过是：
    1975年8月13日，清华大学刘冰等人联名请邓小平转呈致毛泽东的信，反映迟群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邓小平收信后即转交毛泽东。
    10月13日，刘冰等再次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的信，揭发迟群、谢静宜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搞非法组织活动的情况。此信由胡乔木交给邓小平，邓小平即转交毛泽东。
    10月25日，在迟群的指使和参与下，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钧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诬告周荣鑫“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同时，吹捧迟群“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教育革命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在教育战线上是有影响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等等。毛泽东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
    11月2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毛远新在谈到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时说：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又说：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提议召开小范围的会议，当面向邓小平本人谈出以上意见。晚上，邓小平出席由毛泽东指定的有陈锡联、汪东兴和毛远新参加的四人会议。会上，毛远新发言中对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工作以来的形势进行攻击，对工农业、财贸、教育、文艺等方面经过初步整顿取得的成绩加以否定。邓小平反驳说：你的描述，是中央整个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3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3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昨天晚上我问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3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2日晚四人会议情况汇报时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并指示继续开会，范围扩大至八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
    11月3日，吴德到清华大学参加校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所写信的批评。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以传达这个批示为起点，开始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会后，根据校党委的部署，在校内师生员工当中展开一场关于教育革命问题的大辩论，集中揭发和批判刘冰、周荣鑫等，实际上予头对着邓小平。清华大学铺天盖地地贴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有关部门组织干部和群众去参观。
    11月4日，邓小平出席陈锡联、汪东兴、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和毛远新参加的八人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会上，张春桥等指责邓小平：刘冰之所以把信寄给你，是由于你与刘冰彼此立场、感情有某些一致的地方。本日晚，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八人会议讨论情况。毛泽东说：我批评某人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泽东指示八人会议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小平同志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7日晚，邓小平再次出席八人会议。
    11月10日，上午，邓小平同胡乔木谈话，表示：我现在受批判，起因是转送刘冰的信。主席作了很严厉的批评，我作了自我批评。信既要我转，总是说明写信的人认为我是同情他们的。中央讲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提法不对，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纲。
    打招呼会议的由来
    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然是抱有希望的，11月3日下午，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后，和张春桥被毛泽东留下谈话。毛泽东建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等列席中央政治局“帮邓”会议，并说他们参加会议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此后毛泽东要求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邓小平婉拒，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21日根据毛泽东就打招呼问题所作出的批示精神，邓小平致信毛泽东：“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136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先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次日，毛泽东批示：“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17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23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同日下午5时，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请照主席今23日批示，通知于明24日下午4时开会。原件政治局各同志传阅。”
    11月24日下午，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打招呼会议，并宣读经毛泽东审定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提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宣读《要点》后，邓小平就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以阶级斗争为纲、正确对待新生事物、正确对待“老中青”三结合特别是对待青年等方面的问题作了说明。还说：这次清华大学的辩论，将很快会扩大到全国，至少是教育、文化部门和有关领域，甚至会波及其他方面。所有的同志，特别是老同志，要正确理解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新生事物，注意达到团结，注意达到把工作做好的目的。这次会议，有中央党、政、军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和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130多人出席。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传达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常委，要求他们进行讨论并将讨论情况上报中共中央。
    11月26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发出打招呼的通知，称现在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12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人民日报》12月4日转载。文章说：“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第一篇有影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
    邓小平开始检讨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始，使邓小平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始终不肯让步，致使对他的批评逐步升级。12月20日晚，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类会议，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主持会议，也就是开始时说声“开会”，结束时说句“散会”，剩下就是作检讨和听别人发言。就是在这次会上邓小平开始作检讨发言，他表示感谢毛主席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并介绍自己几个月来的思想状态。指出：九号文件以前一段时间，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二三月间铁路运输问题很多，影响到各方面的生产，所以我提出首先从铁路着手解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在管理体制上提出强调集中统一以外，特别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强调了抢时间，企图迅速解决问题。因此，在方法上强调对少数坚持打派仗的头头，采取坚决调离的方法。徐州问题的解决，铁路上的面貌很快地改观，我当时觉得，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见效也最快，同时我还觉得江苏运用铁路的经验解决全省其他问题，也得到较快较显著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可以用之于其他方面。紧接着，把这样的方法用之于钢铁，用之于七机部，用之于某些地区、某些省，用之于整顿科学院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头的，所以，当有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在谈了对派性，对工业生产，对文教系统，对老、中、青三结合，对新生事物，特别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后，说：检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桃花源中人”，8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会后，致信毛泽东：“在今（廿）晚的会议上，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个检讨性的发言，现将这个发言送呈主席审阅。当然，这是一个初步的检讨，同志们还会继续给我以更多的批评和帮助，使自己得到更大的益处和提高。我希望能够取得主席的当面教诲，当然应在主席认为必要的时候。”
    1976年1月3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作补充检讨。在检讨中说：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这样重大的问题，既没请示主席，也没提到政治局和国务院讨论。会后，将补充检讨稿送毛泽东，并致信表示：“上次在政治局会上作过初步检查（指1975年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检讨）之后，又听到远新同志传达主席的一些重要指示。先是六位同志，随后又是两次大的会议上，同志们又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分析、批评和帮助，使我进一步地认识到上次检查的不足。”“对我批判的会议，还要继续开，我除了继续听取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外，总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自己对于错误的认识，取得主席的教诲，当然要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14日，毛泽东批示：“邓小平同志第二次检讨印发政治局讨论。”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周恩来逝世。
    1月12日，下午3时，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悼词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在会议开始后邓小平说：这篇悼词我仔细看过多遍，我认为写得是不错的。对总理一生的评价，对总理的革命简历，对以总理为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都符合总理的实际。我同意这篇悼词，认为可以用。在讨论悼词即将结束时，再次发言：对悼词文稿大多数同志表示赞成，会上没人提出具体修改或补充意见。我提一点具体补充意见，加一个字，印件中1922年总理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应是总支部书记，加上个“总”字，符合实际。并指示悼词文稿起草人对悼词修改后先征询邓颖超意见。会后，根据文稿起草人的意见，在“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句话后，加写“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之后，将悼词稿送毛泽东审阅，并致信说：“悼词是由政治局会议审定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毛泽东批示：“同意。”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张春桥提出由叶剑英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时，遭到叶剑英反对。叶剑英说：给总理致悼词，应该是小平同志。他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无论从规格上还是从资历上，小平同志给总理致悼词是最合适的。我提议由小平同志给总理致悼词。这一提议，得到与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
    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一文，把“打招呼”的精神透露到社会，在全国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该文称：“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文章分三个部分，赞扬了清华大学展开的教育革命大辩论。这篇文章是根据姚文元的指令撰写的，是作为压制悼念周恩来逝世的报道而在《人民日报》刊登的。新华社奉命转发了这篇文章。在周恩来追悼大会即将举行的时刻，刊登、播发这篇文章，引起了广大读者、听众的极大愤怒。读者纷纷打电话质问《人民日报》说：“当前全国人民注视的，关心的大事是周总理逝世，是悼念周总理，怎么能说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呢？”“为什么不宣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为什么不宣传周总理的丰功伟绩？登这篇文章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破坏和压制悼念周恩来的报道。《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不报道从1月9日至14日首都和全国各地的悼念活动；《红旗》杂志不刊登周恩来遗像，不刊登讣告和悼词。13日，姚文元在一天之内，三次给新华社下达指示。他要求：“不要因为刊登悼念总理的活动把日常抓革命促生产的报道挤掉了。”“这几天报纸登唁电数量多，太集中，并且刊登在第一版上。唁电版面往后放，从三版四版开始。”“采写吊唁消息时，要有工农兵学商几方面化悲痛为力量的内容，如学生化悲痛为力量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消息中要反映出来。”16日，周恩来追悼大会后，姚文元下令：“治丧报道要立即结束。”由于姚文元的压制，纪念周恩来的新闻照片和纪念周恩来逝世的新闻电影被停止发行。
    1月20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作检讨。会上，江青等轮番对邓小平进行指责和批判。针对有人提出“为什么提出要见主席”的责问，答道：我的意思是，想当面向主席讲自己错误的严重，特别想当面听取主席的批评和指示，我还想当面提出自己的工作问题。我觉得这种要求是正常的，我仍然抱有这样的希望。
    夜晚，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在上次会上同志们要求我在讨论之先，由我讲讲要对主席当面说些什么，所以我在今（20日）晚的会议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现送上，供审阅。”“我两次要求面见主席，除了讲自己错误和面聆主席的教导外，确实想谈谈我的工作问题。还在批判我的错误的时候，提出我的工作问题是否妥当，我自己确很踌躇。提，怕觉得我受不得批评。不提，也有什么恋栈之嫌。再三考虑，还是想当主席面谈这个问题为好。”“现在，已过去两个多月，批判还将继续下去，再不提出会妨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的过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恳请予以批准。”“我自己再不提出，实在于心有愧。”“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从主席和中央的决定。”
    1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20日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后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在毛远新请示说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个人做具体工作时，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同日，在江青、张春桥授意下，迟群召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党委负责人会议，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
    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经讨论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2月3日，中共中央正式为此发出文件。
    批邓问题在党内外公开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于2月25日至3月初，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这次会议先找了5个省的负责人开会，以后又找了12个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开会。
    会上，学习了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期间的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讲话，其中，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小平说：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又说：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提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会议期间，张春桥多次攻击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 买办资产阶级”，是“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出席中央打招呼会议的12个省、自治区领导人会议，当众诬蔑邓小平是“反革命两面派”、“ 法西斯”，“ 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毛泽东得知江青的讲话后批评说：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就江青要求把她讲话的部分内容印发全国一事，毛泽东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和华国锋在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批邓”问题在党内公开。
    3月25日，《文汇报》第一版发表的文章中，竟然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句子。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破坏了各条战线经过整顿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加速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江青等人真实面目的认识。3月下旬，南京的学生和市民贴出了“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等的大幅标语。3月底至4月初，北京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数十万群众云集天安门广场，以各种形式，怀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怒斥“四人帮”。全国许多城市都出现了这种活动，形成了全国性的群众运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从4月1日起，多次召开会议。
    4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夜召开会议，决定向各地下发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经毛泽东圈阅），要求全部覆盖“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彻底追查“幕后策划人”。
    4月2日，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派出民兵、警察干预、制止人们的悼念活动。3日凌晨，又将放置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品撤走。这就更加激起了人们的义愤。广场上的活动更明显地转向声讨“四人帮”，批判“文化大革命”，拥护邓小平。4日(清明节)到天安门的群众达到高潮，有200多万人次参加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全国性的悼念、抗议活动达到高潮。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会议将天安门广场发生的群众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决定当晚采取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等措施。会议的决定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4月5日凌晨，撤走并销毁了天安门广场上所有花圈，还逮捕了一些人。人民愤怒了，矛盾进一步激化。群众提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正义口号。当日下午，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采取了镇压措施。6时半，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出面发表广播讲话。在三番五次广播吴德讲话以后，绝大部分群众离开天安门广场。晚9时半，出动一万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警卫部队，带短木棍，从四面八方包围天安门广场，对群众进行殴打和逮捕，先后共逮捕了388人。
    4月6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委员听取了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性质”的，“要揪司令部”，决定继续组织民兵和警卫部队，待命、随机行动，并建议北京市委把天安门事件写成材料通报全国。这次会议的决定，由毛远新写了书面材料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表示同意。下午，江青也到毛泽东住地，当面向他报告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张玉凤回忆：“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主席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4月7日上午，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报告4月6日北京市的情况。毛远新请示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和4月5日吴德的广播讲话。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据此，毛泽东表示，解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毛泽东还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