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义军：《论刘禹锡的政治诗》背后的政治隐喻

李旧苗

多年来，我一直对收藏文革期间的刊物有兴趣，经常跑潘家园旧货市场，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叫我淘到了一些旧杂志，如，《红旗》、《学习与批判》、《朝霞》和1970年代的大学学报等。在我阅读这些刊物的过程中，发现有的文章经《红旗》转载后多多少少都有改动，有的改得还比较大，这一现象勾起了我的研究兴趣，如，《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6期（12月20日出版，第46——51页）发表了闻军的《论刘禹锡的政治诗》一文，《红旗》杂志1975年第2期（2月1日出版，第72——81页）转载了这篇文章。我比较了《北京大学学报》和《红旗》杂志上的《论刘禹锡的政治诗》的两个版本，文章改动很大。修改最主要有两点：
    一是《红旗》发表的修改稿突出了刘诗的政治意义。如在文章开头的“帽子”部分，《学报》原稿说：“刘禹锡流传下来的诗共约八百首，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它的一部分政治诗，表现了地主阶级革新派进步的思想立场，同其他发家的进步文学一样，是我国文学遗产中的可贵财富。”《红旗》改稿为：“刘禹锡流传下来的诗共约八百首，大都写在政治革新失败以后。其中的政治诗，表现了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思想立场和斗争精神。这些诗是中唐时期激烈的儒法斗争的产物，是中下层地主革新派向大地主阶级保守派进行斗争的武器，不少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很好。”其中从“中唐时期”到“斗争武器”，《学报》原稿也有，《红旗》改稿把它从后面不显眼的地位提到这里关键的地位。
    二是《红旗》改稿增写了一些画龙点睛的语句和题为“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的最后一部分，这一部分约2000多字。如增写：“他所参加的革新事业虽然遭到失败，并受到保守派的种种诽谤，但他相信：‘日月至焉，而是非乃辨’，历史终将证明自己的革新路线比保守派正确。”“政治斗争形势虽然急转直下，革新势力遭到很大挫折，但刘禹锡心如砥柱，决心顶住逆流，斗争下去。”（以上两段引文见《红旗》73页）最后一部分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的标题就是精心安排的。其中说：东晋的《梅花引》和西汉的《招隐士》“这些在当时都不失为有政治含义的心曲，但在刘禹锡看来，他们已经是时过境迁的‘前朝曲’了，应该有‘新翻’的词章，宣传革新思想，来适应他那个时代的现实”。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表现了诗人为政治革新而斗争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念。‘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显示了不畏风波摧折的斗争精神。” （以上两段引文见《红旗》80页）等等。
    《红旗》为什么对闻军的《论刘禹锡的政治诗》这么感兴趣，而且在刊登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公报和四届人大文件的同时，转载这篇文章，闻军是何许人也？又是谁改的这篇文章？闻军其实就是“梁效”的笔名之一，其他还有“史军”、“哲军”加上“闻军”，号称“梁效”的三军。
    据北京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历史的纪录——“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与篡党夺权阴谋》一书记载，1974年10月24日，江青召见迟群和谢静宜以及唐晓文（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的头头时谈到：“唐朝李商隐写了不少无题诗，其中很多是政治诗，可研究。刘禹锡也有政治诗。”迟群等人听后即向梁效作了传达。这篇文章就是根据江青的意见写成的。与此同时，江青在文化部的写作班子也化名洪途在1975年1月8日《文汇报》上发表《刘禹锡诗歌的革新精神》一文，强调“刘禹锡在政治革新失败之后，仍把矛头指向他的政敌”。闻军此文发表后，姚文远在1974年12月31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布置刊登四届人大文件，同时说，北京大学报有一篇文章论刘禹锡的政治诗，排出来他改，还说这篇文章有思想。仅过了一个月，这篇经过较大修改的文章就在《红旗》转载了。
    《北京大学学报》发表这篇文章，《红旗》转载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让这篇文章本身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解答这个问题吧。文章说：
    “刘禹锡政治诗斗争的矛头直指以宦官、藩镇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保守势力。他在一组寓言诗中，借着一些动物的形象，为腐朽的保守派画了一幅幅肖像。如《聚蚊谣》”。“这些蚊虫害怕阳光，喜欢昏黑，专等天暗时分便喧腾鼓噪，飞出来以利嘴伤人。这不正是那班宦官的生动写照吗？然而这些害人虫只能猖獗一时，一旦秋风吹来，便要统统灭亡”。
    《再游玄都观绝句》“诗云：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诗中的桃花影射那批保守派的新贵，他们权倾京师，红极一时，自以为荣华常保，而在刘禹锡看来不过是过眼云烟，朝华暮落。”“‘前度刘郎今又来，表现了正义凛然的自信心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中的王、谢旧族喻指当时那些显赫的保守派人物。这些保守派新贵同王、谢旧族一样逃不掉没落的命运。”
    “《西塞山怀古》：……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如今唐王朝虽然久已一统天下，但是，在萧萧芦荻之中，那割据分裂的故垒依然存在。联系到当时一些军阀设险自守，拥兵自重，大搞割据的情况，诗里显然是要人们深思，对于分裂威胁的存在，不可掉以轻心。”
    “‘山叶红时觉胜春’，（《自江陵沿流道中》）在满山秋色中，他看到了明丽的春光。”
    文章关于刘禹锡的《金陵怀古》一诗写道：“亡国之音犹在耳边，历史的教训不可遗忘。这首《金陵怀古》就是向唐王朝的当权者发出警告：如果一味因循，不图革新，弊政不除，法制不举，‘崤函之固’的长安也会和金陵的命运一样，赫赫的大唐帝国也会重蹈六朝的覆辙。”
    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就很容易理解这篇文章的政治寓意了。
    1974年6月14日，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在的儒”。随后江青去天津在一次谈话中，更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江青还指使亲信读一份吹捧江青是“激进派”，诬蔑周恩来是“温和派”的外国电讯，暗示周恩来就是他们所说的“现代的大儒”。此后，又掀起一阵所谓“评法批儒”的浪潮。
    6月18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有所下降。主要问题是煤炭和铁路运输情况不好，钢铁、化肥等产品一些军工产品也欠账较多，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战备影响较大”。煤炭比去年同期下降6.2%，铁路运输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5%，钢比去年同期下降9.4%，化肥比去年同期下降3.7%。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
    9月29日，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原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平反，恢复名誉(贺龙遭受迫害，已于1969年6月9日在北京含冤逝世)。
    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对此非常不满，他们于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制造借口，对邓小平进行攻击。当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行密谋。次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造谣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味道”，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实现由他们组阁的阴谋。王洪文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11月12日，毛泽东对江青的一封来信的批示中，直接指出江青有“组阁”野心，说：“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10月11日，中共中央为在最近期间召开四届人大发出通知。通知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指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1980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大会通过了宪法，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所有这些，可以看出，《论刘禹锡的政治诗》就是用来影射现实的，是“四人帮”对“组阁”失败的不满和发泄，他们要像“刘禹锡在政治革新失败之后，仍把矛头指向他的政敌”一样去斗争。文中所谓“革新派”是谁？“保守派”是谁？说白了“四人帮”的“政敌”是谁？这才是文中关键的政治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