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相：饶漱石的前半生

李旧苗

1975年3月2日，一位患有病毒性肺炎的72岁老者病死在北京，他的名字叫饶漱石。这个名字往往是与“反党阴谋”、“反党同盟”联系在一起的。事隔27年以后，由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正式给饶漱石立了传，并且在传记的前言写道：“饶漱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秘密工作，曾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及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过贡献。”
    【投身工运】
    饶漱石，江西临川人，1922年秋进入上海大学学习。“上大”是中共早期创办的著名干部学校之一，曾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摇篮”，很多中共早期领导人都曾经在这里讲学、活动。1924年起，饶漱石逐渐接触工人运动，积极参加李立三、邓中夏、项英领导的“工友俱乐部”活动。“五卅”运动爆发以后，饶漱石与刘少奇一道组织并参加了上海群众的大规模集会，声讨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暴行。由于饶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机智、敏捷，上级党组织对他比较重视，次年饶漱石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发动“清党”后，新桂系军阀白崇禧积极响应，并派兵查封上海大学。饶漱石离开上海，到东北从事地下工作。
    1929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让刘少奇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到任后积极开展恢复工作，并与省委组织部部长孟用潜一起到奉天纱厂了解该厂的革命斗争情况。1929年8月22日，奉天纱厂发生工潮，纱厂地下党支部书记常宝玉因告密被捕，透露厂外有人接应。刘少奇、孟用潜遂被厂警发现。盘查中，厂警对刘少奇操南方口音深表怀疑，便把刘、孟带走，移交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审讯过程中，刘少奇巧妙与对方周旋，奉天警方一无所获。与此同时，刘少奇和孟用潜还利用放风的机会进行沟通，并让常宝玉翻了供。经过中央及满洲省委努力营救，加之奉天警方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刘少奇、孟用潜终于在9月中旬被取保释放。
    此后，饶漱石被送往苏联接受共产国际的重点培养。在莫斯科，饶漱石受到了系统的教育和锻炼，还被指派到西欧、东欧、美国等地开展共产党的地下秘密工作。1932年，饶漱石奉派回国，担任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因为在领导工人开展斗争的方式上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唱了对台戏，被撤销职务。直到1933年春才又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同年8月调任中共河北临时省委代理书记。1935年秋再赴苏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遇俘疑云】
    抗战爆发后，饶漱石回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华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同年夏，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与项英、曾山一道领导东南局工作。
    饶漱石到东南局后，很快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与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有了分歧。项英在新四军内部威望很高，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选举出来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老资格的工运领袖。项英强调皖南有其特殊性，反对把华北的经验照搬到皖南来，饶漱石与之发生争执，用饶自己的话说就是“闹了四五个钟头”。此后，项英对人说：“他（饶漱石——引者注）是抗战以后才从国外回来的，他对中国情形不懂得。”项英不让饶漱石参加有关会议。关于项英的“家长制作风”，东南局副书记曾山在1941年5月17日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检讨皖南事变报告中如此谈及：“项英常常对一个同志不满，即可以一个电报叫他滚蛋……当时我在东南局是副书记，但项英不以副书记对待。”曾山曾经准备把他与项英之间的分歧向中央报告，“电报未发完，项英知道有问题，就把译电员撤了，后来我要求去参加党的七大的电报也发不出去”。（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曾山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当饶漱石的电报送达中央以后，中央要求项英把皖南所有的情况知会饶漱石，指示增补饶漱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委员，但项英“依然我行我素”。（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1卷，《饶漱石》词条，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在危急关头召开的军部会议却没有通知饶漱石参加。饶气愤之极，冲到会场质问主持人：“我要知道你们的计划，我相信你们的行动对我没有什么秘密。我是军分会的一个委员，我要参加你们的讨论，我也许有些意见可以贡献，因为你们的行动已经超过常识了。”1月9日，新四军军长叶挺突然发现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不见了，马上去找饶漱石，向他通报了这一情况。项英的不辞而别，令饶漱石等人大感意外，叶挺说：“所谓新四军的创造者都走了，政治上我不能解释，我很气愤。”（饶漱石1941年5月18日在华中局高干会议上的副报告，转引自童志强《饶漱石和新四军》，《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饶漱石即召集领导干部开会，当场亮明了自己的东南局副书记和新四军分会委员的身份，并给中共中央及中原局发电报表态：“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复电称：“望你们极力支持，挽救危局。”1月12日，毛泽东电告新四军：“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1月14日，叶挺下山谈判被国民党军扣押。
    1941年1月16日，饶漱石被捕，但很快脱险并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联系。1941年3月8日饶漱石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他和叶挺突围的情况以及自己脱险的经历：“子铣日（16日）深夜派卫士下山收买一连长成功，筱日（17日）晨由其代办便衣通行证等，经沿途重重阻难而终脱离虎口。”在这份报告中，饶漱石并没有完全说实话。事实是，饶漱石在被捕时诡称自己是美国华侨，投身抗日，在新四军内部工作仅几个月。他收买了国民党军的一个连长，住了一晚上。这位名叫叶正顺的连长还做了一顿饭给饶漱石吃，并且安排由排长陪他办理路条，护送出警戒线。1955年公安机关专案调查时找到了叶正顺本人，把饶漱石被捕以后的事情搞清楚了。但是，公安机关的调查也证明了一点，即饶漱石在被捕以后没有叛变或出卖同志。
    1942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同意刘少奇回延安休养，刘少奇离开期间，由饶漱石代理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职务。在新四军、华中局共事期间，刘少奇、饶漱石的合作还是比较愉快的。1941年刘少奇与王前结婚时，还专门邀请了饶漱石、陆璀参加。据杨尚昆回忆，刘少奇还曾经称赞饶漱石是“优秀的青年革命家”（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不过，对于刘少奇、饶漱石的关系，王光美生前接受访谈时曾经如此表述：“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少奇同志和饶漱石的关系。在一些人心目中有一个印象，就是饶漱石是少奇同志提拔起来的，甚至是破格提拔的。还有人认为1942年少奇同志离开华中调中央工作，让饶漱石而不是让陈毅同志代理华中局书记，这个安排有点问题。我认为这是对少奇同志的误解。”（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饶漱石在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以后，与陈毅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终于上演了一幕历史上扑朔迷离的“黄花塘事件”。
    【“黄花塘事件”：与陈毅发生矛盾】
    有关“黄花塘事件”的起因和经过，《陈毅传》中这么描述：1942年5月，华中局与军分会决定，由饶漱石带工作组到淮南去检查二师的工作。在5月10日动身前，陈、饶致电各师及各区党委：饶预计3月后方能返部，华中局书记兼政委职务由陈代理。华中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便集中于陈毅一身……9月19日饶漱石从淮南回来了，暂时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的陈毅便交代了工作。但是，对比前后两位代理书记的议论开始了。干部们称赞陈毅的比较多，饶漱石因此感到压力。饶漱石“代”书记已半年整，至今“代”字还在头上，将来正式的书记谁当还是问题。陈毅资格老、能力强，又有黄桥决战等打开华中局面的军事建树，随时都可能被任命为书记。饶漱石忐忑不安。正值整风运动深入开展，这本来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整顿思想作风的大好时机，饶漱石却觉得是排挤陈毅的机会……他故意暂时离开军部，让陈毅主持整风，动员干部们对领导提意见。他则到40里外的大刘鄂农村去调查研究，实际上是有意要造成陈毅发动干部批评攻击政治委员的印象。陈毅按照原订计划于8月13日召开会议，大家各抒己见，发言越来越热烈，并且焦点集中到兼政治部主任的饶漱石的身上。陈毅指定政治部秘书长将大家意见加以汇总，整理成若干问题，以便今后报中央军委研究解决。8月18日下午，饶漱石突然回来了，政治部秘书长把大家的发言材料送请审阅，饶说：“早知道了，不用看了！”……由此开始，饶漱石几乎每天都以相当多的时间找华中局和军部各方面的负责干部谈话，使一些负责干部误以为饶漱石是受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不免心存戒惧。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饶漱石直接与陈毅摊牌了，两人一连几个晚上争论到深夜甚至拂晓，使住在隔壁的秘书都不敢入睡。
    10月16日下午，军分会举行会议，先由陈毅作自我批评，然后大家提意见。这事实上是由饶漱石煽动策划的一场对陈毅的斗争会。（《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饶漱石事后给中共中央去电称“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一再声称他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以保证“无愧”。因为当时新四军军部驻扎在淮南盱眙县黄花塘村，故史称此事为“黄花塘事件”。
    中共中央对于陈毅、饶漱石之间的矛盾很重视。最后，中央决定让陈毅回延安参加“七大”。陈毅颇多感慨，写诗云：“西去路漫漫，风物仔细看。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作为“黄花塘事件”见证者的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事后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如果一个人看上去在各方面都表现得一点缺点、错误都没有的话，那是假的。一个人无法样样都当第一，不管他有多大的本领他都无法做到样样都精通，不可能成为无所不能的主宰。”（《革命回忆录》之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黄花塘事件”发生后，陈毅曾经对饶漱石说：“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陈毅一语成谶，“黄花塘事件”10年以后，饶漱石果然“翻船”。
    1945年，“七大”召开，饶漱石当选中央委员。本来在小组讨论时，潘汉年曾就饶漱石的缺点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饶“欺人、弄权、虚伪”，不宜担任中央委员。“为使饶漱石在选举时不致落选，刘少奇曾亲自到华中代表团参加会议，点名批评了向饶提意见的代表，认为是对饶的攻击，破坏领导威信，影响党的团结，维护了饶漱石”。（林蕴晖《刘少奇之路（3）》，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尹骐《潘汉年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不久，1946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任命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连获重任的饶漱石有些意气风发，他曾经与杨尚昆一起共事，杨尚昆经常呼之为“小饶”。可是，当1946年底前后杨尚昆再称呼他为“小饶”时，饶漱石竟充耳不闻，直到杨尚昆改口“饶政委”，饶漱石才答应。（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
    【反“潜伏”：以特反特、以毒攻毒】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山东分局改成华东局，任命饶漱石为华东局书记，陈毅、黎玉为副书记，并把原华中局改成华中分局，也划归华东局领导。在主持“土改”期间，康生又过分强调“贫雇农当家”，对一些坚持正确主张的干部实行打击，称之为“搬石头”。为此，毛岸英仗义执言地表示出对康生的不满，而对饶漱石则有些欣赏。（曾彦修《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其实，饶漱石在山东土改的问题上同样犯有“左”的错误。1947年7月7日，他在华东局干部大会上说：“一锅端，杀了地主是好的，即使个别杀错了，端错了，只要是群众行动也不要紧啊！”他还说：“礼治君子，法治小人，鞭杆子对驴……有的同志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我要问你，纽约的经济繁荣，你那火车是开到纽约还是开到莫斯科……城市的土地为什么不可以分？为什么不能分资本家的浮财？农民为什么就不能住到城里去？”（黎玉《黎玉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2年版）1947年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后，已逐渐纠偏，但饶漱石仍强调山东的土改是“形左实右”。与此同时，他在一些具体工作上与黎玉也发生了严重分歧。
    1948年，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序幕徐徐拉开，作为华东局书记和华东野战军政委的饶漱石与粟裕、谭震林、张震等人一道研究对策，由粟裕综合大家意见向中央军委提出进行淮海战役（俗称“小淮海”）的主张并被军委采纳。1948年8月，饶漱石召开华东野战军前委作战会议，制订了济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淮海战役开始后，中央军委考虑发动渡江战役，并决定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饶漱石还兼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为此，饶漱石做了大量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在针对国民党潜伏特务的斗争中，饶漱石立下过汗马功劳。
    饶漱石领导的“反特”斗争是与中共党史上一个毁誉参半的特殊人物紧密相联的。此人叫胡均鹤，江苏吴县人，是抗日名将赵尚志的妹夫。1925年，胡均鹤经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中央委员会书记。1932年11月，胡均鹤被捕，敌人利用其妻怀孕及伪造中共“开除”其党籍的决定诱降，胡均鹤终于变节自首。变节后的胡均鹤为中共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与潘汉年建立了联系。苏州解放时，胡均鹤找到了第三野战军保卫部部长陆政，说想要找潘汉年，陆政就要他去丹阳见饶漱石。
    对于胡均鹤，饶漱石并不陌生，某种意义上说在上海时他还是胡均鹤的“手下”。饶漱石便派杨帆去探胡的口风，胡均鹤表示愿意提供“中统”特务在上海潜伏人员名单以立功赎罪。饶漱石得知后，对杨帆说：“这个人有用处，可以带到上海去参加‘肃反’，上海反特斗争情况复杂，要用特务反特务，特别是汪精卫特务。抗战胜利后，这些人吃过国民党官司，要利用敌人的矛盾。”
    按照饶漱石的指示，杨帆安排胡均鹤担任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情报委员会主任。这一点后来也得到了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肯定。进入上海以后，饶漱石听到有两名国民党高级特务主动自首，非常高兴：“第一个来自首的一定不能杀，国民党就是用叛徒，用自首的政策搞垮我们地下党的，我们也要用这种办法对付国民党的潜伏组织。”饶漱石后来还专门提出解放前的关系可以用，特务可用，在一定的时候公开用，用特务整特务，但掌舵必须注意。据有关部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胡均鹤作出的正式结论中称：“胡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期间是有成绩的。”而上海市公安局提供的资料显示，胡均鹤为主任的情报委员会自1949年6月成立到1951年撤销的两年中，共提供各种敌特活动线索1142件，从中破获蒋介石派遣、潜伏特务和自发组织武装匪特案件470起，缴获电台81部，搜获与香港秘密联系、破坏金融物价政策的商报台14部。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到，饶漱石当初安排胡均鹤“以特反特”、“以毒攻毒”的手段还是颇具成效的，这为解放不久的上海的稳定和恢复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饶漱石颇有些能力，对待下属也有理解、照顾的一面。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刘顺元曾因不满部分苏军干部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被迫离职，是为“旅大事件”。他回到华东局向饶漱石、陈毅汇报工作时还不无顾虑地问：“人家说我是反苏分子，你们敢收留我？”饶漱石听罢摇摇头说：“这怎么能说是反苏？我看只是礼貌问题，我知道你这个人，说话直来直去，不会绕弯子。”稍后，刘顺元被任命为中共济南特别市委书记，中共华东局组织部部长张鼎丞在干部大会上宣布中央的这项任命时还不忘告诉大家刘顺元是“富有城市工作经验的老布尔什维克”。（丁群《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然而，饶漱石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跟随他多年的秘书艾丁说饶是“伪君子”，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形容饶“一讲权威，二讲权术”，杨尚昆也感到饶“权位观念重”。（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饶漱石自己就公开宣称：“和我一起工作，开始你可以欺负我，但是到以后我准得治得你怕我，对不听话的就要像驯蒙古马一样，用套子套住。”（黎玉《黎玉回忆录》）这些弱点、缺陷与饶后来的身败名裂不能说没有关系。
    上世纪50年代，阎宝航之子阎明复曾与饶漱石的女儿饶兰欣认识。饶兰欣喜好集邮，阎明复正好有几张苏联朋友送来的纪念邮票，饶兰欣知道了就向阎明复要。经获准后，阎明复来到饶漱石家中，饶漱石妻子陆璀出来迎接他，阎明复顺便问了一句：“漱石同志身体怎样？”陆璀就说饶漱石在楼上，可以去看一眼。上楼以后的阎明复见到了表情木然的饶漱石，当时阎明复还不知道党内发生了什么大事，只是和饶漱石握了握手，饶漱石说了一句：“啊，小阎来啦。”就此再无第二句话。这大概是迄今为止见诸记载的饶漱石留给世人的最后记忆了吧。
    作者系国际间金融合作组织协调发展委员会常任理事

李旧苗

儿子眼中的高饶事件主角之一的饶漱石

温相



    饶漱石被开除党籍，削去职务之后，按照中央组织部的统一安排给算作国家行政十一级待遇，每月发给生活费260元，这个数目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养活一家人毫无问题。
    我在上海见习时认识的饶小男，他是饶漱石的小儿子，生于1939年，饶漱石出事时他都快二十岁了，从一个一直很优越的家庭变成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过程无疑是反差相当之大。饶小男后来是上海的一所中学的普通教师，退休前被评为高级教师，是副教授的职称。他在九十年代后陆续接受了一些人的访问，把他父亲饶漱石的一些往事做了回顾。香港的《明报》还专门采访过他，不过他说的都很谨慎，只是谈了饶漱石出事之前的一些小事，不敢涉及当年敏感的高饶事件。
    饶小男说他父亲饶漱石最感到麻烦的还不是当初的高饶事件，而是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起来之后，上海革委会负责人徐景贤奉江青、张春桥的命令找饶漱石谈话，让他交待刘少奇的历史问题。饶漱石看报以后知道刘少奇不行了，可是他不知道刘少奇到底不行到什么程度，徐景贤一开始没有来，让人来问的，后来徐景贤、王少庸都来了，把话说的很明白，让饶漱石提供刘少奇在新四军时反对毛主席的路线的证据，饶漱石不太配合，说了几次，写了几千字的材料都没有达到徐景贤的要求。六七年时就被警备区来人把饶漱石带走了，警备区的一个副政委姓谭的人审问饶漱石，饶漱石被带走了十天才回来，这段事饶漱石至死也没有和任何人提起。所以，饶小男也不知道他父亲都和警备区的人说了些什么。因为警备区的事情已经被张春桥接管了，所以，饶小男猜测这件事和张春桥一定有些关系。
    饶漱石是华东局的负责人，管了多年的事，上海又是新四军的老窝，历任上海的书记柯庆施、陈丕显等都没有对饶漱石为难过，陈丕显还看望过饶漱石，谈了半个小时。饶漱石的生活上的要求一般都得到满足。七五年饶漱石死后，革委会来人看了一次，再后来，文革结束，上面就是北京的中组部来人和饶家又一次的谈了谈饶漱石的历史问题。
    饶小男开始工作时别人知道他是饶漱石的孩子都很好奇，歧视的也有，但是，他们校长对他很好，文革后，军委副主席张震去上海，饶小男听说张震还过问到饶家的一些事，不过他从来没有见过张震。说起他父亲饶漱石，饶小男说他父亲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对子女要求也很严，他的姐姐和哥哥都没有坐过父亲的小轿车。犯了错误后的饶漱石一直就是在家看报纸有时候上街转一转，再也不写任何东西了，以前饶漱石总是写材料到深夜，很少用秘书，都是自己动笔，这个习惯在华中时就养成了。

老木匠

『煮酒论史』 [近代风云]饶漱石是济南战役我军的主帅
作者：今日把示君1  
  
    1、47年七月分兵后，由于在如何进行胶东保卫战问题上发生内外线作战争论，华东局饶漱石的作战方略，比陈粟的集中全部主力在内线作战以保胶东的主张、及谭震林的南下避敌思路均高明太多，也因如此：
　　47年8月28日，华东局饶漱石取得了胶东保卫战的战役指挥权（谭震林一切行动要听从饶黎的安排）；
　　　　47年9月22日，中央军委电令东兵团由华东局饶漱石指挥；
　　　　47年10月15日，毛泽东电令东兵团及华东中共的一切部队，由华东局饶漱石直接指挥；47年12月25日，中央会议决定：华东局由饶漱石一人管打仗、财政；
　　　　48年1月30日，毛泽东电令山东兵团（新组建的）由华东局饶漱石直接指挥；实际上苏北兵团也在一直在华东局饶漱石的直接控制、指挥之下。
　　　　
　　　　2、夺取济南是华东局饶漱石的48年山东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周张战役、潍县战役、兖州战役胜利结束后，济南已成为国军的一座孤岛。华东局饶漱石本拟以山东兵团及山东军区地方部队，在48年7、8月份夺取济南；
　　　　同时华东局山东兵团在48年7月初，几易其稿制定了接收济南城市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而华东局接收济南的市委班子，则在更早之前就在青州成立，该对市委班子一直对济南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包括敌情及策反工作）作了大量的调查、分析、研究工作，并定期印制成刊给领导参考。
　　　　
　　　　3、48年7月豫东战役后，粟裕败回山东，由于毛泽东一直迷信粟裕部是主力，而把山东部队当偏师；对山东兵团及山东军区地方部队能否夺下济南心存疑虑；同时对济南守敌的战力估计过高。
　　　　恰逢粟裕败退回到山东，毛泽东此时还把已成残废的粟裕部当主力，遂想以粟裕牵头打济南并与之有商量。这使山东兵团许世友等相当不高兴。
　　　　
　　　　考虑到毛泽东的态度，也考虑到或许可以趁机把粟裕西兵团从中原局拉回到华东局来，华东局饶漱石在8月下旬主持召开曲阜济南作战会议，并召粟裕参加；粟接电后即昼夜兼行赶至曲阜参加会议，而许以病为由则未参加会议。会议后期，饶漱石因要参加中央9月政治局会议提前离开，遂由粟、谭主持。
　　　　
　　　　4、粟、谭主持会议期间，粟裕与宋时轮发生激烈的冲突，宋认为10纵在豫东损失太大，若不进行大力补充，则没有能力参加济南攻城战斗；其实宋的10纵当时是西兵团6个纵队中相对损失较小、战力最好的纵队了，“三兄弟”1、4、6纵已被打残，8纵受的伤比“三兄弟”还要重，宋的10纵要是也不能参加济南攻城战，那么西兵团回山东那就纯粹是躺在床上养伤看热闹了；因此粟坚决要宋的10纵上。而3纵是小弟弟伤得也不轻，上济南去打仗也就是为西兵团凑个数，其战力当时比华东局渤海军区参加济南战役的两个地方师还不如（非渤海纵队）。
　　　　宋是陈毅的老部下，45年9月陈从延安赴山东即携宋同往；由于有陈当靠山，宋向不怎么鸟粟。宋粟吵架，毛泽东似乎庇护宋，他认为宋是一个爱打仗的主，有仗不打不是宋的风格，宋不想打仗肯定有原因，当然宋在会上骂骂咧咧还放话撂挑子是应该要批评的。
　　　　
　　　　5、在曲阜会议上，粟裕判断济南攻城战役山东兵团至少要打一个多月或两个月，而西兵团打援则支持不了一个月；因此粟要求苏北兵团北上参加打援，从48年1曰30日毛泽东将苏北兵团归陈粟指挥起，直到这时粟裕才真正过了一把指挥苏北兵团的瘾。
　　　　由于粟裕的的错误判断，导致毛泽东更是料敌从宽了，他认为济南战役要打两、三个月；从此判断出发，毛动员中原、华北部队为济南战役助阵，甚至彭德怀也率部赶到山东来观战了。
　　　　
　　　　
　　　　
　　　　5、9月初饶政委已到西柏坡与毛泽东在一起，向毛汇报了华东方面对济南战役所做的详尽的战前准备工作情况。
　　
　　在确定济南战役战场主将问题上，饶既想通过举行济南战役之机，把粟裕西兵团从中原局彻底的要回到华东局来，这就需要给粟派点糖吃；但又不想让粟裕无功受大禄、独占济战之功，使华东局和山东兵团此前和即将要做的一切努力都成为他人的嫁衣。因此就有了粟裕全军指挥、攻城由许世友负责这一安排了。而毛泽东对此认为妥当并发电文明确。
　　　　
　　　　6、济南战役的主攻纵队的安排也是有一番算计，从攻城总指挥许世友的角度来说，他不可能主动让小半残的宋时轮10纵来当主攻，而粟裕有想让宋时轮10纵来当主攻，但粟不可能也没能力越过许世友来强行安排。
　　主攻的确定只有毛泽东和饶漱石可以拍板，在毛泽东眼中粟裕西兵团部是主力，10纵此时又是西兵团战力最强的纵队，当然是应由10纵当主攻；而饶漱石估计不会这么看，但他也认同由10纵当主攻，原因一是安抚宋时轮，更重要的是有激将之意，让助攻的9纵、辅攻的13纵产生争强之意、与主攻的10纵一较高下。
　　
　　7、饶漱石参加完中央9月政治局会议（48年9月8日---13日）后，当即赶返山东，先到粟裕处、后到前线许世友处进行协调部置，并进行战前总动员。
　　对吴化文起义问题，饶漱石提出了上、中、下三策，这给吴化文以极大的威慑震动，迫使吴化文摆脱观望、举行了阵前起义，这是济南战役能快速完胜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8、济南战役只打了8天就取得了完胜，助攻的9纵、辅攻的13纵分别得了“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的光荣称号，风头完全盖没了粟裕西兵团的主攻10纵。此次战役使中央毛泽东看到了由华东局饶漱石指挥的山东、苏北部队（含华东各军区部队共近70万人，不含粟裕西兵团部队人数）强大的战斗力。
　　　　
　　　　就在48年中央9月会议上，毛泽东还认为解放战争还要打个3、5年时间，济南战役展现出的由华东局饶漱石指挥的山东我军强大的战力和随后发起的辽沈战役，使毛泽东在48年11月初，将解放战争还需要的时间，由3至5年改为一年了。
　　　　
　　1948年10月6日至24日，饶潄石主持召开华野曲阜二次会议暨淮海战役作战会议。
　　会议进行过程中，陈毅从中原拍了一个电报过来，电报中陈先对饶漱石拍一番马屁，说什么这次会议有饶政委亲临主持云云；之后陈帅对他的铁杆宋时轮小骂大帮忙，说了些宋在济南战役之前对粟裕的态度不好，应该检査之类的话。
　　宋时轮作完检查顺利过关，饶政委顺水推舟做出对宋不予处分的决定，也算是卖了陈毅一个面子。
　　只是粟裕，当时与宋时轮吵架时吃了一肚子气，此时见陈老二来电、饶老大又做和事佬，只好违心同意对宋不予处分。
　　而中央接到饶粟谭的对宋不予处分的电文后，居然没下文，显然老毛没把它当回事。
　　说实话此事对粟并不公平，宋当时的抗命行为至少应给一个纪律处分。

老木匠

作者：将军奋起  回复日期：2010-07-21　23:05:44

　　济南战役的前期作战部署，最早是饶漱石指挥的山东兵团进行部署的，饶漱石召开第一次曲阜会议，部署济南战役，后饶漱石到中央开会，会议由粟裕接着主持，饶漱石在中央和中央军委一起指挥济南战役的作战部署，济南战役开打后，饶漱石回来履行最高统帅的任务，先到粟裕打援处，后到许世友攻城处。
　　整个济南战役的作战部署，饶漱石都是一个领导者。
　　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饶漱石上中央开会期间，大量电报以粟裕的名字出现，这造成了粟裕指挥济南战役的假象，饶漱石此时正在中央指挥粟裕，整个济南战役的全局指挥是饶漱石，粟裕的全军指挥，是战场指挥，粟裕是战场指挥员。

作者：将军奋起  回复日期：2010-07-22　10:45:11

　　许世友谭震林关于攻打济南部署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七日)
　　军委、华东局，粟、陈、张
　　 (一)军委铣电奉悉。今日召开纵队首长会议，决定丁养拂晓开始强占飞机场及攻击济南外围。以十三纵全部及鲁中一、二、三、四、五等五个团，担任攻占飞机场，隔断长、肥城一带保安旅及土顽(约一万五、六千入)；以七、九、渤三个纵养日攻占于[韩]仓、王舍人庄一带，尔后再从东向西首先攻占济南城；渤海一、二分区全力攻占齐河后南渡，与十三纵打.....(省略).....
　　 (叫)为了确保攻济安全及足够时间，提议以冀鲁豫之一、三两旅担任运河线及其以西地区之阻击，并以一部配合泰西部队肃清肥、良地区散匪，以巩固我攻击兵团之后方，韦、吉兵团插入徐州、新安镇线上，必要时以个主力纵队转入到膝、临之间，阻击冯治安之北援。胶东集中全力于胶县、高密线上，坚决阻击青岛敌人之西援。粟陈全力拖住邱黄两兵团。
　　 许、谭
　　－－－－－－－－－－－－－－－－－－－－－－－－－－－－
　　这是饶漱石统帅的东兵团提出的最早的攻占济南城的计划。
　　现在的军事史全部忽视这封电报，目的就是制造粟裕指挥济南战役的假象。

　　中共华东中央局关于接收济南准备工作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八日)
　　中央，并许、谭：
　　 为准备打下济南后，将接收工作与城市工作做得比潍县更好，特决定：
　　 (一)以曾山兼济南书记，张北华为副书记，郭子化兼市长，.....(省略).....
　　 .....(省略).....
　　 (七)上述计划，在我军包围济南发起战斗时，始正式宣布并行动，现暂作内部准备。
　　
　　 华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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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饶漱石和其统帅的东兵团已经做好了攻占济南城的准备。
　　此时粟裕在干什么事情：华野西兵团已经被打残，打援任务完不成，要休整，不同意马上打济南。

作者：将军奋起  回复日期：2010-07-22　11:07:21

　　谭震林关于山东敌人分布情况及我军作战打算向华东局的报告
　　华东局：
　　 整个山东的情况，敌人是分布在二线两点，从济南到徐州线上，是济南、兖州、徐州三个重点，兖州一下则成孤立；从徐到海州线上只有徐州、海州两点，新安镇是一个要点，新安镇—下，海州也易取下，临沂到新安镇线上，临沂码头、都城这二点，敌人很可能被迫撤迟。烟台敌人也很可能被迫撤退。
　　
　　.....(省略).....
　　
　　以上意见供你们考虑时之参考。
　　 谭震林
　　 23日
　　 (据考证，此件成文于贝48年5月23日或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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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野东兵团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是在饶漱石手上。
　　此电报应该是兖州战役前的电报，可以考证出兖州战役是饶漱石指挥的。
　　现在居然说兖州战役是粟裕指挥的，真的是贪天之功。

老木匠

这种乱七八糟的翻案，没有公布全部的档案、以及仔细研究每份文件的实际起草发报人以前，真是想翻啥就翻啥

李大苗

小饶只是自做聪明，没想到时间上和场合上与麻子碰到了一起，连惺惺相惜还没来得及，就被一勺烩了。与各自的履历看，两个人单独碰面的机会，一辈子算起来能超过五分钟？

李旧苗

1945年，“七大”召开，饶漱石当选中央委员。本来在小组讨论时，潘汉年曾就饶漱石的缺点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饶“欺人、弄权、虚伪”，不宜担任中央委员。“为使饶漱石在选举时不致落选，刘少奇曾亲自到华中代表团参加会议，点名批评了向饶提意见的代表，认为是对饶的攻击，破坏领导威信，影响党的团结，维护了饶漱石”。




在七大选举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按得票多少为序，小饶排名第十四位，算是相当靠前了。

李大兴

可以确定的是，毛与刘都相当赏识饶，否则他当不上中组部长和方面大员。有待考察的是，为什么他会突然失宠，而且被打入万劫不复的监禁。至于那些定性或翻案文章，都和史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