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民：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GDP

一、我们可以不要GDP吗？
GDP(国内生产总值)是世界各国用来测量经济产出时最常用的指标，不仅可以用来测量一国的存量财富，而且可以用来测量经济产出的流量变化，这种流量变化就是经济增长。就GDP是测量一国经济增长水平的基本指标而言，它不仅不可或缺，而且还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分析意义。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实际GDP是由该国的劳动量、资本量和技术知识的存量决定的，因此，GDP的存量功能就在于它是一国真实财富和资源的显示器。利用GDP的存量功能，我们不仅可以发现一国的资源禀赋，而且还可以据此推算其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可以获得资源与要素稀缺性的信息，并由此来选择有效的经济增长路径。
再来讨论GDP的流量功能。从流量角度看，总量GDP反映一国经济增长的状况。事实上，经济学家们每年都要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加以比较和排序，并对各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和方法加以分析，从中找到经济增长的基本规律，及时发现经济增长中的问题，劝说政府改变经济增长的路径或方式，直至进行必要的制度变革。政治家们则可以通过保持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率，在几年中而不是数十年中改变一个社会，并创造出合法执政的经济基础。由此可见，在找不到更好的关于经济增长测量指标的情况下，总量GDP是一个可以穿过时空、在任何国家都可以做出对照和比较的有用指标，如果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能够明智地加以运用，那么GDP指标是可以提供重要的洞察力的。
如果将GDP指标的存量功能与流量功能加以综合，我们发现，尽管GDP指标在作为一国国民会计的计算工具时存在着不够精确或被过于简化的特点，但是，它却可以带来存量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增长的源泉与路径等基本信息，从而有助于政府制定更合理的经济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也有利于人们特别是企业家，根据存量资源与要素的稀缺性来做出更加经济的选择。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不管GDP指标存在多大缺陷，只要我们期望通过经济增长来增加社会财富，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我们就不能抛弃GDP。
二、GDP应当成为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吗？
既然GDP只是政府用来进行国民经济活动分析和国民经济核算的一种工具，那么它就不应当成为政府或整个社会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假如回答仅限于此，那么是很难说服人们、特别是政府官员放弃现行的、惟GDP为上的意识形态或行为准则的。为此，我们还需要对GDP指标的工具缺陷加以剖析。
　　GDP指标作为国民经济核算工具，会受到货币与人口等因素的干扰而失去准确性。尽管可采用不变价格与人均GDP等计算方法来予以修正，但是，货币政策传递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越来越频繁的人口在区域甚至国家之间的自由流动，都会使这些修正方法受到相当大的局限而产生重大误差，以致不能向决策者和整个社会提供经济增长的准确信息。此外，任何国家和地区事实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因政府管制而造成的地下经济，它们通常无法被计入官方GDP指标，这部分统计上的遗漏在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国家中数量特别巨大，因此也会造成GDP指标的信息失真，从而导致决策失误或政策错误。
进一步的分析还可以发现，GDP指标最为严重的缺陷，在于它不能用来度量社会福利，因为迄今为止经济学家们还不能找到满意的指标体系来度量休闲、幸福、健康、环境等直接或间接决定或影响人们福利状况的基本因素。当人们砍伐一片森林，并用砍伐的树木加工成为各种家具或其他物品，然后通过市场销售而进入消费过程，这时，从GDP看，这个国家或地区似乎变得更加富有了。但是，从经济福利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或地区很可能会变得更加贫困，假如人们没有对被砍伐的森林重新加以种植，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和洪水泛滥，并使得人们因此而失去家园和生存空间，那么当期的GDP增加必将造成长期的贫困，结果，从长期来看，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不是变得更富有，而只会变得更加贫困。这就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由于GDP无法准确计算类似环境恶化、空气污染和野生动物消失等类型的经济增长的隐性成本，视GDP为政府指导或干预经济的终极目标或首要目标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
即使从短期看，GDP指标也不能有效解决人类其他许多基本福利问题。比如减少贫困、原有生活水准的维持、收入的平滑、收入分配的纵向平等与横向平等、以及人的尊严和社会团结等福利问题基本上不能用GDP来计算，也不可能简单通过增加一国的GDP而自动地得到解决。一国GDP的增加只是表明该国可能在稀缺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方面做出了正确选择，但是，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并不意味着收入与社会权力的公平分配，进而带来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的进步，以及个人的自由发展。
由此可见，GDP作为一个计量人类财富(包括物质和非物质)的指标，由于它既不够精确，又无法度量社会福利水平，充其量只能作为一个判断经济增长的趋势性指标，而不能作为政府的政策目标，至少不应当成为政府终极的政策目标。
三、对政府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借助经济增长来实现社会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人们(政府)虽然可以用GDP指标来计算和预测经济增长，并对稀缺经济资源的有效使用进行合理配置，但是，它显然没有能力帮助人们(政府)去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样，我们就掉进了两难选择之中，即：究竟是要GDP，还是不要GDP？假如不要GDP，那么怎样来促进经济增长、进而为社会进步与人类发展创造前提条件？假如只要GDP，那么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又是什么？
很明显，走出这一两难选择的正确方法只能是把GDP指标从目的性的变为工具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当做政府政策和工作目标，而把GDP用作实现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这一伟大目标的工具手段。对GDP指标做这样的功能界定意味着什么呢？第一，要求我们以新发展观来替代传统发展观；第二，需要我们构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第三，需要我们从根本上改变政府职能。
1、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发展观？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展几乎总是被视为一种经济现象，即迅速的经济增长；与完成经济增长的任务相比，贫困、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等都是次要的。但是，增长在生物学家对生育和发展关系的早期讨论中是一个与发展相对的概念，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增长就与人类的生育一样，仅仅是指“规模的扩大”，然而生物学家赋予发展的含义则是进步(进化)，认为一切进化都是渐成的，但这种渐变过程迟早会产生结构性变化(即基因异变)，从而导致宇宙、生命、人及其产品以及社会及其形态的质变。这种质变就是生物学家所说的发展。这种发展观为经济增长的社会哲学的创立起到了巨大引导作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就其本质而言，发展这一术语对于直接确定人类究竟在什么地方实现真正的至善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进入70年代后，发展不仅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取更实际的步骤研究发展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把增长、发展、进步和社会进步置于一个能澄清其意义的分析框架内，结果出现了一种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研究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新方法，并且得到了许多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没有能提供的新东西。新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和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凯恩斯主义理论强调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然而通过社会学和经济学综合而形成的新发展理论则认为，发展就是整个社会持续向着“更美好”或者“更人道”的生活前进。从这样的定义出发来理解发展的内在含义，发展就应当包括以下一些核心价值：发展必须能满足人们的最低生活需要；发展必须给人们自尊；发展必须给人以自由。这三个核心价值代表了所有个人和社会所追求的共同价值，它们与所有时代几乎所有社会与文化中的基本人类需要相联系。
每个人都有某些基本需求，这些“维持生命”的基本人类需求无可置疑地包括食物、栖身之所、健康和保护。当其中任何一种缺乏或严重供应不足时，人类与社会的发展就将陷入危机。因而，所有经济活动的基本作用就是向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发展所必需的可行能力。也就是说，经济活动、特别是经济增长以及作为经济增长测量指标的GDP只能是促进人类与社会发展的手段，而不应成为目的本身。
美好生活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自尊，一种觉得自己有价值的自尊感，而不是为了他人目的被作为工具来使用。所有民族和社会都在寻找某种自尊的基本形式，但是，由于与物质财富相联系的自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自尊必须通过经济增长才能获得。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经济增长和GDP不过是实现自尊的手段而已，它们还是不应该成为政府所要追求的目标本身。
构成人类美好生活的第三个基本要素就是自由。这里所说的自由不是那种从政治或思想意识的意义上理解的自由，而是指那种可以把人类从奴役中解放出来、从而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自由，或者更进一步讲，就是指那种可以把人类从异化的物质生活中解放出来的、具有更高生活意义的自由。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的目的不在于创造财富本身，而在于使人们获得更多闲暇、摆脱物质需要的负担，从而可以获得平静的精神世界的自由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
从这种新发展观出发，如果没有与发展休戚相关的所有人的参与，那么发展就将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为了实现人类与社会的发展，政府和执政党的任务就不是简单地代表所有个人的利益(暂且不考虑代表本身是有代理成本的问题)，而是要动员和组织所有个人直接参加到发展过程中去，为此，就必须创造一种可以让所有个人都能够参与的经济增长方式。
2、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
　　我们究竟应当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增长方式，才能使得经济增长真正成为实现发展的有效手段？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在经济增长中，所有要素、特别是劳动应当是充分就业的；第二，作为经济增长之后果的收入分配应当是公正或公平的；第三，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为负的外部性应当得到有效控制，这里所说的各种为负的外部性主要是指环境污染等这些直接或间接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甚至使未来经济增长可能无法持续的外部性。
谁都知道，中国目前的基本国情是劳动要素极其丰裕，几乎达到了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所说的无限可供给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构建一种可以使劳动要素充分就业的增长模式，不仅可以实现经济的有效增长，而且还可以促进整个社会发展。
首先，人口增长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劳动力的增加一直被认为是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增长的一个积极因素，这是因为，较多的人口意味着一个国家拥有较多的生产性劳动力，从而可以吸纳更多资本，并通过两者结合而创造出更多财富。另一方面，较多的总人口又意味着该国拥有较大的潜在国内市场。所以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安排可以保证劳动的生产率高于人口的增长率的时候，拥有较多人口的国家通常总是会有更快的经济增长。
其次，从国际分工角度看，像中国这样拥有丰裕劳动力的国家将会在参与劳动要素密集产业的国际分工中获得比较优势，可以在不增加要素存量的基础上，借助国际分工和贸易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构建能够使劳动要素充分就业的增长模式，关键性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消除贫困，并且给所有劳动者以自尊和自由。在现代社会里，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显然在于失业，而贫困又是产生社会犯罪和暴力的温床。即使政府通过社会失业救济等措施而使那些失去工作的人不至于走上贫困乃至犯罪的道路，但是，仍然不能解决失业者所面临的个人自尊和自由问题。所以，我们的结论很简单，不利于劳动要素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归根到底是不利于人类与社会发展的。因此，一个对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把劳动的充分就业视作其第一要务，而不能简单地把增加GDP放在政府工作的首位。有必要指出的是，上述这种提法与中央一直在强调的发展是第一要务的说法并不矛盾，相反，把劳动的充分就业视作政府工作第一要务这种提法实际上是对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一提法的更加具体的诠释。
经济学中有许多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这些理论往往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例如，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穷人丧失接受教育的机会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这会降低全社会的生产率，还会增加社会的犯罪率，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可以导致储蓄的增加和资源的集中，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结果经济学界关于收入分配不公平究竟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争论至今没有十分明确的结论。
然而，1960年以来的实证分析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只存在微弱的相关性。例如，在收入不平等程度低的国家和地区里，既有经济增长较快的，也有经济增长较慢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就属于前者，而大多数南亚国家与OECD成员国则属于后一类；同样，在收入不平等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里，也既有经济增长较快的，又有经济增长较慢的，博茨瓦纳在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中属于经济增长较快的，而非洲撒哈拉地区与大部分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仅慢，且大都比较糟糕。
既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公平与否只有微弱的相关性，那么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并不一定要以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为代价来实现经济增长。换句话说，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从一开始就是与社会和个人发展并行不悖的。如果这样的结论成立，那么政府在选择经济增长模式时，不仅要以实现充分就业为优先目标，而且还应当尽可能地做到公平收入分配。根据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至少需要解决以下这些问题：第一，从制度上杜绝利用政治权力来获取财富的做法；第二，撤除行业与地区的壁垒，鼓励市场竞争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借以实现要素收入的均等化；第三，普及公民九年制义务教育。大量研究表明，发展中等以下教育具有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作用，而高等教育一般会产生提高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后果。所以，在今天的中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实际有偿化，而高等教育国家负担过多、个人负担过小的做法对于公平收入分配是没有好处的。
我们知道，一国潜在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所拥有的生产要素，而实际的经济增长则取决于这些生产要素被开发及其组合的效果。这样，决定一国经济增长或GDP总量的主要因素不外是：自然资源、资本积累、居民储蓄率、技术进步以及为了保证以上各种要素有效组合并被加以高效率使用的经济制度。在上述各种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中，自然资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有许多自然资源事实上具有不可再生的性质。
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告诉我们，它们是不能被贴现或再贴现的，这意味着所有已经考虑到自然资源这一社会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仍然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些模型实际上是没有能力通过现值计算或所谓的贴现方法来准确地评估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之真正价值的。所以，政府在选择经济增长模式时，仅仅采取扩大“成本—收益”分析的范围是不够的，而是要在考虑所有生态变量的基础上，选择那种有助于恢复自然资源、而不是恶化生态环境、乃至造成自然资源枯竭的经济增长模式。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只有那种可以带来充分就业、有助于收入公平分配、以及有利于自然资源恢复的经济增长才是有意义的和可持续的。因此，我们建议把实现充分就业、公平社会的收入分配、以及恢复和增加自然资源这三项指标作为评判或考核政府工作绩效的基本指标。
3、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究竟应当做什么？
要使政府以上述指标体系作为行为准则，就必须对政府本身加以改革。政府改革会涉及很多领域，比如反腐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以及精简政府机构等等。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政府必须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准确界定自己的功能与职责，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曾经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市场化发展，人们逐渐开始接受这样的观点：政府与市场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市场的失败或者失灵可以或者应当由政府来弥补。然而，最近的研究发现，依国家的形态和政府扮演的角色不同，政府既可能抑制或代替市场的功能，也可以扩张或补充市场的作用。根据这一新发现，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应该放弃那些可能抑制市场功能的职能，而承担起有助于市场扩张的职能，以及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
按照这样的定义，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承担起促进劳动就业、公平收入分配、以及恢复和增加自然资源的职能可以说是责无旁贷。只有当劳动力充分就业了、收入分配公平了，才会形成足够的内需，才能为市场经济的扩张创造更大空间。只有当劳动力充分就业了，人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才有可能使经济走上内生增长的道路。用长期的眼光来看，当政府致力于自然资源的恢复与增加工作时，就可以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也可以保证国家的稳定，因为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一种博弈均衡，政府越是能够考虑民众的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民众就越是会给予政府以支持与信任。最后，在市场机制基本形成、企业家阶层正在迅速崛起的今天，政府已经没有必要继续承担那些本该由市场和企业所承担的功能，否则就有可能抑制市场发展，或者妨碍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政府的工作目标不应当是GDP，而是应当通过转变职能来促进经济增长，并以经济增长为手段，来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但是，正像我们在本文中一再强调指出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GDP不重要，无论如何GDP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工具性指标，我们决不能将它从政府工作的视野中清除出去。

收藏分享评分

回复引用

订阅 TOP

老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