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的GDP主义及其道德体系的解体

李旧苗

很多人已经明白GDP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果，例如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环保恶化等等。但最大的社会成本莫过于社会道德体系的全面解体了。
　　当代中国的两种显著的并存现象是：一方面是过去三十年间取得了高速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另一方面是社会道德的解体。这两种现象都可以指向同一个根源，那就是盛行不止的GDP主义。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以GDP来衡量，GDP主义也是中国发展和增长的最主要政策根源。很长时间以来，GDP主义是中国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一整套政策。政府确立一个量化了的发展目标，再把这个目标“科学地”分解，落实到各级官员。很自然，GDP的增长成了官员升迁的最主要的指标。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似乎很难指责各级官员，因为GDP指标是这些官员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运作的内在部分。当然，对各级官员来说，GDP不仅有政治利益，而且也有经济利益。经济发展了，各级官员也就可以获得具有实质性的经济利益。盛行多年之后，GDP主义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央政府力图扭转GDP主义的局面，提倡科学发展观，但都没有很好的效果。
　　GDP主义的社会成本
　　GDP主义产生的GDP可以估算，但没有任何办法来估算GDP主义的社会成本。很多人已经明白GDP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果，例如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环保恶化等等。但最大的社会成本莫过于社会道德体系的全面解体了。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社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共同体，是因为存在着所有成员都能理解、接受的道德体系。每一个人不仅自己这样行为，而且也预期其他共同体成员也有同样的行为。但今天的中国社会显然并不如此。本栏已经多次论及中国社会群体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的解体，其核心的问题就是道德体系的解体。
　　那么GDP主义如何导致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呢？GDP主义的核心就是促成所有事物的货币化，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商品化”。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是不讲商品化。所有的东西都是政治化的，就是通过政治权力来加以分配。因为排斥市场机制，经济得不到有效发展，导致贫穷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后，重新确立市场经济(八十年代叫商品经济)。市场机制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就很难想象中国经济的成功。
　　问题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导致了从“以人为本”到“以钱为本”的转型，钱变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从经济学意义上，资本的最大功能就是要把一切社会关系转变成为商品和货币。政府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例如宗教)就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或阻止货币化，或者减少货币化对社会道德的冲击。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在这方面成为资本的有效助手，而在保护社会方面毫无建树。
　　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是协助资本加速社会关系的货币化。在这方面，各级官员“发明了”很多的方式。很多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尽可能的方法(包括非道德或者对道德有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方法)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甚至鼓励和纵容老百姓发展“卖血经济”(这在河南造就了很多爱滋病村)。党政官员“包二奶”和其他种种形式的腐败也是推动社会关系货币化的力量。更为重要的表现是政治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拼命压低劳动者工资收入。
　　在任何市场经济社会，人们必须商品化或者货币化的就是自己的劳动力。这是任何一个个人和整体社会和经济的结合点。这也就表明，人们出卖的劳动力必须在最低限度上足以维持他们的生计、生存并在此基础上得到有所发展。但在资本和权力的操控下，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变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例如，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工资在营运成本中一般占50%左右，但中国的企业则不到10%。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一般在55%，但在中国这个比例不足42%。
　　这种情况一方面促成了收入的高度分化，使得财富集中在很少一部分人手中。财富过分集中本来就是社会道德衰落的一个重要根源。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出卖劳动力不足以维持生计和生存，人们便不得不出卖其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包括身体本身。当然，偷盗、抢劫、劫富济贫和种种为了生计而衍生出来的暴力行为在当事者那里也具有了合理性了(尽管是非法的)。
　　没有建立新的社会保障机制
　　GDP主义恶劣的另一方面就是各级政府帮助资本摧毁了旧的社会保障机制，但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得社会成员全身赤裸裸地暴露地投入了一个不确定的市场社会中去，道德也无从谈起。
　　在世界范围内看，任何社会的高速经济发展都会对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西方社会的早期发展也是一样。人们发现，不仅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是市场社会的产物，而且人对自身的暴力(如自杀)也和社会的市场化有关。正因为如此，政府必须提供社会保护机制。这是西方社会产生社会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劳动工资等等)的背景。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政府提供社会保护机制并非是为了反对资本；恰恰相反，社会保护机制一方面是阻止和减少货币化和商品化对社会的冲击，但同时也是为了资本的更具人性的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西方，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在拯救了市场经济的同时促成了市场经济的转型。
　　在中国，政府在提供社会保障方面是失败的。实际上，在GDP主义指导下，社会保障根本不是政府所考虑的主要议程。恰恰相反，社会领域的货币化成了各级政府GDP增长的主要来源。
　　GDP主义侵入和主宰了社会领域
　　在西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开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主要表现在生产领域，即一些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在公共服务领域，私有化则遇到了强有力的来自民主力量的抵制。但在中国，情况刚好相反。新自由主义在生产领域尤其是国有企业领域，遇到了既得利益的有效抵制；但在社会领域则因为政府失责而大行其道。这表现在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和与此相关的土地)等等在内的几乎是所有的社会领域。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无论在发达社会还是后来新兴的经济体，在这些方面，都是要求政府大力投入的；但在中国，这些本来是公共服务的领域则成了各级政府和企业的暴富的来源。换句话说，在GDP主义侵入和主宰了社会领域之后，所有的GDP都是血淋淋的了。
　　很多人在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感到骄傲的同时往往忘记了为这样一个事实而感到羞耻：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不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其社会服务的水平要高于中国。
　　经济发展(钱)本来是要服务于人的工具，但现在则成了最终的目标。在没有任何社会保护机制的情况下，对普通人民来说，把包括自己身体在内的所有东西货币化变成了维持生计的唯一办法。但当所有东西都被货币化了之后，人也就成为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追求金钱的工具。或者说，当一切都货币化了之后，何处能够寄存人的灵魂呢？很自然，在所有东西都被货币化了之后，也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拯救人的灵魂了。
　　但现实是，人毕竟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人不可能完全被货币化。货币化和反货币化体现在当代中国人内在的冲突。当这个冲突变得不可解决之时，各种暴力(包括对自身的暴力)就变得可不避免。不过，反货币化力量的存在也就表明社会道德重建的可能性。对中国而言，关键在于在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或者社会动荡出现之前，能否有足够的时间来重建社会道德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又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但很显然，如果不放弃GDP主义，无论政府作什么样的选择，除了加速道德的解体，在社会政策方面都只会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