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吴市场”的前后由来

李旧苗

1990年底起，“吴市场”这个绰号不胫而走。日后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及，“‘吴市场’对我完全不是美称，当时是很厉害的贬意：‘和中央不保持一致’。”
　　在即将过去的2009年，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对吴敬琏先生完成了一次长篇口述史专访，时间是在8月和9月之间。
　　提出要为吴敬琏做一个口述史，是在2007年6月的一个下午，我去位于上海浦东的中欧拜访老先生。他的办公室很小，仅可容三四人周旋。当时，吴敬琏的长女吴晓莲刚刚出了一本新书《我和爸爸吴敬琏》，他和夫人周南对我的建议似乎比较犹豫，他婉转地说，如果有一个提纲，可以再讨论这件事情。
　　此后，这件事情就拖了下来。我一直沉浸在《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的创作中，在那场马拉松式的写作过程中，我一再地与吴敬琏“相遇”，我发现他几乎参与了1978年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转机出现在2009年的春季。一天，中欧的周雪林博士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吴老师似乎有点同意了，他将于8月到9月份，在中欧有一个集中讲学的档期，可以安排在这期间完成口述史。我大喜过望。
　　于是，有了一个前后访谈六次，长达二十多个小时的口述史记录。
　　下面的文字，来自一部分即将出版的吴敬琏传记。讲述的是他被称为“吴市场”的前后由来。
　　一
　　1988年，中国经济改革经历了一场重大的挫折，由中央政府发动的“物价闯关”改革失败。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让人沮丧的一个事件，它的搁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闯关失败后，全国上下弥漫着阴郁的紧张空气。
　　在1989年整个年度里，经济发展的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银根紧缩，消费降温，工厂开工不足，企业大面积倒闭，失业人员增加，资金流通不畅，呈现一派萧条气象。
　　经济局势的动荡，使意识形态的争论变得非常的敏感，一些人士担心私营企业的膨胀发展最终将造成社会主义中国的“变色”，那些针对改革政策的质疑从四面八方射来。《人民日报》记者马立诚和凌志军在《交锋》一书中记录说，“那些密集的连珠炮似的批评文章满天飞。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十分罕见的现象。”
　　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几年前已经尘埃落定的“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再次被摆上台面。
　　舟至中流，突遇漩涡，去从徘徊，凶险无穷。
　　在这场充满了火药味的、决定中国经济方向的大论战中，性情温和的吴敬琏扮演了一个孤胆战士的角色。
　　二
　　在一开始，吴敬琏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遭致攻击的“靶子”，他不但捍卫“商品经济”，甚至还进而提出，应该用“市场经济”这个新名词。
　　早在1988年初，广东省和广州市经济研究中心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提出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名，中央领导看到有关报告后，让马洪组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员对此进行一个讨论，任务落到吴敬琏身上。3月份，吴敬琏和他的同事胡季写出专题报告《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几点意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引证分析，他们认为，“商品经济”是同自然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经济形式，而“市场经济”则是同“命令经济”或“统制经济”相对立的概念，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命令经济通过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而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正是用前者替代后者，因此，可以叫“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领导人对这个意见的批示说，“这是一个可以和应该深入讨论的理论问题”，让中央在1987年成立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组”（由郑必坚、龚育之牵头），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7月15日，《人民日报》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为题，发表了吴敬琏和胡季的那篇报告，这也是中央党报上第一次正式出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
　　然而，随着物价闯关的失利，对“市场经济”的研讨不但全面停滞，甚至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理论思潮。
　　1989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刊发《中国不能完全实行市场经济》一文，内称，“如果我们……让市场成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不重视乃至削弱和否定计划经济的重要作用，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瓦解。”其观点与一年多前的吴敬琏和胡季一文观点截然相反。
　　十天后的11月7日，吴敬琏接到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孙尚清通知，要吴随他去中南海中区西楼参加一个会议，总结1989年“七十天”的经验与教训。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计划派与市场派展开了第一次针锋相对的论战。
　　据吴敬琏在口述史中回忆，他一进会场，邓力群就看到他说，“吴敬琏，我们好久不见了。”吴答，“是有一个五年计划了吧”。邓说，“不对，有两个五年计划了。”也就是说，两人有十年没有谋面了。会议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财政部财科所的原所长许毅，他原是华东税务管理局的办公厅主任，调任北京后，与吴敬琏相熟识。他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中心意思是，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改革出了毛病，本来应该计划取向的，却搞了市场取向，导致重复建设、通货膨胀、贪污和诸侯经济等等这么多的问题。
　　接着就是吴敬琏发言，他也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他说，自己对许多现象的看法和许毅的观点很相似，但是对这些现象的原因分析，与其的距离很大。对于中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确实需要冷静的思考，人们在十年改革中得到了许多利益，为什么还有不满？接着，他分析了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横行三大社会问题的根源。他认为主要的根源是发展战略和改革进程出了问题。发展战略上的问题是急于求成，用各种手段支撑高速度，改革的问题则是不明确到底要把原来体制下的哪些东西改掉，要改成什么样的体制，改革的具体道路不清楚。改革初期走放权让利的路，用承包制等方法“调动积极性”，这些做法早在50年代就搞过。应当用新办法，扩大市场的作用；而如果按放权让利的思路搞下去，会出现很严重的恶果。
　　对于那种认为腐败等现象都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看法，吴敬琏表示不能同意。他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商品是天生的平等主义者。因此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平竞争立法上就规定不能有任何价格和其他歧视，不能像在价格双轨制下那样，有批文的和没批文的、有权的和没权的价格不一样，那不是市场经济原则。双重体制下的经济既是货币经济，又有行政管制，权力有价，于是产生大量的寻租行为，这才是目前腐败蔓延的原因。最后，吴敬琏还推荐香港汇丰银行一位经济专家的文章，此文论证说，股份公司只是一种管理形式，它可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也可以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他的发言至此，许毅同志打断他说，这一点我和你绝对对立。
　　那天，一个上午的会就只有他们俩人发言，旁边的人大多没有参与争论。
　　吴敬琏的观点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他把自己孤立在了“主流”之外。就在他与许毅展开论战的同时，全国范围内正在展开一场针对民营经济的整顿运动，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一半多。中共中央还专门下发文件，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来是党员的，可以暂不考虑劝其退党。这个政策所透露出来的政治信息，是不言而喻的。
　　在公开的报刊上，种种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喧嚣尘上，1990年1月，北京《当代思潮》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2月22日，北京一家报纸发表《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文，作者提出一个质问：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回答是，有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文章说，资产阶级化的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三
　　吴敬琏以及改革派人士此时的危险和被动，并不仅仅来自国内的思潮压力，同时还受到国际局势动荡的挑战。就是在这段时期，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剧变”。
　　在东欧各国相继“变色”的同时，苏联也开始迅速瓦解。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镰刀锤子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正式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苏东剧变”给同样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震惊。在骇然之余，思想界形成了几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些人认为，正是因为苏联和东欧各国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和阶级斗争学说才导致了今日的政权丧失。这一思潮当然对吴敬琏等市场派人士造成了空前的政治压力。
　　1990年的夏天，吴敬琏偕周南去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后回国，途经刚刚合并的联邦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从莫斯科坐火车回北京的路上，他的心情越走越悲观，国内及国际局势的变幻让他更为深入地思考中国的出路。
　　吴敬琏认为，造成苏东剧变的最深层的原因，乃是由于经济体制的缺陷和建立在这种体制基础上的经济政策的失误，是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搞好。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它们采取集中计划体制，企图根据预定计划，用行政命令在成千万中产品的成万生产者间配置社会资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虽然有些国家企图对这种僵化的体制进行改革，建立有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由于目标不明或方法不对，也没有能取得成功。这样，经济情况愈来愈糟，使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失去了信心。他最终的结论是：中国只有搞好改革开放，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取得胜利，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
　　就在吴敬琏归国后不久的1990年7月5日下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十多位经济学家应邀出席，其中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袁木、许毅、吴敬琏等，总理李鹏和政治局常委乔石在座。吴敬琏与“计划派”再次当面交战。
　　与去年一样，许毅还是打头炮，坚持反对市场化取向的主张。吴敬琏又是第二个发言，他说，你说的那些现象都有，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市场经济”。
　　这时，袁木接着吴敬琏的话头说，中央从来就没有讲过“市场经济”！吴敬琏提醒他，陈云1981年就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时也讲了“市场经济”，为什么这个词不能用？袁木又说，正式文件里没有这个提法，既然正式文件里没有就不能用。吴敬琏说，大家都看了邓小平讲话的录像，既然他都认为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就大逆不道了？其间，又有人几次打断吴敬琏的话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是中央已经定了，只能讨论怎么结合，不能讨论这个提法本身。但在会议主持者的容许下，吴敬琏还是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意见。
　　在这次座谈会上，薛暮桥和刘国光也站在吴敬琏一边，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应当恢复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的提法。而在论战的对方，除了许毅、袁木之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当过《求是》杂志总编辑的有林也是最活跃的人士之一。
　　一时间，双方互不相让。八十六岁高龄的薛暮桥情绪十分激动，一度连话也说不清楚了。会后，他给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因年事已高，思维不如过去敏捷，临时边想边说，中间又插话频繁，该说的没有说清楚，不需要说的却说了不少，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对此内心很不平静”，于是又把自己的观点详尽地讲述了一遍，认为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地进行市场化改革。
　　在信中，薛暮桥也谈及了他对“苏东剧变”的看法，他写道，“最近大家对东欧剧变议论纷纷，我认为，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来加以解释是不够的，苏东挫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这些国家采取对传统体制修修补补，或者搞一点零敲碎打的改革的做法，至多只能延迟矛盾的爆发，把国民经济引入慢性危机，而不能求得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
　　薛暮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这封信在起草过程中得到吴敬琏同志的大力帮助，他对我写的原稿做了许多修改和补充。”
　　四
　　为了呼应薛暮桥，吴敬琏也继续顽强的反批评。在1990年11月，他写出《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文，对未来十年的改革进行了战略性思考。
　　针对困难重重的局面，吴敬琏把当时各种政治力量提出的解决之道概括为以下三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实行行政性的重新集中化，废止前几年施行的行政性分权体制，如财政大包干等等，取消价格双轨制，加强中央对稀缺资源的集中控制，把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重要产品的生产和主要投资置于指令性计划的控制之下，用行政性手段进行资源的再配置，优化国民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
　　换而言之，就是退回到中央集权的计划模式。他判断说，“这种办法如果能够实现，是能够实现短时期的经济稳定的。”但是，中国的变化将从此非常缓慢，“不能指望依靠它来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第二种方案，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尽快取消“双重体制”，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系初步地建立起来、在强化国家对宏观经济总量的控制的同时，充分运用市场竞争的力量来克服现有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转的种种问题。
　　第三种方案，大体保持现有的计划－市场双重体制以及财政大包干、外贸大包干、信贷大包干、部门承包和企业承包等制度，只在两个方面作一些改变，一是适当加强中央行政当局和计划机关的权力，增加指令性计划的比重，二是对某些不太合理的价格作某些调整，对承包基数和方法作修订和改进。
　　吴敬琏中意的是第二种方案，不过他认为被采纳的概率很低，“虽然一些经济学家，坚信这是中国经济摆脱困境、走向繁荣的道路，但是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和十年来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这种想法恐怕很难为人们所接受。”所以，他几乎无奈地认为，当前唯一可能被采纳的是第三种方法――“从政治上说也许是较为可取的。但是中国经济现实存在的问题则很难由此得到解决。如果继续保持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则中期经济不可能有大的起色，而如果采取放松货币控制的办法刺激经济回升，又很容易出现新的一轮扩张――膨胀――紧缩――萧条的波动。”
　　他颇带期望地写到，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要真正成功，“出路在于推进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较快地建立有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今后的发展中，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专家和领导人认识这一点，因而出现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写作此文时的吴敬琏并没有料想到，他所期盼的“在今后会出现的那个领导人”居然不久就出现了。两年多后，在他给出的三种方案中，中央政府最终采纳的居然不是折衷的第三种，而是最具市场化特征的第二种。
　　这些当然是后话。至少从1990年前后的公开舆论看来，吴敬琏和薛暮桥等人仍然是孤独的。
　　就在勤政殿座谈会开后的四个月，1990年11月3日，《北京日报》刊发文章，标题是《中国的改革决不是完全实行市场经济》，其核心观点直奔吴敬琏而去。1991年4月，《当代思潮》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7月，《真理的追求》杂志发表《重提姓社姓资》，说“一切不愿意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力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北京一家报纸则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提出“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社姓资，更有甚者，在喧腾一时的‘全面地、迅速地私有化’的呼声受到遏制之后，‘私有化潜行’论者仍在潜行。”
　　1990年底的一天，吴敬琏的老朋友乌家培给他打来电话。在寒暄数语后，乌小心翼翼地询问说，听说国务院一位领导在你的文章上批示说：市场就那么灵吗……你知道最近外面给你起了一个什么绰号吗？“吴敬琏茫然地说，”不知道“。乌说，”计委那边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有计划’（指有林），一个是‘吴市场’，还有一个是‘杨承包’（指杨培新）。"
　　也就是从这时起，“吴市场”这个绰号不胫而走。日后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及，“‘吴市场’对我完全不是美称，当时是很厉害的贬意：‘和中央不保持一致’。”

李旧苗

1979：“调整”与“改革”之争

吴晓波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吴敬琏以独立思考、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气质和务实深邃的经济思想，成为中国知名度最高、也最受尊重的经济学家。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吴敬琏之重要性在于，他几乎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特别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他是多场论战的主角，有些甚至是由他发动和主导的。这些论战主题涵盖了众多的改革困局，展现出几代政治家和经济学者为国家进步所做的思考与努力，也呈现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和诡变。2009年夏秋之际，年届八十的吴敬琏完成长篇口述，他细致而坦诚地回顾了这些论战的细节以及自己的反思，为改革史的梳理留下了宝贵的材料。
    1979年，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场经济政策大争论，论战在两个 “战场”展开，一个是在改革派与计划派之间，另一个是在改革派内部。争论的焦点是同一个：如何看待以及防止经济失控。
    一
    进入1979年之后，随着改革鼓点的敲响，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包括职工提薪、奖金发放、安置就业、政策退赔、农产品提价以及扩大企业和地方财权等。这使财政支出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经济的复苏带动基础建设的复兴，各地的基建规模不断扩大，渐渐到了预算无法控制的地步，据《中国经济年鉴》披露的数据，1979年中央财政赤字170余亿元，1980年120余亿元。很快，社会上出现了物价普遍上涨的景象，到1980年初，商品价格上涨6％，其中城市上涨8.1％，农村上涨4.4％。
    对此，一些计划派人士开始攻击改革，认为物价上涨就因为政府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所导致，所以，必须重回统购统销的管控路线，一旦放弃计划，势必天下大乱。
    在这个问题上，改革派是有共识的。孙冶方抱病写出三万多字的《为什么调整——调整中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解释政府的开放政策是正确的，造成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在于调整农产品价格，而是因为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他认为，要压缩投资规模，必须严格控制银行信贷，将现行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同时，他提出要严格地划分扩大再生产与简单再生产的界限，属于追加投资部分的基本建设，要集中于中央和各省市来掌握，另外还要加强合同制，修建单位和承建单位必须签订详细合同，然后严格执行，违者必须受到制裁，赔偿一切经济损失等等。
    与孙冶方持相似观点，并在第一线与计划派交战的是在计委经济研究所任顾问的薛暮桥。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国家计委的一些做法：在经济建设上，一再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比如超越国力，盲目扩大基本建设投资，在编制规划时，凭空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后来到1985年实际达到4679万吨）的高指标，并以此为目标，提出要建设“十大钢铁基地”、“十大石油基地”、“八大煤炭基地”等等过高计划。1978年基建投资一加再加，并且不顾外汇支付和国内配套能力的限制，一窝蜂地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物资供应全面紧张，到处停电缺煤，财政也发生困难。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了。薛回忆说，当时自己和一些同志议论时还曾说，这不又在搞“大跃进”吗？
    薛暮桥的观点是，必须下决心调整，从走过头的地方退回来，坚决把6000万吨钢的高指标降下来，大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努力把农业、轻工业搞上去，并调整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他还对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过去总是说我国国民经济的三大改造是完全成功的，但实际上问题不少，问题不仅是搞得“太快”，而且是搞得“太彻底”了：使生产受到破坏，发展缓慢。革命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但过去有一种为革命而革命的倾向，认为革命越彻底越好，结果有时候破坏了生产。1979年7月，薛暮桥在中央党校做了题为《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的报告，详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计委内部，反对薛暮桥的声音很大，他们认为，发展重工业是客观规律，重工业比例总是越来越大，农业越来越小，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渊源，提高积累才能提高生产增长速度。他们特别不能认同薛暮桥批评社会主义改造“太彻底”的看法，认为怎么能批评1956年的合作化高潮呢？于是，计委的高层开始组织部署、罗织材料准备批判薛暮桥。
    薛暮桥的观点得到了陈云等人的认可。早在三年大饥荒之后的1962年和再度复出的1972年，陈云就两次提出过放缓重工业投资，加快与民生有关的“吃穿用计划”的实施，可惜都遭到了迷信“钢铁元帅”的最高层的反对。1979年3月，中央政府成立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出任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统管全国宏观经济，他们对薛暮桥的观点表达了支持。1980年4月，中财委秘书长姚依林被派往国家计委接任主任，制止对薛暮桥的批判，至此平息了计委的内部争论。9月，新成立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薛暮桥被任命为总干事。
    二
    按理说，改革派在这场大论战中取得了胜利，不过在改革派内部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思路，它的代表人物是于光远。
    于的观点是，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的原因是体制，所以光是调整是没有成效的，应该先改革体制。1979年前后，于光远发表了若干篇文章论述他的观点，提出“中国正处在一个需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时期，这种寻找合适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研究，尤为重要”。那么，到底应该建立怎样的新体制？于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过却指出了方向，那就是“惟生产力论”。他在《对待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态度》一文中写到，“凡是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就赞成，就支持；凡是虽能促进、但这种促进作用不安的，我们就不能那么赞成，不能那么去支持；凡是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就不赞成；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只有持这样的基本态度，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我国的实现，这是任何社会里都起作用的客观规律。”
    同时期，他还写了另一篇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认为“我们的经济目标只应该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而不应该是其他别的东西”。此文先是在《财贸战线》发表，于光远觉得影响不够大，便又交给《经济研究》重新登了一次，在说明为什么要重登的“附记”中他一口气提出了29个问号，其中不乏十分尖锐的问题，如“以在可能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最终产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所依据的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这个规律是否即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不顾这个规律，会受到一些怎样的惩罚？”、“怎样看待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为什么对我国经济带来这么大的损害？为什么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提，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怎样看待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指标的问题？”等等。
    综合薛暮桥和于光远的观点可见，他们都反对僵化的计划经济，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一贯战略，其分歧在于，薛暮桥认为应该“先调整，再改革”，只有首先调整了国民经济才能为建立商品经济的改革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于光远的观点则是“先改革，再调整”。
    对于于光远的观点，薛暮桥明确表示反对，他在回忆录中解释说，“当时理论界有的同志认为应当把改革而不是调整放到首位，我认为这不是好主意。改革应当为经济发展服务，它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应当取得促进经济正常发展的良好效果，否则改革容易遇到挫折。经济稳定协调的发展，是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
    当时，决策层正在讨论一个宏观治理的“八字方针”，薛暮桥等人认为，治理的顺序应该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而于光远则认为应该是“改革、调整、整顿、提高”。于是，到底是“调整”还是“改革”放在第一位，双方发生了争论。因为观点上的南辕北辙，于、薛之间一度闹得颇不愉快。
    三
    在这场论战中，晚一辈的吴敬琏有自己的看法。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他同意于光远的观点，而在调整问题上，他则认同薛暮桥。
    他认为，在当前投资过热及物价上涨的时期，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体制改革很难向前推进，而只有调整了国民经济才能创造这样好的环境。不过，他还认为，调整应该在改革中进行，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一文中，他说，“即使在以调整为主的时期，也不能只强调集中，把什么都管得死死的。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也需要审时度势，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体制改革。这种必要和可能的改革，不仅对于做好调整工作是必要的，对于做好将来条件具备时大改大革的准备，也是必要的。我们在当前的调整为主的时期进行改革的试验，摸索到比较多的经验，就可以制定一套比较好的全面改革方案，从而保证根本改革的顺利进行。”
    吴敬琏在这段论述中，其实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当前的重点工作是调整；第二，调整要靠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第三，中国经济必须进行大改大革；第四，我们迄今没有一套全面改革方案。
    晚年的吴敬琏回忆说，当顾准所说的时机终于来临时，我们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却是那么的不足，人们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对于改革如何进行，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代替旧的经济体制却还在苦苦的探索之中。多数人的思想还停留在采取某些放权让利、在微观层面进行小改小革的层次上。
    在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的时候，中国处在国贫民穷的严峻时刻，中央财政枯竭，物资极端短缺，城市工商业处于瘫痪境地，因此，绝大多数的执政者及学者都把精力集中于如何增产增收以及如何提高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上，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整体反思是不彻底的，甚至，很多人依然沉迷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形成了所谓的“一五情结”。哈佛大学的德怀特·帕金斯教授便认为：“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的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期遵循一个独特的发展战略并由战略而产生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因此，要解决这个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战略，但中国的计划制订者在十年之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到2003年，吴敬琏在写作《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写道：“企图以海量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我国经济情况极度恶化以及巨大的财富乃至生命损失，然而，即使造成了这样大的灾祸，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却始终没有得到纠正。经济增长主要倚靠投资、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成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开始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我们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在当时的现实和宏观环境之下，人们不愿意把体制这个“铁锅”一下子打破了，只是希望在最小的震荡范围内逐步地改变不合理的一切。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中国就选择了一条务实主义的、渐进改革的道路。
    （作者新书《吴敬琏传》将于2010年初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李旧苗

1984：为“商品经济”翻案

吴晓波



    1984年7月，在耶鲁大学当了一年多访问学者的吴敬琏风尘仆仆归国。他前脚刚踏进北京的家门，后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就来了。
    他登门造访，是邀吴敬琏同去东北参加一个发展战略规划讨论会。
    周南担心丈夫的时差还没有倒过来，想让他在家里稍事休息几天。可是马洪看上去很急迫的样子，接着又登门来了两次，说此行不累，可以一边开会，一边休息。架不住马洪的再三邀约，吴敬琏在归国的第七天，就随马洪北上去了东北。
    一上路，吴敬琏就意识到情况远非参加几个讨论会那么简单。马洪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叠文稿，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吴一看笔迹就认了出来，这是他的两位老朋友——已经担任工经所副所长的周叔莲和财贸所所长张卓元拟写的初稿。
    马洪说，“拉你出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必须马上把它改定，因为，再过三个月就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了。”
    一
    这叠文稿的背后，风潮汹涌。
    它其实涉及到一个改革史上十分敏感而重大的“名词解释”之争，那就是：到底该如何定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总的来说，主要是两个名词的选择：A计划经济，B市场经济。
    是A还是B，看上去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但是，由于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实际的情况却远远要复杂得多。日后我们知道，从A到B，我们整整走了15年。在这期间，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辩和反复，还出现了多个阶段性、交叉性的“中间态名词”。从这种反复及名词中，可以读出中国改革之艰难和曲折。
    在传统的经典表述中，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同义词，是应该坚决反对和批判的，如果提倡它，就是走修正主义路线。而据考证，不管是邓小平、陈云，还是李先念，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都用过市场经济的说法。不过，他们说的是经济的部分运行方式，而不是改革的总体目标。例如，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使用过这个名词，在该年11月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邓小平谈道，“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不过，邓的这个讲话并没有被当成重要的、成熟的思想进行传播和传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到1992年之前，“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仍是一个“禁区”。为了避免“因名废事”，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在论及改革目标时，改革派进行了妥协，改之以“商品经济”的提法。据当时中央编译局专家的考据，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既没有“市场经济”、也没有“商品经济”这两个词汇，“商品经济”是俄国理论家在20世纪之后“发明”的特有用语，使用它作为中国改革的目标，可以避免“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障碍，所以当时采取这样的词藻，是可以理解的。
    1980年9月，薛暮桥为体改办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文件，其中写道，“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他在向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对这份文件作说明时说，这个文件要解决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他认为，提出商品经济这种说法 “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
    二
    薛暮桥的提法得到了胡耀邦和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但也遭到了另一些人的反对。从1981年到1983年期间，出现了一系列批判这一观点的文章，它们均反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论”，其理由是“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
    1981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印发了一份《当前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几种观点》的材料，它把国内的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是不那么坚定地赞成计划经济的；第三类是不太坚定地赞成商品经济的；第四类是主张商品经济的。其中，邓力群等列名第一类，薛暮桥、林子力等被划为第四类。
    在为预定于1982年9月召开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政治报告的过程中，计划派力量占了绝对的上风，起草小组成员王忍之、袁木等人在一封信中说，“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共同占有、联合劳动关系，说成是商品等价物交换关系；就会认定支配我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是价值规律，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这样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将这封信作为定论，转发给宣传口所属各单位。与之相呼应，媒体上也刊发了大量类似观点的文章，中共中央的红旗出版社还编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第一辑）》，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实行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标志，是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组织和管理上的重要体现。完全取消指令性计划……取消国家对骨干企业的直接指挥……就无法避免社会经济生活上紊乱，就不能保证我们的整个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在这一派学者看来，薛暮桥的提法是“把落脚点放在商品经济上，计划经济被抽掉了”。一些更极端的人进而反对“宏观经济由计划调节，微观经济由市场调节”的主张，认为“这样一来，宏观就很可能被架空，成为‘梁上君子’，结果就会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在这种形势下，中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因为在十二大开幕前夕撰文支持要着重扩大“指导性计划”的主张，而受到了领导上的严厉批评，多次检讨才得以过关。在最终形成的十二大报告中，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表述为“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报告认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有益的。”日后，吴敬琏认为，这无疑是一个倒退。
    十二大以后，薛暮桥不得不在他主持的一次关于体制改革理论座谈会上作了违心的检讨，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的痛苦心情：“感到相当为难……这次讨论要由我来作动员报告，我必须表态，是赞成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呢？还是赞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一方面，我在思想上倾向前一种提法，另一方面我有义务在公开场合遵守中央文件有关规定。”
    三
   此刻，摆在吴敬琏面前的这份文稿，便是改革派试图推翻1982年的“定论”，为商品经济“翻案”放出的一个试探气球。
    马洪等人敢于在此时 “探险”，也与当时的宏观氛围分不开。从1984年开始，中国经济从整顿中走向复苏。在元旦过后不久，近年来除了出国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这是他一生中两次著名“南巡”的第一次。在他离开广东后的第二个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最终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
    正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之下，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授意马洪，给一言九鼎的“老革命家”们送上一篇试探性的文章，看一看是否可能在10月份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重提“商品经济”。
    马洪立即组织周叔莲、张卓元完成了初稿，这回赶上吴敬琏正好归国，马洪怎么肯放过他。于是，他们几个人在沈阳、长春白天参加战略讨论会，休息时间和晚上就抓紧逐字推敲，修改文稿。据后来学者的揣测，马洪之所以倚重吴敬琏，一是信任他的学术素养，二是希望他能够把耶鲁带回来的现代经济理论融汇进文稿之中。
    马洪和吴敬琏从沈阳改到长春，再从长春改到大连，一路数日就把文稿基本改定了。马洪当机立断说，“下面几站我不走了，要马上回北京。”吴敬琏与他道别，代表马洪继续前往哈尔滨开会。
    一回到北京，吴敬琏就急忙去马洪家里探听情况，了解反应。他知道兹事体大，关乎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走向。马洪非常高兴，告诉他，文章已分送给几位老同志，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最让马洪高兴的是，王震还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们不能只说老祖宗说过的话，应该有创造性。只有一位理论家给马洪打电话，说基本观点是赞同的，但是不要从全民所有制内部找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还是从两种所有制的关系、两种公有制的存在来说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的原因，言下之意，还是要回到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设定的框架下。马洪拒绝了他的意见，并拿出王震的信给他看，王是这位理论家的老上级，他便不再吭声。
    当获知有影响的“老同志”对这篇《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之后，9月9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9月11日和12日，邓小平、陈云先后批示同意。紧接着，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领导的坚持下，经过人员调整的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对所有的表述作重新的拟定。
    吴敬琏还回忆了一个细节，9月中旬，他随马洪在上海做调查研究，一夜，他发现马洪又在伏案写东西，便问他在写什么，马洪说，现在看到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最新一稿上还是没有“商品经济”的提法。他透露说，在9月9日，国务院负责人用我们那篇文章的意思给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信，现在，我再用那封信中被肯定的提法给党中央领导人和国务院负责人写信，要求把它写进去。
    吴敬琏晚年说，那时还有很多学者参与了推动。他讲了一则往事：全会决定通过之后，文件起草组的高尚全转来一份文件，是社会科学院专家座谈会纪要，专家们在座谈会上也提出了应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法写入全会决议的意见。这份文件上有国务院领导写的批语，“马洪同志也有同样的意见。”高尚全说，正是这个批语起了最终拍板的作用。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靠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十二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改革开放影响最大的会议之一。邓小平在全会上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政治经济学”。他在10月22日的中顾委会议上又说，“这次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
    至此，在历经几年的大争辩中，“商品经济”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被确定为改革的目标。我们即将看到的景象是，日后还将有新的大反复，而最终，新的争论的尘埃落定是在1992年。吴敬琏在1984年的这次争论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在数年之后的大论战中，他更将孤身出战，并因此而声名大噪。

李旧苗

吴敬琏：转折年代与大突破

吴晓波


    1991年的春天，北京的政治气氛仍然紧张，不过，微妙的转机悄然在南方出现了。
    这一年的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报》先后发表3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提出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改革，不要再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日后人们知道，这组社论是根据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时的一系列讲话精神而写作的，而在当时，因为它并未标注出思想的来源，文章甫一刊登，便在舆论界掀起喧天大波，引来指责和围攻。
    对时政变化十分敏感的吴敬琏则已经感觉到了新的空气。1991年5月8日，在一个企业管理人员研讨班上，他发言说，“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是现代经济唯一有效的协调方式，中国市场取向改革已经越过了临界点，绝不可能拉回到旧体制去了”。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他回忆说，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他起草了一套改革方案，接办了一个杂志，写了一篇长文，出了一部著作，主持了一场研讨会，写了两份建言书。
    这些工作环环相扣，无一不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改革方案是指“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方案”。
    这一工作其实从1990年就悄然开始了。回望那段时期，吴敬琏并非仅仅只有战斗而已，他一方面挺身而出，与“计划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同时，他和他的同事们还沉下心来，开始为接下来的改革道路思考和设计可行性方案。当时的中国，不少人对改革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几乎很少人还在搞什么研究，吴敬琏和方案办的几个同事却不做如是想。日后他写道：“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低潮，但是，由于中国除了改革之外别无出路，高潮终究是会到来的，我们应当利用这一段时间总结过去的经验，吸收别人的成果，为终将到来的改革高潮做好理论上和方案上的准备。”
    这一段话充满了对改革的坚定，让人油然想起16年前顾准在临终前所嘱托过的那4个字——“守机待时”。在那段时期，吴敬琏身上的改良主义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有着毋庸置疑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的精神，同时，他的“建构性人格”则让他总是从积极推进，而非破坏的角度来展望未来的道路。
    接办的一个杂志，是由经济学家蒋一苇创办于1988年的《改革》双月刊。所谓的一篇长文和一部著作，指的是1991年12月发表的长篇论文 《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几乎同时出版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
    这一文一书，是吴敬琏的呕心沥血之作，就在与“计划派”舌辩的同时，他坐下来，用理论的武器全面阐述了他对中国改革的观点。
    发生在1989年年底到1991年之间的这场“计划与市场大论战”，是中国改革史上，对计划经济思潮展开清算的最精彩的一役，也是吴敬琏真正成长为一流经济学家的标志性事件。他以罕见的道德勇气和学术功底，捍卫了市场化改革的旗帜。这位个性温和、在生活中从未与人红过脸的江南人，在逆流横飞的时刻表现出了倔强和无所畏惧的一面。
    就在吴敬琏的论文和书籍出版的同时，富有戏剧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历史一把将他推到舞台的中心。
    从1992年的1月18日到2月21日，87岁高龄的邓小平南下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间断断续续地讲了不少话，他说，“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就是中国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南方讲话”。一时间，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为舆论之共声。
    在焕然一新的大转折的前夕，吴敬琏发表的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出版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经济理论上的依据，“吴市场”之名迅速为公众所知晓，他成了全国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
    3月14日，在邓小平南方视察的讲话还没有在国内报刊上得到正式报道的情况下，由吴敬琏任主编的《改革》杂志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联合举办了一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杜润生、童大林、高尚全、徐雪寒、王梦奎、吴树青、厉以宁、周叔莲、周小川及樊纲等70多位经济学家与会，这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国内最先做出反应的大型学术活动。会上，众多学者均一吐为快，表达了加快改革之意。老资格的经济学家、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童大林一言以蔽之曰，“梦寐以求”。
    4月16日，北京一些经济学家在香山饭店召开了一个加快上海改革开放的座谈会，吴敬琏在发言中再次强调市场体制的重要性，提出应当把“市场经济”作为国家战略真正确立下来。时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的刘吉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吴明瑜觉得他讲得十分清晰，便建议写出来，送给中央决策层。
    吴敬琏在李剑阁的协助下写成一份建言书，于4月30日寄送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题为《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问题的建议》。在这封信中，吴敬琏回顾了10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多场争论，然后明确建议中央，应当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他从理论的高度十分尖锐地指出，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一条市场化取向的道路，已经无退路可走，因而在理论上也到了非得做出一个决定性突破的时刻。他说，“其实，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认为商品生产或货币经济同社会主义不能兼容，如果要固守教条主义的传统观念，即使采用‘商品经济’甚至‘商品生产’的提法，也无法走出由于陈腐的教条与现实生活脱节所造成的困境。所以，将‘市场经济’改变为‘商品经济’，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沿着这条思路推演下去，就是勉强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找根据，恐怕也只好回到‘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这种1982到1983年的老提法上去。而这种提法是大多数人所不同意，并为1984年至今的中央文件所弃而不用了的。”
    多年之后的人们，细读这段文字，仍然会为吴敬琏的赤诚和勇敢所感动。由这一段论述看到，此刻的他已经超越了上一辈经济学家在旧框架里寻找改革出路的局限性，在理论家的意义上，他表现得非常勇敢和义无反顾，他是伸出手指头，真正捅破了那层窗户纸的人。
就在吴敬琏上书的同时，中共中央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即将于年底召开的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是否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已成一个十分敏感而举国注目的话题。从种种迹象表明，争论如暗潮汹涌，一直没有停顿下来过。
    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级干部进修班上讲话，他提及，理论界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有多种描述，其中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他表示自己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而耐人寻味的是，6月15日，新华社在播发江泽民讲话的新闻稿中，略去了这段有关经济体制提法的内容，表明领导层此时仍带有试探性。可是让人始料不及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在高级干部中并无反对意见。于是“十四大”这个基本调子就被定了下来。
    8月，吴敬琏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做访问研究后归国，参加“十四大”编写组的刘国光告诉他，“十四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不太顺利，本来应该把“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放在总论里讲的，后来却放到了次一级标题，当成方法，降到了操作层面，此外，还注入了“市场调节”的含义。吴敬琏当即意识到，如果这一次不能把体制争论从目标和纲领上进行澄清，那么，改革的进程仍然可能延误。
    于是，在9月5日，他再次提笔给江泽民写第二封建言书，信中写道，“日前读到‘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部分，我有一些想法，现报告如下”。在信中，吴敬琏提出五点看法，恳切陈述说：“把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规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的进一步阐明，也是本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项最重大的发展，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十分深远，应当用有分量的语言加以概括和评价。目前的文稿似乎体现不足。”
    他还对意见稿中的一些提法进行了斟字酌句式的修正，例如，文稿上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使用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这种认识上的深化，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起了重要作用”，吴敬琏认为，“这是很不恰当的。对于近年来出现的认识上的曲折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后退，只能在以下两种办法中选择一种来加以处理：或者回避，或者进行适当的批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对不恰当的提法曲意维护，甚至加以颂扬，则非但不利于在弄清认识的基础上加强团结，还会挑起争论，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另外，文稿还写道，“要看到市场受局部利益的驱动，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因此要“在经济的运行上，把计划和市场的长处结合起来”，吴敬琏也认为大大不妥，他在建言书中说，“这里使用的，是与1989年~1990年批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时完全相同的语言，对提法的历史作这样的说明，只会使它变得模糊，甚至留下隐患”。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他说，之所以要对意见稿中的文字如此挑剔，就是要尽可能地清晰表达，杜绝模糊地带，以堵住任何可能的反复。
    10月5日，新华社记者对吴敬琏进行了专访，向全国播发新闻通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并非不相容——访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很多观察家看来，这似乎是在为即将召开的大会做理论思想上的预热。10月12日，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江泽民在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至此，反复折中、辩驳了十多年之久的“市场”与“计划”的体制之争宣告终结，中国改革在委靡和混沌多时之后，再次一跃而起。

李旧苗

1985：调控与反调控之争

吴晓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风云跌荡，阴晴迭变，面对完全陌生的经济环境，学者圈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及方案提供，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经济学家对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百家争鸣、辩驳得最激烈和精彩的一个时期。
    发生在1985年的一场论战，迄今让人津津乐道。
    一
    从1984年的10月份起，信贷增长严重失控，12月的银行放贷总额比上年同期猛增48.4％，全年增长28.9％，四季度国有企业的奖金发放同比增加了一倍多。国务院在11月份下发紧急通知，规定本年度增发货币不得超过180亿元，而实际上全年增发了2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9.5%，通货膨胀即物价全面上涨的前景已经明显出现。这是自1978年以来，第一次在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内部生成的通货膨胀。
    于是，一道大难题摆在了经济学家们的面前：如何应对这种前所未见的局面。
    12月，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联合组成一个以吴敬琏为组长的研究小组，写出《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研究报告，紧急建议中央加强宏观调控措施，以稳定经济，这份报告在除夕夜由专人送达国务院主要负责人。1985年1月4日年假刚过，国务院就开会研究了宏观经济形势并正式决定对基本建设投资采取“刹车”行动。接着，在上半年连续召开了三次省长会议，要求控制信贷和消费基金的过度膨胀，并把全年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定在8％。可是，已经发动了的“火车”并不容易一下子就慢下来。第一季度，工业产值同比增长22.9％，第二季度又增长23.4％，调控几乎失效。
    对于棘手的经济局面，中央高层发生了分歧，主要是国务院系统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形成了“必须调控”与“反对调控”两种意见。受此影响，在经济学界也很快出现了对峙的两派，一派学者认为，必须严厉调控，另一派学者则认为，不必调控。由此，引发了改革史上又一场重大的论战。
    调控派的代表人物是老经济学家薛暮桥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他们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通货膨胀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中国的主要改革任务是价格改革，它需要一个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宽松宏观经济环境，政府的财力要有余地。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抑制通货膨胀，控制总需求，改善总供给，在经济的体制环境得到治理的条件下，第一批的改革措施才能迅速推进。
    反调控派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和青年经济学家朱嘉明。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转型和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而且，只是表现在结构问题上，而不是总量问题上，不应当采取紧缩政策压制。
    这派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厉以宁提出的“非均衡理论”。
    根据这个理论，在经济转型的时期，供不应求是常态。经济的开放和搞活，客观上要求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速度超过经济增长是经济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保持货币供应有限的超前对经济增长是一种推动。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国民就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始终处于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状态中，如果政府抑制需求和限制货币供应量，不但不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会损害各方面的利益，招致人们对改革的支持的减弱。因此，紧缩的宏观政策是不可取的。
    在当时的一些青年学者中还出现了一种“起飞论”，代表人物是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朱嘉明等人。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正是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我们不应当加以压制，相反，应当自觉运用通货膨胀来加速增长。如果实行了从紧的宏观政策，那就是打击和反对了改革。可以看出，当时争论的分歧之大，甚至，学术上的分歧在有些时候已被上升到政治和原则性的高度。
    在这一场空前激烈的大论战中，吴敬琏属于调控派。他在1984年年末的那份研究报告中就已经明确指出通货膨胀即将发生，需要进行宏观调控。1985年初，他又连续发表多篇论文，详细分析了中国货币流通的状况和通货膨胀对发展和改革的不利影响，在学界和政界都造成了很大影响，对中央下决心进行宏观调控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是吴敬琏第一次与厉以宁发生观点上的分歧，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他们将在改革主战场的选择、对中国股票市场的评价、如何看待通货膨胀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等重大命题上持续地发生针锋相对的辩论。
    二
    正是在大论战的背景下，1985年9月2日，一条游轮缓慢地从山城重庆驶出，顺长江南下驶向武汉。
    在这条名为“巴山号”的游轮上，聚集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对政策制订有重大影响力的一群经济学家和学者型官员，他们决定“闭关推研”。这便是著名的巴山轮会议。这个会议的全称是“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召开。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也十分重视，国务院总理在开会前就会见了全体外方专家，听取他们的意见。
    游轮上的中国参加者可谓三代同堂，其中既包括马洪、安志文、薛暮桥等第一代宿将，也有刘国光、戴园晨等中生代经济学家，还有吴敬琏、高尚全、周叔莲等建国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同时，还有一批新生代中的佼佼者，如项怀诚、洪虎、楼继伟和郭树清等。
    应中国政府的要求，世界银行为本次会议请来了一批世界级的经济专家，也是“东西合璧”。西方学者中，包括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的詹姆斯·托宾、牛津大学教授阿莱克·凯恩克劳斯爵士、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米歇尔·阿尔伯特、联邦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埃明格尔、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主任林重庚和日本兴业银行执行董事、经济学家小林实，而来自东欧的学者，包括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亚力山大·巴伊特、前些年来过中国的弗·布鲁斯和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其中，亚诺什·科尔奈在1980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短缺经济学》，被认为是描述计划经济运行的典范之作，在中国，它影响了中国新生代经济学人头脑中的经济研究的范式。尽管这部著作的中文版在1987年才正式出版，不过在巴山轮会议期间专门出了摘要版本，在经济界的圈子里已经变得无人不晓。
    在巴山轮上，尽管只有一篇调控派学者刘国光、赵人伟提供的论文，而没有“通货膨胀有益论”学者在场，不过，受邀的西方经济学家涵盖了新自由主义德国弗莱堡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学派的重要人物，而中国主张通货膨胀有益论的学者通常都是以凯恩斯主义相标榜的，因而辩驳的空间仍然形成了。
    从现存的会议记录资料看，在巴山轮上并没有发生预料中的争论，与会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必须采取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托宾的态度，他是当时全球最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家。“反调控派”所依据的理论与他的主张是一个门派，可是，托宾却认定，中国经济已经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必须加以治理，他甚至提出要立即采取“三紧政策”——即从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在一次发言中，托宾说，这么多经济思想并不一致的一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做出了相同的诊断，这一事情说明中国政府应当对此给予充分的重视。
    吴敬琏日后说，正是参加巴山轮会议上外国专家的一致诊断，使国务院领导坚定了实施宏观稳定政策的信心；而且他们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也被吸收进几天以后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
    三
    巴山轮会议一直开了六天，到9月7日结束。在闭幕式上，马洪代表中方致闭幕词，为会议做总结，全面阐述了中方对“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理解。这篇讲话稿是吴敬琏和田源起草的。
    关于这次会议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巴山轮从重庆开出时，就引起了国内传媒和理论界很大的兴趣，人们都希望早点知道讨论的结果。然而，会议是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传媒只能凭自己对改革的认识作出猜测。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这是当年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全力支持改革的经济类周报——按照当时改革派中的流行观点，刊登了一则报道称，“外国专家认为，中国正处在调整经济结构的时期……不能将目前的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简单地划等号。”
    很明显，这则报道把专家的意见彻底地拧反了，吴敬琏不得不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予以澄清。他在信中说，“外国专家们认为，一个最令人不安的迹象是，出现了“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他们建议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三管齐下……”
    至此，会议的讨论结果才公诸于世。在中国改革史上，巴山轮会议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复旦大学教授张军在2009年时评论说：“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判断，也很少有一个学术的会议会像巴山轮会议对政策的影响那么大。”参与会议讨论的张卓元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它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取向，对中国，包括很多经济学家都是一次带有启蒙性质的会议。”会议期间，中国学者深感国际经验之不足，“外国专家讲到任何事物时，都有比较宽阔的外国经验，比如讲到养老金，就讲智利怎么干的，新加坡怎么干的，然后讲哪些对我们可以有参考价值的。而我们对中国的情况可能的确比较了解，但美国是怎么做的、英国是怎么做的等等，我们就不知道了。”
    巴山轮会议对决策的直接影响是明显的。
    9月18日，就在这个会议结束的11天后，中共全国党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在这个建议中，关于宏观政策的大段论述显然接受了巴山轮会议的影响。邓小平在这次党代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保持消费与积累的恰当比例……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此后，信贷开始紧缩，经济表现趋于平稳。

李旧苗

吴敬琏：一个改良主义者的成长

吴晓波


    “一棵植物，就其本身而论，是无足轻重的。它构成风景的一部分，因某一机缘而在这里落地生根。朦胧的微光，沁凉的寒风，每一株花朵的闭合—这些并不是因，也不是果。”  
　　德国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对植物的思考宛若对每一个人生的描述。人们对自己的出生、国家和时代别无选择，一切因果，其实就是命运而已。生命之绚丽或平淡，在很大程度上竟取决于环境和性格的造就。生是别无选择的，而命则可以被改变，这正是生命的精彩所在。  
　　换而言之，在现代文明史上，如果脱离了时代和国家的背景，任何一个人的经历都是苍白而没有意义的。  
　　很多年后，回望吴敬琏那充满了动荡和戏剧性的人生，也许要从这样的一个场景开始。  
　　1903年，大清帝国风雨飘摇的时刻，一艘海轮从上海港缓缓驶向遥远的日本横滨。早在9年前，爆发于中日之间的一场甲午海战让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蒙受两千年来最大的耻辱，从此，“一战而人皆醒矣”，举国青年为强国雪耻寻求出路，有的呼唤革命，有的力主改良，而“渡洋学日”也成了当时最时尚的事情。就在这艘海轮上，两位同样来自四川的青年人相识了，一个是34岁的邓孝可，全国最大火柴公司之一—重庆森昌火柴厂老板邓徽绩的大公子（他还有一个弟弟叫邓孝然），另一个叫吴玉章，是来自四川省荣县的25岁农家子弟。  
　　因乡音亲切，两人成了话语投机的好朋友，他们相约到了横滨后，就一起去拜访正流亡在那里的维新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不过，到了横滨码头后，他们却分道扬镳了，邓孝可投奔梁启超，成为梁最信任的爱将之一；而农家子弟吴玉章则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投身于推翻清帝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元老。邓、吴都是热血爱国青年，因阶层身份迥异和理念不同而对改变国家前途有了不同的抉择。  
　　吴敬琏是邓孝然的外孙，是这个改良世家的血脉延续。  
　　邓孝然生有十子，长女邓友兰，后更名邓季惺，就是吴敬琏的母亲。1923年，邓季惺结识了吴念椿，两位花样少年迅速陷入热恋，吴念椿因为爱慕邓友兰，改名吴竹似，寓意“与兰为友，似竹高洁”。一年多后的1925年年底，两人结为伉俪。  
　　1930年1月24日，吴敬琏出生了。仅仅一年半后，他父亲患上了当时被视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病，到1931年7月，吴竹似去世。时年，邓季惺24岁，膝下三子，长女吴敬瑗5岁，次女吴敬瑜3岁，幼子吴敬琏1岁半。  
　　正是在这凄风苦雨中，陈铭德（1897~1989年）恋上邓季惺。1933年1月，陈邓在北平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礼堂结婚，前来道贺的来宾均拿到一张粉红色的卡片，上有这对新婚夫妇的署名协议，内容是约法三章：一，婚后邓季惺将继续姓邓；二，她的三个孩子将继续姓吴；三，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这三条约定，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可以算得上是惊世骇俗。陈邓恩爱一世，此后携手共度56载春秋，而邓季惺从来被叫做“邓先生”，而非“陈太太”。  
　　1933年6月，法律学士邓季惺毕业，从留存至今的毕业照上可见，这真是一位美丽、智慧、坚忍的中国现代女性。晚年的吴敬琏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母亲邓季惺。从相貌上看，他继承了母亲东方式的鹅蛋脸型轮廓和精致细薄的嘴唇。  
　　邓季惺精力旺盛，办事井井有条，面面俱到，是一位罕见的行政干才，而她对女性独立和法治建设更是有着空前的热情。大学毕业后，邓季惺就携子女回到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先是在司法行政部工作了两年，然后辞职挂牌当起了专职律师。当时的《新民报》报馆设在南京的闹市区新街口，一层和二层为编辑部，邓季惺的律师事务所就在第三层，迎梯而上就是六个大大的黑体字—“邓季惺大律师”。在这里，她还和李德全（冯玉祥的夫人，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曹孟君（王昆仑的夫人）、倪裴君（贺耀祖夫人）等人组织“妇女文化促进会”，提出要进行“女权运动”的实验。她们创办了“南京市第一托儿所”，邓季惺自告奋勇当所长。她还在《新民报》上开办了《新妇女周刊》，发表《妇女运动的时代性》、《妇女运动与家庭》等大量文章。很快，她成了南京城里相当活跃、很有知名度的女性活动家。  
　　1937年6月，在陈铭德的再三恳请下，邓季惺正式加盟《新民报》，担任掌管财务、发行、广告和印刷业务的经理。很快，她以惊人的经营才干让这家中小型报馆迅速壮大。在她的倡议下，7月，报馆集资5万元成立新民报股份公司，由之前的“同人办报”转变为公司化运营。7月7日，北京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新民报》随国民政府内迁到重庆。由于邓家有极深的四川渊源，加上邓季惺长袖善舞，报纸事业蒸蒸日上，报社数次公募增资，重庆及成都比较著名的工商企业和银行几乎都参与投资。1941年，《新民报》增出晚报，1943年，在成都推出日报和晚报，到抗战后期，两地《新民报》最高日发行量达10万份，与《大公报》一时瑜亮，并列为后方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民营报纸。报社内英才云集，如当时中国优秀的时政评论家赵超构，散文家张友鸾、张慧剑，及畅销小说家张恨水、知名度极高的女记者浦熙修等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结束。当月，邓季惺就飞赴南京，紧接着转抵上海和北平，筹办复刊事宜。越年开春后，《新民报》在三地相继发刊，至此，报系拥有五社八报，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民营报业集团，达到事业空前的巅峰。邓季惺统领报馆经营，如鱼得水，成了中国百年报业史上无出其右的“女强人”，报社同仁有诗曰“百剑相随惟一盾（邓）”，可见其在报界的地位与威望。  
　　上海版创刊时，邓季惺亲任总经理，在发刊词中，她让编者写上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愿意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  
　　很多年后，她对心爱的儿子吴敬琏说：“这自是我一生的立场。”  
　　小学和中学时期的吴敬琏并没有表现出对经济学的兴趣，他最热衷的事情是拆装钟表，而“科学救国”是他的理想。  
　　少年时期的吴敬琏最喜欢理工科，他的数理化、生物等功课都非常好，当实业家的外公以及律师母亲，都认定唯有科学和实业才能救国，希望这个聪慧的男孩能够走上科学家或工程师的道路。吴敬琏心灵手巧，喜好钻研，平日在家时，总是把各种钟表、机械都拆开来看看，倒腾一番后再装起来，这让他很有成就感。更让他开心的事情是，他还有一个“科学迷”舅舅。  
　　邓季惺的六弟叫邓友海，他对政治、新闻之类毫无兴趣，却无比痴迷于科学。他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的纺织机械系，还到英国留过两年学，回国后在重庆一家丝织厂当厂长，平时就常常住在大姐家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装拆各种东西，搞实验，做工程。有一段时间，他疯狂地迷上了发明制作滚珠的最新办法，反复试验却始终无法成功，以至于全家人绝对不能在他面前提“滚珠”两字。吴敬琏自幼无父无兄，自然对这位六舅舅无比崇拜，整天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装东拆西，不亦乐乎。十来岁时，他最朝思暮想的东西是一只装有各式各样工具的木箱子，当时名叫“双手万能”。13岁生日时，母亲真的给他买了一个，这让他几乎兴奋了一年。  
　　他对科学和机械的爱好保持了一生，甚至在日后的困顿时刻，这成了他聊以自慰的手段。在“五七干校”时期，他当过瓦工和电工，自学过木工，还业余为人修理自行车和收音机，他对最新的科技动态始终非常敏感，对高科技产业十分重视，近年来长期担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的吴敬琏对于高新技术的专业指示常使内行人士感到惊诧。这些都得益于孩提时培养起的那些兴趣，后来竟成了他的经济研究中重要的领域。  
　　一直到读中学的时候，吴敬琏仍然不改“科学救国”的梦想，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那时，我的理想是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以为依靠声、光、电、化，就可以发展起现代工业，抵御洋人的坚船利炮和货物倾销，建设富强的中国。至于要依靠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来实现这种理想，我却几乎完全没有思考过。”  
　　后来的吴敬琏，之所以没有如愿以偿地当上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或工程师，而成了经济学家，竟还是因为身体羸弱。  
　　17岁那年，吴敬琏被确诊患上了肺结核，因为父亲吴竹似死于此疾，大姐刚进大学也染上了肺结核，这自然让母亲邓季惺无比紧张。吴敬琏的学业停停读读，上学又休学，成了一个无奈的病号。1948年，吴敬琏以同等学力报考金陵大学，他选择的是自己最喜欢的电机系。可是考上之后，马上就因病不得不又一次休学。此刻，他意识到，凭自己现在的身体条件根本无法从事艰巨的科学实验及野外考察，理工科的梦想就此破灭。  
　　就这样，在再次复学的时候，他乖乖地选了文学院。他在口述史中说：“其实我不喜欢文学，但是文学院里面有其他的东西，比如说经济学，后来我就选了经济系，这个学问与实业救国好像还有那么一点儿关系。”  
　　日后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就是这样病怏怏、半情半愿地“入门”了。

李旧苗

顾准之死——《吴敬琏传》节选

吴晓波


    到1974年的秋天，在落叶萧条之中，顾准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在过去的两年多里，他经常咳血，并伴有低烧，但是医生一直把这些症状当做支气管扩张来治疗。10月的一天，吴敬琏陪他去反帝医院（即北京协和医院）看痰液培养的结果，化验单和X光片一出来，居然已是肺癌晚期。  
　　因为顾准是戴帽老“右派”，医院不敢收他住院，只把他放在急诊室外的走廊上。顾的新四军老战友，也在经济所工作的骆耕漠得悉了这一消息，十分焦急，这时的他因为青光眼已接近双目失明，而且戴着“叛徒”的帽子，具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身份，但他仍然挣扎着摸出家门，沿着墙角赶到医院，找到总部的党委书记杨纯—一个当年在他和顾准手下干过的“红小鬼”，好歹才让顾准搬进了病房。  
　　顾准一开始对病情并不了解，一次，医生查房，用英文说出“癌症”一词，他才自知末日降临。  
　　当时，那场“文革浩劫”似乎还没有任何终结的迹象。就在秋风萧瑟中，顾准把44岁的吴敬琏叫到病房，冷静地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说得出话的时候与你作一次长谈，以后你就不用来了。”在这次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他说，“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有用，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那样才能对国家提出有用的意见”。  
　　他还提到正在狱中的孙冶方，说，“我是见不到他了，但是我知道他的为人，他绝不会是汉奸。所以只要没被整死，他就会出来。出来的时候，你帮我向他致意”。  
　　顾准还立下了遗嘱。他把自己的遗稿分为两部分，其中“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这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思想家对另外一个思想家的衣钵相传。  
　　12月2日，吴敬琏去医院陪顾准。到了晚上八九点钟，顾准的呼吸极其艰难，气管几乎已完全堵死，每呼吸一口氧气都要拼尽全力，额头、脖子的青筋毕现。医生见他实在痛苦，被迫给他服用了安眠药，这才稍稍安静了下来。吴敬琏一直坐在旁边，握着他的手。大概到了11点的样子，吴敬琏已经有点迷迷糊糊，顾准突然醒了过来，他挣扎着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打开行军床休息”。  
　　这是顾准一生说的最后一句话。吴敬琏打开行军床躺下不久，就听到很响的动静，护士们乱作一团，医生在为顾准做心脏按摩，但顾准没再醒来。  
　　几个小时后，吴敬琏和一位护士一起，亲手把顾准推进了阴冷的太平间。他日后回忆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据周南回忆，吴敬琏凌晨骑自行车回到家后，脸色特别苍白，先是一言不发，接着号啕大哭，久久不止。周南与他相处半个多世纪，这是吴敬琏第一次痛哭流涕。  
　　就在顾准去世的8天后，1974年12月10日，哈耶克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获颁当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时候的吴敬琏，正被派往大寨写一本《大寨政治经济学》。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原本是贫穷的小山村，在村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从而成为全国农村的先进典型。1964年2月，毛泽东先后提出“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树起了经济领域的两面旗帜。喜欢头缠白羊肚头巾、满脸沟壑的陈永贵一跃成为举国瞩目的政治新星，一路当到了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  
　　1974年，陈永贵通过他的儿子、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陈明珠，邀请南开大学去写一本《大寨政治经济学》。南开的写作组到昔阳工作了好几个月，基本资料也拿不到，写书更不知道如何下手，就求助于国务院研究室。这个研究室是邓小平复出后新组建的，成员包括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胡绳、吴冷西等人。于光远一转手将这个任务批给了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于是，吴敬琏、沙吉才和杨长福等三人被派往山西，参加《大寨政治经济学》编写组。  
　　这是吴敬琏第一次走进光芒环绕中的“中国第一村”。他们被安排住在县城的第二招待所里。之所以不住在他们将要考察的大寨，并不是害怕这些城里来的读书人不能适应村里的生活（陈永贵直属的写作班子就住在大寨的招待所），而是不让他们和大寨人接触，“免得干扰他们的劳动和休息”。为此县委宣传部长陈明珠就向编写组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不能参加大寨的劳动；第二，不得在街上拉着社员谈话；第三，不能到社员家里访问。  
　　“三不准”纪律一宣布，编写组等于跟大寨绝了缘，那书该怎么写？答案是，只能根据当下报纸上登载的宣传文章写。连登载陈永贵过去讲话的报纸，也保留在大寨资料室，外人不能借阅。在当时，大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政治标杆，自它成名以来的十多年中，先后有710万人前来参观学习，全国性的农业会议多次在这里召开，“学大寨就是走社会主义大道，不学大寨就是搞邪门歪道”，几乎是一个政治共识。可是，不得其门而入的吴敬琏却从所见所闻中窥见了“神话”的阴影。  
　　首先，大寨的泛政治化倾向非常严重。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把大寨经验归结为阶级斗争抓得紧，叫做“斗一步，进一步；斗十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陈永贵在大寨组织了“天天学小组”，要求农民每天学习领袖语录，宣称“天不下雨不要紧，毛泽东思想就是雨”。根据报纸上的经验报道，毛主席的思想光辉不仅可以普照集体的行动，而且还能深入到农民的家庭以致人的身体内部。比如一位社员得了疾病，在万般痛苦的时候，他就在学习小组里面背诵毛主席的著作《纪念白求恩》，他自称没有文化，但却已经精通用大量朴素的言辞表达一种最革命造作思想，他说“千服药万服药救不了我的命，毛主席的宝书治好了我的病”。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最要紧的，就是要与党支部保持一致，吴敬琏等人到昔阳不久就听到了一个故事，说是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因为怀疑大寨田亩丈量不实而被驱逐。因此，在昔阳编写各种宣传大寨作品的创作人员都互相提醒，不要触了陈永贵的“逆”。  
　　吴敬琏在昔阳住的时间长了，便与当地人熟悉起来，渐渐听到了一些对陈永贵的议论。  
　　议论得最多的一件事，是陈永贵为他第二任夫人的前夫、一位强奸女学生的校长翻案，还在几年的时间内把这位前校长的弟弟从一个公社书记提拔为省委副书记。他的儿子陈明珠更是一个名声不大好、人称“陈衙内”的人，开会讲话，即便照稿子念，也常常让人一头雾水，不知何言。据称在陈氏炙手可热时，他的亲友中变身为官的多达百人以上。  
　　议论得多的另一类是陈永贵在政治斗争上的娴熟技能。他对于“文革”派仗中的对立面，以及反对过自己的人都予以无情镇压，甚至曾巧用一些政治运动事件，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赶出了山西。这些都绝不是一个种田出身、老实巴交的农民所能为的。陈永贵的种种行径使吴敬琏想起吴晗所描画的朱元璋，他对陈的评价是，“如果早生200年，这个人完全可以当皇帝”。  
　　为了寻找大寨的历史资料，吴敬琏设法从陈永贵直属的《大寨红旗》写作组借到了过去的剪报资料。在阅读过程中，掉出一张夹在其中的图表，竟是1973和1974年大寨的收入分配清单，据上面记录，这一年大寨收入中只有40%来自粮食，40%来自两辆卡车的运输获利，还有20%来自其他副业。这一发现非常让人吃惊，因为根据陈永贵等人的宣传，大寨是从来只种粮食，而绝不跑运输，也不搞工商业的，他们管这叫做“庄稼搅买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分配清单显示的情况显然与此不符。  
　　特别令人吃惊的是，1976年春节以后，陈永贵的政治态度变得异常鲜明起来。在江青集团与邓小平的斗争中，陈永贵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江青一边。为了公开表明这一新的政治态度，他在昔阳建立了一个《大寨三十年阶级斗争史》编写组，下令在半年的时间内将大寨发展的历史重新写一遍。从这本书的编写提纲可以看到，它不但只字不提陈永贵过去口口声声最爱戴的周恩来，还大肆吹捧江青和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此外，还说“贾进才三让贤”并无其事，贾承让则被说成是“右倾保守分子”。  
　　1976年开春，学部哲学所又派来一个编写组，写一本叫做《大寨哲学》的宣传读物，编写组里的许多人，例如社会学家陆学艺是吴敬琏的老熟人。在向哲学所的人介绍自己的经验时，吴敬琏说道，对大寨提出的一些口号要慎重对待，譬如“庄稼搅买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大寨自己就未必是按照这一口号干的。他讲述了那张分配清单上的情况。  
　　这一下子，他捅了一个大大的马蜂窝。当时的政治背景实在是非常凶险，这年的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3月下旬至清明期间，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行动。民众对极“左”路线的愤懑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宣泄，一首匿名诗歌迅速风靡全国—“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诗句犀利，直指“反周”的江青、张春桥等人。这场群众行动被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复出3年的邓小平成“幕后主使”，再次被打倒。在那时，昔阳县委摆出了坚决与“右倾翻案风”斗争到底的架势，对“大寨红旗”的怀疑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在“四五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陈明珠在对昔阳的几十个“写作组”、“摄制组”成员训话的会议上声讨说：“我们这里也是不平静的，阶级斗争也很激烈，有人专门找大寨的毛病，攻击大寨，他是哪个司令部派来的？”  
　　在昔阳县“拥护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决议”的群众大会和民兵武装游行之后，《大寨政治经济学》编写组就被“礼送”出了昔阳。  
　　从现有的材料看，吴敬琏是第一个公开怀疑大寨经验的经济学家。经历了10多年的苦难磨炼，从劳改队中“死里逃生”的他显然有了别样的勇气，对大寨宣传的大胆质疑，其实印证了他此前对东方专制主义的研究与拷问。

李旧苗

1986：单项推进，还是整体配套

吴晓波


    自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已成当时的共识，然而，市场化的改革到底该走怎样的路径，如何在公有制条件下引入市场机制，却成了接下来的争论焦点。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有一句纲领性的文字是：“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价格体系的改革则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那么，“中心”与“关键”有没有先后，如果有，又是谁更优先？《决定》没有明确定义。由此为分野，在中央决策层仍然存在着很不相同的见解，相对应地，理论界就形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流派，一个是“企业主体改革派”，一个是“整体协调改革派”，两派观点各有出入，一时形成了混战之势。
    双方主将，一是厉以宁，一是吴敬琏。
    一
    在中国经济学家中，厉以宁是最早提出企业改革必须走股份制道路的人之一，因此，他被称为“厉股份”。早在1980年4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与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工资座谈会上，他就提出应该用“新型所有制”——股份制，取代传统国有制。在设计改革总体思路时，厉以宁认为，应以企业制度的改革为主线。
    1986年3月，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提出“价税财”配套改革的方案，并责成建立经济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负责价税财配套改革的方案设计。4月，厉以宁明确提出反对当时拟议中的价格改革，主要的理由有三个：第一，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不是市场均衡体系，企业仍不是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价格机制扭曲，市场体系和功能均不健全，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从而导致商品短缺，因此，设计未来的改革方案，不能以价格为突破口。商品价格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生产要素的价格又以所有制为基础，因而价格说到底，是市场当事人之间转让所有权的交易条件，没有有效的所有制结构，就不可能有对企业和消费者都有效的财产权利关系的约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合理的价格体系。第二，在短缺经济中存在较多的数量配额的条件下，力图以放开价格来自己经济趋于稳定增长是不现实的，这一点已为东欧改革实践和西方经济运行事实多次证明；第三，商品经济下的价格制度，与其说是中央政府放给企业的，还不如说是企业真正成为商品生产者之后自我创造出来的。
    因此在厉以宁看来，市场定价制度的实现，只能是企业改革的归宿，而不是企业改革的突破口。作为全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必然是企业制度本身的重新改造，即“建立真正自负盈亏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由这些论述可见，厉以宁的“非均衡理论”与他对股份制的倡导是互为犄角、自成体系的，有着内在的理论逻辑。
    在清晰地阐述了自己观点之后，厉以宁接着说明了企业改革的具体办法，那就是通过“先包后股”、“先股后包”、“又股又包”或“只股不包”等办法，把企业改造为“真正自负盈亏的公有制企业”。到了之后的1988年，他所领导的北京大学课题组向国家体改委提交了一份《1988-1995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纲要》，提出了更明确的改革时间表，建议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用八年左右的时间，明确企业产权关系，实现企业的公司化。
    二
    在支持整体配套改革的阵营中，情况似乎要比厉以宁方面复杂一点。即便从学派的名称上也可以窥见一二，厉以宁将之称为“价格改革主线派”，而吴敬琏则自称为“整体协调改革派”。
    吴敬琏在耶鲁期间就日渐形成了整体改革的思路。在他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体制体系，因此，他所提出的行政性分权与经济性分权区分便是市场取向整体改革理念的某种体现。归国之后，他的这一思路更为坚定，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靠“单兵突进”的企业改革是难全其功的，因此必须整体思考，配套进行。据此，他在1985年7月讨论《中共中央七五建议（草案）》时提出了企业、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个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以后一直坚持这样的主张。
    跟厉以宁一样，吴敬琏也清晰地表达了他对靠“放权让利”搞活企业的不同意见。1985年7月15日，他在《中共中央“七五”（1986-1990）建议（草案）》座谈会上发表《单项推进，还是配套改革》的发言，他说，增强企业的活力，无疑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搞活企业是否就是改革的全部基本要求，以及单靠“简政放权”是否就能搞活企业，都是值得怀疑的。从过去一年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看，单项突出“松绑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效果似乎不太理想。
    分析到这一层面的时候，我们看到，吴敬琏与厉以宁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均认为，1978年以来实行的放权让利改革无法建立起有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在这一点上，他们彻底超越了孙冶方。而接下来，他们的逻辑出现了叉路口，厉以宁认为，尽管放权让利不行，但是以企业改革为主线的方向是正确的，所以要搞股份制，也可以兼容企业承包；而吴敬琏的意见则是，单搞企业改革，无论什么方案，都是不足够的，因为，“如果企业不是在竞争性市场的约束下进行经营活动，没有竞争压力，无论建立怎样的企业制度，企业都不可能真正具有活力。在80年代中期，民营企业的产值已占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轨制的价格扭曲现象不作根本改变，就会形成国企与民企之间的不平等竞争，权力寻租和腐败必然滋生，市场化环境的建立无从谈起”。
    这就是分歧的要点所在，厉以宁认为要改企业本体，吴敬琏认为还要改企业的生存环境。
    三
    在经历了多次的政策辩论后，1986年3月中旬，国务院领导采纳了“整体协调改革派”的意见。为此，在4月份正式成立了一个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简称“方案办”），共约30多人都是从各部门抽调来的精英骨干，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担任，办公室主任为高尚全（在高出国考察期间由国家体改委主任安志文直接领导），杨启先、傅丰祥、姜习和吴敬琏等六人为副主任，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北海桥边上的工字楼里，吴敬琏是方案的主设计人之一。
    很快，到4月30日，方案办就拿出了一个配套改革的详尽方案，其中涉及价格、税收、财政、金融、贸易和企业改革等多个方面，当日，方案送交国务院。
    然而，这个方案却一波三折，最终被束之高阁，其原因非常复杂。
    在理论界，厉以宁表达了鲜明的反对立场。就在方案办递交了配套改革方案不久后的5月份，厉以宁参加北京大学“五四”科学研讨会，面对上千名听众和众多媒体记者，他说：“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则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自己的论断，他还对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进行了十个方面的比较，他谈到，“企业是被迫卷入价格改革的，但却很有可能自愿加入所有制改革的试点”、“所有制改革实际上不需要经济成本，或者成本非常低”、“价格改革是较低层面的改革”等等。厉以宁似乎一直把论战对手的政策主题限定为“价格改革”——很多年后他仍然将对方称为“价格改革主线派”，他没有对吴敬琏的整体配套方案提出挑战，只是说“价格改革很难同其他经济改革配套”。
    在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和行政职能部门内，反对的声音也不小。
    一些人认为，这个方案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不可行，因为价格、税收、金融和财政的配套改革要求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种环境。同时，配套改革意味着巨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它不能给所有人带来好处，因而可能会遇到社会阻力和政治风险。另外一些人说，这个方案脱离实际，理想化，是一群书生躲在书房里从书本本里琢磨出来的东西，因而不可行。也就是说，有相当部分人担心改革的风险过大。
    除了上述两种观点之外，一个更大的质疑来自对企业改革战略的讨论。
    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巨大成功，因而在整个1980年代，它被认为是中国改革最重大的经验，很多人认为，改革就是“一包就灵”，只要把承包制引入到企业改革中来，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有人甚至提出“承包制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本体制”。它在决策层也有很大的市场。即便在方案办内部，也存在着分歧，据吴敬琏在口述史中回忆，整体配套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形成后，原本应由安志文和高尚全签字上报国务院，而当时，高尚全不在家，安志文则倾向于企业改革优先，对价税财配套改革持有保留意见，所以，这个方案初稿是由他签字上报的。
    另外，在企业界和地方政府两个方面，反对取消价格双轨制的声音也浮现出来。首都钢铁公司的领导人给党中央上书言事，认为改革应当“以承包为本”，离开了企业承包制，改革就背离了正确的方向，国务院搞的改革是 “反改革”。 据吴敬琏回忆，当时很多国有企业都是拥护承包制和双轨制而反对价格改革的。一次，方案办在上海召开调研会，几位大型国有企业的厂长们说，如果价格放开了，我们拿不到调拨价的原材料，成本就会上去，企业就会亏损，所以，价格不能放。
    地方政府的反对主要是针对分税制。因为这一制度一旦推行，地方的财税自主权明显就会减少。吴敬琏回忆说，原先以为沿海会反对，田纪云出了一个“保基数”的主意，也就是保证既得利益，没有料到，内地政府也反对，因为他们的自由裁量权也会受到很大的约束。
    四
    这就是发生在1985年到1986年之间的那场著名的政策辩论。
    日后，我们将看到的事实是，吴敬琏参与设计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被整整“雪藏”了6年，1987年底，他结集出版《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一书，到1993年，这个方案被中央重新采纳，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
    在很多年后，厉以宁和吴敬琏都宣称，在这场大论战中，自己的观点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
    厉以宁方面说，发生在1988年的物价“闯关”失利，正是“价格改革主线派”闯下的大祸。如果在1986年就坚决地推广股份制，中国改革将别有一番局面。
    吴敬琏方面则认为，正是因为放弃了积极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中国丧失了大步推进改革的时机，才导致了后来几年的改革被动，以致于发生了198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他在口述史中说，田纪云后来“跟我说过不止一次，说如果当年干成了，那后来好多事情就不会发生，因为，1986年的改革条件还是相当好的”。在吴敬琏看来，这场争论更深刻的含义，是两种改革路线之争，其核心是保持、强化还是铲除寻租活动的基础。
    对于他们所争论的焦点，在后人看来，都已是课堂上的教案。中国的经济改革如同一盘不得悔棋的伟大棋局，谁也无法回到过去再次复盘，甚至，在后来的时间段里，即便再重新找回当年的思想，也因时空的斗转、条件的变幻、民众预期的不同而失去了现实的意义。不过，这场大论战也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吴敬琏和厉以宁。这一场发生在两个“1930年出生的江苏人”之间的“战争”，是他们在中国经济理论界成为领袖级人物的成名之战。

李旧苗

对泡沫破灭的预言


吴晓波




    2000年1月24日，是吴敬琏70岁寿辰。
    早在一年前，他的朋辈和弟子们就开始筹划祝贺之事。当时吴敬琏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学术访问，他发回电子邮件表示，“大家的心意我是很感激的，但不要搞对我个人的歌功颂德，最好的形式是大家聚在一起，对我们共同的改革事业（不是个人的成就）作一次系统的回顾和展望”。经过讨论，朋友们同意以举办学术研讨会来表达对他的敬意，同时出版一部经济论文集，来纪念他在半个世纪中的辛勤耕耘。
    这场研讨会是在2月26日召开的。据时任国家体改办副主任的李剑阁回忆：“来自学界、政界和企业界的宾朋满座，盛况空前。代表各个学术流派和各种观点的与会演讲者不仅发表了高水平的论文，进行了无拘无束的深入讨论，而且以真挚感人的语言，对吴敬琏的道德和文章作出了恰当的评价。会议气氛浓烈，会后人们的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
    就在这场祝寿研讨会的7天后，3月4日，吴敬琏突然扮演了一个“黑色预言家”的角色。当时正在召开全国“两会”，这一天，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的吴敬琏在一次与记者的即兴谈话中，对如火如荼的网络经济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目前香港和内地都在炒作网络股，它对高新技术产业利少弊多，传媒最好不要推波助澜。”他认为，“在中国，现在上市的网络股没有几个是真正意义上的网络股。”没有想到，他的这一讲话引来了证券界和网络界人士的强烈反击。
    这已经不是吴敬琏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抨击中国资本市场的混乱现象。早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他就对记者抱怨说：“在规范的证券市场上，一般有两个渠道可以来钱，一个是投资回报，另一个来源靠价差，价差就是钱在几个人的口袋里转，在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很容易出问题。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根本就不是一个有投资价值的场所。由于制度不规范，股市由少数有权力、有后台的所谓‘庄家’支配，他们赚的概率很高，一般的投资者，就是给人垫背。”当时，吴敬琏还提出了一个倡议，他说：我向诸位媒介呼吁，我们能不能来一点小革命，把“股民”这个词革掉。我非常反感传媒用“股民”这个词。什么叫股民？他是股东，他是“东家”。在中国的语汇里，因为长期的封建社会，这个“民”，相对应是“官”，意思就是低人一等，这个不是市场经济的概念，市场经济一定要树立一个概念，这个股东，他是“东家”，而“不是可以任意鱼肉的小民”。
    吴敬琏当然不是第一个对股市提出批评的人，他想要把“股东”和“股民”分开来的建议，在很多人听来也就是经济学家爱嚼字眼儿的表现，因而，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可是，这次不同了，因为他把矛头直接对准了股市上炒作“互联网概念”的行为。他举例说，最近股价暴涨的上海梅林，其实是做食品的，只不过有一个网址可以在网上买卖，就把它与新经济连起来，这未免太过勉强。最后他用一种很恳切的口吻说：“中国的新经济八字还没有一撇呢，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吴敬琏的这段话好像在一盆正熊熊燃烧的火焰上，兜头浇下了一瓢冷水，当即溅出四射的火星。第二天，各大媒体及门户网站都发出了新闻：“经济学家吴敬琏给网络股泼冷水。”
    在当时许多人看来，吴敬琏的言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互联网技术从实验室走了出来，日渐成为一个勃然兴旺的新经济。在之前的10年里，它让美国重新回到了全球经济领头羊的地位。就在1999年12月，主要以互联网公司股票构成的美国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正逼近5000点，而在1998年7月它才刚刚跨越了2000点大关，市场的繁荣把人们对互联网的热情推到了沸腾的高度。在中国国内，新浪、搜狐和网易等门户网站如日中天，一个新的时代似乎刚刚拉开了华丽的帷幕。
　　可是，吴敬琏偏偏要说这个“帷幕”上爬满了跳蚤，他的言论遭到了嘲笑和批驳。有人为“泡沫”欢呼，说“没有泡沫的啤酒不是好啤酒”。两位网络观察家撰文反击，并在网上放了一个10万字的资料，号召大家起来批驳吴敬琏的“泡沫论”。在论战中，甚至连他70岁的年龄也被拿来当话题，年轻人们用嘲讽的口吻写道，“未来属于你们，也属于我们，但归根到底属于我们……知会并要求您上一上互联网，来与我们共同感受大时代涛声的澎湃！”2000年3月9日，纳斯达克指数赫然突破5000点，举世一派欢腾，吴敬琏的声音愈发显得好笑和荒唐。
    这位倔强的经济学家决定应战。他很快写出了《互联网：要发展还是要泡沫》一文。他直言：“有人说，股市泡沫有利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在‘新经济’的时代，网络股的泡沫不会破灭，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吴敬琏不但不反对中国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包括互联网产业，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烧友”。他反对的是资本市场中的炒作行为，“对于不强调真抓实干，而是爆炒‘高科技’、‘网络股’等概念以吸引大众跟风入市，促成股价上升，就不能不怀疑醉翁另有他意了”。进而，他对美国当下的网络热也提出了自己的警告，“最近9年来，在信息产业、基因工程等高技术产业的带动下，美国经济持续高涨，股价也一直在上升。这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担心，因为按照过去的规律，长时期的高速增长预示着通货膨胀的爆发和金融市场的崩溃……当前美国经济既有‘新经济’的内容，也存在‘泡沫’的成分。”
　　3月17日，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时政周报《南方周末》刊发了吴敬琏的这篇文章，不过题目被改成了更具有刺激性的、在他看来有点逻辑不通的《要制度还是要泡沫》。同时，报纸也配发了网络观察家方兴东和姜奇平的反驳文章《致吴先生：别给网络泼冷水》。他们针锋相对地写道：“吴先生的观点，有将新经济与网络股割裂之嫌……不能割裂经济整体与风险资本市场的内在联系，把部分网络股公司的淘汰，直接等同于泡沫。而且现在给美国的‘大多数公司’判处死刑，更是过于轻率。”
　　这场论战顿时溅起漫天喧哗，各路媒体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追踪报道。这也是吴敬琏第一次与政界和经济理论界之外的人士展开论战，而且他的对手竟是他无比呵护和喜爱的年轻人，这让他不免有点沮丧。在他看来，网络经济当然应该大力鼓吹，但是，现在的人们把“网络经济的发展”和“网络泡沫的膨胀”等同在了一起，这是让他无法接受的，而更糟糕的是，那些与他争论的年轻人们也总是把这两件事搅在一起。他对助手柳红说，这是一场莫须有的“论战”，让大众围观这样的“论战”，实在是一种浪费。
　　4月13日，新浪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正式挂牌交易，融资6000万美元，国内舆论为之雀跃欢腾。然而，几乎就在同时，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从4月起，一直高傲地一路上飙的纳市在毫无预兆的情形下突然调头下坠，综合指数在半年内从最高的5132点跌去四成，8.5万亿美元的公司市值蒸发，这个数值超过了除美国之外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年收入。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用黯淡语调评论，“泡沫破灭了，经济陷入了衰退，这种结果的发生是无法避免的-建立在虚假根基之上的喧嚣的90年代，最终将走向终结”。
　　就这样，吴敬琏又一次“不幸而言中”。这位不久前还被认定“落伍”了的经济学家，“意外”地成了一个准确预言了全球网络破灭的“黑衣魔术师”。
　　5月12日，吴敬琏参加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的活动，作完演讲后，当即被记者团团围住。人们十分好奇的是，他到底是在哪只“水晶球”里看到了网络泡沫即将破灭的景象？吴敬琏的回答似乎没有完全满足他们的好奇，他似乎仍然沉浸在两个月前的那场争论中，他说，“有人说，新经济和旧经济完全不一样了，你们那些经济学家和那些经济学没有用了，现在叫做注意力经济、眼球经济，只要吸引眼球移动就一定能成功，这个我不相信。我并没有给网络泼冷水，我是给热炒网络股泼冷水。”
　　2000年，对于70岁的吴敬琏来说是难忘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他的影响力超出了其所研究的经济学专业领域，成为一个广受瞩目的公众人物。年初，他因为预言网络泡沫的破灭而成了一个“明星预言家”。到年底，他又因一个重大事件而站在了公众舆论的“风暴眼”中。
　　10月，《财经》杂志刊登了一组封面调查《基金黑幕》，将中国股市中的“基金神话”一下子刺破了。这个“说真话的孩子”是一个28岁的无名小卒赵瑜纲，他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的研究人员，为了对基金管理的现状做一个例行的调研，他以1999年8月9日到2000年4月28日为区间，对国内10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22个证券投资基金进行了追踪，将它们在上海证券市场上大宗股票交易的汇总记录细致分析，写出了《基金行为分析》和《基金风格及其评价》两份报告。就是在这两份报告中，赵瑜纲披露了投资基金大量的违规、违法操作事实。报告是在5月份形成的，很快就以非正式的方式流传到了社会上，并最终落到了被证券界一些人称为“最危险的女人”、《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的手上，在她的坚持下，《财经》以选编的方式刊发了赵瑜纲的报告。
　　此文一出，顿时平地掀起千重巨浪。10月16日，被点名的10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发表声明，指斥《基金黑幕》一文以耸人听闻的形式刊发颇多不实之词和偏颇之论，它们自称：“中国的基金公司已经是国内监管最严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资机构之一，《基金黑幕》依据的资料数据采样不准确，研究方法不科学，对基金的交易行为的判断与事实严重不符。该报告的作者和《财经》严重违背了新闻客观、公正的职业操守，对中国基金业两年来的试点成果给予全盘否定，是可忍孰不可忍。”10家基金公司因此强烈表示要追究作者和媒体的诽谤责任。被质疑职业操守的胡舒立毫不退缩，她当即在3家证券报上发表声明，称《基金黑幕》资料具有正当来源和可靠依据，符合客观、公正的事业原则。
    当时，国内经济学界一片噤声，而众多的财经媒体或因利害关系或因真相未明而不置一词，舆论一时间空前压抑。就在基金公司发表声明的10多天后，10月29日，吴敬琏接受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的采访，谈了他对“基金黑幕”的看法。
　　吴敬琏说，“第一，10大基金这个声明说是多处不实，但它没有举出来最基本的核心的事实是不实。对倒、倒仓这些活动，我想是《财经》这篇文章最主要的指责、指控。因为这是一个触及《刑法》的问题……操纵市场是刑事犯罪。第二，怎么可能10大基金公司共同互保？难道他们之间互相的账在他们内部都是公开的吗？他们的操纵行为都是互相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吗？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10大公司本来各个之间是竞争对手嘛。而且法律上说他们不能够串谋来进行交易活动，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怎么能够互相证明呢？如果这个证明是有资格证明的话，那肯定就是说他们在交易活动中完全是共同商量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就是违法行为了吗？”
　　记者接着追问：“就算是基金管理公司出了一些问题的话，按照您的说法这笔账应该记到谁的头上？”
　　吴敬琏坦率地直指监管当局，他说：“一个市场，如果普遍地违规违法，那就要考虑了。这个环境引诱人们走向违规违法，那么就是有关当局都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说首先是监管机构，然后是司法机构，那都是负有责任的。当然比如说行业的自律，还有我们的传媒，我们都是有责任的，有的是有行政责任，有的是法律责任，有的人是一种道义责任，包括经济学家。我们都是一个社会人，在这里面你是鼓励让这个市场正常化起来，你是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还是在帮那些违规违法、自己当了暴发户而把中小投资者套住了、坑了的人，你是站在哪一边？”
　　那段时间里，有关方面正在隆重纪念中国证券市场恢复10周年，歌颂和总结的文章正层出不穷。《财经》对基金业的揭黑以及吴敬琏的呼应，无疑让部分管理高层人士很不舒服。吴敬琏多年的学术搭档周小川于2000年2月刚刚调任证监会主席，他提出“资本市场要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而一些人则对此攻击说，“规范，规范，再规范，就会搞垮中国资本市场”。日后吴敬琏回顾自己之所以挺身直言时说，“《财经》发表《基金黑幕》之后，公众表达了极大的关切和义愤，但揭开还是捂住黑幕的交锋还处在对峙之中，人们便期待着经济学家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我接受了中央台的采访”。
　　中央台的节目播出后，在全国产生了震动性的效应。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吴敬琏连续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在与《南方周末》记者陈涛的对话中，他颇为激烈地说：“在某些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人看来，证券市场的功能就是为获准上市的企业圈钱解困。对于另一些懂得金融市场交易特性，又有某种权力背景的人来说，则把它看作一个可以进行违法违规操作而不会受到惩罚，从而从中小投资者（他们往往被某些人轻蔑地看作可以任意宰割的‘股民’）口袋里大把掏钱的良好场所……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坑害中小投资者的活动愈演愈烈，以致简直成了市场活动的常规，证券报刊的习惯用语。中小证券投资者对这种情况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他们郁积于胸间的愤懑之情，只要看看《基金黑幕》发表以后投资者在网上发表的言论，就可见一斑。同时，不止一篇良心未泯而又勇于仗义执言的证券业从业人员揭露黑幕的文章，也印证了受害的中小投资者所言非虚。”
　　吴敬琏的参与让“基金黑幕事件”顿时升温。12月4日，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接受采访，表示欢迎媒体对证券业、资本市场发表意见，对于调查属实、确有证据的违规行为一定给予依法处理。据后来的调查结果显示，10家基金公司中，除了两家，其余均被发现存在“异常交易行为”。
　　吴敬琏的勇敢和率直让他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在此之前，在公众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居于庙堂之上的“体制设计者”，而此刻，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吴敬琏出现了。
　　2000年12月，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评选“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由100位经济学家和50位知名财经记者共同组成的评选委员会选出了10位表现最活跃的“年度人物”，他们是吴敬琏、柳传志、田溯宁、梁定邦、彭作义、周厚健、张瑞敏、张宏伟、求伯军和王石，在10位当选人中，吴敬琏唯一以学者的身份入选，并获得了“年度人物”第一名的大奖，在网络票选中他遥遥领先，排在“人气排行榜”首位。
　　在获奖者专访中，主持人问白发苍苍的吴敬琏：“我们曾经把冰心老人称作是‘中国文坛的良心’，那么现在也有人把您称作是‘中国经济界的良心’。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经济’这两个字无处不在。大家都在讲钱，都在讲创造财富和盈利，良心这两个字有什么用处？”后者答道，“中国老话就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市场经济它需要一个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没有这样一种信任关系，如果靠尔虞我诈是发展不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在专访的最后，主持人颇有感慨地说：“旧的一年过去，好在我们把良心留下了。我们也许不需要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我们需要敢讲真话、讲实话的经济学家。”
　　12月29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记者潘园对吴敬琏的专访，题目是《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吴敬琏直言，“我感到不满足的是，1984年以后一些方面的改革仍然进展太慢”。
    他说：“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的基本道路。其后的党代表会议要求在‘七五’（1986~1990年）期间建立起商品经济的基本框架。这个任务没有完成。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那时到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市场经济的有些重要架构，例如现代金融体系，还有待建立。阻碍改革推进得更快的一个因素是旧的意识形态的障碍，但更重要的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
　　在这段时期的文章和言论中，吴敬琏一再提及“既得利益集团”和“权贵资本主义”这两个名词，这在几年前是罕见的。他认为，“改革确实会带来痛苦，但这些痛苦并非都来自改革自身，而是来自改革以外的东西。其中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人为的，不客气地说，有人就是要在里面搅，想浑水摸鱼”。
　　他对记者谈到，在我看来，现在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有人打着“维护社会主义”的旗号来打击改革；也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来反对改革。改革的阻力既来自旧观念，更来自既得利益。而与改革背道而驰的既得利益，有的产生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有的来自前期不规范的改革。例如，在规范化的基础上发展证券市场要求，就受到一些人的反对，说这是“打击新生事物”。有些人说这种话的原因是不了解经济学的道理和事情的真相，但是，也有些人对事情本身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们这样说，只是因为代表着一种利益。这种打着“改革”的旗号反对改革的说法和做法危害甚大。第一，它延缓了建立规范化市场经济的进程。第二，使受到这类不正常行为损害的人们误以为这种不正常状态是改革带来的，从而产生对改革的反感和对立的情绪。而这些人正是我们要为之寻求公平的对象。
　　在解释什么是“改革的大关”时，吴敬琏是这样回答的：“现在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就是因为体制未改的国有部门还支配着一些重要资源的主要部分。这是当前许多困扰我们的经济问题的一个总的根源。”
　　据此，他提出了“目前在经济改革方面需要重点解决的四个问题”：
　　其一，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调整所有制结构；其二，尽快解决私营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其三，市场经济的支持性系统亟待建立，主要是金融系统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其四，要确立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要确立法治。要使老百姓知道自己拥有哪些权利，并使他们有足够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要让官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照法律行使自己的职权，并受到法律的监督。
　　就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刊出的第二天，12月30日，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为吴敬琏做了一个专场，主题是《感受吴敬琏》。这是全国观众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一位真实的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形象和表现符合他们对“经济学家”的某种想象：一位温和的儒雅长者，充满了智慧和责任感，面对公众时稍稍有点拘谨。
　　主持人沈冰问：“我不知道吴老师您在参加那个颁奖晚会（指刚刚举办过的年度经济人物颁奖晚会）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作为一个学者也能够站在聚光灯下？”吴敬琏很诚实地回答说：“像我们这种当老师的或者做研究工作的碰到这种场面有点手足无措，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怎么会在点击率上得了那么高的票数？”
　　主持人问：“那您觉得您为什么人气会这么旺呢？”吴答：“也许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的折射，普通的大众投资者声音太小，他们说话的舞台缺乏……也许至少岁数大一点，也许可以说得更多一点。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经济学家的本分。”
　　接下来提到了“基金黑幕”。主持人问：“对于这样一个事情，您为什么一定要站出来说呢？”吴答：“我一听说我们的电视台和一些报刊想要请我们经济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人发表意见，但是他们都有很大的顾虑，我觉得这是非常不正常的。”问：“您那个时候有顾虑吗？”答：“马克思说过，利益会把仇神招到战场上来，这是意料中的事，断人财路嘛。你选择了这个职业，你是经济学家嘛。我们经常说，经济学是一种实证的科学，就是说，它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它是什么’，这是经济学家的基本职业道德。”
　　在观众提问环节中，问：“咱们国家现在全面炒股，这种情况，对国民生活将会带来什么影响？”
　　吴答：“资本市场要扩大，应该要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直接投资，应该说是好的现象。但是全民炒股，讲的就不是投资了，我看是不正常的。这说明我们没有为我们的大众，提供一个好的投资机会……我们没有给我们的大众准备这样好的投资场所，所以他只有在股市里面看涨落，希望通过这个能够得到回报。炒作过程中，赚钱的人赚的是谁的钱呢？他不是在生产发展中创造财富得来的钱，而是从别人的口袋里转到他的口袋里，靠这个炒作来让一个民族富起来，这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是不可能的。美国有个经济学家叫加尔布雷思，他说美国人特别健忘，20年前被崩盘咬了一口，过了20年又忘了。我们这个忘性更大，几个月就忘了。”
　　《北京青年报》的一个记者谈了她对吴敬琏的感受：“我第一次接触吴敬琏教授是在1991年。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去采访他，以后上‘两会’，每年我都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见着他被记者围追堵截的那个情况，我对他的印象是：他的嘴对着领袖的耳朵，但他的脚站在百姓的中间。”这段话在现场激起了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
    吴敬琏看上去非常腼腆和谦逊，他显然不习惯这种热烈的、被追捧的场面。这时，他谈到了顾准：“首先我要说我不是先知先觉，这两天好多人都问我你怎么先知先觉，早就知道这个网络要崩盘，我只不过是注意各种事情，另外用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各种现象，如此而已。我自己在相当长的时候，可以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晚期吧，才稍微懂得了一点道理。我的老师、朋友顾准说的，要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那样去解剖这个社会经济关系。”
    这是一场充满了温馨气息的电视访谈节目，女主持人现场播放了一段交响乐，吴敬琏马上听出，这是捷克作曲家贝多伊齐·斯美塔那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的第二乐章《沃尔塔瓦河》。他告诉观众，和老师孙冶方特别喜欢雄壮、战斗的贝多芬不同，他更喜欢“舒缓一些的音乐”，比如莫扎特，“我喜欢他的钢琴奏鸣曲，因为我们这种职业常常处于激烈的辩论，而且这种激烈的辩论，它常常又有利益的背景，所以它就比较紧张。莫扎特对人类的善意，能够让你平静下来，从人性的角度说，莫扎特很有深度……他对这种人性的解释，我觉得非常能够使自己心平气和起来。有的时候在什么辩论会上，不管是经济学家吵架还是跟领导激烈辩论，这种时候打开来听一听。”
　　节目的最后，细心的沈冰发现，“吴老师的生日就是在1月24日，也就是我们国家的农历初一。”她代表栏目组和全国观众，将一盘斯美塔娜的《我的祖国》音乐片送给了吴敬琏。
　　这一节目在观众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但是也有人批评说：这个节目吹捧了一个人（指吴敬琏），这个人又吹捧了另一个人（指顾准），应该停播。看来吴敬琏是犯了某些人的忌讳了。
　　2000年12月31日，吴敬琏是在书桌前度过的。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他一直在编辑一部作品集，书名是《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现在，校订已经完成，初步决定下一年开春交由三联书店出版。在2000年的最后一天，他坐下来写了一篇序言。近段时期传媒对他的赞颂和嘉奖，以及前一天录影现场的其乐融融，似乎都没有让他的心情变得轻快，相反竟还有点黯淡。
　　他写道：“当我在2000年年初着手编这本集子时，心情确实有几分沉闷和沮丧……从经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可以说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特别使人沮丧的是，我们不得不继续谈论5年前我就已提出的问题，例如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日益猖獗的腐败，经济关系的混乱与失范，改革过程中财产再分配的严重不公，以及金融诈骗、股市泡沫、公权不彰、法治不行等等。”
　　从1950年春天进入南京金陵大学经济系求学至今，吴敬琏在经济学领域已经浸淫了整整50年，他由一个青涩的激进青年成长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可是，他对自己满意吗？
　　在序言中，他竟有点自责地写道：“经济学在改革中的作用发挥得怎么样？我总感到，在这迫切需要经济学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推动改革前进和在改革过程中尽力保护大众利益的时候，我们做得很不够。这固然有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也与我们自身的努力不够有关。所谓努力不够，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是学识方面的……另一方面的缺点，则是没有能够在改革这一巨大社会变革中实现自己作为社会良知的职能。”
　　他写完这段文字的时候，当然不会料到，序言中的很多内容将很快面临考验。
　　书房之外，一场更猛烈，已然酝酿生成的风暴正在不远处等待着他。

李旧苗

关于吴敬琏、柳红和吴晓波


聂辉华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给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写了本新传记，吴敬琏老传记的作者柳红写了篇书评《话语权背后的责任》。书评内容见于《经济观察报》（链接为http://www.eeo.com.cn/observer/special/2010/02/08/162693.shtml）。我觉得这篇书评很有意思，它从侧面反映了一些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
    第一，吴敬琏也有值得反省的地方。这话从作为吴敬琏助手的柳红嘴里说出来，颇有价值。吴敬琏不是神，可是除了当年的股市“四大金刚”奋起反击，我们在传统媒体上看不到任何对吴敬琏的批评。这是颇有深味的现象。
    第二，吴晓波商人的特点终于暴露了。吴晓波是记者出身，善于收集材料，但是记者的缺陷是专业知识缺乏，评论常常浮于表面。因为一本《激荡三十年》，他功成名就，然后该书所揭示的背后的深刻问题，又有几人深思过？过去，财经类报纸招聘记者只要新闻和中文专业的大学生，现在据说逐渐要经管类的大学生，这是对的。
    第三，柳红经过了人生最艰难的跌宕之后，活得比过去更透明了。批评自己敬重的著名经济学家，长者，权威人物，这是需要勇气的。在这个浮躁的市场上，柳红的批评不见得更深刻，但是起码是必要的。我们有多少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