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相：党内“怪才”柯庆施

李旧苗

“柯老”和“柯怪”
    中国共产党内素有对某人赋予“×老”尊称的习惯，例如众所周知的徐老特立、林老伯渠、董老必武等，这是以年龄、资历论的。就此而言，柯庆施也在其列，据说他当年见过列宁，而且他的早期革命经历确有老资格的一面。
　　柯庆施(1902—1965)，安徽歙县人，原名尚惠。原就读于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因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而被停学。但此挫折并没有影响他的激进思想。他在前辈、友人的关照下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继续读书，其间大量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且开始了解、探寻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后来写成的《南京人力车夫底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一面。
　　1920年8月22日，由俞秀松、施存统、沈定一(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8人发起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李达、沈定一等人曾被邀作有关演讲。就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到三个月的时候，柯庆施与陈独秀有了更深一步的来往。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柯庆施同陈独秀的通信。在信中，柯庆施赞扬陈独秀的说法“实在说的透彻”，而陈独秀也对年轻的柯庆施多加训导。随后，经杨明斋介绍，柯庆施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柯庆施离开上海去苏联。1922年1月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时，柯庆施见到了列宁，并同列宁握过手。曾有人引述毛泽东的说法，说：“毛主席说过，为什么叫他柯老，因为他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
　　1922年夏，柯庆施转为中共党员。次年，被陈独秀派回安徽负责做安庆的党团工作。柯庆施以《新建设日报》副刊编辑身份做掩护，暗中发展组织。柯庆施本身是安徽人，又善于观察总结，回安庆不到一个多月就对安徽的政治形势有了初步认知。他在给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人施存统写信时说：“此地国民党很杂琐，大概可分两派：一柏文慰(蔚)，一管昆南，但这两派都不能做真正的革命运动。惟柏派的人格较管派胜得多。他们现在因为国民党安徽支部的问题，闹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们预备将民生研究会组织就绪，以便替代他们的地位。”
　　1923年10月，安徽为响应全国声讨曹锟贿选总统运动，发动了省内一些学校开展集会活动。其中，安徽大学、安庆职工学校、安庆女子职工学校都踊跃参加，作为这次学生运动领导人的柯庆施在会上作了专门演讲。安徽军阀倪嗣冲从芜湖调来人马镇压。柯庆施安排那些被倪嗣冲通缉在案的进步学生脱离险境，其中就有后来著名的传奇人物“廖氏三兄弟”(即廖运周、廖运泽、廖运升)之一的廖运泽(当时是安庚职工学校学生)。柯庆施告诉廖运泽到广东投奔孙中山，上黄埔军校，并给廖运泽开了报考黄埔军校的介绍信，赠路费15元。
　　经过努力，柯庆施建立了中共在安庆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并任书记。大革命期间，柯庆施担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长，成功策动了太湖陈雷部起义。1927年3月，面对准备清洗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挑衅，柯庆施等人予以坚决还击，并通电斥责肇事者。1927年中共五大决定成立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柯庆施任书记，主持中共安徽临时省委工作。此间，柯庆施组织了暴动，但很快失利。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柯庆施离开安徽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被派往鄂东南从事兵运工作。先后担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红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31年夏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3年被派往张家口组织领导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工作。1933年春到1937年7月，柯庆施几乎不间断地出任军事工作的领导人，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工作委员会书记、河北省委士兵运动委员会书记、军运书记、河北省委委员、军委书记、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军事工作负责人等职务。
　　纵观柯庆施的早期政治经历，可以看出他在党务、农运、兵运、学运等主要革命活动中都担任过相当重要的角色，“柯老”之说并非浪得虚名。
　　柯庆施还有个笔名叫“怪君”。这是他自己起的。柯庆施之所以起这么一个笔名，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古者恒以喜事而名于他物，以示不忘之意。余则因时势之多奇而生无穷之悲惧。然己又乏除怪之能。故以‘怪’哉为吾名，以示不忘，而思以扫除之也。”后来有人据此叫他“柯怪”。丁玲曾经留下一段文字，叙述她眼中的“柯怪”之“怪”——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是我们在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下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
    从“挨整”到整人
    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的反击“李铁夫路线”的斗争使得河北省委代理书记孟用潜去职。在随后调整的河北省委领导班子中，柯庆施出任省委军委书记。后来，柯庆施在组织和领导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因在积极贯彻北方地区党组织提出的“建立北方苏维埃”等一系列问题上同中共张家口特委负责人张慕陶发生冲突，把张慕陶开除出党。
　　柯庆施与王明的关系一度相当不错。据王明回忆，整风运动开始后，王明的秘书把王明对他的谈话告诉了毛泽东，柯庆施闻知还专门跑到王明那里提醒王明要注意毛泽东的反应。不久，柯庆施就被列为重点“斗争对象”，李富春在会上宣布柯庆施是“反革命分子”，柯庆施遭到关押。刘少奇找柯庆施谈话，点出柯庆施的“要害”在于始终没有揭露王明。据当年的目击者回忆，批斗场面非常激烈，康生问柯庆施：“某年某月，有半年时间找不到你，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柯庆施说他想不起来了。康生又问：“上海党组织受到了极大破坏，你跑到什么地方了？”柯庆施回答说隐蔽在自己的关系家中。马上就有人要柯庆施说出这个“关系”来，柯庆施不说，就有人上来“打他的态度”。柯庆施被逼无奈，只好不开口，康生大怒：“柯庆施，你要有问必答！”还有人质问柯庆施：“你戴了黑眼镜，大摇大摆地在东安市场走，说明你政治上有依靠！”“你还背着照相机，你是地下党员凭什么敢这样招摇？”柯庆施说这些都是假的，没有的事，很快遭到围攻。柯庆施的妻子后来被逼不过，投井自杀。就在柯庆施走投无路之际，毛泽东出面干预了，柯庆施活了下来。
　　柯庆施在中共北方局任职期间，曾与刘少奇一道建议中共中央尽快采取积极措施营救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共产党人。中共中央批准了他们的建议，具体工作由柯庆施负责主办。薄一波后来认为柯庆施“在1936年营救我们出狱和1937年营救王若飞出狱中表现不错”。所以，薄一波担任华北局实际负责人后，准备提名时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的柯庆施进入华北局，遭到深知柯庆施为人的刘少奇的坚决反对。薄一波坚持使用柯庆施，刘少奇说：“那好，但后果会是严重的，你可要负责。”薄一波没有细想，若干年后终于明白刘少奇的话不是空穴来风。薄一波指出：“后来事实证明，少奇同志是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我的看法是根据一时一事的判断，完全错误。从这件事我深深感到，考核任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用错了人，一旦让他们钻到高级领导层，必然要玩弄诡计，兴风作浪、其祸患极大。”
　　1957年“反右”斗争中，翻译家傅雷因说过一些被认为是“不妥”和“错误”的话，柯庆施要把他划成“右派”，上海市作协党组负责人周而复认为根据中央划“右派”的条例，傅雷可以不划，最多是可划可不划。他对柯庆施的做法保留意见，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也支持周而复。这时，正值周扬来到上海，周而复就把傅雷的情况向周扬作了汇报，周扬也不主张划傅雷为“右派”。周而复随即同柯庆施讲了这个意见，柯庆施表示可以不划傅雷为“右派”，但是傅雷需要作出检讨。周而复很高兴，传话给傅雷让他认真准备检讨，之后还把傅雷的检讨送给柯庆施。然而，过了两天，柯庆施批示还是要把傅雷划成“右派”，柯庆施的出尔反尔让周而复抱憾终身，直到晚年周而复还说：“我失信于柯灵和傅雷，内心深深感到不安。”柯庆施之所以改变自己的意见，按照周而复的说法，一则是因为“上面认为上海划的右派太少要加强”，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柯庆施)对于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的意见不大尊重，更不高兴这些人过问上海市委的工作”所致。周而复这里所说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自然包括周扬在内。
　　上海市曾经想搞一个大煤气工程，陈云没有批准。柯庆施后来在毛泽东面前说过陈云，说陈云对下面卡得过死。20世纪50年代，百废待兴，党内对于如何抓好经济建设，大多数领导人心中并无定数，陈云出于谨慎的态度对下面要求严格一些，无可厚非。袁宝华后来回忆说，当年在北京饭店召开干部会议，陈云特别对那些在战争年代建立功勋的同志说，你们到经济战线上来不能瞎指挥啊！有人还对陈云说某某项目要出了问题，你杀了我的头。陈云当即回应，就是杀了你的脑袋，也不能弥补国家的损失。实际上，陈云并非“杞忧”，薄一波在很多会上都以山西太原榆次纺织机械厂建设厂房时打桩100多个竟有几十个不合格为例，说明一些人在经济领域中不重视程序、不重视规律的现象是存在的。袁宝华说：“那时候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抓得比较紧。”、
　　1959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本来是为了纠正“左”倾错误而举行的。不料，彭德怀的“上书”使会议突然转向，从纠“左”变成了反右。在这个过程中，柯庆施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
　　会议讨论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时，有人对其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有失有得”提出了质疑。而柯庆施已经不仅仅是质疑了。1959年7月22日，也就是毛泽东发表讲话的前一天，柯庆施对毛泽东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柯庆施还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对着毛主席。当晚，毛泽东便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的大会。可以说，“柯庆施等人对毛泽东的进言，则直接促使毛泽东下了‘反右倾’的决心”。
　　在具体批判彭、黄、张、周时，柯庆施的做法也很耐人寻味。柯庆施追问周小舟关于“军事俱乐部”问题时，径自给周小舟作了政治总结，指责周小舟：第一，你基本上同意他的信；第二，你认为毛泽东批评得太重了；第三，你只相信黄克诚，而不相信毛泽东。
    职务日益提升
    20世纪50年代，当中国经济出现“冒进”的态势时，周恩来、陈云等对此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为此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亦步亦趋的柯庆施却受到表扬。
　　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柯庆施大出风头。1月16日，他作了汇报，毛泽东也讲了一大段话。柯庆施的报告是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题目是《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对这个报告非常欣赏，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还说“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是不多也”。毛泽东还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毛泽东提出“大家都要学习柯老”。
　　1958年3月，柯庆施在成都会议上破天荒地提出：“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程度。”众所周知，极左年代推动党内个人崇拜达到巅峰状态非林彪莫属。但林彪真正开始大搞个人崇拜是从1959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而柯庆施则早在1958年便开始主张迷信领袖、盲从领袖了。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不甘寂寞的江青静极思动，开始在文艺界找“缺口”，因为在北京接连碰壁，她不得不把目光转移到上海。而在1963年1月，柯庆施“适时”地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与江青不谋而合”。江青顿感“知音”，她说：“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庆施。”
　　柯庆施的“大写十三年”的构想认为：只有写十三年，以新中国十三年的现代生活为题材，才能算是宣传社会主义。江青对于“大写十三年”是非常欣赏的，她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我要把上海当基地。”一个是来寻求支持，一个是有意投靠。于是，这两个人一拍即合，开始发难。
　　柯庆施还把他亲手提拔起来的张春桥介绍给江青，此后，张春桥成为江青在政治上的重要党羽。1963年12月25日，柯庆施亲自安排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柯庆施指出：“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适应”，“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并说这深刻反映了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柯庆施敢于这么说，自然是有来头的。
　　在观摩会之前的5月，江青组织围剿《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已经开锣。关于这篇文章的由来，江青在1966年11月28日的文艺界大会上公开说：“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这篇文章是柯庆施安排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写的，后经张春桥改定，署名“梁璧辉”。
　　柯庆施介入文艺界后很快受到了重视。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上作了重要批示。此即为后来著名的“两个批示”之一。
　　早在1958年，姚文元正式调到中共上海市委工作，柯庆施亲自点名让姚文元担任《解放》杂志编辑部文艺组组长。1964年下半年，江青搜寻批判《海瑞罢官》的“能人”，找到柯庆施，柯庆施表示支持，并且提出保密。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对《海瑞罢官》一事作了回顾，她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柯庆施的职务日益提升。1958年，柯庆施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任华东协作区主任委员。1959年兼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校长。1960年起任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61年起任华东局第一书记。196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陈云后来说过：“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听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
　　1964年初，柯庆施被发现患有肺癌，以后做了手术。1965年3月到成都疗养。4月，突发急性胰腺炎，后经医治无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