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相：习仲勋延安时期二三事

李旧苗

1936年9月，习仲勋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关中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也是伸向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触角，国共在此敏感地带常有摩擦。1940年6月起，国民党方面开始动用武力对关中地区实行小范围的零敲碎打，习仲勋针锋相对，立刻组织边区军民予以还击。1941年8月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成立，习仲勋兼政治委员，他和司令员文年生一道在彬县以北的义石村、凤王山一带与胡宗南所部激战，一举将其击退。这是习仲勋“武”的一手，他还有“文”一手。习仲勋跟随刘志丹“闹红”，自然明白“民团”的作用，这些地方武装有时候比正规军还厉害。习仲勋劝说正宁县、耀县、旬邑县、杉县等地民团头子，让他们最低限度不再与中共为敌。这招很管用，旬邑县的民团头子马宏德后来还赠送习仲勋25条枪，另一民团头子姚春桂还与中共交上了朋友。在习仲勋领导下的关中地区，先后建立了4个县级、19个区级、131个乡级抗日民主政权，管辖人口10多万。取得这样骄人的成绩与习仲勋善于挖掘、使用、提拔知识分子干部有很大关系。陈云在1939年12月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抢夺知识分子是抗战中的一个大的斗争，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胜利，谁就可能有天下。”一个“抢”字足以说明这件事的迫切，习仲勋也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大胆提拔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有人担心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右倾。习仲勋说：“怕什么！只要为了革命，为了抗日，右倾又算得了什么？”到1941年，习仲勋下辖的关中地区区委书记以上干部基本都拥有初中或以上文化程度，这在当时很不简单。习仲勋还亲自抓干部教育培养，兼任关中师范学校校长。
　　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2月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向领导经济建设受奖同志学习》，突出地表扬了习仲勋、王震、马文瑞等人。社论发表不久，毛泽东就要习仲勋去绥德担任地委书记。年仅31岁的习仲勋担心自己年轻，挑不起这样的重担，毛泽东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没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
　　1943年2月，习仲勋任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一到绥德，便遭遇了当时被看作头等大事的“整风学习运动”。康生在给绥德地委和分学委的指示信中强调当地的“整风”、“抢救”、“审干”不甚得力，特别对反对“红旗政策”，抓“红旗党”问题始终没有充分重视。由于这一定调，绥德整风的压力可想而知。
　　但绥德地区的“抢救运动”却只持续了两个多月，没有像陇东、延安等地那么持久，这与习仲勋本人有着直接的关系。习仲勋到任后很快制止了乱抓乱打的行动，对“逼供信”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作为地方领导人，他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停止“抢救运动”的，后来连他自己都被调离。他只能尽量保护一些好同志，作一点技术上的“处理”，例如将“逼供信”改为“集中起来互相揭发”，虽然也因此“使不少同志在精神上受到若干创伤”，“但总的说来，是比较稳妥的……最后对每个人的结论也是大体符合事实的”。特别是当“抢救运动”逐渐白热化以后，习仲勋仍决定给毛泽东去信，坦率谈了一些真实看法，直言“抢救运动”的错误实质，这是相当难得的。
　　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工作期间，有件大事不能不提，那就是纠正“土改”中的左倾行为。1947年开始，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蓬勃兴起。但“土改”从一开始就被左倾思想统治，其中晋绥地区的“土改”尤为酷烈，“极左风暴”甚至刮到了陕北。为西北革命作过巨大贡献的刘志丹、马锡五、曹力如、王子宜等人的家属也未能幸免于难。农村里不事生产、无事生非的地痞、流氓、“二赖子”却成了“革命的主人”，他们坐在主席台，随便指责别人是“王八蛋”，轻则殴打，重则致命。更有甚者，一些流氓无产者借口“土改”抢占他人财物、强奸他人妻女，可谓无恶不作。习仲勋很快发现了这股苗头，他在给中央的电文中明确指出：“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大声疾呼“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把一切破坏得精光”。习仲勋的认识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土改”中的极左现象被逐步纠正。
　　在长期革命生涯中，习仲勋表现出来的忠于人民、忠于真理的精神以及出色的工作能力获得了高度肯定。建国后的1952年，有一次薄一波去毛泽东处汇报工作，毛泽东特意问他：“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薄一波说：“年轻有为。”毛泽东说：“如今(习仲勋)已经炉火纯青。”
　　(作者系国际间金融合作组织协调发展委员会常任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