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相：西北“肃反”中的刘志丹

李旧苗

就在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万里长征，还没有完全确定最终的落脚点时，毛泽东向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后改为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了解陕北的革命情况。毛泽东同意贾拓夫的“红军在陕北立足扎根”的建议，指出：“我们要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前进阵地。”（周维仁《贾拓夫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这一决定让红军找到了得以休养生息的根据地，也就是毛泽东经常提及的“也是陕北救了中央”。与此同时，西北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却异口同声地承认“中央救了陕北”。这种“互救”背后的历史，就是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西北“肃反”。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北，民贫地瘠、灾荒不断。以1928年为例，陕西、甘肃两省遭遇空前严重的干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1929年春，旱情持续，百姓苦不堪言。但是，执政当局对民生的疾苦毫不以为意，为富不仁的绅粮大户囤积居奇，每斗小麦、小米的售价居然高达15块银元。天灾人祸导致陕甘的群众奋起反抗。这也为中共在西北开辟新的战场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土壤。
　　1927年，轰动西北的清涧暴动和渭华起义因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而失败，却让刘志丹这样的优秀人物脱颖而出。
　　刘志丹在渭华起义失败后认为：“南梁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有山、有梢林，又是两省边界，只要在这建立起了根据地，再步步向外扩展，就能把红旗插遍西北。”刘志丹确立南梁为根据地，成为西北红色武装割据的开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轫。
　　军事上的不断胜利让酝酿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瓜熟蒂落。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与会代表一致推举刘志丹出任苏维埃主席。刘志丹谦虚地说：“搞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我比不上仲勋同志。”（高文《南梁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在刘志丹的力荐下，习仲勋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随后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当选主席。刘志丹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始人，却从不以此自居。习仲勋回忆说：“有一次，我们经过军政学校操场时，他正领导学员作演习，见我来了，他喊了一声‘立正’口令，向我敬礼报告，要我检阅学员队伍。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我手足无措。我一向把他当作领导者，论年龄他也比我长10岁。但他却以身作则，尊重政委和政府的领导。他也特别重视军民关系，处处关心群众利益，要求红军战士做到秋毫无犯。因此军民亲如一家，如鱼得水。”刘志丹所部的秋毫无犯还体现在严格的立法、执法上。“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他（指刘志丹——引者注）曾提出制定一条法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10元以上者枪毙。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对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求更严格，犯了纪律，犯了严重的错误，都要受处分。”（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正是由于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率先垂范，才让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得到了普通民众的拥护。
　　【“肃反”先声】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又开拓了一大片新天地。1935年2月，蒋介石纠合国民党军5万多人进攻陕甘边苏区。刘志丹指挥红26军、27军主力经过5个多月的奋战，歼敌4000余人，将红色游击区扩充到30多个县，2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陕甘边、陕北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
　　此时，后方却传来不谐之音。1935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特使”“空降”陕北，并交给特使一封长达3.5万字的指示信，其中强调“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所以，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整肃”。
　　1935年7月15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永坪镇召开。会议首先传达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的5封指示信。其中1935年5月10日的信提出“积极争取苏区的领土不使一寸为敌人所蹂躏”，正是博古（秦邦宪）等人在中央苏区所推行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翻版。这封指示信完全是外行指挥内行，不但对西北苏区的实际没有切实的帮助，反而让“假、大、空”弥漫于西北根据地上空。此时，一批与会者根本没有想到，几个月后，真的会用比对敌斗争还要残酷无情的手段，来对待眼前这些曾经的战友和同志。
　　陕甘党组织、部队被扣上乱七八糟的帽子时，刘志丹并不知晓详情。7月17日，刘志丹率部取得绥德老君殿战役的胜利，而矛头直指他的扩大会议却开得正欢。8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发布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议案》，其中第3条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肃反”的要求，并且指名道姓要反“AB团”。
　　1935年，蒋介石又动了“围剿”西北苏区的念头。8月27日召开的文安驿会议上，刘志丹与后来主持“肃反”的一些领导人产生了分歧。后者主张首先攻取瓦窑堡。瓦窑堡是军事重镇，也是国民党军重点防御的地区，易守难攻。刘志丹凭借丰富的战争经验认定进攻瓦窑堡实际是军事冒险。双方争论不休，最后会议通过了攻取瓦窑堡的决议。1935年9月1日，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来的另外一位“空降特使”聂洪钧也到了陕北，马上坐上了西北军委副主席的位置，也要求红军主力直攻瓦窑堡。
　　果如刘志丹所料，国民党军在瓦窑堡布置了大量的防御工事，碉堡林立、山寨相连，火力网密布，还设有直径达3～5米的梅花坑，坑内布满竹签子、金属利刃等。刘志丹见后不免愤怒地说：“敌人这样的据点，依我军现有的装备和兵力，硬打强攻，全部伤亡也无济于事，咱们都要作历史的罪人。”其他一线指挥员也都愤慨地表示相同的意见，对某些领导人的瞎指挥表示不满。最后大家商量决定避实就虚，奔袭横山县城。（高朗亭《西北红军的组建和战斗》，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9月11日，刘志丹部攻横山县城不克，激战多时，主动撤出战场。这给“肃反”领导人提供了口实。刘志丹被认为战斗没有打好，里面有“鬼”。但这时尚无足够的力量组织“肃反”，因红26军对刘志丹十分敬仰、信赖，如果没有一支相仿的武装制衡红26军，“肃反”的目标是达不到的。
　　那么，这支辅佐“肃反”的军事力量从哪里来呢？这就要从1935年自鄂豫皖苏区出发经过“小长征”到达西北苏区的红25军身上说起了。1935年9月15日，红25军抵达永坪镇。9月16日，红25军与26军、27军举行了盛大会师。此后不久，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众多领导人就受到排挤和限制，原来在西北工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崔田夫、高岗、张秀山、惠子俊、习仲勋都被排除在外。西北军委也被改组，由聂洪钧取代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这些安排实质上是对刘志丹等人整肃的先声。刘志丹本人并无任何不平静的举动，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大局观。
　　然而，清洗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人和领导者，包括他们麾下数千名忠勇善战的干部、战士的“肃反”运动还是开始了。
　　【“肃反”几乎断送西北苏区】
　　开展“肃反”往往需要一个非常得力的政治工具即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局是效法苏共建立的红色专政机关，有临机处置之权，可以不通过法庭审讯，不必事前向上级苏维埃政府汇报。表面上虽然规定政治保卫局接受同级苏维埃政府指导，但实际上它只服从少数最高领导人。“肃反专家”、曾任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审讯科科长的戴季英兼任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
    陕北“肃反”的帷幕是1935年9月下旬拉开的。10月1日这一天，首先秘密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5人，大多数人都蒙在鼓里。戴季英不但动用了酷刑，而且亲自动手。同时，大批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先后被诱捕。
　　1935年10月5日是陕北“肃反”悲壮的一天。是日清晨，刘志丹接到：“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的指示。刘志丹马不停蹄地返回瓦窑堡，傍晚时分突然遇见送信的通讯兵，亲眼目睹了“已确定刘、高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回来”的字眼。刘志丹看毕非常平静地把信交给通讯兵，告诉他一定要保证安全送抵前方，然后继续赶路，自投罗网。此前一天，刘志丹刚刚过完他32岁的生日（刘志丹生于1903年10月4日）。
　　10月6日凌晨，刘志丹抵达瓦窑堡，很快被“请”到了政治保卫局。刘志丹对戴季英说：“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来。”戴季英作为老牌的“肃反专家”，也对刘志丹竟然主动“归案”感到奇怪。
　　随着刘志丹、高岗的先后被捕，“肃反”大网向习仲勋、杨森、黄罗斌、刘景范、马文瑞等人扑来。他们毕竟在西北根据地民望较高，所以对他们也采取了诱捕的方式。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和年仅5岁的儿子刘力贞也被株连入狱。
　　在狱中，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咬死不承认刘志丹以及陕甘边的战友们有什么“右倾取消主义错误”，戴季英说他是“粪坑里的石头”。再度提审张秀山，张几度昏死后仍旧激愤地说：“我死，没有问题！二十六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呀。”“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张秀山的哭声远达内外，连看押他的西北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震动不已。（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从1935年10月1日到10月8日，原红26军及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60多人几乎悉数遭到清洗。甚至连张秀山、王兆相等人的父亲也被株连杀害，其中王兆相的兄长王兆卿是著名的“无定河畔六烈士”之一，这种革命到底的红色家庭也没有躲过“肃反”的屠刀。（朱元石《马文瑞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凡被捕人员一律遭致政治上的污蔑和肉体上的酷刑，刘志丹等也不例外。关押在王家坪的习仲勋、刘景范等人备受煎熬，红26军领导人杨森、黄罗斌遭到诱捕后也被押到王家坪保卫局驻地，习仲勋仅仅是冲着杨、黄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立刻遭到保卫局看管人员的毒打。（黄罗斌《创建陕甘边苏区的习仲勋》，载《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10月的西北已是秋冬之际，夜晚的寒冷不言而喻，可是被捕人员一律不准盖被子，手脚捆着睡觉，绑人的绳子上面长满了虱子。半夜翻身都要喊报告，动辄就要受到皮鞭、刀背的殴打。（习仲勋《红日照陕甘》，载《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至于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更是重点逼供的对象，昼夜不停地殴打。刘当时已患有重病，被打后接连吐血，情况非常危急。习仲勋等人要求救治刘景范，戴季英根本不予理睬。曾被刘志丹招抚成为红军猛将的郭宝珊在酷刑下不肯承认刘志丹是右派，反而说：“如果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肃反”领导人除了在前、后方大搞“肃反”外，还派人主持陕甘边、关中等根据地的“肃反”，大肆刑讯、杀戮，根据地内人人自危。
　　长达3个月的“肃反”，给中共西北根据地造成深重灾难。王华回忆道：“……大家处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中。党委、政府、军委机关都瘫痪了，各项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王华《陕北错误肃反回忆》，《延安文史资料》第10辑，延安市政协2006年编）因为红军忙于内讧、“肃反”，大片根据地沦丧，人心、军心空前动荡，几个县先后“反水”。习仲勋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习仲勋《红日照陕甘》）红15军团第81师师长贺晋年后来就对杨尚昆说：“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二十五军他们打起来了。”（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因陕北肃反引发的仇怨进而导致党内斗争激化的事例不知凡几，“肃反后遗症”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还纠缠不清。
　　当年，长征中的毛泽东已经对北上作了最坏的估计。假如西北根据地丧失了，就不存在中共后来的革命形势，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也是陕北救了中央”、周恩来所说的“互救”的本源所在。然而，这个当时唯一能给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提供落脚点的地区，却因为“肃反”的滥捕滥杀差点被断送。
　　【“中央救了陕北”】
　　陕甘边根据地忙于“肃反”之际，以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已悄然抵达陕北。不久，中央即明确表态：“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5人党务委员会负责调查陕北“肃反”，董必武兼主任。
　　11月5日，王首道等抵达瓦窑堡。王首道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局长由常委亲自兼任），又带有中央的特殊使命，戴季英当然不敢对抗，乖乖交出了“肃反”案卷。他还专门叮嘱王首道，这些人包括刘志丹在内都是“右派反革命”。对于戴季英的恶劣态度，连平素以风度儒雅、宽以待人著称的周恩来都不禁恨恨说道：“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没有才好。”王首道先去找到了还在羁押的刘志丹等人，刘志丹对王首道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25军来到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王首道《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刘志丹饱经牢狱之苦，却丝毫没有个人怨言。11月7日，中央党务委员会宣布释放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18人。张庆孚受苦最深，除了戴上脚镣，还外加一副手铐，因为血肉凝结在一起，砸开镣铐居然用了三四个小时。（张庆孚《在陕甘的一段回忆》，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
　　后来，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异口同声地说：“中央救了陕北。”
　　这时还在前线指挥军事斗争的毛泽东仍惦记着陕北肃反问题的解决。他在11月18日会同周恩来、彭德怀专门致电张闻天、博古，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1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严厉批判了“肃反”过程中的粗暴及其带来的恶果，并承认这种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11月30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刘志丹当众讲话：“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罗迈《初到陕北》，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4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同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对聂洪钧、戴季英的处分决定。但是，对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人依然抱着歧视的态度，例如张秀山被下放到红军大学当政治教员。李维汉曾经比较客观地回忆说：“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不过，刘志丹并不计较这些，他说：“工作要紧，个人的事是小事。情况复杂，意见不一，自己再去追究，又增多了事情，引起不和，一切都要靠事实来作结论。”（刘力贞、张光《习仲勋与刘志丹的战斗情谊》，载《习仲勋革命生涯》）
    复出后的刘志丹先后担任中央军委驻西北办事处副主任（主任为周恩来）、瓦窑堡警备司令、红28军军长，习仲勋担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
　　【刘志丹之死】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强调渡过黄河东征的意义。在组建东征的队伍时，中央再次想起了刘志丹。张闻天、李维汉找刘志丹谈话，让刘志丹出任新组建的红28军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宋任穷直到晚年还对刘志丹的军事才能和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感叹不已。他说：“附近敌人闻风丧胆，听说志丹同志领导的二十八军来了，没等我们打，就连夜逃走。”1936年3月下旬，红28军进入神木、府谷，当地百姓听说刘志丹来了，都专门跑来看望。宋任穷看到，“当地群众不称呼志丹同志为军长，都亲昵的叫他‘老刘’，有位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十分激动地从人群中挤到志丹同志面前，拉着志丹同志，从头上摸到脚下，又从脚下摸到头上”。（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刘志丹还在这里见到了老战友张秀山，并与他彻夜长谈。他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可是后方的“肃反领导人”还在继续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让刘志丹、张秀山非常愤怒。刘志丹动情地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战场上让他们看看。”（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刘志丹、张秀山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在东渡黄河后的三交镇战役中，刘志丹不幸被敌军冷枪击中，身负重伤，不久即与世长辞，年仅33岁。
　　1943年5月2日，刘志丹灵柩在志丹县公开安葬，军民群众悲痛欲绝，还有不少百姓行跪拜大礼。毛泽东亲自为之题字：“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周恩来说：“志丹同志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事实上，牺牲时刘志丹头上还顶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据张秀山回忆，马文瑞亲眼目睹了刘志丹牺牲后，干部登记表上仍旧写着“曾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他用自己的生命，向党和人民作了最后的表白。
　　刘志丹率部东征前，习仲勋去看他，刘志丹对老战友说了一番肺腑之言：“从多年的经验看，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多，这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狂热病的表现，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的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于死地。”（刘力贞、张光《习仲勋与刘志丹的战斗情谊》，载《习仲勋革命生涯》）刘志丹的这段话讲在1936年，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对照刘志丹身后屡屡出现的类似陕北“肃反”的往事，可知他的担忧与预见是颇有历史眼光的。
　　（作者系国际间金融合作组织协调发展委员会常任理事）

李旧苗

习仲勋遭遇陕北错误肃反

贾巨川



    在阴云密布的日子里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成立后，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从而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1935年5月，陕甘边区的党政军机关移驻甘泉县洛河川下寺湾一带，习仲勋随边区苏维埃政府驻义子沟。在此前后，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成员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委书记李生华去了陕北学习，实际工作由习仲勋兼管。政府主席仍是习仲勋。
　　习仲勋在洛河川一带仅住了六个多月，但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是一段刻骨铭心而又异常艰难的时日。陕甘边区酝酿已久的党内思想斗争，终于演化成一场极端错误的肃反，习仲勋在此次肃反中身陷囹圄。
　　7月，在陕甘地区根据地军民刚刚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之际，蒋介石调集15万兵力，重点“清剿”陕北苏区。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领导苏区军民奋力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此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朱理治以“中代”派驻西北代表名义到达陕北。不久，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出的代表聂洪钧也到达西北工委所在地永坪镇。
　　7月15日至21日，朱理治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中共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传达了由中央代表和河北省委共同签署的长篇指示信和军事指令，称“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暴露”。一场所谓“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很快开展起来。习仲勋等陕甘边区领导在此次酝酿已久的政治风波中，经历了一个由不认识到逐渐认识再到抵制的过程。习仲勋曾回忆说：“当时那个会议我也是参加了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我也有劲。革命不积极的，有错误思想的分子应该反对，有什么不好？以后看反的程度不对了，一些正确的人都变成右倾机会主义，但口里还是不敢讲，要表现积极，心里很苦闷。”
　　8月，“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曾派李景林、惠碧海等带人到陕甘边帮助工作，在下寺湾桥扶峪一带发起“查田”分配土地运动。习仲勋曾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讲过当时出现的问题：“要没收富裕中农，把富农分完了，赶他们上山去吃草。”“在陕甘边土地问题上，造成一时群众的恐慌。我在洛河川时，水涨了一丈多深，一些农民像疯了一样浮水过来，看到杨玉亭财经委员会的钱，也要没收。我们说这是公款，他们也一定要没收，把群众领导到随便拿东西的程度怎么行呢？”
　　习仲勋看到这些“左”的做法对根据地造成很大混乱和严重危害，即与刘景范一道奋起批评和抵制。在陕甘边区特委会上，习仲勋明确指出纠正查田运动和土地分配中的偏差和错误，并撤了犯有极“左”错误的一些人的职务。
　　8月1日，习仲勋在史家河滩主持召开军民大会，会上报告了日军侵略华北的形势，号召群众参加红军，同时还举行了阅兵和军事表演。下旬，习仲勋主持审议通过了陕甘地区苏维埃政府关于动员1600人参加红军的决议案，并下发苏区各地执行。
    洛河川受诬
    进入9月，陕北高原的秋意显得特别浓重。此时，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派军队对正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加紧对西北苏区进行军事“围剿”，妄图彻底摧毁全国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9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越过子午岭进入陕西保安县的豹子川，在永宁山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习仲勋、刘景范与边区政府秘书长张文华一起去永宁山迎接红二十五军的到来。15日，红二十五军在永坪镇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即由朱理治、聂洪钧和程子华三人组成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17日，在西北代表团主持下，召开了有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提出：向西南发展，与陕南、川陕苏区连成一片，再连接新疆、青海的革命运动，推动全国革命斗争。之后，又研究所谓“肃清右派”，并认定所谓“右派”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与红二十六军中。
　　21日，陕甘晋省委发出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指示，颁布红色戒严令，动员政府、贫农团和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接着就开始在永坪镇捕人，并使用残酷的肉刑和指名逼供的手段确定肃反名单，而后再根据这些名单不断扩大肃反范围。
　　习仲勋对越来越多的同志被捕，内心感到非常不安和焦虑，他已隐约感到自己也难逃厄运。刘景范关切地对习仲勋说，还是暂时离开此地，躲一躲。习仲勋说：“不能走。我落一个法西斯分子，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怎么能走呢？”
　　其时，西北苏区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如何粉碎国民党军持续了近三个月的第三次军事“围剿”，解除异常严峻的军事危机。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一○师近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3700人，击毙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裴焕采。10月25日，又在榆林桥歼灭东北军一○七师一个团，活捉团长高福元。两次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而在此时，内部的错误肃反却在加紧进行，身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刘志丹已遭逮捕关押。
　　习仲勋、刘景范在刘志丹等人被捕后，也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一天，红十五军团特务科长朱仰新来到下寺湾，叫习仲勋去十多里以外的王家坪谈话。来人带有一封前方领导人写的亲笔信。信中说：仲勋同志，你对于此次肃反，态度暧昧，非无产阶级意识，有跟你谈话的必要。
　　习仲勋到了位于下寺湾东南的王家坪，刚一踏进军团部就被押了起来。聂洪钧给习仲勋罗列罪状说：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地革命，只分川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
　　习仲勋被扣押后，即送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押解途中，给他头上套了一个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帽子，肩上还让他扛着两支长枪。习仲勋回忆说：到瓦窑堡“和刘志丹一起被关在一个

雨冷香魂吊书客

刘志丹为牺牲战友写的挽联。


左祸有其主义的根源。毛等只是推波助澜了。


那个时候，好多知识精英都选择了革命或者左倾。

      好像许纪霖曾经问李慎之，他们那个年代选择革命道路的是不是都像今天的愤青？李断然摇头否认。

      还听说这样的故事，一个四十年代的学生出国留学，且学有所成。他说（或者是别人说，记不清了），他的资质是只是中流，一流的学生都革命去了。


     现在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如果在当时，由于没有试错带来的历史教训的醒悟，能否选择革命也难预料。革命也未必必然导致杯具。

李大兴

刘志丹之死仍是疑案，所谓“不幸被敌军冷枪击中”，结论下得太早，非史家所应为。

李旧苗

聂鸿钧在陕北肃反中是否主导杀人——网友读《高层恩怨与习仲勋》后的质疑


温相先生：您好！
    我有幸拜读了您的书《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以下简称《高层》），可见您收集并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史料，历史真实的再现就是诸多像您一样的史学家孜孜不断地研究、探索、去伪求真的结果。“陕北肃反问题”多年来一直是党史研究的禁区，虽说开放了很多，也澄清了一些问题，但仍有些谜团尚待探究。以下是我的拙见与您磋商。
    质疑：陕北肃反前方是否错杀了200以上党政军干部。
    按《高层》所述，前方肃反错杀200人的依据主要是朱理治的揭发：“有一次我保卫部审讯，见到聂洪钧同志派回给戴季英送信的交通，听交通谈话，才知道前方已杀了一些人，但杀了些什么人，我仍不知道。这时，程子华尚未去前方，刘、高等尚未被扣留。据子华同志说，他去前方后，前方没有再杀过人。”此外，书中还提到郑志新的调查，以及中央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处理决定，实际上也是源自了朱理治的揭发。几十年来，史学家和当事人无数次追究陕北肃反案，但对聂在前方错杀200人事并没有提出新的依据或证据。因此不免对其真实性要提出质疑。
    按书中分析推理：聂洪钧于1935年9月21日率十五军团从永坪出发南下至富县；10月1日打响崂山战役，聂亲赴前线；10月4号（或5号）程子华到达前方，前后约13天（或14天）。就在这段时间，聂错杀了原26军党政军干部200余人。
    问题是，在这期间，原26军的所有中高级将领包括刘志丹、高岗等，以及原25军的中高级领导包括徐海东、郭述申等都在前方，与聂朝夕相处，但至今还没有看到这些高中级干部对错杀200个党政军领导的任何举证或旁证，难道错杀200多人是由聂洪钧一个人所为？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的“大规模杀戮”，他们竟然毫无知觉？200多人可不是小数目，平均每天一、二十人，谁下命令？谁执行？谁是受难者？在什么地方？等等，难道不应该有个说法吗？
    朱理治说他是听某个交通说的，该交通叫什么名字？究竟他是怎么说的？既然他是见证人，为什么朱理治不找出他来举证？从1935年直到1942年始终不见其影。
    《高层》书中说，“身为西北军委主席的聂洪钧至死也不认账”，的确在他遗留数十篇个人检查与发言中看到，他对自己所犯错误一生都在检讨、追悔和道歉，唯独对此问题的态度是一贯的予以否认。我有机会翻阅了聂的亲笔资料：
    1936年初，有一篇朱理治以煌岗、洪涛等署名的文章，题为《关于过去陕甘肃反的一些事实与教训》，聂洪钧在其首页上注有一句话：“这是一篇推诿责任而不惜造谣捏造出来的东西。”
    1942年11月，在西北高干会上自我检讨中写到“陕甘地区，经过我（先征得了刘、高的同意）同意杀的只有姜旭老婆一人。其外，捕人、杀人，都没有经过我，我都不知道。” “诿过是可耻的；如果凭空承认自己所没有过的事情，那也不是共产党员应该有的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态度。”
    1942年12月，他在“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决定”的文件末页有旁批注：“在前方杀害了二百多人，是些什么人？他们叫什么名字？由谁和怎样杀掉的呢？我却除了江旭的妻外，根本不知道还杀了人。”
    1955年4月6日，他在“陕北历史与高岗问题”会上的发言与检讨也没有认同那个指控。
    1955年5月，他写下“半世略纪”，记述了他所犯错误的过程。
    1959年8月28日，聂接中央监委来函征求“关于郭洪涛同志历史问题向中央的报告”的意见时，提到：“在前方除杀了姜旭老婆之外还杀了些什么人，对我始终是个不解之谜。”
    1959年11月23日，聂接中央监委“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时写到“历史事实终于是事实，不可改变；所以我不想再次提出。”
    实际上，对此早已有不同的意见，如：
    目前仍然健在的宋维栻同志（宋维栻同志曾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政委、铁道兵政委等职），当年由程子华同志指派他担任聂的特务员，他对这种指控有明确的表态：“在陕北杀了200人，这是胡说！没有那回事，我当时做保卫工作，跟他（指聂洪钧）寸步不离，绝对没有。”
    张策同志是陕北错误肃反中的受害者之一，据说，他在93年的《传记文学》杂志中撰文“陕北肃反扩大化的责任由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承担，没聂鸿钧什么事”（注：我并没有看到此文），如确有此说的话，至少他不认为聂在前方错杀了200多人或对其负有责任。
    这个疑案若如仍无旁证，难免让人怀疑其人为的因素：
    首先，中央刚进入陕北苏区时需要紧密依靠当地干部，郭洪涛便成为首选，
    被任命为中央专事审查陕北肃反的五人小组成员，这样的任命注定审查不会有公正。
    其次，朱理治和郭洪涛原是苏区的一、二把手，他们两人互为作证其清白，把所有问题、责任转嫁给戴、聂，甚至不惜夸大其辞，以为己开脱。摘录前述他们的文章《关于过去陕甘肃反的一些事实与教训》前言的几句话，便知该篇文章的背景了。“…洪涛同志只参加后边制止肃反扩大的，煌岗那时全部情形不是亲身经过，不过为了使党内更加团结，使肃反责任更加清楚，由当时代表团兼省委书记煌岗同志写了这篇东西，…希望各级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同志向不了解肃反经过而有误解的同志解释清楚，…” 。文章的主要内容是给他们二人评功摆好（即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和反对肃反扩大化），控诉戴、聂的错误和罪行。提到聂时写到“洪钧同志在前方肃反的方法亦是和戴季英的采取指名问供严刑拷打的方法。所不同的，只是戴季英在后方因为煌岗同志和洪涛同志的压制，所以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在后方逮捕同志与处决无辜同志的阶段。而洪钧同志则不然。他在前方大规模乱逮捕一起。…可说这次肃反中的扩大化，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经过前方聂洪钧之手干的。…这是应当谁来负责呢？毫无疑问的，除非聂洪钧之外，实不能有别人负责的。…很大多数被捕的同志完全是由他自己所决定的，省委并没有名单给他。…”这篇文章发至连队。估计这篇文章的内容也即是1935年底中央党务委员会对陕北肃反审查的主要依据。
    第三，在以后的历次高干会议和审查中，都是以“究竟谁应该对陕北错误肃反负有主要责任”为主线，对前方错杀200多人事，虽没有人提出新的证据，但人云亦云，也无人肯提出质疑。
    另外，聂深刻认识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和执行省委指示上犯有严重错误并痛恨不已，对于不实指控和处理不公虽有意见，但仍以大局为重，以党的事业为重，抱着相信党、相信历史的态度长期忍辱负重。高岗问题出来后，朱理治、郭洪涛曾找他联手向中央申诉平反，他婉拒了。他并不想借高岗问题减轻自己的错误，反而抓住机会（在1955年4月6日的会上）再次向受过委屈的同志们致歉。这个疑案谜团留给了历史。这就是一个革命者的情操。
    我对历史没有很多的研究，只是有机会接触到了一些资料，形成尚不成熟的见解与您分享，希望仅仅限于你我的商讨阶段。请予指教，谢谢。
    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