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追问阳光财政------不同的税收—福利模式税与福利（二）
可以说，除极少数人外，每一个法国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可享受各种各样的基本社会救助。与法国相反，新加坡则选择了低税收低福利的模式。
新加坡税种少，税率很低，其2009年税收痛苦指数是世界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新加坡目前只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消费税、关税、印花税，另外对博彩业等征收下注税。个人所得税20,000起征，税率介于3.5%－20%，公司所得税税率为6%－18％，采用推算制度，可以和股东所需缴付税率相互抵消。除了税率低外，新加坡还出台了一系列减税和免税的措施。因为税收低，新加坡同样是选择低福利的政策，政府负担的个人福利并不多，社会保障与福利主要由民间解决。总理李显龙强调新加坡政府的福利原则就是不养懒人，他说“如果你愿意工作，而且肯努力，我们会提供援助。但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我们不会帮你”。
新加坡有医疗基金方案它是由政府提供，专门针对那些生活贫困的新加坡人，帮助他们支付一些医疗保险费用。另外的医疗储蓄方案是全国性并且带有强制意味的储蓄方案，用来专门用来缴纳住院费用。
新加坡老年人在退休之后的主要经济来源也并非公积金，而是个人积蓄。今年，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向政府建议，希望提高职工公积金缴交率的最低薪金额度。
新加坡福利制度的一个特色是在住房方面，新加坡政府一直在推行“居者有其屋”的计划，希望大部分国民拥有自己的房产。在新加坡，80％的个人房产是政府营建的组屋，收入最低的20％的人群，也几乎全部拥有组屋。新加坡政府近年屡次出台向低收入家庭倾斜的福利政策，但不养懒人的原则一点没有变。
与法国相比，新加坡的福利可谓少得可怜，基本只有低收入人口能享受到福利政策，但这也并没有影响新加坡人的正常生活，因为税收低，政府“剥削”少，每个人支配自己的收入有很高的自由度，这些收入可以很好地抵御来自各方面的风险。
不管是高税收高福利模式还是低税收低福利模式，都符合税收与福利相称的原则。但不管哪种模式，都有其利弊。在高税收高福利模式下，人们在生老病死有相对的保障，社会贫富差距不大，弱势群体的利益能得到较好的照顾，但这样会导致穷人依赖国家，形成懒汉文化，社会中会专门形成了一个阶层，这个阶层靠着其他人的劳动活着，收入是国家转移给他们的。例如，法国有一个名叫提尔里的“超级懒虫”，在他18岁后的整个26年的成年生活中，只工作了31个月，其余24年竟从没工作过一天，一直靠吃政府救济生活！但他却靠着政府的福利救济一直过着神仙般的滋润生活，甚至还出版自传《我，职业求职者提尔里》披露他的“懒虫秘诀”，在法国引发争议。另外，高税收高福利模式还会给政府还来高财政赤字，给社会带来高物价，不利于社会总体财富的增长。
在低税收低福利模式下，政府的保障性福利只提供给低收入人群，税收很少以现金或实物方式返还给纳税人，这种模式则使个人相对独立，不依靠政府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市场化程度比较高。低税收、低福利导致另外的一个后果就是经济有活力，财富总量增长快，藏富于民，还有一个好处，行政成本低、官员相对廉洁。
一般来说，不同的国家因其历史传统、政治文化不同，人们的选择也不一样，大抵说来，左翼势力强大的国家会选择高税收高福利模式，而右翼势力强大的国家会选择低税收低福利的模式。然而，在民主国家里，不管是左翼传统还是右翼传统，政府和民众都不可能容忍高税收低福利模式。
在分析西方各国的社会福利时，我们都会用“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的概念来设定一个分析框架，一般来说，这些西方国家要么属于高税收的“福利国家”，要么属于低税收的“自由国家”。但如果借用这些概念和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我们就会发现这套逻辑在中国根本不适用：我们税负很高，按道理应该属于“福利国家”之列，但谁都知道我们不是，即使是那些所谓低福利国家，如美国，与我们相比仍然是高福利；我们福利很少，但却不能因此推论说我国是属于“自由国家”，因为我们支配自己收入的自由度并不大。除了“福利国家”与“自由国家”这两种情况以外，还有没有别的情况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设想，有一种情况是福利它不是倾斜于弱者的，而是倾斜于强者呢？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提出“负福利”的概念：“这种福利是以国家的强制力量给特权者提供福利的一种制度安排。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往往是收入高的人享受高福利，收入低的人享有低福利，没收入的人不享有福利，因此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如果还不算太高，加上二次分配它不但不会下降还会上升。这样的一种状态我就把它叫做负福利。”负福利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所谓的福利并非处于民主选择，那么这种状态就很有可能发生。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国家干部的福利多好呀，可以买到廉价的住房，免费用车，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还隔三差五地发购物卡……”，但这里提到的“福利”其实是“特权”，并不是现代福利制度所说的福利。现代意义上的福利，肯定是首先是弱势群体享有，有钱有地位的少享受或不享受，而中国的那些“福利”都是权力越大，“福利”就越大，弱势人群不但没有，而且还要付出得更多。而越到上层，“福利”越好，这也是福利吗？如果这也算福利，那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很好的“福利”国家，古代的帝王将相们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现在哪个国家能比？当今政府官员、国家垄断行业员工的“福利”，哪个国家能比？这恰恰说明了我们“负福利”的糟糕处境。
事例17（真实）·中国负福利一瞥
2009年2月，财政部网站贴出了全国人大机关采购中心发布的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主楼一二层三个卫生间装修改造项目中标公告，公告显示这三个卫生间的装修改造的中标金额高达1491234.00元。2009年3月，媒体报道云南有50万中小学生在危房中上课。据报道，云南全省中小学校舍总危房面积达744．04万平方米，占总校舍面积的15.97％；其中D级危房640万平方米，占校舍总面积的13.74％，有近50万中小学生在按规定不能使用和居住的D级危房中学习和生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称“今年要排除的危房达150万平方米，最起码要17亿元，目前，还有9亿元的缺口。”
原北京市卫生局局长、十届政协委员朱宗涵说，我国5岁以下的儿童每年的死亡人数达到40万，但如果及时获得治疗，这个数字可以下降到16万。而我国现有的2.6亿0岁—6岁儿童，没有任何医疗保障，且每年以1200万的数量在增加。《新京报》2007年3月14日报道，除了儿童医疗保障在我国城乡的全面缺失，据卫生部统计，全国有近一半人有病未能就医（农村更高达80%以上），三分之一的病人该住院而未住院。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估计，中国农村人口中40%-60%，也就是12.3亿总人口中的1/3，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在一些贫困地区，尤其是西部，60%-80%的患病农民死在家中。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在2006年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披露:中科院调查报告表明，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我们面临一个强大而不受制约的无限政府，这个政府消耗着巨大的社会资源，造成民众享受到的福利却与其税负极不相称。高税收并没有使普通大众受益，却造就了一批特权阶层腐蚀社会财富，以致出现“负福利”的尴尬局面。
下表是我国财政中社会保障支出情况，可以看到，2007年仅占财政总支出的10.94%，其中行政事业单位的离退休支出又占了社会保障总支出的三分之一，这样，普通人享受的福利几乎微乎其微了。
多年来，尽管政府的卫生财政支出总量在增加，从1980年的51.91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116.94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支出规模增长了 6.25倍。但卫生财政支出在总的卫生费用中的比例持续下降，从几乎包揽全部的卫生费用，到1980年的36.24％，再到2004年的17.04％，个人现金卫生支出的比例从最初极少的比例到1980年的20.43％，再到53.64％。按照国际标准，一个人均收入水平与中国相当的国家，政府应将 GDP的2.4％投入到卫生领域中，而2004年，中国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只占GDP的0.95％
在现实中，“怕看病”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大特征。2004年，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中国有48.9％的居民生病不去看医生；2005年底，在哈尔滨的550万元天价医疗费事件曝光后，有人感叹：在中国，别说普通人，就是一般的富人，患病时也难逃无钱医治的危险；教育方面，年年有考上大学却因缴不起学费而无缘读书的凄凉报道。不要说内地“老少边穷”地区，就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富庶地区，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市民，孩子考上大学也是一件让全家人发愁的“大喜事”。至于失业，1999年有条例规定，建立失业保险基金，用人单位按照工资额2％缴费，个人按照工资的1％缴费。失业金按照缴费时间计发，贡献多者标准高些，享受待遇时间长些。但实际上，在中国上千万的失业者中，得到失业救济的微乎其微……到2009年上半年，全国社保基金资产总额已超过6600亿元，但这些基金却并不能完全为缴纳者享有。现实的情况是，缴纳者一旦换了工作或者辞职离开，公司代缴的占工资20%的社保基金滞留在账号中无法取出，社保账号也不能跨省流动，只能被政府白白占用。
只用“负福利”的概念分析我国的福利状态，才能得出与我们生活经验相同的推论，从而也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民众的不堪重负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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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2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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