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文革初周恩来力保刘少奇

李旧苗

文化大革命初起，当斗争的锋芒直指刘少奇时，周恩来一直努力以组织原则说服造反派，不要随意揪斗刘少奇，以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后来，文化大革命波及全党全国，刘少奇首当其冲，蒙受奇冤。周恩来已是无能为力，在大势所趋之下，也不得不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他为此也为没能保护好刘少奇而深感内疚。
    你去看看少奇同志
    1966年10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有意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而林彪干脆对此作出注释说：“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
　　似乎是一种默契，会议期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语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10月20日，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来京串联，并准备把批刘少奇的大字报张贴到天安门广场。周恩来知道后，一再予以制止，并向他们的代表严正指出：
　　“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无权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要这样去发动群众。你们做事要慎重些，凡是中央未提倡的，《十六条》里又没有的，你们就要考虑考虑。”
　　可是，这种劝阻是一点作用也没有，“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仍有增无减，大有向全国扩散之势。周恩来十分生气，极为反感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都看见了，大街上那些大标语与口号上，把刘少奇名字倒着写，打叉叉，这像什么话嘛！这样做不文明啊！少奇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定性嘛，即使定了性，我们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嘛！”
　　也就是在此时，他考虑到刘少奇的艰难处境，吩咐自己的保健医生：“你去看看少奇同志，他现在怎么样了？”
　　刘少奇的安全已经受到严重的影响，周恩来在安排国务活动时，已尽量减少他在公开场合露面。11月8日，廖承志等人电话请示：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将至，刘少奇、邓小平是否出席，如果出席，红卫兵可能冲上主席台叫喊不恰当的口号，怎么办？周恩来明确批示：“刘、邓可请假不出席。”11月19日，北京政法学院的红卫兵要开批判李雪峰大会，会上还要所谓上联下挂，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此通知后，立即指示新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记者去参加。”
    刘少奇是中央常委我还得保
    中央文革揪住刘少奇、邓小平不放，非要把他们置之死地。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单独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暗中给他撑腰壮胆，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他们虽然作检查，态度还不好。”“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的精神，痛打落水狗嘛，把他们搞臭，切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的胆子大了，竟然带领数千人上街游行，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字报，张贴到天安门。他们还开动宣传车，并且涌至中南海西门，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
　　周恩来闻知这一消息，立即预先嘱告工作人员：“如来要人时，须请示我决定。”他还告诉童小鹏、汪东兴：“他们揪王光美是与刘少奇相联系的。所以，不能让学生冲中南海。要说服红卫兵对刘少奇、邓小平不宜采取揪斗办法。”
　　他还亲自找蒯大富等人谈话，明确告诉他们：“主席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检查，你们可以把你们要问的问题提纲给我，让她回答问题。”这时，有人提出刘少奇的问题属于敌我矛盾，他果断反驳说：“我不这样看，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
　　在很多公开场合，他都力保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劝阻造反派不要冲击中南海，不要去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说：“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是中央常委，我还得保。”当造反派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口号时，他便背过身去以示抗议，并且解释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们两人还是党中央常委。批判可以背靠背，不要用揪斗的办法。”
　　但是，造反派自恃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对周恩来的劝诫一直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1967年1月6日傍晚，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刘少奇、王光美的儿女刘源源、刘亭亭为人质，把王光美诓骗出中南海，然后进行围攻。周恩来听说此事后，极为恼火，立即进行干预，王光美于次日凌晨又返回中南海。
　　接着，北京建工学院的红卫兵又提出要到中南海揪斗刘少奇，周恩来亲自找他们谈话，告诉他们：你们可以送大字报，要揪不行，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他一再告诫那些癫狂的造反派，不要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揪人，不但谭震林、李富春等副总理不能揪，刘少奇、邓小平也不能揪，陶铸也不能揪。把毛主席身边的人都揪了，如何保卫党中央？刘、邓、陶是中央常委，我还得保。”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也说过“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话，但是，他是个组织性极强的共产党人，对领袖尤为忠诚，他坚信“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3月30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集中攻击刘少奇，并首次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开地加之于刘少奇。
　　自此，全国所有报刊都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指刘少奇，这是经毛泽东和中央所同意的，周恩来自然要遵循这一原则，11月17日，他在审阅中共中央转发的文件中，特意把其中所点刘少奇、彭真的文字删去，改写成“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文化大革命的最直接和最大的目标便是刘少奇，而这又是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和支持，再加上林彪、江青等人的造谣诬蔑，周恩来便被推上极为困难的境地，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无可奈何。1968年10月31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在那样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周恩来不得不违心地同意，并在会上作表态性的讲话，批判刘少奇的“罪行”。
    他并不同意开除刘的决定
    周恩来的困惑抑或内疚的心境，一时一刻也没有平息过。1970年10月19日，周恩来会见他的美国老朋友斯诺，他们是相知几十年的老友，谈话是坦诚而又无拘束的。周恩来告诉斯诺，文化大革命已给他带来“感情上的创伤”，他说：“我身边没有人，以前的老同志一个也没有剩下。”
　　在老同志中，“他提了‘刘少奇同志’”，斯诺惊呆了，两年前已被“永远开除出党”的刘少奇，周恩来怎么还称同志呢？这时，他才注意到在谈话过程中，周恩来已是疲惫不堪，显得悲伤和内疚。此时，他才清楚，“这就是周的自白，说明他并不同意开除刘的决定”。英籍作家韩素音也有过类似的描述，她说：
　　“我问邓颖超：‘我也写过一些反对刘少奇的东西。他目前已恢复名誉。当时有人向我提供了不确实的材料。现在我是不是有必要向他的夫人王光美公开道歉？’
　　邓颖超回答说：‘有什么必要？你没有反对过他。你是听信了我们。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由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
　　“周恩来能不能拒不投票？如果他投票反对开除刘，对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所有人——我说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层领导，包括周的妻子邓颖超在内——都同意这一看法，周恩来有些行动‘是违背自己的心意的’。谴责刘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这样做，他24小时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
　　邓小平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心态和作用，有着更多的理解和宽容，1980年8月，他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问时，认真而诚恳地说：“‘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李旧苗

刘少奇与周恩来的友谊


陈磊



    1898年中华大地上先后诞生了周恩来和刘少奇两位影响中国历史的伟人。两位伟人不仅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生活上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今年是两位伟人110周年华诞，谨以此文献给两位伟人。
    恩来赴苏少奇托付儿女
    1939年3月刘少奇从中原局赶赴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期间刘少奇与周恩来相聚了，他们互相问候，对抗战形势做了分析并相互交换了意见。7月周恩来在去中央党校作报告的途中，马受到了惊吓，周恩来从马上摔了下来，右臂造成粉碎性骨折。刘少奇闻讯立即前去看望周恩来，嘱咐周恩来好好休养，他还要求医生好好为周恩来治疗。由于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太差，中央决定让周恩来赴苏联休养，刘少奇还专门到延安机场去送行。
　　当时中央决定把一批革命烈士后代送到莫斯科，那里有创办的国际儿童院，各国的孩子可以在那里受到良好的教育。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原局书记，在延安开完政治局会议后很快要重返抗日前线，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儿女。于是他就委托周恩来把他们带到莫斯科学习，周恩来也很赞同，便欣然同意。
　　刘少奇把允斌和爱琴叫到身边问他俩：“你们知道苏联是什么地方吗?”活泼好动的爱琴先开口说：“苏联是列宁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在咱们中国的北边。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正在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听了女儿的回答刘少奇满意地说：“对，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人民，生活得很幸福。咱们也要创造这样的国家，没有剥削和压迫，生活幸福。”刘少奇问允斌和爱琴兄妹：“你们愿意到苏联去吗？”兄妹两人不知道父亲什么意思，刘少奇语重心长的说：“最近，中央决定把一批革命后代送到苏联，那里有国际儿童院，各国孩子可以受到正规教育。你们的妈妈是革命烈士，我很快要离开延安到抗日前线去，恰好你们的周恩来伯伯要去苏联，你们跟他一起去吧！”允斌和爱琴刚刚与自己的父亲团聚不到一年又要分离，小爱琴非常的伤心。刘允斌和刘爱琴是少奇与何宝珍烈士所生，由于父母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4年刘允斌由少奇二哥刘云庭送到湖南老家抚养，刘爱琴在1927年送给一名革命工人抚养，后来由于家庭困难，爱琴被卖到地主家里当童养媳，从小吃尽了苦头。在全国统一抗战期间，爱琴被周恩来设法找到了，被送到延安才和父亲团聚。兄妹二人从小没见过自己的父母，他们的童年充满了辛酸，好不容易聚在了一起，现在又要分开。刘少奇安慰他们兄妹说：“你们要听话，送你们去学习是党组织对你们的关怀”。几天以后，允斌和爱琴离开了延安。周恩来与邓颖超见爱琴一路上闷闷不乐也不说话，关切地问她：“小爱，你是不是想爸爸了？”这一问倒使小爱琴哇哇大哭直叫爸爸，周恩来把小爱心疼地抱在怀里，慢慢的给她擦眼泪，安慰她说：“要理解你们的爸爸，你不用伤心，以后我就是爸爸”。周恩来还特地带她玩耍给她理发，有什么好吃的给她留着，使她完全沉浸在大家庭里面。允斌兄妹就亲切地叫周恩来和邓颖超为周爸爸、邓妈妈。虽然路上很艰苦，但是他们过的很快乐，9月他们顺利到达了莫斯科，被党组织安排进入国际儿童院，开始了国际儿童院的生活。没想到这一分别竟是10年，直到1949年6月刘少奇访苏才与孩子们团聚。
    恩来夫妇两次为少奇牵红线
    1932年冬刘少奇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由于苏区受到国民党的封锁，刘少奇失去了夫人何宝珍的消息。由于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利，被迫开始长征。1934年10月刘少奇随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兴国出发开始长征，就在这个时候刘少奇的革命伴侣何宝珍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这个噩耗直到刘少奇到达陕北才得知。少奇在延安经常忘我的工作，生活上又没有人照顾，同志们多么希望刘少奇有一位生活上的伴侣，照顾他的生活，以利于他全身心的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周恩来见少奇孤单一人，便让邓颖超给刘少奇介绍一个革命伴侣。邓颖超找到了在工农检察部工作的琼香，邓颖超关心地问：“阿香啊，好久没见面，最近工作忙吗？”“还好，比行军打仗轻松多了。”阿香笑着回答，邓颖超关切的问：“阿香，你今年也20多岁了吧？也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了。”琼香一听邓大姐说这件事情，脸上一阵绯红。害羞地说：“我今年才23岁，革命任务还很繁重，我现在还没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邓颖超说：“革命事业和婚姻爱情并不是相矛盾的嘛！你看总书记洛浦同志，自从刘英协助他工作以后，丝毫没有影响工作，我还听说他们正准备结婚呢！”邓颖超最后将希望琼香和刘少奇结合的想法全盘托了出来，此时，琼香心里很复杂。有对刘少奇的敬爱，有对邓大姐的尊敬，又有姑娘的害羞。她沉默一会说道：“这件事情，有点突然，我还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邓颖超听她这么一说，心里有了底。姑娘能把话说到这种程度，琼香的心迹已很清楚了。1935年10月下旬在邓颖超的帮助下，刘少奇与海南姑娘琼香结婚，婚后琼香改名谢飞。同时谢飞被任命为刘少奇的秘书，这对刘少奇的工作和生活有了很大帮助。但在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谢飞被阻隔在长江南岸与刘少奇失去联系。加上原来家庭生活上的一些矛盾，两人分手了。
　　1947年5月刘少奇率中央工作委员会来到河北省西柏坡，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即将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为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日理万机的刘少奇很少考虑个人的生活问题，生活上一直无人照管，工作又处于非常紧张状态，因此少奇的身体不太好。周恩来与邓颖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对这件事非常关心。恰好王光美从山西土改队回到西柏坡外事局机关，刘少奇与王光美早在延安时就相识，有些往来彼此也比较熟悉，王光美回到外事局后，刘少奇与王光美的频繁接触，王光美很尊敬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刘少奇，敬佩他埋头实干的工作精神，崇敬他那实事求是、勤于思考、关心群众的工作作风，理解和喜爱他那内向寡言、严肃认真，对同志却极端热情的性格和品德。大家都感到王光美不仅是刘少奇工作上的得力助手，也是他生活上的好伴侣。
    春华秋实，瓜熟蒂落。
    1948年8月21日，在邓颖超与康克清的撮合下，刘少奇与王光美在西柏坡喜结良缘。刘少奇与王光美没有举行什么婚礼，也没买新装，周恩来知道后与毛主席一起登门道喜，一起举行了一个祝贺舞会，算是一个特别的婚礼，从此刘少奇与王光美结成终生革命伴侣。
    恩来侦破“湘江案”，少奇顺利出访柬埔寨
    1963年4、5月间，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及夫人张茜的陪同下，应邀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等东南亚四国。他们先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两国，都比较顺利。当刘少奇主席即将访问柬埔寨时，我国国家安全部门截获了一份情报：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将在代表团访问柬埔寨期间组织暗杀活动，暗杀首要目标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台湾特务组织把这个计划的行动代号定为“秋风案计划”后来又改为“湘江案计划”，但没有掌握具体的行动方案。为了保护刘少奇的安全，中央成立了安全领导小组，由杨尚昆任组长，重大决策由周恩来负责。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领导安全小组经过多次研究决定：一方面将敌情通报给刘少奇与陈毅，请他们权衡情况后对是否继续出访柬埔寨作出决定。一方面选派得力的安全保卫人员飞赴柬埔寨，协同柬方安全部门抓紧侦破工作，做好继续出访的准备。考虑到中国原驻柬埔寨大使王佑平对柬埔寨的情况比较熟悉，周恩来同时决定，速调王佑平回京，以外交部特别顾问的身份参加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先赶赴柬埔寨，协助大使馆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王佑平这时正在河南信阳蹲点，接到命令后，便星夜赶回北京待命。
　　刘少奇一行于4月27日结束对缅甸的访问返回云南昆明休息，5月1日，刘少奇、王光美和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后，中午刘少奇一行将赴柬埔寨进行访问。
　　就在五一期间，周恩来派人将刘少奇的孩子接到自己的身边，关切地和他们谈论学习，还高兴地陪他们打乒乓球，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临送他们走时，周恩来情深意长的说：“你们的爸爸妈妈国事繁忙，没有在你们身边。你们要照顾好自己，让爱你们的爸爸妈妈放心。”孩子们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次有特殊背景的会见。周恩来为了确保刘少奇访问柬埔寨的安全，亲自采取措施，领导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周恩来和杨尚昆派公安部一局凌云和王幼平一起直赴昆明，向刘少奇主席、陈毅副总理和代表团其它领导同志汇报这一重要情况，并征求刘少奇的指示。刘少奇在听完汇报后，只微笑着说了一句话：“敌人不让我去，我偏要去”。短短一句话，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也表现了对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广大指战员充分的信任，因而也激发了同志们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
　　但是，保卫国家领导人出访仅仅依靠我方的力量还不行，要信任对方，及时向对方通报情况，将安全责任交予对方，这是国家领导人安全出访的重要保证。
　　4月28日，周恩来总理亲自召见驻柬大使，确定了刘主席访柬的具体时间。接着，我驻柬使馆派专人与西哈努克的私人顾问宋双会面，对他们在安全保卫工作上的友好合作表示感谢，同时将我方掌握的台湾国民党重要特务名单送柬埔寨政府，希望他们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当刘少奇在昆明休整期间，先到柬埔寨的王佑平、中方安全保卫部门负责人和中国驻柬大使馆人员全力以赴，配合柬方开展侦破工作。
　　在周恩来的正确领导下，中方安全保卫负责人与柬埔寨保卫部门很快就破了案，将台湾特务分子46人逮捕，并查获了TNT烈性炸药、手榴弹、定时炸弹和一大堆敌特作案工具。据特务分子交代，他们准备在金边波士东国际机场通往市区的道路上挖掘暗道埋藏炸药，企图在刘少奇到达金边时引爆车队，万一不成功就用手榴弹暗杀。敌人的手段多么狠毒残忍，千方百计想置国家领导人于死地。这时距离刘少奇访问不到半天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周恩来成功地领导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反特斗争，保证了刘少奇等人的安全和出访的按时进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感动的说：“中国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谊送过来的”。
　　为了纪念刘少奇冒生命危险出访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将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刘少奇路”。刘少奇和西哈努克亲王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联合声明》。刘少奇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这次出访加强了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声誉。
    少奇生病，恩来亲自过问
    1952年刘少奇参加完苏共19大，在苏期间少奇的身体不太好，于是就到苏联黑海休养了一段时间。1953年1月少奇提前回国，3月初少奇突然得了盲肠炎要住院做手术，当时正是苏联发生所谓“医生暗害事件”。周恩来亲自组织召开会议讨论少奇的治疗方案，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刘少奇在北京友谊医院做了手术，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刘少奇康复出院。
　　1963年6月刘少奇、王光美结束了东南亚四国的访问回到了北京，此时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已经逐步展开。刘少奇希望王光美到农村基层工作锻炼一段时间，王光美也想去基层锻炼，于是她选择到河北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这时刘少奇的肺病又复发了，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周恩来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不仅不同意王光美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催促她陪刘少奇尽快去北戴河休养一段时间。王光美陪刘少奇在北戴河休养一段时间，身体有所好转。刘少奇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后，他再次提出让王光美参加四清运动，王光美将照顾刘少奇的事情安排妥当后，以董朴、鲁洁的化名在河北抚宁、新城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12月刘少奇由于忘我的工作患了重感冒还伴随着发烧，67岁高龄的刘少奇难以抵抗他四肢无力头晕眼花茶饭不思，但他叮嘱身边工作人员一定要保密，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抱病工作。后来，秘书见他病得厉害，不得不向周总理报告。周恩来闻讯匆忙来到福禄居，走进刘少奇的卧室，见他半躺半坐在地铺上，周恩来请来了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为刘少奇同志做了检查，经检查刘少奇患的是重感冒，需要好好休息。周恩来带有愧色地说：“为什么不让秘书告诉我？这几天你在病中看了这么多文件。请你好好休息，外事方面的活动我已经安排了，你不必挂念了，要好好养病。”刘少奇吃力地说：“谢谢，没什么大毛病，就是有点发烧，我想很快就会好的”。周恩来问卫士长：“少奇同志病了，光美同志为什么没回来？”卫士长说：“我们提出过但少奇同志不同意，害怕打扰光美同志的工作。”周恩来说：“还是请王光美同志回来一趟吧，就说是我说的。”卫士长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少奇同志发高烧，周总理让我通知你，请你回来一下。”王光美连夜赶回了北京。第二天周恩来又亲自打电话询问王光美回来了没有，并在电话中嘱咐王光美说：“要好好照顾好少奇同志，少奇同志不恢复健康，你不能离开他……”
    危难时期见真情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就派工作组问题作了检讨。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的中央副主席降至第八位的政治局委员，10月刘少奇的身体不适，周恩来嘱咐保健医生张佐良去福禄居看望刘少奇。刘少奇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总理怎么样？他好吗？请你代我向总理问好，请他保重”。刘少奇从中南海院内大字报上突然看到一些攻击朱德、康克清和蔡畅的大字报后十分震惊，他感到如此搞下去，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无端攻击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他给周恩来写了封信：“周总理：最近我看了一些大字报，感到忧虑和不安。中南海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所在地，出现了一些极不严肃的大字报。他们把我当成敌人了，把一大批老同志也当成敌人了，怎么办？”
　　第二天周恩来亲笔回了信：“少奇同志：你要好好休息，克制自己，你的意见我已经报告给了毛主席。”
　　此时此刻，刘少奇和周恩来作为共和国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也只能做到这些了。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林彪、江青为使阴谋进一步得逞，首先将矛头指向王光美，在江青的授意下清华大学红卫兵张贴揪斗王光美的大字报，当时关于揪斗王光美的斗争日益尖锐。
　　1966年10月周恩来亲自接见清华大学八个组织代表时，就他们要求王光美回校检查一事明确的说：“王光美不是普通工作人员，王光美就在中南海我们对她负责。王光美需要检查但要有个准备，同时党中央也要讨论，等王光美写了书面检查我们转给你们，你们可以表态可以提出意见”。最后周恩来再次强调王光美不能去清华大学检查。
　　刘少奇一家在文革期间受到了奉连，受到残酷的迫害，周恩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护友人的子女，1974年12月在周恩来的直接干预下刘少奇的二儿子刘允若从监狱里被释放，重新获得了自由。1975年9月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刘少奇的小儿子刘源作为最后一名北京知青离开了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当时病重中的周恩来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李大兴

此地无银三百两。

李大兴

这种文章，反着读最接近历史真相。

网事情缘

这种文章，反着读最接近历史真相。
李大兴 发表于 2010-1-13 23:48

大兴兄总是采取这种一概而论的评价方式，呵呵。如果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与毛一种同样的方式和态度，毛也没有必要发动什么文革了。在刘和周之间，毛对周的忌惮比对刘的忌惮更大，周的人气指数比刘高得多。刘这个人，性格上有点冷漠，通常说叫有点不近人情，所以搞刘的时候，附和的人还是不少。毛直到临死也想把周清除掉，最终没有如愿，周死的早了些。

当然，在一个组织内部，他们相互之间共同的地方更多。

李大苗

这个”保“字，含义太多，是保权？保位？还是保命？

李大兴

网事兄，周“力保”的，是自己的势力，为此在倒刘上，则是出了很大力的。

网事情缘

大兴兄，文革开始就是冲着刘来的，周是没有能力再保刘了。但我不认为周会采取主动进攻势态，所谓兔死狐悲，刘垮台，对周绝对不是一件有利的事，在大势已定的前提下，像周这样的政治家，见风使舵是他生存的基本本领。因此，在大局未定之际，他会采取某种保护措施，但大局一定，他也一定会采取和林彪、江青完全一致的态度。

周保刘是为了自保，抛弃刘同样也是为了自保。

李大兴

同意网事兄8楼“文革开始就是冲着刘来的”，周也就见风使舵，
所以我说“文革初周恩来力保刘少奇”不符历史真相。至于“友谊”，在政治史里纯属扯淡。

李大苗

大兴兄，文革开始就是冲着刘来的，周是没有能力再保刘了。但我不认为周会采取主动进攻势态，所谓兔死狐悲，刘垮台，对周绝对不是一件有利的事，在大势已定的前提下，像周这样的政治家，见风使舵是他生存的基本本领。 ...
网事情缘 发表于 2010-1-14 01:05

这样的说法有一个潜条件，似乎毛事先已经向周做了交底。

网事情缘

大兴、大苗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认为文革是一场权力斗争，最近重读文革史，又很认真的想了一下，确实如文革中所提口号一样，是一场路线斗争。但这个“路线斗争”却并非他们宣扬的走资走社的问题，而是谁来主导走这条路线的问题。因此，刘和周都会成为毛消灭的对象。

目前似乎没有确凿材料证明毛向周兜过底。文革初始阶段，周似乎也不很理解这场运动，他对自己不理解的事是不太可能卖力去做的，对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周很了解，一旦触及到刘，周本能地都会采取一定保护措施，因为刘垮台就意味着周自己失去了一道保护自己的篱笆，我想，周对其他人采取的保护措施，多半也是这个目的，这些人，没有几个是刘的党羽，但对周却不乏忠心。但当周意识到毛清除刘的决心已定，他的保护措施也就失去了作用，这个时候他自然要把自己的立场转变成对刘的同仇敌忾。

周固然政治手段高强，但他毕竟和毛不同，他是不可能挑起是非的，也不可能主动对刘摆出批判的架势。

李大苗

调38军入京，这和其他所有人都没事先打过招呼，包括林彪，严格说来也不知道，是毛直接指令的。一俟事成，所有人都惊愕不已，于是有”兵变“之说。贺龙做此言事，周在场，毛动手的险峻程度他还不清楚？而之前，谁去想刘危矣，之后，岂有刘可保之可能？

为什么搞成全社会的群众式运动，无非就是要证明自己占有”民意“，是民心所向，这是之后对调兵政变的自我解释。

李旧苗

“通过两年来广大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所揭发和收集的各种材料，经过专案组长期的调查研究，现在可以说得到确凿无疑的证据，他是40多年来，也可以说从他入党以来，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他的罪行累累，铁案如山。”——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李旧苗

看一段历史影像资料

http://v.ku6.com/show/OmDmquFzVi4aG_t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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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周恩来（吴洪森）
对周恩来的评价，大体有三种。一种是以中 共为代表的"光辉论"；其次是民间流传的周恩来富有人情味的各种故事；三是骂周恩来是个奴才，在***面前摇尾乞怜，低头哈腰。 
   
    这三种评价都可以用到周恩来头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事例来印证。但在互相矛盾的证据面前都无法自圆其说。
   
    试问持"光辉论"者，略微查查周的历史，建国之前，中 共的错误路线，除了第一次陈独秀错误路线，他没来得及犯之外，尔后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错误路线，周恩来不但次次有份，而且是主要执行者和领导人；再说建国之后，反右斗争、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哪一样历史罪恶没周恩来的份？他的光辉到底在哪儿？

   
    至于"人情味"，更不值一驳。不错，周在生前死后，很成功地留下了富有人情味的道德形象，诸如在文革中保护了一些演员，和服务员讲话没有架子之类，这类故事大陆出版了厚厚几十本。我并不否认周有人情味的一面，可是同一个周恩来，在关键场合却不见他有过丝毫"人情味"，比如他曾亲自批示，以通敌叛国罪名，逮捕他的干女儿孙维世。绝世美人孙维世在牢中饱受折磨，被活活打死，死后身上什幺都没穿，只有一付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周恩来这时的人情味到哪里去了？类似事例和周富有人情的表现几乎一样多，又该如何解释？   
   
    仅仅把周恩来看成一味向毛而摇尾乞怜的卑鄙懦弱小人，也同样与事实相抵触。周是一个毛在被百姓当作神崇拜时都扳他不倒的人，这股力量岂是靠拍马就能形成的？

    
    周恩来确实是个大谜团。毛活着时无人敢怀疑他，死后不久，那神灵般的光环即消退，连普通百姓也认清了他的真面目；而周在世时，民众自以为了解他，可是随着他离世的年份愈长，引人怀疑之处就愈多。

   

    有人认为，只有等周的档案开放之后，才能真正揭开周恩来之谜。我看未必，即使档案现在就开放，也还有个如何解释这些材料的见仁见智问题。再说，思想界不能因为材料不足，就放弃对历史人物评价的责任，尤其这一人物，对当代社会依然有着巨大影响。

     
    故此，本文依据所掌握的材料，试图对周恩来的矛盾现象作出综合的解释。为行文方便，笔者将基本上依照历史本身的行程。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谜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国途经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转正）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是中将。时年二十六岁。

    
    周恩来到底何德何能，出国所谓留学数年，归来便获如此重任？似乎从未见人对此提出疑问，因我们已习惯了他是一个伟大人物，将此视为理所当然。可是翻查一下历史纪录，就不免令人疑云顿生：gmd方面，他毫无功绩，共产党方面虽然有些功绩，但也少得可怜。且看周恩来那段时期的历史：五四运动前夕，他在南开中学建立了一个十来人的学生组织"觉悟社"，办过一份叫《向导》的杂志，发表过一二篇思想简单幼稚的文章和几首貌似诗的诗，参加过南开学生话剧团（当时称文明戏），在其中扮演女性角色。五四运动中，组织过南开学生上街被捕，关押半年后释放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任少年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书记，二一年中 共成立后转为中 共旅欧支部书记，仅此而已。竟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官职，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有人将周飞速擢升解释为邓颖超的功劳，说邓颖超在周回国之前在中 **内地位比周恩来高，是她借助自己地位，为尚未回国的男友周旋安排。可是查查邓颖超的记录，她的功绩连周恩来都不如，邓颖超本人也是坐火箭高升的人。她既不漂亮又无家庭背景，不但自己爬得飞快，还捎带男友比她爬得更快，简直天方夜谭似的，她哪来这么大的能耐？

   
    关健在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着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第三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诺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便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   
      
    由此可见周恩来和季米特诺夫的关系。他在法国虽然有留学之名无留学之实，可是却获得政治晋升的最佳捷径。季米特诺夫当时还是世界共产党情报局主席，周恩来恰恰是中 共特务组织创办人，他在法国及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什么训，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他在黄埔军校成立前夕回国，绝非偶然。事实上，鲍罗廷早就知道第三国际要派一批受过训的中国同志回来，周带的推荐信，只是让他验明正身。

      
    明白了这层关系，也就明白了邓颖超飞速擢升的原因。周恩来旅欧期间，若与国内新成立的共产党毫无联系，对他今后的发展及在党内的地位显然不利，邓颖超就担任起这一联络人角色，周则通过共产国际关系使邓颖超飞快上升，上升后的邓颖超又能给周进行更有效的活动。

   
    对第三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 共的工具，而对中 共来说，周是第三国际代表的代表。中 共当时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国际控制，他们赏识谁，谁就能在中 共占据要津，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中 **史也无法遮掩这一事实。

   
    莫斯科和第三国际都负有培训各国**干部的任务，这两家其实是一家，第三国际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经费也由苏联提供。既是一家为何分作两处呢？这是斯大林基于外交上的考虑，如在本国境内训练外国人如何武装反叛他们的政府，会招惹外交麻烦。因此就把军事及特务培训，由第三国际在苏联境外实行，莫斯科则负责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培训。

     
    如此，中 共早期高级干部，基本上由三类成员组成：一类来自莫斯科读书班，如瞿秋白、王明等；另一类代表第三国际势力，也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留欧生；第三类是***式的土生土长派。第一类人政治声望最高，以钦差大臣身份，带着尚方宝剑回国，具有绝对权威。但这类人致命弱点是光杆司令，在党内没有从上到下的组织系统，党内出现分歧和残暴斗争时，这类人总是逃脱不了被牺牲的命运。后两类人虽然在声望上不如莫斯科派，但他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是真正的实力派。
   
    从人际关系上来看，周恩来表面上与莫斯科关系较疏远，他仅曾"路过"苏联，但实际上，他比直接来自莫斯科的中 共干部，更接近苏共最高领导层，他是当时党内真正的"通天"人物。苏共让他少染些莫斯科色彩，只是为了减少 
    外界注意，从而更方便地使用这把"工具"。 
   
    试想一下，若鲍罗廷直接把来自莫斯科的中 共干部安插在黄埔军校，就免不了留下明目张胆操控孙中山国民政府军队的印象，起用周恩来多少可起到一些掩人耳目、堵人囗舌的作用。如此，周恩来虽无莫斯科钦差之名，却尽得钦差之利。

   
    现在我们可以归纳总结一下周恩来旅欧期间的成就：他除了成为季米特诺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归国后任中 共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郓代英（归国后任中 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州区委书记）、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上述名单凭记忆所及，难免有疏漏之处）。

   
    第三、当时旅欧中国青年因政治见解不同，常为中国前途问题争执不休，甚至挥拳动手打起来，周恩来常扮演一个调停者、和事佬的角色，这就大大锻炼了他周旋于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外交才能。

    
    不倒翁之谜

   
    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上海对中 共大开杀戒，中 共开始公开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恩来的背景和作用在中 **内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他遵照第三国际的指示，和朱德、贺龙、叶剑英等策动了南昌起义。不久，***也发动了秋收起义。***的草根性和自发性使他选择了到偏避山区占山为王；周恩来遵循第三国际指令去攻打广州，仅至半途，人马已损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领去井冈山借***地盘躲避。周恩来仍去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策划城市暴动搞暗杀等。按苏联的见解，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发动城市起义。周恩来虽然屡战屡败，手下人马十损其九，却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斯大林对***盘据山区的做法非常不满，指责其是"富农路线"，周恩来奉命从上海赶去江西瑞金，亲自坐镇指挥，派陈毅去夺了***兵权，撤消其职务并逐出政治局。
  
      
    盲从斯大林的结果，连江西根据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退转移，进行长征。

   
    由于连打败仗，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开小差。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这支队伍面临彻底瓦解。中 共每次出现重大失误都有人被抛出当替罪羊。第一次是陈独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倾路线的具体执行者都是周恩来，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丝毫未动摇。至于这第四次所谓王明、博古路线，周在军事上的责任更大。但奇怪的是，***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发难时，矛头直指博古，未伤及周恩来半句。两天两夜会议争斗的结果，博古被迫交权。博古失败是因为周恩来转而支持***。博古彻底**了，连同他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是苏共操控中 共，在人事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败得最惨的一次。此后，苏共在政治军事及组织人事上，都无法再完全操纵控制中 共，军事上的连连失利搞垮了"老大哥"的威信。

   
    同样犯了严重错误的周恩来却垮不了。新成立的领导核心三人小组中，周恩来依然名列其中，排名顺序是***、王稼祥、周恩来。王稼祥也来自莫斯科读书班，手中无一兵一卒，这三人领导小组实际上是两人领导小组。

     
    周恩来这次垮不了的原因，倒不全靠莫斯科的背景，查看一下参加遵义会议成员的名单就知道，周恩来的势力几乎占了八九成。***如同时挑战周恩来肯定赢不了，说不定自身还要遭遇厄运。再说，即使他能赢，所赢的结果只能是这支溃不成军的部队一分为二，变成周恩来的军队与***的军队，那同样意味着大家一起被蒋介石消灭。

   
    其次，这支军队仍还需要苏联物资上的援助，要使这份外援不中断，领导层里必须要有莫斯科信得过的人。

   
    当时的士兵，对博古、周恩来之类老是领导他们打败仗的留洋派将领毫无信心，继续由他们做首领，士兵非逃光不可。队伍需要一个能鼓舞士气的首领。***曾在井冈山打过几次胜仗，这支队伍多数士兵又是在朱德、***任首领时招募来的，因此推举***任首领，可以重新凝聚这支败军。 
      
    俗话说，一山难容两虎，可是当时的特定情势，却恰恰形成了一山必须容两虎的局面。

   
    ***果然不负众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但胜利的奥秘并非像中 共所宣扬吹嘘的那样完全是由于毛的英明指挥。***确实也打了一二次小胜仗，但最终能摆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靠的是心狠手辣的大阴谋。长征起先的意图是兵分两路，突围到新疆或内蒙古中苏交界处，在那儿背靠苏联重建根据地。蒋介石当然不会让中 共的图谋得逞。毛接手指挥权后，以党中央名义电令红四方面军，继续按原定计划北上，还装模作样约定了会合地点，让红四方面军的行踪完全暴露，吸引了蒋介石调军围追，他和周恩来却悄悄溜向陕北延安，说得好听一些是金蝉脱壳，问题在于这壳太大，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军当时在人数上比毛周的红一军要多得多，充作诱饵的红四军几乎全军覆没，这应是"金蝉脱身"，只是毛周在斩断此"身"时，并不会疼痛。毛、周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过来倒打一耙，说张国焘擅自率军逃跑，另立中央，给张国焘安上个阴谋家的名号。张国焘一介教授，在心狠手辣、阴谋诡计方面那搞得过这些市井无赖，最后一愤之下，投到蒋介石门下，在那里也没舒心日子过，一步错，步步错。 
   

    ***到延安脚跟甫稳，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稼祥踢出局。毛不相信来自莫斯科的人，但对两虎共存的局面来说，又必须要有一个能起缓冲作用的中间人物，这个人物既不能与莫斯科关系太深（***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势力和组织系统（周恩来不放心），但党内却要有相当资历。

   
    ***挑选了刘少奇。 
      
    刘原先一直从事地下工作，但地下党组织已基本上被蒋介石捣毁，他与毛共过事，到过莫斯科开会，在党内无自己的势力，却有相当资历。这是一个可以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毛把刘少奇扶植上来之后，经过数年经营，曾打算清洗一批周恩来的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延安整风运动。对于这场半个世纪前的整风运动，中 共直到至今讳莫如深，有关档案拒不公开，至今只传闻周恩来在整风时作过检查，但看来他的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创，因他的地位依然稳固如旧。但延安整风造成最大的恶果是***接过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囗号，把马克思基于经济需求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篡改为工农阶级的意识本身就最革命，从而要求知识分子向工农群众学习，这种篡改的实用目的就是为了从舆论上心理上打压党内周恩来的留洋派。在实力上不能打倒对方时，力求先在舆论上获胜，这是***的惯用伎俩。中 共建国后，***为了巩固自身权位不断批判知识分子，给全民族带来空前的文化浩劫，最后引发文化大革命，正是这种权力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结果。

   
    刘少奇最恨谁？ 
   
    直到如今，海内外舆论仍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看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者是***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斗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开始半年，刘少奇就被打倒了，毛已取得了权力斗争的胜利，为什么迟迟不结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由别人来结束？如果持续的目的是为了清除刘少奇的残余势力，为什么被打倒的各级干部，在林彪**后绝大多数都获得"解放"重新被起用？

     
    把文化大革命作毛刘之间的斗争，显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有，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被交给红卫兵狠斗乱打，最后惨死狱中；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却被保护起来，下放在江西农场养老；三号走资派陶铸下场和刘少奇一样；四号走资派谭震林大闹怀仁堂，当面拍桌骂江青，却安然无事。

   

    这些现象又该如何解释？ 

   
    根据前文所述，免受红卫兵疯狂冲击的都是周恩来的嫡系。俗话说，打狗看主人。***如对周的嫡系也同样毫不留情，那等于是在同周及其派系公开决战，但毛可把刘少奇轻易置于死地，却无把握能击垮周的势力，故不能不有所忌讳，只能借打刘余风，顺势扫一下的阵营，不敢直接对阵开战。

   

    中 共直至如今仍羞羞答答不愿公开承认毛周之间在文革中的争斗，甚至很荒谬地坚持说周是毛的亲密战友。他们如此宣扬时，显然忘了这是有损于周的"光辉形象"的。毛发动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终是他的亲密战友，岂不同样罪责难逃！可是他们也无法为了周的"光辉形象"去宣扬他和毛之间的冲突，因为在文革中，周恩来确实做了许多支持维护***的事，这就是中 共的尴尬：既不能过多否定毛，过多否定***，周恩来就有连带责任问题；也无法过多肯定毛，过多肯定毛，邓小平的统治就有了问题。

   
    一些维护周的人士，试图把周与毛的冲突，看成是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抵制，可又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周曾为了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同毛作过真正的对抗和斗争。他只在一个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维护他那帮派体系的地位和权势，这是他至高无上的原则，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迎合***，也可以抵抗***，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牺牲任何社会正义与理想，至于这帮派体系之外的人，因他这一原则遭受牺牲更是不在话下。在刘少奇问题上，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这个有着"光辉形象"的"伟人"，实际上是权欲私心极重、保护自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的人。
   

    如前所述，刘少奇在中 **内并无自己的帮派势力，他是靠毛提拔又大肆吹捧毛起家的，文革中打倒他及其叛徒集团也仅仅六十一人，其中地位最高的只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长彭真和原任公安部长文革前调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其余大多属文教宣传系统，刘少奇凭这几个毫无实力的人马就反***，莫非利令智昏？或者他反毛只是毛的猜疑从而蒙受沉冤？刘少奇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反毛，但是架空毛的举动确实已有数年，毛在文革前，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发表，都被置之不理，表明刘、彭已不把毛放在眼里。大跃进失败之后，毛被迫在党内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刘少奇虽然未点名，却极为直截了当地在大会上说领袖不是神，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盲目跟随，喊**是封建主义等等。毛被迫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问题。

   
    与光杆司令相差无几的刘少奇哪来的这份力量，竟能迫使***收敛气势，处于半退隐状态？结论很简单，刘脱离了毛的阵营，和周恩来结成了联盟（六零年后，邓小平把中央书记处工作全部交给副手彭真处理，自己一心玩桥牌，出席政治局会议时一言不发，坐得离毛远远的，这表明周派早就预谋让刘派充当与毛直接冲突的马前卒）。他们俩结成联盟，中央高层权力就基本上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就只剩下林彪唯一的死党了，而林彪自建国以后，几乎从不过问政治，政治局会议极少参加。一个原因是他脊髓神经受过枪伤，身体十分虚弱，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另一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成了孤家寡人。

    
    至于军队中的势力，刘少奇虽没有半点，但周恩来却至少和***旗鼓相当，而在八大元帅之中，周恩来的势力远大于***。（毛在庐山会议为显示自己头上不可动土，砍去了他的忠臣彭德怀，罗荣恒在文革前病逝，因此十大元帅只剩八人），按照周、刘盘算，他们采取逐步架空毛的战术定可稳操胜券，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毛的威信大挫之后，刘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已达到和毛并驾齐驱地步。可惜他们设计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错着：他们为了麻痹毛，为了遮盖自己的用心，在架空毛的同时，却在舆论方面开始大捧特捧、大吹特吹***。

    
    一九六五年，毛为了方便自己部署反击，以提拔罗瑞卿去当总参谋长的方式，赶走了老跟在自己身边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以为毛可被甜言蜜语蒙住，还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大树特树***思想的绝对权威》一文，他们以为毛逐步被架空，而自己又被塑造成毛思想的最佳继承者，如此毛将无反击之力了。

     
    他们低估了***。
   
    ***精心部署的反击方式是他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毛利用对手为了麻痹自己和民众所搞的个人崇拜，借力打力，干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过广播电台发动文化大革命（命令中央电台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煽动千百万无知的民众和狂热的青年造反，让全国迅速处于瘫痪状态。毛此时在民间已如同神，民众只要知道有谁竟敢不敬、亵渎这位神，非蜂拥而上，咬死他撕烂他不可。

   
    为了以防万一，毛在号召全国造反的前夕，密令林彪把三十八军调入北京。对于林彪来说，不参与这场权力斗争，不调军救驾，刘周得势照样会清除他。因此林彪从六三年起也参加了神化毛的大合唱，不能让接班人的形象专利只属刘周一派。 
    
    毛调兵入京与其说真的决心同周恩来作军事决战，还不如说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势。毛深谙周恩来的性格。果然，周恩来在出乎意料的反击和对手打算蛮干的架势面前，惊慌失措一阵之后，可耻地退缩了，他选择了抛弃刘少奇，以求自保，使毛乱中求胜的险棋得逞。

      
    中 共为周辩护的观点称，周当时这么做是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忍辱负重，如果他不顾全大局，全国将更乱得不可收拾。中国那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处枪炮轰呜打内战，死了不知多少人，哪还有什么大局可顾？

     
    民间尚有不少平头百姓，为了捍卫刘少奇不惜浴血奋战，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权的周恩来，何者更有社会正义、更关心民族的命运？周恩来背叛了刘少奇，也背叛了众多敢于以生命作抗争的民众。

   

    所谓的顾全大局，戳穿了只是为了保全他那官僚小集团利益。周恩来的懦弱，毫无政治理想，在危急关头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轻易获了搞垮刘少奇的胜利，但他并不善罢干休，毛认为只有搞垮周恩来，绝对权威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   
      
    就在刘少奇迅速**的同时，毛部署了对周的攻击，第一次是利用红卫兵联动组织，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抛出周恩来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杀期间被捕，随后在报上刊登《伍豪（周当时代号）脱党启事》得以获释的材料，依**纪律，凡被捕后发表脱党声明求得获释，便是叛徒。 
   
    对这一经历，周恩来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他被捕时，gmd士兵并没有认出他，以为他是一般党员，他的黄埔学生、白崇禧的弟弟白洋闻讯到中狱中释放了他。至于脱党启事，他根本不知道，是他出狱后，白洋为了对上有所交待以他名义登的。这一有鼻有眼的叛徒材料，换作他人早被打入十八地狱了，但结果却是"联动"成员，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数逮捕。第二次是通过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囗号，结果遭到周恩来的军中势力激烈抵抗，大有决战之势（即着名的武汉兵变和大闹怀仁堂事件），***见势不妙，抛出王、关、戚作牺牲品，由于军中分裂的迹象日趋严重，毛最后只好拿林彪作替罪羊，以换取冲突平息。

      
    第三次是批孔批《水浒》同样是以毛的退让失败而告终。   
      
    周是如何粉碎毛的进攻的，这方面材料中 共丝毫未透露。因而海外舆论就把毛的被迫退让看作是江青瞒着毛在搞周恩来，把罪名全泻到江青头上，其实江在受审时己一语道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第三次反周，毛已动用江青亲自出马，毛此时手中的大牌也已出尽了，而周恩来只是炮制了《红都女皇》事件作为反击，江青落得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机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扫地、气焰难再.  
   
    毛的取胜仅仅靠天相助，比周多活了八个月，但他仍无力也无足够的时间全扫周的势力，只是打倒了邓小平，而这场胜利又是那么短暂，周的势力没垮，最终取胜的仍是他。   
   

    然而，周恩来无论作为做人还是作为政治家来说，他真的胜利了吗？

      
    不少人为周辩解道，当时周若同毛公开对抗，不但保不了别人，连他自己也要**。可是至少从目前公开的事实来看，根本不应得出如此结论，暂且试举二例：一是六六年冬，毛躲在杭州遥控，江青在京，背地里唆使红卫兵冲进中南海，包围国务院，将周恩来围困二十四小时之久。周劝说红卫兵撤退无效，军方大怒，某军头调军入京，向包围国务院的红卫兵开枪扫射，用周的原话来说"死了很多人"（此一事件是周本人亲口向文革后来访的斯诺透露的）。毛闻讯后，不敢有所动作，反称红卫兵受反革命挑动，把围周事件的头头全部逮捕入狱。

    
    其二即武汉兵变，更是著名，毛要军队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汉军区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力到武汉发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锺汉华干脆把王力抓起来。他们听说毛本人也到了武汉督阵，就发动几十万市民包围武汉机场，要把毛拦截下来，毛见势不妙，赶紧脱身。要周出面去平息事态。周把陈带到北京，当时虽解除了职务，可却是文革中最早平反解放的一人。由此可见，连陈再道这样一个军区司令公然　　对抗，毛都奈何他不得，遑论周恩来！ 
   
    从毛在文革中数次扳不动他，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若多分勇气，多为全民族利益着想一下，而不是为虎作伥，中国百姓何至于遭受十一年之久的文革苦难！ 
     
    假如周同刘少奇一样也迅速**，文革也可早早结束，可偏偏这个怯懦的人又拥有那么大的权势，两军相持不下，民众陪绑陪斩十一年。

   
    周恩来一生如有后悔，定会后悔抛弃刘少奇，作可耻退让吧！刘少奇惨死狱中之际，口里叫骂、心中最恨的恐怕不是***，而是周恩来吧！

     
    周恩来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 共九届二次会议上，***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对林彪不满的信息。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名曰周恩来活学活用***思想报告。会上周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了当年派陈毅去夺取***军权的事实。这段历史与会者毫无所知，他们一直以为周是毛的亲密战友，现在听到周抖出这段往事来，极为震惊。当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说***思想用词虽然通俗易懂，但学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后就"交待"了以往自己曾犯过的严重错误，最后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官，官瘾重，怕违背莫斯科指示丢官，就盲目执行，周恩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教训。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条信息：他在党内地位曾高于***；他和***之间有过严重过节。当时更令听众吃惊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瘾"之类的词，此类词在中 共建国后通常只被使用在旧社会的官僚头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敌人头上，共产党称自己的官为干部。这种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时《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不可按长官意志支配经济》，引起举国轰动，轰动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标题中的"官"字，百姓说这下不得了，共产党干部也被称为官了。因此此篇谈尊重济规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国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后，老百姓用官来形容共产党，表达心中不满，已成流行词汇。如今大陆人使用"官"这一词时已不觉有什么特别了。

   
    可以想见，周恩来七零年在讲用会上使用这一词作自我批判，听众会吃惊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严于自责，但在座的听者都是中央委员，都是官场上混出来的，头脑岂有如此简单？且周恩来挑选留下的听众都是实权人物，充充门面的工农兵委员，他是不会邀请的。

   

    好几年之后，一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我当时非常震惊。一是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象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一不慎说出囗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明显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周是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这才是周恩来所谓严厉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会上再三反复强调毛的话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实际上是暗示听众对这次庐山会议要往深处多想想。周明白毛为了巩固江青和张春桥的地位以及平息在军中不满，不得不牺牲林彪，这样他和毛之间就没有缓冲地带，接下来就将是他和毛之间的直接斗争了。

   
    周恩来作完报告之后，送了一份抄件交庐山档案馆保存，并且只是作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也就是允许这份报告流传。 
   
    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当博古、苏联顾问李德和***、彭德怀一直争执不休，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我，得负主要责任，我请求党中央解除我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一高姿态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另一种说法是林彪派兵包围遵义会议，说不开出个结果，不许散会。所谓开出个结果就是恢复***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见势不妙，才转舵）。

   
    以谦谦君子形象遮盖自己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可是我们也不能说周毫无道德，当不会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真诚的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是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无人能辨别出来。

    
    周恩来"人情味"表现同样如此。试举一例，西安事变中，周表达了中 共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想象，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介石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已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
      
    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合？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定的。

      
    这就是周恩来！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

   
    周恩来还有一个形象是铁面无私。中 共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亵渎了总理的职责，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宣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 共为何把他投入狱中？显然中 共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囗，搞到他与苏联仍有勾结的材料。周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

    
    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无权无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于死地。

   
    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 gmd牢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未伤乃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这才是真正的厚道呢）。被抛下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秦邦宪和苏联顾问，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利害攸关时刻，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子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才导致文革中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当然，他也有过许许多多所谓"顶着压力，保护受害者"的故事，但其中没有一个会因此动摇他的权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与毛的较量中，又多了一个筹码。
   
    结论

   
    近半个世纪，中 共通过对舆论的彻底垄断，拼命为自我吹嘘，美化自己的道德形象，似乎只有共产党人才有高尚的道德，高尚的情操。可是到如今，他们手中只剩下周恩来这一"光辉形象"，然而这个"光辉形象"是那样苍白，那样经不起怀疑，以这样的形象作为全民的道德资源，中国的道德水准怎能提高呢？

   
    不充分揭露毛 泽东的** ，中国的人性就不能真正觉醒；同样地，不抛弃周恩来这样的"道德楷模"，就难以激发**勇气。
    ──原载《信报月刊》九四年第九期 _(博讯free发稿区发稿)

show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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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几段文字(2008-01-08 10:30:08)
标签：杂谈  分类：随笔

今天是一个可悲人物的忌日。下面摘抄几段出版物上公开披露的文字，以此来纪念这个人。

★邓小平说：“没有总理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原始出处据说是在指导中央笔杆子写关于文革的决议时说的。复制这句话在百度一下，可得到四百多条关于这句名言的信息。）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开会。江青来了，要找周。从延安时期就给周任卫士和卫士长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请江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说：“你成元功是总理的一条狗，对我是一条狼。马上给我抓起来。”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说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对别人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了。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毛要去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周跪在铺在地毯上的地图给毛指点行车路线。（同上）



★邓颖超曾对中共党内一批总想“扬周贬毛”的老干部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嘛。”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遇罗克因为写了《出身论》，于１９６７年４月被戚本禹点名批判。１９６８年１月，遇罗克被捕，被判十五年徒刑。周恩来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遇罗克遂被枪毙。（胡平《解读晚年周恩来》）



★周的干女儿孙维世得罪了林彪和叶群，周亲自批示，以通敌叛国罪名逮捕孙维世。孙维世在牢中饱受折磨，被活活打死，死后身上什么都没穿，只有一付手铐锁着双手！（吴洪森《周恩来之谜》）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执笔起草了由他本人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名的刘少奇的“罪行材料”，并送给毛泽东、林彪审阅。报告称：“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当年的老报纸白纸黑字印着呢）



★周恩来在最后告别他中南海西花厅的办公室而进入医院治疗他的晚期癌症后的第三天，政治局在怀仁堂开会，毛主席也要参加，会议定在下午三点，可一点半他就去了。之所以提前一个半小时去会场的任务和目的，是去检查会议室的温度、灯光和毛主席的座椅是否能保证他坐得舒服。恩来“在椅子上坐下，起来，又坐下，又起来。”（刘亚洲《恩来》）



★周恩来逝世前，毛泽东身体也已不好。1975年，毛至少昏迷过两次。毛第一次昏迷后，周恩来“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主席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见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



★当周恩来得知毛泽东有性命之虞时，居然“裤管正簌簌滴水。他尿到裤子里了”。（秋无际《恩来》）



★文革中，周恩来把他的母亲等家人的坟墓全部铲平。事后“周恩来看照片时平静极了。”（秋无际《恩来》）



★一九七五年六月间，在癌细胞的吞噬下，逝世前的周恩来已经瘦得皮包骨，体重只剩下六十一斤，在病榻上强撑着起来，用颤抖的手提笔给毛写了一封信：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  


我第三次开刀后，这八十天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膀胱出血仍未断，这八十天(从三月二十六日--六月十六日)只有21cc(克)不到，但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间还去主席处五天，一月开全会共两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还略多：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细胞二次，可疑细胞只三次，这八十天却有坏细胞八次，而最后十天坏细胞三次，所以我与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谈，他们同意提前进行膀胱照全镜电烧，免致不能电烧，流血多，非开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手术后情况，当由他们报告。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作者注)，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                                  周恩来
                                   75．6．16．22



写罢这封信后，他又以央求的口吻，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一张便条：



玉凤同志：



您好!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 ，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

                             1975．6．16．22时半



（此信有许多书籍和文章引用。百度一下，有数千篇）

李大兴

吴洪森此文，过于用力，便犹不及。大体是采辑国外一些党史书刊，然乏基本史料辩析，还是野史随笔一类。比如说，周何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结论下得简单，无史料支持。又如，所谓周的“帮派”，名单纯属信口开河，等于把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都放进去了。名单中人，多数是与周平起平坐的或后来鲜有交集的。比如邓，连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作者）都明白他原本不是周的人。

李旧苗

大兴兄所言甚是，所谓周的派系，许多是外界的臆测，既不了解党史，也不了解党内的运做。举个例子，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44名，按得票多少为序，周排名第23位（与他在党内所处的地位极不相称，五大书记中另四位得票排名前四），这当然也属正常，周和王明、博古，均为延安整风时期挨批的对象，能顺利当选已属不易，还得“归功”于毛在选举前所做的工作，属于毛所讲的“犯过路线错误也要选的人”（毛的选举动员报告），但也由此可见，周在党内并不见得有多高的支持率。值得一提的是，在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林彪得票排名第六，仅列四大书记及林伯渠之后，而在八大选出的97名中央委员中，邓小平得票排名第四，列毛、刘及林伯渠之后，算是相当靠前了。

李大兴

高文谦的著作，写得专业性不够。历史著作，切忌立场先行，而高还是国内一般从事党史学者的习惯，虽然观点反过来了。但高有些地方讲得很清楚：比如邓与毛、周的关系，73年复出本是用来制约周的。吴居然把邓说成一直是周派，实在业余了。

李旧苗

我上面说了，邓小平在八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得票排名第四，扣除林伯渠（54年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作为党内元老的象征性因素以外，邓的得票率实际排名仅位于毛、刘之后，这完全得益于毛的赏识、提拔，取决于他当时在党内所处的地位。邓1952年进京，54年任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去世后这一职位空缺几年）、同时接替饶漱石任中组部部长，还兼国务院副总理（之前还兼任财经委副主任、财政部部长、交通办主任等）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49年后刘少奇再未兼任过任何军事方面的职务、哪怕是虚职），党政军干部人事财经全都管，大权在握，可谓位高权重，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将八大的筹备工作，完全交给邓小平去负责，包括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的组织起草和人事安排等等，在八大召开前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毛亲自提名邓小平任总书记，主持书记处工作，同时明确书记处为中央办事机构，党政军所有事情全部要管，发文直接使用中央名义，从此，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无论大小事宜，都要向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汇报、请示。在八大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这个报告在七大的时候是刘少奇作的。应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毛已经把邓列为主要接班人选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话）了，现在保存下来的毛为八届七中全会亲笔撰写的讲话提纲上，还清楚地写着，我为正帅，邓为副帅。57年毛在莫斯科，亲口对赫鲁晓夫讲过，他的接班人，一是刘少奇，二是邓小平。这一点，周最清楚，据吴法宪回忆，周曾告诉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问周，刘、邓不行了，我对他们失望了，现在怎么办，周回答，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取代刘最合适，毛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吧（林当时在大连养病）。周恩来马上指示吴法宪安排专机去接林彪。吴法宪还回忆，本来副主席仍保留林周二人，是周恩来自己把其名字勾掉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接见外宾，亲自要求媒体报道时使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而不用中央副主席的名义，这就是周厉害的地方。

showcraft

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提到过林伯渠，陕北经济搞得不错。

老木匠

大兴、旧苗二兄所论极是。

什么都略懂一点

复杂呀，太复杂了。

老木匠

现在很有将贾府门前的石头狮子多加清扫装饰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