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内地主流经济学家不入流

李旧苗

窦文涛：邓小平也不是专门的经济学家，那么他决定这么复杂的国家经济政策，是不是总也是源出于他身边的一些经济学家？他们拿出一些方案，然后他拍板决定，是不是这样一个程序呢？
    陈志武：差不多，应该是这样。据我的了解差不多是这样子。
    窦文涛：但是这些经济学家，他们之间有分歧吗？
    陈志武：那肯定经常会有的，你比如说我是很坚信市场经济，坚信金融市场在任何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中间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另外一个跟我差不多同样看法，对经济和对社会同样判断的人，可能在一个具体的政策上会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判断。比如说我主张对剩下的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然后把这些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均分到中国13亿中国老百姓的手里面。另外一个跟我有同样观念的人，可能会说这样做的话，也许不是太好的一个安排。他有可能会说俄罗斯的经历怎么样，休克疗法好像给俄罗斯的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寡头。
    许子东：这个建议等于是一个大规模的国退民进的建议，但这是建筑于你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之上，但是当你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实际上你是起着某种咨询，给政府部门提建议的这么一个动机，这两者从责任上其实是分开的，一个是研究，一个是为领导献策这样。
    陈志武：当然我刚才讲到的这种情况，一个什么经济学研究会得诺贝尔奖，中间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有多少人看了你的研究以后眼睛一亮，就是“哇”的感觉。
    许子东：就是它的社会效果、社会功能。
    陈志武：对，但是这个并不是说经济学家不可以去做一些应用型的研究。比如说我为什么提出这个国民权益基金，以这种方式进行民有化，最终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减少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对投资依赖度，就是因为这个背后有比较专业化的数学模型，或者学历上面的一些原因，有关于搜集很多的数字，经过这些研究拿了很多国家过去经历做的统计、分析的基础之上，我发现如果人都这样做的话，可以大大改变中国消费的。
    许子东：所以我们平常讲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其实有广义、狭义之分。他讲的那个纯粹经济学概念上做研究的，那是狭义的经济学家，他不一定出谋划策，不一定对实际问题有见解，自己也不一定赚钱。但是他把这个研究成果拿出来，假如社会能应用的话，就像你说的现在很多出主意的，那都是广义的经济学家。
    窦文涛：我见过几个经济学家，我觉得很有意思。说起来就是大骂，都是说中国现在怎么怎么这样不好、那样不好，然后我说那国家领导人身边不都是有很多经济学家都是明白人吗，他们不知道吗？然后我发现，这几个，谁说起来都是说那些个什么智囊，那些经济学家白痴，他们懂什么，然后都是说我明天副总理找我去，谁谁谁哪个部长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提方案呢。
    许子东：记住鲁迅讲过一句话，“咬人的狗是不叫的”，拼命叫就是没用的狗。
    陈志武：许教授讲的这个很对的，他要是不讲我也会跟你讲，这样的人往往真的并不做这样的事情。
    窦文涛：但是说真的，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影响国策的这些经济学家，在世界经济学领域里，他们水平究竟怎么样？
    陈志武：可能在国内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些经济学家。
    许子东：现在有人去世界银行了嘛。
    陈志武：在主流经济学、主流金融学里边，实际上并不是太有影响的。因为坦率的讲，研究中国经济的这些学者，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的那些大学里边，目前在世界范围并不是主流的。这又回到刚才那个什么是经济学的问题，经济学的研究不一定是那么具体到一个国家的经历，而最好是走遍天下都准的这种一般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