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历史研究是意识形态的工具么？

李旧苗

现代撰写的中国历史，很少不是辉格党式的进步史观。由于笃信社会进化论，写历史的人都希望自己写的历史能“证明”“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能指出“人间正道”，能符合“世界潮流”，能证明政治变动与事件都是“历史的选择”等等。
    最近，众多悼念唐德刚去世的文章中，不少都提到了他的中国历史“走出三峡”说。虽然唐氏并未明言，他心目中的中国历史最终要走向的“太平洋”为何处，但明眼人都知道，也不必说破。其实这也根本不是什么秘密，近代以来的主流史学家，大都相信历史是进化的，是有一定方向的，这个方向就是现代化。只是这个现代化的参照系有所不同，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以西方现代社会为参照系；另一派是“以俄为师”，以苏式社会主义为参照系。尽管“拿证据来”的实证主义要求已然成了史学研究的绝对命令，但什么算是证据、怎么解释证据、向何处找证据，最终却是要以那个历史天命为依归的。证明中国必然走向现代化，中国能现代化，成了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各种争论（中西文化争论、社会史论战、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等等），研究领域的开辟（社会发展史、经济史、社会史，等等），研究方向的选择（资本主义萌芽、商人精神等），无不与挥之不去的现代化情结有关。人们一方面标榜要追求历史的“真相”；另一方面在实证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目的论观念。  
　　半个世纪前，英国哲学家欧克肖特在给K. B. Smellie的著作《我们为什么读史》写的书评中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败坏的时代，历史写作也不能避免这普遍的败坏。”这种败坏是由于“当代历史学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利用历史上，集中在历史能用来证明的教条上；我们只关心将来，为了我们自己的目的歪曲历史”。他以卡尔（E. H. Carr）的巨著《苏俄史》为例，来具体说明他心目中的这种“知识败坏”。他说，卡尔虽不是共产党人，却是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的角度来写历史。卡尔的偏见在于以成败论历史，历史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出于这种偏见，“革命前的俄国是决不允许详细进入这个革命的故事的”。1917年似乎是“通过一个来自瑞士的创世者无中生有地创造了世界”，1905年“只是被当作了救主前的历史中的一个小插曲”。欧克肖特从两个方面批评卡尔的这种写史法。  
　　首先，卡尔是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来写历史，只让胜利者进入舞台，使失败的事业湮没无闻，把人分成派而忽略活生生的人。欧克肖特写道：“支持成功者的偏见比任何纯粹的党派偏见要坏得多”；“作为成功的故事的历史总是删节的历史。”此外，他还批评卡尔采取了俄国革命的参加者的偏颇观点和“特别私人的语言”。除了卡尔外，欧克肖特也反对柯林伍德重演历史的学说，指出：“史学家是他的事件（按：即他笔下的历史事件）的制造者；这些事件对他具有的意义，不同于它们对那些参与这些事件的人的意义，他说这些事件的方式也不同于他们。”写史的艺术是“理解人与事件的艺术，这种理解比这些人与事活着和发生时人们对它们的理解更深刻”。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以自己对现在的希望和对未来的憧憬来撰写历史。  
　　其实，像卡尔那样公开声称“根据现在来分析过去”，以今度古，以某种当下的理想来理解历史和撰写历史，在英国史学界也其来有自，非自卡尔始。最著名的当数写了多卷本《詹姆士二世就位以来的英国史》的辉格党人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Macaulay）。他把他写的这段英国历史看作是一个按照辉格党人的政治理想发展进步的历史，即争取自由民主的英国人从签署《大宪章》开始，逐步削弱国王的权力，最后通过内战和光荣革命战胜了以国王为代表的专制势力，建立了法治下的自由。他把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解释为有利于个人自由，是对天主教会的僧侣专制的一大打击。在这部麦考莱写的英国史中，所有的英雄都是站在主张发展国会权力、克服国王和教会“独裁权力”一边的人。这部历史告诉人们，只有从专制主义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英国人才能享有法律下的种种自由，才能通过贸易获得财富，给他们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这样，他们的孩子又能享有和捍卫好不容易赢得的自由。麦考莱这个英国辉格党史学家开创了一个解释历史的传统，这就是将历史解释为一个从野蛮和无知到和平、繁荣与科学的进步过程。拜现代性思维之赐，这个传统影响深远，虽然读过麦考莱书的人不会太多。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一战的炮火和血腥，以及大英帝国的逐渐没落，使得人们对辉格党人解释历史的模式及其进步史观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欧克肖特的剑桥老友，英国著名史学家布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在1931年出版了一本篇幅不大，却影响不小的著作《辉格党对历史的解释》，对辉格史观作了深刻有力的批判。在布特菲尔德看来，辉格党人解释的历史是一部“自由民主”的英雄从各种保守专制的势力和个人那里赢得让步的进步的历史，但这部历史是有问题的，它是用当前的观点来解释，或者说重构历史，并不是真正发生的历史。布特菲尔德在1949年又发表了《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一书（按：此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有中译本，可惜似乎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注意），试图以非辉格党式的方式来写近代科学史，即不再把科学史看作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一部科学研究的凯旋史。相反，他把科学上失败的事业、死结和不成功的尝试都看作是对于真正理解科学史非常重要的东西。欧克肖特对此非常赞赏，说布特菲尔德避免了倒读历史的陷阱，即避免了以今度古，历史应该秉笔直书，而不是偏袒胜利者和成功者。  
　　在欧克肖特看来，真正的史学家应该根据事件自己的历史来认识它们，而不是根据它们与史家自己当前关心的问题的相关性来认识和解释它们。以今度古，倒读历史，必然造成对真正历史的歪曲。他在评论布特菲尔德的著作中，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对辉格党的历史方法论进行了更为透辟的分析和描述。他写道：“辉格党的历史学家信奉一种单线的事件过程的观点，认为自己属于这样一个学科：阐明过去各种行为和事件那唯一的趋势，这趋势的内部似乎具有各种当前（那些他认为是重要的事物）的种子。他的英雄是那些属于这个谱系的人，他们的生活似乎预告了当前，以及那些由于具有‘现代性’而被挑选出来的人；其余的则被看成是对此没有贡献的人，或仅仅作为妨碍这个过程的人而被认为在该故事中有一个位置。这样，由于只盯着过去中那些似乎类似于当前的东西，他们很容易认为‘历史在我们这一边’。研究过去似乎不仅为他们决定谁在正确的这一边的机会，而且也提供了表达道德赞成和不赞成的机会。”  
　　辉格党式解释历史的方式其实我们并不陌生，现代撰写的中国历史，很少不是辉格党式的。由于笃信社会进化论，写历史的人都希望自己写的历史能“证明”“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能指出“人间正道”，能符合“世界潮流”，能证明政治变动与事件都是“历史的选择”，能证明当下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等等。虽然史学家很少有人不把“科学”与“实证”奉为金科玉律，但我们的历史是少不了进步与反动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历史书有时也像极了蹩脚的好莱坞电影，好人坏人黑白分明。这与其说是夫子春秋笔法的遗意，不如说是现代性的体现。夫子不知道历史发展还有什么方向，而现代史学家不但知道这天命一般的方向，而且以此来“笔则笔，削则削”了。由此也可见，辉格党式的解释历史的方式确如欧克肖特所说，是“历史研究传统中最有影响的思维方式”。它实际不是英国辉格党人特有的，而是一种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即便布特菲尔德本人，也难免这种思维方式及其历史方法论（可参看C. T. MacIntire写的布特菲尔德的传记: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ian as Dissenter，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年）。  
　　现代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辉格党解释历史的方式则是这种思维方式在史学中的体现。欧克肖特这样分析辉格党历史解释的思维方式：“构成辉格党历史解释的思维方式不仅产生一种片面的过去观，而且也产生一种狭隘的当前观。实际上是各种冲突的目的和利益的结果，或甚至是副产品的东西，被弄得似乎是一个单一的、同质的、战胜了敌对和阻碍的活动趋势的完成。”这种思维方式对史学家是极为不利的。因为“它说服史学家在过去中只寻找那些能被当前直接吸收的东西；然后，当他离开故事大致的线索（就像在删节本中可能出现的那样）去仔细研究一个特殊的时刻或特殊的变化，它就辜负了他”。布特菲尔德在他的书中说过：“如果所有事实都得到充分叙述的话，从它（按：即辉格党的历史解释）产生的方法和历史都将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辉格党式对历史的解释是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掩盖、忽略、删节和歪曲的基础上的，一旦所有事实都得到充分的叙述，辉格党式的历史就将不能成立。  
　　那么，史学家如何避免辉格党式的思维方式？欧克肖特的回答是：他要使自己习惯在过去中寻找与现在不同的东西：历史学对他来说是研究过去不同于现在的方式。为了避免把历史变成一个纯粹成功的故事，他要特别留意任何时候的失败者，因为他们对事情的贡献最有可能被忽视或误判。但这还远远不够，警觉不同和留意失败还只是对他试图避免的错误的一个粗浅回应，它们还只注意被辉格党式的解释忽略的东西。要真正摆脱辉格党式的思维方式，史学家得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把一切后来的形势理解为整体以前形势的产物，他要有这样一种历史变迁观：即历史变迁就是一种具体形势让位于另一种具体形势，每一个形势都是突然发生的，它出乎任何行动者的计划和意图之外。他这样来解释历史过程：他与他的同行是历史过程的发明者，但这不是说阐释历史过程根本不管证据，而是说历史过程是一个（考虑所有证据）的活动的产物，而历史变迁的参与者假定是被排除在此活动之外的。史学家应该解释的是事情复杂的结构，而不是发展的同质性路线的一般原因和条件。  
　　欧克肖特从他哲学生涯的一开始就认为，我们对待事物可以有不同的态度，或者说，不同的经验模式。在西方文化中，这样的经验模式主要有三种，即科学、历史和实践，后来他又加上了诗，即审美经验。因此，在事关过去时，必须区分历史的态度和实践的态度。所谓历史的态度，就是为过去而过去地对待历史。而实践的态度也可说是当下实用的态度，它不同于科学和历史，它是从好恶、苦乐、善恶出发来看待事物的。在实践中，人们总是根据对我们有用还是无用、友好还是敌意来判断事物，用这样的范畴来处理事物。因此，对过去的实践态度总是要将过去与现在联系在一起，总要以今度古，或借古喻今。而试图把历史变成科学或在历史中发现普遍规律或一般原因，也往往是由于实践利益使然。辉格党式对历史的解释，归根结底是在用实践的态度，而不是历史（史学）的态度来对待过去。因此，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区分历史的过去和实践的过去，才会有合适的研究历史的方法，才能从实践的语言（idiom）中解放出来，历史知识也才有自主性。  
　　但这决不意味着欧克肖特是一个实证主义者，恰恰相反，他同样坚决反对实证主义历史观。如果说辉格党式历史观是将实践误解为历史，那么，实证主义历史观是将历史误解为科学，从哲学上看，同样犯了范畴混淆的错误。史学家的任务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去理解过去的行为和发生的事，即以一种它们在当时决不会这样被理解的方式来理解它们”。过去的行为和事件在当时是实践，如果我们以当事人的方式去理解它们，就是以实践的方式来对待它们。所以，要完成上述任务，史学家必须“把行为和事件从它们的实践语言翻译为历史语言”。  
　　在《史学家的活动》（收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中）一文中，欧克肖特承认真正的历史态度是很难的，尤其在我们的时代。现代是一个不要历史的时代，“我们的主导兴趣不在‘历史’，而只在追溯的政治。过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一个我们像周日下午草地上的赛犬那样操练我们道德和政治观点的地方”。我们对过去很少能有彻底的历史态度，因为这种态度“是一种严格复杂的关于世界的思维方式的产物”，是创造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其中如鱼得水的实践世界的世界，“那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没有统一的感情或清晰的轮廓；在此世界中，事件没有普遍的格式或目的，没有方向，不指向世界的有利条件，不支持实践的结论。它是一个完全由偶然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当然不是一个曾经客观存在的世界，而是史学家经过思想的艰苦努力得到的世界。  
　　然而，欧克肖特从来就不承认有纯粹的过去，对他来说，过去只是读现在的一种方式。他在1983年出版的《论历史及其他论文》一书，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这部著作被人认为是“二十世纪对历史最深刻的论述之一”。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篇论文中，欧克肖特指出，我们总是从现在去看过去的，因为我们首先面对的，毫无疑问是现在，并且是实践的现在，即感知和满足我们需要的现在。这个实践的现在决不仅仅是单纯的现在，而且也是对将来的某种投射，所以它实际上是现在-将来。我们首先是从这个现在-将来形成我们的过去观念的，过去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与我们实践的自我理解和活动联系在一起。因此，人们会理直气壮地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者将中国近代历史理解为一个“转型”的过程或“走出三峡”的过程。
    可是，除了实践的过去外，还有历史（即史学）的过去。历史研究也是从现在建构过去的，但它的现在根本不同于建立在实践活动上的现在。它是一个由遗存的人造物和言说构成的现在，史学家把这些人造物和言说看作是自己的证据，从中推出一个已经不存在的过去。对于史学家来说，遗存的人造物和言说是还未得到理解的对象，史学家得确定它们的真正特征。确立过去的遗存物和遗迹的特征只是历史研究的开始，下一步是从这些得到证实的遗存物中推断出一个由许多得理解为实际发生过的事件组成的过去。这个过去不是作为实在的过去，而是作为历史的过去。史学家不能创造过去的事实，但可以创造过去的历史。欧克肖特以蒙森为例，他没有创造罗马共和国，但他是罗马共和国的创造者之一。“历史的过去是一个本身在过去从未在场……的过去。它不能被发现也不能被发掘，不能回忆也不能收集，而只能推断。”它是历史研究的结果。  
　　欧克肖特不会反对一般人对历史的实践（实用）态度，因为实践中的人必然会这么做；但他反对史学家对历史的实践态度。他认为，史学家的问题是：“我如何能认识和唤起一个决不是我自己的过去？或者它也许是我自己的过去，但它的意义决不在于它是我自己的过去？”欧克肖特关心的过去只是史学家研究和写出的过去，这个过去必须有别于实践的过去。只有这样，才能捍卫历史知识的独立性，而防止将它变成一种对待过去的实用态度。在他看来，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就是对历史持这样一种实用的态度。海德格尔与欧克肖特一样，首先指出“历史”一词的模糊性，即它既可指历史实在，又可以指历史学。欧克肖特在后一种意义，即“史学”的意义上用这个词，而海德格尔却是在前一种意义上用这个词。海德格尔赞同尼采根据历史对生活的实用意义来看待历史的观点，并且认为史学家写史不可能没有他那个生活世界的种种预设。而欧克肖特却说：“只有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此在用括弧括起来，才能历史地（史学地）思考。”他用同一部《大宪章》在律师和史学家那里意义是不一样的，来证明历史（史学）意义和知识的独立性。他坚持海德格尔排斥的理论态度，认为历史（研究）是一种理论活动。在古希腊，一个theoros或“理论家”是“一个旁观者，他追随和理解……一个theo……一个场面（或）一个‘发生’”。这是他在《论人类行为》中对“理论”一词的词源学解释，为的是要说明，史学家是一个袖手旁观的观察者，而不是实践的参与者，他不能以实践的目的为导向来写历史。也因此，他坚决认为，史学家是没有资格进行道德评判的，史学不是进行道德判断的地方。  
　　欧克肖特的这种历史哲学，不要说向来有“以史为鉴”传统的中国人，即使在西洋人中，也很少有人接受。有些人同样对辉格党式历史学不满，如列奥·施特劳斯在《论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中就批评柯林伍德科学的历史就是从史学家现在的观点去看过去的观点，认为他是犯了倒读历史的错误。但施特劳斯认为，写史内在就有价值判断。伯林与欧克肖特一样反对历史决定论，无论是目的论决定论还是因果决定论，但反对的理由不一样。欧克肖特是因为历史过去和实践过去的区别，而伯林恰恰是因为历史决定论取消了史学家的道德判断。他认为历史解释只有在它们符合我们的实践经验和我们日常的道德责任概念时，才有说服力。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所作的一篇题为《历史的不可避免性》的演讲（布特菲尔德是这篇演讲点名批评的对象）中说：“纯粹描述、完全客观的历史始终是一个抽象理论的虚构，一个对前几代人的假话和自负的一种剧烈夸大的反应。”在他看来，史学家必然，也应该有道德判断。没有道德判断，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  
　　欧克肖特区分对过去实践的理解与历史的理解并没有错，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有这样的区分的；他反对以现在-将来的实用目的来扭曲历史也没有错，但他显然没有看到史学家和任何试图理解过去的人不可能分裂他的存在，理解不仅是思维活动，更是存在活动。史学家也不可能是一个中立的旁观者，生活中是没有旁观者的，历史理解不等于无倾向乃至偏向的理解。例如，有人就指出，布特菲尔德对辉格党式历史解释的批评，也是出于他自己的偏见。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布氏不能容忍辉格党那种乐观主义的历史观使有罪的人类，而不是上帝，成为他们命运的决定者。史学家恰恰应该承认自己的有限性，才能从根本上反对那种自称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或“历史前进方向”或“人间正道”的辉格党式历史解释，亦即上帝之眼式的历史解释，才能使历史不至于成为实践或意识形态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