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舜初：国防部门前的二十八昼夜

李旧苗

1966年8月25日至9月21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在国防部南门外围困长达28个昼夜之久，要求国防科委交出曾任该校“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组长的赵如璋澄清问题，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发生的一件大事。尽管当时的国防科委党委竭尽全力做工作，试图化解矛盾，避免产生不良后果，但由于中央高层领导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陈伯达先后做出了内容不同的指示，最后国防科委成了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我作为国防科委常务副主任、党委副书记，被停职反省。
　　这一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由于陈伯达、张春桥当时控制了绝对的话语权，他们的说法广为传播。陈伯达津津乐道于他所谓的军令状，在接见北航“红旗战斗队”同学时说：“你们这么多同学要见赵如璋、罗舜初，我觉得他们没有理由不见你们，所以我就去看你们，还没有去，就立了个军令状：要赵如璋去，如同学伤害你，我赔偿你的性命。”张春桥更是公开点名批判我，指责我不听陈伯达的话，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拒不交出赵如璋。由此，不明真相的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到北航，无情地批斗我和赵如璋。
　　不管张春桥、陈伯达怎样巧舌如簧，他们所说的当然都不是事实真相。作为这一事件的当事人，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事件经过说出来，供历史研究者参考，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文化大革命”之前，全国有11所国防工业高等院校归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直接领导管理，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是其中之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北京新市委的委托，国防科委于6月8日派院校局副局长赵如璋等三十多人(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大女儿、国防科委院校局参谋李敏)组成工作组，进驻该院参加“文化大革命”。
　　工作组(后增加到六十多人)进驻北航后，有一名学生贴出了一张题为“一条无头黑线”的大字报，对国防科委的工作和其他一些问题横加指责。许多师生对大字报中的歪曲不实之词深感不满。工作组遂对这张大字报开展了五六天的“反干扰”大辩论。结果多数师生不赞成这张大字报的观点，只有少数人仍坚持“无头黑线”的观点，处于比较孤立的境地。
　　7月28日，北京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撤销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就在同一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秘密接见了北航持少数观点的学生代表，他给学生们打气说：“我看很多工作组不好，贴大字报把事情揭露清，同学们会跟你们跑的。工作组不愿意革命的罢他们的官，犯错误的可以留下检讨，不能让他们溜了，让他们做你们的学生，受教育。”有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持少数观点的学生们造反的劲头更足了。
　　8月11日，已经奉命撤离北航的工作组全体人员，在赵如璋同志的带领下返回北航听取群众意见。8月14日，赵如璋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进行了检讨。他在检讨中说：“当一同学贴出了《一条无头黑线》的大字报以后，引起了同学之间的争论。本来在运动中大家都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我们的错误在于把这个争论当成了一定时间的主要矛盾，主动地组织了这场大辩论，在万人大会上点了《一条无头黑线》的大字报是一株大毒草，并指出了它是有意中伤，把矛头指向了军委、中央。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本来这张大字报是不是大毒草，应当由广大革命群众自己来鉴别，我们不应该事先划定框框，定下调子，不应该组织同学之间、群众之间的大辩论。”赵如璋还说：“这场大辩论的错误，是我们造成的。参与辩论的同学和同志们是没有责任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是无可非议的，他们用心是好的，革命积极性是可贵的。错误的责任全部由我们负责。我们衷心希望革命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互相谅解，加强团结，共同对敌。”赵如璋当着全院师生员工的面郑重宣布：“在这里我们向大会上点过名的同学(指《一条无头黑线》大字报的作者)以及所有由于怀疑工作组和国防科委而受到批评的同学和同志赔礼道歉。凡是我们在大辩论总结时，给个别同学戴上的帽子一律摘除。”
　　对于赵如璋的这个检讨，多数师生员工感到满意，仍有少数同学感到不满意。针对少数同学提出的意见，赵如璋同志于8月19日第二次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检讨。在这次检讨中，赵如璋重点回顾了组织开展大辩论时的想法和当时对形势的认识，并就同学们对他在北航工作期间工作上和思想作风上的意见做了深刻的检讨。
　　赵如璋同志检讨之后，我也讲了话。我首先转达了聂荣臻同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任国防科委主任)对北航全院师生员工的问候，然后代表国防科委党委常委针对派工作组等问题做检讨。我说：“工作组提出先辩论《一条无头黑线》的大字报，又点出它是一株大毒草，是经过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同意的，这是我们的错误。其实这张大字报是不是大毒草，完全应该由广大革命群众自己去辨别，我们根本不应该事先划定框框，定下调子，批准这场辩论。由于这个错误，挫伤了一部分群众的积极性，给群众运动造成了不良后果。”“由于工作组是国防科委派的，对《一条无头黑线》的辩论又是经过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同意的，工作组所犯的错误主要由国防科委党委常委负责。”“我们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方向的错误，是路线的错误。”“对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对工作组还有什么意见，欢迎提出；对国防科委是允许怀疑的，错误欢迎批评，我们对群众的批评是欢迎的!”会后，在全院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和新选出的筹委会同意的情况下，工作组第二次离开北航。
　　对于赵如璋的两次检讨，仍有一部分人有意见，对有些问题没有解答表示不满。他们后来组成了北航“红旗战斗队”。
　　8月24日晚8时许，6名“红旗战斗队”队员来到赵如璋同志的住地，要求澄清问题。赵如璋表示同意澄清问题，并根据北京市委8月11日的通知精神，提出了几点建议：(1)可以澄清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希望通过筹委会，有一名筹委会委员参加。(2)参加澄清问题座谈会的同学，人数不要太多，最好七八人，最多不要超过十人。(3)希望同学们先提出需要澄清的问题，容我准备一下。(4)初步定于明天(8月25日)上午9时在军委接待室开座谈会澄清问题，如有会议再另商时间。这6位同学对此没有表示异议。
　　然而，8月25日上午9时，北航“红旗战斗队”派出的不是10个人，而是100多名队员。他们没去军委“文革”接待室，而是直接来到国防部南门警卫室，公然要求国防科委把赵如璋交给他们处理，声称不交出赵如璋，他们就在国防部门前静坐，直到交出为止。“红旗战斗队”为什么公然违反他们和赵如璋头天晚上已经商定好的关于澄清问题的协议，至今仍然无人披露其中的内幕。就在这个时候，北航“红卫兵”、“赤卫队”等群众组织也闻讯来了100多人，他们坚决不同意赵如璋向“红旗战斗队”单独澄清问题。观点截然对立的两派群众在国防部南门外互相对峙，随时可能发生激烈冲突，形势异常紧张。此时此刻，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不难想象，如果国防科委在这个时候同意赵如璋出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百多名学生聚集在国防部大院门口，用高音喇叭喊口号，贴大字报，无休无止地纠缠谩骂正常执行警卫任务的解放军战士，是共和国成立以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情。聂荣臻副主席当天接到报告后，气愤地对秘书说：国防部是什么地方，“北航红旗”怎么可以这样胡来！要告诉国防科委领导人，学生要求赵如璋回学院去澄清问题，可以去，但学生不能在旃坛寺(国防部所在地)静坐，必须动员他们回学院去。
　　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闻讯后也打电话向我了解情况，她没有向国防科委提出任何指导性的意见。只是说了句“有情况要随时向林办报告”，就把电话挂了。
　　接到聂副主席的指示后，国防科委党委常委立即派出院校局副处长裴济民等十多名同志组成接待组，并派国防科委党委常委、科委后勤部副部长王力华代表常委去看望双方，劝说两派同学先回学校去，和院筹委会商量同意后，赵如璋和工作组可以再次回校检查。但是，“红旗战斗队”坚决不同意，认为赵如璋再回到学校去，会造成群众斗群众；筹委会、“红卫兵”、“赤卫队”也不同意赵如璋和工作组再回去，认为学院正在进行“一斗二批三改”，如果工作组再回去，又要引起辩论工作组问题，转移了运动大方向，也不利于团结。面对这种情况，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只能不厌其烦地、耐心地向双方做说服工作，设法消除分歧，说服同学们“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但是，要想短时间内做通各派工作，谈何容易。
　　几天以后，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同志告诉我，毛泽东主席也听说了国防部门口发生的事情。毛主席说：搭起席棚，给他饭吃，给水喝，另开辟一个战场，让他闹几个月。(大意)
　　长征期间，我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我知道毛主席有时是正话反说，有时却又反话正说。这一回，该如何正确理解毛主席的真实意图呢？经反复考虑，我理解毛主席的意思是要国防科委尽快处理好这个事件。
　　事实上，从第一天开始，国防科委就为同学们准备了开水、稀饭、馒头。因为“红旗战斗队”人员流动大，一时人多，一时人少，很难掌握他们的确切人数，往往统计的时候人不多，临到开饭时突然增加许多人，供应的食品数量不足是在所难免的，但绝没有发生大热天不给水喝、不给饭吃的现象。至于要不要搭起席棚，我认为在国防部门口影响不好，不搭。重要的还是要尽快妥善解决问题。我代表国防科委党委分别看望了“红旗战斗队”以及筹委会、“红卫兵”和“赤卫队”的代表，并和他们反复商量如何澄清问题。同学们坐在地上，我也席地而坐，有人见状要给我一张报纸垫在下面，被我谢绝了。
　　我先是试图说服筹委会和“红卫兵”、“赤卫队”，同意赵如璋单独向“红旗战斗队”澄清问题。但是他们坚决不同意，理由是“红旗战斗队”所要澄清的问题，各派间有不同看法，大家都有权了解澄清的过程，并一再坚决表示，“如单独向‘红旗战斗队’澄清问题，一切严重后果由国防科委负责”。
　　于是，我们又提出第二方案：赵如璋向“红旗战斗队”澄清问题，筹委会、“红卫兵”、“赤卫队”只派少数代表参加。经劝说后，筹委会、“红卫兵”、“赤卫队”勉强同意，但“红旗战斗队”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学院其他战斗组织对赵如璋的检讨没意见，用不着他们参加。
　　接着，我们又提出了第三个方案：向“红旗战斗队”澄清问题时，筹委会常委参加。没想到除了筹委会同意外，“红旗战斗队”、“红卫兵”、“赤卫队”都不同意。
　　9月8日，周恩来总理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报给毛主席的一期简报中对这一事件做了片面的报道，便立即将这期简报批转聂荣臻、我和赵如璋阅，并指示国防科委可以让赵如璋去澄清问题，甚至可以单独澄清问题，首先要说服多数，不要压制少数，澄清问题后双方要开会求得统一。
　　9月9日晚上，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防科委决定让赵如璋单独和“红旗战斗队”见面澄清问题。因为“红卫兵”和“赤卫队”坚决反对单独澄清问题，并阻拦了赵如璋到会，商量了通宵未果，澄清会没有开成。
　　9月12日，我和赵如璋与“红旗战斗队”代表见面，商量如何单独澄清问题。“红旗战斗队”方面的人进进出出，不时地向代表递条子、耳语，结果是“红旗战斗队”代表态度多变，刚刚同意了，马上又反悔。谈了整整一个晚上毫无结果。
　　此后，为了实现单独向“红旗战斗队”澄清问题，国防科委一直努力劝说“红卫兵”、“赤卫队”不参加澄清会，他们勉强同意了，但仍坚持筹委会是学院文化革命的领导机构，必须派代表参加。至此，双方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国防科委觉得再做一做双方的工作，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就在国防科委为实现单独澄清问题而费尽口舌地做说服工作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于9月19日给聂荣臻同志的秘书打电话说，北航有些学生对工作组有很多意见，已经拖了很长时间未能解决。伯达同志最近提议，这样拖下去不好，可以让工作组去听取意见，让少数派学生把意见说完，工作组要认真做自我批评。
　　听了秘书的报告，聂荣臻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了解情况。他要我把情况详细准备一下，去向张春桥汇报，研究一下究竟如何办好。随后，他又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打电话进行解释，并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劝学生们回校。
　　9月21日，王力给聂荣臻的秘书打电话，转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意见：“对北航问题，不管群众多少，找来了，领导上都要接见；对群众不要顶牛，顶牛最后总是没有好下场的。陈伯达同志下午约聂荣臻商谈北航问题。”
　　当天下午3时，聂荣臻约我来到钓鱼台陈伯达处开会。陈伯达不容聂荣臻和我解释，就强令国防科委把赵如璋交给“红旗战斗队”。他说：如果学生伤害赵如璋，我来偿命，我可以立下军令状。说罢，他真的拿起笔写了张军令状。等他写完之后，我向他详细汇报了赵如璋8月14日、19日两次检讨的情况以及我19日在北航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做的检讨，介绍了8月25日以来北航两派的意见分歧以及国防科委在这些天所做的工作，并特别说明，早在9月12日我就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和赵如璋一起与“红旗”代表见面商讨如何单独澄清的问题，怎么能说我们不见呢？在事实面前，陈伯达无言以对，只好当着聂荣臻和我的面将写好的军令状撕毁，继续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聂荣臻一再坚持，单独澄清问题的前提是“北航红旗”必须从国防部大院门口撤走，否则影响太坏。陈伯达最后决定：赵如璋和“红旗战斗队”代表当天晚上到全军文革接待站(三座门一号电影厅)单独澄清问题，并由他去劝说“红旗战斗队”离开国防部南门。
　　当天晚上，陈伯达来到北航“红旗战斗队”围困国防科委的大本营——国防部南门咫尺之间的航模体校。陈伯达公开表示支持“红旗战斗队”的行动，他说：“你们是少数的，少数是优秀的、先进的。”随后，“红旗战斗队”队员们全部转往全军文革接待站。从8月25日上午到9月21日晚，整整闹腾了28天的国防部南门暂时恢复了平静。
　　在全军文革接待站大门外，闻风而来的北航“红卫兵”和“赤卫队”的同学强烈要求参加澄清会议。国防科委派出工作人员一再劝说同学们回去，并恳切地要求筹委会不要让其他战斗队的同学到会，师生员工们对国防科委突然改变做法很有意见，大有被出卖了的感觉，说了许多带有情绪的话。国防科委工作人员满肚子的委屈只能自己强忍着，无处倾诉。
　　在接待站里，“红旗战斗队”和国防科委又发生了分歧。我们认为会议应由双方共同主持，“红旗战斗队”坚决不同意，一定要由他们单方面主持，双方争论了两个小时。这时，接到全军文革的指示，同意由“红旗战斗队”主持会议，于是我们照办。
　　北航“红旗战斗队”取得了会议主持权后，并不和赵如璋同志澄清具体事情，而是拿出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一张“赵如璋的书面保证”，硬要赵如璋在保证书上签字。看到“保证书”上有“为单独澄清问题随叫随到”的字样，赵如璋感到有些为难，作为一个军人，不经批准，怎么能轻易保证随叫随到呢？看到赵如璋不签字，“红旗战斗队”便开始对赵如璋百般侮辱和谩骂，说赵如璋出尔反尔，是撒谎大王、大骗子。他们对赵如璋实行车轮战术，整整一个晚上不让赵如璋睡觉。
　　第二天晚上，赵如璋同志提出可以和同学们“三同”，他们竭力反对，说是大阴谋，又折腾了整整一个晚上，不让赵如璋休息。9月23日早晨，为了要赵如璋签字，“红旗战斗队”在一个小时内对赵如璋发出了27次严重警告，说赵如璋是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等等。这一天的下午1时，“红旗战斗队”宣布限制赵如璋的行动自由，还提出要罢赵如璋的官。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得知情况后，通知国防科委赵如璋可以签字，赵如璋这才在保证书上签了字。这次会前后持续了42个小时，赵如璋得不到一点休息，被搞得筋疲力尽。
　　第二天(9月24日)，聂荣臻同志召开国防科委党委常委会，研究国防工业高等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方面的问题，特意请赵如璋列席。聂荣臻首先在会上说：“赵如璋同志你受委屈了。”并表示慰问。在研究北航问题时，聂荣臻说：“我怀疑‘红旗’里面有坏人，有‘牛鬼蛇神’，肯定有后台。”
　　9月27日下午2时半，赵如璋继续和“红旗战斗队”澄清问题。赵如璋要求“红旗战斗队”将需要澄清的问题和疑问都提出来，统一回答。但“红旗战斗队”不允许，只能是他们提出什么问题，赵如璋就正面回答什么问题，而且只能回答“是”或“不是”，不准讲明原因，申诉理由。当赵如璋摆事实、讲道理时，他们就立即停止赵如璋发言，甚至抗议谩骂，说赵如璋是“牛鬼蛇神”，是“大坏蛋”，是“反社会主义”等，并且乘赵如璋不备，一把夺走了赵如璋的笔记本。结果，他们在笔记本中发现了赵如璋记下的聂荣臻的那几句至关重要的话。这下子可不得了啦，怀疑“红旗战斗队”里面有坏人，有后台，不仅“红旗战斗队”要穷追不舍，就连中央文革小组也非常恼怒。
　　9月30日，江青通过聂荣臻同志的一位老部下传话：北航问题，国防科委越来越被动，陷得很深，情况正在起变化，是执行错误路线，还是执行正确路线。必须坚决支持少数派。学生要斗赵如璋，就由他们斗，戴什么帽子就是什么帽子，不要怕，运动后期再说。她还说：“科委不要把聂总推到第一线，硬跟错误领导，搞成敌我矛盾就不好了。”
　　事已至此，一门心思地考虑，如何才能更加有利于澄清问题，如何才能避免北航各派群众间矛盾进一步加剧的国防科委，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场由最高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他们所做的大量工作都被指斥为执行了“错误路线”。
　　9月30日，国防科委给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共北京市委写报告，如实汇报了事件的前后经过，并以赵如璋在北航的两次检讨，和我代表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在北航的检讨，以及赵如璋8月24日关于与“红旗”单独澄清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最后签署的保证书作为报告的附件一并上报。报告提出建议：(1)既然“红旗战斗队”不让国防科委主持澄清问题的会议，建议由北京市委派人参加并主持。(2)澄清问题的会议要强调摆事实、讲道理，要允许双方充分发表意见，意见不一致可以放一放。我签发了这个报告。
　　由于这个报告以翔实的材料说出了28昼夜事件的真相，并且提出“要允许双方充分发表意见”，这简直就是在和中央文革小组顶风对着干，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小组接到报告后怒不可遏。10月1日晚上，我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就被当时在中央文革工作的一位军队领导同志蛮横地告知，国防科委的报告是错误的，必须收回。张春桥也凑过来气急败坏地指责我：你没有让赵如璋出去，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在那个年代，不听毛主席的话可是弥天的大罪。于是我便和张春桥激烈争辩起来。张春桥说我不听毛主席的话，我回应张春桥，国防科委从来没有接到过毛主席说赵如璋可以单独去向“北航红旗”澄清问题的指示。毛主席究竟说没说过要赵如璋出去单独澄清问题的话？如果说了，为什么要对国防科委故意封锁？如果没有说过，信口捏造毛主席的指示，那又该当何论呢？我和张春桥的争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第二天(10月2日)，刘志坚给我和赵如璋写了一个便条，内容是：陈伯达给林总送去了一份军令状，请你们阅后立即退还交林办秘书带回。军令状是由陈伯达口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记录在一张纸上的，全文如下：“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落款是陈伯达的亲笔签名。在军令状的下角还有一行字：“关锋记录9月22日晚10点”。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9月21日下午陈伯达与聂荣臻和我谈话时在场的是王力而不是关锋。陈伯达当着聂荣臻和我的面写军令状和撕毁军令状时，关锋并不在现场。到了22日晚上，陈伯达明明知道赵如璋此时此刻已经在全军文革接待站和“北航红旗”见面澄清问题，他为什么还要口授军令状，并让关锋为他记录？这是其一。9月22日晚10点由关锋记录的这份追记的军令状，陈伯达早不拿出，晚不拿出，为什么偏偏要到我和张春桥辩论后的10月2日匆匆送到林彪处，这是其二。(在陈伯达晚年最后的回忆自述中，对此也没有留下任何说明，这就为后人留下了又一个不解之谜。)陈伯达后来到处吹嘘，是因为他写了“军令状”，国防科委才被迫交出赵如璋的。如果真是这样，“北航红旗”围困国防科委就不是28昼夜，而是29个昼夜了，这样一个大破绽，居然没有被人发现。 有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气焰越来越高，他们继续循着“一条无头黑线”的思路，不断往上追。赵如璋不得不向我请示。很多事情“红旗战斗队”根本不相信他这个小小的工作组长能做得了主，他该如何答复“红旗战斗队”的追问？在国防科委，院校和文化革命工作分别由其他领导同志分管，我只是后来才介入的；但为了不把祸水引向聂荣臻，为了不让其他领导也遭到围攻，为了不使国防科委的正常工作受到影响，我考虑了一下对赵如璋说，不管学生们问到什么问题，你都回答只请示过我，都是我决定的，一定要保护聂总，保护其他领导同志。这样一来，我自然成了“红旗战斗队”攻击的对象。不久，每个字有一人高的大标语“撤罗舜初的职！罢罗舜初的官！”、“撤赵如璋的职！罢赵如璋的官！”贴遍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同时，“红旗战斗队”还提出了要国防科委搬到北航去办公的无理要求。
　　10月8日，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军委在人大会堂东大厅开会研究国防科委问题。会上争论十分激烈。张春桥等一口咬定我对抗毛主席指示，坚决要把我打成“三反分子”，到会的军委副主席们坚决不同意。陈毅说，国防科委为了避免两派群众发生冲突，采取的措施是对的。罗舜初前后6次到学生中去，和学生一起席地而坐，商讨解决办法，怎么能说他拒不接见学生呢？主持会议的林彪此前曾派秘书将中央文革小组的两期简报送我和赵如璋传阅，他的态度和几位老帅是一致的。“九一三事件”之后，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说，林彪在这次会上说这个人(指我)过去很好嘛、现在搞得没有办法了，是比较勉强、有很惋惜的意思，根本没有对罗舜初不执行主席指示表示愤慨。林彪不久前刚刚说过“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张春桥则坚持说我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必须罢官。于是，林彪不得不退一步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先停职吧，这样主动一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其回忆录中说：周恩来随即补充说明，不是罢官，只是停职反省；不是反党，也不是反革命，只是觉悟不高。)当天晚上8点半，在三座门全军文革接待站，刘志坚代表军委宣布了我停职反省的决定。
　　10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国防科委和我成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
　　就在这天晚上，张春桥接见了福建省赴京学生代表，他对学生们说：“北航的学生要和工作组长赵如璋对话，在国防科委门口等了28天28夜，(罗舜初)他不见。我们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要他见学生，他还是不见。后来陈伯达让他住到学校去谈话，说如果学生打死你，我陈伯达抵命，还签了字，立了军令状，他还是不敢去。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我见了罗舜初，和他辩论，我火了，对他说：‘为什么陈伯达的话你不听，连毛主席的话你也不听！你再不下去，明天我和学生站在一起斗争你！’”张春桥的讲话立即传遍了全国各地。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大规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在全国展开。被停职的我和赵如璋来到北京航空学院，在“红旗战斗队”的看管下实行“三同”。每天数以万计的学生怀着对伟大领袖的无比热爱从全国各地涌到北京，来到北航，无情地批斗已经被中央文革小组“首长”点了名的我和赵如璋。面对思想单纯，并不了解事实真相的年轻人，我和赵如璋只能忍辱负重，默默地承受着无休无止的羞辱和谩骂。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张春桥、陈伯达当时控制了绝对的话语权，以致时至今日，二十八昼夜事件的真相，已经渐渐地鲜为人知了。但不管张春桥、陈伯达怎样巧舌如簧，我始终认为，我所接触过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中绝大多数都是通情达理的；如果不是有人在背后别有用心地挑动教唆，以我们党多年来在群众运动和革命实践中积累的一整套成功的经验和政策，这个事件完全可以得到妥善圆满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