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程

多灾多难的年代。

kemingqian

陈伯伯回忆得好，慢慢写。

高山的松

30# chenbbhh
修战备公路倒也罢了，算是知识分子参加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吧。可恨麦子虫和跳蚤也欺生，白天黑夜轮番向你送“红包”（非现在流行之红包也），致使皮肤奇痒，抓破处感染化脓，以至于患上肾炎，真所谓“华佗（医生）无奈小虫何”啊！不知回沪后怎样治疗？是否完全治愈？期待着你的下文！

chenbbhh

                                                                             之九： 笼中之鸟
      患上肾炎，对学医的人来说，深知其后果，此病使我万念俱灰。我从山里被大板车拉到县城，此后乘火车回上海，这个过程我已记不起其细节，那时脑子已成了一片空白。虽然很快回到了温暖的家里，但以这种方式的回归，对于我父母亲来说，很是残酷的。我的家境并不富裕，父亲因严重的胃病，很早从武汉辞职病退在家，比我小二岁的妹妹，从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的山区工作，一家子全靠母亲一人工作维持着。我这一病，似乎又重蹈了父亲的复辙。肾炎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疾病，虽一时半载不会出现很严重的情况，但也是一种不治之症，最后的终结是尿毒症，想着想着，总想到这上面去了。
      家离母校附属医院不远，因此就近看病。来到自已熟悉的医院，发现变了样：门诊也不分内、外等科，各科医生坐在一起，打起统仗来了。原来叫号的工务员，都换上了“反动学术权威”，他们不许看病，而是站在那儿叫号，身穿着标志着工务员的反穿衫。我有幸轮到一位资深的内科大夫，她认为目前肾炎诊断是可以肯定的，而且病因也可确定皮肤感染链球菌后引起的免疫反应。治疗上无特殊药物，希望通过卧床休息、中药治疗，在急性期内获得康复。虽然她给了我一线希望，但我知道成人的急性肾炎是罕有的，往往起病就是慢性的。
      此后我的生活就是卧床休息，吃中草药，使用各种土方秘方，定期去医院复查。自患病后，我心情一直很沉重，很少言语，也怕见到熟人，每次到医院里去复诊时都带了帽子、口罩，尽可能避开熟人……每遇到医生护士的生硬态度，往往象被刺痛心脏一样难受，这点感受对我启发很大，病痊愈后在自已给别人诊病时就能体谅到病人的痛苦了。
      数月休养下来，病情未见好转，尿检结果时好时坏。人的精神状态越耒越不好，总认为这一辈子完了，看到别人健康愉快地生活、工作，非常羡慕……甚至常想起在江西山区短短数月所经历的事也是非常美好的。我感到现在自已就象笼中之鸟，多么期盼着哪一天能从笼中飞出去，在天空中自由飞翔！
      母亲看到我如此消沉、痛苦，她的心也在煎熬着。有一天，她厂中有少量的电影票分下来，是朝鲜片《卖花姑娘》。由于那个时代电影放来放去的都是八个“革命样板戏”，大家看腻了，听说有朝鲜片都抡着要去，厂里最后采用摸彩的方式来解决此难题。我母亲幸运地摸到了，她定要我去看。我戴好帽子口罩，病后首次出了一次远门，去看了一场电影。电影的内容已记不清了，但我清晰记得在片场中二件事在我的脑海中翻腾着：一是我看着看着电影，一股悲切之情涌上心头，倒不是电影情节使然，而是想起今后如何面对父母亲，情不自禁泪如雨下；二是，电影里也有医院的场景，许多穿白大衣的医生、护士在医院的大礼堂里，纵情地欢乐、跳舞，令我羡慕不已，盼望着我今生今世也能有这种机会……

chenbbhh

之十：横竖横
      与其说是在上海养病还不如说是在受煎熬，没有一点高兴，没有一点希望，一家人都陷入了绝望的境地。父母亲虽年迈体弱，但为了保证我卧床休息，什么家务都全揽了。在江西时，F医生曾叫我回上海后去找他父亲老F主任看看病，我也去了。老F主任曾留学美国，是上海的一位著名内科医生。文革中受到过冲击，目前的情况还可以。一次我还特地到他家里去，他耐心地听我叙述，详细分析了病情，为了提高我的信心，他认为据他的经验，少部分病人还是有可能会自愈的，并建议我将双侧扁桃腺切除，以铲除病菌藏身之地……足足二小时促膝谈心式的诊病，好似一股暖流注入了我的心田。不久我入住上海五官科医院，切除了双侧扁挑腺。
      我感到时间过得特别慢，心情随着病情时好时坏而起伏。养病快一年了，前景仍然渺茫，好在医药费尚能报销，病假工资照常会寄来，这点使我稍为安心。但是不久就收到公社卫生院的公函，大致内容是要我赶快回去上班，否则将以旷工论处……收到这信，一家人又陷入了两难之地：病未好，怎么能去呢？如不去将面临丢掉工作及一切劳保福利待遇，又咋敢？思前想后，无计可施。由于长期憋在家中，郁积于心中的闷气实在难忍，我想只能“横竖横”了，作好最坏的打算，决定回江西去一搏。我的意见父母亲也只能无奈地采纳，我想他们为此暗中一定落下了不少眼泪！就这样，我由父亲陪着乘火车回到了Z县。
      到了Z县，我父子俩找到X姐。X姐是个话不多、但内心却很刚强的女人，她陪我找了县卫生局的领导，要求让我留在县城工作，以便于照顾病体。领导的回答是研究研究再说，还是要我先回W公社。我父亲也是个体弱多病的人，不能老是陪着我在县城逗留，只好带着失望的心情回上海了。X姐带我在县城寻觅到一个小房间，以备领导同意我留县城后，可有一住处。我的如意算盘是，县医院高不可攀，县城的镇卫生院也许可以进去，X姐还帮我向卫生院院长打了招呼。现在回忆起来，这是多么天真的想法！我怀疑，他们根本就没有研究过，我也设有幸运地遇上“老红军”这样的贵人。

老程

“横竖横”上海话发音有些像“往似往”，就是现在北京人常说的“爱谁谁”的意思。
命运多踹啊。医生的回忆录写到这些事进度明显比前几篇慢了，往事不堪回首。

邱晓云

多灾多难啊！

kemingqian

我有个表哥也是插队落户，得了肝炎。好在最后挺过来了。

ys1937

**
    拜读帖主大作，感到很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有一个小意见，供帖主参考。
    帖子标题是“一个赤脚医生……”，愚意应改为“一个农村医生……”。
    因为，赤脚医生和农村医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真正的赤脚医生里极少是有大学学历的吧。

chenbbhh

39# ys1937 感谢大家对拙文的厚爱，这种厚爱鼓励着我的写作冲动。您提的建议非常正确，“赤脚医生”的定义应该是大队卫生所不拿工资的医生，乡村医生是公社卫生院的医生。从这个定义耒看，我应该属乡村医生，但我也考虑过，因为我也去过大队当过赤脚医生，后来才到卫生院的，我是在两者之间游移着，冠以“赤脚”两字可能更能突出“文革”色彩，所以最后夺定使用“赤脚医生”的名称。感谢您的关心，愿继续多提些批评意见！谢谢！

chenbbhh

之十一：置之死地而后生
    回到w公社，仍住那个最小的房间，我努力将自已的疾病忘掉，只是平时稍加注意而已，一切又回到原先状态。当然，卫生院的同事知道我有病也对我比较照顾，很少再让我去干重活了。我已将自已置于“死”地，什么都不拍了，所以再也不检查每次都让我提心吊胆的尿常规，也不吃任何药物，要死要活，听天由命，一切任其自然。奇怪的是，如此这般，我的自我感觉反而好了些，体力较前有所恢复。今天想来，我的肾炎也许是一种预后较好的类型，而当时的部分症状可能是心理因素造成的。一旦将自已置于“死”地后，那种烦恼、焦虑、痛苦反而抛之九霄云外，适当的活动、工作，解除了缚在自已身上的桎梏，也有利病体的康复，倒正应了“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句话。
    我在等待县卫生局调令，痴想能上调到县城，但很多时日一直石沉大海。后来终于等来了调令，但事与愿违，卫生局令我去县另一头的X公社卫生院工作，我只能服从，稍事收拾后，拟择期去报到。
    当时的电话机都是手摇的，总机在公社的邮电所里。打电话时，先用手摇，然后总机接电话问你要打哪里，他帮你接通后就可与对方对话了。X公社卫生院比较远，先要到县城，然后再去那个地方，中间还要经过两个公社。现在已想不起我为什么在临行前要打一个电话去X卫生院，可是这个接电话的人就是现在与我朝夕相伴的夫人，难道真的有缘分吗？难道这是老天的安排？

ys1937

感谢大家对拙文的厚爱，这种厚爱鼓励着我的写作冲动。您提的建议非常正确，“赤脚医生”的定义应该是大队卫生所不拿工资的医生，乡村医生是公社卫生院的医生。从这个定义耒看，我应该属乡村医生，但我也考虑过，因为我也去过大队当过赤脚医生，后来才到卫生院的，我是在两者之间游移着，冠以“赤脚”两字可能更能突出“文革”色彩，所以最后夺定使用“赤脚医生”的名称。感谢您的关心，愿继续多提些批评意见！谢谢！
chenbbhh 发表于 2010-2-6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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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时间的“赤脚医生”，在那年代，应该说有它的积极意义。但是，也必须指出，它是和“绝对的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的，一旦这计划经济体制没了，赤脚医生体制也就星消云散了。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几句话是说不清的。
    打个比方，赤脚医生，实际上相当于部队的卫生员，不是军医。医疗体系中，当然需要卫生员，但是，卫生员不能代替军医的作用。
    帖主（陈医生吧）在大队当赤脚医生期间，应该仍然拿国家工资的吧（多少勿论），那就只能说是医生下放（当赤脚医生）了，与赤脚医生还是有原则区别的。
    俺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现在的小青年已经很难了解那个年代了，他们看到大学毕业的帖主当了“赤脚医生”，可能还会以为那个年代的赤脚医生的医疗水平相当高，这就是误导了。
    以上意见供帖主参考。

chenbbhh

42# ys1937 您好！您的建议经您这一说，我觉得言之有理。但由于刊出时间过久，系统已不允许我再编辑，因此修改失败，此事我将再想办法，我同意将《我的赤脚医生生涯》改为《我的农村医生生涯》。再次感谢您的指正！谢谢！

老程

我特别喜欢看像陈医生写的回忆录这类文章，只是希望陈医生加快写作进度哦。
“赤脚医生”可能是文革期间所有荒诞事物中最具积极意义的全国性举措。投入少有时效的新生事物，七十年代中期联合国卫生组织曾来华考察并准备向非洲等不发达地区推广。改革开方后“赤脚医生”都去种自家责任田了，一段时间内农村医疗是倒退的。
我们在内蒙插队，公社卫生院只有一名医生内外科兼治，后因屡次在手术期间用麻药麻醉女患者后奸污直至发生命案被枪毙。我们村有个兽医负责相邻数村，村里人有病也会找他“扎鼓”，当然拿的药也都是兽用级别的。

chenbbhh

之十二：蹉跎岁月
      X公社在Z县的西北方向，而W公社在Z县的西南边，之间相隔着高山峻岭，没有道路可通。因此从W到X必须先到县城，再去X。据说，Z县刚解放不久，又被土匪攻克，由于交通不便，等待援兵数天后再夺回。
      X公社卫生院，与W公社卫生院结构相似，前后两排，但中间无连接的房子。两排房屋的两侧各有一个单独房子，一侧是厨房，另一侧是宿舍。房屋后面有一座小山，山上树木茂盛。卫生院前面有一条公路，公路的另一侧是农田，不远处有一条溪滩。卫生院人员配置比W公社要强一些，院长是一位经历过抗美援朝的四川藉复员军人，正式头衔为政治指导员，属行政人员。副职是位女的助产士，二位江西医学院文革中毕业的男医生，一位江西中医学院文革中毕业的女医生（即我以后的夫人），一位药房司药，一位化验员，一位中年护士，还配了一个不在编的草药医师，我去后共十人。
      从上海回来后，我很少再去关心自已的疾病，基本上与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身体倒慢慢地恢复了。随乡入俗，我与卫生院同事一样分到点自留地，工作之余，可以种种菜，并养起了鸡。一日三餐基本上吃食堂，但自已也偶尔开开小灶。
      我种菜的兴致慢慢地浓了，真可谓做到精耕细作了。我要求田埂整齐，两块菜田的行间要宽。一早起来拾鸡粪，捉“地老虎”（一种生长在土壤中的害虫，专吃幼苗），浇水施肥，拔草，这些活儿也不断向别人请教，再运用到实践中去。因此我一年四季的蔬菜是吃不完的，很多都送了人。
      养鸡是我的又一个主要副业，我从买来的小鸡一直养到成熟生蛋，其成长过程也很有乐趣。我们卫生院的人都养了鸡，为了喂食方便，我对自已养的鸡，用敲杯子的声音，依据巴甫洛夫学说建立起条件反射。这种敲打的特定声音，能召集我养的鸡前来进食，而他人的鸡却置若罔闻。稻谷成熟时，这些鸡会跑到农田里去偷食，我也无计可施。农民用浸了有机磷农药的谷子来毒鸡，果然倒了一大批鸡，这也不可怪农民。我根据医学书上的知识，用阿托品药水静脉注射来解毒，轻的可救活，重的仍不行。于是又想出用开刀的方法来急救，即把鸡肫剖开，取出里面有毒的食物，洗净鸡肫，缝合伤口，并在血管内注射大剂量阿托品，此法倒也救话了一些鸡。我大约养了十来只鸡，叫木匠打了一个无底的小木屋作鸡窝，底就垫以稻草之类。有一天晚上，来了偷鸡的人，笫二天清晨其他同事的鸡窝给他们一窝端了，而我的鸡窝因无底故没偷成，此事一时传为美谈。
      我又是一位业余理发师，男的、女的都能理，这手艺始于在校时的“勤工俭学”，工具也随身带着。
      回忆起这些往事来，虽有快乐的一面，但总感到酸楚和无限遗憾！这不是在虚度光阴吗？那时我30岁还未到，正是学本领，长知识的时侯，可是却只做着这些种菜养鸡的事……

老程

我插队的内蒙医生数量可比江西差多了，我们公社卫生院一共就两人，其中一个长期不上班。哪像陈医生他们中西医生、护士和药房都有。
我当年没得什么病真是造化。

chenbbhh

之十三：贫乏
      七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未结束，无论文化生活还是物质生活都相当贫乏。我们在这穷乡僻壤中，当时新闻、消息仅靠自已的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因信号不好，常会听不清楚；可以看到一张隔夜的《江西日报》，但仅一份，大家要轮着看；那时电视在城市也是稀罕之物，乡村更别奢望；难得能看上一次露天电影，但都是翻来覆去的那些片子，不去看可惜，看了又味同嚼蜡。当时，粮食、食油及副食品都要凭票供应，尤其在江西山区，供应更少。食油每人每月只有3两，能炒几个菜呢？所以当地人都用猪油来炒菜。为此，公社的粮管所（供应粮食、食油）、供销社（供应肥皂、白糖、香烟、布匹）和食品站（猪肉）这三个部门最吃香，尤其是负责人，他们有权批条给关系人一些紧张物品。
      在山区，有一个工种是最吃香的，那就是驾驶员，因为交通不便，所以很多人都要去巴结他们，以便搭个便车。我亲眼目睹，一次一个男知青提出要站在装着猪的车箱里去县城，因没有东西“孝敬”，被驾驶员喝斥拒绝。当时流行这样一句口头禅：“四个轮子一把刀，白衣战士红旗飘”。“四个轮子”即驾驶员，“一把刀”指卖肉的，“白衣战士”指医生，“红旗飘”意味着春风得意，吃香程度依这个顺序而递减。我虽属“白衣战士”，但因初来乍到，也不谙世故，不懂此技，故也沾不了多少光。
      过年回上海，短短几天，母亲首先让我在家尝个遍，吃个饱，并把平时省下来的食油、熬好的大罐猪油、肥皂、白糖等凭票供应的食品及日用品，打包准备好。临行前还要买许多袋袋糖，作为上海招牌礼品送送人。因此，每次返程回江西都要带大包、小包不少，很感是个负担！出发时父母都要亲自送我到火车站，并买月台票送进站，等到火车开动一刻，母亲会别过身子，摸出手帕擦着克制不住的眼泪……

老程

那时回上海探亲的人或出差去上海的都得当采购员,离开时又像驴子,大包包好几个驮回去.

chenbbhh

48# 老程
非常感谢您的鼓励，您总是第一个看我的文章，可能缘于您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您的鼓励使我产生很大的动力，可以说达到了“朝思暮想”的地步，最近我连电视、报纸都很少去看，并已决定春节不给自己放假，那些陈年往事，一幕一幕地浮现出来，由我去选择裁剪。有一点我可声明，那全是经历过的事实，没有一点虚构情节。我有两个担心：第一会不会象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会否偏题太远？第二错字、别字、错句的出现。后者，我请我的一位朋友帮我把把关，最近他去广州过春节了，因此库存4篇要等他校阅后，再投放，敬请谅介。我也恳请大家提出批评意见。最后祝您及燕谈的所有朋友新春愉快！

老木匠

我们都在看的！

实际上陈先生不必过于计较文字，网络上文字可以随便点，写出亲身经历、亲身体验、真实情感就行。还是写一段就发一段吧。

过年的时候写这样的回忆录，真是“忆苦思甜”了。

chenbbhh

50# 老木匠 感谢您的鼓励！我会努力！

chenbbhh

之十四：各有说不出的苦衷
　　“六•二六”最高指示发布后，省城、专区、县城的医务人员大批被下放到农村。省城某职工医院的一个院长，年近60岁了，大卡车把他一家子都送来了农村，下在X公社所在地的大队。不可思议的是他的一个患有老年性痴呆瘫在床上的老母亲也被“下放”了，我曾被邀去为她老母剪了一次头发。老人处在痴呆状态，已失去思维，我一边理发，一边思潮起伏，老人悲惨的处境让我非常揪心……
        卫生院四个年青医生都是文革中毕业的，除我从上海分下来之外，其余三人均系本省分配来的，他们来卫生院之前都已去过军垦农场锻练，接受过“再教育”。男医生C，他父是江西某附属医院的“反动学术权威”，正在接受批斗。中医W，她父亲解放前毕业于山东齐鲁医科大学，是一位医院的院长，当地有名的外科医生，一个很讲义气的山东汉子，在文革前期被迫害致死。如此沉重的打击，W变得沉默寡言，内向又老实，虽是个“白衣战士”，却一点也没有“红旗飘飘”，连买点肥肉熬油都占不上光，只好买咸肥肉熬油。日复一日，大家虽没有休息日，但没有病人时可以干自已的私活；来了病人，就不分白天黑夜应诊；到“双抡”农忙季节，还要出去巡回医疗。
        在这交通不便的山区，外头的消息传到这里，都成了旧闻，不过阶级斗争还是狠抓不放的。卫生院的负责人，不称院长而冠名为“政治指导员”，着重抓政治思想工作，比如，经常要开会，组织学习文件及“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等。不过小小的卫生所，因没有“老家伙”，所以也没揪出什么可以批斗的“走资派”来。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像这种公社级的单位，阶级斗争的气息还是很浓的，农村中的“四类分子”都已揪出，他们必需随叫随到，监督劳动，已成为大队干部随意使唤的廉价劳动力。公社机关也不甘落后，经“深挖、狠抓”后，也先后揪出几个牛鬼蛇神来。最好笑的是，信用社老X，他的小孩无意间把印有伟大领袖照片的报纸扔到粪桶里，被人揭发后成了新的“四类分子”而挨斗。

老程

医生惜字如金。

邱晓云

那时回上海探亲的人或出差去上海的都得当采购员,离开时又像驴子,大包包好几个驮回去.
老程 发表于 2010-2-13 12:48

我们那儿的讲法叫：去的时候象兔子------出差机会不易得，恐迟则生变也；回来的时候象骡子---------自己的别人的东西一大堆，最多一位带过48只旅行袋，停车八分钟，从车窗口传下行李，赛过打仗；回来算算账象傻子---------亏空大了也，出差带有公款，不免用过头，回来销不了账，工资又低，常常几个月缓不过气来。

chenbbhh

之十五：开棺验尸
　　开棺验尸这差使是法医做的工作，估计地区级才配有法医，可那时“公、检、法”已被“砸烂”，法医早已不知去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取而代之的是三结合的“革委会”主持一切工作。
　　当时的刑事案件在我们这个地方虽不多，但毕竟不可能完全消失。某年夏季，某生产队的一个浙江新安江移民，上山砍柴时，突遭枯枝坠落而被击伤，送到卫生院时，已昏迷，系头部受伤，整个头部肿胀的吓人，虽经急救，终因不治身亡。过了一天后，公社有关方面来调查此事。据当地群众反映说，此人死得蹊跷，其妻对他的死亡若无其事，没有悲伤的感觉，并质疑上山砍柴怎么会突遭枯枝坠落击中，因而怀疑有他杀之嫌。“革委会”负责人听了反映，认为确有疑惑，要求卫生院派人去开棺验尸，检查有无身上的钝器伤。我当时自告奋当了一回神圣的“法医官”，并带一名从大队借来的赤脚医生作为助手同往。
　　大学三年的基础医学，我们先要学《人体解剖学》，实验课上一般都是用老师做好的人体标本对照书本学习。笫二年，要学习《局部解剖学》，每6个学生分到一具经福尔马林浸泡过的完整尸体，3个人为一组，动手解剖半个尸体，课程要持续一学期。第三学期要学习《病理解剖学》，即了解疾病时的大体（肉眼）及组识学（显微镜下）上病理变化及发病机理，每个班级都会轮到1-2次观摩系统病理尸解。一般都在晚上，病人往往刚去世，为明确死因，本人生前同意或死后家属申请后方可实施。这三门课，我都很感兴趣，尤其是《病理解剖学》，是迈进医生的门槛。我似乎每晚都要去医院太平间旁的解剖室张望一下，看到灯亮，必有解剖任务，然后挤进去看完老师边讲边做的解剖，回来后会写一篇日记，因此我的胆子也就这样练就出来了。
　　那天骄阳如火，我带了助手，去了那个生产队。到了生产队，我们被带往停尸的一间破屋中，我与助手都穿上了白大褂，带上医用皮手套。老乡帮忙打开棺材盖，另一乡民口含了白酒向尸体喷洒一下，如此可能起到一点消毒作用，并可消除臭味。我仔细观察死者头部和躯体的伤情，就让助手一一作了笔录，然后签字呈上。此事的结果如何，我也没有打听，因没有后续消息，估计不了了之。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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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
    本想上传陈医生大作的 DOC版本，可惜没法上传。

chenbbhh

之十六：怒发冲冠
　　X公社到县城有班车可乘，因为从地区所在地到县城必经X公社，此点优于W公社，然而中途想搭车就不那么容易了。
　　有一次我去县城出差，同车正好遇上二位上海工宣队员，他们是上海“革委会”派来Z县协助管理下放知青工作的。一路上我们相互交谈，得知下放学生中发生的事情真也不少。我们正谈着谈着，路过一个站头时，那儿有几个知青正招手示意上车，驾驶员不肯停车。再往前有一个男知青也要上县城，站到马路正中拦车。驾驶员被迫放慢车速，但仍不肯停车，他边开边刹车，知青也不让步，边退边拦。如此局面，我也忍不住了，在车内叫喊驾驶员停车，可一个堂堂的“王者”那肯听劝，仍一意孤行地一停一开。不久，事故发生了，班车终将知青撞倒，此时驾驶员才被迫停下车来。看到如此不讲人道的行径，我忍无可忍，气得怒发冲冠，当即斥责那个驾驶员：“那怕前面是条猪，你也应该停车，况且是个人！你太没有道德了！”当时我和两位工宣队员立即下车救人，幸好车速较慢，只伤及一条下肢。我们把他扶上车，急送县医院救治，检查后诊断下肢骨折。为此，我要求工宣队员要为这位知青主持公道，向有关方面反映。
　　我在《贫乏》一文已讲过，由于山区交通不便，驾驶员在当地成为一霸，为所欲为。
　　那时候当地普遍流行的潜规则是：驾驶员看到漂亮姑娘，就心花怒放，让她坐在旁边，有说有笑，趁机调调情；看到老太婆，或没有油水权势的男人，大多不肯带，更有恶劣者，带到山顶上，突然说车坏了，把他们赶下车，然后自己一踩油门一溜烟地开走了。
　　因此，那时我经常会做白日梦：幻想自己也能开车，带着很多人去县城……

邱晓云

我在贵州时也是，司机比书记吃香。

chenbbhh

之十七：天浴
　　大凡山区的河流都属溪滩，河床都是鹅卵石，水流潺潺，清澈见底，仅有脚腕处的深浅。夏天是枯水季节，水更浅。但到下雨季节，山洪暴发时，浊流滚滚，上游的木材、家俱都被冲刷下来，横冲直撞，势不可挡，十分可怕。每个村庄旁必有一溪流，县城里更有一条大溪穿行而过，谓之母亲河。山村的饮用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的井水，县城里有一个自来水厂，虽铺设了水管，但水源也是来自深井。各公社都有水力发电站，往往在溪流的上游筑一坝，形成水库，放水处就可形成水力发电，但供电完全不能保证，主要还得靠煤油灯照明，各人都备有一个手电筒。县城有一个火力发电厂，电力亦显不足。
　　自从得过肾炎后，我就特别小心，夏天都穿长裤，被头里一旦发现跳蚤立即“地毯式搜查”，总之自我防备意识大大加强。热天人们都会去溪滩洗澡，井水太冷，我一般都在屋内洗。
　　县城里有那条较宽的溪滩，水也不深，最深处仅到膝关节，多数是到小腿肚处，但从河床到岸上落差很大，足有3-5米之高，站在岸上，看溪滩是一览无遗。热天下午4时后，这里简直成了一道风景线：溪滩边密密麻麻的男人在那儿悠然自得地洗澡，很多人都一丝不挂，流水乏着金光，浴者有说有笑，嬉戏打闹的都有，更不可思议的是，还有很多妇人在那里洗衣服，似乎互不干扰，习以为常。我曾听说，女的也有天浴者，她们多半结伴去一个偏僻的地方，并支起一顶帐子，就在朦胧的帐子里洗澡……
　　那时县中学新来一位上海老师，此兄可能比较随便，讲话又不注意轻重，一些插队在县城附近的上海知青经常开他玩笑。有一次，他也学着当地人，裸体进行天浴，正当洗得开心时，他放在岸边的衣裤被上海知青拿走了。那天我正好出差来县城，在岸边看到这一幕，把我肚皮都笑痛了，也不知此位仁兄是如何回到家里的。

chenbbhh

之十八：大队书记被尊为“父母官”
　　一般都把一个城市或一个县城的最高长官称为父母官，他们管着一方的一切。县城离开我们太远，没有感觉；公社的干部虽然经常会照面，但我们也不直接属他们管，一般相互之间比较客气；而那时的大队书记权力却很大，他们虽然管不了我们，但惹不起，他们的意见就是广大贫下中农的呼声，因此绝对不可小觑，特别是公社所在地的大队书记更是与我们戚戚相关，而插队学生的命脉更是掌控在他们手中了。
　　记得刚从县城报到去W公社时，第一个打交道的就是从搭的便车下来后到那个大队的书记，他一看我并不是分到他们大队的，立即告知我，他们那儿的四类分子没有空，无法差使挑行李，那表情不容商量，对县里上级的口头指示根本不予理采。当时农村的四类分子，都是专政对象，什么苦差使都由大队书记一句话即照办。我后来听说假如四类分子甲不听话，大队干部就叫四类分子乙动手打甲，以此达到教训目的。这种让四类分子自已管自己的模式亏他们想得出，与奴隶制时代的奴隶角斗如出一辙。
　　后来我被派去W公社C大队，书记要让我去住那“闹鬼”的屋子，也是命令式的，二话不说，派头十足。现在我到了X公社所在地的大队，书记是个“冬瓜腿”（丝虫病所致）和瘌痢头，其貌虽不杨，但在当地是一言九鼎的人。有一天他叫一个去小学上学的学生来卫生院带信，说书记病了，叫我们医生快去。我立即背起药箱，匆匆赶去他家，叫了半天，大队书记睡眼松醒开门问什么事，我说你不是病了吗，他满不在乎地说好了好了，我无“功”而返。这事讲给其他同事听后，他们都装着一脸严肃地说：“要得，要得！这事比我老子都要紧呀！”
　　当时每个公社都配一名武装部长，虽着便装，但每个武装部长发一支木壳枪（真枪，抗日战争时常用的一种手枪），他们负责一个公社的民兵训练及治安工作。部长往往斜背着木壳枪，很象电影里的武工队长，很威风。X公社的武装部长姓z，他夫人在粮管所工作，渐渐我们成了朋友。z部长患有心肌病，经我介绍曾到上海来就医，住在我家，由我父母一手操办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