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为什么消费不足可能是个伪命题？

李旧苗

这些年来，关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命题已经广为接受，已俨然成为当下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政策的大前提和理论基础。而我在《经济观察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我们真的相信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吗？”基于对中国统计中存在的系统性偏差的考虑对这个命题产生了怀疑。我认为这些年来被广为流传的消费不足的观点有被夸大之虞。文章主要分析了统计核算中可能存在的系统偏差问题。我特别指出，相对于产品型的消费开支的统计估计，我们的统计调查对日益增长的居民服务需求开支的估计不足，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缺乏系统可靠的推断资料。尤其是，当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居民住房商品化和自有住房普及之后，统计当局未能恰当估计出“推断租金”，低估了居民的住房需求开支。在教育、医疗和金融等领域的需求开支的估计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现有的统计估计都是根据非常有限的资料来推算的，大有低估之嫌。
    实际上，由统计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消费被低估的问题在几年之前就被经济学家考虑到了，那是因为在2005年公布的首次经济普查（普查年是2004年）的结果中，国家统计局承认服务业的增长被现有的统计方法低估了。例如，根据普查结果的修正数据，在GDP总量多出的2.3万亿元中，第三产业增加值被低估了2.13万亿元，占了被漏损的GDP的93%。随后，根据普查的修正数据，中金的高挺和哈继铭在2006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里提到：“统计局数据表明1994年后对服务业增长的低估程度逐年加大。1994-1999年第三产业年增速平均上调了1.2个百分点，而2000-2004的平均上调幅度是1.7个百分点。由于服务业中消费的比重较大，可以想象居民消费被低估的程度也随年增加。”
    我的猜测是，居民消费需求在过去10年来未必真的像很多人认为的那么“不足”，消费/GDP的占比十年来持续下降的趋势也需要谨慎解读。过分夸大所谓消费不足很可能错置了我们的注意力，在政策上会导致新的扭曲产生。只有证明消费被政策人为抑制和扭曲了，资本投资过多了，就像在计划经济时期那样，消费不足的命题才有含义。实际上，这些年的一些研究都发现，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长期以来并没有恶化的趋势，所以不能轻率地判定投资过多和消费不足。
    实际上，如果考虑到居民的服务消费开支的实际增长，我估计最终消费支出（包括了政府消费）相对于GDP这些年来应该是超过50%的，而且我不太相信该占比这些年来会像统计中显示的那样大幅度地下降。像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经济，消费率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维持在50%-60%之间其实也是正常的，东亚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类似阶段上也都出现过类似的占比。即使现在，像韩国和新加坡的消费率也不过60%。不可否认，我的短文尚不是严谨的学术论文，并没有提供对统计数据的再估计和校正处理的“正确”结果，仅是怀疑消费不足的问题存在被夸大的可能，而且给出了我怀疑的理由。
    由于我怀疑消费不足的说法极有可能被统计偏误夸大了，结果引起了不少读者的“不快”。一位读者在给《经济观察报》的信函中说，“我越来越感到，经济学总能把很简单明白的事理搞得一塌糊涂。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教授张军博士，竟然怀疑起我国消费不足的基本判断来了。就在昨天，经济观察网发布了张军教授发表在经济观察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真相信国内消费不足吗’。看到标题我就很惊讶，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是复旦的张军教授的文章，读罢还真是他所写。”
    的确，当下少有对居民消费不足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的人，因为在目前的舆情下那样做会变得很孤立。但学者应坚守的是独立的思考，哪怕观点为错也是值得。当我看到那位读者的质问，我不禁也问起自己，为什么消费不足这一命题会被那么多人坚信不疑呢？支持消费不足的主要证据又是什么呢？从这个问题驶入，我希望可以进一步对消费不足的命题做出评论。
    在很多人看来，一个被用来证明消费不足的最主要的证据是，中国的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偏低”，低于世界的平均值。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的总消费率是48%，而世界的平均水平约是70%。第二个相关的证据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总消费率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迅速。2008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6%。第三个证据来自于对产能过剩的判断。借用上面提到的那位读者在信中的另外一段话就是，“消费不足，本质是产能相对消费过剩的一种经济现象。由于我国多年来坚持外向经济战略，产能空前提高，产品消化（也即消费）严重依赖出口，如今出口受阻，产能虽然要受挫但不会相应消失，因而消费不足也就成了明显突现的现状。” 第四个用来证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证据更学术一点，出自对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十多年来持续下降的统计数据。当然，这个数据也是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开的资料。
    除了第三个证据之外，其余三个证据都碰巧涉及到统计数据的问题。关于第一个证据和第二个证据在估计消费支出上可能面临的系统偏差和低估的问题，我的文章已经做了讨论，这里不再重复。我还是那句话，消费不足的命题只有在消费被政策加以抑制或长期被扭曲的前提下才有意义（计划经济时期就是如此）。如真像统计显示的那样，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较低的消费占比以及它十年来的大幅度下降趋势是真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中国经济怎能维持这么久的高速增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懂得，作为一个已经市场化了的并且不断正常化的经济，一些大的比例关系可以落在国际参考值之外很远的地方（过度异常）是难以让人信服的。这是我怀疑消费占比数据的出发点。
    第四个证据很有意思，它其实被很多人当作消费占比下降“故事”的姊妹篇。的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十年来也在显著地持续下降，特别是最近几年下降的幅度更大。根据收入法GDP的核算数据，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在1995年的时候是51.44%，到了2007年下降到了39.74%，下降幅度超过11个百分点，其中2003-2004年中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了5.25个百分点。由于劳动收入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主要部分，因此，很多人用劳动收入的占比下降来佐证消费不足的存在。而且看上去这个统计数据似乎很好地对应了消费占比下降的时间段。两者相互作证。
    看到这一数据也同样令人惊讶。与消费占比的情况类似，首先它与大多数经济体的情况背道而驰。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在55-65%之间，而中国现在只有40%。另外，这个过低的占比也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在劳动密集产业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理论预测相悖。难道中国在初次收入分配上真的可以做到如此“扭曲”？正因为面对这样奇特的数据，一些经济学家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试图揭开这个谜团。
    清华大学的白重恩教授最近发表的论文给出了这个数据背后的“故事”。首先，2004年经济普查之前，个体经济经营者的收入全算做劳动收入，这就导致了2004年之前的劳动收入被高估。2004年之后个体经济经营者的劳动收入则被计为营业盈余。另外，2004年之前农业增加值中单独统计国有和集体农场的营业盈余，之后则又全部计为劳动者报酬。他发现，2004-2007年的劳动收入占比5.25个百分点的下降几乎完全是因为核算方法改变造成的，所以应该把这部分剔除掉。这样，1995-2007年之间劳动收入的份额仅下降了大约6个百分点左右。在我和罗长远最近的一项研究中进一步发现，其实这6个百分点的下降主要是农业在GDP中的相对份额持续下降和工业与服务业的份额上升造成的，因为农业中劳动收入占比最高，而工业中的劳动收入占比最低。
    白重恩和我们的研究都倾向于认为，自1995年以来劳动收入占比的轻微下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既不是劳动力的话语权降低了，也不是说剩余劳动力太多，工资增长的慢，也不是说我们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主要是我们的产业结构在发生正常的变化，农业的比重下降，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上升。但是这个显然是对我们有利的，并不是结构扭曲。我们不应该逆转这个过程。按照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随着经济的增长，服务业比重将持续增加，劳动收入占比也就会不断上升。
    既然劳动收入占比的轻度下降主要是产业结构合理变化造成的，而不是分配政策扭曲的结果，那就不算真正的问题，更不应该通过行政或者法律的手段人为提高工资水平来改变这个占比，那样做才真正是制造“扭曲”呢，因为人为提高工资只会迫使企业减少雇工（白重恩的估计发现，要素的替代弹性为1），从长远来说制造更多的失业。因此，从劳动收入占比的角度也不支持消费被政策抑制而存在不足的问题。
    证明存在消费不足的第三个证据与统计本身无关，但它涉及对产能过剩的看法。的确，现在谈论和相信产能过剩的人很多。发改委和一些政府部门对产能过剩的判断看上去更是把握十足。产能过剩必然对应了国内消费的不足，这个逻辑在很多人看来再简单不过。我曾在另一文章中提到，中国经济正处在资本形成和快速增长阶段。由于投资保持了持续的增长，中国经济的生产率得以持续提高。持续提高生产率的宏观效应常被人误读为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并以此来证明消费不足的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也许存在于某些时点上的个别产业或产品，但这些并不足以证明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今天的中国经济，我们应该相信价格的调节作用，别指望政府可以数量调节。我一直觉得不解的是，在一个高度动态化的市场经济里，政府真的可以计算出什么是最优的产能吗？可以知道那些产能是过剩的以及应该关闭那些企业吗？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都做不到做不好这件事，更何况今天呢？
    还有人认为，占GDP 10%的贸易顺差表明中国经济的需求结构“失衡”，也是国内产能过剩的结果。要矫正失衡，就需要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这个观点也非常流行。不仅前文提到的网友，而且我还注意到崔宇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上发表的与我商榷的文章中也持同样的看法。他写道：“近的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口下滑对于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就是一个反证。如果中国不是因国内消费不足而严重依赖出口的话，中国经济就不会下滑如此之快，GDP从2008年第三季度的9%到第四季度的6.8%，再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6%。远的来看，2004年以来，中国贸易顺差从2004年的320亿美元骤然增加到 2008年的接近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在2006年之后的三年间先后突破一万亿美元和两万亿美元，这种国际收支失衡的局面就是国内消费不足的铁证。”
    其实，顺差的存在与国内消费不足之间根本没有因果关系。难道是因为国内消费不足我们的企业才被鼓励出口的吗？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贸易政策早已正常化，早已告别为出口换汇而抑制国内消费的年代。很多的研究都发现，中国有贸易顺差主要是得自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在劳动密集产业上具有的竞争优势，并不是扭曲的贸易政策产生的结果。甚至名义汇率升值之后都没能缩小这个顺差。至于说最近由于欧美市场的“震荡”造成我们的出口订单跌落，一些行业产能闲置增加，那也只是外生的短暂现象，不能因此证明国内的消费存在不足。所以，用产能过剩来支持消费不足的判断或者支持以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说法，依然缺乏足够的理论和经验依据。另外，现在过分强调用内需扩大替代外需的言论值得再推敲，因为单一的“局部均衡”是解决不了“一般均衡”问题的。
    总之，我不认为现在的消费占比或者消费率的水平反映了消费的不足。由于经历了计划经济的扭曲和普遍的短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消费占比会不正常地向上跳动。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政策扭曲的解除，经济的不断正常化和市场化，消费率必然经历一个下降并趋于稳定的阶段。这不仅是统计规律也是经济规律。也因为这样，经济才保持了长时期的增长而不脱轨。
    从经济发展的长远来看，消费率是由经济增长和投资内生决定的。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扩大，服务业的比重上升，消费率和劳动收入的占比都会提高，国民储蓄率会下降，但那时未来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中国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扩大消费，不是人为地提高劳动收入的占比，也不是减少对贸易的依赖，而是切实保持增长促进和激励政策的长期稳定，扫清不利于公平市场竞争和中小企业生产性投融资的体制障碍，大大减少政府对经济越来越多的干预和短期多变的宏观政策。人为的政策扭曲越少，经济增长和要素的收入分配越趋于公平合理。
    今天偶然看到陈平教授在上海一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摘要，其中说到：“全世界都在呼吁中国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增长。我认为是一个伪问题。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不是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是靠消费拉动的。这样的话，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消费比例最高。巴西、俄国、印度的消费比例都比中国高，但是他们过去30年里面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速度能超越中国吗？根本不可能。……把中国的优点说成是缺点，我认为是非常大的误导。” 好吧，我干脆就把文章的题目改为“为什么消费不足可能是个伪命题？”
    2009年1月22日 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10年1月30日专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