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世界上有“非结构性的”通货膨胀吗？

李旧苗

经济大势正在变化。当前要面对的问题，首推通货膨胀。超过5%的通胀率绝不是小事，当然也不好说已经是很了不得的大事。问题是，小事也可能转成大事。能否化解的影响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判断、措施和发出的信号不能含糊。含含糊糊要误事，这是本文题目的由来。
    话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为6.5%，高于9月的6.2%，与8月创下的十年最高点持平。众多解读中，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是“结构性通货膨胀”。我的感受，在通胀指数不高的情况下，此说听听也无大碍；通胀指数超过了5%，还说什么结构性云云，就不能不提出一点公开的批评意见。
    “结构性通胀”提法的主要毛病，是太过含糊了。粗粗看去，这个提法似乎不过只是对市场现象的一种描述——林林总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有的升得快，有的升得慢，有的不升甚至还下跌。比如今年以来我国物价指数的变动中，食品价格升得急，一般工业品价格升得缓，其中一些商品服务的价格还下跌 (比如北京市公交车和地铁车票大幅度降价)。
    为什么说这样一种描述是含糊之辞呢？首先，世界上还有没有“非结构性的”通货膨胀？这是问，有没有那么一种通胀，是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市价都以同一幅度全面上涨的？教科书上说的“货币中性 (monetaryneutrali-ty)”，意思是一个经济一旦多发了一倍货币，所有商品服务的名义价格上涨一倍，但真实变量如总产品并不会上涨一倍。那样的通胀指数再高也没关系，无非是所有人把自己购买和出售的价格，一律加上相同的零就是了。
    但是，“货币中性”至少有一个理论前提，就是交易费用或信息成本为零。真实世界里没有这回事，所以真实的通胀，各种商品服务的价格上扬不是齐头并进，而总是参差不齐的。特别是通胀压力开始显现的时候，差不多都是从一些热门货开始，然后扩散、蔓延。比如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的1988年那次严重通胀，开始是名烟名酒提价，后来中央的一个公报宣布价格闯关，接下来就是市场抢购、银行挤兑。当时可观察到，消费者对价格变化弹性小的商品(比如粮食、手纸、盐)抢购就凶，而越抢购，价格越涨得越快。反之，雨伞、手电筒这些弹性小的商品，卖量就没有那样多，涨价幅度也较低——都是“结构性的”，只不过当时人没有今天聪明，尚没有发明“结构性通胀”之说。
    当然，恶性通胀到了顶点，情况或许不同。例如1921年1月一份德国报纸卖价0.3马克，两年后的卖价达到7000万马克！曼昆在他那本出色的宏观经济教科书里接着补了一句，“其他商品的上升幅度大致相同”。我们无从考察当年细节，不过那时候德国流通中的纸币从1918年11月的292亿马克到1923年的49700兆亿 (497后面加18个零)，也是逐年加速度翻上去的。票子开始发毛的时候，我相信各种物价的上涨也不会整齐划一。曼昆说的“大致相同”，应该是结果——货架上来什么抢光什么，均衡点就是什么商品服务都开出了天价，既然都是天价，谁比谁多几个零也就没甚意思了。所以曼昆说，“货币中性”从长期来看对得多一点，但也不完全对(曼昆，《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梁小民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章)。
    既然天下没有“非结构性通胀”这回事，为什么要说“结构性通胀”呢？听起来好像通货膨胀还有很多类别，而“结构性通胀”似乎只是其中一个不是那么严重的类别，似乎是比较可控的一个类别，甚至“结构性通胀”根本就算不得通胀。要说明一下，我不肯定这个提法的使用者真的有以上这个想法，但是从听的角度来体会，“结构性通胀”在含含糊糊中就有了太多丰富的意味。
    本来，“通货膨胀指数”已经是处理了结构信息以后的一个总量指标。“2007年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6.5%”的含义，就是所有被列入考核的商品服务的物价水平，比去年同期高出了6.5%。被列入考核的商品服务种类很多，所以在得出CPI的过程中，结构信息是先被统计部门处理过了的，比如肉价、菜价、米价、衣价、交通费用、房价(目前是房租)各自的变动，然后才是加权平均，得出一个反映物价总水平的指数来。很明显，没有哪个CPI是没有结构的。可是，结构加权平均的结果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既可能是总体平均为零，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现在国家统计局报告我国CPI为6.5%，就是报告经过结构性加权平均以后，消费者物价的总水平上涨了6.5%。
    “结构性通胀”的提法，恰恰混淆了总量信息与结构信息。当下我国的通胀，当然是各种物价有升有降情况下的通胀，不过既然CPI数值超过了正的5%，就是清清楚楚披露了各种物价的变动正负相抵之后，物价总水平还是上涨了。本来明明白白的通胀，非要加一个“结构性”的定语，实际效果就含糊不清了。通胀有结构性，通缩也有结构性，不涨不缩还有结构性，究竟物价总水平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动趋势呢？
    物价总水平这个总量指标有一个无可替代的功能，就是警示政府注意，一旦物价总水平出现上升势头，就一定要到“货币”里去寻找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这里，警示政府非常重要，因为自从金本位结束以来，只有政府控制着货币；一旦货币供应量出现问题，个人、家庭、企业、地方对此都无能为力，所有“微观行为者”都校正不了货币出错，而且在物价总水平不对头的约束下，无数人在预期混乱条件下行为的总结果，可能增加经济的震荡和混乱。
    在知识上，经验和理论比较高度一致的地方，就是把“通货膨胀(物价总水平上升)”看作是一个货币现象。这里的因果关系很可靠：政府多发货币，一定引发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经济学从古典的休谟 (DavidHume)到一年前去世的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大家之间少有分歧的共识就是这一点。20世纪各国的经验也充分证明，要把经济搞上去不容易，因为要满足很多条件；但要把经济搞下来，只要一条就足够，那就是滥发货币、大搞通胀。产权经济学对此的解释很简单，通胀在无形之中剥夺全体人民的财产，引起预期的普遍混乱，加剧交易费用。恶性通胀，万事皆休，什么也不要谈了。
    如果说作为物价总水平的“通货膨胀”指标，直指问题的根本(货币)是一个优点，那么含糊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却很容易把决策者的注意力拉向“结构性解决方案”。什么是结构性对策？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最终产品追到中间产品再追到资源产品，深入到所有涨价品的市场供求。结构性措施不是皆不可取，但是，要清楚再周全的结构性措施，也替代不了货币总量的控制。中国传统智慧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货币就是物价总水平的釜底之薪，此薪不除，“结构性通胀”就转来转去，摁下葫芦浮起瓢，永无宁日就是了。
    这就是含含糊糊的提法要误事的理由。牙痛就是牙痛，不要说什么结构性牙痛。就算满口都是好牙，只有一粒出了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也不要说。因为只要有一粒牙出了问题，其他所有好牙都不能正常发挥功能，甚至全身不得安生。说结构性牙痛不能减轻痛苦，却可能动摇治疗的决心和注意力集中的方向。把满口好牙敲来敲去，就是怕那粒有问题的病牙，耽误功夫还不去病根。
    要看到，由于某些价格管制的存在，当前通胀的实际状况并没有在CPI里完全反映出来。举一个例子，个把月前和几位同学在校区餐厅吃饭，他们全部点了猪排。过去也一起吃饭，为什么没有发现有此偏好呢？同学说，最近食堂里没有猪肉供应。懂了，这是保障食堂饭菜价格不上涨的一个代价，猪肉涨得贵，干脆不供应猪肉，无价无市。还好，同学们说饭没涨价，菜、鸡、鱼、蛋还有供应。但是，这里肯定有一点信息没有进入CPI。举一反三，排长龙加不到汽油，通宵排队摇不到买房的号码，肉包子的馅变小了之类，CPI里都没有完全反映。房价目前没有算入CPI，过去也没有，但当物价总水平上涨的时候，房价涨得可比过去凶。这也是CPI没有完全反映出来的信息，但是市场中人的通胀预期，可不是完全看官方CPI才形成的。
    不少专家说，当前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里面就是食品价格涨得厉害，其他部分还不那么厉害，言下之意似乎就是不要紧。我不同意这个分析。食品价格上涨不是不要紧，而是很要紧。倒不是要在这里重弹“民以食为天”的老调，而是食品价格上涨已经、并将继续严重恶化收入分配。先不看复杂的统计，随便在身边找两户人家，一家2003年买了房的，对照另一家一直买不起房的，看这两家的收入差距，这两年怎么样了？从统计上看，问题更大：恩格尔系数超过40%的，在全部城镇居民家庭中占40%，在农村居民家庭中占80%以上(2005年)。食品价格涨了17%，直接影响全国62%家庭高达40%的消费开支，这还是小事情？恩格尔系数40%的家庭，近年当然也有买房的，但肯定比恩格尔系数在20%以内的家庭，少买很多。里外里，收入差距要增加几何！
    我一直不赞成拿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来说事，也从不笼统地反对收入差距扩大。因为收入差距既可能由分配不公引起，也可能由才能、勤奋、机缘造成。不作区分地乱反一气，可能伤及生产力。这个立场从来不变。问题是，通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恰恰是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分配恶化。试想这几年房价涨得远比食品快，对于买得起房的家庭，至少还可以“享受”账面家庭财产迅速增加的好处；买不起房子的呢？总还要吃饭吧，可食品价格上涨怎么也带不来账面财产的增加。买不起房子的，这几年工资收入固然都增加了，不过要是以“食品本位”考核之，也没有涨那么多。
    相关联的还有一种分析也错，就是说食品价格上涨对农民有利，比如猪肉价格上杨，养猪的农民就多得钱了。错在似是而非。因为物价上涨对所有的卖家都有好处，岂止养猪的农民而已哉？但是，当物价上涨不是个别相对价格的调整，而是整体物价总水平的提升即通胀发生时，上述“好处”就要大打折扣了，因为所有卖给农民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也上涨了。农民卖猪的收入是增加了，但养猪的成本也增加——举凡场地、饲料、人工、运费等等，全部要加价。更重要的是，今天养猪的农民也买肉吃，种粮的农民也买米吃——没有看到报道吗，重庆家乐福不幸事件踩踏致死的三人之中，两个是农村居民！更一般地讲，天下哪一个卖家不同时又是买家呢？当物价指数环比上涨(一月高过一月)时，卖时贵，买时更贵，再卖非再贵不可——轮番涨价就是这样炼成的。
    所以，通货膨胀开始很像一味甜丝丝的毒药。因为物价总水平的提升，开始总是“结构性”的，总有一些卖家先得到甜头。政府最不容易对通胀敏感，因为通胀是一道隐形的税收，可以给库房带来大把白花花的银子。市场中人包括商人和企业家，思维定式是把多赚到的看作自己的“本事”。以我自己为例，教一些商学院课程，这两年商学院的学费升得惊人，莫非是我教书的本事进步那么多吗？自己当然心知肚明，就是不会告诉你(一笑)。股市的赢家们就更不得了了，你说那是水分？他数钱给你看时那可是真的。“台风大的时候，牛都飞到天上去了”，这句话不是拿来说笑的。但是，只要货币量过多，在市场相对价格调整的表象背后，或早或迟总会露出物价总水平上涨的狰狞面目。其间，偶发事件扮演着异乎寻常的重要角色，一些看似无关的消息、故事、传闻和突发事件，无端端影响到人群的心理，然后就转化为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对通胀指数过了5%不能掉以轻心，对食品价格急升不能马虎大意，因为涉及的人口面太广，通胀的心理预期比较容易传染和蔓延。
    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在思维上就要到货币里去寻找物价总水平上涨的根源。这里的关键词是“货币”，不是“物价”。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总是用“物价管理”来对付通胀。“物价管理”就是上文说到的结构性对策，无非分兵把口，见肉价涨抓肉，见房价涨抓房。麻烦的是，“抓”得不好，效果适得其反，比如抑制供给的价格管制，抓来抓去是火上浇油。打通供给障碍的“抓”法(如发改委最近处理成品油的供给)，大为可取，但是若不管理需求，短期供给总有极限。需求管理要从总量下手，分兵把口，每一个行当的需求都是其他行当的供给，管了等于还是抑供给。货币总量控制不到位，下死命令“抓”，涨价压力会转移的。这几年我认为看得清楚，钢铁、水泥、电解铝、土地、汽车、房地产一路抓过来，政府很辛苦，但CPI还是上来了。樊纲说得对，要是不抓，问题可能更严重。不过也让我补一句，这不代表宏观调控已经到位，再没有改善的余地。
    关键还是货币。1990年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访问，知道那里的学科设置与众不同：没有宏观经济学，但有money即货币；也没有微观经济学，有price即价格。这是货币主义大本营的风范，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守得住。宏观经济学问很多，但最重要是货币，也只是货币。宏观调控的事务多得不得了，唯有货币才是牛鼻子。一次大战后的法国总理讲过一句话，“战争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委托给军队”。弗里德曼拿过来改了两个词，化出一个货币主义的警句——“货币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交给中央银行”。毫不含糊地反通胀，就是要全力支持央行乾纲独断，履行货币管理职责。
    最近一次见到吴敬琏教授的时候，得到他签字赠送的新书《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三联书店2007年版)。吴老师在书中提到一件往事，当初设计论证宏观调控部门的时候，几位中外专家对设置四个宏调部门(央行、财政部、计委、经委)提出过异议，认为宏观调控既然是间接调控、总量调控，就应该只设央行和财政部，不能有其他。不过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第111页)。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是宏调部门越来越多，多部委联署的金牌一道接一道。2004年第一次看到国土部长讲国土部门也要参加宏观调控，我实在百思不得其解：一幅土地从批出到建成总要二、三年时间，这么一个“慢变量”，怎么可以拿来当宏观调控的工具？当时和北大几位同事受委托到几个地方调研，报告里特地写到，“银根”、“土根”并举不是好办法，因为“土根”实在太笨拙。更严重的问题，是多龙治水，十八般兵器一起上，到底是哪样政策工具发生了哪样效果，谁也搞不清楚。分工不明确，职责就不清楚，譬如当下CPI高了，人们总不好问责国土部吧？
    我以为这不是小事情。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讲到底就是通过增加制度运行的摩擦力来使经济减速。这套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对法治、政商关系、反腐倡廉，都有百弊而无一利。近期代价也不小，因为一旦经济“失速”，那些摩擦力很大的制度性刹车装置，挥之不去。1997年中国经济突然转向通缩，“保八”任务之艰难，历历在目。我们当然相信中国经济还有很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机会，但是上帝也不敢打包票，说从此经济就有起无落，只热不冷。比较起来，利率、汇率等经济手段，摩擦力就很低，差不多可以收放自如。调控经济，用交易费用低的办法是上选。否则景气一旦有变，“反应滞后症”就难免——对付“过热”时捆到经济身上的绳索，到底有多少、在哪里一时搞不清楚。
    不要误解，以为明明白白说通胀，就是给中国经济抹黑。讲过了，物价总水平上涨是一个货币现象，但是货币过多的具体成因却各个不同。中国过去发生过的严重通胀，四十年代末是老蒋为打内战滥印钞票；八十年代是原先货币超经济发行的惯性还在，又被用来作为价格开放的利益补偿办法；九十年代早期高达27%的通胀，主要是权力贷款，几乎等于每一间商业银行都敞着口子发钞票。成因不同，只有结果同：只要货币量过多，一定有通胀的后果。
    这一波中国的通胀，直接原因当然还是货币。但是此次货币过多的原因，又和以往不同。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经济大规模融入全球市场。三万亿美元GDP的经济，进出口占了60%以上，这样的事情经济史上少见。当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具体讲就是要素成本低廉、制度成本急速下降，中国人的学习曲线上升，“三合一”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不过，也正是这个伟大的成就，使“人民币盯住美元”这件原来穿着很舒服的衣裳，再也穿不进去了。
    2003年9月宋国青教授在北大提出讨论的汇率研究报告，系统分析了人民币汇率为什么意味日益严重的风险和社会福利损失，以及主动升值的选择和机会(宋国青，“走出通货紧缩与人民币汇率，总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我在实体经济里东看西看比较多一点，觉得国青的逻辑没有丝毫难懂的地方。讲到底，是中国人生产率的提升惹来的“祸”。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工人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工人，但是比生产率的进步速度，1990年代后的中国人明显占了上风。如果汇率真的由市场决定，早就反映相对生产率的变动了。这就是说人民币升值有实体经济的基础。不是谁喜欢不喜欢的事情。非不喜欢，那就要有两个本事：要么让美国人生产率的进步速度提上来，要么让中国人的进步速度降下去。实际上，谁也没有这两个本事，人民币盯住美元的体制怎么守得住？非死守，国内通胀压力就无可避免。
    很奇怪，这样逻辑井然的分析，听得进去的人不多。主流的声音是当时的人民币不能升值。后来又说可以缓缓地、渐进地升——难道不知道，人民币缓升的宣示等于是“快快向中国搬钱”的邀请函和动员令？果不其然，贸易顺差、外资直投、以及应邀来华分享人民币渐进增值好处的热钱，三股潮流合并，使中国的货币流动性有如“黄河之水天上来”。
    这里要插一句，汇率的影响是全面的。别的不提，近年那么多农民转向城市，可是今年中国谷物居然还是净出口。细节问题很多，但汇率影响是根本的：因为所有出口看起来很合算，进口却很不合算，那还不是谷物净出口？几亿农民进了城，谷物还搞净出口，同时无数专家天天担心“粮食安全”，这个日子还怎么过？反正从短期看，今年我国谷物的净出口，对猪肉和食品价格的急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今年2月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每季一次的“中国经济观察”，请易纲作宏观经济报告。我仔细听完讲解，才明白近几年央行哪里是在“发”货币，根本就是“收流动性”都收不赢！当然人民币还是中国人发的，可是发多少并不完全由中国人决定。因为每一块进入中国结汇的美元，都换出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去。究竟可换多少，那是由“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决定的。这个票子非发不可，天天发、月月发、年年发。央行当然不能容许这笔惊人庞大的高能货币全部留在市场上，于是不断发央票“对冲”，也就是“回收流动性”。收不干净的呢，就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
    结论是，当下中国的通胀不是政府滥发钞票的结果，而是现有汇率形成机制容纳不下中国国际竞争力的表现。这说明，上好的经济形势也会带来严重的挑战。因为，即便是“好”带来的货币总量偏多，也一样引发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压力。在开放条件下，经济图像更为复杂，但物价总水平上涨依然还是一个货币现象。这条铁律不变，分析家和决策者就还是不能含糊，物价问题一定要到货币里才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