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人伟：重新审视渐进式改革

李旧苗

当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奇迹发展”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后，多年发展积累起来的弊端陡然显现。虽然渐进式改革是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较优选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近式改革对于经济发展的成本收益比已经开始逐渐转变，在我看来，中国渐进式改革目前遭遇了五大挑战。
    挑战一：收入差距过大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最突出的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1985年，城乡差距处于缩小阶段，差距从2.5倍降到1.8倍，但到1985年以后就一直上升，到了最近几年，差距扩大的趋势又有所减缓。
    按照我的理解，收入差距的变化，一部分是改革的成效：从吃“大锅饭”到收入出现差距，打破“大锅饭”的部分，属于改革的成就。另一部分是改革的必要代价：因为我们的经济转型选择了渐进式改革，无论产品市场还是要素市场都存在一个双轨制的过程，转型的过程必然存在代价。最后一部分则是改革的过高代价，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收入差距问题，现存的体制把一些不必要的差距人为的扩大，造成今天过高的收入差距。有相当一部分人士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先缩小后扩大，这是发展转型的必然。其实并不确定，我和我同事的研究调查结果发现，在中国，越是落后的地方，城乡差距越大，越是发达的地区城乡差距越小。
    既然发展不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收入差距自1985年以后的扩大？我认为1985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整体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当前我们仍然延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政策，主要是户口政策，以及税收、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些政策施行的结果是对农村的净征收和对城市的净补贴。现在看来，这种延续老政策的“政策惯性”危害极大。
    挑战二：寻租、设租活跃和“增量”进入老体制
    渐进式改革必然带来双轨制。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双轨制的实施，相应的寻租和设租活动就没有停止过。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在这一制度下也产生了寻租 （rent-seek－ing）。按照胡和立的估算，1988年因价格双轨制而引起的租金总量为3569亿元，占当年GDP的30%。但是，寻租活动中的两个价格，低价是计划给予的，高价是市场给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轨的萎缩和市场轨的扩大，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产品价格双轨制基本结束，寻租活动也就基本解决了。
    但在20世纪90年代，要素价格双轨制的设租活动（rent-creating或rent-setting）起来了，尤其表现在土地、劳动力领域。其中土地最突出，土地从无价变得高价、低进高出，回报率不是50%、100%的问题，是几十倍、上百倍的问题，暴利的后果非常严重。“设租”活动即，设租活动的高价是市场给的，低价却是政府自己定的，这样的逐利模式很难在短时间看到自我修正的可能。
    而所谓增量进入老体制，主要的问题是产生了大量难以明辨的灰色收入。按照渐进改革的理论，由于渐进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即存量按老体制的规则运行，增量则按新体制的规则运行，但现在的情况是，增量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停止，增量仍按老体制运行。公用车使用货币化改革的流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公车的数量在改革开放30年来翻了好多番，但是都进入了老体制，没有进入新体制。而在公用车的改革过程中，技术问题全解决了，但机制问题没解决，所以改革最后流产。按照竹立家教授的估算，三公消费（公车使用、公费吃喝、公费出国）每年达9000亿元；按照经济学家王小鲁的估算，2005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总和大约是13.5万亿，而根据官方数据推算的此项收入为8.7万亿，前者比后者高出4.8万亿，相当于当年GDP的26%，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灰色收入。
    挑战三：市场化不足和市场化过度并存
    按照一般的分类，产品可以分为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其中私人产品通过市场由个人负责，如国防环保、航天等的公共产品就是通过政府由国家负责，而准公共产品是部分由个人负责，部分由国家负责的，像教育、医疗、低收入者的住房等都是这类准公共产品的代表。
    在改革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存在过多的错位和缺位。20世纪90年代，住房、医疗、教育等准公共产品市场化进程启动，其中政府提供相应公共服务的责任被摒弃，强行推给市场。改革至今，这些民生领域累积了大量的矛盾，反过来又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另外一方面，政府有形之手依然活跃在国民经济多个部门，“垄断部门大量强化”、“国进民退”、该市场化却不市场化的现象在现在这个后危机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
    挑战四：体制转型滞后于发展转型，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
    发展经济学中，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转型的产物；但在中国，还有“三元经济结构”和“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之说。所谓“三元经济结构”，特指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在农村经济内部开始发展工业，而“双重二元经济结构”则是指广大农民进城从事非农经济，由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在城市受到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和权益保护等各个方面的歧视待遇，也导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偏低。
    由户籍制度带来的这种现象正积累着越来越多的弊端，比如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真正的市场经济是要建立在要素自由流动基础上的，只有充分认识“三元经济”和“双重二元经济结构”的过渡性，才能推动改革和发展的进程。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让农民工在城镇落户的政策，这是一个积极的政策。农民的住房、土地等资源应该有一个重新配置的过程，以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并有利于把城市化的进程真正做实。
    挑战五：中产阶级的培育和壮大进程缓慢
    内需不足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面对的难题，中产阶级的壮大能积累有效的消费需求，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有一种估计是，目前中国中产阶级占人口总数的12%，而韩国和日本处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时中产阶级的比重为50%，因此，中共十六大也将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在我看来，中产阶级壮大的困难在于现阶段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财产分布差距的拉大。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7，远高于发达国家，说明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而财产分布差距上，缺乏中间阶层，财产分布图呈尖塔形，从我们对全国居民人均财产的构成比例分析来看，房产占居民财产的份额接近60%，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的迅速暴涨无疑进一步拉大了这种财产分布差距。
    面对以上的挑战，危机后的中国应该怎么办？其实只是一句话，只有加快改革才能促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