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宋美龄动员我加入国民党

李旧苗

我不是宋美龄的秘书
    1941年“皖南事变”后，我从重庆撤退到新四军开辟的苏中抗日根据地，此后就一直有传闻，说我当过宋美龄的秘书。时至今日，还有人饶有兴趣地向我打听有关宋美龄的情况。我总是解释说，我不是宋美龄的秘书，我只是在她领导下的一个机构里工作过几年。
　　1935年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我当时是“民先”队员，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负责人之一，并代表清华担任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常委。1936年初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成立，我当选为副主席(主席是刘清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就做了联合南迁的准备。平津失守，三校正式宣布迁往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通知三校学生去长沙报到。不久又宣布继续南迁昆明。很多同学不愿去，经学校交涉，部分同学留在长沙湖南大学借读，毕业后分别由母校发给毕业证书。留下的同学们组织了借读同学会，推举我当主席。那时武汉已成为战时政治中心，我经常往返于长沙、武汉之间，继续搞学生运动。
　　1938年我大学毕业了，刘清扬动员我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妇指会”)工作。当时我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不愿去宋美龄领导的妇指会工作，可是中共长江局妇委正想派人去，就决定让我接受刘清扬的推荐。我被聘为该会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组的股长，并兼任过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的秘书。讹传我是“宋美龄的秘书”，也可说是“事出有因”吧。
    宋美龄很会扮演“第一夫人”的角色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自任会长，提倡所谓“新生活运动”，宣扬所谓孝、悌、忠、信和礼、义、廉、耻等伦理道德观念，企图以此来反对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宋美龄亦步亦趋，在1936年搞了个“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自任指导长。当时还没有“第一夫人”的说法，但此举让人感到宋美龄是在扮演“第一夫人”的角色了。
　　抗日战争爆发，南京、上海相继失守，国民党政府首脑机关都搬到武汉，宋美龄对于抓全国妇女抗日活动的领导权表现积挺。因为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过会议，宋美龄也要召开庐山会议。1938年，她就以个人名义在庐山召集“妇女谈话会”，邀请了包括中共代表在内的各党派、各界妇女知名人士参加。会议于5月20日至25日举行，后来被称为庐山妇女座谈会。出席的约五十人。中共方面有邓颖超、孟庆树；国民党方面有唐国桢、沈慧莲、陈逸云、庄静；救国会方面有史良、沈兹九、刘清扬；基督教(包括基督教女青年会)方面有张蔼真、陈纪彝、邓裕志、刘玉霞；还有社会名流、学者李德全、吴贻芳、俞庆棠、雷洁琼、曾葆荪、劳君展等。会议主要是讨论如何组织动员妇女群众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并建立一个全国性领导机构。宋美龄明确提出由妇指会担负这项任务。
　　邓颖超等接到邀请信时，刚从延安来到武汉不久，但她们已经同先到武汉的进步妇女界领导人如史良、刘清扬、沈兹九、曹孟君、王汝琪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邓大姐对大伙说：这是把宋美龄的妇指会扩大为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的一个良机；要通过这个会议，明确抗战时期妇女工作方方面面的任务，避免空谈，多干实事，以利抗战。经过集思广益，由沈兹九执笔，集体定稿，写出了一篇《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邓颖超是怀揣着思考成熟的方案上庐山的。在会上聆听了宋美龄等的发言后，邓颖超代表陕甘宁边区妇女救国会发言，大意是说：我们开这个会是因为抗战不能没有妇女参加；全国性的妇女组织本应由全国妇女代表民主讨论产生，不过战争时期可以变通，蒋夫人的意见可以考虑接受。但是她强调指出：妇指会必须改组扩大，广泛吸收各方面的人士参加。她并建议会议制定一个文件，作为改组扩大后的妇指会的工作纲领。会议一致同意邓颖超的意见，讨论通过了工作大纲，并且选举产生了妇指会新的领导成员。
　　改组后的妇指会仍由宋美龄任指导长，李德全进入常委；委员由原来的7名增加到36名，其中有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曹孟君等。下设总务、训练、文化事业、生活指导、生产事业、慰劳、战地服务、儿童保育八个组和一个联络委员会。张蔼真、陈纪彝任正、副总干事。联络委员会主任、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组和文化事业组的组长，分别由救国会成员史良、刘清扬、沈兹九担任；战地服务组、慰劳组、生活指导组的组长，分别由国民党的陈逸云、唐国桢、黄佩兰担任；儿童保育组组长是天主教徒纽珉华；生产事业组组长是无党派人士俞庆棠；总务组组长是谢兰郁。左、中、右都有，可算是“三三”制。联络委员会和干部训练组、文化事业组的骨干工作人员大都是救国会的成员，其他各组也有不少爱国进步青年。妇女干部训练组除我之外，组织上还派了三名中共党员：李植青、张韵之和夏英喆。我们彼此知道是自己的同志，但各自是单线与组织联系，在妇指会不过组织生活，不发展党员。
　　5月庐山座谈会后，7月份我们就办起了第一期战时妇女干部短期训练班。招了60多名学员，为期一个月。这个训练班那时就掌握在我们手里。刘清扬是我党建党初期的党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但她始终拥护共产党。抗日救亡运动中她是妇女界的领导人之一，和邓大姐关系密切。她不知道我们是党员，但我们相互尊重、信任，合作得很好。
　　宋美龄对妇女干部培训工作非常关心。蒋介石有黄埔军校，到处都有他的学生；蒋夫人也希望有自己的学生。投考训练班的，有教师、学生和其他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第一期训练班，我们请了周恩来讲“抗战何以必胜”；张爱萍讲“如何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张友渔讲“论持久战”；邵力子讲“三民主义要义”，等等。宋美龄也亲自讲课，讲“人格教育”。一个月训练完了干什么呢？把人打发走吗？兵荒马乱的，她们也走投无路。是不是组织抗战宣传队？请示邓大姐，她觉得训练组搞宣传队不怎么合适，就给我们想了个点子：就说训练一个月不行，还需要实习几个月，到战区去，搞宣传、慰劳、训练妇女救护常识什么的。刘清扬就此请示了宋美龄，宋美龄同意了，并给我们定名为“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战时妇女乡村服务队”。于是我们成立了四个队，由我们四个共产党员各带一个队，到武汉周围的四个县，发动群众“保卫大武汉”。因为是宋美龄派来的，国民党各县党部、县政府都得支持。我们就在那里搞宣传，办妇女识字班，传授救护知识，抢救难童，组织抗日歌剧团……。以后乡村服务队发展得很快。
　　我们的第一期训练班就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向蒋介石打了小报告。第二期训练班，宋美龄就亲自抓了。她把一批三青团办的训练团的女学员拉到了训练班，重新训练，加上我们招考的共有100多人。她几乎每天下午都到训练班来，来了并没有什么正经事，只是在学员们下课后和她们一起玩游戏，如捉迷藏、丢手绢等。当时正是武汉最紧张的时候，眼看就要失守了。看来宋美龄不仅对时局很忧虑，个人心情也有些苦闷，就到我们这里来解闷消遣。我们有些同志不喜欢她来，就躲出去。我是训练班的负责人，不能躲，只好陪她。从那时的接触看，感觉她还平易近人，对我们也很尊重，没见她和谁发过脾气。第二期训练班结束前，她还请全体训练班的干部、学员到她家，让蒋介石接见，以表示她对训练班的重视，对学员的关怀。她还在蒋介石面前夸耀说：“这都是我的学生。你看她们多精神啊！”
    宋美龄不让我走
    我带领乡村服务队在黄陂县活动时，武汉爱国青年成立了一个武汉青年合唱团，负责人叫陈仁炳。这个合唱团要到南洋去宣传抗日，搞募捐，陈仁炳到八路军办事处找到董必武同志，要求派一个既能唱歌又能兼任指导员的人到合唱团。董必武点名让我去，因为那时我唱歌还不错，可以唱女中音，又懂点英文。于是我向妇指会的总干事张蔼真辞职，说我要出国深造。张表示要请示宋美龄。没想到几天后，宋美龄只带了一个保镖，驱车来到我们所在的黄陂县队部。一进门，她就大声讲：“郭先生，我不让你走。”当下就把我带回武汉。在这之前，我与她只是一般地打过交道，看来宋美龄对妇指会的干部还是留意的。我在妇指会也算得上是个“名人”。她知道我是清华大学的，可能认为我也是信教的(因为我父亲是基督教的传教士)，也比较能干，还很活跃。事出意外，我只好向邓大姐汇报。邓大姐听后说：“宋美龄看上你了，你就别走啦。这说明你的身份没有暴露，她还信任、重视你。”这样我就没走成，组织上派了别的同志去南洋了。不久，宋美龄请我到她家吃饭，还让我带几个妇指会的同志一起去。同宋美龄、蒋介石吃了一顿饭后，宋美龄送了我一张她和蒋介石的照片，以表示她对我留下来很满意。
　　武汉失守前几天，宋美龄让我们把第一、二期训练班的学员都召回来，混编成若干乡村服务队，乘船去岳阳转长沙再南下，到湘桂铁路沿线各县去。妇指会总部则去了重庆。我不想在后方干了，想到前方去打仗。经过长沙时，就找到了正在那里的周恩来，要求让我到新四军去。周恩来跟我讲了统一战线如何如何重要。他说，你看，我们的叶剑英同志至少可以带十万八路军打仗，可现在要去衡山帮助国民党办游击战训练班。我没话说，就告别走了。周恩来看我不痛快，说：“回来，回来！”我说：“什么事？”他说：“你为什么不笑着走？”就又和我谈了一个钟头。周恩来做思想工作真是感动人，我后来果真是笑着走的。于是就一直在乡村服务队工作，坚持到“皖南事变”。我们在湘桂沿线10个县搞宣传，时间近一年。我带的队在零陵县。那时撤退到零陵县的部队、机关、团体很多。除了我们妇指会的乡村服务队，还有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抗敌宣传队(队长是魏巍)、二十集团军的妇女宣传队(负责人是王华冰)等四五个宣传团体。我们合作得很好，共同组织演戏、唱歌，宣传抗日。常常是白天一场，下午一场，甚至晚上再演一场。每次演出，群众的抗日情绪都十分高涨，即使下大雨，打着伞也挤满了场地。当地报纸也大力宣传，说：“零陵县一个星期就轰动起来了。”我们的口号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可我们的活动还是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有电报告到宋美龄那里，说郭见恩(郭建)是共产党首要分子。大约是1939年初，宋美龄派她的顾问端纳(澳大利亚人)到湖南慰问我们，实际是进行调查。他听到的，都是说指导长(宋美龄)派来的妇女服务队如何如何好。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的确不错，一方面大概也因为：谁敢讲宋的队伍不好呢？端纳回去说了我们很多好话。我感到，宋美龄对这个服务队也是很在乎的——这是她的队伍呀。
　　1939年春天，妇指会通知我带着队伍去重庆。我要不要去重庆？当时曾与衡阳的八路军办事处联系，我表示自己想去新四军，因为从那里去新四军比去延安近。办事处的负责人是石磊(曹英)，他说得请示重庆南方局，因为我的组织关系在那里。他打电报到重庆，邓大姐去了成都。接到电报的凯丰同志不了解我的情况，回电说：“不要去新四军，立即来重庆。”我回到重庆第三天，见到邓大姐。邓大姐说：“你不该回来，这对你很不利。特务机关不断有电、函向宋美龄告你的状。”邓大姐是通过冯光灌知道这些情况的。冯在张蔼真那里当秘书，机要的事情她都知道。邓大姐说，我当时不在家，我要在家就同意你去新四军了。我说，那好啊，快介绍我去延安吧。邓大姐说，不行，既来了，你就不能走了。你一走，不就证明你有问题了吗？你走了不要紧，很多与你有关系的民主人士、左派同志就要受连累了。好在你头上也没有共产党的标志，我们任何组织的名单上都没有你的名字，他们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宋美龄问你时，你可乘机反驳一下。
    宋美龄动员我加入国民党
    和邓大姐见面没两天，宋美龄就找我谈话了。宋美龄找我们这个层次的干部个别谈话，是少有的事。我们有大半年没见面了。她一见到我，没有寒暄，劈头就问：“郭先生，你是不是共产党？”好在我有思想准备，就理直气壮地讲了一通：“谁说我是共产党？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我主张抗日，主张民主、自由，什么书什么报我都看，国民党、共产党的主张我都听听，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我就是这样一个青年。难道这就是共产党？我本是个想做学问的人，想出国深造，是您把我留下来的。我在湖南带领服务队风里雨里干了大半年，千里迢迢回到重庆，想不到，现在我倒变成共产党了！假如您认为我留在妇指会对您不方便的话，我就走。”我说话时，她不插话，不打断，只听我说。最后她说：“不是就不是嘛，不要再讲了。”从此，不再提起此事。她亲自询问我是不是共产党，表明她对我有怀疑，但又不能肯定，同时也说明她还是“器重”我的，希望我能为其所用。不久，我相机向她进言：要继续办训练班，要充实扩大乡村服务队，要让四川各县都有我们的乡村服务队。她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建议。于是我们又办了第四期干部培训班，规模较大，招了几百人。四期妇女干部训练班的学生加起来近千人，曾到70多个县搞乡村服务队(湖北4县，湖南10县，四川56个县)。为了加强对日益扩大的乡村服务队的领导，宋美龄决定在妇指会增设一个乡村服务组，任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的谢纬鹏任组长。这个工作一直干到抗日战争胜利。
　　应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及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力支持下，从1938年开始，妇指会的联络委员会及其他各组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上我只是谈了有关干部训练组的一些情况。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各省、市都相继成立了“新运妇指会”分会，国民党中央的党、政、军机关也陆续成立了“新运妇女工作队”等组织，妇女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得到广泛、迅速的发展。妇指会及其下属组织，在宜传、动员妇女群众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抗战前几年，妇指会名符其实地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妇女组织。
　　1940年，宋美龄还主持办了一期“高级妇女干训班”。学员主要是各省、市妇指会分会和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机关妇女工作队选送来的干部，大多是国民党员。这一年，蒋介石加紧反共，宋美龄加紧在妇指会发展国民党员。她亲自在大会上做报告，号召妇指会工作人员参加国民党(当时好多单位都是集体入党，机关会计代收党费，但妇指会中的左派和中间分子不少人没有参加国民党)。在这期间，宋美龄也动员我加入国民党，亲自和我谈了三次话。我向组织汇报，组织上说，她让你参加，你就参加吧。并指示我趁机做她的工作，批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我说：我不干。一加入国民党，左派同志就会以为我变了，不再和我来往了。周恩来说：为什么不干呢？可以跨党。组织上决定你去，为了工作嘛。宋美龄第一次和我谈话时，我曾以不满国民党的特务政策为由加以拒绝。她说：那些事是另一批人(指专门的特工组织中统、军统)干的。第二次谈话，我就攻击国民党的独裁、不民主，说什么书、什么报都不让看。她又表示她讲民主，可以看。到第三次和我谈话时，我没办法推了，就说：参加可以，但我只受你指导长一个人领导。她听了非常高兴。说：“我们单独组织支部，我来领导。”还说，我要介绍你和陈布雷谈话，他是我们党的青年领袖，他最爱护青年，理解青年。她大大地夸了陈一番，也说明她很重视“争夺青年”。没想到，第二天她和蒋介石吵了架。据说是为了蒋介石私下有一个“外宠”，宋骂了蒋介石，蒋打了宋一耳光，两人闹翻了。宋美龄一气之下跑到了香港，圣诞节、新年、春节都没回来。那正是“皖南事变”的前后，就在这期间我“开了小差”，也就没参加国民党。
    我所见到的宋氏姐妹
    在办高级妇女干训班期间(训练时间是三个月)，大约是1940年秋天，宋庆龄从香港来到重庆。重庆的妇女界非常高兴，准备大规模地欢迎“国母”。宋美龄郑重宣布：我姐姐孙夫人来重庆，我们要大规模欢迎，我亲自主持。她这么一说，别人都不敢再张罗筹备了。宋美龄与宋庆龄感情虽好，但政见不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实宋美龄并不打算搞大规模的群众性欢迎，只搞了一个规模不大、有各界妇女代表参加的茶话会。此外，她还举行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宴会，参加的主要是高级干部训练班的工作人员和学员。那时我是训练班的大队长，当然也参加了。她把我们请到嘉陵宾馆吃大菜。宋蔼龄也来了。宋美龄讲了一大通话，还站在凳子上教大家如何使用西餐的刀叉。她说：你们将来要搞外事工作，要做要员夫人，得懂得刀叉如何使用。宋蔼龄也讲了话，就是没让宋庆龄讲话。我们在台下就鼓动学员喊：“欢迎孙夫人讲话！欢迎孙夫人讲话！”宋美龄没办法，只能让孙夫人讲话了。孙夫人说：我在国外时，看到许多外国人也不会用刀叉，你们说是什么缘故啊？同学们说：民生问题没有解决！孙夫人就大讲了一番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大家对孙夫人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可以看出宋氏姐妹在政治上是针锋相对的。
　　宋美龄还陪同宋庆龄到儿童保育院、伤兵医院去视察、慰问，并安排孙夫人到内江参观，派我和内江乡村服务队的指导员去那里组织活动，欢迎孙夫人。这显然都是想让宋庆龄看看，她宋美龄是为抗战做了很多工作的。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了。在宋美龄还未从香港回重庆前，在组织安排下我辗转去了新四军。从此，我没有再见过宋美龄。
　　1997年，我们十几个曾在新运妇指会工作过的老同志在我家聚会。当时新闻报道宋美龄百岁诞辰，在美国做寓公。我们当时议论：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宋美龄是有贡献的；抗日战争期间宋美龄表现还是不错的，起到了“第一夫人”的作用。现在为什么不能继续起些作用，来促进国共再度合作，促进祖国统一呢？我们相信宋美龄是坚决反对搞“台独”的，在这方面她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很想给她写封信。可惜，听说她现在只满足于做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了。写信的事也就作罢。



    郭  建（1913-2000）中共中央纪委委员，国家交通部常务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湖南省醴陵县(今醴陵市)人，女，1913年出生于一传教士家庭。自幼上教会学校，长沙福湘女子中学毕业。她是学生会长、青年会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曾带领同学们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活动。1933年参加全省会考，她获第二名的好成绩，但教会学校当局因她从事抗日活动，没有保送她上大学。因此，她不再报考教会大学。后被清华、北大、武汉大学同时录取，最后选择了清华大学。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清华大学并不平静。她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进行民族解放的斗争，曾任北平妇女救国会副主席、平津学联常委。193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后来说：“正如毛主席讲过的，本来教会学校是要在中国培养一批民主主义者。可是，正是这批民主主义者走到共产党这边来了。我就是这样的青年。在民族民主主义这样一个思想基础上加入共产党。”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她立即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党组织推荐她到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任职，并在邓颖超的领导下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因为她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又出身于基督教家庭，宋美龄很看重她。周恩来、叶剑英也多次做工作，让她安心留在宋美龄那里做事。
    1941年皖南事变后，她奉命从重庆转道桂林、香港到上海，再进入苏中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历任专员公署秘书、粮食局长、财政经济处长、苏皖边区财委副主任、货物管理分局局长，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计委主任、财委副主任、商业局长、市妇联主任。1961年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分管国际妇女活动。还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下放五七干校劳动。粉碎“四人帮”以后，得到平反。恢复工作后，任国家交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在交通部工作6年，主要分管交通建设规划工作和对外开放工作。80年代初到美国考察交通，引进了顶推船队。到荷兰考察后，请荷兰专家帮助设计天津西货站码头。主张交通行业要统筹安排，服从大局，公路、水运、铁道、航空、海运要协调配合、配套发展，形成现代化整体的运输网络，发挥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中的巨大作用。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纪委委员。曾任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专职委员。1985年离职休养。无论是退居二线还是离休，她始终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89年至1992年到上海市川河县蹲点，研究指导党组织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了有价值的调研报告。
    1997年1月，她84岁寿诞，中央政治局常委朱镕基特意请画家画了一幅《晚节香》(白菜黄花图)，并亲笔在画上题诗向她贺寿：
                        湘江衡岳钟灵秀，革命征程炼赤心；
                        江海通衢传政誉，青白黄花溢芳芬。
    并跋曰：“郭建同志与我份属同乡，忝列同校，贵为同志，情同姊弟。今逢大姐八十四岁寿辰，献诗一首。”朱镕基向来惜墨如金，对她如此尊重，足见其风范！2000年3月逝世，终年87岁。

三苗

和木匠师傅同名同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