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戟：汪篯之死

李旧苗

中国历史上的新王朝，在经历了改朝换代的革命后，建立初始大凡会有一段喘息期，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以求复苏。一般要七八十年，经济才有一个比较好的局面。1949年以后，曾经设计过的新民主主义方略被搁置批判，一直延续着革命时代的激情折腾。结果呢，到“文革”收场之时，GDP仍徘徊在年人均50美元的极度贫困水平，近30年间一无长进，国民经济处在崩溃边缘。
　　其间，1958年在全民大跃进的狂热中开始了一场史学革命的鼓噪，但随之而来的全民饥饿，使众多史学家有意无意将眼光放到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上，对与民休息政策的特别推崇，自觉不自觉地总结文景、贞观等治世的经验，不无寄托对改变折腾生产关系和全民大炼钢铁、全国学大寨(一位美国人当时就断言：全国学大寨，全国没饭吃)的幻想。
　　然而那是一个阶级斗争史观普遍流行的年代，权威的说法就是毛泽东的那句：“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1页)经典的依据是《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另一句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给奥·倍倍儿、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页)所以阶级斗争史观是不容置疑的，大家也是深信不疑的。比如“文革”后期的1975年，北大历史系请工农兵一起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时，我也被找去参加。讨论编书的指导思想时，有人提出要贯彻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两条红线，在场的我到底是已有七八年当产业工人的经历，说起话来比田余庆、李培浩等老师们有底气，直截了当地表示了反对意见，认为按照经典作家的论述，历史只能有阶级斗争一条红线，不能再并列一条别的红线。总免不了在阶级斗争史观的框框里说事，现在想来还是有点可笑。
　　关于让步政策论的争论，无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双方也都是在承认阶级斗争史观的共同前提下，做你死我活的纠缠。
　　1959年我进北大历史系读书，中国通史课程用的就是正在编写中的《中国史纲要》的铅印讲义。翦伯赞先生和老师们努力用让步政策论来诠释阶级斗争、农民战争如何推动了历史前进。翦伯赞先生是最早表述这一观点的，他于1951年发表的《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中说：“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生产力又有连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这一论述被概括成这样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公式：农民战争——统治阶级的让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多年追随陈寅恪先生的汪篯，1947年后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20年，50年代初学校特别选派他去中央党校学习两年理论，于是有党内红色专家之称。1953年5月30日在《光明日报》的《史学》专刊上，他以季铿之名发表了题为《唐太宗“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一文，由唐初实行“均田制”，论证唐太宗“采取了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因而出现了“贞观之治”。时间上只略晚于前述翦伯赞先生的文章。
　　如何解释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有没有实行过让步政策，这本是一个极普通的学术见解；编教材和写文章，本来是学术上的事情，应该自由地进行讨论。马克思在《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中，早就表示了对学术自由原则的赞美和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憎恶，主张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最恶劣的”。可是在我们这里，竟煽起群众运动，用批斗的方法，将扼杀学术自由的书报检查发展到极致，酿成了屈辱人格、夺人性命的许多悲剧。于是在“文革”时期，主张让步政策论的汪篯教授，先于翦伯赞先生罹难。
　　这里可以顺便说一下，其实让步政策论的始作俑者应该是陈伯达，三四十年代他的文章里就有类似说法。“文革”开始后不久发现的这个秘密上报到了戚本禹那里。当时的陈伯达是中央第五号人物、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被宣布为是党内最好的理论家，不允许炮打的。戚本禹当即下令封锁材料，不得外泄。如果他有先储备起来，将来当做炮弹抛出来的想法，在那时也是不足为怪的。可仅此一事就可见“文革”黑手们搞大批判的龌龊不公。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文章，猛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清官论，掀起“文革”风暴后，在史学界，则是翦伯赞和与他“志同道合”的人首当其冲，让步政策论和清官论一样成为狂轰滥炸的靶子。这时，一位30岁的年轻人孙达人对让步政策论的批判，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当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也说在农民战争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定于一尊”的传统，使这个本可以讨论的问题，再无可以质疑的余地。以前没有听陈先生的话远离政治的汪先生，此时天真地还想争鸣，这是他又一致命的错误，狠狠撞上了南墙。
　　对“让步政策”论的批判立即升级，汪篯先生很快被抛出来。1966年3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丘易的文章《从“贞观之治”看“让步政策”论的谬误》，点名批判上引了1953年汪篯先生文章：“从《贞观政要》中大量征引一些出自李世民及其臣僚之口的话……来证明李世民‘确实’很懂得‘为君之道’，很懂得君主和老百姓的关系，是个‘明智之主’。因此他才采取了‘让步政策’的措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出现了‘贞观之治’。”因为引用了《贞观政要》的材料，便被批为“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是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惯技，而且即使是在资产阶级的史学中，也是最下乘的方法”。
　　丘易上纲上线的结论是：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之所以错误，不能简单地归之于认识问题。从实质上看，这是持这种看法的人的立场问题、观点问题；是从历史研究中抽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宣扬反动统治阶级的“惠政”“德治”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从而达到否定人民群众的革命作用的这样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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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目前有人对此提出批评，他们还哓哓争辩，这能说是一个简单的一时认识不清的问题？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出现的一股取消阶级斗争、取消革命、宣扬阶级敌人的“明智”的思潮在我们史学领域中的反映。
    丘易说要“清除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他自己则完全不加论证地这样论证赋役剥削的程度一代比一代加重：“以汉、唐、明、清而论，一般说来，大抵唐代比汉代增加了三倍，明代比唐代增加了七倍，至于清代，则又甚于明代。”笔者曾经分析过历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的情况：两千年间徘徊在勉强维持温饱线上，没能做到“耕三余一”。真不知道汉代的“十一之税”已经是“此农夫之所以常困，有不劝之心”，明代重于汉代二十一倍的田赋户调从何而来！
　　丘文发表的背景是一周前的3月16日《新建设》编辑部召开的，邀请北京和外地在京的部分史学界人士参加的关于“让步政策”问题的座谈会。汪篯先生与会，并作了长篇发言。与会的人告诉我，那天先生的情绪处在“亢奋”状态，强烈为“让步政策”论辩护。结果引来了丘易一周后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上述文章。当时这样的点名都是要经过上面批准或授意的，公开点名也就是抛出来批判打倒之意。
    《新建设》同时在3月号上刊出《关于“让步政策”问题的笔谈》，所收的五篇文章中有与会者整理的发言稿，但没有汪先生的。从一面倒的批判声中，特别是上纲上线的很重分量的批判话语中，可见座谈会火药味之重。诸如：
    所谓“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等，都是古代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言辞，为什么今天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仍会全盘接受呢？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大多数属于士大夫阶层，新中国成立后养尊处优，士大夫的思想感情根本没动(甚至更发展)……口头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感情、生活——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他们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硬把农民生产积极性所造成的繁荣，说成是出于统治阶级“让步政策”的恩赐，这真是极大的污蔑。……这种论点是极端反动的，危险的。
　　在中国历史中，无论哪个朝代，在扑灭农民起义以后，头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恢复秩序、重整纪纲。他们所要的“秩序”和“纪纲”都是为维护封建生产关系服务的。他们首先要作的就是要加强封建生产关系。这是对于农民的反攻，怎么说是让步？……其间即使真有一点小恩小惠，那也是不折不扣的欺骗，怎说是让步？
　　我同意同志们说的：在中国封建时代没有什么“让步政策”，所谓“让步政策”是封建统治阶级整个统治手法中软的一手，和硬的一手交替为用，是捣乱失败后的再捣乱。
　　问题不在于封建统治政权会不会和有没有让步，而在于以什么立场和观点来看待这种现象。是加以批判分析，揭露它的虚假性和欺骗性，还是无批判地加以赞扬和歌颂，就成为根本性的问题了。
　　在我们看来，所谓“让步”就是掠夺，所谓“让步政策”，就是掠夺政策，或者说掠夺的一种手法，一种策略。只有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才能说这是“让步政策”。……必须声明，作者本人原来也是“让步政策”论者，通过最近一段时间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和在同志们的帮助与启发下，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决心阵前起义，向真理投降。
    今天的青年学子已经很难想象，作上述难免有落井下石之嫌发言的人，竟都是一代学术翘楚：韩儒林、冯友兰、郑天挺、翁独健、华山。至今我们仍能以理解之心，不改对他们的尊敬；旧事重提，只为见识一下大批判如何扭曲着学人乃至整个民族的人性。
　　可汪先生不是那种会违心投降的人。在座谈会上不是，座谈会后也不是，他就没有了躲过风暴，生存下去的自我保护能力了。
　　记得在那数月前，“让步政策”论问题刚提出来的时候，我和汪先生有过讨论。他的见解在上课时反复说过，所以主要是听我的意见。我举布列斯特和约等一些例子说明，让步是政治斗争各方都会用到的策略，目的是换取对方的让步，当时我还能说出经典作家关于“让步”的论述。但是我以为，用“让步政策”来概括统治阶级一个时期的总政策是对被统治阶级的让步，就不合适了。对立的阶级之间，不可能是全面让步。而如果新的统治者不让步，那农民不是白起义了？印象很深的是汪先生当时的表情，听我讲时没有反驳，我讲完后，他盯着我看了许久，还是一言不发。这和我们以前讨论九评文章时他侃侃而谈的情景大不相同，大概是心境不同了吧。在《新建设》杂志的座谈会上，他那样亢奋的表现，我听到时有些意外，又是在意料之中。执著寻求阶级斗争如何推动历史前进答案的他，找不到让步政策论以外的解释，就只好一条道走到黑了。
　　座谈会之后，丘易的文章和笔谈迅速出笼。3月25日，戚本禹、林杰、阎长贵在《红旗》杂志第四期刊登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见报，接过“是‘让步政策’还是反攻倒算？”的问题继续批判，上纲到“史学界出现了一股反对史学革命的逆流”，“这是现在的阶级斗争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从座谈会到戚本禹等这篇文章，那黑色的十日，风声鹤唳，汪先生亢奋的一席谈，成为他人生的绝响。从此再没有他说话辩解的机会，他那被反右倾摧垮的孱弱的身体，也再没有气力抗争了。
　　6月1日广播曹轶欧策划的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政治赌博中的康生高兴地说，他也新中国成立了。“文革”的灾难真正降临全中国大地。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司马洪涛的文章《评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说1960～1962年在国内外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他邀请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兼所谓“学者”，着手编写《中国史纲要》，“这部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也是6月1日这天，《光明日报》发表题为《翦伯赞是怎样积极卖身投靠蒋家王朝的》的文章。仅隔一天，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称：“他们叫嚷反动阶级的所谓‘让步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一笔抹杀，他们歌颂的，只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帝王将相。他们是史学界里的保皇党。”“这些‘权威’，有的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的堕落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边缘。”
　　这些是充斥在汪篯先生耳中的最后的声音。就在那之后两三天，他便自杀了，成为“文革”中北大第一个自杀的教授。在全国他不是最早的，——毛泽东的秘书，极有天赋的田家英已早他几天自杀身亡。
　　吴宗国教授见告，促使汪先生自杀的，比那总还是学术理论的“让步政策”论更严重的是《魏征传》。我俩都记得那是上面直接布置的一项任务，具体说，是中宣部陆定一急要的书，别人写了，交给他审稿，汪先生还翻给我看过他补的大事记。后来我写《隋炀帝传》，就学他将时事大事和传主的事迹对照起来列表，也写了大事记。汪先生神秘地说那书出的速度快得惊人，他交稿后仅一个星期，书就完成排版、三校、终审、印刷、装订的全套程序，进新华书店了。那是为赶在一次中央会议前出版，鼓吹魏征精神，矛头向上，不言自明。到这时，1966年的3、4月间，已经向国内外公开点以彭真为首的、手下有吴晗的北京市委，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加上更被点为“阎王殿”的中宣部陆定一等，撮合成“彭陆罗杨”反党集团。《魏征传》会把参与者拉进去，一旦成为上了黑线的人物，罪行就远大于弄弄“让步政策”论的反动学术权威了。看清楚没有出路的汪先生，没怎么犹豫就选择了离开人世。服药后数日，6月10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应该就是在他服下安眠药弥留之际，历史系在体育馆开始揪斗老师，只要被喊到名字的老师，不由分说就揪上去低头挨批斗。我记得很清楚，周一良先生被揪后不屈地高昂着头，眼里冒着火，那是我此生唯一一次见到的闪烁着怒火的眼睛。可是第二天，周先生写了一张大字报，检讨自己对抗群众运动的态度。
　　6月18日，在我住的38楼进门的台阶上，设了斗鬼台，在后面楼上巨幅“红色恐怖万岁”横幅衬托下，好多系的老师一个个被揪上台，抹了黑脸批斗。历史系的总支书记许师谦也被揪上去，当众批斗挨揍，他那时已中风，下来后，摸着墙角一点点蹭着往家走，谁都不敢上去搀扶一把。我同班同学赵德教，毕业后留在系里当团委书记，那天也被揪上台，抹了黑脸。我怕他想不开，没等揪斗人散，就去学校南大门里的大概是19楼里楼梯旁等他。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满脸黑黑的，很沮丧，见了我也不抬头。我悄悄对他说了一句：“大家都了解你，别想不开。”怕人看见，没敢再多说什么，就赶快离开了。二十年以后，他在河南新乡师院当系主任，有意要我去他那里任教，大概是还记得我当天的那一句话吧。
　　当时大串联开始了，北大住满了各地来的红卫兵。有一天，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我们去带队，坐车到复兴门就下来往天安门走，开始时我带的有500人，一路跑散了，身边只有一个女孩跟着，边走边聊，我把她带到广场的最前面。她告诉我，她是天津一个中学的初中生，在学校里斗老师，拿着热水瓶等在楼上，见老师进楼时，往下倒开水浇。后来不知道怎么斗，来北大看见给老师挂黑牌子，学到这一招，还挺高兴。
　　说这些是想讲，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回想起来，汪先生看到没有希望时，不等凌辱加身就走了，是明智的。反正他也是熬不过来的，不如走早些，少些痛苦。近年我多方打听先生有无遗嘱留下——档案里没有，吴先生不知道，连他的儿子汪安也不知道有遗嘱。那他是无言地走的，他还能说什么。
　　《历史学家茶座》编辑要我写一点对“文革”的个人回忆，就写了这篇文字。我想以此作为对刚刚50岁就被迫抛弃生命的老师的悼念。
　　我深知汪先生是那样热爱历史，热爱教学，他曾和我说，以后一起可以做四件事：一是写中国通史，但是这要四代人才能完成；二是写隋唐史；三是注新旧唐书；四是分门别类归纳整理隋唐历史资料，加以诠释。他最想做的是最后一件事，为隋唐史研究做好基础工作。他一向下笔很谨慎，不轻易写东西，饱学的他发表的文章还不多。土地制度研究、唐代党争史……，他有多少书多少文章要写啊，可是都抛下走了。
　　写这样的文字，手里的笔实在是太沉重了，沉重到心脏难以承受。但愿所有跟我学习隋唐史的学生，我的已经在北大历史系读完隋唐史博士的女儿，和已经出生的希望未来也接班做隋唐史的可爱外孙女，将来再不用带着愤怒流着眼泪写这样沉重的文字；但愿他们再不会有我没能活下去的老师汪篯先生，以及没能工作下去的老师的老师陈寅恪先生这些祖师们的噩梦。
　　谁和我一起来祈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