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之争

李旧苗

苏共提出国际共运总路线 中共研究对案
    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保共八大、匈牙利党八大、捷共十二大、意共十大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相继召开。赫鲁晓夫利用这五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其部署下，按照苏共二十二大的方式，从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发展到公开指名攻击中共，而且一次比一次恶劣，一直到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亲自出马指名攻击中共。
　　当时，按照惯例，中共中央派团参加了五党的代表大会，除意共代表大会由中联部副部长赵毅敏率团参加外，其他四党的代表大会都由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率团参加。我作为翻译，自始自终随伍修权参加了四党的代表大会。在欧洲五党代表大会上，针对这些党公开攻击阿党、攻击中共的具体情况，我代表团根据中央的指示以不同方式给予了驳斥和回击。与此同时，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写几篇评论，公开回答这几个党的代表大会对中共的攻击，首先要评论捷共代表大会。在公开评论前，先发表他们的反华言论。
　　1962年12月14日，我们参加完捷共十二大乘飞机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看到当天《人民日报》用了一个半版的篇幅刊登了捷共代表大会上捷共领导人诺沃提尼及其他代表的反华言论。12月1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这篇社论综述了保、匈、捷三党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极为严重的反阿、反华事件，特别是捷共代表大会上的反华闹剧，并就如何维护世界和平、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如何对待核武器等问题，阐述了我党的观点。此后，我们又发表了《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人民日报》1962年12月31日）、《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红旗》杂志1963年第1期）、《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人民日报》1963年1月27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同志》（《人民日报》1963年2月27日）、《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红旗》杂志1963年第3、4期）、《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3月8日） 等几篇评论文章。这几篇文章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外，还翻译成俄、英、法、日、西班牙、阿拉伯等文字，对外发表。我作为中办翻译组的一员，参加了这些文章俄文文本的翻译定稿工作。
　　这几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针对欧洲五党代表大会对阿尔巴尼亚党和中共进行“围剿”，我们发起了反“围剿”，也就是在他们开始公开论战之后，我们被迫不得不同他们进行公开的论战，从而拉开了20世纪中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
　　1963年3月8日我们发表第七篇反击评论文章前，苏共中央于2月21日来信呼吁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召开兄弟党会议，对此，毛泽东、中共中央给予了肯定回应，从3月起中苏之间的论战暂时平息下来。
　　2月22日晚8时至9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应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要求，接见了契尔沃年科一行。苏联大使交来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该信表示愿意同中共恢复团结，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和举行两党会谈，讨论分歧问题，共同筹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如中共同意，两党会谈时间可另行商议。当晚12时，我们翻译组将苏共中央来信的译文和会见的谈话记录交杨尚昆审阅批印，连夜送给政治局常委和有关领导人。
　　2月23日凌晨，毛泽东阅读了苏共中央来信后决定亲自会见苏联大使。上午11时许，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卧室会见了契尔沃年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人在座。我作为翻译参加了会见。毛泽东对契尔沃年科说，我刚刚看了你们中央给我们的信。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有些地方我们还有些意见，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在德国党六大上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但他自己却在进行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和其他兄弟党。只许你们批评，不许别人批评不行。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有四篇，赫鲁晓夫本人的就有两篇。对于所有这些批评，我们都得回答，有来有往，你们可以骂人，我们也可以回骂。现在已有几十个党公开指名攻击我们了。毛泽东说，这场论战是不可怕的，打笔墨官司，天塌不下来，西山的草木照样生长，女人照样生孩子，鱼照样在水里游。中苏之间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们赞成休战。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就是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来的。毛泽东说，我们还有几篇文章，发表完了就暂停。主要的因素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问题，是对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认识问题。毛泽东又指出，社会主义阵营是12个国家，没有经过任何国际会议，谁也开除不了阿尔巴尼亚。
　　这次会见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了对苏共来信的复信起草工作。3月9日中午11时半到下午2时，毛泽东召开会议，决定当天将中共中央3月8日答复信交给苏联大使。复信欢迎苏共中央提出的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建议，认为它是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一个必需的准备步骤。复信指出，中共中央决定，从现在起“暂时停止在报纸和刊物上作公开的答辩”，但“我们保留公开答复的权利” 。
　　3月30日，苏共中央再次致信中共中央，除详细阐述他们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外，还提出一个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并建议以他们提出的这条总路线问题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苏共中央在信中还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参加中苏两党会谈。由于这封来信很长，我们陆续翻译排印，分批送给中央有关同志和有关部门，直到4月2日才全部印出。
　　4月2日，受毛泽东委托，周恩来、邓小平接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就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一事答复说，毛泽东因健康原因不能赴苏联会谈，并表示克服分歧需通过谈判。建议采取另外方式会谈。
　　4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苏共中央来信，毛泽东决定起草一份全面阐述我们系统观点的复信，提出同苏共来信针锋相对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并委托邓小平负责，起草好以后再交政治局常委讨论。第二天，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了起草复信的问题。从此，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转向起草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复信。
    我所了解的复信起草经过
    为了起草论战文章和信件，中共中央于1963年3月2日正式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康生为组长、吴冷西为副组长，乔冠华、王力、姚臻、熊复为主要成员。文件起草小组实际上早已存在，早先大家都称它为钓鱼台写作班子，那时是临时性质的，有任务时大家都来钓鱼台，没有任务时各回原单位。
　　“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组长是康生，实际上是邓小平主持的。所有的文件、文章在“起草小组”内反复讨论、修改，都是在康生主持下进行的。起草小组认可了，就送邓小平审阅，之后起草小组再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修改，反复多次，再送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常委及有关的中央领导同志审改，重要的文件最后经政治局讨论通过。
　　为了把论战文章和信件译成俄文，在成立“文件起草小组”的同时，也相应地组成了一个翻译班子。这个翻译班子以我们中办翻译组为基础，先后借调何长谦、欧阳菲、刘莫阳、林利、杨蕴华、罗正发、任田生、臧达楠参加工作。后来，在翻译“九评”时，翻译班子扩大为俄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五个语种。因为人数众多，翻译班子搬到西皇城根华北饭店（后来改称中直招待所）。
    1963年3月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后，毛泽东认为要抓住答复苏共这封信的机会很好地写一篇文章，全面论述我们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于是就把任务同时交给了康生、陈伯达两个人。康生领受任务后，组织“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吴冷西、熊复、王力、姚臻等人起草。而陈伯达则组织《红旗》杂志、中宣部的一些人，加上范若愚，在《红旗》杂志编辑部里写作。
　　这期间，我曾到陈伯达那里了解写作进展，看什么时候能将草稿交给我们翻译。我进到红旗杂志社一间大会议室看到，长长的会议桌上面、窗台、茶几、地板上堆满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他们正在忙着一段一段地摘抄。陈伯达对我说，别着急，我把文章写好一定交给你们。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在照抄经典著作。这样写出的文章会是什么样子呢？我当然没有资格发表意见。这时，陈伯达突然问我：我们现在搞的这个文件非常重要，要绝对保密，翻译人员当中是否有人同苏联大使馆有关系？会不会把它捅出去？要严防把这个文件的内容泄露出去。我回来向有关同志传达后，有人感到后背上直冒冷汗，也有人感到陈伯达的话有些可笑，竟然怀疑我们这些久经考验的中共党员。
　　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文章写成后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让邓小平、康生和“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的同志修改、讨论。记得那天在钓鱼台8号楼文件起草小组会议上，像炸了窝一样，大家议论纷纷，说这样的八股文章，没有任何战斗力，老祖宗讲什么，赫鲁晓夫说什么，相比对照，不一致或有差异，就是修正主义，完全没有联系现实。大家议论，这样拼凑出来的文章简直像教科书，根本不能用。这时“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写作班子写的文章也出来了，交给邓小平，又报给了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在杭州，就把康生、陈伯达等人召集到杭州进行讨论。后来听说，毛泽东还是倾向用陈伯达主持写的稿子，认为理论性强。估计可能是陈伯达拿出一个论据，就是论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必须理论性强，毛泽东可能是看中了陈伯达的文章引经据典多，理论味浓。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基本上以陈伯达写的为基础，加上“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写作班子提出的一些联系实际的内容，写成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复信。
　　6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复信稿。6月12日，刘少奇又主持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复信。复信稿原来的题目是《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答复》。在最后定稿的时候，毛泽东说，题目要改一下，使人感到这不是一般的复信。他提出正题改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建议》），副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日期为1963年6月14日，大家都赞成。因为这样一来，就鲜明地突出了这封复信的重大意义，它既是对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来信的答复，又是作为一个建议向各兄弟党提出的。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最后定稿以后，由外交部派专人带到莫斯科，于6月15日由我国新任驻苏联大使潘自力转交苏共中央。当时，因为考虑到要把复信的各种外文本搞得更准确些，外文广播也要和中文同时广播，所以复信交出两天之后，在6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新华社和广播电台同时播出。而且还用各种语言广播和各种文字出版小册子。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共有25条，前面有一个导言，后面有一个结尾。第一条至第三条，可以说是整个复信的总纲。第四条至第二十二条，是总纲的具体展开。最后三条，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五条，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划清无产阶级革命党和资产阶级改良党的界限问题，以及国际共运的公开论战问题。从表面看，《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全面阐述了中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但实际上却针锋相对地批判了赫鲁晓夫从1956年到1963年在政策和理论方面的观点。它实际上是一篇全面阐述我党对当代重大问题的观点、全面批判赫鲁晓夫相关观点的檄文。
    中苏争论升级为大论战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以后，在世界上引起很大震动。苏联的反应更是强烈。6月18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这封复信，并表示不能在苏报刊上发表这封复信，指责复信“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6月18日至21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对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作出决议，说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的决议进行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诽谤性的。说苏共将“坚定地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赫鲁晓夫在全会的讲话中说，中共领导人使中苏分歧“尖锐化到极点”。
　　7月5日，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有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参加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我们中办翻译组的同志随团担任翻译。苏共代表团团长为苏斯洛夫，团员多半是理论界的权威。在中共代表团出发前，中央拟定的方针是坚持原则，高屋建瓴，放手反攻，以理取胜，不急于达成协议，以不破裂为限度。
　　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简称《公开信》），以公开信的形式逐条批驳了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信中就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问题、民族解放运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国际共运的团结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和建设共产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全面地攻击中共。这一举措严重地损害了两党会谈。
　　7月15日，苏联方面宣布苏联、美国、英国开始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谈判。中共代表团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中苏两党会谈很可能破裂，至少是毫无结果。
　　7月19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苏共中央发表的《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声明还宣布中共将在适当的时候，对苏共中央这封信中提出的问题，加以澄清和评论。
　　7月20日，在中苏两党举行最后一次会谈时，邓小平按照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方案首先讲话。他指出，从前几次会谈的情况看，中苏两党存在严重分歧。特别是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后，苏联报刊纷纷攻击中共。在这种情况下，两党就某些问题达成协议已不可能。因此，我代表团建议：中苏两党会谈暂时告一段落，休会到另一个商定的时间再举行。苏方表示同意。
　　7月20日晚，赫鲁晓夫举行宴会，招待中共代表团。在交谈中，赫鲁晓夫说，我们两党没有严重的分歧，分歧是臆造的。邓小平说，你不是在苏匈友好大会上讲我们是独特的路线、搞分裂，而你们是马列主义路线，这不是分歧吗？我们6月14日的复信和你们7月14日的《公开信》，就是两条路线，明摆在那里，怎么不是严重分歧？你们这次《公开信》，我们准备发表。我们希望你们也发表我们的东西，发表我们从1962年底到1963年初发表的7篇文章。既然公开争论，就应当堂堂正正地进行，把双方的观点都摆出来，让大家来判断谁对谁错。赫鲁晓夫说，我们不希望加剧公开争论，我们不能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不能发表那些毫无根据的攻击。邓小平说，不是毫无根据，很多都是引用你的话，许多观点都是你自己讲的。你讲了那么多话，很对不起，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引用你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中苏分歧由内部争论逐步演变为公开论战。
　　1963年8月上旬，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讨论如何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毛泽东认为，《公开信》已指名道姓攻击我们，我们的评论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他是急先锋，讲话也最多，最恶劣。常委们指出，写作中要引经据典（对马恩列斯如此，对赫鲁晓夫也如此），但力求准确，不能有差错，使别人驳不倒。这样，“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根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精神先后写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文章的题目和发表的时间如下：《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关于斯大林问题》（1963年9月13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963年9月26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963年10月22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963年11月19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3年12月12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2月4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4年3月31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
　　“九评”发表以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更加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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