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李零：汉奸发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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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发生学
                                  李零         
  “汉奸”一词起于何时，惜无考证，但它无疑是咱们汉民族但它无疑是咱们
中国人“唯一指定，享有专利”的词汇。据《辞海》定义，“汉奸”本指汉族
的败类，现在则指中国的叛徒。视点完全是以我们的“国族”（随其不同的历
史内涵）为转移。对汉奸大家都骂，但骂来骂去，全是些古人、死人，最晚离
现在也有几十年光景。余生也晚，就连抗日战争也没赶上。在我印象里，汉奸
形象的定位大概与宋以来的忠奸之辩有关。宋以来，“精忠报国”家喻户晓，
爱国主义高唱入云。可是每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汉奸也就层出
不穷。国难当头，恨奸思忠，大家不免凝感情于“气节”二字。但这类讲法之
于男人就象贞操之于女人，其实是配套概念。道学家对女人失节，关注点一向
不在原因（缘何失身，被谁强暴），而在后果（是否处女，可曾上吊）。同样，
他们对男人失节，也是只责个人，不问环境。其逻辑的如出一辙还影响到文学
表现，典型手法是拿刚烈女子臊失节男子（比如李香君与侯方域），让人觉得
“侠谷刚肠剩女儿”，“几个男儿非马牛”。我们看历史，只问个人的“有骨
头”、“没骨头”，往往失诸空洞抽象、虚假失真。
  中国的汉奸史，汉以前没法讲，因为那时还没有“汉”。早先与“胡汉”相
当的概念是“夷夏”。可那时的“夷夏”，关系实在乱。二者不但领土是犬牙
交错，血缘是水乳交融，就连文化也是打成一片。后来秦并六国，统一者并非
中原诸夏，而是他们视为夷翟的“秦戎”。再后来六国亡秦，陈涉、吴广是楚
人，项羽、刘邦也是楚人。“汉”者，不过是他们反秦复楚的结果，本来也是
替“荆蛮”出气。
  不过在早期的中国历史上，同我们关心的主题有关，有两个例子很值得注意。
  一个例子是伍子胥灭楚和申包胥救楚。伍子胥，父兄被谗，惨遭杀害，他不
惜搬兵入郢，掘平王之墓，鞭尸出气。这要放在宋以来，那是汉奸没跑。但也
许是吴楚蛮荒，无关华夏，后来海内混一，也被咱们“共荣”，大家对子胥非
但不恨，反觉其情可悯，有如“夜奔”的林冲。申包胥是子胥之友。子胥出亡，
咬牙切齿，扬言“我必覆楚”。他说“子能覆楚，我必兴楚”，竟如秦乞师，
许愿哀公，说只要秦肯出兵，楚虽裂地分土或倾国相送，亦甘心所愿。不答应
就倚秦庭而哭，日夜不绝声，水米不进，达七天七夜。终于感动哀公，出兵救
楚。此举若搁到宋以来，也大有“引狼入室”之嫌。幸好吴师既逐，秦师亦退，
楚竟因此而复。所以“申包胥”也就成了救国英雄的代名词。
  另一个例子是夫差灭越和勾践覆吴。吴越是报仇雪耻之乡。夫差报仇，憋了
三年的劲，已经不得了。勾践更行，不惜“尝大王之溲”、“尝大王之粪”，
卧薪尝胆，终于灭吴。后人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报仇要有十年的忍功，
如果未经识破而终于得手，倒也值了。但一味地忍，风险太大，如果老是“身
在曹营心在汉”，没有下手之机，就得一辈子委曲当卖国贼。
  我觉得这两个例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汉奸发生学”的原理已埋伏于此。
“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也埋伏于此。
  
  要讲汉奸，照例得从汉朝讲起，特别是从汉征匈奴讲起。因为《满江红》的
“饥餐”、“渴饮”，《苏武牧羊》的“留胡节不辱”，都是出典于此。司马
迁为汉将军立传，《李将军传》和《卫将军传》是鲜明对照。卫青、霍去病、
李广利，凡出征主帅，都是一色的皇亲国戚、宠爱嬖幸，其他人本事再高，也
得甘当配角，任其摆布。这些人都很乖巧，专拿“奉法守职”、“少言不泄”
取媚于上，即使指挥无能也数数益封，故地位虽高，而口碑极差，“天下贤大
夫无称焉”。相反，李广地位虽卑，性格虽暴，“悛悛如鄙人，国不能道辞”，
但“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司马迁是因“李陵之祸”才发愤著书，当然对李陵充满同情，但《史记》作
武帝之世，不免讳言陵冤，反不如《汉书》敢讲话。据《史》、《汉》二书，
陇西李氏本是有名的军人世家，生于边塞，长于边塞，善骑射，得士卒心，匈
奴畏之。可他这一家子真是一代比一代惨：广心高命奇，自结发大小七十于战，
反无尺寸之功以封侯，竟跟卫青赌气自杀。广有三子：当户、椒早死，敢被霍
去病（卫青之侄）暗杀。及陵（当户子）为将，但愿一取单于，重振家声，反
而身败名裂。天汉二年，陵自告奋勇，为贰师（李广利）分兵，汉武帝惜骑不
予，路博德羞为陵踞，他竟提步卒五千，深入大漠。结果遇匈奴主力（八万人
），血战浚稽山。虽威震匈奴，重创单于，然道穷矢尽，陷围无救。不得已，
遣余卒溃围，己独出降（当时所谓“降”者乃俘非叛）。李陵生降，并非贪生
怕死，乃思得其当，有以报汉。武帝不察其隐，只恨其败（恨他不给李广利长
脸遮羞），竟把为李陵打抱不平的司马迁处以腐刑。后来武帝虽悔陵无救，派
公孙敖将兵迎陵，敖无功而还谎言陵叛。武帝又不察其诬，收陵母弟妻子尽诛
之（古代军人的家属往往是人质），使陵绝望于汉终不归。
  李陵由降而叛亦属“逼叛”。如果只从“叛”字着眼，你只能说李陵是“汉
奸”。因为他毕竟娶了匈奴公主作了匈奴王，毕竟死在胡地没回来。但是如果
能体谅他的“叛”出于“逼”，你还不如说他背后的那只手，即由用人唯亲的
汉武帝，指挥无能的李广利，老奸巨猾的路博德，善为谣言的公孙敖，以及墙
倒众人推，“随而媒孽其短”的满朝大臣，他们汇成的那股力，才是真正的“
汉奸”。〖注１〗
  读《史》、《汉》二书，你会发现，那时的军人太苦。文帝时冯唐有言：“
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军人“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
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赏可不行，罚则必用。武帝时，地方吏治虽号称
“破觚为圜，斫雕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但在军队中却依然是“法若凝脂
”，密不透风。汉《军法》规定：“畏懦当斩”，“逗桡当斩”，“失期当斩
”，“失道当斩”，生俘也在死罪之列。李广就因生俘逃归，坐法当斩，赎为
庶人，打发回家。后经启用，亦不得志。最后竟因期会失道，不堪再受刀笔吏
之辱，引刀自刭。陵若生还，可想而知。所以若从“组织”的观点看问题，李
陵倒也并不冤枉。
  不过，在李陵故事的结尾有一戏剧性场面。李陵不是铁板钉钉的汉奸吗（而
且即使是在“民族大团结”的今天也还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原谅？）〖注２〗
可是汉武帝死后你猜怎么着？汉政府却特意差他的老乡到匈奴去看他，告之“
汉已大赦，中国安乐”，请他“来归故乡，无忧富贵”。而李陵也真倔，居然
说“归易耳，恐再辱”，“大丈夫不能再辱”，硬是不肯成全汉政府的良心。
在他看来，大丈夫贵在从一，忌在反覆。逼叛是辱，平反也是辱。
  陵自尊如此，仍有广之风。
  
  中国的南北之争或“胡汉之争”一直贯穿于民元以前的历史。但它的高潮是
宋元，特别是明清之际。中国的汉奸史重头戏正在这一段。最近，读李治亭著
《吴三桂大传》，我发现吴三桂真是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他既不是寻常所见
贪生怕死、寡廉鲜耻的末流汉奸，也不是如诗人所想象，“冲冠一怒为红颜”，
全是为了一个女人才叛变。
  吴三桂的一生（一六一二－－一六七八年）几乎全都是在马背上度过。前半
生（从一岁到三十二岁）在明末，是“旧朝之重镇”；后半生（三十三到六十
七岁）在清初，是“新朝之勋臣”。这个人，事明背明，降清叛清，就连本阶
级视为寇雠的李自成，他也考虑过投降。以气节论，似一无足取，从过程看，
则震撼人心。荣也人所不及，辱亦人所不及。
  李先生把吴三桂的一生他分为三段：“明末悍将”、“清初藩王”和独树一
帜，正好是三部曲。其变形之迹耐人寻味。
  作为“明末悍将”，三桂有点像汉陇西李氏。他出身辽东豪族、武功世家，
不但弓马娴熟，以力战名；还世受皇恩，幼承庭训，满脑子全是忠孝节义（他
十六岁时曾闯围救父，有忠孝之名）。手下的子弟兵也是明军中的王牌，战斗
力最强。可是当明清鼎革之际，官军同流寇交攻，外患与内忧俱来，他所处环
境太微妙。当时明、闯、满成三角之势，螳螂捕蝉，雀在其后，他非联闯不足
以抗清，非联清不足以平闯。况以兵力计，闯兵号称百万，满兵也有十万，三
桂之兵则仅四万，无论与谁联合，都势必受制于人。三桂置身其间，实无两全
之策。再者，从名节讲，他投闯则背主，降清则负明，也是横竖当不成好人。
这样的困境，我想大概只有张学良、马占山一类人才能体会得到。
  在历史是紧要关头，三桂别无选择又必须选择。事实上，但凡人能想到的他
都一一试过。最初，闯围京师，崇祯决定弃宁远而召吴入卫（“先安内而后攘
外”），他卷甲赴关，事已后期，想救明而明已亡。接着，他也考虑过投降李
自成，但农民军穷疯恨极，入城后到处抓捕拷打明降官，专以抢掠金帛女人为
事，令他望而却步。当他得知老父遭刑讯，爱妾被霸占，亲属备受凌辱之后，
只好断息此念。然后，死他也想过，但被众将吏劝阻。对道学家来讲，自杀不
但是保存名节之上策，还兼有正气浩然的美感，但对一个统率三军的将帅来说，
却往往是最不负责的表现。只是在所有的路都走不通，并且面临李自成大军叩
关的千钧一发之际，他才决定接引清兵。
  情况更复杂的是，据学者考证，即使吴三桂的接引清兵在初也并不是降清而
只是联清。现在我们知道，他在威远台与满人盟誓，完全是效申包胥救楚，实
际上只是以明不能有的京畿地区换取清出兵平闯，达成分河而治的南北朝局面。
这与南明弘光政权的立场其实完全一致，也是“阶级仇”超过“民族恨”，“
安内”胜于“攘外”。因此以王朝的正统观念来看，非但无可指责，还受到普
遍赞扬，以为“克复神京，功在唐郭（子仪）、李（光弼）之上”，是一位了
不起的救国大英雄。
  吴三桂作出其最后选择，内心一定痛苦。因为我们知道，吴三桂早就是满人
物色已久，必欲得之的将材。在此之前，他的舅父、姨父、兄弟、朋友，很多
人早已降清，皇太极本人和他的亲友曾去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他都没有降。
后来闯陷京师，他宁肯考虑降闯，也没有打算降清。我推测，这中间固有利害
之权衡，但也不乏名节的考虑。因为他的家属，包括老父、继母、弟妹共三十
余人，俱困北京，于明于闯都是人质，如果当初弃土降清，不但全家遇害，还
落个“不忠不孝”。而现在情况有所不同。它的代价仍然很大，为此他不惜挥
泪作书，与父诀别，忍看全家被杀，但至少名节无亏（为明平闯是“忠”，舍
父讨贼是“义”）。然而三桂的悲剧在于，虽然从愿望上讲，他本人想作申包
胥，南明也把他视为申包胥，但多尔衮却不是秦哀公。满人夺取北京后并没有
打算就此罢手，而是长驱直入，席卷天下。多尔衮的主意很清楚：你吴三桂不
是想报“君父大仇”吗？好，我就让你去报。正好让他“为王前驱”。三桂既
然选定了这条险道，“马行在夹道内我难以回马”，当然也就身不由己，越滑
越远，从剃发为号到拒见南使，从追杀李闯到进军西南，终于一步步变成最大
的汉族降臣。闯是平了，仇是报了，但明也灭了，节也毁了。实际上当了个伍
子胥。
  对明朝的灭亡，吴三桂当然起了关键作用。但我们与其说它亡于清，不如说
它亡于闯；与其说它亡于闯，不如说它亡于己。明朝上下，从廷吏到边将，从
流寇到遗臣叛服无定，内讧不已，乃自取灭亡。三桂本想救明却导致覆明，正
说明了它的不可救药。
  吴三桂的后半生约有三十年是属于“清初藩王”，只有最后六年是属于“独
树一帜”，死后并有两年是属于“三藩之乱”的尾声。康熙平定三藩，是效汉
高祖诛韩信、彭越、英布，乃改朝换代的例行节目，“逼”有“逼”的道理，
“反”有“反”的道理，我们可以不去管。问题是吴三桂替清朝卖了三十年的
命，现在起兵造反，何以号召天下？在吴三桂的讨清檄文中，我们可以读到：
        …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
        定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遁
        逃，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
        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政（正）欲择立嗣君，更
        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
        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
        挽抱薪救火之误。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扫
        荡腥气，适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
        甫三岁，刺股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姑饮泣隐忍，未敢轻
        举，以帮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枕戈听漏，
        束马瞻星，磨砺竞惕者，盖三十年矣。……
这段话，前半是真后半是假。吴三桂为把自己的破碎人生璧全圆满，不惜编造
离奇故事，但是他的解释却有个时间的麻烦：三十年的委屈心酸，三十年的卧
薪尝胆，现在还有人相信吗？
  当吴三桂举事时，有个叫谢四新的人写过一首诗，表示拒绝合作。诗云：
        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
        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
        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
        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
这首诗除过于强调“红颜”，余皆平实之论。它不仅概括了吴三桂的一生，也
揭露了他的人格矛盾。特别是诗中用典正好集合了上文提到的各种历史角色，
还浓缩了“汉奸发生学”的曲折微妙。
  吴三桂为他的后半生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不仅自己的儿孙妻妾被凌迟处死，
还使多年追随的部下，副将以上几乎都被杀头。他一生两叛，兼取其辱，并非
昏君奸臣所逼，乃是环境所迫。这在汉奸史上是又一种典型。
  现在，因“胡汉之争”的消亡，“汉奸”的内涵已发生变化。尽管伴随现代
化的席卷全球，人们正在向新一轮的“车书一统”步步逼近，但是种族、民族
间的仇杀仍不知何时是了。特别是那些后发类型的国家，因被动适应，往往不
免有遭受强暴之感。如果其文明曾经古老而辉煌，如果其对手又是前仇或夙敌，
即使没有战争，哪怕一场球赛，也照样萦系着此类脆弱和敏感。比如近来人们
大骂何智丽为“吴三桂”便是明显的一例。
  现在的“汉奸”是什么标准？我不知道。不过历史的教训很清楚：正像俗话
说“时势造英雄”，其实“汉奸”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作于北京蓟门里寓所
〖注１〗：当然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汉奸机制”。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汉奸都
是个人而不是组织，都是明摆在面上而不是隐藏在背后。
〖注２〗：只有痛诋我们“汉奸传统深厚”的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曾到外蒙凭吊
李陵，不但把卫青、霍去病骂了，就连苏武也没好辞，反而说“当他无家可归，
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见张承志《杭盖怀李陵》（
散文）
（原载《读书》1995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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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杭盖怀李陵>(2006-08-15 07: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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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杭盖怀李陵>　

　在草地放羊的时候，我总对把羊群放到北边大山上怀着一种含混的激动。那时中蒙国交恶劣，可是我总向往着国界——在我出牧最北的、白音呼布尔大队的薄叶山上，羊群吃着秋季里油脂肥嫩的明根勒草，遥遥摆在北方尽头的国界是蔚蓝色的。

　　有一次我们4名知识青年骑马去了边防站，吃边防军的大米饭（久违了不知多久），纵马追夜空中的一只火球（在阶级斗争严重的年代里草原上信号弹夜夜不绝），遛遍了塔勒根·敖包边防站一带的冬牧场。而真正的目的我是模糊知道的，那就是要亲眼看一看北蒙古的大地。

　　蒙语中的外蒙古，为什么不译成北蒙古呢，内蒙若泽成南蒙或襟麓蒙古多好。

　　那时我们地位低下，生计严酷，心中常常怆然响着苏武牧羊的音调。至于对降了匈奴的李陵，并没有过多的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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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时光，如毛主席诗词中写的一样，“弹指一挥间”。

　　我没有想到自己混入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到了据说与中国已经近30年不相往来的北蒙古。不仅越过了当年塔勒根·敖包一线的蓝色远山，而且越过了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一直向北，向北，进入了大名鼎鼎的杭益山脉以北。

　　好像两国之争，来使之命，于我都毫不相干。用不着克格勃监视，用不着一种异化了的如朗诵社论的略尔喀方言的导游，我用我的双眼，迎接着我熟悉的景色扑来。

　　秋草原上明根勒的紫花球已经散了，节令使人遗憾地已经逼近初雪。大地一望千里金黄眩目。清澈的风吹得挺拔抖擞的金叶透明如箔。杭盖，北蒙古的北屏，原来也和乌珠穆沁的丘陵一样舒缓。

　　我心中真地感到了怅惘。

　　我知道：杭盖北麓，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阿拉杭盖省，是我人生旅途的北极了。

　　我再不能更北一步了。

　　恰似萎缩了的中国，我所能达到的，远远比不了那些人了。比如霍去病、卫青、苏武、卫律、中行说、李陵，他们的足迹都达到了贝加尔和叶尼塞流域，——即使站在杭盖之颠北眺，那里也是万里绝域。

　　20年来我也变了。我厌恶霍去病、卫青之类军人。我更厌恶苏武；他和孔老二一样使人压抑。在我的北方史观中，真正使我感动的人是李陵——在阿拉杭盖的省府其其格勒特（花城之意），看着一张张蒙古人的面孔，我总觉得他们藏着一些李陵的秘密。

　　在一个严肃得过分的官方代表团里，站在杭盖北麓独自胡思乱想，是有点太不着边际了。

　　我只能尽力地远眺北方。像20年前在白音呼布尔的薄叶山上一样，杭盖以北依然是远山如线，金草如潮。遮断了我视线的一抹淡蓝，依然在天极地尽静静地一字摆开，继续着20年前的那个默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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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远托异乡的体验，没有怀着重归故乡时真正单纯的信念，没有在某一天突然意识到异乡的珍贵———是很难记住李陵的。不是我自己留心着、而是蒙方人员时时提醒着：你是文化交流断绝近30年后的第一批中国代表团成员——这不知缘由地使我心中轰响着李陵的句子：
　　子归受荣，我留受辱。

　　不知为什么那样感慨击心。好像在判断着将来冥冥中的—个朦胧前途。杭盖北麓一片静寂，雪白的毡庐纯洁得难以置信。我吸着清冷醇浓的空气，总怀疑这宁静那么不稳定。静若处子，动如脱兔，人在不测中遭逢这种前途并不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他无家可归，朝廷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远托异国，昔人所悲。
　　望风怀想，能不依依。
　　身之穷困，独坐愁苦。
　　终日无睹，但见异类。
　　韦韛毳幕，以御风雨。
　　膻肉酪浆，以充饥渴。
　　举目言笑，谁与为欢！
　　胡地玄冰，边土惨裂。
　　凉秋九月，塞外草衰。
　　夜不能寐，侧耳远听。
　　胡笳互动，牧马悲鸣。
　　吟啸成群，边声四起。
　　晨坐听之，不觉泪下。
　　……
　　在杭盖草原疾行而无声的秋风中，断续忆着诵着这些名句，心中的一切烦乱欲利都被荡涤一空。不知是难过，或者是激动，只觉得不能诉说，不容解释。其其格勒特下行千里的阔大草原上，异国的牧人仿佛都隐匿了，空无一人一影的金黄大海中，只有不变的景色在与我对视。

　　这是杭盖以北，李陵居国的景色……

　　我毕竟是邻国乌珠穆沁出身的牧人，我不可能视而不见：这空茫得几乎针落成雷的金秋草海里，浮动着一种深沉的亲切。

　　游遍阿拉杭盖，看过了塔莱特神石、讨高火山口、查干淖尔蓝海，又顺着蓝澈得呈紫黑的河道返程，我不能再向北追踪他了。不仅是不能够再穷究李陵的居地，连我的人生也已遇上它的北尽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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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篇至今感动我的名文，几可断定不是李陵作品。我明白这篇散文为什么那样工整完美，因为年逼40我也有了作者的心境。不一定是李陵，是李家后代，也不一定是久居草地洞知游牧的人，才能写出那些句子的。只要中国不变，只要——“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廓庙宰”；如《答苏武书》这样的美文，就一定会诞生的。

　　叶尼塞河上游的阿巴坎，旧坚昆之地发现了汉式宫殿遗址。苏联考古学家艾赫切哈娃断言考定——除李陵不可能有他人拥有这座宫殿。两唐书中记载了大量黠戛斯（柯尔克孜）人自称李陵苗裔的族源传说；日本突厥学家护雅夫认为，黠戛斯之一部即黑发黑须黑瞳的一部，乃是李陵及降卒后裔这一传说，已经成为正史史源，但尚不是信史。

　　苏联女考古学家也许多了一分女性的激动和情感。日本老人学者也许抑制了一分模糊的冲动。

　　敦煌文书中有大量唐五代流行的民间说唱剧本，其中有所谓李陵变文若干。史家费了大力，构拟了唐五代黑暗中国的民间是怎样怀念李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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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火入魔，不求学问而好歪途，我总觉得我隐约看见了一条人类悼念的感情流脉。而且，这悼念似乎没有对像，不像悼念李陵却像悼念自己。

　　很奇怪，鲁迅好像没有写过这种感情。也可能他对中国的心太重了，他与中国之间千丝万缕，纠缠得太深了。他不写，一个巨大的空白就隔开了过去和现在。

　　现在有谁为两千年前葬身杭盖以北的亡人感到痛楚呢？有谁还会那样面临个人与国家、道德与亡命、和平与危险的大问题呢？李陵是军人，他赌了老母妻子性命思考了抉择了。司马迁是文人，他赌了自己的男身思考了写完了。我周围活得轻松如蝇的军人思考么？我周围写得纸腐墨臭的文人思考么？

　　　　　　　　　※　　　　　　　 ※　　　　　　　　 ※

　　木然看着杭盖北面草地尽头的山影，我总觉得那就是唐努乌梁海的大山，也许它就是障人眼目的最后一道山——萨彦岭。在那道山影的彼岸，是匈奴右翼故地，是李陵分地的坚昆，是黑发黑瞳的柯尔克孜牧场，是一定热情的苏联考古学家艾赫切哈娃发掘的匿名宫殿。疾潮般的黄枯秋草哗哗地打着双腿，我觉得我离那边是如此接近，近得可怕。

　　我就在这里，在阿拉杭盖秋9月的草潮中致意吧。“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也许唯此才是通途呢。我也曾插入游牧民族的队列，我知道他们远没有孔孟之徒的伪善和凶残。李陵将军，且不说他永远成为军人文人试金石般的限界，即使只是他一缕血脉染入大漠，使黑发黑瞳的一支骑手世代怀想——难道还不够一桩美丽的壮举吗？

　　我默然打消了将来寻机去苏联，到叶尼塞河上游的阿巴坎宫殿遗址的奢望。我的祭心止此已够了。能够在杭盖北麓，能够在李陵自由自在射猎而没有刀笔之吏逼索的地点思想一番，已经够了。我毕竟只是一名乌珠穆沁出身的牧羊人，能够了解包括杭盖的广袤牧地，我已经平生愿足了。

　　真正的祭祀会有的。在日复一日的流年里，黑发黑瞳的骑手会用突厥语言默默诵祝；在沧海移断的大时代，会有人获得慷慨激烈的体验和感情，以惊天动地的举动来实行祭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