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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10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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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骥：杜聿明孙立人失和内幕
杜聿明（1904─1981），陜西米脂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曾参加北伐战争、长城抗战、淞沪会战。历任师长、军长、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率部参加滇缅路作战。1943年1月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2月晋陆军中将。10月任东北保安司令，负责与中共的东北民主联军司令林彪角逐。
孙立人（1900─1990），安徽庐江人。美国西点军校毕业。1928年回国，历任团长、师长、新一军军长、1946年8月被任命为东北绥靖公署副司令兼新一军军长、长春警备司令、东北保安副司令等。
杜聿明与孙立人发生争执，可远溯至1946年4月。杜聿明指挥东北的中央军，收复被中共军队占领的锦州、吉林、沈阳、长春等70多个大都市，号称「吉长大捷」。杜聿明宣布新六军军长廖耀湘为长春警备司令，因此招致孙立人的愤慨与不满。
盖在当年，东北国军有一不成文规定，新收复之大城市警备司令，多半是由出力最大及首先入城之部队长官担任。孙立人认为，新一军虽然出关较晚，然抵达东北后，投入四平攻防战中，使铁岭的中央军危而复安。中共军队在四平崩溃后，新一军尾随中共军队之后，一路上追奔逐北，首先进入长春，长春警备司令一职，无论如何也不应由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担任。
杜聿明则不作如是看法。他认为林彪部队在四平坚守，已使中央军师老无功。四平局势之转变，实应归功于新六军与五十二军攻克本溪后，新六军未遑休息，便立刻自本溪迂回四平，促使中共军队崩溃。并且，在长春战役中，新六军一路穷追猛打，才顺利接收长春；据长官部所接报告，首先进入长春的是新六军部队。
廖耀湘与孙立人谁为长春警备司令问题的争执，最后以杜聿明的让步为结果，改派孙立人为长春警备司令，从此俩人生出嫌怨。
孙立人认为杜聿明偏爱五十二军、新六军、七十一军，东北国军中最受歧视的是新一军。孙立人并认为，自己是东北中央军将领中，惟一为非黄埔系统军人，他的受歧视，决非偶然。
杜聿明则认为孙立人自恃为美国军校毕业，自视甚高，其心目中除了美国人以外并无长官的存在，长官部的命令他根本就不重视。
1947年2月初，林彪率众10万，号称廿万人，履松花江坚冰，分三路向吉长地区进攻；左翼截断吉林、长春间的铁路，并占领铁路重镇九台；正面将松花江畔国军在中长铁路重要基地德惠包围；右翼则扑向长春西北的战略要地，岳飞念念不忘的黄龙城──农安。国军之反攻则分两路；一路以孙立人所率新一军为主力，配合保安第三区部队，沿中长路北上去解德惠之围；另一路系由杜聿明率陈明仁的七十一军为主力，由农安反攻侧击德惠。
这时，林彪因侦知杜聿明在农安指挥作战，遂派大股部队径至杜聿明的指挥所附近，不分昼夜轮番猛攻，杜的卫队虽拚死作战，但亦渐感不支。杜电请孙立人救援，孙拖延不至。后来中央军的另一部来农安加入战斗，局面始赖以缓和。农安一战，使杜聿明与孙立人蓄藏已久的怨恨表面化，东北中央军遂由巅峰滑落，江河日下。
战役过后，杜聿明立派参谋长赵家骥到南京告状。赵返回沈阳后，长官部立刻发表了孙立人调任东北保安副司令的任命，其所遗新一军军长一缺，由黄埔出身的新一军第50师师长潘裕昆接任。孙立人明升暗降，永远离开了新一军。
孙立人与杜聿明矛盾真相
凤凰网
孙立人既被罢免了兵权，不久杜聿明亦去职。在东北短短几个月中，孙立人再也不会想到与杜聿明又结下一段新的恩怨。这反映在二十年后杜写的一篇回忆录中（《辽潘战役亲历记》，中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一九八五年）。在这篇文章中，杜聿明对孙立人横加指责，但都缺乏实据。以杜聿明在国军中曾居要职，徐蚌会战被共军俘虏以战犯坐牢，释放后被中共任为全国政协常委。现在两位将军都已作古，知其事者已不多，笔者有幸，知孙立人将军甚详，对杜将军在北缅和东北的举措也略知一二，愿就所知，予以评说。
一、关于四平街、长春之战
(一)孙立人从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至十九日指挥新一军与中共“东野”(中共指挥的“东北野战军”)激战，仅用了四昼夜就攻取了郑洞国将军指挥新一军久攻不克的四平。在这一战役中，新一军阵亡官长四十五员，士兵二干零二名，伤官长九十五员，士兵二干零二名，生死不明者二百九十四员，足见战况的惨烈。
然而杜聿明的回忆录则说：新一军“遭解放军顽强阻击，毫无进展，及十八日夜解放军实行战略撤退，十九日四平街已成空城，新一军始进入四平街，历时两月四平街会战至此结束”。在此，杜不仅对做出重大牺牲的新一军攻取四平街之功一笔抹杀，而且对奉蒋介石面喻指挥四平街之战的孙立人将军只字末提。
(二)攻战四平街后，杜聿明即令中央兵团(新编第一军)为中央追击队，沿中长铁路(不含)以西经怀德……农安方面向松花江北岸要点追击前进．另以一小部经梨树方面扫荡辽河套内残敌。在追击前进问题上，就引发了杜聿明指责孙立人不听指挥的问题。
遍查《孙立人回忆录》，新一军的行动是完全按长官部的命令进行的，从无不听指挥之举。为什么杜对孙有此指责呢？原来杜说：“据各方情报判断，梨树(位于四平之北，近在咫尺)不会有大量敌人……，要孙主力迫击”。孙回说：“正面仍令五十师追击，主力先将梨树之敌消减后，再行北进”。而杜则说：“孙立人是决心不服从命令前进，想借此搪塞”，故杜力促孙遵令追击。孙即反驳说：“长官部第三处(参谋作战处)不明情况，即下令部队北进，如后面被截断，谁负责？”杜则说：“我当然不能接受这种毫无军事常识的意见和指责”。
是否孙决心不服从杜的命令？这只是一面之词。他为人正派、爽直、实事求是、从不敷衍、搪塞，对上级十分尊重，但不盲从听命，对不合理的命令，常据理力争，在缅甸抗日战争期间，对上级的命令一贯如此，对杜聿明的指责，怎知不可能是杜对孙的误解？那时，杜聿明仅知梨树不会有大量敌军，已不可能得到其他真实情报了！倒是孙立人以其个人独特的风范和作风，部队的严明纪律，却赢得部分东北地方人士的爱戴，探知四平街西北方的榆树台驻有“东野”部队万余，倘若新—军主力按杜聿明命令贸然北进，就有被包饺子的危险。所以，孙的回话绝非“借故搪塞”。孙立人军事造诣深邃，用兵谨慎，其指挥天才在北缅表现得淋漓尽致，得到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高度赞扬，杜聿明将军实难望其项背。
为了解除榆树台“东野”部队对新—军的威胁，孙立人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电今新三十师：“除留一个团固守四平街外，一个团沿奉化、小城子及怀德大道向二道河子进出外，其余部队翌日进占有榆树台，歼灭‘东野’部队，沿小城子、二道网子、而后向长春前进”这种部署丝毫末与杜聿明长官的命令相悖。
(三)杜聿明说：“孙立人不遵照他的命令前进，志在争夺名利”。在进攻长春之前，杜曾宣布；“谁先进入长春，赏东北流通券一百万”，似有平等竞赛之意。但其文章中却有这样一段话：
“新六军先头部队(五月十六日)已到达赫尔苏，新一军无论如何迅速，也赶不到新六军前头进入长春；孙立人觉得收复长春名利争不到，就借此说我不公道；攻四平街打硬仗要新一军担任(按：这是杜在其整个回忆录中，唯一一次承认四平街是新一军经过一翻硬仗攻克的，不是“东野”战略撤退留下的一座空城)，所以，他满腹牢骚，不愿遵令前进。”这种揣度之词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明显露杜长官的偏袒之意。
孙立人重义忘利的事例比比皆是，在缉私部队有，在第一、二两次缅战中有，在东北内战中也有。只要对全局付利，个人得失毁誉，在所不计。一九四二年第一次缅战，他曾三次营救的第五军新二十二师(时廖耀湘任师长)脱险。第二次缅战，孙立人又见义勇为，两次帮助新二十二师取得胜利。为此，新三十八师曾付出高昂伤亡代价，任这样珍贵友情历史背景下，孙立人怎肯为攻取长春与廖耀湘一争高低？但杜长官机关算尽，还是叫新一军的五十师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率先攻入长春。
二．杜聿明背弃求实原则，无中生有，对孙立人横加指责。杜聿明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奇谈怪论，兹录全文如下与读者共赏。
“孙立人为什么敢于违抗命令呢？因为他是留美学生，他以美帝国主义为第一靠山，蒋介石为第二靠山。远在一九四二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时，孙立人任新三十八师师长，在彦南阳(仁安羌)解英军之围曾立过功，当远征军在缅甸失败时，他不服从蒋介石和我的命令，而听美军史迪威的命令，随英军之后，退入印度。因此，深得史迪威的称誉。以后，史支持孙任新编第一军军长，并想从多方培养孙的威望，加强其实力，准备作美帝侵华的代理之一，孙亦死心踏地与美帝勾结，甘心做美帝的走狗。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孙立人即应英皇之请，赴伦敦受勋。孙到伦敦后即与美帝国主义分子勾结，直赴美国。蒋介石见报载孙赴美的消息后，曾大发雷庭电孙即日返回，孙对蒋的命令也置之不理，仍在美国到处参观，蒋碍于美国主子的情面，对孙也无可奈何。”
(一)作为留美学生何罪？这留美学生与以美帝为靠山有何必然联系？至于“勾结美帝国主义，甘心做美帝走狗”之说，如果确有实据，杜聿明就应该在其文章中一一例举，昭之于世，岂不比空戴帽子，无限上纲更好。
(二)孙立人毕生的志业就是实现他孩童时的宏愿，矢志练兵，保家卫国，使国家富强，免受列强欺凌。他道德品质高尚，民族自尊心极强，在国家处在危难时期，他挺身而出，请缨出国杀敌，卒竟全功，为中华民族争得荣誉；他自己也成为二次大战中抗击日本侵略、饮誉寰宇的中国名将，这岂是个别流言蛮语所能中伤？
(三)孙立人本来就是新一军的副军长，以卓越的战功被重庆“军事委员会”晋升他实任军长，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与史迪威毫无关系。“并想从多方培养孙的威望”，一个人的威望是靠自身的道德、品质、智慧、才干和对国家的忠诚与贡献赢得的，不是任何人培养出来的，更非几个外国记者捧出来的。
(四)孙立人是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七日出国的，不是“胜利后不久”．胜利的日子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孙是应欧洲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元帅的邀请去考察欧洲战场的，不是应“英皇之请去伦敦受勋”的。在考察过程中，接到英国总参谋长布鲁克上将和美国总参谋长马歇尔元帅的邀请，分别访问了该两国的参谋本部，讨论了一些与军事有关的问题，参观了—些军事设施与院校，这一切都发生在旅途之中，时间紧迫，无法请示。且这些活动都是盟军最高军事秘密，当时中日、日美之战正酣，这种消息是绝不准发表的。连笔者近在孙将军身边的幕僚都是在四十年后，从《孙立人回忆录》中才知道的。怎么可能有“蒋介石见报载孙立人访美消息，大发雷庭，电孙即日返回”之说呢？
(五)如果蒋介石是孙立人的第二靠山，杜长官要罢免孙立人新一军军长时，蒋介石会马上按杜的意见．批“照准”吗？倒是杜聿明一生以蒋介石为靠山，飞黄腾达．作为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的杜聿明，兵败北缅、损兵折将，未受处分。抗战胜利后，一跃而成为掌握数十万大军的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在东北被共军打败，给蒋介石弄丢失大片东北田园，仍末受到查处，再次成为徐蚌战役中的风云人物，如果没有蒋介石这座靠山行吗？他终于兵败淮海，为中共军生俘成为阶下囚。
三、诬孙骄横跋扈
杜聿明又说：“……没有想到孙回部队后，骄横跋扈，为了争名夺利，竞不听命令，我非常后悔。”杜聿明长官部在沈阳，孙回国后，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四日仅在沈阳与杜见过一面，于十五日至二十三日，—直在四平街和长春前线指挥作战。在简短的数月期间，除于一九四六年冬重返纽约联合国开会外，始终未离新一军军部，根本没有与友军接触机会。孙一向谦虚谨慎，不好交际，何以杜聿明在这样紧张作战的具体条件下，这样短促时间内，怎能体察到孙立人“骄横拔扈”呢？
四、蒋介石给新一军“休息三日”是怎么回事？
现在蒋介石、杜聿明、郑洞国和孙立人都已作古，对蒋曾否给新一军“休息三日”之说难以取证，遍查《孙立人回忆录》无此记述。但杜的回忆录则说：“蒋介石收复长春的头一天(按五月二十三日)飞抵沈阳，……同意孙立人部队休息三日，对海城之危不救，致使一八四师起义。”对此，笔者多所存疑。
蒋介石一到沈阳何以同意新一军“休息三日”？是孙立人请求的？还是蒋介石特准的？杜文含糊其词、末做交待。让笔者先予以理推之，看是否合乎逻辑，合乎情理？
(一)“休息三日”之争，绝非孙的请求，其根据是；五月二十三日孙立人在长春前线，不奉蒋的电召，他是不敢擅离职守的；即使奉到电召，除非派专机接他，他也无法当日抵达沈阳。孙一向重视阶级服从，即使到达沈阳。他也不敢超过郑洞国和杜聿明两位上级，擅自向蒋介石提出“休兵三日”的要求，更重要的一点，他知道长春刚刚攻下．情势未稳，周围还有强大的中共东北野战军，虎视眈眈，“休息三日”等于自己主动解除武装，必遭“东野”部队的反击，孙立人怎肯提出这样的愚蠢要求。
(二)“休息三日”也非蒋介石的特准，其根据是：蒋介石领兵数十年，深知在火线上的军队，不但不能“休息三日”，而是分秒都不能休息的：更何况在东北国军有数十万，为什么独给在第一线的新一军“休息三日”自取败绩呢？再者，国家处在战争、紧急或危亡时期，军队是没有休息的。这是一普通军事常识。
那么这“休息三日”之说是怎样出笼的？只有杜心知肚明。但从杜的文章看，其着眼点是想把在他治下“海城之危不救，致使一八四师起义”之责转嫁给孙立人身上这是当时一些将领如杜聿明之流邀功逶过的一贯作法。
(三)请看杜聿明对鞍山、海城之危的部署。
杜聿明说，为了挽救鞍山、海城，他做了如下部署：“……仍集中数十列火车，限令新一军(欠五十师)于五月二十六日以前集合辽阳，迅速解鞍山、海城之围……”这道命令等于叫新一军自动弃守长春和四平。杜对蒋介石说：“如孙立人来见时请命令他一定要遵照命令迅速去解鞍山、海城之围”。
杜聿明在此终于承认，孙立人始终末见过蒋介石，证明“休息三日”之说与孙立人毫无关系。
蒋介石的脾气，作为他的得意门生和爱将的杜聿明是一清二楚的。杜在其同僚和部属面前，虽然表现得神灵活现，不可一世，但在蒋介石面前，只会唯唯诺诺，海城“之危”也好，鞍山“之围”也好，救与不救，完全是杜自己的职责，他怎敢在蒋介石面前饶舌。
其实，这“休息三日”与令新一军去解鞍山、海城之危纯属杜聿明的虚构，志在嫁过于孙立人。对照《孙立人回忆录》一看，便可真像大白。
(四)孙立人的两节回忆录
1、孙立人写道：“是时(五月二十五日)北满敌军(即“东野”)主力已为我击灭，全线溃退。我军接收东北的艰巨任务已告完成，而当时的鞍山、海城等地相继再沦敌手，大石桥、营口亦陷于情况不明。于是晚，杜电话命令：“著二十师于辰寝(二十六日)前在四平集结完毕，新三十八师即日开赴四平集结待命。五十师即以一部推进至水泉、万宝山、火烧屯、三合隆之线，接替新三十八师在该地之警戒任务”。
2、新一军奉上项命令后，即以辰有二时机义抄电令各师遵照。至五月二十五日后奉长官部是日十二时，保丙一字第四七五一号命令略开：“新一军为总预备军，除五十师曾在北满服行任务归廖司令官指挥外，余新三十师限于二十六日前集结四平街，新三十八师于二十七日集结四平’待命”可见滇军一八四师早在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即已投共。杜所说：“用数十列火车”把五月二十六、七日才集结于四平街之新一军“于五月二十六日以前，集中辽阳”之说，就被杜聿明自己及其长官部的两道命令予以否定。
五、杜聿明何以敢于捏造事实，公然对孙立人进行攻击？
孙立人没有做过对不起杜聿明的事。如前所述，在第一次缅战中，对第五军的新二十二师做过不少好事；在缅战失败大撤退中，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给第五军殿后，阻击追敌，保证该军安全撤出战场，进入野人山区。但在撤退路线上与杜聿明产生分歧，杜拒纳孙立人不要撤往野人山区绝路上去的忠告，坚持要经野人山区回国；并令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在完成断后任务后，也向野人山区的太柏家集结？可这时三十八师面临六万日军的截堵追击和包围，又与上级失掉电讯联系，只有西去印度才有一线生机，才历尽干难万险，全师安全撤入印度。
而杜聿明率伤亡过半的第五军，进入瘴病肆虐，罕无人迹的野人山区，挣扎竞月，又饿死病死不少。杜亦身染虐疾，几至丧命。杜不知检讨自己的失误，反而遣怒于孙立人，一入国门就以不服从命令，向蒋介石告了孙—状。
孰料四年之后，杜聿明与郑洞国两将军指挥新一军攻打四平街，久攻不克，致使蒋介石非从美国召回孙立人不可，而孙立人一到，九天之内连下两城。不由使笔者想到一九四二年第一次缅战中，杜遭到损兵折将的败绩，而孙立人则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仁安羌大捷；第二次缅战，孙立人又大败日寇，收复北缅，给中国另辟了一条国际通道，业绩辉煌，面子全让孙立人占了。杜聿明自感脸上无光，嫉妒之心膨胀，旧恨新仇一起汹上心头，虽经中共押禁十年改造，此恨未消；又知孙在台湾遭到蒋介石的终生幽禁，孙立人三个字已在台湾消灭了三十年，有的人以为孙立人已故世，给他扣上什么帽子，他也有口难辩。可能在这种错误思想主导下，就忘乎所以。在杜看来，这样写积愤得消，殊不知这正是杜的自我暴露。
反观孙立人将军写的回忆录，一如其人，光明磊落、诚恳求实，既不渲染，也不虚构，条条句句有理有据；他对杜聿明不是没有意见的，他也提出了四条意见，但他的批评都是对事不对人的，总是从善意出发，希望杜聿明在指挥上有所改善，这就是孙立人将军“义勇忠诚”的具体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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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11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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