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鲁瑛是怎样从上海到北京的

李旧苗

悲剧人生一声长叹
    鲁瑛(1927--2007)，“文革”时期一位著名人物，原本是上海《解放日报》党委办公室主任，于“文革”爆发的1966年6月初被突然调到北京，作为“中央工作组”成员进驻刚刚被陈伯达夺权的《人民日报》，实际上进入了《人民日报》领导层。随着“文革”进程，他的地位逐渐升高，于1974年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在陈伯达、姚文元的指挥下，做错了许多事情。“文革”结束后，他被开除党籍，撤销领导职务，接受审查。因此，他的人生旅程充满悲剧色彩。而这场悲剧的开端，始于1966年6月初，当时在上海担任《解放日报》社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的鲁瑛接受谈话，被编入陈伯达率领的到《人民日报》“夺权”小分队。
　　在临近自己生命终点的时候，年届八旬的鲁瑛努力回忆自己的一生，他对笔者说：“当年要是不离开上海的话，我的后半生就不会是这个样子。”言罢一声长叹。
    突如其来的谈话和使命
    对他来说，一生中有许多事情压根儿就没想到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往事从头说起，那是在1966年6月初的一天，可能是6月2日，最晚是3日，时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的鲁瑛接到电话，说总编辑、党委书记马达找他谈话。
　　鲁瑛马上走进总编辑办公室，马达很郑重地对鲁瑛说，根据市委的决定，借调你和邵以华到北京《人民日报》去工作，因为那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搞“文化大革命”，但那里有很多干部跟不上形势，不能工作了。这样一来，《人民日报》很需要人，中央就要我们上海支持，调干部参加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市委决定调你和邵以华两人马上就去。从目前来说还是借调，你们到北京去，家属不去，孩子也不去。至于以后怎么办，待以后再说。
　　这时，鲁瑛还主管着报社的华东新闻部，工作压力不轻，他回忆说：“我看马达对我说这番话的语气是非常肯定的，表明这是上级的决定，丝毫没有征求我意见的意思。我就当场表示，接受组织安排。”
　　马达马上吩咐说，你们明天就走，只带组织关系。
　　马达找鲁瑛是单独谈话，随后还和邵以华谈话，估计是同样的内容。
    手提一只小包到北京
    当时，对北京发生了什么，鲁瑛并不知情，他当时比较关注的还是上海和华东地区的事态。不过，他已经认真阅读了《人民日报》6月1日的头版头条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感觉这篇社论“来头”很大(但不知道这是陈伯达改定的标题和文章)。从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此时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半年以来国内政治局势急剧动荡，他感觉这次运动的规模将是巨大的。
　　事后鲁瑛得知，就在大约3天前的5月31日晚上，陈伯达领带一个“中央工作组”来到人民日报社，夺了总编辑吴冷西的权。这个工作组由陈伯达挂帅，主要助手是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工作组成员还有钱抵千(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朱悦鹏(《解放军报》党委委员、记者处处长)、尚力科(《解放军报》党委委员、军事工作宣传处副处长)、杨丁(《红旗》杂志社)。另从上海抽调2人，名单尚未确定。
　　空缺的两人由上海《解放日报》抽调，此事由中宣部通知上海市委。根据鲁瑛的说法，他后来才知道，上海方面最初确定的人选正是马达。但这时上海的局势已经不太稳定，马达又是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特别倚重的“笔杆子”。陈丕显不同意放他走。马达也不想到北京去，因为那里已经风云变幻不可捉摸。于是就选上了鲁瑛和邵以华。
    鲁瑛从此走上了一条悲剧道路
    和马达分别谈话后，鲁瑛和邵以华马上到上海市委组织部转党组织关系。第二天两人就乘飞机来到北京，由人民日报社派人从机场将他们接到王府井大街上的人民日报社招待所。
　　跟随陈伯达于5月31日晚到《人民日报》“夺权”的，还有当时担任《解放军报》代总编辑唐平铸，他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后，很快成为陈伯达率领的“中央工作组”在《人民日报》的代表，主持日常工作，他单独找鲁瑛谈话，表示欢迎他来《人民日报》。
　　唐平铸对鲁瑛说，你写的东西不错，以前写的山东下丁家大队的典型报道我认真地读过。我们已经研究了你的工作，决定由你来担任《人民日报》党的临时工委秘书长。还根据你在《解放日报》的工作情况，安排你主管报社的记者工作。他顺便告诉鲁瑛，将安排邵以华负责行政工作。
　　当天，鲁瑛和邵以华在《人民日报》的招待所同住一屋。第二天，他们前往中组部转了组织关系，但是两人的工资关系还在上海《解放日报》。鲁瑛的妻子张文卿每月向北京汇出生活费。当时，鲁瑛的家庭经济情况相当紧张，因为建国后不久，他的大女儿在患病医治过程中花去了他们夫妇的全部积蓄，依然不治。以后他们又有了3个孩子。鲁瑛是行政15级的工资，每月120元，妻子工资不高，加上对老家还有一些负担，这家人的花销就相当紧了。所以鲁瑛前来北京，提着一个小包就上了飞机，没带什么衣服，以至于接待了几次外宾以后，外交部礼宾司的干部提出意见说，《人民日报》的鲁瑛穿得太差了。当时鲁瑛也确实没有什么好衣服。
    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初到北京，从上到下，鲁瑛对什么都不熟悉。不久后就是“检阅红卫兵”的大潮，鲁瑛负责调配记者们采访，8月的一天，他也穿上绿军装上了天安门，就站在离开毛泽东不远的地方。
　　那天，有一阵子毛泽东和焦裕禄的女儿在一起，鲁瑛身穿军装走到了他身边很近的地方。毛泽东看到了鲁瑛，觉得不熟悉，就问道：“你是哪里的？”
　　鲁瑛回答说：“我是《人民日报》的。”
　　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鲁瑛。”
　　毛泽东就说：“哦，我不认得。”
　　这就是鲁瑛和毛泽东的第一次直接接触。
　　陈伯达“夺权”后相当一段时间，唐平铸是报社日常事务的主管，他带来了《解放军报》的几个处长，其中的尚力科是鲁南人。
　　没有想到风云变化，唐平铸的地位很快不稳，又过了没多久被“揪”了出来，靠边站，接受审查。这使得鲁瑛在报社事务中逐渐更多地负责起来，职务越来越高，他和张春桥、姚文元的交道和接触也越来越多了。
　　来到北京以后，鲁瑛很想回上海工作，但是几次想提，都被当时突然发生的事务打消了念头，直到最后也没有回到上海，而且最后终老于北京。
　　在来到北京的日子里，特别是遭遇了“文革”带来的大起大落，他对家乡山东老家黄县(今为莱州)越来越怀念。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对童年和青少年的记忆是最清晰的，回忆起来条理清晰而且生动。但是，对于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他记忆最清楚之处还是自己是怎么从上海来到北京的。“文革”在他的头脑里已经造成极大的错乱，各种事件的回忆前后缠绕矛盾，纷乱一团，怎么也谈不清楚。
　　不过，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结束了审查之后的生活在总体上还算平静。他来到人民日报出版社工作到离休，被授予高级职称。2007年12月25日，因心脏病突发，他于沉睡中在北京的家中病逝。
　　(2009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