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回忆和评论四平保卫战

李旧苗

1946年3月5日我来到抚顺，在开军事会议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林彪。那天，带我去见林彪的是李作鹏。李作鹏当时是民主联军总部的参谋处长，在山东时我们就比较熟悉。我们一路说笑着，来到了林彪的住处。林彪住在一个日本矿主的房子里，日本式的摆设，有些古董。见面时，林彪很客气，寒喧问候，询问了一下部队的情况士气如何，等等。一起会见的还有山东来的几位参谋，队列处长王槐琛拿着部队编制的资料。
    会见后，我返回部队。过了一两天，李作鹏来传达林彪的作战意图。有消息说，国民党52军可能从沈阳出发进占抚顺。林彪准备在敌行军途中消灭它一部分。不久，林彪又找我，当面确定由我负责组织此次作战，并提出了具体作战要求。同时行动的还有3纵队，司令员是曾克林，政委是罗舜初。3纵队配置在浑河南岸，准备随时夹击敌人。给我的兵力有梁兴初的第1师，独3旅和我原来带的19旅。兵力不算小。
    3月l2日，部队即按部署迅速进入伏击地点。当时我是指挥，梁兴初是副指挥。我们商定在敌人行车纵队中选样两个点突破。确定19旅的55团、57团和20旅的58团，以及1师的3个团的兵力为主要突击力量。1师伏击位置在肥牛屯，19旅在淌台附近(独3旅未到战场)。战斗结果，肥牛屯打得好，消灭干余敌人。19旅由于离1师远了点，没有形成合力。在敌人还未完全进入伏击圈时，就过早地发起了攻击，把敌人打得离开了行军纵队，形成了击溃战。1960年初，第一次写东北野战军战史．提到“镰刀湾”这次作战时，林彪曾说：“嘴巴张大了”
    我认为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对于运动战以及同装备这样强的敌人作战，这还是我有史以来的头一次。对毛主席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思想，过去我听到一些老红军讲过。在山东时，梁兴初、梁必业等老同志，也讲过几次反“围剿”的经验。但是，真正同装备强，当时士气也不低的敌人较量，的确还是初次，缺乏经验。我布置两支部队各打一段的打法，多少还打一点旧军队的作战模式。这是我在旧军队里学得的那一套。在山东打伪军，打张步云时，多少学着用过一点红军的战法，但是那时的敌人是一击则溃。和眼前的敌人情况是大不一样的。
    这次被称为“镰刀湾”作战的行动，实际只战斗了一天，部队就撤出了。林彪要我们准备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我带着部队，撤出战斗，过柴河。3月份的南满，河上的“桃花水”都下来了。架桥过河，直奔昌图的八面城。当面的敌人是新1军和71军。在金山堡、大洼、六家子一带，同敌人打了一仗。55团的3营和旅部警卫营打的六家子，当晚就把敌人一个加强连吃掉了，我3营营长张福全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次日，大约是3月16日早晨，我们又参加了吃掉敌71军87师的战斗。参加这次战斗的有1师，还有从苏北来的新四军的3师，即后来的2纵队。在这里，我遇到了洪学智同志，他是这次战斗指挥部的成员、指挥部成员还有邓华等人。
    19旅在这次战斗中，在向指定位置行进的时候，在泉头车站附近与敌新6军一部遭遇，处境不利。我3师7旅发现这一情况，主动从侧翼攻击敌人，将敌击退。7旅是3师中的老部队，很能作战，指挥也很强。旅长是彭明治，政委是郭成柱，副旅长是王东保。由于他们帮助我们摆脱敌人，到达预定地点的时间就晚了些。为此，林彪在会上批评彭明治，说他是“单打一条火线”。我当时站起来说明情况：“7旅所以迟到，是因为支援我们。没有他们的支援，我们可能比他们还要迟到。总司令批评彭明治，彭是冤枉的。”林彪当时没有说什么，但是后来还是坚持对彭的批评。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们这个部队所以能够战胜敌人，除了它的宗旨之外，在它的作风上，无条件地支援友邻部队，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国民党的军队不是这样，他们是没有自己的任务绝不沾边，你那里炮响你的，我不管你的事。这也是国民党失败的因素之一。而我们党的部队就不是这样，彭明治主动支援我们。但是他从没跟我讲过。后来，在四平街防御战时，我们两支部队是并肩撤下来的。他们是按照林彪5月18日的命令开上去支援我们左翼的。他们仓促进入阵地，连土工作业工具都没有，就在山头上硬顶着。我到他们那里看了一下，彭明治不在，见到了王东保。他们那种临危不乱、指挥镇定、官兵团结、艰苦奋战的精神，充分体现了老红军部队的作风，使我很敬佩。
    四平位于东北中部平原长(春)沈(阳)铁路的中段，是交通枢纽之―，在军事上处于很重要的战略地位。
    为了阻止蒋军向北进犯，1946年3月17日，我56团曾与保1旅等兄弟部队一起解放了四平。但是，蒋介石为了夺取更多的战略要点，以迫使我党在谈判中承认他诸多无理要求，便令新1军加紧北犯，妄图早日占领四平。对此，毛主席、党中央指示东北我军，要坚决控制四平地区，坚决歼灭来犯之敌。
    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开始了四平街保卫战。金山堡和大洼战斗刚刚结束，那天早晨，林彪找到我，当面交代任务。他说：“现在正面敌人继续沿铁路向四平推进，你带上你的部队，立刻出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四平，参加四平保卫战。”他也没有讲更多的话。我们打了―夜的仗，没有休息，吃了一顿早饭，就朝四平方向前进。只走了一天多，就赶到了四平街。时间是4月17日。我们刚到，前面部队56团就打响了。
    我们的位置是四平火车站以东地带，在那里构筑工事，派出警戒。我19旅接受的是四平以东轧湖泡至塔子山一带的任务。56团在铁路东轧湖泡至202.2高地一线防御；55团在折马背至331.5高地一线防御；20旅58团在小河西至塔子山一线防御；旅指挥部设在河夹信子，纵队指挥部在下三台子。
    铁路以西是马仁兴的保l旅。他们是早些时候与56团一起进入这一带进行防御的。
    我到了56团，听了团长、政委的汇报，决定56团归还19旅建制，并向西靠一靠，在它的左翼，以55团予以加强。他们占领了―段有起伏的制高点，地名是“折马背”。这样，就展开了两个团，组成防御体系。
    我们正面的敌人是国民党的新1军，美械化的正规部队，是抗日战争中的滇缅远征军，有很强的战斗力。l7日，当敌新1军进至四平以南忙牛哨、庙沟和泉眼车站后，英勇的四平保卫战就开始了。18日，敌人展开正面进攻，是试探性的进攻，接近了我们的主阵地。两个团按照预定作战部署．战斗了一天，把进攻的敌人击退了。
    1946年5月上旬，由于敌人陆续突破我四平以东的友军防线，对我全线防御极为不利，为迅速摆脱被动地位，保存主力，待机歼敌，19旅奉命于18日傍晚撤出战斗，向北转移。至此，历时31天的四平保卫战结束。
    四平战斗开始，林彪并没有提出要持久作战。但是，当时要求一走要顶住敌人，要守住这个阵地，不能让敌人畅通无阻。我们开始就是接受林彪的这个简单的防御作战命令。什么四平是“第二个马德里”呀，要同敌人在这里“决战”呀，那是后来一步步提出来的。作为野战军，我们是按照防御作战的要求来同敌人战斗的。关于这场保卫战，后来有些不同意见。我没有参加东北局关于“四平保卫战”、“四平要成为马德里”的讨论，事后也没有参加东北局关于“四平保卫战”的总结。但是，根据我对当时情况的了解，觉得四平这一仗还是应该打的。
    从4月l8日敌人正面进攻开始，整整―个月，到5月18日撤出阵地，在31天里，敌人没有能够从我们的主阵地上突破。随着敌人进攻火力的逐步增强，我们的防御工事也逐步加强。从野战工事，逐步到加盖钢板(就近的油脂化工厂有钢板，我们就把它拿来加盖到野战工事上)，提高了抗击火炮和一般火力的能力，始终拒敌人于主阵地之外。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敌人也没有在这里得到什么好处。
    我记得当时曾传达过东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简称)首长林彪等对四平保卫战作战部队的奖励，表扬这个部队在现有的装备和阵地设施下，能迟滞敌人前进，给予敌人以杀伤和消耗，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不叫苦，完成防御作战，是有成绩的。另外，能经受住这样一场阵地防御作战的锻炼，对部队来说,也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在战斗作风上，不依赖上级，不伸手要装备，都是值得赞许的。
    关于这次作战．当时我根本没有考虑这个仗该打不该打。上级指挥员下了决心，作为战术单位，就是如何想方设法把这场战斗进行到胜利或者进行到最后撤出战斗。要在这个范围内考虑问题，多想办法。四平这一仗，用的兵力并不多，就是两个旅，第一线直接防御的兵力不超过4个团。到最后撤离，也不能说是很被动的。当时东北战场上，北满始终是头等重要的。从整个态势讲，我们在东北对国民党作战，是属于外线作战。外线作战有―个主导方向，那就是北满。北满背靠苏联，无后顾之优。在兵力部署上，两边是黄克诚的3师之7、8、10旅和独立旅共4个旅，主力都在铁路两侧。东边稍微偏一点，但地形也是可以依托的。只要把北满控制住，对未来作战，策应南满作战，或在四平以南这个地区运动作战，都是很有利的。自从3月18日我们占据了四平(56团和其它部队协同，消灭了日伪残余势力，控制了四平)，如果我们不守住它，敌人就可以畅行无阻地进到长春，那以后的北满形势就会大不一样了。那时长春还不在我们手里，有国民党的所谓“地下军”的“铁石部队”上万人，熊式辉的总部也设在长春。如果四平从一开始就让开，使敌人长驱直入，恐怕对我们不利，那会使“地下军”与北上的敌人合到一起，增加敌人力量。我们采取了在四平阻击敌人，使两处敌人不能合在一起，而且6纵队在长春把敌人消灭了。在四平的防御中，如果仅仅采取运动防御，或者是警戒性防御，那是达不到上述目的的。只有运用比较持久的防御作战方法，才能拖住敌人，给敌人以杀伤，挫败敌人气焰，使我后方部队能够保卫住刚刚解放的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至于从对部队锻炼来说，对提高部队的战术、技术，锻炼部队的战斗作风等等，也是有很大好处的。
    一般说来，防御作战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种是配合战场的发展进程，给予进攻的敌人一定的杀伤之后转入进攻。这对整个战役来说，是最理想的前途。
    第二种是迟滞敌人，给予敌人一定的杀伤和削弱之后，离开战场。
    第三种情况，就是被迫转移了。在我们给敌人以杀伤，但还没有达到使我们进攻部队消灭敌人，或因敌人兵力增加，或作战方向的改变，使我们处于不利地位，这就要转移、撤退，否则会造成重大损失，甚至被敌消灭。这种情况就是被迫撤退。
    四平保卫战，最后可以算是被迫撤迟。我认为，当时林彪部署四平防御作战，也是设想在我们的正面，即四平以南的开原、铁岭、昌图方向，选择一个地方以运动方式消灭敌人。但是限于兵力，这种机会很少。黄克诚的7旅、8旅、l0旅、独立旅，山东的1师、2师都在我们的右翼，南满的3纵、4纵也都在东丰、西丰出现过。显然，力量还是控制在翼侧，企图利用四平这个点来吸引敌人，然后调动侧翼部队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作战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保卫四平”。只是后来没有形成作战的机会，没有形成这种局面。当敌人从梅河口向我们的左翼逼近时，我们有可能被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当机立断地不同敌人在我们预想战场以外的地方进行运动作战，而是撤出阵地，这是一种“被迫撤退”。但是，这不是仓皇脱离阵地。这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南京撤退完全不―样。那次是防御部队没有完全脱离阵地，或者脱离了阵地又陷于被敌包围之中，被敌人消灭了。而四平的撤退是很从容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对进攻的敌人侧翼进行了牵制，使敌人进攻得不快。在这种情况下撤退，只要组织得好，再经过一段运动，还是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我们撤离时，彭明治的7旅已经站到我们的左翼了。我们撤下来，到达小丰满时，遭到了敌人的一次炮火拦截，但是部队还是有秩序地按照预定指挥，离开了松花江区域。有一个团因遭敌人炮火追击，江桥折断了，就转移到小丰满的上游，在群众支援下，完整地撇到了江东。总的说来，没有什么重大损失。有些所谓纪实文学，说四平撤退后，这个部队“丧失了战斗力”，根本不符合事实。林彪在总结这次四平作战时说，这是“硬着头皮打的”。当时，他的指挥位置在公主岭，作战过程中还召集部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开过一次会。据到会人员传达他的讲话说，对保卫四平的部队是比较满意的，认为在敌人猛烈炮击下，在敌人反复进攻中，部队顶住了，不叫苦，不要求补充，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对部队进行了赞许和嘉勉。
    我们从四平撤下时，是李作鹏(东北民主联军作战处长)拿着命令来部队传达撤退的，没有用电报，也没有用骑兵通信员。他来后，就跟着我们撤，一直撤到敦化。在那里总结作战经验，他也参加了。我们没有感到伤元气或丧失了战斗力。正相反，总结经验之后，我们更清醒了，在战术技术，战斗作风，指挥思想，以及防御中的政治工作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
    总之，不论这次“四平保卫战”是不是“第二个马德里”，它的实实在在的情况如何，作用如何，历史将会给予公允正确的评价。
    四平保卫战之后，林彪曾先后两次找我单独谈过话。林彪说：“现在就是要不惜牺牲，死打硬拼，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从在抚顺我第一次见到他，直到后来双城会议，他对我是信任的。他当时的作战思想和作战指挥，也都是正确的。“镰刀湾”那一仗，让我指挥梁兴初的1师．虽然打得不够理想，但是他从来也没有认为我是“朽木不可雕”。在四平保卫战时，我单独指挥原来那个部队，他没有批评什么，相反有些地方对我们是嘉许的，说这个部队在防御上还行，顶得住，另外就是不向上级叫苦，不要这要那。
    四平撤退，来到敦化整编，他先后两次找我谈话，我总的感觉是，他对我是抱着一种希望，希望我提高能力，不断总结自己的作战经验，以期能使他的指挥达到预期的目的。
    一次是他叫我到他的住处谈的，好像还在他那里吃了一顿午饭。他问我，东北作战与山东作战有些什么不同特点？我把自己临时想到的一些看法说了一下。我说，山东作战主要是对日作战，实际经常打击的对象是伪军和顽军。敌人的战斗力很差，武器装备还比不上我们，特别是士气更差。这是一点，即作战对象不同。我还说，大规模作战，我只有一次指挥过4个团，再大的规模没有打过。再就是对日本人打仗，也多半不是直接攻坚，不攻它的城堡，除在运动中外，一般遇到强敌，都是绕开它，避免和它决斗。东北作战则不同，国民党军队的装备比我们强，它还处于进攻状态。从自然条件讲，东北的气候冷。山东没有这么冷，冬季被服稍差点也可以顶过去。东北不行，被服不行，不仅人顶不住，连枪都会打不响。从这一点上看，条件不如山东。但是，自然条件对敌人也是一样，当然，敌人的补给手段比我们强。在东北，也有对我们有利的一面，比如，冬季行动，就没有河川障碍。讲到这里，林彪强调了一句：“你这个讲得很对，地形这东西对于我们和敌人是同一条件，也就是说，在军事上，敌我在地形上都是受同等待遇的。你所说的寒冷条件，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地形和气候，是敌我作战的共同基础。”他还很详细地询问我，东北是什么时候封地，什么时候封河。我说：“我的家在南满。我们家乡讲的是小雪封地，大雪封河’。哈尔滨一带我没有到过，不清楚是什么情况，沈阳就比我老家冷。‘小雪封地，大雪封河’的说法灵不灵，说不准，恐怕只能是赶早不赶晚。”
    那次谈话很有一种民主讨论、向下级做调查的气氛。这种精神使我很受感动，觉得老红军领导干部的作风就是不一般，上下级亲密无间，谈话如同拉家常，无拘无束，让人心情舒畅。这次谈话，他还询问了我个人的一些历史情况。
    第二次谈话是在第一次谈话后不久。
    四平保卫战之后，显然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同国民党美式装备的部队作战的问题。他说：“国民党军队目前气焰嚣张。虽然南满几次战斗和四平保卫战，给了它一点教训，但是没有把它这种骄横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这对我们以后的作战不利！”他当时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了一种打法，叫“硬拼战”。一定要跟敌人死打硬拼，不惜牺牲，先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他问我：“你看我的这种想法，你们实行起来有什么困难？”他是在征求我的意见，但是，显然也是在用他的思想来感染我，说服我。我后来想过，为什么林彪会在这个时候找我谈这个问题？因为别的指挥员都是老红军，熟悉林彪的指挥思想和作风，林彪也熟悉他们。我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双方都还不熟悉。有时，我像听故事一样，听老同志讲林彪打仗的事。他作战，在这个时期是这样打法，在另一个时候又会是另一种打法。国民党来到东北后，还没有遭受到像过去红军给他们的那样的打击。所以，必须要在战场上，首先从气势上把敌人压倒，使它不敢依赖美国的装备和处于优势的地位而嚣张。
    林彪的态度很谦虚，讲完了他的想法之后，征询我的意见。我当时表示，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我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先把这样一个处于优势位置的敌人从气势上压倒，把战场的威力发挥到最高度，这是很有必要的。我还讲了历史上明朝名将威继光打仗有三种打法的主张：一是“算定战”，是预先计划好了的，按计划打；二是“舍命战”，我说这一种大概就是林总讲的“硬拼战”，“狭路相逢勇者胜”，遇到遭遇战这种情况，就要用自己的战斗勇气和压倒敌人的气势来战胜敌人，这叫“舍命战”，也就是“拼命战”；三是“糊涂战”，这就是事先没有“算定”，遇到情况又不肯“舍命”，糊里糊涂地打，必然要吃败仗。我说：“听了林总的想法，结合当前的形势看，我觉得很有针对性。我一定按照林总的这一指示，把打‘硬拼战’的思想在1纵队的广大指战员中讲深讲透。”
    林彪在东北全军中提出“硬拼战”这种作战思想，酝酿过程中就找我谈，这是对我的一种信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器重。他给我谈的非常实际，也很适合我的情况。四平保卫战，陷在那个阵地上，我只有那样打，这里并没有我多少高明之处。在此之前，我没打过大仗。这次谈话，是对我军事素养的教育，也是对我军事指挥作风和战斗作风的一种提高。回部队后，我同李作鹏一起，蹲在房东的土炕上，回忆林彪的谈话，我说，他记，一句句地整理出来。第二天，便在纵队指挥干部中作了传达，接着还展开了议论。后来我又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写了―篇有关“硬拼战”的学习体会。以后，又写过有关“四组一队”的学习体会，都刊登在参谋处出版的一张小报上。
    总之，两次谈话，我的心情都很愉快，获益很深。这是我很难忘却的一段经历。
    四平保卫战之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指示，大踏步转移。杜聿明判断我们已经“溃不成军”，气焰更加嚣张，对我部队紧追不舍，将其部队尽力向东延伸，企图切断我东路交通。我1师、2师在新站、拉法一带，回过头来，对冒进的敌人88师263团狠狠―击，歼灭全团和264团的一个营，敌人方才迟缓了进攻速度。他们已占领四平、长春和吉林等城市，包袱越背越重，再加上当时舆论压力，不得不于1946年6月6日与我签订东北停战协定。
    我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深入农村，分兵剿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同时进行政治和军事整训，扩充主力部队。北满组建了1、2、6三个野战纵队和七个独立师。
    东北民主联军1纵队是8月3日在敦化组成的：由山东过来的l师(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2师(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和东北民主联军7纵队19旅及20旅58团组成第3师(师长彭景文、政委黄一平)。这样，由以上三个师组成了第1纵队(1948年11月第l纵队改称第38军)，我被任命为纵队司令员，李作鹏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梁兴初任副司令员兼l师师长，周赤萍任纵队副政委。在这期间，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上，决定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我被任命为委员。
    部队整编，一纵队的领导同志，原来在山东时期就比较熟悉，在东北又并肩战斗了一段，我深知，他们都是久经战斗锻炼的老红军，都有丰富的经验和辉煌的经历。我也知道自己的指挥能力并不怎样高明。东北局之所以要这样安排，可能是考虑我是东北人，打回老家来了，有一定的影响。
    从个人来看，这是党对自己的信任。正如罗荣桓政委所说的：“你这个人还可以培养。虽然按红军的战斗思想和战斗作风要求，胜任你的工作会有一定的差距，但你还有培养前途。”这是我在到东北后，又一次见到罗荣桓政委，并向他提出自己指挥一个纵队的顾虑时，他这样对我说的。他还强调说：“组织这样决定，你就服从组织决定，自己知道自己不行这是个好事，这样对自己就会高标准严要求，组织上感觉你还是可以培养的。”
    1947年4月底，“三下江南”战役之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在双城召开会议。会议期间，林彪找我谈话，提出要我与松江军区司令员兼代哈尔滨卫戍司令员李天佑对调，他来1纵队，我去松江军区。我听后，心情很不愉快。这是我参加八路军后第一次遇到这样不愉快的事。我是旧军队出身，一向是认真服从纪律要求的。作为―个共产党员，也应当服从组织决定。但是，这一次我心情不愉快。讲了价钱，说明党性还是不强的。至今回忆起来还是个遗憾。
    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是东北人，打回老家来了，应该在第一线作战。到第二线去，生活上安定些，但我感情上接受不了。到松江军区去，主要任务是训练部队，向―线输送兵员。不能说这个任务不重要。但是，从抗日战争开始，我一直在一线战斗，不愿意离开一线作战部队。李天佑是老红军，又在苏联学习过。别人也对我讲过他的情况，但我对他没有更多了解．只在磐石见过―次面。林彪谈话，提出要我与他对调，再加上会外有一些传闻，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林彪讲了工作调动的意见之后，我只问了一下为什么要这样调动，并没有说其他的话。林彪一听，马上不耐烦地说“不用说了”，谈话就此结束。
    之后，林彪又第二次找我谈话，说：“听说调动你的工作，你的情绪很不好？”我回答说：“说我情绪不好，我承认。但是，总司令应当给我说明为什么要调动。我作为一个军人，应当服从调动，但是，领导上应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在什么地方，到了新的岗位上我才能改正。”林彪说：“有人讲你回去后大发牢骚！”我问：“发什么牢骚？”林彪说：“说你在屋子里唱京剧《霸王别姬》的‘力拔山兮气盖世…… ’一段；再就是参加会议的人都去照相，你不去照。这两件事说明你在闹情绪，我说的对不对？”我说，我喜欢唱点京剧，但是，林总讲的这一段，我恰恰不会唱。朱瑞同志业余喜爱照相，给大家照相并不是会议的一个项目，我没去参加，有的同志也没有参加。我说：“林总都听到这样一些话了，我就无须多作解释了，最后都会查明的。”林彪说：“我还是跟你商量，你不愿到松江军区去，还可以到齐齐哈尔当步兵学校校长。”我说：“我就不多说了。”情绪更加对立。
    回来后，我自己越想越觉得不合适，虽然只是申诉了几句，但恐怕问题越弄越僵。我想找个正派的同志向林彪反映一下我的真实思想情况。于是，我就找到了梁必业同志。梁在山东时任l15师组织部长，后来在教导团当政委，我们经常见面，他为人正派。我对梁说：“上级调动我的工作，我应该服从。但是，我不愿意离开一线。让我留在一线，降职工作也可以。关于唱京剧的事，可能有出入；照相的事，情况你更清楚，你就没去嘛，与闹情绪扯不到一起。希望你向林总解释一下，比我自己去说好。”
    梁必业同志向林彪转达了我的意见，也作了证明。
    后来，松江军区和齐齐哈尔都不用去了，让我仍留1纵，改任政治委员。林彪说：“你当政委可以不管政治工作，主要是学习打仗。”
    让我学习打仗，向李天佑同志学习，我觉得这话也对。我在国民党部队里最多也只指挥过两个团。“镰刀湾”一仗，指挥过八九个团，但那一仗打得也不理想。学习打仗，这话我服气。事实上，以后我也真的认真学习了。李天佑来了，我们相处得很好。他是红军中的优秀指挥员之一，我对他一直很尊重。当然有时也有争论．甚至争论得很激烈，不过从没有影响过团结。
    1947年夏季攻势开始，战局朝有利于我的方向扭转。
    1纵在领导班子调整后，于1947年5月中旬开始向松花江以南地区开进。5月的松花江，碧波滔滔，一泻千里。北满我军主力第1、2纵队和两个独立师于中旬挥师南进，与东、西、南满及冀热辽军区共28个师、4个炮兵团的部队一起，开始了对东北蒋军的1947年夏季攻势。
    这多少应该算是一步险棋。因为敌我力量相比敌仍略占优势，铁路交通也掌握在他们手里，而我方此时已无冬季江河封冻之便，万一失利，北满我军不免要背水一战。但这又是―着好棋。我主动将战场引向国民党占领区，寻歼敌人的有生力量和相机夺取中小城市，将打通南北满的联系，从根本上扭转东北战局，配合关内各战场作战。
    攻势的发展比预料的要好。5月17日，北满我军主力攻克怀德，消灭国民党王牌新l军30师90团。18日，于怀德以南大黑林子地区围歼前来增援的敌71军88师和91师大部。继向辽南发展、19日解放公主岭，6月1日克开原，2日克昌图。南满主力也先后攻占草市、山城镇、东丰、梅河口，歼敌60军184师等部，与北满我军胜利会师于四平以南地区。东满、西满及冀热辽军区部队也捷报频传。吉林、长春以南，四平以东广大地区之敌全被肃清，东、西、南、北满连成一片，东北战略要地四平处在我包围之中。
    一连串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官兵的士气。部队从下到上情绪激昂，纷纷上书请战，要求攻打四平，1纵首长给东总连发几份电报陈述部队情绪，积极要求攻打四平。刚刚成立不久的7纵也发电请战。
    东总首长权衡利弊，决定夺取四平这一战略要点，以求彻底切断沈阳和长春间国民党军的联系。决定以第1纵队、第7纵队和第6纵队17师及炮司5个炮兵营为四平攻城部队，统由1纵司令员李天佑和我指挥；另以2纵、3纵、4纵、6纵(缺17师)布置在昌图一线，负责打击沈阳的援军；以东满独立师，独1、2、3师等5个师和两个骑兵师等在四平长春间布防，准备打击长春出援之敌。东总还电令南满11师、12师向抚顺、沈阳前进，相机占领抚顺，配合四平会战。
    为隐蔽企图，弄清敌情，1纵部队在开原时，纵队首长即令各师派出加强的先遣营到四平附近侦察，由师参谋长、副团长率领，各组成3个侦察组。以求查明四平守敌兵力、城内外工事及选择突破方向与突破口。又建议总部令7纵一部兵力占领和控制四平飞机场，断绝四平敌武器弹药的来源。
    经反复侦察，初步弄清了四平守敌为71军之87师和88师残部、13军之54师两个团、53军之榴弹炮营、71军直属炮兵等部，以及保安第l、第2、第17团等部队，统归71军军长陈明仁指挥。
    24日，敌守军在我猛烈攻击下，已退至南马路以东，共荣街以南。7l军军长陈明仁向沈阳杜聿明连连急电哀告：“共军突破最后防线，危在旦夕，速来援救。”
    杜聿明为解四平之危，调集了全部机动兵力的9个主力师，从沈阳、长春地区南北推进，往四平增援。24日，从长春出援的两个师被阻于陶家屯。沈阳方向出援的7个师分三路沿中长铁路两侧地区向四平攻击前进。这对我军全歼四平守敌十分不利，但也给我在运动中歼敌有生力量造成时机。
    据此，东总首长决定：“日前，我军对四平采取佯攻方针，吸打增援。”决定集中9个师迎击沈阳北援之敌。24日l4时，1纵(欠3师)奉命南下打援，7纵纵直和另两个师也协同2纵向南打援。四平战斗由6纵接替．并由6纵首长统一指挥1纵3师和7纵独3师。继续进行路东战斗。
    …………
    27日，由长春南援之敌新1军占领四平东北60公里之公主岭。29日，沈阳北援之敌的先头部队进至四平南10公里之牛亡牛哨，与我形成对峙局面。我军已失去全歼四平守敌之机，遂主动于30日晨全部撤出战斗。至此，历时半个多月的四平攻坚战即告结束。
    南下打援的1纵主力与兄弟部队密切协同，于30日在莲花街歼北援之敌新6军新编14师一个团，仅1师即歼敌1500余人。此间，我军又在韶皮屯、威远堡地区击溃敌新编第22师和第169师。
    由于敌采取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打法，队形密集，我已无隙可乘，遂于7月1日停止进攻，撤出战斗。
    历时50天的夏季攻势以我歼敌8．2万余人，攻克城市36座，迫敌收缩于中长路四平南北段和北宁路沈阳、山海关段狭长走廊地带的胜利而告结束。
    这次四平攻坚战是东北野战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攻坚战。我军在缺乏大兵团正规战和攻坚地经验的情况下，织织7个师的兵力合力攻城．与敌血战17个昼夜，摧毁了敌极力夸耀的“核心工事”，占领了敌军指挥所，消灭了71军机关及特务团全部，残敌压缩于城东北―隅，虽取得的是一个不完全的胜利，但大大震惊了敌人．动摇了敌企图依托大城市顽抗的决心，在国内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我军则从中取得了侦察组织、步炮协同、爆破攻坚、城区巷战等许多宝贵的经验。如1纵在其后总结的爆破组、火力组、突击组、支援组、战斗突击队这“四组一队”的攻坚编组方法，6纵总结的一个营打一条街的打法，7纵总结的“穿插迂回，分割包围”的战术原则等，都为其后的城市攻坚作战提供了极其有益的经验。
    攻坚中，部队的坚毅顽强，死打硬拼的战斗作风得到了极大的考验和锻炼，干部战士真正做到了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战斗中，仅1纵即有5361人受伤，1447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各级指挥员的指挥水平也得到了提高。从团到师，从师到纵队，各级指挥员都身先士卒，始终和前沿部队战斗在一起。1纵指挥所竞开设到了距敌油厂大楼200米的交通沟里。这是受命在环城10公里内反复侦察轰炸我高级指挥机构的敌飞行员做梦也想不到的。
    中共中央东北局对这次作战作了充分的肯定，在致各纵指战员书中明确指出：“经过十余昼夜的血战，我军摧毁了敌人四个防御体系的大部，歼敌16000余人。……四平之战大大锻炼了我军的攻坚能力，我军既有逐一摧毁四平现代化堡垒群的能力，也就有把握攻克蒋军在东北的任何防御工事。换言之，蒋军任何防御体系，都无法阻止我军的进攻，也无法挽回蒋军的覆没的命运。”
    这次四平攻坚战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值得记取的教训也很多。我军虽取得歼敌16000人的胜利，但我也伤亡了13000多人。特别是未能将四平全部攻克，一定程度上使敌人低落的士气得到了恢复。国民党政府提升陈明仁为兵团司令，并颁发青天白日勋章以示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