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蔚：彭述之的政海沉浮录

李旧苗

彭述之，湖南邵阳县(今属隆回县)北三都转角丘村人，1895年11月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1921年初前往苏俄，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成为旅俄支部的主要领导人。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共党内主要的领导者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因从事托派活动，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
　　1924年8月，彭述之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毕业回到国内，在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任教，讲授唯物史观，但主要精力是协助陈独秀主办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乘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机，突然率部占领北京，囚禁贿选总统曹辊。并发出停战主和通电，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11月10日，孙中山发出《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谋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中共中央19日发表对时局的主张中对此予以接受，并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等13条具体主张。随之在中国出现了一场群众性的国民会议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对此时局，彭述之认为，尽管北京政变后中国政局依旧，中国人民始终还是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但面对这种国共双方都赞同的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的主张，“我想凡是被压迫的中国人民都应该起来站在国民党的号召之下，按照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具体要求去努力实现。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应该参加，并且还须以领导的资格起来参加，同时在运动中提出自己本阶级最切身最急迫的要求。”
　　11月13日，孙中山在国共双方的支持下，抱病离粤北上，途径上海时。遭到租界当局的刁难。彭述之当即在《向导》上发表《孙中山先生来沪与帝国主义》一文，指出上海法租界巡捕阻止中国国民欢迎自己的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并想尽快赶走孙中山的行径，再次证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乱源，它们与军阀相因而成。因而“欲扑灭军阀。必先打倒凭借之帝国主义”。但就在这时，段祺瑞已被北方军阀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并宣布“外崇国信”，实际上便是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对此，彭述之指出：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废除，中国政治经济绝无改进之希望，犹如奴隶的卖身契约不取销，奴隶绝没有自由发展之可能，而段祺瑞执政竟贸然承认帝国主义宰割中国之一切不平等条约，这种卖国行为，不啻曹吴第二，此而可忍，熟不可忍。各地已成立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在紧要关头，应赶快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从中产生一个临时执行机关，一方面敦促国民会议预备会之急速成立，同时有组织地阻止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之实现。各地促进会则应极力扩大组织与实力，以便做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后盾。
　　1924年12月初，正当国民会议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彭述之被中共中央指定参加中共四大的筹备工作。随即他与陈独秀、维经斯基等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共四大的一系列文件。
　　在文件起草过程中。起草委员会内部在某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在关于民族革命的性质问题上，彭述之与陈独秀都认为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二者并无分歧。但是这场民族革命即国民革命到底由哪个阶级来领导的问题，却产生了分歧。彭述之认为“这是一个最严重而又最科学的问题”，他批评中共“在第三次大会上闹出许多错误，完全是忽略了此点。换言之，就是我们同志把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高”。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彭述之以旅俄支部代表、大会秘书长的身份与陈独秀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20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审查通过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关于宣传工作、组织问题等一系列议决案。大会最后选举了由9人组成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彭述之为其中之一。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兼党的机关报《向导》主编，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委员。这五人中，蔡和森同年11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五届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之后，暂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直至1927年才回国，张国焘经常不在上海，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工作便由陈独秀、彭述之和瞿秋白主持。
　　1925年上半年，上海工人阶级掀起了巨大的革命风暴—一五卅运动。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不屈的斗争精神，吓坏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1925年7月，戴季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从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论，从组织上排斥共产党。为此，陈独秀、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纷纷撰文批判，并且，中共中央于10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中央扩大会议，指出“共产党现在的职任，便是更加应当继续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而与大多数群众接近，竭力赞助他的左派”，即“现在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
　　年底，彭述之发表了《国民党中之左右派的争斗与共产党》一文，针对《民国日报》上公开鼓吹国民党左右派之争是共产派与非共产派之争以及戴季陶主义的某些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说：有人说左右派之争是共产派与非共产派之争，实际上是想借着反对共产派的招牌，推翻革命的左派，重新将国民党置于不生不死的非革命状态。同时掩饰自己之非革命的事实。
　　1925年底至1926年初，北方政局发生了很大动荡，先是1925年底郭松龄倒戈反奉，冯玉祥率国民军进军大天津；但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很快渡过难关，并与直系吴佩孚勾结，四面进攻国民军，并制造了“中东路事件”。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为了打击主要的敌人奉张，在北方掀起了规模巨大的反奉倒段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主要城市。面对这一时局的巨大变化，彭述之先后在《向导》上发表了《人民应急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之军事侵略》、《直系军阀之反动行为》、《所谓反奉战争之结果与民众目前之责任》、《中东路事件中日本帝国主义和奉张之阴谋》、《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联合战线还是民众的联合战线》、《民众应急起向吴佩孚总攻击》等文章。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彭述之出席了会议，并与鲍罗廷、李大钊等人着重讨论了北伐问题，认为现在时局的根本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党的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加紧在农民之中工作，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从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胜利。党在最近及将来政治上的第一职责，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
　　会后，彭述之撰文指出：国民军虽在北方失败，北方的革命运动虽受打击，但是中国的革命运动并不因此终止，并且有了新的出路，便是以广州政府的革命势力往北发展，换言之，即广州政府北伐，向北发展，是今后中国革命运动唯一的新出路——五卅运动的最后出路。现时的责任就是准备向这条新出路前进，用全力帮助广州政府北伐。而执行这条路线的先决条件，便是全力拥护广州政府，拥护国民军，发展自身组织，不断地反奉、反吴佩孚，反对帝国主义。
　　但就在彭述之这篇文章发表的前夕，即3月19日夜，蒋介石在广东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对共产党猛然一击。3月底，在广州经历了这—事件的苏联布勃诺夫使团回国路过上海时，中共中央从他们那里得悉了这一事件较为可靠的消息。陈独秀据此在4月3日出版的《向导》周报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挑起这次事变的是在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
　　彭述之说，当中共中央与依文诺夫斯基(即布勃诺夫)会谈时，陈独秀问他经过这次事变，莫斯科对蒋的态度有无改变？我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否照旧，然依文诺夫斯基避而不答，只说不久的将来，莫斯科会作出决策的。彭述之还说陈独秀的那些意见正是表明在没有得到国际的指示时，还得继续执行过去的既定政策。
　　4月中旬，中共中央才收到中共广东区委陈延年的详细报告，而希望得到莫斯科的一些指导却渺无音讯，因此中共中央必须自己制定对蒋介石的政策。这次政策的要点是对抗蒋介石，扩大工农武装，并派彭述之赴广州成立特别委员会，以彭述之为特委会书记，执行中共中央这一政策。
　　在彭述之到达广州的前两天；4月29日鲍罗廷从苏联回到了广州，并带来了联共(布)政治局的政策，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人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则主张退出国民党)。彭述之抵达广州后不久，又发生了由国民党蒋介石提出的国民党党务整理案。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对于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和省市党部任执委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且不能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等等。
　　对于国民党右派这一反共提案，鲍罗廷不仅未反对，相反与蒋介石达成了三项“君子协定”：共产党接受蒋介石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建议；蒋介石同意鲍罗廷的主张，“采取反击右派的措施”；鲍罗廷明确同意支持北伐战争。
　　鲍说：“强调广东局势异常危险，很可能发生右派的反革命政变。我反对执行中共中央的政策。”并质问彭述之：“假使依照中央的决议去做，势必退出国民党，你是否主张我们立即退出国民党？”
　　彭述之说：“我们应当立刻准备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
　　鲍借口说：“征询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意见。”并说：“在现时的国民党里没有人像他(指蒋介石)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蒋介石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3月20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不反对他的‘党务整理案’，支持他尽快进行北伐，将来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的”。
　　对此，彭述之与鲍罗廷发生激烈争论。
　　彭述之虽然认为不能接受党务整理案。但当同志们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如此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后来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
　　由于鲍罗廷的决定作用，彭述之在广州的活动没有取得什么效果。此间。他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工代表大会，并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了演讲，同毛泽东进行了两次接触。
　　5月15日，彭述之、张国焘出席了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17日，二中全会顺利通过了蒋介石的党务整理案。17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组织部长谭平山、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均辞去了他们的部长职务。于是，蒋介石独揽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
　　1926年6月，彭述之从广州回到上海，放弃了数月以前主张广东政府北伐的初衷。在当月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北伐问题时，他与陈独秀都反对北伐，认为北伐是蒋介石用以排除共产党的一种诡计。会上，国际代表也害怕蒋介石在北伐期间会更加厉害的剥削和镇压人民，但还是主张北伐。而瞿秋白则坚决主张北伐。因此，中共中央最后作出决议，同意并支持北伐。
　　当时瞿秋白坚决主张北伐，还为此写了《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该文指出“无产阶级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彭述之主编的《向导》，拒绝刊登这篇文章。
　　7月12日，中共四届三次扩大执委会会议在上海秘密召开，彭述之和陈独秀在会上联合提案：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认为只有摆脱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我们才能执行一项真正独立的领导工农的政策。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否定了这个提案，并对陈、彭二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现在退出国民党，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后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批评陈、彭退出国民党的提案是和苏联的“反对派”一样。犯了同样大的错误。
　　中共四届三次扩大会议召开前的第3天，即7月9日，在国共两党双方的支持下，广东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并节节取得胜利，7月11日占领长沙，9月7日攻克汉口，转而东进江西。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彭述之虽然改变了他对北伐的消极态度，但也不无忧虑，这从他在《向导》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体现出来。
　　如7月8日《北伐军攻克长沙与政局前途之推测》一文说：“如果北伐军不顾民众的要求，不注意民众的势力发展或甚至妨碍民众势力的发展，那便完全丧失了此次反吴北伐的根本意义，那便与其他军阀的互斗无多少差别”。
　　8月15日《中国政局大变动之前日与民众之责任》一文说：“尽管北伐形势很好，但是如果民众不起来发展自己的组织。参加一切破坏反动军阀势力的工作，督促国民军和北伐军，前途的危险还是很多的。”
　　9月10日《我们的北伐观》一文说：“北伐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扫清一切军阀，统一中国，建立比较民治主义的政府以对抗帝国主义。现在国民政府很软弱，有名无实，实际上不过是军事领袖的一个特别机关。
　　彭述之认为共产党的责任只是动员群众尽力参加北伐，发展自己的组织和力最，尽可能的建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取得应得的一切政治权力，以便将来好监督政府。但对于北伐军所攻克地区的领导权，则应归国民政府。
　　为了讨论北伐战争引起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于9月17日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迎汪精卫回国复职，作国民政府主席，以制约势力不断得到膨胀的蒋介石的权力。
　　9月20日，中共中央局作出《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蒋介石做国民政府军事首领，党及政府首领仍由汪精卫担任，否则无法减少唐生智等人对蒋的反感。军权归蒋，党政大权归汪，共产党必须立脚于在野党的地位。
　　1926年7月底至1927年3月，随着北伐军相继占领九江、武昌、南昌、福州、杭州、安庆、南京，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向前发展，而与此相伴随的是：行将崩溃的军阀之间的勾结，革命阵营内部之间的冲突，中国革命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日趋紧张、激烈。而尤其是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不但使英日等帝国主义者惊恐不安，同时也使国民党右派痛恨不已。面对这一瞬息万变而又错纵复杂的时局。此间彭述之以《向导》为阵地，相继发表了《孙传芳解散“上海保卫团”与上海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对国民政府之态度与国民政府的外交问题》、《目前革命中的联合战线问题》等23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一是揭露军阀之间勾结的阴谋及其行将崩溃前的凶残、反动；二是阐述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扰；三是主要论及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右倾问题及其危险。
　　在此期间，彭述之还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的后两次起义的有关组织准备工作。1927年2月，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又因准备不足而流产后，中共中央随即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一个以陈独秀为首的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彭述之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并在2月底3月初先后10余次出席了特委会的会议。3月20日至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但是，在蒋介石的策划下，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枪不久还是被白崇禧的军队缴了，并于4月12日对上海工人的总同盟罢工进行血腥镇压，上海工人阶级用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最终被蒋介石夺去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彭述之曾奉中共中央使命前往南京，协助林伯渠(此时以国民党军委秘书长之名到南京慰问前线将士)、李富春促成程潜执行武汉国民政府之密令：“控制南京地区，不使蒋氏在南京另建立中心的阴谋得逞。如蒋氏违抗……将蒋氏逮捕起来”。但程以“事关重大，且力不胜其任”为由予以拒绝，主张商谋妥协，林伯渠被迫立即离开南京前往武汉，彭述之到达南京时，他发现南京周围的军事要地都已为蒋介石部队所控制了，程潜指挥的二、六军的大部都散处在南京城内维持秩序。因为当时南京城刚发生过外舰炮轰的暴行，群众反帝情绪如波涛汹涌，随时都可能招致外人干涉。于是，彭述之在南京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一心忙着鼓励反帝运动，同时又要防止侵犯外人生命财产之举动的发生。不久，二、六军调离南京。彭述之见南京大势已去，只好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武汉，准备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会上，陈独秀对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并没有进行认真的检讨，对“四一二”政变后中国革命出现的严重危机缺乏清醒的认识，引起大多数代表的不满。第二天，瞿秋白散发了他撰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的右倾错误，并列举了1923年以来党内领导右倾错误17例，直截了当点名批判了彭述之的右倾错误。瞿秋白说：“总之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我们的党，必须毅然决然和这彭述之主义奋斗，我们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五大”选举时，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坚持，彭述之被选入中共中央委员会，但未被选入中央政治局。
　　中共五大后，彭述之停留在武汉，1927年5月下旬，彭述之被中央派往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他通过陈为人等，迅速与中共北方区党委建立了临时工作机关。当时，彭述之对瞿秋白、蔡和森等人主张在北京和天津组织起义持反对态度，认为是冒险主义，建议采取防卫政策。在这之后被免职，降为顺直省委宣传部临时负责人。不久，他便携妻女重回上海，为谋生计而从事俄文翻译。1928年6月至7月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曾邀请彭述之参加，他拒绝前往。
　　1929年5月，彭述之从尹宽那里看到了几份有关苏联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油印文件，彭述之看的托派文件，来自于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我们的话派”，该派是中国首批从苏联归国的托派分子梁干乔等于1928年12月在上海秘密成立的，原名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1929年4月创刊《我们的话》油印刊物，大量翻译和刊载托氏的文章，故而人们称其为“我们的话派”。这些文章开始在曾经参加过中共中央或地方党组织领导工作的干部中流传。彭述之看了托派的文章后，便传给陈独秀看。经过讨论，彭述之、陈独秀都接受了托派的观点。
　　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不断革命”论。他对中国革命之主张的主要观点是：大革命失败前夕，他坚决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在城乡组织苏维埃，集中一切民众力量夺取武装，组织工农革命军。大革命失败后，他认为资产阶级胜利了，革命形势趋于低落，处在两个革命间的过渡期，资产阶级的稳定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地占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应当先进行防御，后改为进攻战。中国共产党应当提出立宪会议(亦称国民会议)的总口号，尽而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的选举权为基础之全权的立宪会议口号，经过议会制度时期就到了夺取政权的斗争。因此托氏反对现在在中国进行创立苏维埃的革命运动，反对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托氏的观点遭到斯大林的坚决反对，1927年12月，托洛茨基被联共开除出党，次年被流放。
　　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时，学过马克思主义，学过列宁主义，但没有学托洛茨基主义。尽管他们很早就知道托洛茨基有一个不断革命论，但不知道它的内容。现在学了不断革命论之后，他们便觉得对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不再糊涂了。这样，大概经过一二个星期的互相讨论，互相交换意见之后，彭述之、汪泽楷等人便基本上都变成了托洛茨基派了。
　　彭述之等人成为托派后，便着手进行反对派的组织工作。成立了几个支部，由支部推举一个委员会作为领导机关，彭述之参加了这个领导机关。彭述之等人的托派活动，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6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必然是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工具，来危害中国革命，相信全党一定能战胜这些反革命倾向。
　　1929年8月，彭述之等人希望加入“我们的话派”，但该组织以正统自居，要求个别地而非集体地加入，并对要求加入者进行审查。对此，彭述之坚决反对，认为“我们的话派”尽是些年轻人，没有政治经验，不能领导他们这些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干部，而只能接受他们这些老干部的领导。
　　就在此时，托派分子刘仁静等从苏联回国。刘在回国时曾绕道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托氏亲自起草了中国托派政纲一《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纲领》交刘带回中国。刘回到上海后，以老托派代表的身份调解“我们的话派”与彭述之等人之间的关系，但没有成功。
　　1929年10月21日，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决定。将彭述之、汪泽楷、马王夫、蔡振德4人开除出党，因为他们“企图使党分裂”，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
　　10月26日，彭述之与陈独秀联名致中共中央信，说：“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
　　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等4人党籍决议案。
　　彭述之等人被开除出中共后，便自己组织起“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亦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陈独秀为书记，彭述之为4个常委之一。他们在中共内部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分裂活动。12月15日，以陈独秀、彭述之为首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号称81人签名，实际上是彭述之与陈独秀等几个人所为。签名的人自认为是站在恢复列宁主义的国际，巩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拥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上，都应该起来根本反对斯大林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官僚主义的组织路线……中国受斯大林派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之害最为酷烈，应当是国际各国党中之站在最前线最勇敢的反对现在国际机会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要求召回托洛茨基等反对派，解放在监狱中和流放在西伯利亚、土耳其等处的联共及其他各国反对派同志，恢复其党籍。并恢复托洛茨基同志的领导工作。恢复中国党因反对中央机会主义路线而被开除的同志之党籍等等。中共中央一方面对《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进行了猛烈批判，另一方面对参加托派组织的所有成员一律开除出党。
　　1930年3月，“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无产者》，彭述之任主编，从此这一派被称作“无产者社”。1931年5月1日，中国4个托派组织(无产者社、我们的话派、战斗社、十月}土)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组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彭述之为9人组成的中常委之一，并主编《动力》杂志(后改名为《读书杂志》)。5月21日夜，托派中央组织被国民党查获，13人被捕，8月间又有8人被捕，彭述之两次逃脱。
　　九一八事变后，彭述之与陈独秀在《火花》《热潮》杂志上将反对重点转向国民党，虽然仍然不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但倡议与中共联合进行反蒋抗日斗争，被中共中央拒绝。
　　1932年10月15日，正当彭述之等托派中央常委在上海虹口区有恒路春阳里210号举行会议时，公共租界工部局政治处及虹口区捕房中西探员持上海特区地方法院搜捕票前往搜捕，彭述之等新组成的5个常委全部被捕。当天陈独秀亦被捕。17日，捕房将彭述之等人押解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18日，上海市公安局提案审问，关防甚严，禁止任何人旁听。次日，陈独秀、彭述之被押往闸北火车站，当夜乘火车解往南京，由国民党军政部军法司监狱收押。
　　1933年4月14日，江苏高等法院在蔡元培、宋庆龄等著名人士要求下，才公审彭述之等10人，4月26日。彭述之、陈独秀均被叛处有期徒刑13年。罪行是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后经上诉改为8年。
　　彭述之被判刑后，被从看守所押到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这座监狱位于南京老虎桥(现址32号)，故俗称老虎桥监狱。在狱中，彭述之埋头阅读了各种领域的大量书籍，与陈独秀产生了严重分歧。他批评陈独秀不懂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将民主任务(国家独立统一和土地问题)与国民会议完全混同，成了“国民会议狂”，并“反对在苏维埃口号下夺取政权。‘一贯从右边’来援助托派路线等”。这样，围绕苏联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主义的问题，与陈独秀完全决裂。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南京老虎桥监狱被炸坏，彭述之获得释放。他重回上海，继续从事托派活动。而同时被释放的陈独秀则在出狱后不久就与托派组织失去了联系。1938年，托派的第四国际成立，彭述之任中国支部书记，反对陈独秀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抗战主张，并从事托洛茨基著作的翻译。
　　1941年8月，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大会召开，通过了彭述之批判陈独秀的“左倾机会主义”和王凡西的“极左宗派主义”的决议案。这次大会正式确立了彭述之在中国托派的首席领导地位。同年到香港给托洛茨基派的信徒讲学。此后，彭述之转入地下活动，用假名在上海两所大学任教，同时担任“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理论杂志《求真》的主编，出版了中国托派运动内部的论文集《拥护马克思主义，“保卫马克思主义”》，发行了陈碧兰主编的《青年和妇女》杂志(陈碧兰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生，1925年12月在上海与彭述之结婚)。1948年，彭述之主持召开中国托派代表大会，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改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同年底，该党政治局迁移到香港，彭述之从此离开上海，在香港继续从事托派活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彭述之在香港托派中组织讨论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原因和教训，并发表公开信《告中国共产党书》。由于港英当局的镇压，活动非常困难。次年，他亡命越南，亦不受欢迎，被迫流亡欧洲。1951年，彭述之参加第四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会及书记局成员。不久同第四国际总书记巴布罗兰的多数派在理论和政策方面发生对立，于是另组少数派，开展对多数派的批判。1968年到日本，与陈碧兰合著《中国革命》，坚持托派立场。1973年，彭述之移驻美国，继续坚持托派观点，从事托派活动，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持敌视态度。1983年11月28日因心脏病发作死于美国。时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