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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12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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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意根：程世清沉浮录
程世清，1918年生，河南新县人，建国后曾任军委装甲兵司令部干部部部长、政治部主任、第26军政委、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江西省委书记、江西革委会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见证人：邓小平、陈云等被“流放”江西时，他正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与邓、陈有过来往；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曾斡旋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九一三事件之前，他曾向毛泽东报告“林彪可能要逃跑”。他因“上了贼船”受到审查和逮捕，而后又被免于起诉，在孤独和落寞中度过了晚年。2008年4月29日病逝，讣告寥寥数语无评价。
从“红小鬼”到高级将领
程世清幼时由于家庭贫寒，只上过两年私塾。1928年6月，工农革命军第7军(后改为红11军31师)在他的家乡河南新县柴山堡开辟革命根据地。1929年他刚满11岁时，就参加了红军队伍，被编入光山县独立团当传令兵。年轻的程世清颇有文艺天赋，能吹笛、吹箫，拉二胡、拉手风琴等，也能表演快板、活报剧等。1931年10月，他被编入红25军73师267团宣传队任宣传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被提升为宣传队分队长。后参加了双柳树、泼皮河、英山、固始等战斗。
1932年夏，国民党向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失利转移外线西征。根据规定，年龄太小的儿童团和伤病员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于是程世清便被疏散回家。1932年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湖北省红安县檀树岗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重新组建红25军。听到消息后，程世清便来到檀树岗投奔。师长徐海东看他机灵，留在了身边。就这样，程世清归队的第一天就和人称“徐老虎”的徐海东结了缘，成了徐海东身边的小马夫。不久程世清的文艺才华逐渐显露出来，徐海东便把他安排到军政治部宣传队任宣传员、分队长。在这期间，他和写标语的宣传科科长、后来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成了患难与共的战友。
1934年11月，他随红25军主力北上长征，翌年初到达陕南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长征到达陕北后，红25军、26军、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程调任78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1936年夏，参加了东渡黄河抢占离石战斗。
抗日战争开始后，程世清任八路军115师688旅687团宣传干事，参加了平型关战斗。翌年夏，升任旅政治青年股长。1939年后，先后任688旅独立团1营教导员，冀鲁豫支队2大队宣传股长、政治处副主任，新四军3师8旅23、24团政治处主任，转战在苏北、淮安等地。1943年2月，程世清与新四军3师彭雄、田守尧等11名团以上干部赴延安学习。行船到小沙东时被日军发现，日军的巡逻艇立即靠了上来，日军小队长带着翻译官登船检查。化装成船老大的程世清将刚跨上船的敌人推入水中，并迅速将藏在袖子里的手榴弹投向甲板上的敌人，炸死炸伤多名日军。战斗中，程世清作战十分勇敢，是幸存的5名团以上干部之一（1955年授衔时1人被授予中将、4人被授予少将）。同年11月，程世清等一行人历经艰难来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程世清奔赴东北，奉命组成长白支队，负责接管长春到白城子一线的安广、大来、前郭旗、扶余和农安等县伪满政权，组建了一支2000余人的武装部队，至1946年8月部队发展到一个建制团，程世清任团长兼政委。以后历任黑龙江军区庆安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西满军区独立师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132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参加了四平、辽沈、平津、广州等战役和佛山、英德、韶关等地区剿匪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程世清任军委装甲兵干部部副部长、部长，装甲兵政治部主任。1963年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军政治委员。
诬告许光达大将，进入林彪的视野
程世清在任装甲兵政治部主任期间，遇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因为涉及到他的顶头上司、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
原来1963年夏，公安部给装甲兵政治部发出一份绝密通报，内容是许光达之子与苏联驻华大使馆人员有往来之事，程世清按照组织程序将这份通报的内容报告给了中央军委负责人贺龙、罗瑞卿（林彪此时因病请了长假休息）。不久，程世清调任济南军区26军政委，离开了装甲兵。然而世事难料，文革还未开始，罗瑞卿就被打倒（1965年底），林彪重新主持军委工作。1966年8月，程世清前往青岛参加济南军区党委扩大会，会上传达了中央军委文件，号召给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提意见。济南军区首长指名让程世清提意见，曾为军委装甲兵政治部主任的程世清便与济南军区装甲兵政委罗通一道上书给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和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旧事重提，揭发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与苏联人员交往密切及仿效苏联实行一长制事，称许光达“与苏修有勾搭，有联系，有里通外国之嫌疑”，“时机一成熟他就会出来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的人民江山变成修正主义江山”。根据当时规定，凡写给军委首长的信，均应抄送林办。这样，林彪处也就有了程世清和罗通联名信的抄件。
客观地说，程世清第一次报告是出于组织程序，也是他的责任所在；而第二次旧事重提，还断定许光达会将“人民江山变成修正主义江山”，则有投机、夸大和捕风捉影之嫌，事实上给许光达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据刘秉荣著的《贺龙姐弟》记载：1966年9月8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议上，诬陷贺龙“要夺取政权”，说“贺龙想利用许光达控制总参”。以林彪的“指示”为依据，1967年3月6日，装甲兵机关开始着手组织批斗许光达。5月11日，装甲兵向“全军文革”报告：“请示审批将许光达、张文舟作为重点批判斗争对象。”7月5日，成立“斗许、张专案组”。8月，在“中央文革”一次碰头会上，康生提出对许光达有怀疑，叶群当即说：“程世清给林彪写了一份检举许光达的材料（即程世清、罗通1966年8月写给军委的检举信），林彪很赏识。”根据叶群的说辞，8月12日，许光达被隔离关押审查，后来惨遭迫害致死。
可以肯定的是，程世清因这封信得到了林彪的赏识，从此开始进入了林彪的视野，开始了他后来广受诟病的“辉煌人生”。然而，许光达事件也是程世清后来获罪的最主要依据。文革后期程世清被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发出的（82）军检免字第7号《免予起诉决定书》指出：“被告人程世清，诬陷许光达同志，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已构成诬告陷害罪。鉴于被告人程世清犯罪情节较轻，根据《刑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决定免予起诉，予以释放。如果不服本决定，可以在七日内向本院申诉。”
接到《决定书》以后，程世清没有提请上诉，当即被释放。
江西“支左”：平息武斗、恐怖“三查”、办汽车厂
文革开始后，江西的造反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1967年1月26日，在“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头目万里浪、涂烈的策动和挑拨下，各造反派组织严重对立，武斗事件不断发生。同年4月，在万里浪一伙策动下，数百人强行冲击江西省军区，抢走省军区党委会议记录本、军用地图和大批机密文件，14个军管单位的军代表被赶走。6月1日，造反派将受周恩来的委派来到江西“三支两军”的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绑架，强行押到北京批斗。6月29日凌晨起，万里浪一伙先后夺了工厂民兵的枪，夺了军分区哨兵的枪，夺了人武部的枪，夺了军区政治部的枪，夺了警卫团的枪……从此，全省各地夺枪不止，共有8.5万支枪、子弹1524万发被抢。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紧急调时任济南军区26军政委的程世清带领26军76师和坦克团到江西制止“武斗”。当时的决定是这样说的：一、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任命程世清为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杨栋梁为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并调温道宏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等应对所犯错误作认真的检查。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正陆续进驻江西各地，中央号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支持进驻江西的支左部队。军区及军分区广大指战员，要主动地同进驻江西的兄弟部队紧密合作。高度警惕一小撮坏人挑动宗派情绪，挑动部队之间的斗争、制造事件的阴谋。三、中央决定成立以程世清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四、斗争的大方向是把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对准省内方志纯等走资派。
由上可见，当时的江西非常混乱，各类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弹药，省军区军队干部又深深地卷入到了江西地方两派争斗之中，局面基本已经失控，因此程世清可谓是“临危授命”。
程世清一到江西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8月23日，抚州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这一事件以后被毛泽东、周恩来定性为“军事叛乱”。当时，程世清等人派26军76师部分部队组成“支左”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抚州，目的是收缴被抢去的枪支弹药。
谁知抚州军分区负责人夏绍林拒绝“支左”部队进入抚州，竟指挥军分区部分军人和基干民兵武装伏击了“支左”部队，当场打死5人，打伤57人。在程世清的命令下，“支左”部队表现出来极大的克制，没有反击。程世清请示周恩来后，又派飞机去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的传单，抚州军分区的军人竟向飞机开火，居然将飞机的机身打了两个洞。受到抚州军分区负责人夏绍林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还公开宣布他们控制了临川、金溪、资溪、南城、南丰、黎川、宜黄、崇仁、乐安等9个县，不经允许任何部队不准进入。
面对这样的局面，程世清没有以“武力”强行开进，而是专门把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上的批示“此件看过照办”当做“最高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向抚州地区宣传。抚州军分区政委王玉义在听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刻“反水”，表示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过去自己受骗了，在紧急关头坚决反对再向“支左”部队开枪。王玉义站出来后，抚州地区对抗“支左”部队的力量开始分崩离析。王玉义的这个行动后来得到毛泽东的专门表扬。
程世清对对抗“支左”部队的群众组织没有报复，而且还注意了“一碗水端平”。从1967年9月开始，翻了身的“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要大举报复，从南昌去赣州串联的5个“造反派”头头，煽动赣州造反派抓捕了一批各单位的“保守派”（联络总站）头头游街，并竟然当场枪毙了一个厂的武装部长，声言还要枪毙一大批。如何处理这5个“造反派”头头，当时赣州“支左”部队有些畏难情绪，害怕背上打击“造反派”的“罪名”。程世清则毫不手软，他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指杀人的造反派头头)就像纸老虎，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我命令立即把那几个枪毙人的造反派头头拘留起来，不得有误。”程世清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得人心的。
从8月到10月的两个月内，江西“支左”部队在程世清领导下，收缴上来了5万多条枪，初步稳定住了江西的局势。
9月17日，毛泽东接见江西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成员时，对程世清领导的支左工作进行了表扬。不久，中央文革小组也发来贺电：“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五个省和一个市回到北京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传达江西问题时，说江西搞得很好，应该表扬。”
然而，程世清这样理智稳妥的做法并没有维持多久。时间进入到1968年，程世清已经在江西站稳了脚跟，开始以“阶级斗争”开路，实行“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上演了一段极为恐怖的“大屠杀”。
1968年8月5日至8月10日，程世清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三次全会。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大搞阶级斗争，掀起一个新的对敌斗争的高潮。此次会议结束后，各地迅速行动，立即掀起“三查”运动的高潮。在这一背景下，江西出现了滥捕滥杀的“大屠杀”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开展“三查”运动才一两个星期，全省“自杀”的人数就超过5000人。有的自杀场面极为惨烈：一个斗争对象被斗得走投无路，就在办公室的走廊里，拿菜刀将自己的腹部剖开，而后将肠子掏出来，用剪刀一节节地剪断，边剪边喊：“请大家看看，我的心肠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围观的人都被惊呆了，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和救助。自杀者在把肠子剪了十来节，在走廊里走了十来步以后，终于倒下了……
江西开展“三查”运动的影响，还波及到了国外。1968年9月7日下午，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给外交部去电：驻在江西的水电部×工程局派有一个工程队帮助刚果(布)建设一水电站。最近，这个工程队不少人(大部分是技术人员，也有工人)到大使馆反映，国内亲属来信说他们被群众揭发有严重问题，有的是历史问题，有的是现行反革命，已没有资格援外，要他们自动申请回国，接受群众审查，否则从严处理。中国驻刚果(布)使馆人员说，刚果(布)与刚果(金)(即现在的扎伊尔共和国)只相隔一条刚果河，游泳就可以过去。而刚果(金)与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如果问题处理不好，当事人随时可能游过刚果河，到东部的刚果(金)申请避难。外交部把情况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指示，由江西省革委立即派人调查处理。后将该工程局革委会的全体成员集中到南昌办学习班，才将这个问题解决。
更恐怖的事情出现了，瑞金县发明了一个新名词：“民办枪毙”，就是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大队干部一级。9月22日，瑞金县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学习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的“经验”，权力下放，搞“民办枪毙”，拿出成绩来向国庆节献礼。会议结束后，23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7个人。杀戒一开，公社、大队干部可以随便杀人，他们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如此一来，瑞金县各公社仅从9月23日起至10月7日，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其中有40多人是地主富农的子女，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他都是所谓“四类分子”。他们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杀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到悬崖下，连尸体都找不到。以后根据可靠统计，各地开展“民办枪毙”以来，仅兴国县就杀了270多人，瑞金县杀死了300多人，于都县杀了500多人。
直到此时，程世清感到局面有些不好收拾了，才下命令禁止乱杀人。程世清对江西“三查”运动中的恐怖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程世清在搞阶级斗争的同时，还大抓了工业战线的突破，产品要创新，要出新玩意儿。当时出于备战的需要，程世清把突破口选在汽车工业上。
1967年、1968年时，程世清将江西汽车配件厂改名为井冈山汽车厂，生产的汽车仿制苏联嘎斯。1968年，这个厂做了500辆井冈山牌汽车，程世清对这件事大力宣扬。1969年《红旗》杂志上曾有篇文章，刊登在非常显要的位置，大标题是《一个小厂一年也能干出500辆井冈山汽车》，引起了全国震动。由于当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代表的是党中央声音。
主管汽车工业的一机部压力非常大，上面问：“你们抓经济怎么抓的？搞了半天也搞不出名堂来，人家程世清一搞就是500辆。对这样的汽车厂，你们要重点支持啊。”于是，时任一机部汽车局副局长的胡亮带了一队人到江西省考查。江西省领导带他们把所有汽车厂都看了一遍，江西省除了井冈山汽车制造厂外，还有5个重点，都是程世清亲自命名，用的是井冈山的五大哨口，如抚州的黄洋界汽车制造厂、新界县的桐木岭汽车制造厂，还有双马石汽车厂等。这些汽车厂都需要国家投资。实际上所产汽车质量并不好，到处抛锚。
胡亮考察后觉得行不通，认为相对于另外5家地市汽车厂而言，还算井冈山汽车厂条件较好，如果集中到一家，中央应该能给予支持和投资。因此，他们就跟江西省机械厅和井冈山汽车厂商量，想重点扶持井冈山。但机械厅不敢做主，因为程世清要“遍地开花”。
考察组的意见还没来得及跟程世清沟通，井冈山汽车厂的负责人就秘密向程世清汇报：“胡亮那个工作组来考察，他们反对遍地开花，反对我们五大哨口的其他厂，说要搞只能搞井冈山汽车厂。”
程世清大发雷霆。后来胡亮一行见到他时，他大拍桌子，把胡亮等人大骂一通：“我不要你们的臭钱，你们给我回去！”他根本就不听胡亮的汇报。
紧跟林彪，“改造”井冈山历史
程世清与林彪关系到底如何，这是很难说清楚的：他一方面对林彪大捧特捧，另一方面又和林彪毅然决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一段时间内，程世清是紧跟林彪的。
程世清原是林彪四野的老部下，但是由于当时程世清并不是一个高级军官，林彪是否熟悉他不得而知。两人关系被广为人知，始于1967年七八月间《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长文——《亲切的关怀，光辉的榜样——记程世清同志到林副主席家里作客》，据传这篇文章是程世清自己写的。文中极力吹捧林彪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给林彪、也给程世清脸上贴金。此文发表后，国内许多报刊纷纷转载。如果说程世清第二次揭发许光达才被林彪注意的话，那么这篇文章就使程世清和林彪的关系公开化，程在人们心目中成为林彪线上的红人。
1968年，为了突出林彪，程世清下大力进行井冈山形象改造。当年春，根据他关于“位置不能一个个去摆，不能平分秋色，历史得为现实服务”的指示，由福州、长沙、南昌、洛阳等地军事院校的党史教员们搞出了井冈山博物馆新的陈列方案。在新方案里，“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更名为“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陈列的指导思想是“三突出”，即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毛主席，突出林副统帅；陈列的内容由过去的以历史为线索，改为专题组合：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贯穿其中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于是，“八七会议”的转折意义不提了，南昌起义的巨大功绩抹煞了，有关红5军的内容全部撤销了……
纪念馆里有一张1929年1月红4军关于向赣南闽西进军的布告，落款处署有“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如何处理掉“军长朱德”这4个字，被列为几个重大疑难问题之一，提交纪念馆领导小组会上商议。有人提出将这4个字折掉，然后翻拍成照片展出，因过于露骨未被采纳；有人建议用香火烧去，只要动作徐缓、细致，烧出来的小洞，颇像被虫子蛀出来的。此建议立即引起与会者的兴趣，有人补充，如果布告的四沿再烧去一些，可以分散某些观众的过分好奇，造成一种整张布告未被保存好的真实感。领导小组决定采用此种“技术处理”后，向程世清汇报，他当即表态：“这样处理好！”朱德的扁担，实物被撤走了，换成一幅油画，挑粮的毛泽东、林彪在黄洋界的那棵槲树下小憩。由此，“林彪偷走了朱老总的扁担”成为笑谈。
油画《井冈会师》，是纪念馆陈列的十余幅大型油画之一，由于其现实意义，更被摆放在异常突出的位置：远景是青葱的峰峦，欢腾的河水，盛开的杜鹃，悠悠的白云。两支部队在拥抱，欢呼……近景是在一面闪动阳光的红4军军旗下，走来身穿一身蓝布军装、风华正茂的毛泽东，稍后是眉清目秀、神情谦恭的林彪。据说，一次中央军委常委在京西宾馆开碰头会，会前，江青代表“中央文革”送来几张这幅印制好的油画。老帅们坐在各自的椅子上看着，像看一幅华君武或是丁聪的漫画，一个个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陈毅则突然站了起来，将画往地板上一掼，“这算啥子井冈山会师？分明是红卫兵会师嘛！”江青气得扭头就走。
程世清还下令将茨坪纪念馆（即后来的井冈山烈士陵园）大门两边改装成火炬灯，并在黄洋界上立起了高达20余米的火炬亭，亭顶有一个耗资数万元的大火炬，外壳是红色有机玻璃，内以钢片支撑，下面是一个六角亭。南山山头也被削平，修整为有几个篮球场面积大的航船形状，船头位置，准备建一座毛泽东与林彪并肩屹立的巨型雕塑（此计划在九一三事件后作罢），以寓意“大海航行靠舵手”；四角，建了4个火炬亭，周围的栏杆花纹也由无数的小火炬组成，象征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68年冬天，程世清又下令炸掉罗浮棋罗坳的牌楼，上面有1962年3月朱德上井冈山时的题词——“天下第一山”。炸毁的还有“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这11个字，也是1965年春天派人专程去北京请朱老总题写的。
与此同时，山上、山下发动干部、群众进行“献忠”劳动。在林彪上山前的8个月里，整个井冈山成了一块大工地，开山声，引擎声，搅拌机声，敲石子声，不绝于耳，通宵达旦。
1969年9月，林彪偕同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来到井冈山，在茨坪费去半个小时参观完纪念馆后，林彪对程世清说：“这个馆里的陈列是全国第一流的。”
来到黄洋界上，林彪先在火炬亭外面徜徉良久，又在里面仔细地看了一遍，一连说着“好，好，好！”不知是旧地生情，还是称道这个造形别致的建筑物。当林彪走进火炬亭的休息室，程世清忙趋身上前，躬身说：“请林副主席为黄洋界题字。”
林彪颔首而笑，走到早已铺好宣纸的桌前，提笔写下了“黄洋界”3个字。
这时，叶群在亭子外照完相，走了进来。程世清不失时机地说：“林副主席题了字，请叶主任也题个词。”叶群一听，眉开眼笑，吩咐工作人员拿来一本《毛泽东诗词》翻了翻，想了一下，提笔抄了半阕《西江月·井冈山》：“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林彪一行下井冈山不久，黄洋界上树起了新的纪念碑，正面即是林彪题写的“黄洋界”3字，背面则是叶群书写的半阕《西江月·井冈山》。
从此，坊间又有议论：“林彪偷了朱德的扁担，又偷了黄洋界。”
与下放到江西的邓小平、陈云的关系
1969年林彪关于紧急疏散的“一号命令”发布后，邓小平、陈云、王震被下放到江西。在邓小平、陈云二人的传记或讲话中都提到过程世清，而《王震传》中则没有涉及。
邓小平到江西之前，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到江西省革委会，说邓小平夫妇马上要疏散到江西。接电话的是江西省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程惠远，周恩来特意交代说：“毛主席在‘九大’不是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人（还有陈云和王震）也不能当全劳力使，也是60多的人了，身体也不好，收房费也要照顾一点……我最后还要强调一下，这些首长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你报告程世清同志之后，马上研究出一个具体意见。”
接到周恩来电话后，程惠远片刻不敢耽搁，赶紧连夜驱车350多公里，向在婺源的程世清汇报。知道是周恩来的交代后，程世清说：“我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一英明决定，坚决贯彻落实总理指示，欢迎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蹲点、劳动。他们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来了之后先安排在滨江招待所（省委招待所），然后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到赣州去。至于陈云、王震到什么地方，可同他们俩作具体商量后再定。不管他们住在哪儿，我们都负责装上暖气……我们一定保证他们人身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揪斗他们。但有两个问题要请示一下中央，一、邓小平夫妇来后，他们住在一起是否合适？二、陈云、王震来江西，我们想派人去北京接他们是否可以？”
10月19日，周恩来接到江西省革委会电话时，原则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对邓小平的安排，认为去赣州不合适，说：“那里离南昌市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年人了，得个病怎么办？我的意见应该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是工作人员住。当然了，最好是独房独院，还能在院里做些活动，又安全，你把我的意见转告程世清政委。”
根据周恩来指示，程世清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南昌市郊新建县的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住所（人称“将军楼”），并安排邓小平夫妇到离此处23华里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据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邓小平到南昌步校后不久，程世清便代表江西省革委会、江西省军区前来看望。对于邓小平，程世清虽然没有当面严厉地斥责这个“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是却摆出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一次，程世清连称呼都没有地对邓小平说：“你来江西七八个月了，有什么体会呀？”邓小平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昨天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毛主席。我的情况全在信里讲了。”程世清自讨没趣儿，便调转话题，大谈特谈文革后江西“飞跃的变化”，以及他在江西的“政绩”。但是自始至终，邓小平一言不发。谈完了自己的功绩，程世清又问：“你还有什么要求，我可以帮助你。”邓小平还是刚才那句话。程世清又羞又恼，尴尬地对陈昌奉说：“那我们走吧。”整个见面过程，还不到10分钟。程世清离开时，和他一起来的陈昌奉看见门口有站岗的，便指示：“门口不要站岗了，改坐岗。”以后，院外的一个班，只在暗处负责监管，明眼看不见了。
在江西省革委会的指示下，邓小平参加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党总支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的罗朋要求：确保邓小平安全！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新建县委也作出了周密的安排：严格规定任何组织、个人不准干扰这个厂，县有关部门见到有黄文华（江西省革委会派出“明保暗监”的邓小平的管理秘书）落款的条子，需要什么就立即给什么。由于采取了比较周密的“保护”措施，邓小平自己除了一次在劳动中晕倒外，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基本上实现了程世清对周恩来的承诺——“我们一定保证他们人身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揪斗他们”。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的几个子女至少是在程世清的默许下，进入了江西的高校就读，成为大学生。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是另一个下放到江西的中央级领导。
初到江西，根据程世清的指示，陈云被安排到了省委招待所——滨江宾馆三号楼。这是一座园林式宾馆，毛泽东来到南昌时，总是住在这里。后来陈云自己要求迁出，住到了南昌市南郊青云谱的省军区干休所。
由于陈云和邓小平的情况不同，是属于疏散的中央领导，而不在被“打倒”之列，因此，程世清对陈云还是比较尊敬的。邓小平、陈云来到南昌后，程世清先见了陈云。不知是出于表功还是表态，程世清见到陈云后，就开始大吹特吹起来，说：要在江西掀起一个大跃进和工业革命，让江西这个工业基础较差的省份一年生产六七万辆汽车，还要做到每年上缴国家100亿斤粮食；并说陈云领导中央经济工作时的1963、1964年发展速度太慢。
不过，在程世清眼里，陈云毕竟是来此“接受思想改造的人”，因此除了礼节上的尊敬外，并没有特别热情的交往，有一次遇到了还避而不见。那是1969年11月13日，陈云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16日，程世清为了某种武器的制造和生产到该厂视察金工车间。很巧，陈云也正在金工车间。厂领导请示程世清见还是不见陈云，程世清很干脆地表示不见。于是，厂领导赶紧派人把工作人员喊来，要他设法使陈云“暂避”程世清。工作人员很为难，无奈之下，请陈云上楼休息，领进一个小房间。这时，程世清才走进了金工车间……
程世清在江西的所作所为，给主管经济的陈云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1970年，程世清在江西农村推行“八字头上一口塘，两边开渠在山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建在山坡上”的所谓“新村图”。该政策的具体做法是：在“八”字形的山谷上端，建一个小水库—“一口塘”，用于蓄水，“一口塘”的下边，是按照大寨的标准一层层的修建梯田，在山坡上盖起了一些简易农舍，强行把一些农民搬迁到那里，而后就是等待上级的“检查验收”。程世清下令全省按图行事，要把农房全部搬迁上山。然而，仓促建起来的“一口塘”工程质量非常低劣，第二年春天由于蓄水过多排泄不及导致垮堤，数万劳力大干30天“旱涝保收”的“梯田”还有新农舍被洪水冲了个精光，农民又回到了他们祖居的地方……陈云从《江西日报》看到这一消息后，就批评说：“程世清呀程世清，看你将来怎样向江西人民交代。”
1979年，陈云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再次批评了程世清：“‘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像程世清，全国那时年产六七万辆汽车，他说江西也要搞六七万辆，哪有那么多钢板？全国进口粮食的任务，他要江西包下来。过去，江西长时期每年只上缴15亿斤粮食。那时，全国每年进口粮食107亿斤，江西全年只产197亿斤稻谷，折合133亿斤大米。他把全国进口粮食都包下来，江西老百姓只剩下90亿斤稻谷，那还不造反？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
庐山会议——毛泽东语“炸平庐山”及林彪的变卦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九届二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为了确保此次会议的安全，程世清很是下了一番功夫。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是出了纰漏，引出了当代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
为做好大会安全保卫和接待服务工作，成立接待委员会，由程世清、杨栋梁、文道宏、陈昌奉、马志勇组成。下设6个组，交通组、警卫组、物资组、秘书组、医疗组、通信组。
根据程世清要求，政治局常委上下山时，一般提前两个小时戒严，并在45分钟前派出一辆检查车，巡逻检查哨位，实行单线行车。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上下山时分段戒严，实行半单线行车。毛泽东上山时，从九江火车站到威家一线全长20多公里，定了350个哨位，布上406名战士。由威家到隧道口，又定100个哨位，布上200名战士。此外，为加强上山车辆和人员的控制，上山汽车一律由交通组发放统一通行证。山下人员确因工作需要或其他特殊原因，一律到九江南湖宾馆由九江地区保卫部开具证明，方可到车站购票上山。由南昌运往大会的物资，指定运到威家，然后由物资组派生活专用车到威家转运上山。凡家庭、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复杂的人员，统统举家迁往山下安置，牯岭东谷机关单位和居民全部搬迁到西谷，定点、定时、定人设立哨卡，确保大会绝对安全。
对于程世清这一亲自设计并监工、几乎一只野兔也溜不过去的无形巨网，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却看出了一个天大的漏洞。
庐山会议前几天，汪东兴到庐山，看到安排给毛泽东的住房上边，正轰隆隆地炸石头。汪东兴当即问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程世清回答说，在修飞机场。汪东兴不解，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程世清解释道：这块地方大，直升机降落比较安全。汪东兴又问：你们在这里修机场，经过哪里批准的？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汪东兴紧追不舍：什么时候接到的命令？程世清想了一想：前天收到的命令。
汪东兴马上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快修好了。他告诉程世清，这个机场就在主席住房的上面，会影响主席休息和办公。程世清问：那怎么办？汪东兴当时没有答复。
回到杭州后，汪东兴将修机场的事报告了暂住在此的毛泽东。毛泽东马上问道：谁下的命令呀？汪东兴说不知道。毛泽东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看他知不知道。周恩来也不知道。汪东兴在这头电话上感叹：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
周恩来马上询问已由广东调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黄永胜说：因为有些老同志要上庐山，坐汽车走盘山路身体受不了，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恩来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中央了吗？黄回答，报告了林副主席。于是，周恩来给汪东兴回电话，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汪东兴当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没再说什么，只是点了一下头。
程世清没有料到，这个直升机场本是由中央首长专机师师长时念堂和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两位一起勘察地形后定下的，江西方面不过是组织施工而已，但经汪东兴这一报告，却在毛泽东心里刻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作为全会文件，印发与会人员和高级干部。文章指出，陈伯达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这个材料，“没有马克思的话”，“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因此，“欺骗了不少同志”；批评陈伯达和他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而且这一次“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在9月6日全会的闭幕式上，讲到庐山会议的这场斗争，毛泽东又提到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借助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就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次年毛泽东南巡，在长沙时对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等人谈话，提到庐山上有人搞突然袭击时，又再度点到：有几位大将，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忙收回记录……
本打算修建好后由几架伊尔—14和云雀直升机来值班的庐山小机场，对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炸平庐山”的影响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的是，毛泽东说出这句话，肯定是受了修建小机场炸山的影响。
1970年庐山会议，没有像希望的那样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开始公开化。
作为东道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程世清的压力非常大。庐山会议最后一天晚上，程世清来到毛泽东住处，向主席汇报了有关疑问，特别是他对叶群的一些疑惑：叶群常以为林立果找对象的名义，派人在各大军区乱窜，实则是与各大军区拉拢关系。程世清特别向毛泽东讲到林立衡在1969年同游井冈山时告诉他，林彪家里有三派——林立衡说自己属于中间派，林立果和叶群是右派，林彪是左派。最后，程世清建议毛泽东留下，到南昌住几天，再和林彪谈谈。毛泽东听后对他说：“林彪啊，还是要保的。”并同意在南昌住下来，找机会和林彪再谈谈。
程世清当晚立即就去了林彪下榻的304别墅。想不到在304别墅先遇见叶群，她正在手忙脚乱指挥着工作人员清理东西。林彪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卧室里，看见程世清进来，点点头。程世清焦急又耿直地对林彪说：“林副主席，庐山问题没有完，搞不好会涉及党内一大批人。主席同意在南昌休息休息，江西已经将主席和您住的地方都搞好了，是不是在南昌休息两天，和主席谈一谈？”林彪点头表示同意。程世清立刻把这个情况连夜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那好。”
可是翌日(9月7日)一清早，秘书就火急报告，林副主席马上下山，要回北京。程世清带着夫人刘秋萍赶紧前去，一见到林彪，就问道：“林副主席，什么事情急着回北京，昨晚不是讲好到南昌去休息休息吗？”叶群听到说话声，从隔壁的房间走进来，把门一摔，说：“林副主席要马上走，不能在南昌停留。”程世清哑口无言，只好再次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变化这么快？”
上午8点30分，林彪离开庐山。林彪从防弹车中探出头来，频频向人们挥手致意，浓眉肃目，脸白得没有一点儿血色。后来，程世清一直为当初没有留住林彪感到惋惜，他对采访他的人说：“如果那天林彪留下来就好了！”
九一三事件前对毛泽东一语惊天：“林彪可能要逃跑”
程世清和林彪蜜月关系的结束始于九一三事件前夕。
1971年8月30日晚9时许，毛泽东南巡从长沙到达南昌，驻八二八招待所。南昌八二八招待所在向塘机场附近，原是空24师师部，后仿照武汉东湖和杭州刘庄的“行宫”而建，环境和设施很好。9月1日晚餐时，汪东兴对陪餐的程世清等人说：这两天，主席休息得很好，这里的条件不错，主席要在这里多住几天，你们多弄点野兔和斑鸠。程世清等人听了很高兴，随即作了相应安排。
毛泽东这次南巡，意在为最终解决庐山会议问题（实质是林彪问题），继续做各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的思想教育工作。当时毛泽东把南昌作为这次巡视途中的一个节点，召许世友（南京）、韩先楚（福州）赶到南昌，对许、韩、程一起进行谈话教育。
当天（8月30日）在车上，毛泽东就找程世清等人谈了话。会谈直指庐山会议问题，点名批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暗示根子在林彪，并以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引导与会人员，进一步提高认识，讲清各自的问题，跟林彪划清界线。在与程世清谈话时，毛泽东问他：“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赶忙对毛主席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毛泽东并未继续深问，接着就把话头转到其他人身上去了。
毛泽东的谈话极大地触动了程世清，当晚他彻夜难眠，联系种种情况，反复思考，决心讲清自己的问题，并突发奇想，冒出了“林彪可能要逃跑”的想法。他决定冒死向毛主席报告。第二天下午，程世清先面见了汪东兴，说：“我有些很重要的问题，要亲自报告主席，但怕主席没有时间，是否先同你谈谈，而由你转告主席。”接着便对汪东兴谈了他自己的问题和对林彪问题的看法，提出林彪可能要逃跑，并请汪东兴代为向主席报告。汪东兴听后说：“你说的这些，应当亲自去向主席讲，我不替你转达。我刚从主席那里来，他还没有休息，你现在就可以去。”
随后，程世清即到毛泽东处，向毛泽东讲了以下内容：
一、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电话叫我到他住处，要我跟他去见了叶群，谈了华东组讨论的情况。我觉得叶群对黄、吴、李、邱四员“大将”搞得很紧，好像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因此，要解决四员“大将”的问题，还得从叶群着手。
二、1970年，林彪曾派专机将一辆苏制水陆两用坦克运到南昌，要我们仿制一辆，说是为林彪、叶群到北戴河游泳所用。制成后，又来专机把原车和仿制车都接走了。
三、1971年7月，周宇驰亲自驾驶法制云雀直升飞机到南昌。当时，我们省委正在梅岭开会，周要见我，由空8军（驻南昌）副政委李登云带他到梅岭，我在午睡前和李登云一起见了他，只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约半小时，他就走了。后来听李登云讲，周驾机离开南昌后，到了庐山和井冈山，再飞往广东。我觉得周宇驰独自驾机到处飞，很不正常，不知要干什么。
四、林豆豆曾两次来南昌采访，到过我家里，她跟我爱人交谈时，流露过对叶群的不满，并说她家里的情况很复杂，请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会杀头的。林豆豆为什么把她家里的事情看得这么严重，难以理解。
最后程世清对毛泽东说：我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
程世清讲完后，毛泽东说：“程世清呀，你说的这些只能跟总理讲，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讲。”
程世清在回忆录中（秦城监狱中所写）记述了他汇报完后的心情：“当时我觉得压在我心里将近一年之久的大石头，终于掉下来了，我感到非常的轻松和快活。1971年8月31日夜晚，我喝了三大两贵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当夜我睡得非常好。一个共产党员总算是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听了程世清的汇报后，9月1日毛泽东因病休息了一天，9月2日再次接见了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人。9月3日吃过中饭，大家刚躺下午睡，突然传来命令，主席现在就要走，立刻启动警卫和护路等工作。不一会儿，毛泽东在汪东兴和程世清的陪同下，从一号楼的内室来到门厅，招招手，登车而去。
过去，毛泽东在南昌的行止，都是有规律的，保障工作依预案进行，这次却很反常，突然决定离开南昌，经杭、沪返京。这是为什么？从逻辑上判断，应当是9月2日毛泽东听了程世清的汇报，对林彪和四员“大将”的问题及动向，作出了新的判断和决策，必须紧急返京，抢得先机，从容应对。程世清在关键时刻，一语惊天，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果断地解决林彪问题，是有重要作用的。平心而论，兹人兹事，历史应当书写一笔，以示公正。
此事还有一些后续情况：
1971年11月，周总理在一次为查清洪都机械厂生产的70多架强五飞机疏散问题，打电话给文道宏（江西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政委）说：“这个事情搞清楚了，没有问题，就好了。此事是韩先楚同志（时为福州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当时归福州军区管辖）向我提出来的，我不得不亲自过问，望你们理解，不要有什么压力。这次解决林彪问题，你们是起了作用的。你把我的电话转告程世清同志（总理的电话原本是打给程世清的，因程下乡，经总理同意由文接听）。”总理说的“起了作用”，无疑是指程世清9月2日在南昌向毛泽东的汇报。
1972年3—4月，中央为解决江西问题（主要是程世清问题）举行的有7位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上，程世清在检讨自己的问题时，讲了当时在南昌向毛泽东提出林彪可能逃跑的怀疑，并说汪主任知道此事，他可以作证。汪东兴当即插话说：“这个事是这样的，你当时是把这些问题对我讲了，我可以作证，但你要我替你向主席转达，我说我不转达，你应当直接向主席讲，你是不是跟主席讲了呢？我不知道，这个我不能作证。”程世清接着说：我讲了，当时离开你以后，我就到主席那里讲了。对于程世清讲的这些情况，在场的十几位中央领导及有关人员，都没有提出任何质疑，就连张春桥也没有吭声。
曾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的张耀祠在《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中，也证实了程世清向毛泽东汇报一事。
锒铛入狱10年，临终身份证件皆无
有关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几天的情况，程世清在其回忆录有如下的说法：
9月19日晚上10时许，总理来电话（保密机）通知我说，林彪已叛逃摔死在蒙古。并说，你上次在南昌向主席报告的事，主席曾要你亲自报告我，对别人都不能说是吗？我对总理说，我准备在这个月底到北京单独向您报告，总理说：“事情现在已明了，主席要我打电话感谢你。”听到总理的电话后，我的心情完全平静下来，并且感到了一种从未有的高兴。
此后数日，奉毛泽东命，许世友要程世清到南京，拿一份绝密文件，送到福州韩先楚处，又从福州乘坐“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的高级专列，顶着星光返回南昌”。然而，程世清后来回忆道：“事情也不知为什么那么巧，回到南昌，我刚进家门不久，汪东兴就打来电话对我说：要我到鹰潭一个仓库去，动员周赤萍（时任福州军区政委）到北京去。我问他，这是谁的意见呢？他支吾了一大阵子，才说是总理的意见。我对他说：军区那么多的人，我凭什么本领，能把那个大政委送到北京呢？我干脆回答说，另选高明吧。汪又接着说，主席在南昌同我的讲话他没有作笔记，让我追补回忆，把主席的讲话整理出来，交给他。我当时回答，我那时根本就没有作笔记，现在更无法追忆整理。我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我曾想：你那个专管的大主任，怎么想得出要我来办这无法做到的事情呢？真不知为了什么‘打算’。”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程世清继续做他的省委书记。半年后的1972年4月27日，中央下发中发[1972]17号文件，给了程世清这样一个定性：“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谣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谣言。”这时的程世清仍然被称为“同志”，省委书记的职务也没有撤掉。直到当年6月28日，程世清才被隔离审查。个中原因，目前不得而知。
文革结束后，1978年10月23日，程世清被正式逮捕，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
在秦城监狱期间，程世清蛰居斗室，伏案写成了30万字长篇小说《柴山堡故事》，原稿以圆珠笔芯裹胶布书写，字密如麻。书中故事源于他儿时家乡生活原型，上百人物如郭永泰、赵文品、李婶、甜妹子、郭不理、郭二皮、陈六祖、陈四瘸子、汪老虎、王文焕、小寡妇、包大脚、石杆子、杨万油、扁担老人、罗六姑、路走高、胡裹糊、白梅香、丁四苗子等，维妙维肖，乡土气息扑面而来。1981年三、四月间，程世清写就了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录，成为研究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1982年1月，坐牢3年多的程世清收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向其宣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82）军检免字第7号《免予起诉决定书》。该《决定书》宣布：“被告人程世清，男，现年六十四岁，河南省新县人，汉族，小学文化，一九二九年七月入伍，一九三五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因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有牵连，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三日逮捕，现在押。被告人程世清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侦查终结，于一九八二年一月七日移送本院，提请免予起诉……”
有意思的是，程世清因为被称为林彪集团在江西的代理人而备受指责，甚至锒铛入狱，而在这份《免予起诉决定书》中却根本没有提到程世清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篡党夺权阴谋”，也就是说，没有这样的事实存在，因此程世清不能够算做是林彪的死党。更有意思的是，80年代中期，有关部门曾对受九一三事件牵连的人和事进行过一次“清理”，程世清不在“落实政策”之列。比起曾被算做是林彪死党的其他人来说，程世清以后的境遇要差很多，1988年中央军委特授“红旗勋章”时，林彪系很多人都在其列，但没有程世清。
程世清与“四人帮”关系并不好，也看不起他们。有3件事可以说明。其一，据著名传记作家吴东峰2002年10月20日在福州对程世清本人的采访：在庐山会议期间，陈云发言论及生产。王洪文听了很不满意，批评道：“老右派要翻案。”程世清当时非常生气，斥责王洪文说：“新兵蛋子懂个屁！”其二，林彪线上的另一红人——空5军政治委员、浙江省委书记陈励耘后来回忆，1970年“庐山会议”初期，林彪集团策动了对张春桥的批判。以后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华东大组再开讨论会的时候，原来积极发言批判张春桥的空5军政委陈励耘只好检讨。那次华东大组会议江青也参加了。陈励耘还没讲完，张春桥指着陈励耘的鼻子说：“你整我，我根本不在乎！”江青也插话：“你不听主席的话，就听陈伯达的！”此时参加会议的人都噤若寒蝉，不敢吭气，程世清却站了出来打抱不平：“这个会议是党的会议。党员有意见，应该在党的会议上讲。如果有话不能在党的会议上讲，不让他在党的会议上把话讲完，以后谁还敢在党的会议上讲话？应该让人家把话讲完。”程世清这一番话算是把江青、张春桥得罪到家了。其三，在秦城监狱期间，程世清与姚文元、刘丰、王秉璋同居秦城监狱一室。程世清曾对传记作家吴东峰说：“（姚文元）只知道看书，有时也下下棋，但什么话也不说。他是个书生，不是搞政治的人，主要是听了康生、江青的话。”
1982年3月21日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程世清退出现役，每月发200元生活费，政治、医疗按师级干部待遇转地方安置，11月6日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转业后的程世清居住在福州北大路某院内，其院名“半野轩”，为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故宅，程世清居一角，取名“野半庐”。晚年的程世清有两大爱好，一是潜心学画，他作画时喜欢以白布代纸，经常画些奇松怪石、飞禽走兽等等，据看过的人说画得很不错；二是特别喜欢喝酒，60岁每日1斤，70岁每日半斤，80岁每日仍3两，而且喝的都是竹叶青等烈酒。
程世清虽然早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是无论他在福建还是在江西期间，地方官员都对他非常敬重。1992年2月，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贾庆林来到“野半庐”探望；作为曾于1969—1971年下放到一机部江西奉新“五七干校”劳动的贾庆林，对当时主政江西时的程世清记忆犹新。他和程世清忆及当年时说：“听将军作报告，手不拿稿，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滔滔不绝数小时，谁能信您只读过一年私塾？”1996年3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来到“野半庐”探望。2003年10月，江西省南昌市委书记余兴荣、南昌市市长李豆罗来到程世清在南昌的住所看望。
2008年4月29日下午16时49分，因病医治无效，程世清在南昌逝世，终年90岁。
由于当年程世清不愿回江西安置，一直留在福州，由当地部队代管，身份问题一直挂着难以解决，临终前没有居民身份证，也没有军官证和离退休等证件。
程世清逝世后，在家属的努力下，总政干部部承认程世清享受地、师级待遇，并同意由属管单位在江西和福建两省的有关报纸上刊登讣告。9月初，经主管单位同意的家属刊登的讣告文字内容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三八八一部队讣告：程世清，1918年7月出生，1929年7月参加红军，1935年3月入党的中共党员，2008年4月29日病逝于南昌，享年90岁。”落款为“刘秋萍（程世清夫人）携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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