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谋杀诸葛亮的军事接班人魏延

闻所欲闻

谋杀诸葛亮的军事接班人魏延
作者：闻所欲闻
      内容提要：魚豢的《魏略》写出了蜀国大将魏延被杨仪等人谋杀的真相。陈寿有老师谯周提供的魏延被谋杀事件真相的第一手资料，由于社会环境的制肘而难以正面写入《三国志》，便在《三国志》里表现了当时蜀国官方史料的矛盾、错误和漏洞，留下了揭示魏延事件真相的种种史料线索，客观上成为《魏略》的佐证。裴松之错判《魏略》所写魏延案件的史料性质为无根据的敌国传言。常璩的《华阳国志》错误地裁剪编排史料，论说魏延事件颠倒史实。
     先录一篇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魏延传》如下：
     “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先主大会群臣，问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先主践尊号，进拜镇北将军。建兴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谿，延大破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
      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魏略曰：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於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为前锋。出亮营十里，延梦头上生角，以问占梦赵直，直诈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战而贼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为字，刀下用也；头上用刀，其凶甚矣。’
      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亮适卒，密不发丧，仪令祎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署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因与袆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已连名，告下诸将。袆绐延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袆出门驰马而去，延寻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觇仪等，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允咸保仪疑延。仪等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断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初，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魏略曰：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臣松之以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
      最后两段文字，是发生在三国时代，蜀国大将魏延被杀的基本史料。而这两段史料貌似截然对立，当代史学家们大都认为陈寿的记述为真；鱼豢（《魏略》作者）的记述为假。也有极少数史学家认为陈寿的记述有矛盾。对陈寿记述怀疑最大的是史学家吕思勉先生。那么魏延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请大家跟随我的思路一步一步走下去。
      （一）“烧绝阁道”和“槎山通道”
本人是三国历史爱好者，原来也对《三国志》的《魏延传》熟视无睹。自从在网上发现了燕京晓林先生的文章：《寻找魏延事件的真相》后，感到有两点无可辩驳之论：一是《魏延传》的诸葛亮临终嘱托不符合历史人物思想行为逻辑；二是魏延烧栈道不符合常识经验逻辑。第一点后谈，第二点烧栈道可说是无稽之谈：栈道（插在陡峭山崖中用木头排成的道路）都是古人建在峻岭绝壁无法通行之处（网上有照片，有心者可自己搜索），“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烧栈道后，绝无从峻岭绝壁上劈山开道而数万大军和辎重迅速通过之理：“仪等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断延后”。陈寿并未记载杨仪等有修补栈道的动作，如这样说还能显得合理些。但是司马懿随后追到谷道的三分之二处：赤岸，岂能容你慢慢修栈道：“马步俱进。追到赤岸”《晋书·帝记一》。如边修前边栈道，边烧后边栈道阻敌，这样记载还显得合理些。知识、常识、经验、逻辑推理、实事求是，再加上敏锐仔细的直觉，是发现事物种种疑点的有效综合手段。没有闷头只认字词之意、史书说什么就认什么、史家写什么就认什么的道理。
而且一旦发现自己无法解释的疑问，要锲而不舍地追下去。这个疑点放过，那个疑点不问，既不辩识也不承认，人云亦云，照本宣科，便丧失了人人共有的思考创新力和独立人格。没有锲而不舍的反复学习思考（知识经验累积、方法掌握、自我纠错、继承与创新的必然过程），永远不能成为大师们的对手。
有人认为，说魏延可能遇到栈道被损坏要修补，走的很慢，所以被杨仪追上了。褒斜谷栈道是诸葛亮大军前线与后方联络的唯一通道，其它道路出口都在敌方境内，道即远，而且战争期间都有敌军巡逻把守（军事常识），通讯文书和人员辎重就靠这条道来往，诸葛亮岂能容忍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必有军人、工匠不间断地巡逻修复，保持畅通无阻（军事常识）。
当然，事物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偶然性，正常条件下的必然性有时也会被意外条件产生的偶然性破坏。但是碰到一个疑点就声称有偶然性，再碰到一个疑点又去寻找偶然性，这个史料的疑点难道都是由偶然性事物组成的？史料的不疑之处都是由必然性事物组成的？《三国志》所记载的魏延事件，疑点很多，光谈偶然性，解释不及啊。
言归正传，自此之后仔细思考推敲，发现《魏延传》的不合事理的疑点越来越多。并且促使我扩大了“搜索引擎”覆盖面：在《三国志》其他一些人物传中，又发现许多对于魏延事件认知有用的疑点。比如在《三国志·王平传》里，发现陈寿给王平这样一个评价：“然性狭侵疑，为人自轻，以此为损焉。”就是说性情狭隘又疑心过重，总怕人瞧不起自己，从而做事有损名声。
很奇怪，王平一向被时人和后人看好，除了不识字，是个几无缺点的人，陈寿怎么给王平这样一个评价？“性狭侵疑，为人自轻，以此为损”的史实写在哪里？不写事实只写评价，看史的人怎么看？一般人就忽略过去了，要么轻描淡写：哦，可能人家平常在王平面前说哪个文人的优点，王平来火把人家骂一顿，疑心别人是在讽刺自己没文化。还有人认为这不过是陈寿顺便提了一下，总不能只说一个人的优点不说缺点吧？
如这个评价与陈寿对王平的大节认知无关联，与其它史料无关联，则根本不必谈：一段废话而已，连一点印象都不会有，几乎无人注意这段话。但陈寿是惜墨如金、“言简意赅”的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总有史料证明；对某些人物品行性格的描写，也有助于对历史人物在大节行为上的认知。那些鸡毛蒜皮、不与人物大节、国事相干的小事、评论，从不写入“国史级”的《三国志》中来。因此，这一段对王平的评价，特显不符合史学家陈寿和历史人物王平的思想行为逻辑。
那么认为陈寿给王平的评价是轻描淡写的、偶然顺便的论据在哪里？有史料证明吗？没史料证明就有种种可能性，如王平在大节、国事上没有“性狭侵疑，为人自轻，以此为损”的“事迹”，陈寿就有胡乱骂人之嫌！而我认为此评与国事有很大关系。陈寿是在一种不得不写又不得写的尴尬境遇中，写了暗藏的史实和表面看似矛盾、突兀的评价，给后世人研究几段蜀国重要历史疑案留下了线索。这个推论将在后文中不断显现出来。
在《三国志·谯周传》里，有这样一段史料：“亮卒于敌庭，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是说谯周一听到诸葛亮的死讯，急速赶往前线，在朝廷禁断前线各关口，不许民众往来之前到达，为诸葛亮奔丧。
谯周是谁？陈寿的老师，蜀国的学者。最早是诸葛亮的“劝学从事”，魏延案件结束后不久，升为“典学从事，总（益）州之学者”《谯周传》。谯周既然在魏延事件发生前后不多时便到达现场，说明他以一个学者的眼光调查掌握了魏延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和朝廷后来对魏延案件判案的全部真相！而陈寿作为谯周的得意门生，自然能从谯周老师那里继承他的资料。这说明陈寿不仅仅是作为一般隔代史学家（魏延事件发生时他两岁）对几十年前发生的魏延事件有所了解，而是比同时代任何史学家对魏延事件的真相都更清楚其来龙去脉。这一推论对于本文剖解魏延事件真相、剖解陈寿写这一段历史时的心态极为重要！这段史料的史实含意非同小可。
如此说来，陈寿对魏延事件的撰写应当是事理、文理、逻辑性顺理成章的。咋陈寿的记述产生了那么多矛盾和漏洞涅？下面我就来“捣戳”陈寿《魏延传》的矛盾和漏洞。前面解剖的魏延烧栈道为第一不合事理矛盾，此乃燕京晓林先生之发现（《寻找魏延事件的真相》），不敢掠美，吾只是稍微“添油加醋”。
（二）“一日之中，羽檄交至”
第二不合事理矛盾看下边：“延遣人觇仪等，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 请注意这两句：“搀（抢先，抢过）仪（杨仪）未发（撤军之前），率所领径（立即）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带雨蓬的栈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同一天）之中，羽檄（双方指责对方叛逆的紧急公文）交至（朝廷）”。
矛盾来了：魏延在在杨仪大军未动时便立即率军先走，所过又“烧绝阁道”，杨仪的那几个送“羽檄”的公文使者是怎样越过烧毁的栈道和魏延部队，把杨仪的“羽檄”和魏延使者的“羽檄”在同一天送达朝廷的？
有这样四种可能性：
1、从另外的路走。上文已经说过，褒斜谷栈道是诸葛亮大军前线与后方联络的唯一通道，其它道路出口都在敌方境内，道即远，而且战争期间都有敌军巡逻把守，不通。通讯文书和人员辎重就靠褒斜谷栈道来往，要从另外路走，是有好几条路，但敌人岂能容你过去？而且通讯文书是有驿站传送的，每隔几十里路便建有驿站，在前边送公文的人马筋疲力尽时，有预置人马接过公文向下一站跑去，就像百米接力赛一样直达朝廷。其它道路敌人岂能容你建立驿站？即使你偷过了敌人防线，也不知何日何时能到达朝廷，咋能与魏延的“百米接力”羽檄同一天到达朝廷？
2、劈小路走。就像《魏延传》所说那样：“槎山通道，昼夜兼行”。几个人从峻岭绝壁上劈山开道……,马咋上下呢？驿站在哪儿，峻岭绝壁上？能追上魏延“百米接力”的使者？飞？
3、杨仪使者先于魏延部队过栈道。《魏延传》说的清晰明白：魏延“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既：魏延抢在杨仪动身之前先撤；走过后“烧绝阁道”；最后“各相表叛逆”。而并非说双方：先“相表叛逆”，后魏延抢回，烧绝栈道。对这一段古文排版先后之意的理解当如此。
文理如此，事理呢？杨仪能在魏延未发动，未破坏栈道之前就先知先觉他要谋反，而先派人上表，奏魏延谋反吗？如魏延只是先回朝廷论理，那不是诬告吗？或有人辩：费祎告诉杨仪，魏延要继续攻击敌人不肯回撤。那也不是谋反，你咋能先告人叛逆？只有见到魏延“烧绝阁道”，阻挡大军回撤，这才坐实谋反的证据而发表文。当然，若杨仪是想诬告魏延叛逆而抢先上表，则无须坐实谋反的证据，后当别论，这里是把杨仪当受害者而论的。事理当如此，但杨仪的上表使者便无法速回朝廷了，更谈不上 “一日之中，羽檄交至”。
这个“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并非形容语句，而是双方公文到达朝廷的时间表。陈寿在别处一般用“羽檄交驰”表示紧急公文的来往频繁。“一日之中”的意谓很明确，应是陈寿或谯周所见所记双方公文首次到达朝廷的记录时间。
4、魏延忘了上表或……。忘了？魏延和身边人忘了一段时间才发羽檄，正好与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杨仪使者一同到达朝廷。或者魏延的使者路上吃醉酒了，睡了三天。恰巧与……。或干脆，魏延等杨仪回到褒口，说咱俩一块上表后再打吧？种种“偶然性”都能使“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变得“合理”起来。
如果魏延在前线“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就不会在“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如果在“一日之中，羽檄交至”，魏延就不可能“所过烧绝阁道”、在前线“各相表叛逆”！陈寿的《魏延传》这段记载，暴露出不合常识、经验、必然事理，只有“偶然性”才能救药的矛盾。
又，如果“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是朝廷记录的双方公文到达的真实时间，而魏延又不可能“所过烧绝阁道”、在前线“各相表叛逆”，那么魏延、杨仪又会在何处发文呢？
褒口！因为即使魏延不烧栈道而回，杨仪的公文使者也无法越过魏延部队追上魏延的使者。魏延会让其过去，两强相斗不斩来使？要么真像我说的，魏延等杨仪回到褒口时，说咱俩一块互表叛逆后再打吧？有这么傻的家伙？如在褒口，双方在同日内发出紧急公文，那么“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朝廷的概率就大多了。褒口距朝廷所在地成都约一千余里，而紧急公文经驿站传送，约日行五百里左右，两天多便可同日到达朝廷。
根据“一日之中，羽檄交至”，说明双方没有在前线发出互表叛逆公文，魏延又不可能推迟到褒口以后再发（当然是按照事物正常逻辑、人物正常心理的理解），那就说明《魏延传》的一连串记载不真实，因而产生了两种可能性：1、在全军正常回到褒口以后，要么魏延首先攻击杨仪而发文，杨仪被动应战而发文告急朝廷？那杨仪就没有必要制造魏延在前线谋反的各种假证据，只要说真话就行了。那么这个魏延在前线造反、火烧栈道的记载是从哪来的？2、要么杨仪首先攻击魏延而发文，制造魏延在前线谋反的假证据，魏延被动应战而发文告急朝廷？
看看鱼豢的《魏略》是怎么记述的：“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是杨仪先发制人，主动攻击魏延！这个“一日之中，羽檄交至”，现在成了《魏略》所记述魏延案件的佐证之一！
怪了，怪了，陈寿不但在“戳”自己的“蹩脚”，而且帮人家的记述搜寻事理逻辑证据？他不是通过老师谯周而清楚地知道魏延事件的全部真相吗？案件本身就扑朔迷离，陈寿又在里面“搅和”。
这里有个小问题要解释一下。有许多历史爱好者把“正史”和“野史”做绝对划分。“正史”所说都是对的；“野史”所说都是错的。“野史”有误就全不可信；“正史”有疑问，每一句都可用“偶然性”解释支持。这是一种绝对化的思维方式。看看许多历史学家的评论，主要是通过对历史环境和历史人物的认知来找寻历史的真相。至于史料，则是到达史实“彼岸”的桥梁；认知历史人物的依据。仅仅停留在对史料本身的解释上不越雷池，不对史料、文字所包含的各种事理、人物思想行为深入分析，那就只能搞绝对化。
（三）不写发丧地的秘密
第三个不合情理的漏洞是：整个《三国志》没有诸葛亮死后发丧地点。
“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王平说诸葛亮已死，魏延军队怎么会知道？不是“密不发丧”么？读者看书中矛盾而起疑，就要找发丧地点。谯周一听到诸葛亮去世，急速动身，“惟周以速行得达”，不就是奔丧去的吗？他“达”哪儿去了？没告诉学生陈寿诸葛亮的发丧地点？陈寿不在《魏延传》里写，可在《诸葛亮传》等等里写呀？陈寿忘了？在前线“密不发丧”不是没忘吗？不重要？当然重要！
《魏略》说：“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诸葛亮的发丧地是魏延案件的初始发生地，是在打死魏延之前发丧的。
《魏延传》咋说的：“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仪等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断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褒口），遣兵逆击仪等”。说明魏延事件的初始发生地在前线，且“密不发丧”。一到褒口，双方便打起来了，之前怎么发丧的？各发各的丧？杨仪在峻岭峭壁上“槎山通道”时发过丧了？还是魏延在杨仪到达褒口时说：咱俩替丞相发过丧再打吧？瞧这“哥俩”多亲，陈寿怎不记呢？
打死魏延之后发的丧？陈寿干嘛不记？《魏延传》里不便记，记在《诸葛亮传》里该当的。诸葛亮为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死后连个发丧地都没有？不发丧就偷偷埋了？谯周奔丧“以速行得达”，陈寿当然确切知道诸葛亮发丧地点。“密不发丧”照记，没忘，发丧大事不记，王平那个被人看作“没有史实的个人小缺点”都要记，这合乎正常人的思维逻辑吗？
不信《魏略》所记魏延事件的史学家们，有知道诸葛亮发丧地点和时间的吗？我从鱼豢的《魏略》那里知道诸葛亮发丧地点在褒口：“行至褒口，乃发丧”。时间是在打死魏延之前。相信《魏延传》表面文字真实性的人，你们看是在哪儿发丧的？什么时候发丧的？我以为，正因为诸葛亮的发丧地是魏延事件发生的最重要的地点条件、时间环节，所以陈寿知道而没法写。写在魏延被打死之前，与他所叙事件不合拍，没机会发丧；写在魏延被打死之后：做假。而不写，比作假更使人怀疑其动机何在？
为什么《魏延传》的记述有这许多矛盾，有人会问，说史就说史，你老拿作者“开涮”干吗？把我的文章看完就应当有悟：史书的史料裁剪、写作技巧和真实性，与作者本人对历史的认知、历史环境条件对史家的作用有极大关系。文字技巧（取舍、裁剪、编排、词句用法等）是为写作人的目的而“生产”的，不是信手拈来或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四）“乃尔”、“乃尔”
第四个矛盾处：《魏延传》说：“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对这段记述，一般人照本宣科，更有人拿它当作“魏延造反不得人心”的宝贵证据。吕思勉先生却有大疑问：“……然魏延是个名将，果使有了准备，派兵去攻杨仪，也断没有给王平一骂兵就被骂散了的情理”。“……至于魏延的军队给王平一骂就骂散了，不曾有剧烈的战斗，乃因内讧并非美事，所以又有些讳饰。”《吕思勉讲三国》
我的剖解首先是：王平斗大的字不识一箩，这种文人书面语言已经不是王平的原话了，而直接指认魏延等人谋反投敌，才应是王平等人当时的直呼。就像《魏略》所说：“乃张言（魏）延欲举众北附（投敌）”。否则，说这种意思模糊不清的玩意儿令人莫名其妙。那为什么要修饰原意，搞这么个不伦不类的说法？这跟后来朝廷判定魏延案件为“内讧”有关：“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注意，这不是陈寿的判断喔）。既是判内讧，如朝廷还照原样记下王平等人指认魏延谋反，那不是要王平等人反坐诬告罪么？连“咸保仪疑延”的蒋琬、董允也脱不了干系。内讧要有内讧的语言逻辑相匹配。
修改后的王平语与陈寿对当时情景描述矛盾重重：“公亡”，公是谁？诸葛亮？不是“秘不发丧”么？如果双方打斗之前不发丧，谁知道丞相死了？是你王平等人害死的？如不知丞相去世，魏延手下是怎敢与诸葛亮大军对敌的？不早跑光了？还要等你来喊一嗓子？
如是魏延告知手下诸葛亮去世而烧栈道阻拦大军回撤，大军因被阻而被魏军消灭，诸葛亮连尸体都不能回，谁不知这是害国死罪？不早跑光了？众人见杨仪等“槎（劈）山通道”而来（就算能槎通山道追来），知是死罪还跟着魏延来打，说明都是些亡命之徒，能被你王平这一嗓子“乃尔”、“乃尔”地喊崩喽？就是你喊魏延叛变投敌也没人理你，因为早有心理准备。或魏延指责是杨仪等人害死了诸葛亮，那就更没人逃跑了。王平这话即使修改也暗含了反证：诸葛亮发丧被人所知是在魏延死之前，不在之后。
看看陈寿记述的这些矛盾，难道这就是他老师谯周告诉他的魏延事件真相？或写的并非真相，而是抄录朝廷根据杨仪等人的诉说而作的官方资料？若如此，为什么不搞“写真集”？
（五）“令人追悔不可复及”
第五个漏洞在《三国志·杨仪传》：
杨仪“五年，随亮汉中。八年，迁长史，加绥军将军。亮数出军，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於仪。亮深惜仪之才幹，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十二年，随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敌场。仪既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呼都尉赵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悦。而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
初，仪为先主尚书，琬为尚书郎，后虽俱为丞相参军长史，仪每从行，当其劳剧，自惟年宦先琬，才能逾之，於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於五内。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惟后军师费祎往慰省之。仪对祎恨望，前后云云，又语祎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魏国），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祎密表其言。十三年，废仪为民，徒汉嘉郡，仪至徙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仪，其妻子还蜀”《三国志·杨仪传》。
看到这里，几乎所有历史学家和三国史爱好者们，都把杨仪的“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当成无根据的牢骚怪话而不是真有其事。
牢骚话并非总是毫无根据，这句话若非假设，而是杨仪吐露真言，杨仪为什么在前线要去投敌？由于这句话在《杨仪传》而不在《魏延传》，且《魏延传》里没有杨仪要带军队投敌的迹象描写，极少有人把它与魏延案件联系起来看。我把《三国志》各处有关史料线索“链接”起来，找出文理与事理相融合的逻辑联系，说明杨仪向费祎诉说此意并非虚构，而是有着真实的理由。由此也从杨仪本人的嘴里，侧面暴露了魏延事件真相之一角。
先从文理上来看，“仪既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每从行，当其劳剧，自惟年宦先琬，才能逾之”，而却被“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杨仪所思与所得差距太大，要说发点牢骚，纯属正常。也是这几段记载给人留下的一般印象：杨仪在发牢骚。发牢骚的话，可以为真，也可以为不真。当然不能认为肯定不是真话，此为逻辑不允许，也为常理所不容：牢骚话大多是真实思想流露而非假设。
因为从陈寿文中看不出杨仪在何处有投敌的行为迹象，更看不出有一部或大部分兵将有被杨仪鼓动（“举军”）投敌之可能，所以史学家和三国史爱好者们，基本上把杨仪的牢骚话认作是没有根据的假设，不再深究。当然，这种理解，不是因为有证据证明其话是假设；而是因为“无证据”证明说的是真事，且仅当做杨仪的假设语。
然而细究陈寿的史料釆录、编排、用词，在这几段记载中，则会发现经陈寿铺垫、暗指，使杨仪这段牢骚话接近为真心表达：
1、“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於五内”。
是说杨仪怨恨之意表现在脸上和言谈中；激愤慨叹之声发自内心。
2、“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
经常说些不节制、严重违法之语，害得左右邻人不敢和他罗嗦，自然是怕人告发与其谋划什么不利于政府、诬蔑其他官员之事。
3、“惟后军师费祎往慰省之。仪对祎恨望，前后云云”。
忽然来了个老朋友费祎探望慰问，本来就不平而无处伸诉，这一下找到倒苦水的对象了。于是杨仪带着怨望的神色，把立功、苦劳等事情和该当如何，前前后后诉说一通。
4、“又语祎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不管真假牢骚，杨仪怎敢在费祎面前说这种话？因为：（1）、费祎可说是杨仪的老朋友，曾为杨仪、魏延闹矛盾解围：费祎“……建兴八年，转为中护后又为司马。值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祎常入其坐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三国志·费祎传》。
（2）、费袆被杨仪看成是除杀魏延的合作者。不是说费袆在前线被杨仪派到魏延处去探听又逃回了吗？如果这事是杨仪造的假，你事后不向朝廷否认，也证明费袆和杨仪是站在同一立场。
（3）、费祎是比杨仪职位低的文官，又无军权。这样几层意思综合，杨仪便可能在费袆面前失去政治警惕，说真话发牢骚的可能性极大。
5、“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投魏国）”。诸葛亮在前线死时不是“密不发丧”么？就算你杨仪想投敌谋官，大军不知道丞相死，怎会随你杨仪去投敌？“举”（提起，带领）：其中至少有部分兵将也应有投敌意向，杨仪才可能带动他们，能带动他们才有“举军”之说，否则不会说“举军”投敌，你自己溜掉投敌好了。牢骚自然也是有逻辑有根据的思维，不是无来由的“疯话”。要么杨仪真疯了?那也得有记载。
6、还“令人追悔不可复及”？
如是假设，杨仪还有后悔的必要性么？这不符合假设的语言逻辑和人的正常思维逻辑。有实施领军投敌的可能性、可行性，才会产生后悔的逻辑性思路。后悔的不是真事，还有后悔假设的？假设的事、没有的事还能“令人追悔”且“不可复及”？不“复及（回复以往）”真事，“复及”假设？要么杨仪真疯了？那得有记载！史实可以推论，证据不可或缺，否则史实便能被各人分解成多种“实际存在”。就像有人说的：“历史就像任人打扮的小女孩”。这是不可能的,史实只有一种存在，是单一性、一过性的存在。
那么杨仪为什么早就要投敌？后来为什么又不去了？以至现在“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是在何处、在什么境遇下产生了投敌的想法？还有大部分或至少一部兵将有被杨仪说服投敌的可能性在哪里？陈寿有记载吗？使得杨仪的牢骚话得到证实？以下我们来瞧瞧：
前面说过，杨仪在前线没有“举军以就魏氏”的可能性，因为“密不发丧”，众兵将不知诸葛亮已死，不会跟你走。陈寿写他叫费祎去打探魏延口气,结果魏延不肯投敌还要杀敌,这让杨仪大失所望，魏延也不肯投敌？有人反对：瞎说八道,杨仪等人是要按诸葛亮遗命撤回汉中!对,此时全军没有投敌可能,杨仪也无投敌的迹象，他产生“吾若举军以投魏氏”想法的时间地点不在此处。
这之后有个插曲：司马懿追来了，正好投降魏国么：“汉晋春秋曰：杨仪等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於是仪结阵而去”《三国志·诸葛亮传》。呵，杨仪不但没有“举军以就魏氏”，还要“揍”司马懿！
接下来据说魏延发怒,烧毁栈道,拦住大军回路。此时不投敌更待何时？杨仪大呼：路断啦，回不去，反了吧？投魏国去啊……看来也不像。陈寿没写此时杨仪等人有投敌迹象，而是写的“延、仪各相表叛逆，……仪等搓山通道,昼夜兼行”，向汉中挺进。大军根本就不想投敌，杨仪白喊了一嗓子？不，莫须有的事，不能诬陷好人，更不能诬蔑大众喔。
紧接着杨仪等人在南谷口（褒口）和魏延“打架”啦，王平一声“狮子吼”功夫：“汝辈何敢乃尔”！魏延军顿时个个如雷轰顶，倒地散尽。魏延全家被杨仪叫人“砍瓜切菜”……大家几年没打胜仗了，今天终于尝到打胜仗的滋味，此时杨仪功劳最大。当然，此时杨仪和大军是杀了据说想投敌的人，更不可能去投敌了。
再后来杨仪率领大军回成都,各人升官的升官,当将军的当将军,就剩下功劳最大的杨仪“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你说他来火不来火？火冒三丈！
咦？怪了，杨仪从前线一路回成都，路上并无能够“举军以就魏氏”的可能，他怎么会向费祎说这个话呢，还后悔不能复及？自己诬告自己？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骂魏延骂到自己头上来了？如是失去理智，“精神病证明”陈寿开了吗？
坏了，冤案出来了！这费祎一贯“捣鬼”：在前线和魏延密谈，回来告诉杨仪魏延不服，引发内讧。这次又和杨仪密谈，回朝廷诬告杨仪，说他早就想投敌，一人弄出两个冤案来了。就算前一个是真事，这次大家看出来是假的喽？
                                                                                                   
真是费祎在捣鬼？难道我这个“包公”断案有误？还是陈寿没看出来？或者真像罗贯中想象的那样：诸葛亮把“锦囊妙计”留给费祎叫他除掉二人？要么是朝廷蒋琬等人叫费祎去找个什么罪名除掉“老干部”杨仪,省得你“依老卖老”，整天啰里八嗦的说话难听？最后一个可能性：杨仪和至少一部分将士在从前线回成都途中某个地方,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怕朝廷惩办而要投敌保命!……谋杀魏延？这么说，杨仪的牢骚真有其事？
正是谋杀魏延！历史研究既讲事理逻辑性，更讲史料证据，光有逻辑性如无佐证，就是专家所说也无人会服。请看陈寿的《三国志》写出佐证之一，证明《魏略》揭露了魏延被杨仪谋杀的真相：
《魏略》曰：“……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魏延传》曰：“……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初，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
杨仪等人杀了魏延以后，听朝廷信使发来羽檄（常理），说蒋琬带兵要来调查案件！那些跟随杨仪谋杀了蜀国一号军事重臣，且“夷延三族”的兵将们，清醒过来时，知道朝廷调查清楚后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处罚。杨仪老谋深算，他知道怎样利用大都不知情的众兵将的恐慌心理，威胁、说服大军投敌（司马懿此时快追到赤岸，离褒口不远），再返身灭掉蜀国，众人仍可回家团聚，自己也有大官做。因此他说“吾若举军以就魏氏”，有根有据。陈寿给出的佐证即与《魏略》的记载合拍，又证明了杨仪牢骚话的真实性。
杨仪等人为什么又没有投敌而回成都？《魏延传》又有解释：“蒋琬……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旋。”蒋琬才出成都几十里，听到杨仪所发信使告知了魏延的死讯就没到褒口来，而是回成都了。这给杨仪造成了良好感觉：魏延一死就不调查了，这说明朝廷相信了自己编撰的指控魏延叛国投敌的檄文奏章！陈寿也正是这么记载的：“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允咸保仪疑延”。魏延一死，蒋琬就不来了，哦，蒋琬是来帮助自己的！杨仪以为这可是天上掉馅饼了：即除去了政敌，又不受惩罚，回去还能立功受赏当大官， “杨仪以当官显（陈寿评杨仪）”、“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于是从容处理漏洞，订好攻守同盟，率大军回到成都。陈寿又举了证。
回来后杨仪为什么又“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杨仪传》解释为：“仪即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呼都尉赵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悦。而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杨仪回成都只落了个领“退休工资”回家抱孙子，期盼与所得落差太大：“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加上“仪性狷狭”，则有了牢骚太盛而不防“肠断”之言，以发牢骚方式说出真话来。
前因后果，事理、文理，顺理成章。杨仪那一段牢骚话的真实性，被陈寿的记载挑明了，《魏略》的记载同时也被杨仪的牢骚证实了！
这里有两点疑问解释一下：1、费祎既参与了杨仪谋杀魏延的案件，怎敢告发杨仪？这不是牵连自个儿了吗？这里体现出政治案件的复杂性。费祎过去是杨仪和魏延交恶的和事佬：“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祎常入其坐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三国志·费祎传》，由此可见费祎与魏延并无龃龉。
费祎在诸葛亮中军府，官职低于杨仪，无军权，在魏延案件中无论军、政，皆非主谋和掌权人物。不过是在褒口事发时，被杨仪胁迫同行而已（许多双方兵将可以说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至于在前线被杨仪指派探问魏延意旨的记述，应是杨仪等人事后的编造或诬告魏延的檄文内容，朝廷采纳为官方资料,而被陈寿记载下来罢了。既然此案并非费祎自己真心参与同谋，手无血债，那还要为杨仪的话遮掩什么？不提防被人告发密谋叛国，或被杨仪再次拉下水做垫背的？这和当年马超告发彭羕的心理恐惧类似。
2、陈寿如此记载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那些矛盾、漏洞、反证，也都是“偶然”的安排？还是在暗示什么？读者应当逐渐体味出来，和我一样有所醒悟：陈寿在取舍、裁剪这些史料时，有着可疑的非常心态！否则巧合就太多了不是？
（六）“性狭侵疑，为人自轻”
第六个矛盾线索体现在王平身上，是魏延案件真相的主线之一。前面说过，王平一向被时人（“平在北境，咸著名迹”《王平传》）和后人看好。陈寿在没有史实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怎么会给王平这样一个评价：“性狭侵疑，为人自轻，以此为损”？有何难言之隐？
我们来看一下王平的大事记：
1、街亭之战：“建兴六年,属参军马谡先锋。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平连规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众尽星散，唯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魏将张颌疑其伏兵，不往逼也。于是平徐徐收合诸营遗迸。率将士而还”《王平传》。
我对此战“魏将张颌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有大问号。张颌绝不会参与蜀国战后的军事总结，应是蜀人自我推测，更可能是王平向诸葛亮的转述。王平当时有千余人。张颌有五万人马，他的侦侯（侦察兵）至少有百人以上，张颌在街亭并非一天两天，早应把王平蹲点周围方圆几十里侦察数遍（军事常识），哪来的张颌怕伏兵之说？有闷着头打仗而又怕人家埋伏不肯侦察的吗？这就是名将张颌的军事水平？推理还靠点谱撒？此战的疑点不少，由于不是本文主题，搁一边不谈。
2、祁山之战：“亮围祁山，平别守南围……张颌攻平，平坚守不动，颌不能克”《王平传》。此处无问题，是立功。
3、汉中保卫战：王平否决了放魏军曹爽入境的提议，坚持固守“兴势围”、拒敌待援之策，后“涪诸军及大将军费玮自成都相继而至，魏军退还，如平本策”《王平传》。又立功。
4、杨仪与魏延之战：“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魏延传》。此论有假，魏延军不可能被王平一骂而败，前面已分析过。
“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魏略》。“十二年，亮卒於武功，军退还，魏延作乱，一战而败（不是一骂而败），平之功也。迁后典军、安汉将军，副车骑将军吴壹住汉中，又领汉中太守”《王平传》。
从这两段史料中读者当看出：王平是杨仪发动兵变攻击魏延的主要军事责任人，陈寿把打垮魏延军的首要“军功”“授予了”王平！当然，这是朝廷当时的所定案，且是按魏延谋反而论的，不然怎会给一个没事找事、参与“内讧”的人，文官武官的连升数级？从朝廷在魏延案件发生当时的“不作为”来看，此判顺理成章：“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允咸保仪疑延”；“初，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旋”。朝廷如此作为，当时不把魏延判成谋反才是怪事一桩！
王平怎会拿到“平叛魏延作乱”的首功？街亭之战后，“平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王平传》。原来，诸葛亮给王平所“统五部”（约五千人），是蜀军之中最厉害的“无当飞军（网上有介绍，读者自搜）”。蜀军中有两支步军最能打仗，前期是刘备的禁卫军“白耳兵”，后期就是“无当飞军”了。
王平生长戎旅，是蜀军中作战经验丰富的将军之一，能守能攻（好像进攻仗的本事主要是打魏延）。人很聪明，虽“其所识不过十字，而口授作书，皆有意理。使人读史、汉诸纪传，听之，备知其大义，往往论说不失其指”《王平传》。还“兼当营事”，管诸葛亮的军营安排，与在前线管诸葛亮府事的杨仪一起长期共事，自然关系很近。并且“性狭侵疑”,二人性格又很相似。这样的人，对于“稀更军事”、“性狷狭”的杨仪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易于一拍即合，“同仇敌忾”。且为难得的军事主谋与强大的主力军。杨仪、王平、马岱等人，依仗各人掌权的诸葛亮中军、“无当飞军”、骑兵营等，在天时、地利、人和都极有利于打败魏延军的诸葛亮发丧地：褒口，一举制造了“魏延谋反被诛”案！
（七）谋杀诸葛亮的军事接班人魏延
以下尽我所能，对魏延被谋杀一案的基本史实，参考《魏略》、《三国志》、《晋书》等记载，进行详细剖解：
《魏略》曰：“诸葛亮病，谓延等云：……”。说明诸葛亮交权时魏延在场。而《魏延传》所说的魏延不在场，只是杨仪的檄文所编造和事后杨仪等人在朝廷的单方指认。由于诸葛亮是“秘不发丧”，“密持丧去”，所以只有极少数高级官员知道此事。魏延死后，杨仪等人的说法朝廷自然难以辨认。
有人认为魏延是先锋，在前线走不开。当时魏蜀双方几个月都未开战，诸葛亮送女人衣服给司马懿都不打，几个月来诸葛亮病了不止几天，哪一天都走不开？守寨又不是进攻，将军多呢，其他将军没人进攻时都守不住营寨？还是魏延每天要到司马懿那里露个脸？又有人认为诸葛亮是有意避开魏延，这在我讲第七个矛盾问题时说明。
“（诸葛亮说）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由于诸葛亮知道自己有与优势敌军决战的能力，（“死诸葛走生仲达。” 司马慾就怕诸葛亮的决战才能）而别人并不具备如此能力。自己一死，敌军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因此嘱咐魏延和将领们回去，今后作战要谨慎从事。关于这一句，有人疑问很大：以夺取魏国天下为己任的孔明，怎么会叫后人别来呢？这也在我讲第七个矛盾问题时说明，不在此影响对事件主线的叙述。
这之后，诸葛亮“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魏延被诸葛亮授予全军指挥权，这个交接仪式是正常合理的，因为诸葛亮早就为魏延做好了接自己军事大权的准备，无须再有什么其它大动作：“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剌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
“征西大将军”，军中官职一人（诸葛亮）之下万人之上；“假节”（朝廷授予），在军中有斩首二千石薪俸以下不听令将、官的权力；“进封南郑侯”（县侯），爵位比诸葛亮的“武乡侯”还高一级。
“延遂匿之”。魏延当然不会带全军去打一场无天时战机、无地形优势（前线己被敌军从陈仓、北原、渭南几面围死）、无兵力优势的鲁莽之仗。即使要打，也得先回，等优势敌军退走再找机会打。诸葛亮要找司马懿打决战，那是因为他有特殊的决战战术才能，别人不能比，魏延比谁都清楚。这也在我讲第七个矛盾问题时说明。
由于诸葛亮一死，蜀军与魏军的决战能力大为下降，为避免撤退时受到魏军的攻击受损，魏延遵照诸葛亮遗命，“密持丧去”，统领全军悄悄撤退。大敌当前，尤忌临阵换将，人心惶惶，自乱阵脚，为敌军所乘。因此，诸葛亮去世和魏延接任军权，除少数将领外，并不为全军所知。此时包括杨仪在内的将领官员，统军职责未变也不能变！因为要在敌军追来时，保持原有的部队战斗序列，以迷惑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以为诸葛亮还在而不敢打。除魏延而外其他将官职责不变，和诸葛亮叫魏延“密持丧去”，是早有预谋的统一军事部署。
后司马懿果然追来了：“汉晋春秋曰：杨仪等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於是仪结阵而去”《诸葛亮传》。依据“姜维令仪反旗鸣鼓”，有人认为《魏延传》的记载是对的，魏延在前线造反已经跑掉了。所以现在由姜维下令叫杨仪回军。而《晋书·帝记一》记载：“会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长史杨仪反旗鸣鼓，若将拒帝者。帝以穷寇不之逼，于是杨仪结阵而去”。据此同样有人以为魏延在前线造反已经跑掉了，证明杨仪是“头头”。
我认为这只是史书作者取材详略问题，真实性都不错，但不能证明魏延是否在场。由于杨仪是诸葛亮长史（秘书长），平时军令由诸葛亮所发，而“军戎节度，取办於仪”。由诸葛亮身边人杨仪挥旗鸣鼓，是为了表示一切情况如前，诸葛亮好像还在，瞒过了司马懿，司马懿大军“乃退，不敢逼”。写杨仪的出场是代表诸葛亮的身份，不表示魏延在场与否。谁是诸葛亮死后的“头头”，在此根本不能表现。
而由“姜维令仪反旗鸣鼓”，符合军事逻辑。杨仪“稀更（经历少）军事”，姜维是诸葛亮中军将领，军事水平比杨仪高得多。什么时候该当“反旗鸣鼓”，姜维把握时机自然要比杨仪准确的多。这也不能证明姜维是“头头”。为迷惑司马懿，魏延此时应在他的先锋军战斗序列中，不可能跑到中军去指挥杨仪，向司马懿表现“我现在是头头，他们都归我指挥”，那不出大事了？
“行至褒口，乃发丧”。杨仪素来与魏延关系不和，又“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性狷狭”的杨仪“老怕”和“新惧”加在一起，自然就有（早有？）谋杀魏延的设想。但由于大敌当前，环境所迫，又：在行军途中，谋者未聚、谋略未定，时机未到，不便发作。在全军通过褒斜栈道，回到褒口（南谷口）之后，敌情基本解除。当然，魏延在带领全军回到褒口之前不可能烧栈道拦自己的路。至于从古至今炒得沸沸扬扬的魏延烧栈道一说，有这两种存在的可能性：
1、在魏延率全军通过后，为防止魏军追来，魏延下令烧几段栈道，以阻挡敌军进入（跟赵云退军时烧同一条路的栈道，目的一样）。被杨仪后来“借坡下驴”、混淆视听，说魏延在大军回来之前先走，烧栈道拦自己的路。
2、杨仪在杀死魏延后，找人烧几段栈道，糊弄朝廷说魏延在前线烧栈道谋反。两种情况朝廷因不能及时上前线调查：“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旋”，皆一时无法搞清真相。
诸葛亮是死在八月天气尚热之时，回程多日，遗体渐腐，不能再等，需要立即就地发丧，而诸葛亮希望把遗体埋在离褒口不远的定军山，所以魏延命全军“行至褒口，乃发丧”。杨仪的阴谋此时再不发作，等大军回到汉中、成都，魏延整军调职、朝廷重新任命，大局一定就少有除掉魏延的机会了。而诸葛亮遗体定在褒口发丧，突然给杨仪等人抓住一个谋杀魏延的绝好机会：
首先，阴谋者因诸葛亮发丧聚集在一起，阴谋策略、军事部署易于讨论定夺。从《魏延传》来看，主要有杨仪、王平、马岱三人为主谋。杨仪担任诸葛亮府长史，为军中最高文职官员。时常诸葛亮发令，由他代诸葛亮部署调动军队：“军戎节度，取办于仪”。 诸葛亮死后，为欺骗司马懿而由他和姜维等直接统领诸葛亮中军。王平统领蜀国最强步军无当飞军：“统五部兼当营事”。 马岱是原来马超手下的骑兵将领，现在亦领骑兵营。杨仪等人拥有的总兵力要超出魏延先锋军很多，军力强大。显然，魏延不可能在为诸葛亮发丧前、自己的统帅身份还不为全军所知的时候调兵换将；也不可能在为诸葛亮发丧时整军调职。各心怀鬼胎者兵权目前尚牢固。兵变“天时”条件极有利。
其次，全军在诸葛亮发丧时必然聚集一处，各营相距不会远，地理条件极易实施军事突袭、快速接战，对方来不及应付。“天时不如地利”。
再有，诸葛亮去世、魏延接手全军大权，因防止人心大乱而“密持丧去”，所以不被全军所知。发丧时刚刚被全军所知叁两天，人心惶惶，魏延当然不可能在为诸葛亮发丧的极短时间内，建立有效的权力机制和个人威望，人心未得。“地利不如人和”。
这是杨仪等人向魏延发动兵变的唯一大好时机：“天时”、“地利”、“人和”俱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杨仪等人利用魏延为诸葛亮在褒口发丧而出现的短暂机会，抓住魏延的弱点：政治策略水平低、性格直率、政治警惕性不高。采取了政治、军事非常手段：
1、政治攻心，诬陷魏延叛国投敌，瓦解对手军心。因为全军兵将已有大半年在外行军打仗，都企盼回家团聚，发丧后人心不定。杨仪等人利用魏延刚刚掌权还未孚众望之际，蛊惑人心，突然宣布魏延要率众叛国投敌的“军事秘密”：“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并向朝廷发出早已谋划好的诬告魏延谋反的羽檄，以为“后事”做好预策。此时双方兵将同样毫无心理准备，一方受蒙蔽和裹胁而战：回家不成，愤愤不平,敌友难分；另一方莫名其妙、心理恐慌，精神上立刻受到打击。
此一计可称为“政治盖帽”，并不需要魏延谋反的实质性证据和长期效果，只要能在个把时辰内糊弄蒙蔽双方兵将，引起对方将信将疑，心情恐慌、手脚发软就达到了目的。果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连魏延都感到突然，哪有自己人打自己人之理？无心恋战，落荒而逃。此计应当是政治干才杨仪的功劳。
2、军事突袭。杨仪、王平、马岱等人，乘全军发丧时云集、双方营地相距很近、魏延军毫无军事戒备时，“遂率其众攻延”，突然杀到魏延军前。王平率“无当飞军”首当其冲，众人大喊“延欲举众北附”，说魏延要率全军投降魏国。魏延的兵将们即来不及问明情况，也来不及部署反击,刀便砍到头上来了。稍事抵抗后，魏延军大都逃走。情况不明自然心情恐慌、手脚发软，谁愿意因“叛变投敌”死在自己人手下？
此一计可称为“猛虎掏心”，瞬间抵近，猛击要害，对方无力还手。由于杨仪等人军力强大、谋略高明、文武攻势、双管急下，所以一发作便打散了魏延之军，魏延军队很快失去战斗力。此计当是军事干才王将军的功劳：“魏延作乱，一战而败（不是一骂而败），平之功也”。朝廷因此“迁（王平）后典军、安汉将军，副车骑将军吴壹住汉中，又领汉中太守”。
吕思勉先生和易中天先生对于《魏略》有疑问。“《魏略》这话也不是事实”，“若说诸葛亮的职务实系命魏延代理，则全军都在魏延统率之下，杨仪是文官，手下没有军队的，带什么人去攻魏延？”《吕思勉讲三国》。
“诸葛亮病逝时，魏延并不在他身边，在他身边的是杨仪，诸葛亮怎么可能命令魏延‘摄行己事’？魏延又怎么可能‘密持丧去’？再说了，魏延‘行至褒口’，已是往南走了很远，杨仪怎么可能还说他‘欲举众北附’？所以《魏略》的说法可以推翻”《易中天品三国》。我在以上的系统分析，可以回答他们和三国史爱好者的疑问，不再赘述。
魏延根本无有杀杨仪之心：“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未料到如此飞来横祸，只来得及匆忙发出羽檄，奏杨仪等人反叛：“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朝廷）”。之后军队被打散，再无反击手段。三十六计走为上，魏延与少数几个人骑马逃往汉中。由于王平是步军，马少，于是“仪遣马岱追斩之”，所以杨仪急派马岱带领骑兵营大队人马，追到汉中的虎头桥旁，杀死魏延，“致首于仪”。当马岱把魏延之首交给杨仪时，杨仪多年的怨恨难解难消：“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怕其后人申冤报复，紧接又派人到汉中，杀死魏延全家：“遂夷延三族”，斩草除根。
蜀国一代名将、诸葛亮的军事接班人魏延，就此被谋杀而绝后。
以上即为本人依据史料和各种事理，特别是军事逻辑，推断、链接魏延案件发生时的种种详细情景。到此可为整个魏延事件的第一阶段。结束了吗？不，还早着呢，“老鼠拖板锨，大头在后头”！读者接看下面（看累了的可休息一下）。

闻所欲闻

（八）诸葛亮与魏延关系好吗？

第七个矛盾也是《魏延传》最大的疑问，是至今令历史学家们大都搞不清的、魏延案件重大的实质性问题，也是魏延案件最难解的问题，就是：诸葛亮与魏延的关系。

魏延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不解决，对于那些对二人关系有所误解的史学家和三国史爱好者们来说，你即使把魏延被谋杀案解析得无懈可击，他也不会服：不，不,不是这样的，诸葛亮与魏延关系不佳，决不会把军事继承权交给魏延；《魏略》是“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好吧，我们就来瞧瞧，魏延与诸葛亮的关系有何“不佳”。

魏延与诸葛亮的直接上下级关系，应当从诸葛亮北伐前，进驻汉中时开始。“五年，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前军督导官），领丞相司马（掌兵事）、（遥领）凉州刺史”。

有人认为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没有让魏延而是马谡做先锋招致失败，导致二人开始有矛盾，因无任何史料记载魏延的看法，不谈。且诸葛亮回来既认错自贬，后魏延立功又大加赏赐提升，当不至于因此而有隙。

二人的主要矛盾在这里：“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据此，有许多史学家认为这是诸葛亮不敢死后把军权交给魏延的主要依据，怕魏延莽撞行事。还有人认为，诸葛亮和魏延的关系极差，不仅在死后把军权交给了杨仪，而且要除掉魏延，以免他莽撞出击导致蜀军的毁灭。更有甚者以为，诸葛亮要魏延和杨仪火并，以为蒋琬姜维当权扫除障碍。

所以几乎所有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们，都相信了《魏延传》：“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把魏延撇开这一说法。我所见到的史学家评论，只有吕思勉先生不信这一说：“这一段事情，一看而知其不是实在”，“诸葛亮在病危时，预定退军计划，这一个命令，总是要传给全军的，岂有和杨仪、费祎、姜维私相计议，置先锋军于不顾之理？这岂像诸葛亮做的事情？”《吕思勉讲三国》。自然，燕京晓林先生也是不信这一说的（请搜看《寻找魏延事件的真相》）。

这里先说说两个古人对诸葛亮是否允许魏延单独统军的看法错误。1、是裴松之先生。他在驳“郭冲五事”时说：“亮尚不以延为万人别统，岂得如冲言，顿使（魏延）将重兵在前，而以轻弱自守乎？”《诸葛亮传》。

看这一段：“八年，（诸葛亮）使（魏）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谿，延大破淮等”《魏延传》。裴老先生大概看走眼了，明明诸葛亮非常放心魏延有能力单独统军作战，指使魏延带兵勇闯敌后，怎地：“亮尚不以延为万人别统”？诸葛亮不许的是魏延提出的“与亮异道会于潼关”战略战术计划，而不是魏延别统军队。诸葛亮既不肯与魏延“异道会于潼关”，还能让魏延单独去潼关？没有诸葛亮主力军为后盾，魏延岂肯去白白送死？

2、是《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先生：“（魏）延自以武干（军事才干），常求将（带兵）数万别行，依韩信故事。亮不许”《华阳国志》。这个常璩先生更是错从口出。魏延是以诸葛亮的“武干”为主要依据，“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是异道同行，而不是“求将别行”。决战决胜之仗主要是靠诸葛亮来打,而不是“自以武干”，自以为有本事，要求带数万兵“别行”脱离诸葛亮。就像唱一出大戏，魏延不过是自比鸣锣开道的配角，大戏主角还是要诸葛亮来唱。

魏延要求带兵“数万别行”是哪来的资料？陈寿的资料是“请兵万人”，常璩先生“添油加醋”加了几倍？给人的印象好像魏延是个自大狂的家伙。常璩先生对魏延似有成见，放着《魏延传》准确的记载不肯“抄袭”，非要“添油加醋”另搞一说。致使后来的史学家看了这段史料，更增添了“诸葛亮不敢死后把军权交给魏延”之说的依据。

就此由头，我以史料融合自己的军事认知能力，把魏延与诸葛亮在北伐战略上的分歧推演对于认知诸葛亮和魏延关系的有效部分，以突现出诸葛亮与魏延的关系主要实质：复国事业的互助者；军事才能的互补者。

魏延与诸葛亮在北伐战略上一直是有分歧。诸葛亮的战略是“平铺直叙”、顺水推舟，由“头”（凉州）、“颈”（关中）、“身”（中原）这么顺着“吃”下去。这个战略因不在主题范围，不会大大影响本文剖析，不去详解它。                                                                                                                                                                                                
而“凉州刺史”魏延的战略却不是先打凉州，而是“打蛇打七寸”，先把“颈部”（关中）掐断，使“头”（凉州）与“身”（中原）分离，顺便就把“头”（凉州）、“颈”（关中）给“吞”掉。

一看便知，魏延的“打蛇战略”速度快、“成本低”、效益高。利益大则风险大，立刻就面临双方的主力决战决胜。而且魏延的战略需要有个战略依托，就是拿下对方关中地区的要害，“颈部”地区的“颈部”重镇：长安城。使对方无法越过去保护凉州和关中各城。而自己又有了一个保护新占土地、御敌于新国门之外、战守皆宜的战略堡垒依托。因此，魏延战略就有两个关键任务：1、拿下长安城；2、与敌主力决战。

既有了战略，魏延又有什么实施战略的有效战术、策略呢？这就是：“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先由魏延率领万余人的先锋部队，选择秘密小道“子午谷”，封锁消息，“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出了“子午谷”则勇猛穿插直达潼关，拿下几无防守的潼关（应早有侦查）后，阻击中原魏军的主力，使其无法及时增援关中地区。

魏延为何“辄欲请兵”？每次北伐都要如此，给人印象好似鲁莽？这与剖解魏延把握蜀、魏双方的战略方针、魏蜀吴三国的战略态势有密切关系。因不特别影响魏延案件的剖解，我当作另写长文的材料，无法在此详解。

潼关是“颈部”（关中）与“身体”（中原）的“气管”通道。“气管”一断，“头”、“颈”就没气了：中原魏军的主力无法及时增援长安的少量守军。随后而来的诸葛亮（约）八万大军就能及时地拿下长安城，同时派兵增援潼关：“与亮异道会于潼关”。此战又可获的新战果：占领中原与关中之间的防线焦点：潼关，直接威胁魏国的腹地。

只要魏延先头部队的阻击使诸葛亮八万大军能及时地拿下长安城，魏延即使得不到及时增援而退守长安与诸葛亮会合，此战也就完成了战略使命：夺取战略堡垒长安城。那么魏军的主力必然要到达长安城下，诸葛亮率领主力是否有与魏军的主力“一决死战”的能力，完成“打蛇战略”的另一关键任务：与敌主力决战决胜？

我们先来看魏延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推出的，在同等战略下的另一个即时战术策略变化：由子午谷道偷袭长安计划（见图）。我把它形象称为“赶猫行动”。因为此行动针对的焦点人物是魏国的守长安将军夏侯楙（夏侯惇子），此人既有猫的性情：散漫、、胆小、惊觉。其妻为曹操女清河公主。因“（魏）文帝少与楙亲，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持节”《三国志·夏侯惇传》。于是夏侯楙前往长安为守将，“都督关中”。“楙性无武略（武将才干），而好治生（积财产）”。钱多思淫欲，“楙在西时，多畜伎妾，公主由此与楙不和”《夏侯惇传》。

由此种种情况，魏延针对难得的大好机遇，出笼如下计划：“魏略曰：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於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此一计则是今日使人争论不休的“子午谷偷袭长安计划”。

此一计常使人混淆战略与战术的区别。上一计是因“明帝西征，人有白（告发劣迹）楙者，遂召还为尚书”，敌军另派较强将领守长安，魏延则改变战术，自己打潼关而由诸葛亮帅主力打下长安；“赶猫行动”是由魏延先打下长安而由诸葛亮率军与敌决战。两者是魏延为了同一战略“打蛇战略”，根据敌情条件具体变化而作的战术变化策略。由于并非主题，吾不详解此计。只单挑一个关键任务：诸葛亮必率主力与敌主力决战，来分析魏延与诸葛亮的关系。

若诸葛亮率主力不能与魏军主力决战，“打蛇战略”还能实施么？当然不能。敌军源源不断开来，把长安城和城外营寨团团围住，切断蜀国的后勤联系供应，又派兵巩固关中、凉州各城，蜀国数万大军就等着困死饿死吧。

若诸葛亮能与敌军决战而势均力敌，结果是与敌两败俱伤，“打蛇战略”还能实施么？还是不能。魏国实力比蜀国大得多，同等损失下，蜀国的兵源、后勤都跟不上，自然是蜀军先垮。

只有诸葛亮率军击败击垮魏军主力部队，而自己又损失很小,“成本低效益高”；魏军的攻击效果差，损失大，攻击的损失造成兵力、战斗力大大小于蜀军，或虽还有力量，但已丧失斗志，无法持续攻击而形成僵持，则蜀国就能巩固占领的大片土地，大大增强实力。魏延的“打蛇战略”就具有可行性了。

这么说，魏延战略计划的关键依据，最后都集中到诸葛亮身上：与敌主力决战而决胜。因此，魏延这一出“打蛇战略”的大戏主角必然是诸葛亮。魏延的军事水平、眼光，不论其他，最后都集中体现到对诸葛亮的作战才能的认知、认可上：魏延非常膺服诸葛亮帅大兵团作战的才能，认为诸葛亮也只有诸葛亮，有能力率军决战决胜魏军主力而完成他提出的战略计划！

魏延对诸葛亮帅大兵团决战的才能认识正确吗？是否看走眼了？史料记载很多很明确。连司马懿都称诸葛亮为这方面的“天下奇才”，一遇诸葛亮不是退军就是安寨固守，不愿交战。直到诸葛亮死，魏军也没人敢于和他决战，“死诸葛吓走生仲达”。诸葛亮自己也曾说：“运筹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刘巴）远矣！若提枹鼓，会军门，使百姓喜勇，当与人议之耳”《三国志·刘巴传》。诸葛亮自比乐毅的堂堂正正大兵团会战战法，他的练兵法、战阵法、指挥法和许多发明都是围绕大兵团决战而作的。古人评中国十大军事家总少不了诸葛亮，那也不是恭维诸葛亮其它方面，就是看中了诸葛亮帅大兵团决战的特长。详细的我也不论证了，因史料清楚，古人和史学家一般都认可。只要说明魏延不是“自以武干”，瞧不起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反而是充分认识、充分依靠诸葛亮打仗就行了。

由此认知魏延与诸葛亮的关系，就不是像有人所说的（特别是罗贯中小说塑造的）那样，魏延不服诸葛亮，想带兵“数万别行”；诸葛亮一死，他接到军权就会瞎打蛮干；因此诸葛亮就不会死后把军权交给他；又因此就会把军权交给杨仪等人；再因此，《魏延传》的记载：“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就是正确的；而“魏略曰：诸葛亮病，……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就是错误的！

若诸葛亮是这么认为，他会“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谿，延大破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这是什么意思，试探一下，刁买人心？那为什么临死时不把魏延在军中的最高官职和“假节”拿掉，就不怕魏延依此作乱？可别大意，魏延有朝廷授予的“假节”，可斩军中除诸葛亮以外的任何不听令的将、官！诸葛亮忘了？头脑“忧郁”了？把魏延喊来，卸掉其职务、收回“假节”、用八抬大轿把他抬回成都不就完了？或最少要写一张统领全军的手令给杨仪吧？就让杨仪这么“疑似掌权”，人家都服吗？真如个别史学家所说，诸葛亮要魏延、杨仪火并？如果不能使常识、逻辑和证据融洽，所有史料记载都可以随便解释。

魏延与诸葛亮的关系，远非如许多人所想的那样不佳，史料的解读也非字面这么简单。而是要“由史料深入史实；再由史实深入把握历史人物的种种‘维度（出身、经历、知识、经验、才干、性格、人生观世界观、现实目标、所处环境、客观条件制约……等等）’；再由你所掌握的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反复地反思史料、史实环境与历史人物的文理、事理逻辑融洽性”。

就如我在找出《魏延传》许多本身矛盾，和《魏略》许多相抵触的矛盾记载时，也感到扑朔迷离，无从下手了，不找到要害，说什么人家也不会服啊。经过权衡，干脆抛开一切文理中的矛盾，只从历史人物魏延与诸葛亮的关系入手，破解关键问题：诸葛亮的权力交接真相。

历史是人所创造的行动记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物行动逻辑的实质。而要理清人物的关系，把握住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又是先在任务。只有尽量把握住人物的各种“维度”，才能看清他们的出手行为。仅仅找出种种史料进行文字比对，那样即便找出问题也无法深入下去。史料只能确定史实现象，而现象则是复杂、矛盾、对立的。经常有错误地认知现象背后的原因、根据、条件的情况。对人物的行为背后的真实意图茫然不解，或理解有错，大多是因不能掌握人物（本质）和人物所处环境（条件）和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造成的。

言归正传，那么诸葛亮权力交接的真相是什么？就在于诸葛亮与魏延的相互认知，既以二者之间关系为根据。杨仪是“稀更军事”的文官，诸葛亮死前、死后杨仪的表现，充分暴露了其“性狷狭”的性格和“以当官显”的人生观。所以诸葛亮对杨仪的最终处理是恰当的。

前面论证了魏延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认知和膺服，是否魏延就对诸葛亮一点意见都没有？有意见是否影响到诸葛亮对魏延军事才能的认可？诸葛亮对魏延的不满程度如何？是否不满到不肯把军权交给魏延？魏延是个不顾大局的小人吗？这一系列复杂的历史人物品性、关系需要认真对待。

人总是有优点有缺点的。魏延虽然目睹诸葛亮在训练军队、大兵团作战中的军事才干，对诸葛亮帅大兵团作战的“武干”非常认可，而且在自己的战略设想中作为主要依据，但对诸葛亮的将略（对敌我军事战略的认知与变化）并不认可。亦如陈寿所说诸葛亮：“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也如诸葛亮自己曾说：“运筹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若提枹鼓，会军门，使百姓喜勇，当与人议之耳”。因此“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常说诸葛亮的战略是胆小鬼战略，（当然不是说诸葛亮怕打仗，是说其战略上太谨慎，小心过分）而未尽用自己的战略战术和骁勇。

魏延的胆略在诸葛亮手下无人能及。他自告奋勇去深入敌阵打潼关、打长安，可说是为完成刘备倡导诸葛亮继承的复国使命,将生死置之度外，与诸葛亮同样具有强烈的共同事业追求。对“打蛇战略”可行性认识不清的人，把胆略、骁勇当成莽撞，反而以此作为认知魏延“莽撞”性格的证据，把它与“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这句杨仪等人伪造的曲解魏延军事才能的话联系起来看，作为诸葛亮不会把军权交给魏延的证据。这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魏延当然不会在即失去决战决胜的诸葛亮、又没有占领长安的情况下，带领全军和司马懿的优势兵力鲁莽地硬拼，那已经不是魏延了，而是军事疯子！

要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必须要联系他的各方面“维度”：经验、才能、性格、环境条件等等综合起来加以判断。《魏略》有一句诸葛亮的话：“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为避免撤退时受到魏军的攻击受损，魏延遵照诸葛亮遗命，“密持丧去”，统领全军悄悄撤退。是符合历史人物、环境的实际情况的。由于诸葛亮一死，蜀军与魏军的决战能力大为下降，作为具有帅大兵团与敌决战才能的诸葛亮，知道其他人与司马懿和魏军优势兵力决战凶多吉少；由于诸葛亮一死，敌军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作为具有机动灵活战略战术头脑的魏延，当然是先回去寻找、等待机会，而不会马上去打“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的呆仗！

这也可以拿司马懿追击蜀军的种种情景反证。司马懿被蜀军假装反击，以为诸葛亮未死而被吓跑后，“经日，乃行其营垒，观其遗事，获其图书、粮谷甚众。帝审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晋书》。司马懿只要认为诸葛亮已死，并不怕其他任何人，马上一直追到赤岸。以上种种分析，解答了有人对《魏略》中诸葛亮的话和魏延撤军行为的疑问。

（九）诸葛亮坐看魏延、杨仪“演戏”

回头再看，“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魏延老这么说可不给诸葛亮面子了，但诸葛亮却并未象有人说的那样处处压制魏延。说明诸葛亮并不在意魏延的性格缺陷方面,而是看好魏延与自己同样对于复国事业的强烈追求，和超出他人的军事才干。请看史料记载：

1、“（建兴）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谿，延大破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未见诸葛亮对魏延有何压制。

2、“建兴十年，（刘琰）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亮责让之……於是亮遣琰还成都”《刘琰传》。未见记载诸葛亮对魏延有何压制。

3、“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杨仪传》。真无所偏废吗？“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毎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祎常入其坐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费祎传》。既然是“百家争鸣”，你拿刀在人家头上晃什么？这可是要命的事，显然是魏延大错特错。但仍未见诸葛亮对魏延有何责让、压制一下，这是有所偏爱了。而杨仪终究被“偏废”了：“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

由此看来，因魏延并无“睚眦报怨”（陈寿评法正）的品性，没有枉杀一人的记录，所以诸葛亮并未因魏延和杨仪吵嘴动刀而对魏延有实质性的不满。相反，经考验“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谿，延大破淮等”后，认可魏延的军事才干（至于其政治交往能力不强，则有蒋琬分工弥补），申报朝廷给予魏延在军中除自己而外最高的权力“假节”、军中最高的官职“征西大将军”和当时蜀国授予文武官员最高的爵位“南郑侯”，这是挑选军事接班人的实质性作为。“冀时论必当以代亮”，虽是朝廷猜测魏延的想法，却也透露了当时舆论认为魏延是诸葛亮的接班人（由于秘而不宣，人们不知道政治接班人是蒋琬）。

在《三国志·董允传》里有一段裴注：“襄阳记曰……孙权尝大醉问（费）祎曰：‘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虽尝有鸣吠之益於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诸君愦愦，曾不知防虑於此，岂所谓贻厥孙谋乎？’祎愕然四顾视，不能即答。（董）恢目祎曰：‘可速言仪、延之不协起於私忿耳，而无黥、韩难御之心也。今方扫除强贼，混一区夏，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若舍此不任，防其后患，是犹备有风波而逆废舟楫，非长计也。’权大笑乐。诸葛亮闻之，以为知言。”这一段记载杨仪、魏延的争吵不和，说明在当时非常“有名”，都传到他国去了。诸葛亮为什么不早制止呢？还是没有制止的能力？

我以为，诸葛亮的“不问”，有着隐藏的不宜公开的原因，这和魏延、杨仪的未来命运有密切的关系。试予以剖析：

1、诸葛亮有必要、有能力制止二人的争吵。将相失和，大臣被人看成牧竖小人，国之名声受损，易为敌国离间致祸，诸葛亮没有这个政治远见？《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只写了一篇《甘戚论》，劝说二人无效，就再也没有下文了。连魏延动刀也不抑制一下？降职、调职、隔离、关禁闭、议事不许带刀、禁言等等，一般人都可以找出种种方法解决问题，以法治见长的诸葛亮的法治水平哪去了？要说这事符合诸葛亮的行为逻辑，应当是另有原因。

2、接班人的议事日程。自从第一次北伐时诸葛亮使用马谡为先锋，就有了寻找培养接班人的明显意图。马谡死后，杨仪的文才、魏延的武干都在他人之上。诸葛亮在后人中要挑选接班人，杨仪、魏延是正常的人选（此时有个文武皆能的李严，与诸葛亮的关系复杂，在此不谈）。

3、比较事情的重要性。可惜杨仪、魏延二人不能“珠联璧合”，那么去谁、留谁，或另选接班人就非常重要，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前途。而两人发生矛盾，正是从旁观察二人，深入了解二人性情的极好机会，因此制止二人争吵与挑选接班人相比，就显得不是最重要了。说明诸葛亮不是无能、不问，而是正在问，是另有其因的问。这才是诸葛亮的真正行为逻辑。

4、让二人充分表演。杨仪的表现显出其不顾大局。作为政治家要有容人之量，小事不必斤斤计较。而杨仪尽管被刀架在头上，吓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还是要吵下去：“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祎常入其坐间，谏喻分别”。吵嘴、面子、压倒对方比国之体统、为政之道更重要。杨仪狭隘偏执的性格充分暴露出来。

魏延的表现显出他对政治影响不感兴趣。议事动刀，表现军人的“武士道”，给所有执政的官员留下坏印象，显然是没有政治头脑。“一日之中，羽檄交至。……蒋、允咸保仪疑延”，这里难道没有以上原因？。正如陈寿所评：“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魏延的被谋杀，无疑自己也有次要原因。

5、经二人长期充分表演和全面论证，诸葛亮得出结论。“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三国志·蒋琬传》。所以，“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有大才却不顾大局的杨仪，不问礼仪、自尊、国体，因私愤而和魏延长期缠斗，就此断送了自己的大好政治前程。

而“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的魏延，既然缺少从政才能，但也没有胡乱伤人的“睚眦报怨”之性。则需配备一个政治官员（蒋琬）接替执政，与魏延分工各管一行。所以诸葛亮经过种种考验，把有政治缺点但事业心与己一致、军事才干突出的魏延“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死时“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顺理成章，完成了军、政接班人的交接。偏向总要被人看出苗头：“……时论必当以代亮”。陈寿借叙述朝廷后来判魏延案为“内讧”时的推理，透露出当时人们较一致看法。

至此，我认为诸葛亮与魏延的关系，不是主要看平时是否来往频繁、是否相互称赞，而是要看到他们具有强烈的共同事业追求的关系；双方各自的缺点，并未影响到二人互相认可对方的才能。有种种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关系为依据，我深信，《魏略》记载诸葛亮选择魏延做军事接班人，合情合理。

（十）杨仪的编故事才能

魏延案最终被蜀国朝廷判为内讧：“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延败走；斩延首”《三国志·后主传》，像人们现在按《魏延传》表面文字所理解的那样，朝廷后来认识到错误，已经替过去误认魏延谋反平反了。还有现今在汉中所发现的高规格古墓，有人认为是蜀国朝廷替魏延平反后建造的魏延墓。“不过一般人不了解历史，又受到罗贯中小说的影响，还误以为魏延是叛逆者”，现今的史学家基本上都是按这个论调认识魏延事件。

根据前文系统分析，我认为魏延是被谋杀的，不是内讧。所以我根本不同意上面这些说法。魏延被谋杀却最终被判为内讧，这是蜀国朝廷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掩饰、调和手段而不是真正的平反。前面是杨仪等人在制造冤案；后面是蜀国朝廷在制造真正的冤案！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随着时间的流去、杨仪这个谋杀魏延的主角不久死亡，魏延被谋杀的真相逐渐暴露出来。那些魏延的亲朋好友、那些被诬欲和魏延投敌而被打死的魏延兵将的家人、和大部分或被打伤或逃掉的前魏延军将士们（至少有四五千人），弄明情况后能服么？不到处传言,喊冤叫屈？连其家人、同情者，怎么着也得有上万张嘴在传言事实真相，要求平反的、要求抚恤的、要求惩办凶手的……。这不是只牵涉某个人、某家人的小范围的事，这么巨大规模的政治动态，朝廷能充耳不闻、不认真对待吗？

而即使朝廷最后彻底弄清了魏延被谋杀真相，要替魏延彻底平反也难上加难！因为当时朝廷也犯错误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允咸保仪疑延”，“初，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旋”。即偏听偏信杨仪的奏章，又不到出事地点调查真相，就听杨仪、王平等人回来汇报各人的“平叛功劳”？能不出错：“魏延作乱，一战而败，平之功也。迁后典军、安汉将军，副车骑将军吴壹住汉中，又领汉中太守”？一个不是因“平叛功劳”，而是参与内讧的人，能这样猛升官职么？当然是按“魏延谋反”、“平叛有功”而论的。这与“延死问至，（蒋琬）乃旋”相契合，后主、蒋琬、董允就坐在朝廷听胜利者“表功”吧!

蒋琬、董允怎会在看到杨仪、魏延二人的羽檄后就全都拍胸脯保证杨仪是好人，怀疑魏延谋反呢？千里眼,还是顺风耳？隔着一千里路就看到、听到事情真相了？论到这里，常常有人说他们和杨仪都是一个派别的（甚至包括诸葛亮）。我不信：一伙的为避嫌，常常当面表现为不是一伙的，暗地里拉扯就是了，就那么笨，一点假都不会做，给人当面看出来是一伙的？而且蒋琬、董允的品行、行为逻辑也不合杨仪类同。总拿派别斗争方法抽象化分析人物关系，易于隔靴搔痒。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主要还是上了杨仪的当了。

大家看这一段：“魏略曰：诸葛亮病，……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诸葛亮的死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在诸葛亮身边发生的事，也只有魏延、杨仪那么几个人清楚。发丧后魏延被打死，“墙倒众人推”，那还不任由杨仪等人编故事？杨仪军事上不在行，编故事是“小菜一碟”。其实杨仪的羽檄早把故事编好了，以杨仪的才干，“不稽思虑，斯须便了”：

“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亮适卒，密不发丧，仪令费祎等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署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因与袆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已连名，告下诸将。袆绐延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袆出门驰马而去，延寻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觇仪等，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仪等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断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

这一大篇故事有“情节框架”、有“动作细节”、有“性格描画”、有“道理根据”，至今还“咸保”动人的“历史效果”。比如，杨仪先把责任揽到诸葛亮身上：“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接着找人证明自己有权：“令祎往揣延意指”，再挪用魏延的嘴巴说：    “……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一下子便给自己弄了个“疑似掌权”。就是什么实在证据也不要，官职大小无所谓、假节有无没关系、诸葛亮手令莫须有，仅用“故事法”层层递进，就使人以为他在掌权：诸葛亮、费祎、连魏延都说我掌权。爽啊，太有才！

大致写有这样“真实”故事作品的羽檄到了蒋琬、董允手里，文人喜看妙文章，哪有多少军事眼光细辨其理？再看魏延，一个军人，文章水平自然不能和杨仪比。在发丧地褒口仓促应战，恐怕二次信使还未发出就被杀了。当时连命都来不及保，又莫名其妙，哪有时间、证据写什么长篇细论、有理有据的羽檄？“一日之内，羽檄交至”，两文比对，一篇“生花妙笔”；一篇“理屈辞穷”！蒋琬、董允怎能不拍胸脯，替杨仪下保证书？“咸保”不打愣也。加上传闻魏延常常在汉中议事大堂上对杨仪舞刀弄枪的忿怒相；杨仪鼻涕眼泪的可怜相，当然不保舞刀弄枪的，而是保“可怜”的那一个，怜悯心人人共有。这里没有“派别斗争”什么事儿。

话说王平这人还真走“桃花官运”：在街亭不必做什么激烈动作就升官；这回杀杀自己人又猛升官，比杨仪要走运一千倍：“仪每从行，当其劳剧”、“仪既领军还，又诛讨延，…功勋至大”，却“无所统领，从容而已”。这太不“公平”，难怪杨仪“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后悔杀死魏延后“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咳，上了朝廷的当了！

这真是互相上当。朝廷既然也上了杨仪等人的当，又怎能“自打耳光”、“自揭疮疤”，先给人立功升官，又叫人坐牢？那得有多少官、兵、将们被指坐牢、充军啊？官场、军队、社会大动乱，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因此，面对大量不服的人，朝廷为了脸面与社会稳定，少许留些个罪名在魏延身上，给他弄个“内讧分子”头衔，好好“平反”一下：朝廷认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这不是陈寿本人的判断）。

然后再把魏延谋反的结论改一改：“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延败走；斩延首”《后主传》。然后“墙倒众人推”，把罪过推到死人杨仪身上以平民愤：你们大家看，“仪至徙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仪自杀”《杨仪传》，朝廷不是早就把杨仪干掉了吗？再拿几个钱出来，把那些“叫得凶”的“抚恤抚恤”，这样矛盾就缓和多了。这事也就磕磕巴巴、“皆大欢喜”地糖过去了。

之后朝廷再把魏延案件有关资料该留的留、该扔的扔、能改的改,“糊光抹平”。弄得陈寿在蜀国官方资料里找不到多少真相，于是“叹咤之音发于五内”：“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史）官，是以行事多遗（当然并不仅指魏延事件一件事）”《后主传》。我也只好凭事理逻辑推理蜀国后来对魏延案件的“平反”情况，拿不出更多的史料了。

对于魏延被杨仪等人谋杀的案件，直到对朝廷判案处理的剖析，就此洋洋洒洒地结束了。但即使有人认可此事为真，仍然有个大问号：你不是推论陈寿完全清楚魏延案件的来龙去脉吗？，为什么他这么隐晦地、自相矛盾地写此案？有什么主观苦衷和客观制约因素，致使他在《三国志》里制造魏延案件的文字“迷宫”？为什么鱼豢的《魏略》所说不是假语村言，能够找到魏延案件的真相？

（十一）拐弯抹角，正话反说

这就是第八个矛盾：陈寿本人，也是本文的重点。剖析受到客观环境制约的陈寿矛盾心理，从而理解《魏延传》的写作方法，进而更彻底明了魏延被谋杀一案真相并非仅仅为少数人所能掩盖，而是社会历史的必然。         
“齐史三死，董狐直笔”，一向被史家看成治史原则、史家人品。我认为此说不够客观，缺少发展眼光。哦，闭着眼睛、捂着耳朵，不问主客观条件如何，有什么材料写什么史书？等你眼一睁，皇上来火了，叫人一棍把你敲死，你的史记就能流传下去了？或叫你家老二老三接着写，死完了，皇帝心就软了，就能流传千古了？这大概是原始皇帝：心软。后来的许多皇帝，你就是全国的史学家全跑去给他杀光了，不满意还是不满意，皇帝的劣迹、朝廷的劣迹还是不能写！社会在发展，皇帝也在“进步”啊。

这样一来，你的“三死”、“直笔”，除了让你的书被撕了烧了以外，什么也没有烙下，又对后世有何益处？面对客观有利不利条件，运用种种语言文字技巧，把历史的真相用各种表现手法正、反、侧面表现出来，这不好吗？非要瞪着眼睛直说皇上、朝廷的“隐私”，给皇上把屁股打烂了、书撕了，这才是好史家？书都撕了，没有著作，劣史家都评不到啊。

我从陈寿在《三国志》中对魏延事件的记载手法悟到，就如同傅斯年先生说有史家：“凡事之不便直说，而作者偏又不能忘情不说者，则用隐喻以暗示后人”《傅斯年全集》。陈寿就是这样记述魏延事件的史家！他记载的许多假东西，并非是魏延案件实景，只是朝廷的官方史料作假，他不便直说（估计皇上会用棍子敲他），而是用种种矛盾笔法排布史料，突出事理逻辑的不合理，漏洞百出，让寻找真相者起疑。至于后人一时看不出来，也是他的表层目的：随便就能看出来，那还不如直说啦。

本来我也认不清陈寿的真意图，以为时过境迁，他总会搜索听到些魏延事件的非官方野史传闻、资料，只是不明了确切真相不敢采纳。当后来看到《谯周传》里这段史料：“亮卒于敌庭，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时，感到非常吃惊。谯周不就是陈寿的老师吗？谯周“速行得达”诸葛亮的发丧地，那不是完全知道魏延案件的真相么？陈寿与谯周相处五十年，怎么着也有机会把魏延事件的真相问个明白，怎么把魏延事件写得这么“别扭”呢？其中有“鬼”啊。

这里我又要重复一下题外话：“把握住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是先在任务。只有把握住人物的各种“维度”（出身、经历、知识、经验、才干、性格、人生观世界观、现实目标、所处环境、客观条件……等等），论人与知世融合，才能看清他们的行为现象背后的思想意图。历史人物当然包括史书作者。以下我根据史料，揭示陈寿写魏延事件的“别扭”心态，以供研究。陈寿“反向解说”魏延事件的原因有N条：

1、魏延事件从案发到陈寿写《三国志》已有四五十年。定案的是蜀国朝廷，当然是后主刘禅拍板。陈寿写完《三国志》时刘禅已死，但其“子孙（在晋朝）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后主传》，这是一股强大的官场势力！他们会允许陈寿揭露真相，为魏延事件翻案么？不会到晋朝皇帝那里告发陈寿诬蔑后主吗？

2、还有：“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郤正、殿中督张通并封列侯”《后主传》。陈寿写《三国志》时虽然晋已统一全国，但前三国人物关系犹存。蜀国投降后，蜀人在晋朝做官的很多，许多魏延案件制造者的后人在晋朝为官、为将，他们能允许陈寿揭露真相，为魏延事件翻案么？不会在晋朝官场非议？至于《魏略》等其它非蜀国的“野史”，那是“敌国传闻之言”，“必是胡邹”，自然不被蜀人看重。

3、那些魏延案件的受害者、被诬者人数众多，其后人见到陈寿揭露魏延案件的真相，能不起来和魏延案件制造者的后人（更多）闹事么？古人对于家族名誉很看重，其先人受辱，后代复仇心理很重。关羽斩庞德是为国家争斗，四十几年后，“庞德子（庞）会，随钟（会）、邓（艾）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三国志·关羽传·蜀记》。 如今这些人（实为无辜者）将为陈寿一语，结为两派对立面，一方感到先人受侮辱，要保过去结论；一方要照陈寿所说真相为先人申冤评理。可以预料，争辩是常事，由此引起蜀地多处械斗，也非无有可能（如岳飞和完颜宗弼的现代后人之间）。而且这些刘家、杨家、王家、马家、费家、姜家、蒋家、董家……这么多人家的子孙，些许找到陈寿家来论理,陈本人与家族也会不得安生。

4、晋朝君臣也会怪罪陈寿“礼亏”：你陈寿本是蜀人，连蜀国你都不说好, 尽找一些“野史”、“传闻”来骂过去蜀国的朝廷、上层人物，你还能忠于晋朝？为尊者、亲者、贤者隐讳，这是封建礼规常识。若蜀国官方资料里有完整的真相材料，陈寿则可以理直气壮地直接写出这一段真实历史，别人亦无话可说矣：官方资料。官方资料是“权威”，问题是真相资料不足，无法制作“写真集”。

5、陈寿现时在晋朝做官，陈寿之文若惹恼了蜀地民众互斗、告发，有何理由向朝廷交代？陈寿本人因性直言露，秉笔直书而得罪了很多当世权贵，曾数次在蜀、晋官场遭贬。“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晋书·陈寿传》。“张华将举寿为中书郎，荀勖忌华而疾寿，遂讽吏部，迁寿为长广太守”《晋书·陈寿传》。陈寿“位望不充其才，当时冤之”《华阳国志·陈寿传》。此次如又直言不讳，引起官讽民仇，则对晋朝的社会安定不利，当遭晋朝君臣非议和严惩。

6、《三国志》因此将付之东流水焉，陈寿的辛勤劳作将永不为人所知！“谯周尝谓寿曰：‘卿必以才学成名，当被损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晋书·陈寿传》。以上种种事理，陈寿能不加考虑吗？为避免百姓互仇，与自己遭非议而被损折，陈寿在历史的现实环境条件制约下，采用特殊笔法，“反向解说”魏延事件，既为“宜深慎之”的表现。

陈寿对于“不能说”的史实，有“正写”、“侧写”、“反写”、“散写”（分散在多处）、“不写”（宁愿不写而不愿作假，如诸葛亮的发丧地，晋代魏的一些细节）几种笔法。陈寿关于魏延事件的写法是“反写法”的典型：无法写实，则突出真假史料的自相矛盾和错误、漏洞。而从陈寿的史料裁剪、词句用法，应能看出他对魏延案件的认知倾向：

对于魏延性格只用“性矜高”三字而无更多贬义。又以一段“天人感应”之象，表示魏延是被动遭凶杀：“出亮营十里，延梦头上生角，以问占梦赵直，直诈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战而贼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为字，刀下用也；头上用刀，其凶甚矣’”。其中并无作恶遭谴之意。

对杨仪是以“性狷狭”、“不假借(容忍)延”、“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恨望”、“复上书诽谤”等等资料、词句，表现杨仪的狭隘复仇性格。又以一段“天人感应”之象：“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呼都尉赵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悦”，表示杨仪该当如此，并无有功受冤之情。

陈寿对于魏延案件的起因结果，用了两个“天人感应（古人相信这一套）”判决以示后人，这在《三国志》中极少见。难道又是“偶然”取舍？只能说是谁有冤谁有罪，陈寿心中有数，拐弯抹角，以表其意。史料不会自动跑到史书里，留哪个、取什么，都是作者对历史认知意图的表达。

（十二）人心难测，行迹可“疑”

陈寿对于魏延事件使用“反证法”，过去有人看出来吗？我看好像有一个人看出来了，谁？比陈寿晚生约六十年的常璩。但各人的政治态度，思想方法不同，导致常璩对魏延事件的看法与陈寿大不相同。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所写的魏延事件如下：

“秋八月，亮疾病，卒于军，……先是征西大将军魏延与长史杨仪素不和，亮既恃延勇猛，又惜仪筹划，不能偏有所废，常恨恨之，为作《甘戚论》。二子不感。延常举刃拟仪。仪涕泪交流。惟护军费祎和解中闲间，终亮之世，尽其器用。仪欲案亮成规，将丧引退，使延断后，姜维次之。延怒，举军先归南郑。各相表反。留府长史蒋琬、侍中董允保仪疑延。延逆欲击仪。仪遣平北将军马岱讨灭延。延自以武干，常求将数万别行，依韩信故事。亮不许。以亮为怯。及仪将退，使费祎造延。延曰：‘公虽亡，吾见在，当率众击贼。岂可以一人亡，废国家大事乎。’使祎报。仪不可。故欲讨仪。仪率诸军还成都。……初，亮密表后主，以‘仪性狷狭，若臣不幸，可以蒋琬代臣。’于是以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以仪为中军师，司马费祎为后军师。

……军师杨仪，自以年宦在琬前，虽同为参军、长史，己常征伐勤苦，更处琬下，怨望。书谓费祎曰：‘公亡际，吾当举众降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耶？’祎表其言。废徙汉嘉。仪又上书激切，遂行仪重辟。”

咋一看，常璩的记述与陈寿的大致相同。细细再看不对了，与陈寿文章“嚼”出来的“味道”大不相同。《魏延传》里的矛盾、漏洞、暗示的词句、资料一个都没有！难道这又是“偶然”的？

看这一段：“仪欲案亮成规，将丧引退，使延断后，姜维次之。”而《魏延传》是：“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常璩不取诸葛亮不合逻辑的行为、语言，而让杨仪直接掌权要“使延断后”，“为贤者讳”？。杨仪不这么露骨，而是让别人特别是魏延“作证”他掌权。

“延怒，举军先归南郑。各相表反”。常璩把魏延烧栈道这么重要的“证据”搞没了，是漏掉了，还是觉得实在不合理？后有郦道元在所著《水经注》里，就褒斜栈道顺便说了一句：“后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谓是道也”。显然是采纳了《魏延传》的说法。 由于不经意，郦道元立刻出错。而常璩是已知其谬，“槎山通道”不可能，所以不愿采纳？

“留府长史蒋琬、侍中董允保仪疑延”。给后主留面子，后主不出面。“咸保”太过分，有一伙的嫌疑，受骗的嫌疑？用“保”。“仪遣平北将军马岱讨灭延”，王平这个“首功大赢家”不出场了。不是王平的军事主谋、“无当飞军”的主力突击，马岱有何能力“讨灭延”？

“延自以武干，常求将数万别行，依韩信故事。亮不许。以亮为怯”，“及仪将退，使费祎造延。延曰：‘公虽亡，吾见在，当率众击贼。岂可以一人亡，废国家大事乎’”。把这两段句子剪辑排版链接在一起，妙啊！具有未来电影剧本蒙太奇的功效：魏延逞能，本来就要脱离诸葛亮“求将数万别行”，诸葛亮一死，正好“松绑”，必然要蛮干！因果关系“清清楚楚”。而杨仪没这么编排其论，“添油加醋”不够顺理成章，故事不“真实”喽。

没有《魏延传》的“初，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旋”，谁知朝廷蒙在鼓里，又怎么推断杨仪发牢骚的根据？“书谓费祎曰：‘公亡际，吾当举众降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耶？’”。杨仪的牢骚话少了“令人追悔不可复及”一句，破绽少多了。“又上书激切”和“复上书诽谤”含意大不相同。怎么陈寿的书里安排的矛盾、漏洞，常璩一条都不取，弄得干干净净，“严密性”、“公正性”高得多，无法寻找漏洞，看来常璩先生也“咸保仪疑延”？

对于常璩先生写作魏延事件的手法，我的认知是，常璩看出了陈寿在“暗度陈仓”、“反写”魏延事件，但由于与陈寿的政治观点不同，要为蜀国朝廷的错判隐讳，他不愿保存一点对揭示魏延事件真相的有用资料在他所写的史书里。或许他不如陈寿了解实情，以为蜀国朝廷的判决是准确的？又或许他不理解陈寿的苦衷，反感陈寿的“恶搞”：你知道就直说，要么就别说。

再来谈谈《魏略》的作者鱼豢先生。裴松之不是说他“恶搞”：“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么？在我看来，本传已经和《魏略》“同扭合舞”了，不过一个是正说，一个是反说，裴老先生蒙在鼓里罢。赞一句裴老先生：《魏略》早已佚失，不是你求真心切，把《魏略》所写魏延案件弄到桌面上来比对，《三国志》的“反证”则难以剖解。这一段历史案件，也就只好听才华横溢（真有才）的杨仪独家讲故事了。

《魏略》的作者鱼豢是魏国人，他又是如何接近史实真相的呢？首先，魏延被谋杀事件本身是个规模巨大的政治、军事事件，蜀国众多高级官员和数万军人参与其中。魏延军绝大部分生存下来，也有数千人。这些人被诬跟着魏延谋反投敌是决不会服气的，杨仪等人不可能封住这么多人的嘴。如此众多的魏延兵将和家人，与被杀兵将家人到处诉苦喊冤，传播面大、一致性高、合理性强，这是街坊邻居的闲谈巷议、传接多次而“走形”的小道消息不能比的。

其次，作为敌国的重大政治、军事情报，魏国的游动、潜伏的间谍们能不展开探查行动吗？孙子兵法有“用间篇”，战争双方在敌国布置间谍是军事常识。探求敌国情报是间谍们的正常工作，也是争得立功受赏的机会。对于敌国重大政治军事情报，当然是必查必报。由于牵涉到国家对策，更要求准确无误，误报将遭到惩罚。而魏延事件的规模大，知情人多，调查并非难事。

还有，魏国那个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追击蜀军时曾被蜀军假装反击吓跑了，后来又追上去：“关中多蒺藜，帝使军士二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后马步俱进。追到赤岸”《晋书·帝记一》。赤岸在褒斜栈道向南五分之三处，说明追了大半路程，其侦侯更要前出几十至上百里地，栈道几乎走完。魏囯的军队也是魏延案件发生前蜀军行动的见证者，蜀国军队撤退时栈道烧没烧毁，魏国军队能不知道？修补栈道比清除蒺藜要困难得多，追击遇到的困难并没有烧毁栈道一说。魏国军队的当事人多，见证一致性强，蜀国对魏延事件的官方错误宣传，当然瞒不过魏国的情报人员。既然魏国的情报来源广、准确性高、又有本国人证言，鱼豢据此种种资料写出的魏延事件，自然能接近史实。

再从作者身份上看，作为敌国人的鱼豢，根据魏国的资料实写蜀国的政治事件，并无现实环境制约的心理障碍。倒是吴国作为盟国，其史官则会取蜀国官方结论为国史资料而不管事实真相与否，不然将引起蜀国君臣的不满。如果《魏略》所用资料是魏国针对蜀国的诏令、檄文、宣传，则会加上许多污蔑、夸张等不实之词与不合逻辑的叙述，这里也未有所见。因而从具体情况分析，《魏略》对魏延案件的叙述并非来自小道消息，或裴松之所谓“敌国传闻之言”，而是来自具有间谍网调查的敌国重大政治军事情报。

本文到此结束。就三国时期魏延被谋杀的历史疑案，我对种种旧说（凡与本文主要论点不合者）下达挑战书；同时期待着所有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们的挑战、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