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衍莹
现在七、八十岁上了年纪的人都能记得，共和国成立还不到二个年头，在1951年5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权威性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范围的铺天盖地的批判运动。除电影〈武训传〉外，被点名批判的还有〈武训画传〉等文艺作品。今年正好是电影〈武训传〉上演和〈武训画传〉出版60周年。这次所谓的文艺批判运动，在我国政治思想、文化艺术领域，乃至全社会搞得是是非非，沸沸扬扬，震动了几十年，影响了几代人，一大批和这些“大毒草”有关的人和宣扬过武训其人的文艺工作者纷纷受到冲击。
〈武训画传〉的文字作者李士钊先生，解放前是我的中学老师，又是我的同乡（李是山东聊城人，我是蓬莱人）。当年我曾亲眼目睹李士钊先生在上海以山东会馆为基地创办武训学校的的艰辛过程。他是自学成才，颇有文学天赋；早在解放前他就不遗余力地宣扬他的同乡、100年前武训行乞兴学、平民办学的事迹。惜乎命运多舛，先是在51年那场运动中受到冲击，继而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到82年才得以沉冤昭雪。此后他矢志不渝，仍为宣扬武训事迹而到处大声呼吁。可惜天不假年，不幸于1991年病逝。
往事并不如烟。每当我回想起李士钊先生及武训学校其他老师循循善诱给学生讲课的情景，回想起解放后我和李老师多次在北京会面的情景，记忆犹新，恍如昨日。现在我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以一个普通平民的视角，追忆解放前从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到李士钊等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如何执著宣扬武训平民办学，艰苦创办武训学校的一些事迹。
李士钊受陶行知的委托到上海创办武训学校
说起平民教育，2000多年前的孔老夫子自然是我国的先驱。不过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投身于普及教育运动的一批教育家，是将武训作为运动的先导，以及他效法的楷模。其中最著名是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抗战时期他在重庆主持“育才学校”时就大力宣扬武训行乞兴学事迹，并写有“武训颂”，其词为：“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公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当众跪求，顽石转舵。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抗战胜利后李士钊受陶行知委托去上海创办武训学校（武训补习学校），就把陶先生这一《武训颂》定为校歌。1946年12月，董必武同志还为学校题词“行乞为兴学，终身尚育才”。在当时老百姓心目中，陶行知就是当代武训。可惜陶先生因操劳过渡，于1946年11月过早去世，时年55岁。
1946年左右，李士钊先生在上海山东会馆（自忠路重庆南路口。解放后被撤销，现为卢湾区教育局占用）创办武训学校，后搬至浦东大厦，但仍在山东会馆办分校,称武训补习学校。他聘请民主人士章乃器先生主持，当名誉校长；还聘请姚雪垠 (小说李自成的作者）、金仲华（国际问题专家，解放后曾任上海市长）、陈白尘（戏剧作家，电影“宋景诗”编剧）、景德（会馆和齐鲁学校地下党领导人）等40年代在上海初露头角的文化名人为教师。武训补习学校招收学员都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失学青少年和家庭妇女为主。所以每天晚上上课，课程有国语、古文、史地、数学、文艺等，涵盖了古时孔子的六艺。李先生抗战前聊城中学毕业后曾到上海美专学习一阵。但他多才多艺，文学根底深厚。他讲“古文观止”时能把“郑伯克段于鄢“说得绘声绘色。后来我才知道，上述好几位老师大都是靠自学成才的。我猜想他们热心于义务办学兴许与自己的经历有关。当时学校主要靠各界募捐，经费比较拮据，但办得很生动、有朝气，吸引了很多失学青少年。
李士钊在武训学校主要讲古文，同时他还在山东会馆办的齐鲁中小学兼语文课。我当时就在就齐鲁读初中，还常去武训学校听他的古文课。姚雪垠老师也讲语文课，他的讲课内容纵论古今中外，引人入胜。金仲华讲的世界史和国际时势，以及景德老师讲的历史课也都很生动。景德老师最喜欢讲明末历史，讲史可法誓死抗敌的悲壮，讲“扬州十日”和“嘉兴三屠”时民族遭受的灾难。明末的史可法和宋末的岳飞、文天祥等抗击侵略战争的史实在抗战时期，无论解放区还是蒋管区，那都是抗日救亡宣传和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不过这些史实如今已渐被淡化，有一阵某些教育部门和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应把这些内容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删除。而在某些电视剧中当年的刽子手和汉奸却被大大美化成俊男靓女。所以无怪乎有人说历史如同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你把它打扮成什么样她就是什么样。
国民党当局曾禁唱武训学校校歌武训颂
当时上海的山东人和山东会馆崇尚孔孟，齐鲁小学并将孔夫子遗训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定为校歌。每年八月二十七日(农历)孔夫子诞辰，会馆都要隆重纪念，武训学校的师生也跟着参加纪念活动。武训学校的校歌即为陶行知先生所写的〈武训颂〉。每年十二月五日武训诞辰，齐鲁小学的学生也要跟着武训学校纪念一番。1947年，国统区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口号是“反内战，反迫害，要和平，要读书”。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的头头神经过敏，认为〈武训颂〉和学生运动的口号有某种相通，因此禁止演唱武训校歌。一天当警察奉命强制执行任务时，适遇姚雪垠在给学生讲法国都德的爱国名著“最后一课”。他讲完和和学生们挥手告别，说当局连武训不让歌颂，我明天就不来了。此时只听得山东会馆的大厅里又响起了〈武训歌〉，弄得警察很狼狈。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纷纷用醒目标题报道事情经过。后来国民党市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取消了这个禁令。
李士钊在下边曾跟我和其他人说过他的一个论点：就是武训事迹发生在山东，不是偶然的。因为山东是孔孟故乡，孔老夫子是我国推行平民教育的先驱。山东人有崇敬孔孟的传统，也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历来统治山东的军阀，若不说几句重视教育的话，办上几件教育的事以笼络人心，就会遭到各界人士的反对。譬如1930－1937年军阀韩复渠当政，山东号称“模范省”，固然有很大吹嘘成分，但在教育和治安方面还是有点成绩的。当然从客观上讲，当时北面的东三省，南面的江浙上海，都遭受日寇炮蹂躏，山东反而比较安定。另外韩复渠本人的确也较重视教育，尊重教师。据说每次他见到老师都要一鞠躬。财政再困难也从不欠拖教员工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生前说过，我们一些当政者（指当时）对教育的重视还不及军阀韩复渠。当然后来日寇进犯山东，韩复渠弃城逃跑，被蒋介石枪决，那是后话。
早在抗战前就有不少名人在山东办武训学校。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冯玉祥在泰山脚下办起的十几处半工半读的“纪念武训小学”.爱国将领何思源（山东菏泽市人）在曹州也办起了武训学校。在何思源任山东教育厅长时办了不少振兴教育的好事，还特别拨款修武训祠堂。解放前一些爱国人士都把兴办义学看成为一种教育救国的方式。
解放前李士钊等人曾筹建反蒋的山东民主协会
我是山东蓬莱马格庄人，但抗战八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八一三事变前夕我家刚从山东老家回上海。在上海旧城区的南市住下不久，南市就遭日寇野蛮的狂轰滥炸。我母亲带全家冒着枪林弹雨越过铁丝网封锁线逃到上海的法租界。后被上海山东会馆收容，腾出会馆的一间汽车间让我们居住（重庆南路159号，现尚存），一住就是12年，直到我高中毕业。而我小学、初中都是在齐鲁上的。我姐姐幼师毕业后就在齐鲁教幼儿园。会馆的总干事景耀三也是马格庄人，因此我从小就和山东会馆、齐鲁学校有不解之缘。1946年我从齐鲁初中毕业后考入复旦中学上高中，但仍经常去齐鲁母校和武训学校看看。经常听听山东同乡票友唱京剧，也经常听听李老师的“古文观止”课。有一次我听我姐和景德老师（他是景耀三之子，当时山东会馆和齐鲁地下党负责人）告诉我：李与山东同乡会的干事王震东等人曾组织山东民主协会，从事反蒋民主活动，参加者有教授（如西南联大教授初大告），民主人士，也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如46年由解放区来上海担任解放区善后救济总署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的伍云甫，解放后曾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还曾与其它民主人士共同发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联合宣言》。协会活动了几个月，但因齐鲁的一体育教员告密而停止活动。解放后那位告密的教员因被检举而判刑。另外山东会馆当时因多次为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沈钧儒、罗隆基等提供秘密集会的场所，受到国民党特务注意。
在我的记忆中李老师是个全才。能写能讲，说话很有说服力和号召力，而且是非分明，能顾全大局。1948年冬（大约是元旦）我曾亲眼目睹山东老乡围攻上海小教联教师事件。事情起因是上海小学教师联合会借用山东会馆礼堂举办联欢会，当时李士钊也是联谊会主持人之一。演出节目中有二个教师表演上海滑稽（相声），一个教师说“山东济南府，出来卖拳头“。另一个教师卖弄低级噱头，说成是“山东济南府，出来卖屁股”（当时有些上海人歧视苏北人和山东人）。会馆内外的山东老乡闻讯后纠合很多人把会场会标、道具等砸得个稀巴烂，还包围会场要求交出这二“败类”。其实肇事者早已逃之夭夭。后来还是李士钊一方面领着全体教师鞠躬道歉，一方面告诫山东老乡要尊重老师，不能因个别事而丢了山东人尊师尊孔、讲文明的优良传统，事情才算平息。这件事最多是一件民事纠纷，但解放后我听说有人又把这件事搬出来，并且上纲上线，说成是山东流亡地富围攻上海小学教师。据说这也是山东会馆和齐鲁学校后来横遭解散的众多原因之一。文革中，聊城地方大约是造反派曾派人来航天部找我调查李士钊组织山东民主协会，以及山东会馆收容山东难民围攻小学教员事。我都据实相告，并且强调：李老师解放前就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
解放初意气风发的李士钊
1949年5月上海解放，9月我考入北大来北京上学。临行前我们几个去外地上学的学生向李老师告别。当时原来和他一起办武训学校的几位老师好几位到政府部们任职。李说他无意当官，仍想办学校，或当名记者。他那份对仕途的淡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50年听说李老师也来北京工作，我非常高兴。一次他约我去中央文化部（好像是政策研究室）会面。他比我大15岁，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同乡，算是忘年交，所以谈话比较随便。他说解放后先在上海《新民晚报》当了一阵记者，现在是文化部内部刊物《文化资料》的编辑，中央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当时他神采飞扬，意气风发，见到我非常兴奋。大谈他要大力宣扬武训事迹计划，并已得到一些中央领导的肯定。他认为武训为穷孩子办学是和共产党为穷人办事的精神是一致的。还说准备在1948年他写的〈武训先生全传〉基础上与画家（指孙之隽）合作，编一本更全面更通俗介绍武训事迹的著作，这大约就是后来受点名批判的武训画传。没想到还不到一年就一场暴风骤雨袭来，他受到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引蛇出洞使李士钊从爱国民主人士变成右派
再一次遇到李老师就是57年反右前夕了。偶然机会我们又在北京相遇。他告诉我早已调回山东工作。这次是来文化部参加鸣放。他先讲了讲1951年那次运动被批判的经过。特别气愤提到江青所谓调查报告很多地方是弄虚作假，所谓黑旗军农民起义领袖宋景诗那才是多次投敌的叛徒和农村无赖。他已向有关方面写了报告提出自己的看法。当问到武训学校其他老师时，他说当年为创办武训学校出过力的很多人，后来也曾为电影“武训传”上演叫过好。可后来审时度势，改弦易辙去改写歌颂农民起义的电影和小说了。这似乎应了鲁迅在“华盖集”中所说：“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那时正是反右前夕的大鸣大放阶段。那天他刚参加旁听民盟中央的一次鸣放会，特别欣赏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失去知识分子等于失去民心“的提法。当时鸣放形势可谓如火如荼。有人形容已到了知识分子的春天；但也有少数人说怕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李老师因有1951年被批斗的经历，在乐观中带几分谨慎。他说就怕中央整改的决心不能坚持到底。我记得当时他还用唐朝韩愈的诗“入关咏马”来自喻：“岁老岂能充上驷，力微当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骧首，牵过关门妄一鸣”。我体会他的心情是既不甘心于无所作为，又担心弄不好会像1951年那像栽跟斗。后来的事态发展不幸为他所言中，而且是栽了比1951年更大的跟斗。因为他压根没想自己是被引蛇出洞，被点名打成右派，并被送去农村劳动。此后他就销声匿迹了三十多年。而那次见面也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看来“知识分子的春天” 在当时只是一枕黄粱。，先是与李士钊一起编武训画传的老画家孙之隽于1965年含冤自杀。金仲华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建国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反右时也受到冲击，文革开始后受迫害而自杀（1978年被平反）。姚雪垠幼年家贫，只读了一年半初中，是自学成才典型。解放后曾任上海大夏大学教授。1957年被错划为极右派，下放劳动改造。不过他自文革后期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并得到毛主席老人家赞赏，曾被誉为“长篇历史小说的里程碑”，当然也有人持不同看法。1999年病逝。陈白尘1927年入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学习，嗣后他写过很多本，尤擅长喜剧，1953年与贾霁合作写了电影剧本《宋景诗》。文革中受冲击，批斗和下放劳动，1994年因病去世。景德老师上海同济大学肄业。解放战争时期曾是中共中央特科人员。1937年就到齐鲁小学教书，建立地下党支部。解放后因涉及潘扬案件入狱24年，82年被平凡。
一生执著于宣扬武训精神的李士钊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最初的调子是说它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后来很快把武训定性为“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是反动地主阶级的鹰犬，劳动人民的叛徒”。于是问题性质起了变化，批判运动迅速走向高潮。这是建国后在思想意识领域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行动这场运动。它开创了一种斗争模式：先发表社论，再组织一些人写批判文章，然后发动群众讨论，形成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的局面。同时也开创了一种大批评的模式：批判者可以无限上纲上线，直到被批判者要么彻底认罪，承认“罪该万死”；要么被批倒批臭，直到“臭不可闻”。至于武训本人的命运当然更惨。文革中红卫兵小将在总结经验时曾公开说过，要打到一个人，一是抓他叛徒，二是抓他流氓。武训二者皆有之，自然是死定了。武训的墓在文革期间被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砸开，遗骨被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一直到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提出：“电影《武训传》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时隔三十四年之后，这桩公案才得到平反。据说2005年在上海纪念赵丹诞辰90周年活动中，当放映电影《武训传》时得到在场观众热烈鼓掌欢呼。媒体称这是《武训传》被禁演55年后首次见天日。一部普通的影片在当时居然掀起如此巨大政治波澜，兴起一场大批判运动，成为后人难以想象并颇感困惑的事件。直至今日，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
改革开放后我影影绰绰听说李士钊已沉冤昭雪。并仍留山东工作。听说他认为还没有给武训本人平反，而且还有争论（譬如最近有的网站发表文章说，武训跪在地主家门口讨钱，是十足奴才相）。因此他到处大声呼吁，要为群众集资办学的先驱、行乞兴学的教育家武训彻底恢复名誉，以彻底地澄清60年前发生的这起历史公案。可惜壮志未酬就离开了人间。我怀念李士钊老师，特别钦佩他那种对自己事业的执著，沧桑不改其志。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我绝无意要对其他人三道四，只是说李老师对事业的执著和坚定反映了他信仰的真诚。历史是公正的，正像恩格斯所说：“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规，但那时我已幸福的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我祝愿李士钊和武训学校其他几位已去世的老师安息！
作者简历：
郭衍莹：山东蓬来马格庄人。1931年12月出生于江苏嘉定南翔镇（现划入上海市）。上海齐鲁中小学初中毕业。上海复旦中学高中毕业。1952年北京大学毕业。退休前为中国航天二院研究员，曾任研究所总工等职。同济、北大等高校兼职教授。1960年获“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1991年获“航空航天部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2年起国务院政府终身津贴。 | 
发表于 2010-2-14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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