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

李旧苗

1926年5月下旬，我和邹进贤等到达上海。当时，上海工人正在准备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党组织指派我去参加训练工人自卫队的工作。这次起义，因为我们幼稚而没有成功。在上海工人准备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前夕，党组织通知我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我们搭乘苏联货轮从上海出发到海参崴；再从海参崴乘火车到莫斯科走了半个月，到达目的地时已是1926年底。
    政治风波激荡下的中山大学
    当时，莫斯科培训中国革命干部的学校主要有两所：一所是东方大学，全称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1921年4月列宁为东方各国发展民族和殖民地培养干部而创办的，实际是党校。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王一飞等是该校第一批学员，瞿秋白曾在那里当翻译，他们回国后是推动大革命运动的重要骨干力量。另一所是中山大学，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密月”时期创立的。1925年10月，为了纪念国民党已故领袖孙中山(字逸仙）、培养国民革命干部，俄国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中央商议创办的，定名为中国劳动者孙中山大学，通常称为中山大学或孙逸仙大学。它名义上由中苏双方共管，实际上由苏方管理，校长是拉狄克。国民党派了邵力子为中山大学理事，常驻在莫斯科。同年秋，国内开始选派学员。学员来自三方面：一部分从广州政府活动区域选派，包括国民党中央要人的子弟，黄埔军校和湘、滇军校的学生，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汪精卫的内侄陈春圃，叶楚伧之子叶南，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和他的妻弟韦永成等，还有后来蒋介石“十三太保”中的康泽、贺衷寒、郑介民，黄埔一期毕业生邓文仪等，他们是“标准”的国民党员，也有少数共产党员，如黄埔军校毕业生左权。一部分是通过旅欧的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支部选送的，如邓希贤(小平)、傅钟、任卓宣等，这两部分学员是公开成行的，1925年底或1926年初就到达学校。我们是从军阀统治区的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选送的，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秘密成行的，最早的如王明(陈绍禹)、张闻天、沈泽民等在1925年11月到达，还有伍修权、乌兰夫、俞秀松、孙冶方(原名薛萼果)和于右任的女儿于芝秀等，博古(秦邦宪)、李伯钊和我在1926年末先后到校。这从学生证的编号上也反映出来，邓小平是233号，李伯钊是394号，我是453号；我到校时，邓小平已奉命回国了。在这批学长中，张闻天是我和李伯钊在重庆时就认识的。他1924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曾在川东师范和女二师任教，李伯钊就是他的学生。在女二师，张闻天教她们英文课，还组织她们参加“平民学社”。他还和我四哥杨闇公常有来往，所以，我一到莫斯科，他便来看我。到1927年为止，全校500多个学员中国民党员约占一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占一半，但共产党员都加入国民党，具有双重身分。
　　中山大学坐落在莫斯科河西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是一幢四层的楼房，里面有教室、办公室、图书馆和餐厅，据说革命前是俄国一位贵族的府邸，屋宇宽敞豪华，大厅里浮雕精致，吊灯堂皇。楼前一片树木，间有排球场地。楼后的篮球场上，我们到达时，泼水成为冰场，许多学员在溜冰。早期的学生就住在这座楼里。后来学生增加了，楼里已容纳不下。到我们去的时候，学生上课是一个地方，住的是另一个地方，那里像大礼堂一样，一排排床，房子还整洁，但没有单间房，厕所是公共的。已经结婚的夫妻，就用铁丝拉起白布，划出一块来。学员的生活待遇很好，衣食住行都由学校供给，每周还有两次晚餐改善伙食，星期六有蛋炒饭、火腿肠、鸡蛋，每月津贴25卢布，一般用于买烟酒和吃中餐。来莫斯科的途中，我发现车站上很少能买到白面包，红军战士有的用皮条缠在脚上代替靴子，而对我们来自友好国家的学生如此优待，使我们很为苏联当局的国际主义精神感动。
　　入学的第一年，我集中精力学俄语，没有选其他课程。幽静的中山大学校园并不是世外桃源，它同中国的革命进程和联共内部的斗争密切地联系着。这一年内震撼人心的事件接连不断，激荡着每个学员的心：
　　第一，是3月21日上海工人起义成功，中大的同学欣喜若狂，《真理报》发表题为《上海胜利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社论，预言“光复上海是使中国向左转的推动因素”，“增强”了中国无产阶级“执政的希望”。4个多月前，我参加上海工人起义“第一幕”的情景记忆犹新，如今，胜利的旗帜插上了远东的第一大城市的上空，真是使我喜出望外。这天下午，我走在以中大学员为先导的游行队伍中，和莫斯科市民共享胜利的喜悦。但是，欢呼胜利的余音未落，消息传来，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屠杀革命群众，杀害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我的四哥杨闇公，使我陷入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半个月后，蒋介石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共政变，在上海大规模屠杀革命群众。中大的学员仿佛遭遇一场大地震。当晚，全体师生集会，以“中山大学全体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名义，致电武汉政府，要求惩办革命的叛徒。蒋经国也当场声明要同反革命的父亲“划清政治界限”整个3月，《真理报》一直在说“蒋介石不得不服从群众的革命意志”，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突然的事变？校园里，学员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当时，莫斯科还没有中共代表团，大家要求联共中央给予解答。
　　5月13日，斯大林来到中山大学，向学员们讲了10个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伟人。斯大林强调：“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政党，正像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一样。”他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宁汉分裂“事实上使国民党洗去了污点，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他要学员们相信武汉的国民党“没有右派”，“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斯大林的谈话没有驱散中大学员的疑团，因为在蒋介石发动政变前一周，4月5日，斯大林还在说“没有必要去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显然，他低估了蒋介石的反动性。
　　第二件事是汪精卫“分共”。7月15日，被斯大林称为已经“洗去了污点”、“向左推移”的武汉政府在汪精卫的主持下公开“分共”，从此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在这个事件发生后，7月28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中说：武汉政府时期，“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开始由愿望变成事实”，“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在这里，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意见分歧由来已久。这时，托洛茨基利用这一重大事件，和季诺维也夫联名上书联共(布)中央，批评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上推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他相当厉害，不但出版刊物，还在工会大厦公开演讲，卖票让人去听。我还听过他一次演讲，那时我的俄文程度很低，还听不懂他的讲演内容，只是慕名而去，想看看托洛茨基是怎么一个人。见到他披头散发，很有点“浪漫派”的色彩。他的讲演很有煽动性。中大许多同学本来情绪就很浮躁，听了讲演，又不了解联共内部的斗争情况，以为托洛茨基有道理，中大的第一任校长拉狄克，是仅次于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德国工人运动领袖，他是中国问题专家，在校内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口才很好，上课时座无虚席，但是，他支持托洛茨基。斯大林在向中大学生谈话时，10个问题中有两个是指名批评拉狄克的，所以斯大林谈话后不久，拉狄克被撤销了校长职务。
　　第三件事是十月革命节的游行事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加剧后，中大的学员思想很混乱，暗中分成几坨，有的人拥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有的人赞成托洛茨基。赞成托洛茨基的人，有些是因为对共产国际不满。这就卷入了联共党内的斗争。10月3日，联共中央将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1月7日，是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红场照例要举行大游行。中山大学的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有的人公然打出拥护托洛茨基的横幅，这是苏俄籍教员中一部分托派分子干的。而中国留学生经过检阅台时，竟然也有少数人喊出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件事使斯大林非常吃惊。节日过后，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12月，联共(布)党代大会以后，宣布托派为反苏维埃集团，中山大学也奉命彻查托派分子。从此，中山大学面临着一场大动荡的局面。
　　初到党校的头一年，接二连三的政治风波使我感情上经历了大起大落，由上海起义胜利的热烈兴奋，到痛失兄长的悲愤，进而到大革命失败后的痛苦。我入党以后，没有做过多少实际工作，理论根底又很浅，对复杂的政治斗争感到有些困惑，但我记着四哥临别时的叮嘱：听党的话。我相信斯大林不会错，共产国际不会错。那时，有不少同学也是这样想的。
    分化和改组
    拉狄克被撤销校长职务后，联共中央任命教务长阿古尔为代理校长。阿古尔同学校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之间本来就有矛盾，他代理校长后，重用留学生中资格比较老的周达文、董亦湘和俞秀松等，被称为“洋务派”。俞秀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董亦湘是上海大学的教员。同阿古尔对立的谢德尼可夫则拉拢张闻天和沈泽民等，被称为“支部局派”，彼此矛盾激化，6月，在学校总结工作的会上，两派互相攻击各不相让，争吵了7天。但多数同学包括我在内，对这些不感兴趣，因此被称为“第三势力”。
　　8月，副校长米夫和王明从中国回到莫斯科。米夫这时才27岁，资历很浅，十月革命后在红军的一个团里做过政治工作，1921年毕业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中山大学一成立，他就担任副校长，并且同共产国际东方部一起研究中国问题，被看作是中国问题专家。1926年，他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团到上海考察。第二年春，他又率联共(布)宣传团再次来华，先后到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访问。“四一二”事变后，他还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向中国的党团积极分子说：要拥护武汉政府，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米夫两度来华，都选王明做翻译。王明入学比我们早，俄语好，又能说会道，是学生公社的主席，深得米夫器重。在武汉期间，王明在《向导》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唱的是米夫的调子。米夫便向陈独秀推荐王明主持中共中央的宣传工作，陈独秀没有接受，只安排他做党刊编辑。王明随米夫回校后，在群众面前夸夸其谈。周达文、俞秀松等瞧不起他，认为王明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就是乱吹。王明向米夫献策：掌握“第三势力“，联合支部局派，打击教务派。结果，支部局派取得胜利，米夫升为中山大学校长，不久，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从此，王明成为米夫的心腹，他拉住张闻天、沈泽民等一起，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博古和我是同班同学，当时还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近。算不上核心人物。
　　中国大革命失败和联共党内反驳托派斗争的展开，引起了中大学生政治上的很大分化。
　　1927年底，已经公开反苏的国民党中央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同它断绝一切关系。这样，很大一批标准的国民党员被遣送回国，如康泽、贺衷寒、陈春圃等，这批人后来大部分成为蒋介石手下坚决反共的分子，陈春圃抗战时还当了汪伪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许多国民党要人的子弟也回国了，但是蒋经国没有走，他已当众宣布同蒋介石“划清界线”，被送到列宁格勒的红军政治学院深造；也有一些人被送到西伯利亚劳动改造。
　　中山大学的性质和体制也起了变化：名称改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训对象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领导关系来说联共中央、共产国际东方部都可以管，党组织归学校所在的莫斯科区委领导。按道理讲，为中国共产党培训干部的学校，中共中央应该有代表参与领导，事实上并不如此，学校领导机构中没有中共的代表，只有一名学生代表当副校长，先是苏州的工人王保礼，后来是王明推荐的李竹声，实际上是有职无权的“摆设”。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学员的鉴定分配等权限都集中在米夫手中，米夫又通过王明在学生中串联活动。他的打算是培养一批服从他、能够贯彻共产国际东方部路线的干部。党的六大以后，成立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但它却无权过问中大的事。
　　这时，学校又接纳了一大批从国内撤退出来的同志。他们有的是省委领导干部和工农暴动中的军事领袖，有的是做上层工作的头面人物，还有大批基层骨干，特别是上海、武汉等城市的工人。这些同志经历不同，文化理论水平差别很大，学校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成立特别班。学员有：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和南昌起义时革命委员会秘书长的吴玉章，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的林祖涵(伯渠)，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和何叔衡，广州起义重要领导人叶剑英，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夏曦，曾任湖南省教育厅长的方维夏，老教育家徐特立，以及王观澜、江浩、钱亦石、钱家潭、李文宜等。他们主要是学习俄语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二是工人预备班。他们主要是补习文化，学俄语和政治常识。其中李剑如是上海的工人领袖，余笃三是武汉的工人领袖。这个班由张闻天和博古任指导员。
　　军事干部分散在好几个学校。在莫斯科的列弗多沃区，就有几摊子：高级军事学院，即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刘伯承在那里，还有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左权、李必庭和另外两个记不起名字的同志，共6人，所以，刘伯承开玩笑说是马牛羊鸡犬豕。后来其中有两人回国后在暴动时牺牲了。最大的一摊是高级步兵学校，有100多人，伍修权在那里当翻译。炮兵学校，有朱瑞、郭化若、王长礼等在那里。每个学校都有留学生支部，高级步校的支部书记是唐成印，长征时牺牲了；炮校的支部书记是朱瑞。在外地的还有少量的学员，常乾坤等在基辅的飞行学校，常是冯玉祥派去的，后来是新中国最早的空军副司令员。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是专门培养营团以上军官的，待遇很高，除蒋经国外，萧劲光、李卓然、曾涌泉等也转到那里学习。学军事的人，有些是大革命失败前就选派去的。
　　东方大学还有10来个人，我认识四川的罗世文，通过他认识了乌兰夫和赵毅敏等。那时我年轻，有空就这里转转，那里转转，认识很多人。
　　当大革命失败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立刻建立起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屠杀政策下，苏联办的这些学校，帮助我们党保存了一大批在国内难以立足的干部，并且帮助他们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这是我们永远铭记在心的！
　　1928年夏，我到苏联已经一年半了，俄文程度有了提高，可以选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西方革命史、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像这样比较系统的理论学习，从我来说，以前还没有过，对帮助我确立共产主义信念、提高理论水平是起了作用的。这时，学校把我编入翻译班，准备当翻译。不久，我就担任特别班的译员。特别班的同志，都已年近半百，在大革命中担任过一定的领导工作，我是晚辈。在重庆时，我是吴老的“交通员”，这时在莫斯科相遇，感到特别亲切，所以常去看他，帮他们买点东西。徐老的牙齿缺了，学俄语时“噗—噗—噗”地读不准，但他学习很认真。吴老还利用这个机会研究土地问题和文字改革。刘伯承的宿舍在7层楼上，他眼睛不好，腿又不好，星期天电梯停开，他下楼不方便，我便给他买一些罐头食品送去。中山大学的食堂改善生活时，我常打电话给他，请他来打“牙祭”，他就来了，吃鸡蛋炒饭，还有一点香肠，这在当时的莫斯科是稀有食品。因为伯承的关系，我和屈武、左权等也认识了。
    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
    经过分化和改组，中大的学员基本上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大革命失败以前进校的知识分子，有的是留校的毕业生。他们俄语比较好，不但在党校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的任副校长，有的是支部局委员，有的还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和校内中国问题研究所的实习生或研究生。王明是米夫的翻译，党的六大期间又担任大会的翻译，斯大林和中国领导人谈话时也由他口译。张闻天和博古先后担任过向忠发的翻译。我是翻译班的，又担任特别班的口译。人们称我们为“翻译派”，对领导比较靠近。另一部分人是大革命失败后从国内来到莫斯科入校的。他们中不少是老干部，是大革命斗争中的骨干，被称为“实际派”。
　　这两部分人经历不同，心态也不同。
　　“翻译派”自称“新知识分子”，许多人自命不凡，看不起国内的领导人，认为他们不懂理论，认为“实际派”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把中国革命搞垮了。王明更是如此，他瞧不起原来的领导人，讥讽他们不知道怎么革命，甚至骂他们是“罪人”。参加六大的翻译工作后，他到处散布说：斯大林讲革命形势的高潮和低潮问题，中国党的领导人都听不懂，斯大林只好在纸上画。他就吹这些牛，好像只有他懂，中国革命要靠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回想中国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想，它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共产国际的东方部。
　　所谓“实际派”，他们对大革命的失败既不甘心，又有埋怨情绪。有的责备领导无能；有的认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鲍罗廷有严重责任，甚至责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王明和米夫盛气凌人地指责这些同志是“右派”、“工人反动派”、“共青团先锋派”和“教务派的残余”等等，帽子满天飞。后来，凡是对支部局有不满的，一律被列为搞“第二条路线”，将反托派反“第二条路线”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捕风捉影地闹出一个“江浙同乡会”事件，把联共党内同反对派的斗争搬到中大来。
　　“江浙同乡会”是王明为了排除异己而捏造出来的。中大的江浙籍同学，出于同乡情谊，常在一起吃中国餐。一次，在东方大学当翻译的孙冶方，约请董亦湘、俞秀松等老乡在家里聚餐，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开江浙同乡会。无独有偶，蒋经国转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后，月津贴增加了，俞秀松、董亦湘等老乡写信要他作点“贡献”，戏称“缴会费”。事情传到中大的支部局，王明便诬陷这是一个秘密的政治派别组织，不但莫斯科有，列宁格勒也有，头头是原教务派的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重要成员有蒋经国、左权、朱务善等，而“工人反对派”是受“江浙同乡会”指使的群众。他企图一石三鸟，这样来打击所谓的“第二条路线”联盟。米夫请“格别乌”派人参加调查。结果，“只发现一些微不足道的证据”。王明不肯罢休。这时，中共中央派向忠发、李震瀛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届代表大会。米夫和王明就请向忠发到中大来作报告。向忠发偏听偏信，9月14日在大会上放炮，说“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要消灭小组织，领袖和中心人物要“予以严厉的制裁”，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这一来，中大的江浙籍学员人人自危，他们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代表团提出申诉，要求重新调查。代表团指定瞿秋白等处理这件事。这样，王明控制的支部局同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展开了一场调查和抵制调查的斗争，这就是后来延安整风时博古所说的王明宗派“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
　　瞿秋白派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来中大查对事实，支部局拒绝合作。代表团经共产国际同意到“格别乌”机关查阅“江浙同乡会”的调查材料，他们又以种种借口予以拒绝。出于无奈，代表团只好通过在中大学习的亲属，像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弟弟瞿景白、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等找人交谈。支部局又说他们是拉帮结伙，想夺学校的领导权；他们和谁来往，讲了什么，都有单子记着，甚至用窃听等极不正派的手段。最后，瞿秋白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依据事实指出：被指控为同乡会负责人的周达文是贵州人，“重要成员”的左权、朱务善是湖南人；而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虽然是江浙人，却和“同乡会”的人观点不同，可见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组织；至于这些学员在一些问题上，确实对支部局有意见，但并不是派别活动。代表团要求王明等提供新的证据，王明等置之不理。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为此组成审查委员会。这时党的六大已经闭幕，留在莫斯科处理未了事情的周恩来参加审查委员会，召集中大支部局负责人和被指控的董亦湘、孙冶方等进行对质，结论是：指控不实，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周恩来在中大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了这个正确结论。米夫和王明反中共代表团的“第一战”输了。为了报这“一箭之仇”，1929年暑假前，在10天的总结工作大会上，又发生了一场斗争。
　　这时，我已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业余实习生，主要工作是看中国报刊，编写成俄文的简报，每周一次。在我之前去的是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这样，我和他们的交往比较多了。我和博古是同班同学，关系最好，与王明间接一点。六大以后，张闻天和沈泽民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去了，有时还来中大吃饭。我们没有开过会，但都是支持支部局的，代表团的同志说我们骄傲自满，是自封的布尔什维克。
　　总结工作的党员大会是例行的，但这一次却不寻常：第一，它是在联共党内正在开展反对托派和右派联盟的紧张气氛下召开的；第二，米夫和支部局想借这个时机同“第二条战线联盟”摊牌，所以特地请莫斯科区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到场讲话，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派人参加。在这样的状况下，瞿秋白没有应邀出席，而派张国焘到会作代表。王明已在3月间回国，但他和米夫长期以来对中共代表团散布的流言蜚语，却早在群众中煽起了对立情绪。我和博古担任这次大会的翻译。
　　会议开始后，区委书记在讲话中全力维护支部局，说它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对“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批评。李剑如和余笃三气愤不过，很不理智地当场起来抵制，会场秩序混乱，不但打断了区委书记的讲话，还不让博古和我翻译下去，张闻天也遭到大家的反对，沈泽民几乎被赶出会场。共产国际的索里茨，在大会的第八天讲话，他严厉批评李剑如等：你们在这里，在莫斯科，无论说得多么好听，都不能完全说明你们是好样的。你们必须在中国，在流血斗争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证明你们是真正好样的。不是这里，而是那里！
　　大会对支部局的工作辩论了10天，最后只好付诸表决。李剑如等的鲁蛮行动，既激怒了共产国际监委会，又失去了许多群众的同情，但即使这样，多数党员宁肯采取中立，也不愿支持支部局。拥护支部局的只有90票，仍占少数。会后，联共中央派人调查，因为米夫和王明排除异己的活动是打着反托派和反右倾的旗号进行的，所以调查报告虽然对支部局日常工作中的许多缺点作了批评，在政治路线上仍给予肯定。这次斗争，表面上是支部局胜利了。暑假后，米夫却去职，由原莫斯科大学的校长威格尔接任中山大学校长。
    清党运动
    我们在达那英卡海滨度过暑假后，回到中大，学校的清党运动就开始了。
　　米夫离开了学校，但共产国际东方部仍然管理着中大。10月，支部局调整组织，博古转到中国问题研究所去了，我可能因为人缘比较好，被选为支部局委员。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底，我不读书了，主要搞社会工作。当时，支部局成员正职都是苏联人，书记苏联人托景是米夫派，操纵一切。组织部长是贝尔钦，副部长王云程、朱阿银，宣传部长希季钦，夏曦和我是副部长。我分工安排上党课，请教师，办支部局的墙报。王明走后，张闻天和博古也不在支部局了，但是这条线还在，张闻天和博古同米夫主持的东方部有直接联系。延安整风时，博古说：我虽然不在支部局，但不在其位，必谋其政，主要是通过写文章，当翻译。张闻天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支持米夫和瞿秋白等论战。
　　领导中大清党运动的三人委员会是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派人组成的，主任委员柏烈仁是1905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任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长。另外两位，一位是监察委员，一位是曾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维经斯基。区委的俄国人和支部局的委员都没有参加清党委员会，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柏烈仁讲话的矛头针对着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指责他政治上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富农路线，在中大学生中培植派别势力。这在学生中造成一种空气，凡是过去不支持支部局而和中共代表团接近的，都将受到追究，他们因此愤愤不平。瞿秋白弟弟景白一气之下，把联共的预备党员证书交还支部局。第二天，他失踪了。
　　1930年5月，米夫向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作出的决议案，声称：李剑如、余笃三已“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须担负“部分责任”，“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政治委员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并请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这是对瞿秋白等三人下逐客令。他们被迫来中大作检讨。为什么决议案没有点其他两位代表团成员张国焘和王若飞的名呢？原来，张国焘向米夫低头了，他在《申明书》中诬陷瞿秋白“拉帮结派”，甚至把驻少共国际的代表陆定一也拉在一起，说他们都是反共产国际的。张国焘搞了这一手，共产国际就信任他了。王若飞那时被诬为有“托派嫌疑”，正在列宁学院受“清党”的考验。后来，共产国际要中共代表团统统回国。
　　清党的第二阶段是停课搞人人过关。由柏烈仁坐镇，中国学生逐个地在大会上“过筛子”，从个人历史讲到现实斗争中的立场，不会俄文的有人翻译。讲完后，台下200多党员都可以向你提意见，揭发，追问，和“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斗争会差不多，只是没有弯腰、低头和“喷气式”，直到没有人提意见了，就算Pass。提意见和通过的关键，是看你是不是紧靠学校支部局。紧靠的，就保护你过关；半靠的，特别是不靠的，就揪住不放，进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是拥护支部局的，清党委员会对我的结论是：出身不好，但基本立场正确，派回国内做实际工作。清团的工作和清党同时进行，如法炮制。结果，全校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学员被扣上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等政治帽子，有的开除党团籍，有的送到工厂农村劳动改造，还逮捕了30多名“主要分子”。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被送到工厂劳改，陆定一的爱人唐义贞、沈泽民的侄女沈莲春、我的爱人李伯钊都被开除团籍。这些“结论”，成为王明上台后推行宗派主义干部路线的重要依据。
　　李伯钊为什么被开除团籍呢？她4岁丧父，靠母亲抚养长大，8岁进小学，13岁考入四川省立女子师范，第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卅运动中被开除学籍，从此离开四川到上海，参加革命。因为她的父亲曾经在四川山区的一个小县里做过一任县官，所以她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又因为她在党校内开展文娱活动时，接触的同学很广泛，又说她同托派有“联系”。她感到无奈。我和伯钊新婚不久，她就受到这样无端的政治打击，按当时的风尚，我应该同她离婚，“划清界限”哟！但我没有。你开除她的团籍，反正我相信这个人。开除团籍后，伯钊先到莫斯科五金厂学车工；不久，转到红十月纺织厂。1930年夏，周恩来来到莫斯科，任务之一是处理中共代表团在解决中大问题上同共产国际产生的分歧。他到中大来向留学生作报告，并且建议：在各工厂劳动的女同志可改去红军医院，学习护理技术后回国工作。伯钊等100多人便转到红军医院。一个月后，她请求回国，到苏维埃区工作。我俩的想法不谋而合，只是中大的清党正进入对学员的鉴定阶段，我被留下来继续做翻译工作。我们只好暂时分手。1930年底，她背着“阶级异己分子”和“托派嫌疑”的政治包袱离开莫斯科，直到1936年红军长征结束，她才被吸收入党。每当说起这段经历来，她总是很难受！
　　中大停课清党，先后闹了100多天。1930年秋，清党结束。中大宣布停办。瞿秋白等随恩来同志回国。这以后，中共中央便没有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直到1931年9月，才恢复由王明负责的中共代表团。
    旅莫岁月的反思
    我在莫斯科4年。开头的一年半，真正在中山大学坐下来学习，懂得了马列主义，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也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从1928年下半年到中大停办的两年间，校内斗争迭起，秩序混乱，我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在做社会工作，包括当翻译。
　　60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我有以下几点想法：
　　第一， 关于中山大学的办学方针。
　　中山大学办了5年，学员先后有1200多人。前3年是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包括共青团)选派的学员各占一半；后两年，国共分裂，由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转化成为共产党的干部学校。总的说，学员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共约占三分之二。他们在学校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接触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生活。开设的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形态发展史、俄国革命运动史、列宁主义、俄文等。课余活动也很活跃，李伯钊就和陈微明(沙可夫)组织课余的文艺小组演出过合唱和话剧等。很多同志在回国后，成为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革命家。不少人在战场上、监狱中和刑场上，为人民事业流血捐躯。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下，学校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重要骨干，帮助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谈到中山大学，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对这一面应该有恰当评价。但是中大的办学方针确实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
　　一是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讲马列主义，而不强调应用，不联系中国的国情；课程的设置，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明显地脱节；讲革命经验，言必称苏俄，就是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模式。特别是国共分裂后，中国由国民革命转入土地革命，革命的对象、动力、道路、策略都起了变化，但是，学员连中共八七会议的精神，朱毛红军上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等重大事件都不清楚。学员在学习后回国从事实际工作就遇到许多困难，并且容易形成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
　　二是学校的领导把中国共产党排除在外。中山大学前期还有国民党的代表，说是共同管理，后期却没有中共中央的代表参与管理。党的六大后，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成立，负责人瞿秋白是政治局委员，但是，米夫不允许他过问中大的事，即使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米夫也认为是向中大“争夺领导权”。后期并将中共旅莫支部撤销，党员一律编入联共支部，降为预备党员，受莫斯科区委领导，连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和何叔衡也不例外。学员结业时的政治鉴定、工作分配，一概不许中共代表团插手，使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学习期间同中国党中断了联系，而日常组织生活又完全卷入苏联内部的政治斗争。米夫实际上是企图培训一批政治上绝对听从共产国际东方部和联共的中共新领导人。
　　三是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形而上学和组织上的培植宗派。在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中，把所有渴望总结大革命的教训、对斯大林诿过陈独秀不满的中国党员一律给予打击，甚至制造“江浙同乡会”之类的假案，独断专行，排除异己，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竟迁怒中共代表团。教条主义宗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米夫和王明培植起来的。当然，抵制教条宗派的学员，由于政治水平和素质不同，确有感情用事甚至某些不理智的举动，但矛盾的主导方面，无疑是在掌握学校领导权、培植宗派的米夫和王明。
　　尽管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在中山大学的办学方针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里也都有历史局限性的问题。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们对复杂曲折的中国革命，有系统的现成的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仍要靠中国人自己通过革命实践来解决。
　　第二，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当事人和党史界一直有争论。1980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邀请19位当年中大的学员开过一次调查会，会上达成的共识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不能准确反映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建议今后不要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用名词。我是出席会议的成员之一，同意这个建议。具体地说，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党员，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上比较一致，但是，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员。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只是别人对他们的一种笼统的说法，所指的人也不尽相同，谁也没有列出过一个确定的名单来。有人说：1929年夏，在支部局召开的总结大会上，最后表决时只有28名党员拥护支部局，因此得名。这根本不是事实。那次党员大会上的表决，支持支部局的共有90票，另外还有30票是苏联人，但仍居少数。以吴玉章为例，他本来对支部局工作“有许多意见”，后来支部局夏曦告诉他说：现在有人要利用工作中的缺点来反党。并向吴老提示：我们首先要说支部局的路线是正确的，然后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吴老说：“有这样一回事吗？要反党我就不赞成！”他在总结大会上的发言就持这个态度。但吴老决不是宗派分子。教条宗派的基础是错误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所以它是可以分化的。以后的历史证明，王明的教条宗派经过多次分化，经延安整风分清路线后，这个宗派就不存在了。我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合事实，也不准确。应当说：确确实实有王明教条宗派，但并没有什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还有人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是指一名共青团员，年纪很轻所以称为“半个”。这更经不起推敲。因为参加10天总结大会的是党员，团员不参加，更没有表决权。
　　第三，米夫和王明在党校中培植这个宗派是有政治野心的。米夫是想在中国党内安插亲信，王明则想借机在党内夺取最高权力。1927年来武汉时，米夫就向陈独秀推荐王明，没有得逞。据周恩来说：六大选举期间， 米夫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上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时没有什么人理他。这就是后来中大学生中流传米夫要提拔王明当中央委员的原因。延安整风时，张闻天也说过，王明在六大想活动一个位置，好回中国去。1931年1月，在党的四中全会上，米夫一手操纵，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而在会前并非中央委员的王明，一步跨进政治局。足见米夫培植亲信的苦心。但不能因此认为，凡是在中大支持支部局、受教条宗派影响的人都有政治野心。应当说，他们的动机是很复杂的，有的是出于对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信任，有的是限于组织纪律的约束，有的是政治上受蒙蔽，不可一概而论。但是，怀有政治野心、至死不服从真理的王明，将永远遭受历史的谴责。
    延安整风时期对王明教条宗派的清算
　　1941年5月，毛主席向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端。
　　整风的目的，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分清党内的路线是非，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为七大统一全党认识作准备。
　　整风学习的内容丰富，而且不断地深入。大家先从学习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入手，进一步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讨党的历史经验，重点放在剖析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上。中央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主席和王稼祥任正副组长。那时，毛住在杨家岭，和政治局的同志一起学习。平常就是读书，看文件，也开小组会。在这段时间内，我确实读了不少书，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说，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必读的。
　　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党史，毛主席化了很大力气，编出一本“党书”，就是《六大以来》。全书共280多万字，汇集了从1928年到1941年间党的重要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和文章，共518篇。以前，我们在中山大学期间也读过不少马列的书，也学革命史，但教员引经据典地讲的都是俄国的经验、英国的经验，我在那里4年，就没有在课堂上听说过毛泽东，也没有听说过农民运动，虽然知道中国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但认为它只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并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到中山大学来作过报告，也没有讲毛泽东在井冈山这股革命力量，没有指出它是将来的希望。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山大学里一味责备是那些缺乏“理论”的老干部断送了革命，王明还大肆吹嘘中国革命非我们这些“新知识分子”不成。到这时，我们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犀利的思想武器。
　　全党的普遍整风是1942年2月毛主席在党校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选”时改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后展开的。这以后，延安各机关、学校的干部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发扬民主，检查工作，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这时，高级干部的学习重点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剖析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做笔记，写心得，准备反省检查。
　　5月下旬，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领导整风，毛主席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管党务。中央学习组的48名成员分为9个小组，我和任弼时、李富春、王若飞等6个人为第三小组，组长是任弼时。
　　那时候，康生很红，担任的职务很多，除了总学委会副主任外，还是中央社会部主任，情报工作这一块在他手里。不久，延安各单位分成5个系统，指定专人管整风运动。中直系统的学委会主任是康生，李富春是副主任。党政军民学包括军委和群众团体的学习，康生都可以管。他表现得非常用心，又很勤快。各机关汇报情况，他亲自做记录，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他垫着复写纸在小本子上记，会后立刻把复写件送给毛主席看。中直系统汇报时，他把邓发和我拉到一起听。总学委会讨论时，他扮成一个“圣人”的角色。对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他装作恍然大悟地说：“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它，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那时，毛主席很称赞他，大家也觉得他不错，认为他很有本事。
　　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的历史，在讨论中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六届四中全会后在政治路线上有没有错误？二是六大决议案是不是正确？三是抗日战争中应该以正规战为主还是以游击战为主？此外，对土改、整军、根据地性质等问题也有争论。
　　在反省检查的基础上，我参加了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政治局两次整风扩大会议，这是中央领导层整风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两次会议，许多重要问题在会上经过思想斗争，取得了共识。
　　第一次九月会议在1941年，主要揭发和批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当时，恩来同志在重庆，少奇同志和彭德怀分别在华中和华北前线，没有出席。会上，洛甫和博古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会议对所谓“国际路线”的错误取得了共识，连王明也不能不表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主席说是路线问题，今天洛甫和博古的讲话，我都同意。”但是，一涉及到抗战初期王明在武汉工作中的严重右倾错误，他便以攻为守，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太左”，同斯大林的观点不一致。这自然遭到同志们的批驳。从此，王明便称病不出席会议，大家只好等待他的觉悟。
　　王明为什么那么傲慢？他说《八一宣言》是他起草的，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是他创造的。实际上这些都是从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那里来的。他主张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事实上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一切服从蒋介石，放弃独立自主。有同志问我，如果王明老老实实认错，事情的发展是否可能会不一样。我认为王明根本不可能老老实实认错，他自以为有后台，有资本，顽固地坚持所谓“国际路线”，而把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离经叛道。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借治病的机会，跑到苏联，不再回来。还写了一本小册子叫《中共五十年》，和赫鲁晓夫一起反共反华。
　　第二次九月会议，是在1943年召开的。那时提出来反对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宗派，一个是经验宗派。毛主席说：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
　　随着整风学习的逐步深入，从各根据地又抽调许多干部回来参加。那时，留在根据地坚持的干部叫“咬牙干部”；回延安的叫“反攻干部”，也就是向日本侵略者大反攻作准备的意思。所以，参加第二次九月会议的人比第一次要多。这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都出席了。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经常列席的还有李富春、彭真、王若飞、陈伯达、胡乔木和我。王明依然称病不参加，对他的批评是背对背的。
　　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一方面，从大家揭发的事实来看，“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确实十分严重，而王明的态度又令人十分气愤。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这个时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炮。这个阻止很重要。如果延安整风中在“抢救运动”以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
　　对教条宗派，毛主席公正地说：教条主义还是革命的，不过是搬教条就是了。他们同我们有三点相同的地方：第一，要打倒帝国主义；第二，反对蒋介石；第三，主张分田地给农民。他不提这个，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下不了台呀！其实很多同志那时也不过跟着走就是了。在关键时刻，毛主席这么一说，有利于抵制那股“左”的情绪。
　　毛主席还说：党内的宗派主义，也可以说没有组织系统，但有共同的思想方法和政治纲领。对教条宗派来说，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它的思想方法，它的政治纲领就体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处理阶级关系等一系列“左”的政策和策略上。我是中山大学后期支部局的委员之一，被列入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整风对我来说确实有很大收获，那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家对我的批评，有些话也很厉害，那没有什么，又没有给处分，治病救人嘛！后来，在党的七大的大会发言中，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郑重的自我批评。担任支部局委员期间，中山大学进行了“清党”，这是按联共(布)的办法进行的，支部局书记是苏联人，清党委员会的3名委员都是苏军参谋部派来的，在他们的主持下，以宗派的标准给每个党员做了政治鉴定。凡是同支部局靠拢的，就是好同志，不靠拢或半靠拢的，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调和分子。戴上这些政治帽子的人，回国以后，即使表现很好，常常也一直不受组织的信任。左权曾在伏龙芝军事大学学习，清党时被扣上“托派”的帽子。他心里很不平，向我说过，想请党中央给他平反。这使我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政治后果。清党时，博古已经回国了，洛甫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去了，中山大学支部局委员中有4名中国学员，两位已经牺牲，另一个叛变了，因此我有责任向党说清楚。我在大会发言中说：在这个问题上，博古也好，洛甫也好，责任没有我大，他们不是当时的支部局委员，没有发言权。左权同志1930年回国，进入革命根据地，参加了历次反“围剿”的战争。长征中参与指挥了多次重要战斗。1936年5月，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和代理军团长。抗战初期任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5月牺牲于山西抗战前线。那时，整风没有结束，他是抱着遗憾离开我们的！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是许多中大学生对我们自称“布尔什维克”的挖苦和讥讽，很难确定地说包括了哪些人；可是在整风中，康生等硬要追究教条宗派的“组织”系统，结果，谁也没法开列出一个大家认可的名单，有人列出了四五十人，有人甚至列出了100多人，成为以后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整风总结时，毛主席代表书记处和政治局对这些问题作了公正的结论。1944年5月21日，经六届七中全会一致通过，形成如下文字决议：
　　“1、中央某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错误问题。
　　2、四中全会后一九三一年的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为历史教训。
　　3、对过去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以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
　　4、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定一切。
　　5、六次大会虽有其缺点和错误，但基本路线是正确的。
　　6、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向。
　　上述各项全体表决通过。”
　　这项决议，书记处原来讨论确定的只有前五项，后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除对前五项作了说明外，又增加了第六项。他说两个宗派已经没有了，“历史上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东西了。丢掉这个包袱，才符合事实，利于团结”。并提请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正式作出了决议。
　　谁能料到，作为当年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的康生，后来当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居然又推翻政治局的决议，指鹿为马，重算老账，使许多老同志遭受残酷的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1981年8月，由孙冶方建议，经党史领导小组的胡乔木同意，约请当年中山大学学员和熟悉情况的老同志举行座谈。会议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主持。会议鉴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说法并不能准确地反映王明教条宗派集团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在给中央书记处报告的《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教条宗派问题调查纪要》中写道：建议党内今后不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
　　回想起来，我觉得：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页：第一是学习马列，研究历史，分清路线，整顿“三风”，特别是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是很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七大可能开不成功，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虽然这中间也有一些偏激的批评，伤害过一些同志，总起来说，积极的方面毕竟是主要的，所以党的七大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第二，在学习过程中出了一个问题，叫审干，把人关起来交代问题，那样做是错误的。至于“抢救运动”，那就“抢救”得没有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