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成：朱理治在陕甘宁边区的岁月

李旧苗

朱理治，是知识分子出身并受过长期革命锻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不仅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也是精通财经工作的党内专家。在他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与陕甘宁根据地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朱理治从1935年至1943年一直战斗和生活在陕甘宁根据地，期间先后担任过中共陕甘晋、陕甘边省委书记，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等重要领导职务，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陕甘宁边区，为边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他在担任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期间，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执行了极“左”错误政策，以致逮捕关押了大批陕北根据地干部，包括刘志丹、高岗等人，并杀害了几百人，给陕北根据地造成了巨大损失。对于这一错误，朱理治自己作了深刻的检讨。党组织在弄清了历史事实并作出正确处理后，仍然对朱理治委以重任，让他继续担任了陕甘边省委书记，后又任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委、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等重要领导职务；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央东北局驻北朝鲜全权代表、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财委物资局长、中央交通部副部长、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国家计委副主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兼计委主任等职。1978年4月9日于北京病逝。
    但是由于1942年时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使朱理治的问题没有因为检讨和以后的认真工作而得到解决。对于1942年12月西北局高干会根据高岗的报告作出的决定中，认定陕北肃反逮捕刘志丹、高岗是出于朱理治“个人的阴谋陷害”以及朱理治“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说法，朱理治一直认为不符合事实。但是，在高岗权高位重之时，朱理治是无法申诉自己的意见的。直到高岗自杀后，朱理治才有机会向中央申诉自己的意见。1958年，邓小平通过王首道转告朱理治，要他向中监委提出申诉。1959年11月23日，中央监委作出《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纠正了上述1942年“两个不合事实的说法”，并报经中央书记处讨论批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文件并没有能向下转发，致使党的许多同志始终不了解这一情况。1983年3月，朱理治逝世5年之后，他的夫人苏菲鉴于一些书刊仍沿用1942年西北高干会上的不正确说法，上书邓小平，希望中央组织部能将1959年中监委的审查意见转发给党史研究和宣传文艺部门。同年5月21日，邓小平批示：“请中组部办理。”中组部根据邓小平的批示，于1984年2月24日向党内发出了第4号《案情复查通报》即《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进一步纠正了过去结论中的不实之词，肯定他对陕北错误肃反“一直表示沉痛，作过多次检查，态度是诚恳的”，并指出，朱理治同志“自1927年入党后，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有不少贡献，把一生献给了党”；同时强调“今后对西北党的历史的研究和探讨应以《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来统一认识”。至此，他的这段历史得到了公正的解决。
    在腥风血雨中投身革命
    朱理治原名朱铭勋，1907年7月25日生于江苏省南通县余西镇。朱理治自小天资聪颖，故得私塾老师竭力推荐，由有钱的族叔供他上学。在南通师范第一附小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使好学多思的朱理治第一次受到了民主与进步思想的洗礼。
    1922年，朱理治考入江苏省立第七中学。他发奋求知，考试分数总是全班第一。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在南通引起了很大震动。朱理治和班上的进步同学一起走向街头，走向农村，高呼反帝口号，揭露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向人民群众宣传爱国道理。为了表明他的一片爱国热忱，他给自己取号“慕飞”，决心以民族英雄岳飞为榜样，在爱国斗争中奋勇向前。
    1926年，朱理治读完高二即以高中毕业的同等学历，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27年4月，经余冠英介绍，朱理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北方，奉系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屠杀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刚刚入党的朱理治，坚定勇敢地迎接了这场斗争，不久就被选为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1927年10月，朱理治任中共北京西郊区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西郊区党的力量逐步壮大，党员发展到近400名。党的组织经受了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考验。1928年1月，中共北平市委在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下，组织了以四大铁路工人为主的全市性大暴动。结果，中共北平市委和城区的几个区委都遭到敌人的破坏，惟有朱理治领导的西郊区委没有暴露。市委和几个区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找到朱理治，决定成立中共北平市委临时工作委员会，推选朱理治为书记。不久，中共顺直省委派人到北平成立了新市委，朱理治被选为市委委员。
    1930年7月，北平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后，朱理治前往上海，与中共江苏省委取得联系。1931年7月，朱理治调共青团中央工作。当时，团中央书记是凯丰，朱理治除任宣传部秘书兼团中央训练班教员外，还代表团中央宣传部参加中央文委社会科学组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中共党团会议。九一八事变后，上海青年和各界人士奋起抗议日本侵略罪行，声援东北义勇军抗日将士，朱理治代表共青团中央参加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的领导工作。1932年2月至5月间，朱理治作为中央巡视员，两次去厦门和福州，巡视党和团的工作，并协助选送一批干部去中央苏区工作。7月，朱理治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
    1934年3月，中共中央调朱理治到中共河北省委工作，这时他虽然年仅27岁，但已经由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个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者了。到天津后，他见到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和中共河北省委代理书记孟坚，并被组织任命为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不久，孟坚被免职后，朱理治便代理省委书记。到1935年2月朱理治离开中共河北省委前，河北省的党组织已从被“左”倾错误影响而遭惨重损失的状态中恢复和发展起来，党员数量达到4000多人。
    受命领导陕北根据地
    1935年3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通知朱理治，要他到陕北工作。朱理治于5月初动身，7月初到达陕北延川县的永坪镇。不久，接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来信，要他以北方局代表的名义工作。此后，中共上海中央局派聂鸿钧到陕北，成立中央局和北方局代表团，朱理治又以代表团书记的名义活动；9月中旬，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改名为中共陕甘晋省委。9月21日，省委在永坪镇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省委领导班子由朱理治、郭洪涛、徐海东、程子华、聂鸿钧、刘志丹、高岗、马明方等9人组成，朱理治任省委书记。
    中共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即组织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粉碎敌人的这次“围剿”，中共陕甘晋省委和十五军团召开了联席会议，在朱理治的主持下讨论了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与会同志对先打高桂滋、井岳秀的部队还是先打东北军的问题，发生了争论。朱理治采纳了徐海东、刘志丹等的正确意见，并提出了围甘泉，打援兵的建议。结果，在劳山打了一场漂亮的埋伏战，消灭敌110师大约3000余人。击毙敌师长何立中，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步胜利。部队从这次战役缴获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份电报，说：“有一小股朱毛匪军已到会宁，有窜陕北模样。”前方负责同志给朱理治写信，建议红十五军团到关中迎接中央红军。朱理治同郭洪涛及在后方养伤的程子华等商量后认为，电报是一个多月前的，中央红军要来陕北苏区的话，已经到了；现在没有到，那就是已去别处；因此，不如继续向南进击，调动西安之敌北援，以此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同时，十五军团仍在苏区边沿，敌人也不敢乘虚冒犯根据地后方。十五军团随即出兵南下，攻打榆林桥，调敌北移，牵制敌人，以保卫苏区和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打下榆林桥后，仍没有中央红军的消息，朱理治便给前方写了一封信，要前方“派出一支武装交通队去找中央”，并于1935年11月在吴起镇找到了中央红军。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由吴起镇东移后，中共陕甘晋省委即派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鸿钧前往迎接，在甘泉县下寺湾向中共中央常委汇报了陕甘根据地的情况。
    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1935年9、10月间，在陕北根据地发生了错误的“肃反”。在这次运动中，不仅错杀了200多人，而且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夕，逮捕了刘志丹等红26军及陕甘边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这次错误肃反，从根本上说是“左”倾错误造成的后果。当时，朱理治是中央北方局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的负责人，又是陕甘晋省委书记，因此，他在这一事件中，在政治上负有主要责任。但他的错误性质，主要在于积极执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和上级对肃反的指示，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严重的主观性、片面性，盲目搬用鄂豫皖等苏区错误的肃反经验，偏听个别人的反映与轻信逼供来的假材料，而对陕北的情况缺乏系统的调查和具体的分析。虽然如此，但他“在后方始终没有杀过人”，而且当他察觉肃反搞错了时，立即表示：“宁愿放了刘、高挨骂，也不能昧着良心做事”。并派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到前方，制止继续捕人、杀人，并要郭洪涛转告前方负责同志：“后方没有掌握刘志丹、高岗反革命的证据，如果前方也无证据，准备将他们释放。”后因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北，由中央直接处理了这一事件。
    朱理治本人对他在陕北期间的这一错误，一直表示非常愧疚。1935年11月，他到下寺湾与中央会合，一见到周恩来、罗迈、博古、洛甫等中央领导人就主动承认：“这次肃反有错误，刘、高不是反革命。”在这以后，他又作过多次深刻、诚恳的检查。
    经营边区金融业
    1938年武汉会战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金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于此危难之时，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于1941年3月14日任命朱理治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
    朱理治于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入学不久便投身革命，此后长期从事党的地方和军队工作。由于多年没有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因此，对于经济工作，尤其是担任边区银行行长这样一个重要的职务，对于朱理治来说，还是很富有挑战性的。加上由于1935年9、10月间，在他担任中央和北方局驻陕甘代表团书记及陕甘晋省委书记时，曾发生过错捕刘志丹、高岗等人的事件，所以他一度担心在边区不好开展工作，对就任边区银行行长犹豫不决。但当中央作出正式决定后，他便严格遵守组织安排，接受了任命，并向中央表示将恪尽职守、做好工作。
    朱理治到边区银行甫一就任，即行努力研究经济工作，提出，作为边区银行的工作人员，“商人意识不可有，商人技术不可无”。为此，他通过各种渠道，找来《资本论》、《论国家银行》和《货币信用论教程》等大量专业书籍，抓紧时间潜心研读。同时组织全体干部加强业务学习，使边区银行的金融理论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虽然是全国革命精英的集散地，但包括金融方面的各种专业人才依然极为匮乏。为了完成好中央赋予的神圣使命，朱理治通过各种渠道延揽人才，加强边区银行的力量。为了广招人才，他不惜采取“重金收买”的办法。当时，陕北公学的余耀泽、农学会的方粹农等人，作为边区金融界的骨干力量，是许多军政单位想调入的优秀人才。得知这一情况后，朱理治亲自出面，多次与他们谈心，表示边区银行的诚意，最终用“贷款”的方式将余耀泽、方粹农等人“买”进了边区银行，并签订了合约。经过朱理治的努力，边区银行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生占到总人数的40％以上。这段故事，也在边区传为佳话。
    陕甘宁边区银行是1937年10月1日，由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成立的，在当时并没有公开，主要经营光华商店，实际上只是一个财政支付机关。朱理治担任边区银行行长时，正是边区银行由财政支付机关向国家银行转变的开始。值此危急时刻，他临危受命，辛勤工作，通过建立边区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完善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的职能、形成完整的金融网络以及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得陕甘宁边区银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朱理治任边区银行行长的短短两年，即1941年和1942年，是边区银行大发展的两年，也是最活跃的两年。《解放日报》每月总要有四、五次报道边区银行的文章、新闻或业务广告，边区的金融工作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1942年10月，中央西北局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对朱理治在1935年9、10月间陕北肃反中的错误，进行了批判。西北局的主要领导人高岗不是着重分析当时错误发生的客观环境和思想根源，而是无限上纲，硬说肃反事件错捕刘志丹、高岗是出于朱理治个人的阴谋陷害，还编造说朱理治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等等；尤其是当他的哥哥在市场上做黑市买卖被查处后，更是指责朱理治对西北局闹独立性。在这种背景下，朱理治被免去边区银行行长职务。此后，朱理治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1943年3月调中央党校学习，离开了他经营了两年多的边区金融事业，并于此后不久离开了他为之战斗达八年之久的陕甘宁边区。

李旧苗

有感于朱理治的后半生

吴殿尧


    在承担《朱理治传》十章的写作过程中，我不断加深了对这位革命家的了解和认识。其中一个突出的感受是，朱理治是一位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孜孜不倦的开拓者，是一位开创新局面的能手。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他的后半生，是在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和精神压力的情况下开拓工作局面的。这种坚忍负重、开拓进取的精神，更彰显出一个共产党人的本色。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开始，朱理治30岁。此后，他作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和中原局代理书记，开创了中原抗战的局面；又作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开创了边区金融工作的新局面。对这两个阶段的工作，中共中央是满意的，并予以了充分肯定。但是，在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的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朱理治却被高岗以清算1935年陕北肃反错误为名，横加“阴谋谄害”和“拒绝迎接中央”两大罪状，遭到几乎开除党籍的处理。那时，朱理治35岁半，对于他71年的人生来说，恰好开始步入后半生。这之后，朱理治很多时候是在逆境中为党和人民事业拼搏的。但他忠心耿耿，坚忍不拔，埋头苦干，多有建树。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东北局驻朝鲜总代表，开拓性地进行了建国前的“准外交”工作，有力地配合了东北解放战争；作为东北银行行长，开拓性地引领银行工作由战争时期向和平时期转变，使战争年代农村根据地性质的银行转为经济建设时期的国家银行；建国初期，他参与了在中国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开拓性工作，摸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如何清产核资、如何建立企业经济核算制、如何分配物资、国民经济计划如何制定等，他的工作，体现了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慎重和艰辛。正因为如此，老一辈革命家李先念题词评价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薄一波题词说他“是我国财经工作战线的一位优秀领导干部，他工作积极，勇于探索，对新中国物资、计划、交通等方面的工作做出了贡献，值得后人纪念”。耿飚题词说他“光明磊落，任劳任怨，廉洁奉公，一生忠于共产主义信仰的高贵品德值得纪念和学习”。
    一、担负把北朝鲜变成我东北解放区隐蔽后方的开拓性任务，为赢得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朱理治于1946年初任洮南地委书记后任北满分局秘书长，于8月被派往平壤，担任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驻北朝鲜全权代表，负责组建和领导东北局驻朝办事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当时，东北解放区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北满与南满交通阻断，特别是南满地区受到敌人重兵包围，需要把朝鲜作为后方，养护伤员，转移战略物资，并借道北朝鲜沟通南满、北满以及大连、山东之间的联系，保证战争所需要的人员、物资往来，支持东北我军的作战。这一职务的级别虽不高，但工作却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这时，北朝鲜已成立临时政府，1948年又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因此，办事处的任务大多涉及属于国与国之间的事务。但由于新中国尚未成立，双方还不可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承担这种“准外交”工作在我党的历史上既无先例可循，也无经验可谈。朱理治按照我党所一贯坚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既同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领导人建立同志式的兄弟般的友谊，坦诚相待；又处处体现对朝鲜独立和主权的尊重，体谅朝鲜的处境和困难，遇事耐心协商；既争取朝方帮助，又照顾朝方利益，从而使办事处工作得到朝方的大力支持，在两年时间里办成了许多大事：一、向北朝鲜境内撤退、安置了南满根据地近2万名伤病员、家属和后勤人员，转移了2万多吨战略物资。二、争取到朝方和驻朝苏军将日本侵略者留下的大批武器、炸药等作战物资，前后计2000多车皮，支援我东北解放战争。这些军火和物资装备在东北我军由10万发展到百万、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至进行辽沈决战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大作用。三、完成了陈云、李富春、李立三、朱瑞、刘亚楼、萧华、伍修权、韩先楚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张澜、郭沫若、章伯钧、谭平山、何香凝、柳亚子等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海城起义的国民党军184师官兵，以及解放区大批军政人员，合计2万余人的过境接待与输送工作。四、进行了南北满之间的粮食、煤炭、食盐、布匹、药品等物资借道北朝鲜的交流和转运，还与朝方在贸易、航运、水电、邮政等方面签订了20多个协议，协同朝鲜党和政府开展了华侨工作。朱理治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带领办事处同志边工作，边摸索，边总结经验，完成了特殊的使命，使办事处为我军坚持南满，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并最终取得解放全东北的伟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密切了中朝两党的关系，给新中国的外交、外贸、边务、侨务等工作提供了经验。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东北局驻朝办事处的作用和贡献，未得到应有的宣传与肯定，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二、两度从事革命根据地金融领域的开拓性事业，为使银行由适应战争向适应全国胜利后和平经济的转变做出突出贡献。
    早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朱理治就担任过陕甘宁边区的银行行长，为实现边区银行由不公开向公开，由经营商业向全面开展银行业务、由财政支付机关向具有国家银行职能的转变，以金融为武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作斗争，支持大生产运动，对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做出过重大贡献。1948年底，朱理治又被任命为东北银行行长。当时，东北三省是解放战争中最早全境解放的地区，而且是“背靠沙发”的最巩固的根据地，又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它的金融业的稳定与开展，对社会的稳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对支持关内正在进行的战略决战，夺取全国胜利，都具有重要作用。
　　朱理治结合工作实际，写下《东北银行的业务方针》、《总会计局结束后各财经部门相互间经济关系的意见》、《论银行工作的转变》等报告或文章，引领银行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他指出，我们的银行是在战争情况下搞起来的，开始建立根据地时，因为没有革命经费，故发票子，发本币，和敌伪货币作斗争，以后又搞农贷，为的是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改善民生。总之，那时主要是搞发行，作货币斗争和进行农贷这三大工作。到东北后的3年中，我们基本上仍是处在战争和农村的环境中，银行仍是这三大工作。这当然是对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进行。但现在，东北已由战争转入和平建设，经济建设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而且，在东北有着全国所没有的巨大规模的工业基础，合作经济亦已相当发达，银行的方针必须适应这种情况而有所改变。“我们必须根据党的号召，自觉地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业务水平，养成钻研新问题，创造新经验的积极作风。”“总之，我们不要怕新的东西，要很好地建立新的东西，只有这样，银行才能担负起转变的任务。”他指出，进入经济建设时期，银行的中心任务一方面是巩固金融，一方面是促进生产。让银行起结算中心、信贷中心、现金管理中心的作用，“这是达到推动生产、巩固金融的三个主要手段，三个法宝。这三个工作是三位一体，有机相联的，不能把它们看成是孤立的分离的东西”。他详细论证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三个中心是不可分开的，分开哪一样也做不好”。
　　1949年10月，朱理治兼任东北人民政府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任主任），担负制定1950年东北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计划的工作。这是按照中央部署“先走一步”，对全国具有示范意义的工作。朱理治在陈云、李富春指导下，全身心投入这一工作，于1950年2月在东北人民政府第二次委员会议上就这一工作做了报告。5月，他写出了《关于东北经济计划工作的若干总结》。为了编制好1951年东北的经济建设计划，他于1950年7月主持召开了东北各省市经济计划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题为《东北经济恢复与建设计划的方针和方法》的报告。
　　这年9月下旬，朱理治到北京参加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的计划会议。会议期间，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提出东北财经与全国统一的问题。当时，东北货币是独立的，不利于建立全国统一的财经。朱理治表示，东北应该服从中央，服从大局，在金融财政上与全国统一。但是，当他回去向高岗汇报时，竟惹得高岗大为恼火。搞独立王国的高岗，在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的会议上多次公开点名批评朱理治，给朱理治施加了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朱理治十分苦恼，甚至长期失眠。他本来不会吸烟，可是他的秘书却发现他住的办公室，一连几宿烟灰缸里的烟蒂都是满满的。但他还是兢兢业业地工作。1951年2月，他主持制定了《东北行政区22个月财经准备计划纲要(草案)》；3月，他主持东北地区关于经济核算制的会议，并在会上讲话阐明什么是企业经济核算制，如何实施以及要注意的问题。同月，他还写出《东北行政区的计划工作》一文。
　　朱理治在东北的困难处境，很快为有的中央领导所了解。主管中国外交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曾打电话给朱理治，请他考虑是否去担任中国驻瑞典大使，并说明这是很重要的岗位，不是低派。接电话后，朱理治深切感到总理对他的关怀和信任。当时新中国刚刚同17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中西方国家只有几个，而瑞典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通过瑞典拓展对西方的外交空间，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任务重大，要求外交官要有学识、气质和风度，能代表新中国的形象。对周总理这个煞费苦心的安排，朱理治心存感激。但是他经过考虑，还是向总理表示，他更想在国内搞经济工作。他在青年时代报考的就是清华大学经济系，早就有以经济振兴中华的夙愿，多年革命正是为了有建设新中国的这一天。尽管个人境况不佳，但他还是痴心不改。这就是朱理治的人生境界。
    三、参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开拓性工作，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积极贡献。
    1951年6月，朱理治从东北调到北京，先后任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全国清产核资委员会副主任、中财委物资分配局局长等职。当时，正是新中国学习苏联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许多事情都是开创性的，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更需要缜密的思考判断。他在党中央和中财委领导下，做了几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一是对全国国有企业进行清产核资，摸清新中国的“家底”，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提供可靠资料。这是一个相当庞大、浩繁而且细致的工作，清产估价，尤其是核定资金，包含并牵连划分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建立企业经济核算制、企业计划管理、企业实行独立会计制度，以及统一制定新的报表和统一会计科目等工作，需要解决过去全国不统一状态下存在的会计、统计、计划3种表格不一致等问题，对实行国家的统计汇总、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和统计监督等具有重要作用。二是负责国家物资分配工作，编制1952年及1953年全国物资分配年度计划，为工业生产、基本建设及国防工业的生产资料供应提供保证，初步建立根据物资平衡表决定进口计划和国家储备计划的制度，解决物资生产供应和进口、储备方面的混乱现象。三是主持编制1953年全国工农运输业的生产基建控制数字和制定全国统一的调拨价格。这些工作，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2年8月，高岗从东北调到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掌管了原属政务院的20个部委中的8个部，野心更加膨胀，已不把刘少奇、周恩来放在眼里，更不要说担任局长的朱理治。他借中财委与计委部分机构合并之机，解除了朱理治的物资分配局局长职务，并对新任物资分配局局长的韩哲一布置整治朱理治。韩哲一及时向李富春报告了高的这一动向，李富春以批准朱理治养病的办法，使他躲过了这次打击。不久，高岗阴谋活动败露，朱理治才被任命为交通部副部长。1958年6月，他任中央财经小组成员。1959年8月，他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60年8月，他任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兼计委主任。在所有这些岗位上，他都一如既往，孜孜不倦地开拓进取。在交通部，他写出《交通部门要加强财务管理，推行经济核算制》、《改进川江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长江航运工作的报告》、《积极发展我国的远洋航运事业》等工作报告和文章；在国家计委和华北局，他同样就经济建设、宏观经济管理、计划与客观经济规律、工业支援农业等问题，写出许多切合实际并具有创见的报告或文章，合计有10多万字。这些都是他调查研究、学习思考、呕心沥血的结晶。
　　1966年开始的“文革”，使朱理治陷入更深的逆境。在那种情况下，他仍然坚定信念，坚持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他把《马恩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又通读一遍，写下30余万字的笔记。在他生命的最后3年，只身一人到河北工作，尽管没有官衔，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累计下基层370多天，跑了近60个地、市、县，考察了二百五六十个工矿企业和四五十个农村生产队，仅调研笔记就写了8本，近22万字。“四人帮”粉碎后，他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副主任。但多年的精神摧残已使他病入膏肓，天不假年，仅仅71岁便离开了人世。
　　“一生为党留丹心，后世楷模照千秋”，这是王首道在题词中对朱理治的评价。在缅怀朱理治的同时，我们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摒弃了动辄开展党内路线斗争、无限上纲、无情打击的做法，而感到欣慰。朱理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一生的精神，将鼓舞我们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朱德研究组组长，《朱理治传》的作者，这是他在2007年7月21日北京纪念朱理治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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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屋里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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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晋省委，在劳山战役开始时，就确定要“肃反”。劳山战役后的第三天，省委的信送到十五军团。信中说：后方已经逮捕了几个人，根据他们的口供，揭发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等很多高级干部，都是右派反革命，并在准备更大的阴谋活动。省委指令：在前方立即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正在十五军团有关负责人犹豫之际，省委又来信强调：“刘、高等右派反革命问题，省委已有严密的考虑和决定，不日将派×××来前方传达，并协同解决。”局势已无可挽回，刘志丹、高岗等一批高级干部即遭逮捕。此次“肃反”中，错杀了90余人。在外部，蒋介石的“围剿”没有粉碎；在内部，一大批革命干部被逮捕、遭杀害。陕北，全国范围内仅存的这块红色根据地，陷入了极端严重的危机！

pg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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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ti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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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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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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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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