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舜朴：南汉宸传略

李旧苗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至今已逾57年，首任总经理(建国后改称行长)南汉宸同志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创立者和奠基人，功绩彪炳千秋。除了开创新中国金融事业，南汉宸同志艰险曲折、丰富多彩的民主革命战斗生涯，也很是令人神往。值此南汉宸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且让我撷取他的传奇人生的点滴，与诸君共缅之。
    诚一初长成
    公元1895年(清光绪廿一年)12月14日，一个男孩出生在山西赵城县(现并入洪洞县)韩家庄一户姓南的人家。男孩的祖母喜极而泣，哽咽着“南家又出息了！”，接过洗得白白净净的婴儿，望了望炕头上刚睡着的媳妇，到外屋把男孩的父亲南生林叫来，给孙儿取了小名“诚一”，在祖宗牌位前拜了三拜，然后转向南面朝二百里外的尧庙拜了三拜。
    孩子出生前几年，村里还有人管这户人家叫“南寡妇家”。南生林早年丧父，是母亲靠做针线活拉扯大的，南生林甫一成人，就跟着母亲一起用一滴滴血汗换来一粒粒谷米、一串串麻钱。如今，南生林娶妻生子，“南家又出息了！”
    从此，南生林更是加了力气地干活，小诚一4岁的时候，家里有了11亩坡地和三孔土窑。但就在这一年，南生林积劳成疾过世，不幸再一次降临到这个家庭。南家发完丧，村里的老人们摇头叹息：“这家子完了。”
    但小诚一的祖母没有眼看着南家败落下去，凭着当年的狠劲，老太太喝令南薛氏和小诚一今后不许再哭，要凭着娘仨把家撑起来，把日子过下去！就这样，两个寡妇带着一个男娃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诚一从小就帮着家里干活，养成了克勤克俭、善良勇敢、朴实无华的好品性。诚一非常喜欢看戏，看完戏还能把戏文记下来再讲给祖母和母亲听，有时还能学着台上的样儿来几个身段，给生活涂抹些许亮色。
    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年复一年。
    转眼间诚一十一岁了，秋收过后，祖母和母亲带着诚一入了村里的私塾，由先生启蒙。先生收下南家交来的学费和礼物，给诚一取了学名“汝箕”、表字“汉宸”。汉宸在村中私塾念书近四年，通读儒家经典，还能做几百字的八股文，有过目不忘之名，在临近若干村镇里小有才子名声。
    就在汉宸念私塾的几年，革命风雷在神州大地激荡，山西各地也兴起了提倡新学、建洋式学堂的风气，反清革命的思想也广为传播，这一切都影响到了年未束巾的南汉宸。1910年，南汉宸经身为清末最后一科秀才的表兄袁久田介绍，投到赵城著名的“革命党人”狄龙田门下学习新学。
    翌年，南汉宸随狄龙田离开赵城，来到省会太原考入陆军小学就读，后转入第一师范学校。这一时期，南汉宸接触了大量宣传民主科学思想的著作，“何以救国？”的想法第一次在南汉宸的脑海里翻滚了起来。
    先生本从戎
    1911年10月8日，太原爆发反清起义，革命志士揭竿而起，组织起人马开赴娘子关与清军决一死战。太原爆发革命后第五天，南汉宸奉命回到家乡，召集起一支两千余人的队伍回到太原，番号“义勇敢死队”，随即开往娘子关。在这支队伍中，南汉宸是位肩扛九响毛瑟枪带领百十人的队长。
    义勇敢死队刚赶到娘子关，革命军就已溃退，革命军总统领阎锡山窜回太原，义勇敢死队也只得退回太原。之后，革命军公推李岐山为山西都督，与清军在临汾一带对峙。
    不久，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位，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了。已经投靠袁世凯的阎锡山，自诩“革命功臣”，回到太原，先是取消了李岐山的都督府，又遣散了革命军部队，开始了自己“山西王”的土皇帝生涯。
    部队解散了，南汉宸重回第一师范学校读书，阎锡山的首鼠两端与革命军的旋起旋落，使他朦朦胧胧地认识到救国之路的艰难和曲折。
    1912年暑假，南汉宸回家奉祖母之命，与邻村的孔果女结婚。婚后第三天，南汉宸回到太原，受“工业救国”的影响，放弃了师范学业，考入官费的太原高级工业专门学校就读。
    太原高级工业专门学校在校风上很是保守落后，学校的管理由一群遗老遗少把持，以贪污腐败为能事。1913年，在外蒙古独立的风潮中，身为班长兼斋长的南汉宸在学校组织起征蒙队，并被推为队长。从此，学生们被南汉宸团结了起来，以多种形式与校方进行斗争，争取应有的权利。学校当局视南汉宸为眼中钉，竟在两个月中三次将南汉宸宣布除名，但每次学生们都以罢课加以抗争。如此，学校不得不收回成命，被迫三次宣布取消除名。学生们胜利了，学校的死水也泛起了微澜。但想到自己救国的梦想远未实现，南汉宸毅然决定离开了太原高级工业专门学校，到北京去了。
    1914年春，南汉宸到北京报考了陆军测量学校，尽管考试成绩优异，但未被录取。由于其他官费的学校录取也已结束，无奈之下，南汉宸选取了中央政法学校就读。但是南汉宸无力承受高昂的学费，只念了一个学期就辍学回了家乡。
    回到家乡，南汉宸在一所乡村小学任教。课余接触了很多基督教徒，还参读了很多基督教的书籍，希望找到救国的真理。但哪有什么救世主？过年时，南汉宸在家门口贴了副对联：“垅旁辍耕真面目，灯前推稿假诗人。”一个同学看了，叫道：“你是要造反呀！”
    1917年，晋南革命人士联络陕西革命志士郭坚举义反阎。南汉宸也投身其中，在赵城集合了百余人，趁夜潜入安泽县，缴了公安局七十余条枪，又到霍县缴枪六十余条。在回来的路上，与阎军张培梅部遭遇，因寡不敌众退到山西吉县。不久，郭坚部被陕西都督陈树藩与阎锡山堵截惨败，反阎起义就此失败。
    起义失败后，南汉宸被迫逃亡，直到第二年的秋天才回到家中。事情总算过去了，受“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南汉宸决心在实业方面做些努力。经与亲友商议，亲友集资五千元在赵城的东山办起了义集煤炭公司，推举南汉宸担任经理。公司于1920年正式开业，兼营水力纺织和轧花。除了打理企业日常的管理业务，学过工科的南汉宸还负责机械的维护和保养，兼管烧锅炉，真可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工人与干部相结合、管理与生产相结合”。
    由于企业资金不足，加之煤窑运输不便，义集煤炭公司在竞争中渐渐败下阵来，两年后公司停办了。这期间，南汉宸也曾到赵城东山上的广胜寺研读佛经，寻求真理的他又一次空手而归。
    1923年，南汉宸作别了家人，应约到天津参加续西峰、景梅九、续范亭组建的陕军第一师。此后的两三年间，南汉宸在军中任过军需官、训练处长、参议等多项要职，立下汗马功劳。但亲眼目睹军阀的混战、部队的分裂、将领们的“狼”性，南汉宸感到自己救国的梦想也许又要破灭了。但也就在这期间中，南汉宸在与军中共产党人的接触中，逐渐了解和认识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南汉宸终于找到了未来的希望和道路。
    丹心从此向
    1926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被公推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成立了由共产党人刘伯坚为副部长的总政治部，并在各军成立政治工作委员会，南汉宸被任命为第三军政治工作委员会委员长。十月，国民军联军组团访问苏联，南汉宸也是成员之一。行前，南汉宸找到了刘伯坚，郑重提出入党的请求，刘伯坚接受了他的请求，还做了南汉宸的入党介绍人。
    南汉宸随同团长鹿钟麟一行于1926年11月从五原出发，一个月后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住了近三个月。等到参观团于1927年6月回到西安，蒋介石、汪精卫已公开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了。这时，冯玉祥显露出了军阀本性，公开投靠蒋介石，准备在所属部队反共“清党”。在这危急关头，南汉宸听从组织安排继续留在冯玉祥身边，继续开展工作。当时，冯玉祥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由民政厅长鹿钟麟代行主席之责，南汉宸被委任为省政府秘书主任兼第一科科长。
    1927年冬，中共河南省委派南汉宸带领一批军队里的中共党员到皖北开展工作，帮助杨虎城改组第十军，准备武装暴动。是年十二月，由南汉宸担任书记的中共皖北特委会成立了。翌年4月8日，中共发动皖北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河南省委遭到破坏。
    暴动失败后，南汉宸只身在开封躲了十余日，不得已投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线总司令鹿钟麟麾下暂作盘桓，十月由鹿钟麟推荐担任信阳县县长。南汉宸任内理政有序，一时间传为佳话。在此期间，南汉宸重新和组织取得了联系，也找到了自己的革命伴侣王友兰。
    1929年夏，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将南汉宸调任省府主任秘书、行政人员训练所主任和区长训练所教育长等要职。刚到开封，南汉宸听说监狱里正关押着近百名共产党员。情况紧急，南汉宸亲赴狱中察探情况，发现情况属实，幸而同志们的身份都未暴露。南汉宸利用韩复榘最忌讳抓小偷的特点，把羁押的同志们和一些无关的犯人列上名单直呈韩复榘，还“提醒”韩说名单上的人全是警察抓来的小偷。喜欢人称他“韩青天”的韩复榘一怒之下，大骂警察混帐，授权南汉宸处理此事。南汉宸顺水推舟，将同志们悉数营救出来，还把自己积攒的薪水全交给了党组织。
    1930年，蒋、冯、阎中原混战。七月冯阎联军失利，杨虎城趁机进击冯玉祥，兵临潼关欲窥西北，被蒋介石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派人邀南汉宸出山襄助，南汉宸经党组织批准，接受了杨虎城的邀请，并被委任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授命先行率部进驻西安。南汉宸一到西安，就着手整顿陕政，释放了大批政治犯。等到杨虎城来到西安，陕西省政府的班子已具规模，全省风气为之一新。
    此后近三年中，南汉宸与杨虎城精诚合作，在关中大修水利，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整顿陕西经济，澄清吏治，改革文教，发展新闻事业。陕西全省呈现一派新气象，杨虎城也愈加器重和钦佩南汉宸，把省府一般事务交给南汉宸全权负责。省府的工作人员尊称南汉宸为“南先生”，反动派则跳脚大骂陕西“秘书长专政”。
    1932年夏天，国民党行政院电告杨虎城：南汉宸是共产党，证据确凿。但被杨虎城托病不理。南汉宸知道南京方面不会善罢甘休，向杨虎城提出了辞呈，并由杨虎城安排，携妻王友兰东渡日本避难。
    1933年八月间，南汉宸应吉鸿昌之邀回国参加民众抗日同盟军。此一别东瀛，就是三十一年。不久，南汉宸携妻回到天津，同盟军已被蒋介石派重兵扼杀。南汉宸只得暂住天津租界，找到党组织后，聚合了多年的战友，准备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
    不久，南汉宸在上海中央局领导下，化名王剑秋于平、津、沪之间从事“特科”工作，与王世英、刘仲华等一起，积极开展情报工作和国民党部队“军运”工作。南汉宸机智勇敢而又沉重镇定地应付着各种险境，继潘汉年之后续写了中共“特科”工作的风流。
    抗日显身手
    1936年12月12日，张、杨两位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抓了起来。事变发生之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南汉宸也奉命到西安协助代表团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南汉宸对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做了大量工作，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此后，南汉宸继续在华北开展抗日统战工作。
    1937年9月1日，南汉宸随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程子华等同志前往太原与阎锡山商议抗战大计。不久，南汉宸与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代表中共在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出任委员，南汉宸还被任命为组织部副部长，并在后期主持委员会工作。
    1939年9月，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被阎锡山强令解散之后，南汉宸奉命处理了委员会的善后工作。也是在这年9月，南汉宸回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此后，南汉宸继续在晋、绥、陕等地区开展抗日统战工作。1940年间，南汉宸还帮助在晋西北的新军总指挥续范亭筹划建立了行政公署、地区经济局、银行等机构。
    革命好管家
    1939年之后，抗战进入了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这一时期由于日军残酷“扫荡”和国民党加紧经济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和经济陷入困境。到1941年初，陕甘宁边区军政人员的温饱都成了问题。1941年2月，经毛主席点将，军政经济多面手南汉宸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承担起边区财经工作重任。
    南汉宸上任不久，就采取“借”的办法，筹集到几万石粮食解了燃眉之急。后来，南汉宸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在不影响农民基本生活的基础上，采取征粮的办法，派出工作团做细致的动员工作，发动群众支援革命交纳粮食。
    为了保证供给，解决财政与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南汉宸提出了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的建议。中央支持南汉宸的主张，肯定了这一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手段。由于在边币发行的数量上掌握好了度，不仅没有引起恐慌和通货膨胀，还对促进边区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南汉宸开创了我党通过经济金融手段开展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
    无规矩不成方圆，南汉宸在开展各项具体工作的同时，在财经制度建设方面也倾注了很多心血。在制定税收政策的问题上，既做到保障财政支出需要，又不加重群众负担，把群众劳动生产的积极性真正给调动了起来。
    1942年元旦前夕，南汉宸亲自带领缉私队将边区保安司令部军需处处长私藏的13箱肥皂收缴归公，也就是这13箱肥皂勉强支撑起了边区预算开支的户头。这件事南汉宸后来在工作中，时常向身边的同志提起，告诫大家时刻遵守铁的财经纪律。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将物资运进边区，南汉宸发挥自己的统战特长，在日据区和国统区建立起了以协和贸易公司为代表的商品贸易网络，打通了边区与外界物资交流的通道。同时，南汉宸积极组织边区出口物资的生产，不断提高边区食盐和土特产等出口物资的产量和质量。就这样，一支支运输队把边区出产的各类物资运到国统区和敌占区卖出后，再购买各种物资运回边区。很多革命青年就是扮作马夫，随运输队穿越封锁线，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的。南汉宸不仅自己是个干才，也很识才爱才。在康生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期间，南汉宸冒着风险，与康生针锋相对，保护了许多党内外同志。
    在南汉宸的苦心操持下，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状况有了根本的好转，还为日后的革命事业攒下了厚实的家底。南汉宸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交上了一份优异的答卷。1942、1943年之交，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南汉宸为这篇报告提供了大量材料。这篇报告肯定赞扬了南汉宸领导的边区财政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后来还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题目是《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决定由南汉宸组建一个较完备的财经工作班子到东北去，人员由南汉宸自己挑选，好在东北展开党的经济战线。在南汉宸选中的人中，就有建国后在财政金融领域担任要职的吴波(曾任财政部长)和尚明(曾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等同志。1945年10月17日，南汉宸率领着这支百来人的队伍从延安出发，奔赴东北。
    就在这支队伍行至张家口的时候，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南汉宸受命留在张家口就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处长，同行的同志也大多和他一起留了下来，其中很多人后来参与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建立，和南汉宸一起开创了新中国金融事业。
    南汉宸主理晋察冀财政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建立统收统支的财政制度。经过努力，过去晋察冀边区分散的财力集中成了一个拳头，为解放战争反攻的到来，做好了物资准备和其他经济条件上的准备。
    1947年4月，南汉宸作为晋察冀边区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邯郸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会上南汉宸做了《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和《晋察冀边区的财经工作》两个报告，分别总结了两个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南汉宸作为这两项工作的重要领导者，不愧为革命好管家。
    人行总经理
    华北财经会议召开后不久，南汉宸被调往河北平山，担任中共中央财经委副主任，后又调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华北银行总经理，为统一华北、西北、华东和东北等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和货币，做了大量工作，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的进行。
    在开展这项工作时，南汉宸和很多同志认识到成立人民自己的中央银行和发行货币的重要性，考虑成立中央银行条件还不成熟，大家建议中央先发行统一的解放区货币：人民币。为此，中央工委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负责人民币的发行事宜，南汉宸是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同时，筹备成立中央银行的工作也提上了日程，中央同意使用董必武拟定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名称，很快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成立了，南汉宸在董老的领导下负责具体工作，董老还为即将发行的人民币题写了票面文字。
    就在南汉宸精心筹备人民币发行和组建中国人民银行的时候，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发展，把筹备工作的日程大大提前。尽管时间很紧，但在南汉宸的精心操持下，人民币和中国人民银行终于在1948年12月1日诞生了，从此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就在这一天，第一批五十元面值的人民币由河北省平山县银行正式对外发行了；也是在这一天，南汉宸在石家庄就任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
    这一阶段，作为人民金融事业的开创者，南汉宸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把各根据地银行统一为人民银行，六大区成立区行，各省市成立分行，地区设支行。另外，还建立了各种专业银行，如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加上农村信用合作社，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银行体系。
    二、接管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金融事业，并在军管会领导下接管国民党的各个省银行，对民族资本家的银行、钱庄加以改造。
    三、保持原中国银行的编制和名称，先行改造。
    到1949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在接管官僚买办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除外)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华北、中南、西北、西南4个区行，40个省、市分行，1200多个县(市)支行和办事处，加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全国共有金融机构1308个，职工八万余人。南汉宸无疑是宏伟的社会主义金融大厦的奠基人。
    194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从河北石家庄迁至北京，进驻前门里西交民巷的伪中央银行旧址。而南汉宸已先行进京，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善后事宜做了大量细致工作。
    尽管南汉宸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金融事业上，但他还是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同时也为人民银行招来了众多贤士。其实早在石家庄的时候，南汉宸就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将金融专才冒舒諲网入人行帐下参与天津的金融接管工作。进了北京，南汉宸在人民银行设了个大号的研究处，请来党内专家冀朝鼎坐镇，一时间百鸟翔集，其中就有为第二套人民币题写票面文字并沿用至今的马文蔚。在南汉宸的感召下，很多在海外学习财经专业的留学生毅然回到祖国参与建设新中国金融事业，其中就有从美国归来的甘培根(20世纪80年代初出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首任主任)。就这样，西交民巷一时间成为中国金融重镇。此外，南汉宸还请来章乃器、沈知远、资耀华等金融理论和实务专家担当人民银行的顾问。在资耀华的推动下，中国金融学会成立了，南汉宸担任首任理事长。
    在积极引进人才的同时，南汉宸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办了银行专修班，将老区来的一些银行干部分期分批送去进修补课。南汉宸还把各省银行的行长招到总行来办行长学习班，还亲自授课。这样，南汉宸不仅汇聚了大批金融界的精英，还培养了很多又红又专的人民金融家。
    在进城接管金融业的工作中，南汉宸不仅要求接收做到财物资产“颗粒归仓”，还专门指示妥善接收整理旧中国各大银行保存的图书资料，并把这些图书和资料集中到北京的总行。于是，在建国初期人行总行就拥有了藏书数十万册的经济专业图书馆，所收集的图书资料很多是国内独一无二的珍贵资料。针对当时国内出版的金融专业书籍稀少的状况，南汉宸组织了诸多精通业务和外语的专家翻译出版了一套世界各国金融丛书，这套丛书为新中国金融事业起到了精神食粮的作用，也为金融教学研究的开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1949年10月政务院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归政务院建制，南汉宸被任命为首任行长。所以，南汉宸不仅是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任行长，还是唯一的一任总经理。
    财经大手笔
    建国之初，新中国不仅要医治战争创伤，还要收拾国民党留下的国民经济烂摊子。如何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稳定金融秩序，是我党财经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陈云同志的带领下，南汉宸和姚依林等同志会同新中国财经大军，一举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打击了大城市的投机风潮，稳定了国内尤其是大城市的经济金融秩序。而由南汉宸率领的专业化、革命化的人民金融队伍，在这次斗争中充分体现出坚强的经济工作战斗力，为恢复国民经济立下了卓著功勋。
    虽然已经离开了统战部门，但南汉宸还是开辟了一条以人民银行为核心的金融统一战线。1950年，当香港一家私营银行濒临倒闭，向人民银行申请借款200万元港币救急时，南汉宸果断批准借款800万港币。受到此事的感召，暂居香港的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于1951年6月回到国内，积极参与到新中国的金融事业中来，后来还把自己的银行献给了国家。由此，很多民族银行家也纷纷主动与人民银行合作，积极参与改造旧金融机构。到1952年，金融业成为最先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行业。
    在物价基本稳定、国民经济恢复的新形势下，为了遏制通货膨胀、改革币制，南汉宸亲自抓起了筹备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的工作。第二套人民币于1955年正式发行，按1：10000的比例将第一套人民币兑换回收，尽管此时南汉宸已经离开了人民银行，但这套人民币无疑是南汉宸为新中国打造的精美名片。
    由于长期透支身体，南汉宸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等疾患，需要在家养病。1954年10月，南汉宸辞去人行行长的职务，告别了自己亲手创建的中国人民银行。
    贸促写华章
    早在南汉宸担任人行行长之初，就注意发挥人行的金融职能，为农业和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有利的资本条件，不仅使得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还为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资条件。
    为了打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南汉宸于1952年4月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团出席了莫斯科国际经济大会，新中国以昂扬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回国后不久，在南汉宸的推动之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于5月4日成立，南汉宸担任第一任主席。六月，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大会的三名日本议员应南汉宸之邀，来华访问。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双方签订了总金额三千万英镑的民间贸易协定，这是新中国打破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与西方世界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定。从此，新中国对外贸易揭幕。1954年，日本成立了国际贸易促进会。此后，该协会与南汉宸开始商谈中日民间贸易问题，积极促进两国的经济交流。
    离开人行回家修养近一年之后，南汉宸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1955年下半年，南汉宸出山了，这回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工作上来。
    1956年10月，南汉宸与日方进行了第四次民间贸易谈判。12月，南汉宸与日方代表铃木等签订了包括相互举办展览会等内容的议定书。
    到1964年，新中国对外贸易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和禁运不攻自破，连美国也开始就与新中国开展“私人商业贸易”进行了接触和试探。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我国农业、工商业的发展，还为国家换来了急需的外汇。
    这一年，南汉宸以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的身份率团访问了日本，在东京受到了日方铺红地毯的隆重接待，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也为日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经济合作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暗夜星陨
    就在南汉宸积极谋划对外贸易事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到来了。在这“我哭豺狼笑”的暗夜，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宵小之辈兴风作浪，将个赤县神州搅得天混地暗。
    早对南汉宸怀恨在心的康生，和陈伯达勾结起来，给南汉宸扣上“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大烟贩子”等莫须有的罪名，妄图抹杀南汉宸立下的丰功伟绩。更为阴险的是，他们还煽动红卫兵说南汉宸就是“躺在毛主席身边，狼一样的赫鲁晓夫似的人物”，唆使这些不明真相的半大孩子对南汉宸进行残酷的围攻和批斗，严重摧毁了南汉宸本就脆弱的健康。
    1967年1月27日夜，南汉宸心脏病发作，未及抢救就再也没有醒来。一颗照耀中华大地的金星在这暗夜中无声地陨落了。
    南汉宸逝世近12年后，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了这个迟到的追悼会，并在悼词中说到：“南汉宸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好干部。”肯定了南汉宸“为我国人民的金融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旧苗

南汉宸为我国金融制度奠基


杨培新



    中国人民银行建行以来，曾经换了十几位行长。但是数百万金融工作者最难忘怀的是两位行长。一位是为新中国金融制度奠定基础的首任行长南汉宸，另一位是粉碎“四人帮”以后重建人民银行的李葆华行长。
　　我曾经担任南汉宸行长的秘书，在他的办公室同室办公，参与他制定政策的活动，他的人格魅力给我留下毕生难忘的深刻印象。那是1949年，我从香港《文汇报》返抵北京。南汉宸约我见面，开门见山就提出要我进人民银行。我原打算去上海看许涤新同志，因为那里是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但他不容分辩，叫秘书立即把我的行李搬到银行宿舍。不久，又要我担任他的秘书，安置在他的办公室里，让我参与他的会议和谈话，要我为银行起草向上的报告和向下通气的文件，并主编公开发行的《中国金融》和内部刊物《银行月刊》。中财委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南汉宸带我出席会议，见到陈云同志怎样主持会议，并见到许涤新、张执一、薛暮桥、千家驹等同志。为什么他会那么快信任我？据董必武秘书鲁明分析，当时领导南汉宸筹办人民银行的是董必武同志，董考虑到在他领导下我在重庆夺取《商务日报》的表现，嘱咐南汉宸将我吸收到人民银行工作。
　　南汉宸是我敬佩的革命家，我深为在他身边工作而高兴。
　　南汉宸幼年家庭贫穷，少年即参加革命。他阅历多次改朝换代，洞明世事，人情练达，历尽沧桑，最后服膺马克思主义。他不容易盲目服从，难于形成个人崇拜；善于独立思考，凡事问个为什么；他忠于人民，熟知百姓疾苦；豁达大度，择善如流，敢于冒险犯难。
　　南汉宸对党忠贞不贰，他位居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曾义释刘志丹。他拒不接受蒋介石的升官拉拢，毅然亡命日本。在白色恐怖中，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支持冯玉祥、吉鸿昌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他从事财政金融工作，利用胡宗南封锁边区的部队，为边区运送物资。他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时，康生“抢救失足者”，要逮捕财政厅里曾在国民党地区任过高级职务的干部，要南签字，南说这些人我领导过，了解他们的历史。康生向毛泽东告状，说南右倾。
　　我到南汉宸身边工作以后，听到了很多关于他的往事，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一是吉鸿昌将军殉难事件。南汉宸在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与他介绍入党的吉鸿昌将军在天津法租界旅馆召集会议，准备在冀东举行大规模的起义。会议以打麻将为掩护。南汉宸是优秀的地下工作者，警觉性极高，身经百战而游刃自如，在国民党统治区如入无人之境。他发现旅馆周围有异常迹象，起身上厕所，借以查看情况。突然一声枪响，南回到房里，见到代替他打牌的同伴已血溅满地，吉鸿昌将军也已负伤。南主张立即隐蔽起来，吉鸿昌却认为法租界内国民党无能为力，遂住进医院治疗。国民党胁迫法租界允许其公开逮捕吉将军并解送北平。南即赴上海，向中央军委周恩来汇报。吉将军后来在北平光荣牺牲。
　　另一件是南汉宸1941年出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封锁边区，企图困死共产党。毛泽东约时任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南汉宸谈话，提出要南担任边区财政厅长，解决边区经济困难，包括穿衣、医疗、电讯等问题。南说：这是无米之炊。毛说：如果不是无米之炊，也不会找你。南就任财政厅长后，把边区的特产集中起来。当年辛亥革命时，孙中山要求结交帮会，渗入新军，从而爆发辛亥革命，南汉宸早年参加革命，为动员群众曾参加帮会，广交三教九流，资格很老。此时他到西安，帮会首脑奉之为老前辈。南要他们帮助，把边区特产越过胡宗南的封锁线，运到西安，再买成布匹、药品等必需品，运进边区。帮会动员他们在胡宗南等部队里的官兵，负责搬出和搬进，解决了边区的燃眉之急，从而打破了封锁。
　　到北京后，南汉宸广交有识之士，他在银行，聘请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为顾问，信任冀朝鼎、宁加风、郑伯彬，成立研究处。各色人等闻风投效。由于他善于用人，这些人出了不少好点子。南的讲话很生动，多讲事实，浅显易懂。我为他起草报告提纲，他常常只选择要点写几个大字，就去报告。例如1950年讲制止通货膨胀，他说这是火车爬八达岭，上去了就是康庄大道。为什么他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后来我才知道他天天记日记。这些日记现在他的儿媳手中，不愿拿出来，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南汉宸在货币稳定、货币制度、金融政策等方面，都有特殊的建树。
    稳定货币三步走
    我在香港时，得知南汉宸筹备人民银行，准备发行货币。当时，都以为会仿效苏联货币改革政策，就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以旧币换新币，实行差别兑换，例如，用十元旧币换五元新币，乘机剥夺一部分人的货币财富，压缩货币流通量，从而实现货币稳定。但南认为苏联的货币改革政策不可取。中国的货币政策采取了三步走的步骤：
　　（1）1948年东北、华北、华东等解放区连成一片，冀南、北海、晋西北、东北各银行票子相互渗透。由于各地货币价值不一，规定了不同的兑换比率。这种比率变化使货币流通不畅，直接影响做生意。董必武同志指示南汉宸召集华北各解放区的经济、金融负责人交换意见，大家倾向于货币统一。当时四野进关，包围平津，解放在即。各路部队都带当地发行的货币兵临城下。平津解放后将面临八种货币进城，这种“八国联军”进北京的局面，必将引发物价混乱。于是中央决定提前发行人民币，在1948年平津解放前夕，在石家庄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行货币。现在看来，这个决策是很符合实际的。
　　（2）平津解放后，希冀出现物价稳定的局面。但是大军南下，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陆续解放以后，物价却加剧上涨。1949年发生了四次大涨风。这是因为国民党败逃时破坏交通、掠夺财富，造成民穷财尽的局面。大城市解放后，交通要恢复，工商业要恢复生产，急需大笔投资。当时人民币发行由各大区中央局掌握。每座城市解放后，都要投放大量货币。这些货币便汇到先解放地区购买物资，引起全国物价大涨。事实证明，货币分区发行、分区稳定是不可能的，稳定物价，必须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统一措施。这就促使中央决定1950年3月采取统一财经工作措施，对财政、商业、银行乃至铁道部门必须统一管理。当时实行的是财政、贸易、铁路等的金库制度。这些部门的收入各自汇入中央的金库，由中央各部统一开支、下拨款项，实行统收统支。银行资金则由总行统一管理，每一文存款都由总行支配。“存款往上交，贷款看指标”。财政催收税款，发行公债，多收少支；贸易多售货、少收购；银行以市场利率吸收私人存款，暂停放款，多存少放。为了把资金汇到中央财政部、贸易部、铁道部，要银行“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即建立发行库，灵活调拨到北京，以便统一支配。银行为此县县建行，并设立发行库。以至银行无人可派，东北银行曹菊如行长把警卫员也派出去当行长。各地的钱，由银行分支机构交给发行库，在当地入库，北京出库，不必增加货币发行量，以利于收支平衡。
　　银行在统一财经工作、稳定货币中，担负了重要的任务。为此银行学习苏联经验，派员赴东北。由于东北全境解放，中央保留东北货币，由曹菊如任行长，要求东北首先进行和平建设，学习苏联经验。我和赵志诚、杨哲省同志去东北，访问了东北的会计局和东北银行。当时东北财经工作的领导人是朱理治、曹菊如和王企之，会计局负责人是李更新，东北银行领导人是王企之。当时东北大企业如鞍钢、本溪等处的大型企业之间的贸易均采用转账付款，由会计局扎账、相互抵消。银行主要是搞现金出纳。当时提出尽量多转账结算，现金限于对私营企业和个人的支付，这部分要编计划，限制数量。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发展国营经济网，限制和缩小私人经济。现金管理很严格，只准留三天的现金开支，以此控制货币发行量，求取物价稳定。东北银行有些人自称，“高政委得了斯大林的真传，银行是信贷、结算、现金出纳中心”。人民银行还派胡景云、尚明、韩雷赴苏联学习苏联银行的经验。
　　当时政务院颁布了现金管理办法，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只留三天的现金开支，其他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用转账支付。原来各单位有余钱就买些布匹、粮食，尽量把钱花出去，以免贬值。同时要求把各单位和个人的余钱存入人民银行，不准存入私人银行，因此人民银行存款开始猛增。过去银行只印票子、发票子，似货币发行公司，款子拨给部队或机关后就有去无回，不知去向，银行没有存款。这时银行涌进来大量存款，成了有存款、能放款的名符其实的银行。
　　由于规定各单位之间不得借贷，必须通过银行转账付款，又由于各单位必须从银行提取现金支付工资和零星开支，国营商业售货所得现金必须当夜解交银行，因此银行也就成为信贷、结算、现金出纳中心。票子从银行出去，当月回到银行，货币流通速度，大体上一年达十二次，这就加速了货币回笼的速度，有利于减少货币发行数量。
　　（3）由于以上措施，国民经济得以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货币长期稳定。1955年时人民银行以一万兑一的比率收回旧币，换发新币，以扫除自1937年以来将近20年的通货膨胀残迹。我们采取了无差别兑换的办法，并事先广为宣传，要求风平浪静中换发新币。新币分一元、三元、五元、十元，色泽不同，图案不同，印有各民族文字，做买卖、记账都很方便，受到群众的欢迎。我国货币改革三步骤终于完全、圆满实现。
    货币政策的“三紧三松”
    在这个基础上，银行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节，这就是实行“三紧三松”。当时农村存在着汪洋大海式的农民个体经济，城市有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国营经济主要是国营商业，全社会属于市场经济性质。市场经济中货币主导一切，没有票子就不能交易。人民银行掌握票子——银根，就牵动着市场的兴衰、物价的涨落。从1950年3月起，人民银行就开始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其间有过三次紧缩、三次放松。
　　（1）1950年3月统一财经工作，制止通货膨胀，这是第一次紧缩。银行暂停贷款并收回贷款，减少货币投放。没有想到这些措施发生的效力如此之快、如此剧烈，很快物价下落，存货山积，工厂停工，钱庄倒闭，私人银行破产，银楼关门，工商户萧条。总行检视七大城市分行的头寸电报，才发现银行货币发行额已有三分之一回到银行，称为银行的业务库存。过去我们控制货币发行量，增加发行要经中央批准。现在起作用的是银行业务库存之外的市场货币流通量，即货币发行额减去银行业务库存等于市场实际货币流通量。
　　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和副主任薄一波召集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决定调整工商业。为了防备增加工商业贷款后工商业的投机会死灰复燃、再度哄抬物价，决定由银行贷款国营企业，扩大对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收购。这就是所谓“垒墙政策”，让国营商业库存壮大起来成为稳定物价的物质力量。同时以收购农产品支持农民增产，以加工、订货、收购促进私人工商业恢复生产。陈云形象地说：一边是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一边是私人企业，国营贸易身居中间，跑来跑去，这就是当时的中国经济形势。货币经由国营商业投放市场以后，银根开始放松，恢复了工商业的信心和活力，这就是一紧一松。
　　（2）抗美援朝开始后，我们为防备市场发生剧烈的波动，需要采取必要措施。当时银行存款主要是国家机关、团体、企业的，因此需要稳定这些公家存款，防止提取。我们采取公家存款保值的办法，安定人心，同时紧缩贷款，待安定以后再放松。这是第二次紧缩和放松。
　　（3）“三反”“五反”以后，国家收购减少，工商业信心动摇。为了防止市场停滞，决定由银行贷款工商业，并亲自送贷款上门，使工商业知道共产党仍然需要并支持工商业。这是第三次紧缩和放松。
    独立、统一、稳定的货币制度
    我国革命战争中，把建立根据地作为重要的任务，而根据地又必须发行自己的货币。军队、政权、货币三者密切不可分。江西红色政权，拥有自己发行的货币；抗日战争期间，各根据地都发行了自己的货币。陕甘宁边区先是发行光华商店的辅币，然后发行边币。同时发动货币斗争，把法币排挤出去。皖南事变后，山东先是割断然后排除国民党政府法币，从而实现了我币的独立和稳定。有了独立的货币，才能形成独立市场，并为根据地提供必要时发行货币弥补财政收入的可能。因此，各根据地均重视发行货币和从事货币斗争、驱逐敌币的斗争。
　　人民币继承我根据地货币的特点，形成独立的、统一的、稳定的货币制度。
　　（1）人民币是独立的。在发行之初，即申明人民币不与金银相联系，而以丰富的生活资料供应为保证。人民币的汇率主要依据货币的实际购买力而定。
    旧中国几千年来以白银为货币。先是以银两为本位，废两改元以后以银元为本位。金银是世界各国通用的货币。发达国家20世纪先后由银本位过渡到金本位。英国在中国推销鸦片，造成中国白银外流，形成货币紧缩，引起银贵物贱，使中国的银元价值动荡不定，动摇国本。实行法币制度后，发行纸币，依靠英国收购白银，换成英镑。法币价值以大条银在伦敦的市价为准。英国再将白银转卖给美国。美国为争霸而停止从英国收购白银，中国转而依靠美国，落入美元集团。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依仗美国贷款，购买美国黄金，运回国内，推行黄金政策，依靠出售黄金现货和黄金储蓄，以缓和法币通货膨胀。1948年“八一九”国民党改发金圆券，借以欺骗群众。因此，旧中国以金银为货币，始终摆脱不了西方的控制，是一种半殖民地性质的货币制度。
　　苏联的卢布，又是另一番景象。斯大林在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强调货币是黄金的符号，并为卢布规定含金量，而且高估卢布的价值，在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汇兑中占尽便宜。其所以强调黄金，是因为苏联盛产黄金，约占世界产量的五分之二。苏联卢布含金量定的很高，远远超过卢布的实际购买力，据此，使东欧各国在汇兑中吃了大亏。中国人民币没有规定含金量，但货币购买力较高。人民币单位价值高于卢布。斯大林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的单位货币价值高于卢布，当时中国人民币单位价值却高于卢布。为此斯大林曾亲自过问，向中国提出质问。斯大林逝世后，东欧各国提出卢布定值过高，要求计算各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改订汇率，并退赔过去占的便宜。此举连续进行数年之久。
　　（2）人民币又是我国统一的货币。发行之初，就收回了八种各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市场，后来又陆续收兑了新疆和西藏发行的货币。原来保留东北银行货币，以利于首先恢复东北解放区的经济。1950年人民币稳定后，也收回东北货币，实现了全国货币的统一。正因此，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东北市场得以保持稳定。
　　货币统一是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旧中国就是在蒋介石当政以后，也未实现货币统一。山西流通阎锡山的老头票，广东使用陈济棠的毫洋，李宗仁、白崇禧发行广西银行券，更不要说伪满洲国的纸币和台湾的台币了。
    银行业务全面发展
    人民币稳定以后，银行的信贷业务得到全面发展。原来农村都是实物交换，马戏团在农村流动演出，观看者要交一个鸡蛋，货币稳定以后交人民币就可以了，这就是货币下乡。南汉宸提出把银行机构伸到农村去，发放农贷，发展信用合作社，打击高利贷，帮助土改后的农民发展生产，防止两极分化。1950年银行县县设行，1952年镇镇设营业所。人民银行贷款支持国营企业迅速发展，执行“垒墙政策”，使物价稳定得到保障，并发挥其收购农产品并转售出去的作用，以增加农民收入。同时支持国营商业进行加工订货收购，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对私营工商业也广泛开展业务。
    南汉宸之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在银行作为头号反动学术权威挨斗。有一天，忽然听到大街上一阵嘈杂之声。口号声传来，原来喊的是“打倒南汉宸”和污蔑南的夫人王友兰的污秽词句。我是待罪之囚，不能上街去看，揪心不已。南汉宸自1952年发现高血压重症以后，就被迫休养。其后，他抱病出访古巴、日本，历经风险。他已届风烛残年，哪经得起在卡车上长时站立这种喷气式的游斗。
　　次日就传来南汉宸去世的消息。原来游街一天下来，南汉宸身疲力竭，病体难支。一个老革命家未丧敌手，却要经受这般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南汉宸提笔写信给党中央，陈述自己经受不住，请求党的谅解，服安眠药佐以白兰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周总理闻讯让王震前去探视。王震拳打脚踢，打开一条血路，发现南汉宸尸体已经僵硬。造反派说这是畏罪自杀。王震说这是蓄意谋杀。
　　南汉宸的好友王学文同志告诉我，是陈伯达唆使造反派逼死南汉宸，因为陈伯达天津被捕自首的情节，为当时活动在平津一带的南汉宸侦知，并向延安汇报。他害怕南汉宸公开这段事实，就先下手为强，先后逼死南汉宸和王世英。又有人说因为南汉宸、王世英和彭德怀、贺龙等曾联名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使江等人怀恨在心，导致了这一个个悲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为南汉宸彻底平反。

psyzjs

经济大特务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