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杨荣国：一个历史学者的选择题

李旧苗

凡 歌




    一场自上而下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对那些饱读经典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岔路口，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这不是一道“学术题”，而是一道“政治题”。
    那个夜晚冗长，沉闷。
　　“飞机晚点了，从广州到上海飞了四个多小时，到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12点了。”今年86岁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李锦全清晰地记得那一天，1973年8月7日。
　　他的老师杨荣国正处于人生的最低谷。在之前的“文革”风暴中，杨荣国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但是他的妻子陈慧敏在之前一连串的运动中被折磨成精神病患者，这一年突然离家出走，不料在佛山县的一条小河里溺水身亡。
　　一向不苟言笑的杨荣国情绪低落，其时中山大学驻校军宣队的负责人颇为同情其遭遇，就派杨荣国外出“参观学习”，实际上并没有安排任何任务。为了照顾杨荣国，还特地派了两名青年教师李锦全和黄佳耿陪同。
　　但是出行第一天就颇不顺利，先是飞机晚点，之前联系好的接待人也找不到下落。三个人坐着民航的免费车到了市区的办事处，却找不到住宿地点。在彷徨无计中，似乎只有坐等天明。李锦全回忆说，“杨荣国先生平常也相当严肃，也极少跟人闲聊天。我们三个人只有干坐着。”
　　有位值夜班的女职员，看见三个人坐着，其中还有一位老头，就走过来问：“这位老同志从哪里来的？你们准备住那里？”黄佳耿回答说，这位老先生是广东中山大学杨荣国教授，这次来上海参观学习，已和市革委打过招呼，刚才电话联系，说可以住在和平饭店，但由于深夜没有车去所以为难。
　　女职员听后，没说话。过了会，忽然说：“今天《人民日报》发了篇批评孔子的文章，广播电视到处转播，作者署名是杨荣国……”黄佳耿忙说：“杨荣国就是我们这位杨老先生，现在去和平饭店有困难，民航站能否帮忙解决一下？这位女士可能认为杨荣国在《人民日报》发表重头文章，又在全国联播转载，似是很有来头的人，于是答应帮忙联系。不久就开来一辆小车，将这三位不速之客送到和平饭店。
　　拖着一身疲惫的杨荣国来到上海时，只想休息休息。却没想到这是改变他此后命运的一天。
　　孔子是个什么人？
　　“南子长得漂亮，孔子对她有野心，特地去会见她，由此可见孔子的所谓品性，所谓道德，看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并不那么正派”，这是1973年，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为职业的杨荣国针对“子见南子”一事写下的一段评语，后来的研究者称杨的文字简洁、通俗，由此可见一斑。
　　孔子是个什么人？
　　1973年的追问来得凌厉而迫切。起因是有个人写了一句孔子的话送给了自己的老婆，这句话是“克已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写字的人名叫林彪，这个其时中国的“二号人物”在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中折戟沉沙，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大病一场，至1973年才渐渐康复。有资可查，勤于读书的毛泽东在病中读了大量的古书，从1972年到1973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传记；1973年8月到1974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上的法家著作，包括韩非子、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著作。
　　杨荣国，正是在这一年开始写《春秋战国时代思想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的术语的创始人是毛泽东，在毛泽东亲自参与修改、确定的党内路线斗争共有“十次”之多。
　　据杨荣国的女儿杨淡以回忆，杨荣国受毛泽东影响极大。“抗战时，一本毛泽东同志著的《辩证唯物论提纲》(是当时只在地下党员中传阅的油印本，未公开发表。它是毛主席在抗大的哲学讲义，是毛主席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实践论》、《矛盾论》的前身)油印本，他随身携带了数年。1946年，他用“季埜的笔名为此提纲写了前言，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印发了两千多册。这本提纲，他读过不知多少遍，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与启示。……他以此为指导思想，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创作了《中国古代思想史》、《孔墨思想》、《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等书。”
　　在此一时期写就的《孔墨思想》里，杨荣国将孔子描述为“出身于旧的贵族，他非常不甘心旧的社会就这样没落下去，总在想方设法把这一旧社会维护住。”杨荣国甚为推崇墨子，称其“和孔老夫子成了敌对派，孔老先生是在如何维护贵族，墨子则反是，他就甘和下层社会为伍，来反对贵族。”
　　同一时期，更为流传广泛的则是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郭在其中的《孔墨批判》中，显然更倾向于尊孔抑墨。学界翦伯赞、杜国庠、侯外庐等亦都在此时涉入这场学术争论，但其后国内局势的发展显然吸引了更多的目光，这场争论并未展开就已结束。
　　至于毛泽东怎么样关注到杨荣国，据刘大杰回忆，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找他谈话，“这天，主席本想找三个人谈话，周谷老(周谷城)、我、还有一个杨荣国。杨荣国写了一部《哲学史》，可能主席觉得还不错，想找他谈谈，以为他在上海，其实他不在上海，在广州中山大学。”另据陈晋在《毛泽东之魂》一书中记述：1968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说：“广东的那个杨荣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看过他的书，听说怎么样也不好，也逮起来了。在党校教书那个赵纪彬，这两位都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两位都有注意看。此外，还有北大一个教授叫任继愈，他也是反对孔子的。”
　　杨荣国之所以成为批孔的大红人，大概此时已有先兆了。
　　“二千多年来，一直被反动的统治阶级尊为“圣人”的孔子，究竟是个什么人？”1973年，当杨荣国再次动笔写“孔墨”之争时，并非要重新挑起争论，但是他将“儒法之争”写成“路线之争”显然触发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这一年5月，江青在毛泽东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大字本。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顺口又念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同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便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意思。此后，毛泽东多次谈到《十批判书》的尊儒反法问题。
　　杨荣国正是此时接到了那个神秘的“约稿”。李锦全回忆，此文并非杨荣国主动而为。“1973年大概是四五月间，《人民日报》汪子嵩专门来约稿，至于何人授意，当时是不能问的。文章写完后几个月没有消息。”
　　另一位学人赵纪彬此时也接到了来自上峰的命令，让他迅速地写出一篇《孔子诛少正卯》的文章。1973年8月，赵按照上面的指示，完成了《诛卯》一书的修改，9月14日，赵听到江青的批示：“作者历史上有问题，著作的观点是正确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和《论语新探》这两部书，都要出大字本、小字本两种版本。”
　　书的出版超乎寻常的迅速，十天之后，赵就收到了《诛卯》的小字本样书。
　　这一年的8月3日，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情况汇报2253号登有杨荣国的《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后，写下四个字的批语：杨文颇好。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突然在重要位置刊发了杨荣国的《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接着全国各大报转载，各电台纷纷广播。8月13日，《人民日报》又刊出了杨荣国的另一篇作品《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南杨北赵”成为这一时期反孔中最耀眼的明星。
　　林彪，那个即将和孔子并列受批判的人，在8月20日被开除出党。
    “巡回演讲”
    杨荣国红了，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事情。
　　陪伴杨荣国前往上海等地散心的李锦全亲历了这一过程。据李锦全在其新著中回忆，他们在上海安顿下来后，就准备去复旦大学参观学习。在第二天中午吃饭时发生的一幕令他记忆犹新，有一个人从外面跑进来叫“杨老”，杨荣国站起来应一声还未知是谁，那个陌生人却非常热情地几乎把杨荣国抱住，口中连连叫道：“好呀！好呀！杨老，您的文章发表，并在全国转载和广播，非常重要！”杨荣国对此突如其来，一时难以反应，只是“哦、哦……”这个陌生人是当时上海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正是其时姚文元手下的得力干将。
    大概对杨荣国本人不好当场发问，热烈祝贺后朱永嘉把同来的李锦全拉到墙边，想了解文章的发表过程。李锦全如实说：“这原来是《人民日报》的约稿，至于过了好几个月后突然发表，内中经过我们亦不知情。杨荣国也是昨晚到上海在民航办事处才知道的，其他情况无可奉告。”朱永嘉听后没有作声，神情颇感意外。
　　据朱永嘉后来回忆，这一年的8月上旬他曾在姚文元的秘书胡鼎君处看到过毛泽东用粗红铅笔写在日历纸背面的那首律诗，胡鼎君叫他用脑子记，不准抄录。“当时我读了毛这首诗，还没有敏感到姚要我读这首诗，是要我写文章批林批孔。”连经常和上层打交道的写作班子负责人都摸不透最高领导的心思，其他人可想而知。
　　但隔天朱永嘉就接到了姚文元的电话，在电话中姚文元让朱好好学习毛诗，并追问说：“杨荣国已经写文章了，你们怎么没丝毫动静呢？”朱永嘉说：“这样我就坐不住了。赶紧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找来，读了《吕不韦批判》和《孔子批判》那二篇文章，酝酿写作的提纲，翻阅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凭我过去读书的印象，第二天一早便找王守稼来，讨论文章的框架和提纲，由王守稼执笔，结合柳宗元的《封建论》写了一篇《论尊儒反法》的文章，我改定以后，便抢先发表在《学习与批判》的创刊号上。”
　　在上海“罗思鼎”写作组紧锣密鼓开始写作“批孔”之作的时候，率先“批孔”的杨荣国的出现自然令朱永嘉大为紧张。后来朱又邀请杨荣国到复旦作了一场“评法批儒”报告，上海市文教系统的官员们都参加了听报告。李锦全说，“当时杨荣国并不拿稿子，他作批孔报告的内容，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写《孔墨思想》时已经定了调子，当时开讲只不过将一些古文辞句以通俗化口语来表达。”
　　上海之后，杨荣国按计划继续前往南京。在南京又作了一场批孔演讲，同样是旧调重谈。在孔子的前面加上些修辞语“顽固、反动”等当时流行的调子，旧瓶里装的新酒就流趟开来。杨荣国此时动了去北京一趟的念头，但却接到了汪子嵩的来信，说北京情况复杂，暂时不要赴京。杨荣国遂与李锦全等商议行程，李锦全建议由南京直接出发去河南，从开封经郑州、洛阳，顺道参观。北京能去就去，不能去就回程广州。
　　接下来的旅程相当顺意，他们接连参观了开封的宋代铁塔和大相国寺。除了应景式的在开封师院作过一场学术报告外，过了几天相当平静的日子。
　　第三天的时候，北京突然来了一个电话。杨荣国其时腿脚不便，由李锦全去代接电话。“对方称是北京大学李德良，由迟群、谢静宜建议，北大、清华两校党委决定，请杨荣国到北京作批孔报告，并说明天和8341部队副政委郭宗林到河南，邀请杨荣国一同赴京。”李锦全回忆说，当时他很吃惊，就想拖延一下时间，说原来活动定的还要去郑州、洛阳，等活动完了再去北京。没想到对方说已经买了机票明天就到，说完就挂了电话。
　　其时的政治风云变幻令每个人都摸不着头脑，今天是座上客，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刚刚北京的汪子嵩来信说情况复杂，不要到北京，而马上两校却派专人来邀请，还有8341的副政委。
　　杨荣国听到这个消息也十分意外，他们只好把接待他们的教育局的邓副局长请来告诉了北京来电。邓听后不敢作主，即电告了省革委刘主任，“文革”中地方首脑的政治敏感相当强，听到北京专人来请杨荣国作报告，当然是大有来头，河南更想抢在前面。
　　第二天李德良、郭宗林来到开封，但是河南方面强烈表示要在河南作完报告再去北京。李锦全回忆说，当时他们的报告本来都是按“学术报告”安排，这时便有领导拍板说，“杨老的报告怎么能是学术报告，是政治报告。”于是就扩大范围，在郑州的“批孔报告”即由省革委的刘主任亲自主持，并在市内拉线广播，大造声势。
　　在河南活动结束后，杨荣国即被两位“钦差”接到了北京。他在北京作了两场大型报告，一次在市内旧体育馆，一次在某校的露天大广场上。李锦全说，他讲的仍不过是在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发挥。但是“四人帮”并不在乎他讲什么，因为他是毛泽东所肯定的，发表了批孔文章的“领头羊”，所以急忙拉来为“帮”所用。
　　但显然，此时的杨荣国并未明白自己的身份和作用。不过，即使他明白了，也可能会继续下去。李锦全并不讳言这一点，他说，“杨荣国的党性意识非常强，只要是党让他去做的事情，他会义无反顾地去做。他自己就说，革命是第一的，首先是革命，然后才是学术。”
　　杨的女儿杨淡以在回忆文章中曾经写过杨荣国初期的奋斗史，她说：“我父亲一到师院就这样以忘我的精神积极地投入了革命斗争的洪流。其时，他的母亲……我多年不见的年迈的祖母，还寄住在他朋友家；他的二女……我也多年不见，曾为地主作过丫头的妹妹还在孤儿院呢(最后只接回了我妹妹)。父亲为了革命的需要，顾不上家人，这对他来说，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了。在他的心中，常想到的是革命利益第一、国家前途第一，他总是以一个普通的革命者，一个普通的共产党人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
　　1973年的杨荣国认为毛泽东肯定他反孔，所以无论是写文章还是作报告，都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为“文化大革命”政治服务。这个党性如此强烈的人，是绝对不会怀疑组织的。
　　一系列的演讲，轰炸式的报道，让杨荣国成为各地诸候最受欢迎的人物，于是从北京回到广州后的几个月间，他又从东北到山东、湖北、湖南以及广西、云南等地四外巡回作报告，所到之处，都是各地党政主要领导亲自主持报告会，杨荣国自此跃上了其人生的顶点。
    被卷入的知识分子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被转发到全党，“批林批孔”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去世两年多的林彪好像又活过来似的，全国突然又对林彪大批特批，当时的歌谣唱着：“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红小兵齐上阵，口诛笔伐狠狠批。嗨!”
　　10天之后，江青在新华社学习班讲话时，回忆了当时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为了“批判”而看的，又特意印发了此书。江青还说：“主席那天还给我讲了，杨荣国教授说孔子是为奴隶主服务的，这样我才看了杨荣国的文章。”她又说：“主席给我讲：北京才怪呢，北京就不欣赏上海、广州的学者。现在北京不同了，北大、清华的教授、助教和青年三结合的班子搞出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立了大功。”
　　一场自上而下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对那些饱读经典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岔路口，他们必须做出选择。
　　杨荣国的选择其实是一以贯之的，1953年杨荣国来到中山大学，成为中山大学的八大教授之一，当时的八大教授中，大多属于旧派学者，如陈寅恪，刘节等，还有“资产阶级学者”，以民盟会员成份出现的杨荣国则是少有的“马列主义学者”。
　　1955年，刘节辞去了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其辞职理由之一是因为当时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运动。挺身而出，写出有份量的批判胡适文章的正是杨国荣。在后来“拔白旗”中，对刘节提出批判的最有力的也是杨荣国。在抗战年代加入中共的杨荣国的秘密党员身份一直保持到1955年，此前他一直以民盟成员的身份出现，直到1956年始亮明党籍，出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李锦全在评析杨荣国“文革”前17年的学术生涯时，称杨在历次批判运动中，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学术为政治服务，这个信条他是相当执着的。
　　杨的同事刘节显然持相反的观点，这个平时对人谈话时提到王国维、梁启超必恭敬地称呼“静安先生”“任公先生”的人，从来不说自己老师的本名，是一个非常恪守儒家之学的学者，他在“文革”中表示愿意替老师陈寅恪挨斗，也因此和杨荣国在儒法之争中激辩不已。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许多人已经开始按照杨荣国等人的观点，将孔子说成是“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开历史倒车”的阴谋家。但是有一个人始终保持沉默，他就是梁漱溟。1973年12月24日，政协召开批林批孔的学习会。会议刚开始，有人就警告梁漱溟：“对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面有一个感情问题。”说与不说都无法过关的梁漱溟只好表态：“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好说。毛主席说过，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我对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我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发表，怕有碍当前的运动。”性格耿直的梁漱溟说：“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回头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掌握在我们手里，由我们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任，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贬低了他。这与孔子无损，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
　　更多的人则在高压之下屈从于政治，哲学家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说：“1973年秋天，有一天，校党委政工组叫我去清华开会，会议由迟群、谢静宜主持，说是要组织力量批林批孔，成立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谢静宜拿了一本赵纪彬的《孔子诛杀少正卯考》给我，说：‘江青让你看看。不久还要找你谈谈。’后来并没有找我谈。”
　　不久，冯友兰一反自己几十年尊孔的观念，对孔子的思想进行全盘否定与批判，他的批孔文章先是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毛泽东看了，改了几个字和标点，然后让《光明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冯友兰奉命参加了“梁效”写作班子，还写作了一本小册子，名为《论孔丘》。毛泽东看到并表扬了这本书。他说：“有些人不知道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
　　不仅仅是冯友兰和梁漱溟，卷入这场纷争的还有郭沫若、吴宓、任继愈、剪伯赞等，当时参与“梁效”(即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写作班子的汤一介、周一良都深陷其中。80岁的吴宓一副拼老命的样子，他说：“宓不像×××那样，当趋时派。全盘否定孔子，……宓极不赞成。”又说：“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
　　传统的国学研究者在此次的“批孔”风潮中很难全身而退，他们必须选择尊孔还是反孔，而这不是一道学术题，而是一道政治题。这一点，敏锐的外国观察者都已经注意到了。1973年9月25日《纽约时报》的“新闻摘要”称：“最近对孔子的批判把他描述为‘反革命’，并且明确地把他与林彪相提并论。” 11月3日则说：“从批判孔子说到秦始皇”，中国观察家猜测：“根据以古喻今的原则，孔子是否代表了周恩来，秦始皇代表了毛泽东。林彪在1971年曾经指责过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
　　这一年，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记录称：“外界传言某某发言中所影射之“大儒”事，果然属实！此辈这是在自掘坟墓了！目前维持大局不至于乱者，惟周公耳。自毁长城者必自毙！”
　　沈从文则在一封家信中写道：“红红一上学即写批评孔老二，这位“孔老二”究竟是什么时人，作了些什么，也一点不知道。不久又批《三字经》，《三字经》内容，也不明白。凡事人云亦云，亦得个“优”。”
　　被时代夹裹着前进的人们，在非常含蓄地传达着对“批孔”的反抗。据出版部门统计，从1973年下半年起到1976年底止，共出版评法批儒图书10403种，这种地毯式的轰炸留下的痕迹并不明显。1973年12月30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莫格的文章认为：“孔子的书被禁，他的思想企图被根除，这一企图失败了。但是毛泽东的革命本身对中国人来讲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中国社会改造运动的历史继承之一。和柏拉图一样，孔子相信哲学家型的统治者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毛泽东也是一样，但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的。毛泽东力图改造中国，但是从孔子的角度看，毛泽东不是一个好的掌权者。”
　　儒法斗争的演变渐渐脱离了最初的轨道，政治上的冲突后来催生了中国新的变局。
　　即便如杨荣国，也对过多吹过头的宣传产生了怀疑。有一次在私下和弟子李锦全说，“儒法斗争在汉以前是没有问题的，在汉代以后有没有斗争就很难说。”不过，后来杨荣国还是同意了江青的说法，“儒法斗争不仅古代有，现代有，将来还有。”
    寂寞身后事
    四处演讲作报告的杨荣国，身体渐渐不支。
　　杨荣国的女儿杨淡以曾劝父亲不要再四处作报告了，杨荣国于是在1975年底到北京协和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到1976年6月的时候，杨荣国出院了。他先到长沙，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要他做个报告,他做了，只是听报告的人范围极小；到广州后，王首道等人又要他做，他是很听话的人于是也作了。据李锦全回忆说，这个报告印发了几万份，《南方日报》也进行了报道。
　　一生紧跟形势的杨荣国的政治敏感性在这一次起到了反作用，他原来批判孔子的时候还只是发挥自己原有的观点，现在则更加迎合时势。当时正是“批邓”风起，在这次的演讲中，他有一个非常醒目的小标题“邓小平也是孔老二”。
　　1976年9月18日，杨荣国和赵纪彬、刘大杰、朱永嘉、冯天瑜、冯友兰、周一良、魏建功等出席毛泽东追悼大会，名字在《人民日报》见报，这是杨荣国最后的辉煌。随即，“四人帮”倒台，杨荣国从云端跌入低谷，当他从北京回到广州住在某医院东病区时，有人向医院提出不能同“四人帮”的走狗和“反周总理的人”住在一起。医院无奈，只好把他搬到大病房，医生和护士也不敢多给予照顾。
　　据杨荣国的女儿杨淡以回忆，他病重时大小便有时失禁，陪待他的女儿连扶他上厕所也来不及。在此期间，几乎没有人敢来探病。但是令这个身患绝症的人最受打击的，仍然是给他戴上的“反周总理”的帽子。
　　杨荣国第一次品尝到了“影射史学”所带来的惨酷，据舒芜在《忆杨荣国教授》一文中说，“当时批判揭发中有一些过火不实之词，例如有此一说：美国总统特赠周恩来总理一种名贵特效良药，被移用于杨荣国身上，致使周总理不治，此说最使群情激愤，杨荣国最感冤屈，几次言之泪下。”
　　舒芜在文中认为，鼓吹法家的杨荣国“大概直以为吾道大昌，天将以为木铎，却不知只是被摆到场面上利用利用而已，密室阴谋是不会让他这样一个老书生与闻的。他的悲剧是注定的。”
　　后来广东省委原宣传部长张江明在一篇文章中为其正名说，“杨荣国病重住在北京协和医院时，听到悼念周总理逝世的哀乐，他主动提出参加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医生同意；当他再次要求参加周总理追悼会时，因病情原因，医生未同意。医生和护士反映，在杨荣国整个住院期间，未发现他同‘四人帮’有任何政治关系，也未发现他对周总理有不满言论。”
　　这大约是杨荣国最愿意听到的辩护词，但此时他已凄然离世。
　　据李锦全回忆，晚年的杨荣国不再谈现实与历史，他去探望的时候听到杨荣国在读诗，怀念他的爱人陈慧敏。常常念的是元稹的“悼亡妻”之诗：“同穴(穴目)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一直徜徉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杨荣国，此时回想起的只有被逼害的爱人，那些无法保护她的日子成为他最后念念不忘的时刻。
　　“生活像一盏灯，像一个谜，有时甚至像一个梦。它在人生的道路上穿梭着，构成了整个人生追求，奋斗而又坎坷的历程。”杨淡以在回忆自己父亲的文章中写道。对杨荣国来说，他追求的目标从来没有迷失过，但是他的人生在来回穿梭中重新编织了他自己的形象。
　　2009年12月，李锦全写完了《现代思想史家杨荣国》一书，他将家里挂了20多年的杨荣国拄杖的像拿给出版社作封面，在评述杨荣国的晚年际遇时他说：“杨荣国在北京作报告后才走向全国，因此在群众眼中，他这个“领头羊”也就是四人帮的马前卒，正是这种阴差阳错，在‘文革’结束、‘四人帮’垮台后，他就免不了由‘领头羊’成为‘替罪羊’，这种现象并非只出现在杨荣国一个人身上，不过他比较典型罢了！”
　　1978年8月22日，杨荣国在孤独中离开人世。此年1月17日，吴宓去世。再往前一年，刘节死于喉癌。“反孔”与“尊孔”的代表人物在一年间先后离世，将“儒法斗争”的故事带往另一个世界。
　　1982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纪委对其作出结论：“杨荣国同志在‘批林批孔’期间，为迎合‘四人帮’所谓‘儒法斗争’的需要，不惜歪曲事实，散布了不少错误观点。但未发现杨荣国同志与‘四人帮’有组织上的联系。考虑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同意不给处分。
　　此时，杨荣国已去世近四年。

ys1937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突然在重要位置刊发了杨荣国的《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接着全国各大报转载，各电台纷纷广播。8月13日，《人民日报》又刊出了杨荣国的另一篇作品《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南杨北赵”成为这一时期反孔中最耀眼的明星。
　　林彪，那个即将和孔子并列受批判的人，在8月20日被开除出党。
李旧苗 发表于 2010-3-1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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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字标的那段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