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理泰：太平军\朱元璋\蒋介石北伐之成败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自述中提到，太平军起事后至政权覆灭，有十项失误，直接关系成败。其中第一至第三项失误均与太平军在南京建都后的北伐政策有关——
　　“计开天朝之失娱(误)有十：一、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娱(误)。二、困(因)李开芳、林凤祥扫北兵败後，调丞相曾立昌陈仕保许十八去救，到临清州之败。三、因曾立昌等由临清败回，未能救李开芳、林凤祥，封燕王秦日昌复带兵去救，兵到舒城杨家店败回……”
　　事后不少史家总结，太平军在南京建都后，没有全军北上，对清廷扫穴犁庭，而仅以偏师北伐，主力在苏、皖、赣诸省相继陷入同清军绿营及湘、淮军的拉锯苦战，致使太平天国终于淹没在旧势力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认为，对于由南方崛起的新政权的兴亡，这条教训具有启迪性的意义。
　　然而，在研究相关史实以后，笔者觉得，恐怕不能简单地以此况彼。先说古代史。元末，朱元璋借红巾军崛起，势力壮大以后，建都于建康(南京)，并没有北伐，而是西征于湖北、湖南、江西割据的陈友谅，东伐盘踞在苏南、浙北的张士诚。征伐多年，才继续北伐，驱赶元廷。朱元璋政权并未因不及时北伐而败亡，反而建立了强盛的明王朝。
　　再看现代史。蒋介石政权崛起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1927年，西路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而中路、东路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后，蒋介石坚持要求国民政府东迁。于是宁、汉对峙，双方都停止了北伐。接着，北伐阵营发生分裂，南京、武汉两地的国民党政权先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共。不久，宁、汉又发生了军事对抗，大动干戈。其后，蒋介石军队才继续北上，讨伐北洋军阀，史称“二次北伐”。尽管迭经挫折，北伐仍取得成功。
　　朱元璋、蒋介石在初步巩固了政权的基础以后，均未对原中央政权进行不间断的军事攻击，却未蹈太平军中止北伐旋遭败亡的覆辙，这是什么缘故呢？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当时形势演变和各方力量对比的异同着眼。
　　太平军自广西起事以后，占领武汉，挥师东下，尽管穿越了桂、粤、湘、鄂、赣、皖、苏七省，却是旋占旋弃，从未分兵置守。截至建都南京之日，太平军势力所及仅苏、皖、赣三省部分地区而已，而北方全部省份及南方多数省份都在清朝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整个国家的外交权也在清廷掌控之中。再说清廷面对捉襟见肘的财政窘况，仍恪守康熙“永不加赋”的遗言，并未从滥征田赋着手，而主要采纳雷以缄的建议，征收商人厘捐“助饷”，又扩大富人“捐官”力度，初步解决了非常时期的财政困难。所以，尽管在讨伐太平军期间军费激增，却没有在财政上对清廷于全国的有效控制造成巨大冲击。
　　事实上，曾系湘军的崛起，同太平军纵横苏、皖、赣三省几乎同时发生，而左系湘军、李系淮军的组成为时更晚。姑且不论英、法、美等国军人在中国组织的洋枪队，单凭民间崛起的曾、左两系湘军和李系淮军，仅就对汉族民众尤其知识分子的号召力及其军事实力发展的后劲而言，太平军就不是它们的对手。
　　太平军建都南京数年后，曾派李开芳、林凤祥率偏师北伐，兵锋直指天津城下。换言之，如果太平军攻下南京后继续全力北伐，不是没有可能攻占北京的。在太平军威胁北京的情况下，曾系湘军势必应诏北上“勤王”，远离根据地，在地利、人和均不占优势的北方同太平军较量必处劣势。何况在京畿重地周围用兵，难以避免清朝宗室的猜忌，牵掣因素众多，不可预测性颇大，曾国藩根本不可能坐大，遑论左、李了。如此，太平军胜负还在两说。
　　然而，太平天国领袖们建都南京以后，不此之图，沉迷酒色，加速腐败，又发生创痛巨深的内讧，归于覆没是历史的必然。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军政领导人，作为这段历史的过来人，他的亲身感受及由此给出的评语，自然一针见血。
　　朱元璋建都南京时面临的情况，与上述形势迥异。“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红巾军在黄河流域起事，北方陷入一片混乱，大小不等的汉族军事势力纷纷崛起，众多军阀在各地割据称雄。元朝地方政权，从省到县，丧失殆尽。元宗室在北京周围非常狭小的一个地区苟延残喘，号令不出都门，根本谈不上对全国有什么号召力。
　　朱元璋本人及投奔他的亲戚郭子兴，成为在江淮地区称雄的红巾军负责人。朱元璋建都南京以后，对形势作出了清醒的估计：对自己称霸的现实威胁不是元朝政府，而是同样崛起于草莽之中的汉族军阀，即在南京周边盘踞一方的陈友谅、张士诚。
　　南京处于四战之地，在上下游方向都受到军事威胁。倘不解决陈、张两大军事集团，别说北上伐元，连本身的存亡都成了问题，遑论扩张实力与辖土？因此，对于朱元璋，远在北京的元朝政权仅是癣疥之疾，陈、张方为心腹之患。
　　至于如何对付陈友谅和张士诚，孰轻孰重，在先后次序上，也需审慎考量。朱元璋认为陈友谅“性躁，好生事”，必须先对付；张士诚“器小易盈”，满足于割据现状，则不妨缓图。朱元璋得出结论：在对陈友谅用兵之际，张士诚多半会按兵不动，因而不会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
　　果如朱元璋所料，在他全力对付陈友谅之时，张士诚始终按兵不动。朱灭陈后兵锋东移，张士诚一朝倾覆。
　　次第削平群雄以后，朱元璋再派徐达率军北伐，对付元朝残余势力犹如摧枯拉朽，并未遇到强有力的抵抗。最终，朱元璋定鼎天下。
　　蒋介石率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以后，面临的形势也同太平军攻占南京后的处境大异其趣。蒋通过频密的内外联系，对其政权的崛起，争取到若干外国列强的理解，并取得江浙财团的认同和支持。蒋介石首先发动“清共”以后，他的首要打击对象并不是残余的北洋军阀势力——实际上，在国民党军队北伐之前，北洋军阀已经四分五裂，所谓“中央政权”在当时根本不存在。相反，蒋介石利用向国民政府靠拢的老北洋军阀冯玉祥、阎锡山，钳制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吴佩孚、直鲁系军阀张宗昌和褚玉璞等，当时仍同国民政府敌对的北洋军阀纷纷采取守势，自顾不暇(直系军阀旁支孙传芳扫回马枪，南渡长江，占领龙潭，威胁南京，是一例外)。
　　这时，蒋介石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来自同一阵营的以汪精卫、谭延、孙科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内部另外一批当权派。他们还拥有以唐生智、张发奎为统帅的两支军队，实力不容小觑。
　　1927年8月，蒋介石因北伐受挫，被桂系逼宫下野，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合并，史称“宁汉合流”。接着，桂系击溃唐生智军队，势力进入两湖，从广西经湖南、湖北直达北平、天津一带，横贯中国南北，似乎如日中天。次年初，蒋介石东山再起，由白崇禧率领抵达平、津的旧部李品仙，驱逐桂系势力，并经俞作柏运动桂系健将李明瑞、杨腾辉两个旅长倒戈，终令桂系一败涂地，从此龟缩于广西一隅。
　　蒋介石稳定南方后再次北伐，基本上没打过什么硬仗。他派遣陈调元坐镇津浦线，何成浚遥控京汉线，对北洋军阀的各支部队基本上采取“赎买政策”。另外，蒋辅以一系列配套措施，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条是获得了西方列强的支持，又暂时缓解了同日本政府的矛盾，其阶段性战略目标就是先完成国家在形式上的统一。
　　其后，蒋又屡次遭遇来自国民党内部实力派系的严峻挑战。即使冯玉祥、阎锡山等人，早已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新军阀了。截至抗战前夕，国内冲突迭起，蒋介石纵横捭阖，方才一一闯过难关。由此可见，对蒋介石政权构成主要威胁的是国民党内部的实力派系。
　　综上所述，太平军建都南京，未竟全力北伐之功，终致淹没在旧势力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教训，对于由南方崛起的新政权的兴亡，未必具有启迪性的意义。
　　新政权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对彼时彼地各方力量作一番比较，再对形势作出评估，判断什么是主要威胁，什么是次要威胁，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
(作者系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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