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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10 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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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篇旧作悼念诗人张枣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
刘春
我们的望远镜像五月的一支歌谣
鲜花般的讴歌你走来时的静寂
它看见世界把自己缩小又缩小,并将
距离化成一片晚风,夜莺的一点泪滴
——张枣:《望远镜》(节选)
在当今诗坛“帮派斗争”愈演愈烈的状况下,诗人自觉不自觉地被划归于各种“集团”中,什么“知识分子写作”、“民间立场”、“第三条道路”之类。各派同人对“自己人”连吹带捧,推崇备至,对“外派人士”既贬又讽,种种可悲可笑之举人们已经见惯不怪,能保持缄默已算给足面子。在这些“帮派”的夹缝中,游离着一批自由人,因其影响广泛,每一边都想拉其入伙,以壮声势。这些自由人至少包括柏桦、吕德安、翟永明、宋琳、王寅等人。张枣也勉强算一个,尽管在许多人看来他更“知识分子”一些。
在著名诗歌选本《岁月的遗照》中, 张枣有五首诗作入选,“待遇”中等偏上。得到的评价只有四个字:“语感自如。”无论作品入选数目还是在序言中所占篇幅都远不如张曙光、欧阳江河、孙文波、肖开愚甚至70年代出生的王艾等人。也许,张枣要进入“知识分子写作”的核心阵容还需进一步表现。当然,那仅仅是诗选的编选者及部分读者的一厢情愿,作为优秀诗人的张枣有什么必要非成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一员不可呢?张枣就是张枣,他不屑于与任何人重叠或“结盟”。虽然在世俗名声上,张枣比欧阳江河、西川等人“稍逊风骚”,但没有人能够代替他的存在,他是独特的。
1
读张枣的诗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顾城,那个绝代天才,他对文字有着天生的敏感,他的诗就像用手指轻拂丝绸,总能让你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舒适,即使他的本意是要表现并不“舒适”的诗意,最典型的代表是八行短诗《墓床》。当然,张枣的风格与顾城差异很大,他们的相似是才华上的相似。
关于张枣的才华,诗人王寅在回答另一个诗人杨子的“对哪些诗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提问时,避开了“哪些”这个复数词汇,而只列举了张枣一个人:“张枣一看就知道非常聪明,虽然我没有跟他见过面。”张枣受到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镜中》无疑是张枣流传最广、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短短十行,情感容量却浓郁异常——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这首诗柔和、温婉,具有古典美。据说有人读了此诗竟然忍不住手淫。当然,这是未经考证的传闻,但这足以证明张枣诗歌对读者的“勾引”。在那个凡事都要问“为什么”的年纪,我一直在傻傻地琢磨这首诗的“中心思想”,但均无功而返。好像它什么都表达了,又好像什么都是惊鸿一瞥,稍纵即逝。也许,诗歌本身并不能为读者提供什么切实可感的东西,它留下的空间应该由读者自己去填补。
当然,如果一定要说出个子丑寅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对美的膜拜与思考或者对理想生活的描绘与憧憬。而我更倾向于另一种解释:一个过去年代的书生对着镜子回想起往事时的怅惘与懊悔,他“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2
关于张枣80年代的作品,韩东曾在《第二次背叛: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个人及倾向》一文中给予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读张枣的诗,“我们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传统文化的材料零星散布其间,当你把它们作为路标举步向前时,却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而当我们跟随张枣在异国旅行,经过的竟是中国式的九曲回廊。……张枣并不简单地排斥什么,或张扬什么。他的融合能力是显著的,转向传统文化遗产使他的写作多出了一个层次,视野因此更加开阔。”
《新京报》发表的一篇采访文章,让我对张枣的生活有了些许了解。20世纪80年代的张枣有着不算传奇但颇值回味的诗歌往事,和当时的很多青年诗人一样,张枣疯狂地热爱诗歌并且自视甚高,他“曾经和柏桦三天三夜连续不停地谈论诗歌,像永动机一样滔滔不绝”。“我们整个的生活唯一关注的就是诗歌。柏桦每次带了好诗去找我,在宿舍门口就大吼:‘来了,老子的东西来了!’我那时年轻气傲,写了诗就丢在地上,柏桦每个星期来都在地上找。有一次他找到《镜中》,眼睛睁得老大:‘这首诗会传遍大江南北的。’其中有一句话‘低下头,回答着皇帝’,我把‘皇帝’两个字划掉了,他说:‘这两个字是这首诗的命,你怎么这么恍惚啊?’” (《80年代是理想覆盖一切》)
在柏桦的《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及其他》一书中,也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描述:
这一年初冬的一个黄昏,他拿着两首刚写出的诗歌《镜中》、《何人斯》来到我家,当时他对《镜中》把握不定,但对《何人斯》却很自信,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两首诗是他早期诗歌的力作并将奠定他作为一名诗人的声誉。他的诗风在此定型、线路已经确立并出现了一个新鲜的面貌;这两首诗预示了一种在传统中创造新诗学的努力,这努力代表了一代更年轻的知识分子诗人的中国品质。《何人斯》是对诗经“何人斯”创造性(甚至革命性)的重写,并溶入个人的当代生活和知识经验;他诗中特有的“人称技巧”已运用得相当娴熟了,他擅长的“你”、“我”、“他”在其中交替转换、推波逐澜形成一个完整的布局,故事在两个人物中展开、指向一个戏剧性冲突。
尽管如此,诗歌的尊严和力量仍然受到了挑战。张枣读研究生时,交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孩也是个文学青年,但在她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两人就分手了,分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喜欢上了一个做生意的人,她说跟他在一起玩很轻松,不像跟诗人作家在一起时那样沉重。待到出国以后,日子更是难挨,没有人知道你是一个诗人,即使知道,也没有人像国内那么在乎。整整两年,张枣都在承受着“失语”的煎熬。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异国生活使张枣的创作受到了影响,总体而言,90年代以后,张枣的作品并不比80年代的高明,但也有比较明显的变化。2000年,我在南宁书城购买到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的诗集《春秋来信》,得以系统地阅读了张枣的作品。其中1992年创作的《祖国丛书》最值得一提——
那溢满又跪下的,那不是酒
那还不是樱桃核,吐出後比死人更多挂一点肉
井底的小男孩,人们还在打捞
直到夜半,直到窒息,才从云嘴落地的
那只空酒瓶,还不是破碎
人类还容忍我穿过大厅
穿过打字机色情的沉默
那被拼写的还不是
安装在水面又被手打肿的
月亮的脸;船长呵你的坏女人
还没有打开水之窗。而我开始舔了
我舔着空气中明净的衣裳
我舔着被书页两脚夹紧的锦缎的
小飘带;直到舔交换成被舔
我宁愿终身被舔而不愿去生活
仍然美,但多了一分沉郁,字里行间有一种被撕裂的痛感,“我宁愿终身被舔而不愿去生活”,那种懒散而又犹疑教人警醒。语言上,当年的诗歌才子“羽翼”也逐渐丰满。然而,当我读到“当您正在灯下浏览相册/一股异香袭进了我心底”,(《卡夫卡致菲丽丝》)以及“无尽的盈缺,无尽的恶心,/上天何时赐我死的荣幸?/咫尺之遥却离得那么远,/我的心永远喊不出‘如今’”(《吴刚的怨诉》)这些毫无才气的句子时,我开始对张枣产生不满。
两年之后,我从诗人沉河寄赠的《在北大课堂读诗》(洪子诚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一书再次读到了张枣的《边缘》——
像只西红柿躲在秤的边上,他总是
躺着。有什么闪过,警告或者燕子,但他
一动不动,守在小东西的旁边。秒针移到
十点整,闹钟便邈然离去了,一支烟
也走了,携着级副变了形的蓝色手铐
他的眼睛,云,德国锁。总之,没有的
都走了。
空,变大。他隔得很远,但总是
某个边缘;齿轮的边上,水的边上,他自个儿的
边上。他时不时望着天,食指向上,练着细瘦而谵狂的书法:“回来!”
果真,那些走了样的都有返回了原样:
新区的窗满是风,月亮蘸着一大桶金啤酒,
秤,猛地倾斜,那儿,无限
像一头息怒的狮子
卧倒这只西红柿的身边。
在这本关于现代诗解读的著作里,《边缘》被安排在第一位,由臧棣讲解。臧棣认为:“现代诗歌所以让人感到困惑,感到难懂,感到晦涩难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很少考虑到现代诗歌写作的性质所做的调整。现代诗歌,至少是相当一部分的现代诗歌,它们写作的目的不是要最终在诗歌中呈示某种明确的思想、主题、观念、意义,也就是说,现代诗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对读者进行情感和思想上的启蒙,甚至更糟糕的,以某种身份优势(如古典诗人的典型身份:预言家,先知,导师,先行者,真理的使者)对读者进行说教。这不是说,现代诗歌刻意回避对意义或真理的探索,而是说,现代诗歌意识到了这种探索在现代世界所遭遇的复杂情形。由于有这种自我意识,现代诗歌在探索意义或真理的显现的时候,它最基本的方式不是要展现一个完美的结论,而是如保罗·克利所说的,现代诗歌也想把诗歌的思维过程也放进一首诗最终的审美形态。”
言下之意,《边缘》之所以难懂,是因为作者把诗歌的思维过程放进了诗中。这种手法其实并不算新鲜,至少在我的阅读范围内,类似的手法在小说和诗歌中并不少见。因此我对这首诗的评价远没有北大学者们的评价高,这是一首相当普通的涂鸦之作,零碎、断裂、意识流、呓语……整个儿显得莫名其妙。2005年,我曾经在一篇评论《在北大课堂读诗》的文章里提醒读者在阅读此诗时留意“边缘”的含义:“如果一个读者连‘边缘’的本义和内在指向都毫无感觉,他面对这首诗时,如何不会一脸茫然?”这句话的意思是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要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可是,即使读者知道“边缘”的各种指向那又如何?诗歌的质地并不是仅仅依靠一个词的模糊意韵就能拯救的。
2007年8月,我在网上读到一个名叫老梦的作者的文章《维护语言的崇高与诗歌的品质》,该文也对《边缘》提出了批评:“臧棣曾不止一次地在访谈里、在课堂里说‘90年代诗歌是20世纪中国最好的诗歌’。那么他解读的这首产生于90年代的《边缘》,是20世纪中国‘最好诗歌’的代表作了。这首诗除了让每个字都戴着面具,扭着屁股跳一顿洋舞,让读者感到头晕目眩而又惊觉,那不过是些作者病态下的梦呓。另外又能从哪些方面来说明它是一首好诗呢?这首诗唯一谈得上可以探讨的价值,就是语言。但它的语言又被繁复的比喻凿伤得面目全非而沦为文字游戏,就像去年的阜阳奶粉,用它去喂孩子,无疑是等于让孩子天天喝水,但它披着奶粉的形状。”应该说,老梦的批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诗歌无论怎么写、写什么,都应该有一个跟读者沟通的通道吧。
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在评论界,许多人批评家不愿意在新人的作品上花时间,而一窝蜂地去追逐名家。更不正常的是,即使这些名家的作品质量平平,或者即使评论家不知所云,他也愿意下力气为作者“力排众议”,牵强附会地“阐释”,“把豆腐嚼出牛肉干的味道”,(王小波:《我看国学》)总之想方设法证明一首劣作的优秀,以证明“众人皆糊涂,唯我有智慧”。自然,对于诗歌质地的高下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一首诗确实优秀,阅读者由于才识、悟性所限而无法领会其中妙处,但任何一个诗人都不可能做到字字珠玑。对名家的推崇和纵容到连自己的艺术真知都抛掉,这样的行径,是典型的哗众取宠。当然,我这里针对的不是《在北大课堂读诗》的作者,对于该书,我是较为喜欢的,因已另外撰文评述,这里就不多言了。
3
和时下活跃的很多诗人相比,张枣的作品量很少;和那些“诗而优则小说”的诗人相比,张枣似乎也没写叙事性文体。在同时代人和后辈们的“逼压”下,他一点也不着急,像一个闲适的隐士,按照自己的节奏写作,过日子。这种姿态难能可贵。我曾经在一个网络论坛上看到几个诗人对当前文学现象的讨论。他们对当前诗歌写作不受重视、对自己的作品产量不过多表示担忧。其中一个说想改行写“有人缘”“有市场”的小说和电影剧本,另一个则声称从明天开始要“每天写一组诗”,还有一个抱怨“天下之大,却找不到发表自己作品的地方”。从他们的话,可以很容易地归纳出一个结论:“这样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出人头地啊!”
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我也曾和他们一样迷惘和愤懑;希望自己写得多,写得好,发表量大,“曝光度”高,得到读者的褒扬……但这两年,我的态度改变了很多。我为把日子过好而努力工作,间或读一些有益于思维的书,记几行读书感想和生活流水账,只有在内心情感难以按捺时才提起笔或打开电脑。普通人50岁知天命,一个作家到了30多岁,就应该知道为什么而写了,也应该懂得为什么而活了。写作需要健康松弛的心态,一旦成为“完成任务”式的束缚,就会失去乐趣。谨慎而缓慢地写作,勤奋而深入地思考,才能成就一个优秀的作家。成天羡慕别人的作品“有市场”,为自己写作品量少而焦急,说得好听些,是“有上进心”、“有抱负”;说得难听些,是“虚荣心强”、“你以为你是谁”。对于那些曾经写过一些佳作的名诗人而言,认识到这一点尤为重要。毕竟,指望每天都能写出好诗,每年都能出版一部轰动全国的诗集从而保持最高的“曝光度”是不可能的。世间没有永动机,谁的激情能永恒不倦?
真正的文学是拒绝用数字衡量的,在一首好诗和一百首庸诗之间、一首好诗和一百部平淡无奇的长篇小说之间,时间的天平会偏向哪一边,结果不言而喻。如果有人让我在张枣的《镜中》和某些获得所谓的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之间进行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走向“镜中”。真正的文学也拒绝任何庸俗的炒作。当下某些诗人为了吸引的眼球,不惜把衣服脱光,却打着“捍卫诗歌”的旗号;甚至把脸皮撕破,与人合谋炒作自己,把垃圾文字说成是“积极的探索”,并美其名曰“要改变人们的审美惯性”。诗歌的地位已经相当边缘,这些曾经写作过诗歌的人们,怎么忍心以繁荣创作的名义再骑在它头上作践一把呢?好在这些炒作除了给予事件制造者表面的光环之外,不会对诗歌造成内伤。毕竟,垃圾即使穿上了鲜艳的外衣,仍然无改垃圾的本质。
张枣现居国外,也许对国内的诗坛状况相对隔阂了,但我们可以想像得到他的态度。当三流小说家比一流诗人受重视、三流诗人比一流诗人更“混得开”时,真正的诗人是不会羡慕、惊讶和愤懑的,他知道,严肃者和投机者如同孔雀和乌鸦,根本无法形成对比。关于这个问题,半个世纪前,博尔赫斯就有了精辟的认识——
众神给了其他人无尽的光荣:
铭文、钱币上的名字、纪念碑、忠于职守的史学家
对于你,暗中的朋友,我们只知道
你在一个夜晚听见了夜莺
——《致诗选中的一位小诗人》
“小诗人”是博尔赫斯所尊敬的诗人,也是博尔赫斯的自诩。“小诗人”的“小”不是指年龄或成就,而是对某些貌似庞大深刻实则空洞虚弱的事物的反讽。我不知道那些削尖了脑袋往文学史里钻的人读了这些诗句会有什么感觉,他们在提起笔的那一刻,能否暂且放弃对“铭文”、“钱币”、“纪念碑”的想像?事实上,缪斯女神也不会在乎你是亿万富翁还是高级政客,她夜莺般的歌声只给那些心地清明的人聆听。所以,那些烦躁不安的诗人们,请安静,并且铭记古米廖夫的话:“不要在‘可能’的时候写作,要在‘必须’的时候写作。”
张枣,1962年生于湖南长沙。1986年起旅居德国。1996年获图宾根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德国和中国的几所高校讲授诗歌课程。著有诗集《春秋来信》。2000年获安高诗歌奖。2010年3月8日病逝于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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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火焰在发言生命的淡季,雏菊发言:“最冷的积雪将最早消融。”而那曾在阳光下洋洋自得的花草在风中翻飞如早夭的蝴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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