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逊：《海瑞罢官》——尚未披露的史实

李旧苗

柯庆施与批《海瑞罢官》似无关
    1965年初，江青来上海。目的有两个：一是修改京剧《林海雪原》；二是秘密物色人选批判《海瑞罢官》。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是柯庆施。不过，此时的柯已身患绝症。他1964年3月底住进上海华东医院，4月20日做手术，6月初出院，7月14日晚饭后离开上海，坐火车去北戴河休养，9月18日离开北戴河去北京，10月23日离开北京去广州疗养，直至1965年4月去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这个日程表全部引自邓伟志著：《如何评价柯庆施》，《党史纵览》2003年第9期；柯庆施的女儿柯六六著：《爸爸的身影》，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红星照耀的家庭》)
　　江青在上海找到姚文元。有人说姚文元是柯庆施推荐给江青的。有回忆录说，柯庆施在北戴河休养期间，曾专门将张春桥叫去北戴河，交代张春桥“让姚文元全脱产，为江青同志写文章”。(陈丕显的儿子陈小津所著《我的文革岁月》)
　　其实即使柯庆施曾经要张春桥支持江青批判《海瑞罢官》，柯的支持大概只止于此。因为柯庆施此时已经不再主持上海工作，甚至从此没回上海。身患绝症的他不可能再进行任何实质性参与。据不久后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杨永直说，柯庆施离开上海去外地疗养，直至1965年4月去世；外出养病期间，跟随柯的机要秘书从未接到过上海方面任何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文件和电话(邓伟志：《如何评价柯庆施》，载《党史纵览》2003年第9期)。而且，《海瑞罢官》所谓要害问题“罢官”，至1965年才提出，彼时柯已去世多时。
　　当时，这种批判很多，连比吴晗地位更高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也因其“合二而一”的哲学思想在挨批判。柯庆施即使支持，也只是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安排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夫人要求的事宜。如果说有什么超出共产党行事规则的地方，那是毛泽东让夫人越轨插手党务，应该不予理睬，但柯庆施包括全党，无人敢这样做。
　　张春桥当时是市委分管宣传口的书记，具体负责批判《海瑞罢官》，从市委书记的工作分工来说，名正言顺。他与江青结帮是后来的事情。
　　张春桥认真完成江青交办的事，甚至还在办公桌上放了一套《明史》。当时曾使一些干部纳闷，张春桥怎么忽然对明史感起兴趣。
　　柯庆施逝世后，江青又找续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她对陈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李希凡不接受，才来上海。她还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她要陈丕显也支持她。(《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柯庆施对张春桥上升起了关键作用
    1965年4月柯庆施去世时，张春桥也已经升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江青到上海都与张春桥联系。
　　张春桥的提升，与柯庆施不无关系。
　　张春桥是山东巨野人，生于1917年，1935年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1938年到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从事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那时，柯庆施是石家庄市长。共产党执政后，张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后又任社长兼总编辑。柯庆施1954年调任上海时，张春桥已经被免去上海所有职务，正将被调离上海。起因是张未经请示便在报上点名批判一些华东局领导干部，还打算点名批判上海副市长潘汉年，被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陈毅和谭震林发现制止，并拟将他调离上海。柯庆施留下他。
　　和张春桥长期共事的当年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对张春桥的印象是：
　　平时不苟言笑，遇到重大问题从不先表态，总要察言观色、掌握火候和时机。一旦事情出现了波折，他很快就能把态度调整好，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城府很深，阳一套阴一套，不好合作。(《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张春桥不苟言笑是几乎所有和他有过交往的人的印象。张春桥不与人往来，除了布置工作，不与人多说话，更别说聊天，从来没见他与上海市委的其他领导们有谈得来的时候。他与当时的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长李家齐办公室门对门，但从来不和李聊天。给李的印象是“高深莫测”，“阴”。(文革前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长的李家齐2009年对笔者的回忆)
　　“阴”，是几乎所有与张春桥有过交往人的印象。就连后来和张春桥一个阵营的毛远新，多年以后当毛泽东向他询问对张春桥的看法时，也说对张“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江青文革初期的秘书阎长贵著《问史求信集》第418页，红旗出版社2009年出版)。
　　张春桥给市委干部的另一个印象是比较“左”。例如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上海市委为了活跃市场，打算开放自由贸易市场。决策前先向区、县负责干部征求意见。但作为市委领导的张春桥，会议一开始，下面干部还没有发表观点，便首先发言表示反对。吓得有的区委干部不敢再谈自己的看法。
　　不过，张春桥的生活很简朴。长期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徐景贤文革后回忆，文革以前，他几次和上海一些党员老作家们春节期间到几位市委书记家拜年。别的书记家多少有些摆设，有的墙上还挂着字画之类，招待客人时总有些拿得出的食品；唯独张春桥家陈设简单，且只有两盘花生招待客人。张春桥总穿着一条藏青色旧呢裤，屁股上打着两块补钉也不以为意。
　　张春桥出名是在1958年“大跃进”。柯庆施去参加当年8月北戴河会议，回来后，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告诉张春桥。在这个讲话中毛赞扬“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吃饭不要钱，对1949年后实行八级工资制所造成的等级差别表示不满，怀念战争年代的供给制。张春桥从柯庆施处知道毛的这一想法后，根据毛的这些话，连夜写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发表在《解放》杂志6月号上。《解放》是上海市委在大跃进中创办的理论刊物。
　　张春桥对经济是外行，他这篇文章算不上论文，充其量只能算是政论文。因与毛想法合拍，受到毛赞赏。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引出党内和学界大讨论。毛泽东也因此知道张春桥的名字。同年10月，毛泽东点名要张春桥和陈伯达一起去河南遂平?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考察。毛开始注意张。
　　这年年底，张春桥被提为上海市委常委。在讨论此事时，市委中有人提出张春桥妻子李文静有叛徒问题，被柯庆施当场打断，说此事不要再提。柯庆施不搞家属株连，显示其胆识，更显示他对张的器重。
    “金棍子”姚文元
    江青找李希凡写文章，李希凡婉言拒绝。李希凡毕竟大学科班出身，多少还从学术层面考虑问题。姚文元是机关干部，习惯从政治层面考虑问题，写批判文章只问符合不符合当前政治，不管学术层面能否自圆其说。
　　姚文元资格比李希凡老。
　　姚文元生于1931年12月。1948年时还是中学生的他，便已加入中共地下党。1958年，柯庆施点名将姚文元调往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担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1961年底，《解放》半月刊停刊，经张春桥提名柯庆施同意，姚文元被调往中共上海市委党报《解放日报》社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
　　姚文元当时已经是一个有名气的青年文艺评论家，文革前已发表过许多文章，出版过多本文集。他1956年6月30日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以及1957年6月10日刊登在《文汇报》上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曾经引起毛泽东注意。这是柯庆施将他调往《解放》半月刊的原因。
　　但在文化圈内，姚文元口碑不太好，被称作“棍子”。因为他文艺思想核心，就是反对文学固有的人文关怀，艾青、巴金、丁玲，这些著名文化人都挨过姚文元的批判。文化界和新闻媒体对执政党的态度，是姚文元特别敏感的，捕捉此类信息，是他的特长。他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就是这种敏感的产物。又例如，姚文元曾对人说，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时，又是开会，又是出纪念文集，可1961年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40周年，却冷冷清清；你想过没有，这是为什么？！(李逊、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5月16日对王知常的访谈)
    姚文元的“棍子文章”，如果只是个人观点，也只能是一家之言。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姚文元的“棍子文章”成为党的棍子，挨棍子者没有辩解商榷余地，更不用说反驳和批判。
　　不过，生活中的姚文元不像他的文风那样咄咄逼人。他个子不高，胖胖的，才三十多岁便已谢顶；他不喜欢说话，几乎没有私人交往，很少与人起争执，写作班的青年喜欢开他玩笑，他嗫嚅着不知如何回嘴，但也不生气；他生活随便，外套可以穿到油光鉴亮仍不换洗，书包里吃剩的油条大饼可以放到发出异味，被人掏出，方才发觉；他会郑重其事请人吃饭，但请吃的却只是碗阳春面。姚文元的这种特性一直保持到后来。姚文元完全是个政治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工作写作学习。后来给他当助手的朱永嘉谈姚：“不苟言笑，讲话很谨慎，没有一句题外的闲话。这是我对姚文元的最初印象，这一印象以后一直也没有改变。”(以上都是朱永嘉对笔者的回忆。)不过，他的棍子文章，虽然有揣摩局势投当局所好之嫌，但这是当时各行各业尤其是政治、文化界的潮流和大趋势，包括吴晗写《海瑞罢官》，张春桥写《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都是唯毛泽东所思为思，唯共产党所想为想。人们觉得应该站在党的一边，和党与领袖保持一致，唯恐跟不上。
　　在阅读爱好上，姚文元特别喜欢科普和科幻读物。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苏联作家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等等，都是他的最爱。文革结束，姚文元被判刑关押，他在写交代之余，写出三本著作，都是关于人类的科学认识史的。一本是人类对天体形成的认识发展史，一本是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发展史，还有一本是人类对生命的认识发展史(这三本书著作的手稿，笔者曾经都看到过)。一生以写作文艺批评和政治批判为己任的姚文元，最后的写作却是“天、地、人”的形成，显示了他的某种无奈，也显示他对科学领域的由衷爱好。只是时代将他塑造成棍子，他自己也选择棍子人生。这是一个历史的缩影。
　　朱永嘉告诉笔者，1965年3月的一天，姚文元上午刚到解放日报社上班，张春桥电话来了，要他马上去。姚文元要向报社打招呼，张春桥说不必，随便找个理由，此事要保密。姚文元到了指定地点，进门见到张春桥和另一个中年妇女正等他。经张春桥介绍才知道她就是江青，是江青要找他。江青要姚文元写文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临走，交给他一本1961年第1期《北京文艺》，上面刊登着吴晗剧本。(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版。作者王文正当时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姚文元当时兼华东局“内刊”《未定文稿》编委。接到写作任务后4月，正值华东局《未定文稿》与市委写作班对换办公场所，《未定文稿》从原来丁香花园搬入宛平路11号。姚文元办公室在三楼，他让工作人员搬入两张大写字台，他喜欢大台子，可以随意摊开资料。他当时人事关系还在解放日报社文艺部，张春桥替他向解放日报社请长假，报社五一节以后的稿子他都不看了。所以，姚文元应该是从1965年5月以后开始正式动笔写作。彼时柯庆施已经去世。姚文元对明史不熟，江青又催得紧，他对张春桥说，希望再有个熟悉历史的人，帮忙查阅和核对资料。几天后，张春桥告诉姚文元，人已选好，让他去一次。姚文元赶去见到张，张告诉他，为他找的人是朱永嘉。姚文元联系上朱永嘉，他对朱说，是市委安排他为自己当助手。
　　朱永嘉是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讲师，对明史很熟，当时借调在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而且是组长。毛泽东说写《海瑞罢官》批判文章时有一个班子，其实只有两个人：写文章的姚文元和帮他查材料的朱永嘉。姚文元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将文稿给朱永嘉看，只是经常向朱永嘉询问具体史实。
　　最初姚文元只对朱永嘉说市委让他写明史方面与海瑞相关的文章，朱永嘉没有想到姚文元的批判对象正是吴晗，给他找的资料就是吴晗编的《海瑞集》：“我将吴晗的书和文章拿给姚文元看，不是作为反面的要批判的东西，而是作为正面资料给姚文元的，因为吴晗是明史权威。”
　　姚文元在写作班办公楼写作，写作班的朱永嘉又被抽去当其助手。为防止行动泄露，张春桥通过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告诫文艺组，不要上二楼历史组的办公室串门，不要过问关于他们的任何事情。
    张春桥动笔前要江青向毛泽东询问是否可以批判
    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对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批判《海瑞罢官》他起初不知道：“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但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中说：“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在那里亲自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毛泽东在审阅江青的这个讲话稿时，删去了“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句。(见《问史求信集》)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的参与？让后人费尽猜详。
　　在开始批判前，张春桥有些顾虑。海瑞戏是在毛泽东提倡下写的，批判海瑞戏，毛是否同意。张让江青向毛泽东询问：
　　据我知，主席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早有意见，但我们也知道北京对此戏评价分歧很大，甚至有人说此戏是根据主席指示写的。我曾问过林默涵到底分歧有多大，他说很大，也未详细说明。我们还是想研究一下，一研究，就发现海瑞的宣传出乎意料的多，剧种很多，什么京剧、沪剧，各种剧都在演海瑞。上海广播电台**年还在广播此戏，《生死牌》搞了电影。出了盲人故事。中小学课本有海瑞，大学就不要讲，一大堆连环画、小人书，各种宣传工具都用上了。
　　我到北京请江青问主席，是否可以批判。主席说，他没有提倡过写海瑞，只是在湖南彭德怀叫他看《生死牌》，戏里谈到海瑞。主席回来就查明史，说海瑞未在湖南作过官。请同志们看看，如此而已。(张春桥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周良霄、顾菊英编著，香港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出版)
　　毛泽东一口否定自己曾经提倡过海瑞精神，江青和张春桥没有了顾虑。究竟批判哪个海瑞，上海的，还是北京的？
　　我们考虑过，究竟批评哪一个？是《海瑞罢官》，还是《海瑞上疏》？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应该批判影响大的。(张春桥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张春桥所说的“我们”，究竟是他和江青，还是再加上毛泽东？不得而知。暂存疑。不过，张春桥说他让江青向毛泽东询问是否可以批判《海瑞罢官》，至少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张春桥和姚文元动笔之前，是通过江青向毛泽东请示过的。不像他自己说的“开头写我也不知道”。
　　而且，早在张春桥通过江青询问毛泽东之前，江青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个部长要他们批判《海瑞罢官》遭拒绝后，毛泽东指示将《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批转至县团级，虽因中央一线没有布置批判而作罢，但毛泽东此举足以证明，他是批判《海瑞罢官》的始作俑者和真正推手。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稿出来是1965年6月间。江青为此以观看现代京剧《林海雪原》为名特地来上海，亲自审稿。她对这个初稿不满意，认为没深度，不能就事论事批判。她要姚文元再修改。
　　以后，江青又几次来上海，审阅姚文元的稿子，与张春桥一起提出修改意见。
　　张春桥也多次将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去北京江青处。江青后来说，张春桥每次去见她，都装着是为样板戏的事。
    上海市委与批判《海瑞罢官》
    一至六稿是张春桥与姚文元搞的，都没有给市委看过，直到七稿时才给市委看。陈丕显回忆录说，开始他一直不知道此事，直到柯庆施逝世，江青才告诉继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他，她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批判《海瑞罢官》的一些情况，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和姚文元。陈丕显回忆，江青就是这时告诉他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陈丕显也能支持她。江青还一再交代陈丕显要保密，陈觉得蹊跷，但也没有太当回事，“心想不就是篇批判文章，大概江青想出风头，先保密，发表时一鸣惊人”。(以上江青的话均见《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28-29页)
　　整个写作过程确实搞得很神秘。姚文元的底稿送去市委印刷厂排版印刷时，全都是密封，直接送车间，没有任何手续。而通常，市委文件必须送市委秘书长批后才能送印。(李家齐2009年对笔者的回忆)
　　9月，陈丕显要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行前，张春桥将姚文元文稿交他，让带给在北京的江青。陈丕显后来回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稿子。
　　陈丕显回忆说，自己带稿子去北京时，一路心中不安。因为江青在上海秘密组织写文章，批判北京副市长，却又不准上海对北京方面打招呼，这会影响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关系，也不符合共产党组织原则。
　　到北京，陈丕显将稿子交给江青，又将自己的顾虑告诉同去开会的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魏也觉此事不妥。两人商量半天，觉得最好找个机会向周恩来或陈毅汇报。
　　没等他们汇报，毛泽东已向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透露自己要批判吴晗的打算。那是在会上，毛泽东忽然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正当与会者对毛这句话费猜想，毛又转向彭真，问：“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彭真被毛泽东突如其来问话问住，愣了一会儿，回过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
　　陈丕显于是认为毛泽东向彭真发问，一是征求意见，二是打招呼。魏文伯也这样认为。会后，他对陈丕显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我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28-29页)
　　文章发表前，张春桥提出要听听学术界意见，于是于11月5日和7日由文汇报社出面开了两次座谈会。
　　第一次座谈会对象是党内专家。上海社科院院长李培南提了些意见，内容尖锐。这个发言后来几次被张春桥点名，李以后被打倒与此不无关系。
　　第二次是党外专家会议，参加者有史学界权威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等，以文汇报社名义在泰兴路的市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主持会议。
　　不知就里的周予同在会上为吴晗打抱不平，说吴晗是个好人，不能这样给他戴帽；周谷城也发言不同意姚文元观点，虽然说得比较宛转。会上大多数人都非常同情吴晗，尤其反对姚文元文章第四部分，认为硬把吴晗剧本与单干风联系起来，太牵强武断。(以上材料引自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以及李逊、顾训中2005年7月23日对朱永嘉的访谈。)张春桥收去会议原始记录，写进会议简报，直接报毛泽东。
　　不久文革全面发动，周予同和周谷城两位教授成为上海报纸点名的8个“反动学术权威”中的两个。
    上海市委讨论姚文元文章
    1965年11月8日，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姚的文章。在此之前，市委已经讨论过几次。这次参加会议的有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主管此事的文教书记张春桥、分管教育卫生的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常委王少庸等，加上作者姚文元，协助姚文元写作的朱永嘉，还有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
　　会议在康平路165号楼上朝北一间大会议室里召开。曹荻秋站着，很仔细地将姚文元文章看完，在资料引用上提了几个问题。陈丕显没好好看文章，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步，对张春桥说：“这是件大事情，你要好好抓好！”分管教育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问：“戴什么帽子妥当？”姚文章中没给吴晗定性戴帽子。姚答：“看事实吧！何必我们给他戴帽子呢！”在场的朱永嘉当时觉得杨的意思，是要姚文元考虑文章分寸，不同意这样批判吴晗。
　　张春桥也站着，没坐。
　　参加会议的朱永嘉后来回忆说，整个会议给他印象是开得松松垮垮。陈丕显、曹荻秋他们似乎没太把文章当回事。(李逊、顾训中2005年7月23日对朱永嘉的访谈记录)
　　曹荻秋此前曾经提出姚文牵强附会不实事求是，而且后来对张春桥再送去的修改搞根本不看，张几次催问看法，曹都没回答。(糜欣祥：《铁骨铮铮，正气浩然——记曹荻秋同志同江青、张春桥一伙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这次因是市委书记处讨论，曹才又仔细看一遍。
　　市委领导干部们都以为姚文元只是批判吴晗的剧本。1949年后这种批判太多，尤其60年代以后，今天批判著名哲学家冯定，明天批判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一会儿批判经济学泰斗孙冶方，一会儿又批判史学权威周谷城。上海市委干部们可能以为这次批判和那些批判差不多，批判一阵子，职务上调动一下就结束了。
　　即使上海市委领导觉察到什么，也无法明说。此时，毛泽东已决定发表姚文，上海市委对文章有什么态度，根本无力回天。
　　文章发表前，陈丕显和曹荻秋都主张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打个招呼，张春桥不同意，招呼没打成。(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宣传组：《陈丕显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材料摘编》，1967年5月)
　　曹荻秋后来承认说，上海市委那时非常为难：
　　考虑过同北京的关系，事实上是同彭真的关系问题。打不打招呼，不打不好，怕彭真被动；打了招呼，主席不同意，又怎么办？书记处都是反反复复讨论过好几次。(1967年1月8日“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委会”与“红卫兵上海司令部”主办的《红卫战报》第16期：《砸烂反对毛主席的上海市委》，作者是“市委文革小组办公室革命造反派代表”)
　　张春桥也说过，同北京市委的关系是他当时的顾虑之一：
　　还有一顾虑，即和北京的关系。我们当时不敢打招呼。文章一送中宣部就登不出来，我们考虑不必要送审了，主席九月会议已经讲了话，可以批评吴晗嘛，这时如再问彭真好不好？我们反的是资本主义，如彭真说主席已批准，为什么还问我。所以就未打招呼，还有批评周谷城也没给上海打招呼嘛。虽不是副市长，周谷城的地位也很高，也是政协副主席。我们看到批判周谷城的文章以后，因为准备不够，也很紧张，周谷城要自杀，我们毫无准备，但无怨言，因为周谷城应该批评。(《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不过，张春桥自己在姚文发表前，还是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打了个招呼。他和邓拓是老同事，张1949年前在晋察冀日报工作时，邓拓是社长兼总编，张的上级，张当时是理论部主任。张春桥说：“我和邓拓是老朋友了，我要不跟邓拓打招呼，邓拓就会说我不够朋友了。”这话张春桥对陈丕显和朱永嘉都说过。(《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36页，以及未刊稿《己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朱永嘉2006年8月著)
　　所以，如果说当时保密得滴水不漏，上海市委除张春桥外都蒙在鼓里，有点言过其实。如前所叙述，首先，上海市委从姚文元开始写文章时就知道，而且文章也经由上海市委集体讨论；其二，毛泽东在姚文发表前，向彭真透露过要批判吴晗；其三，张春桥曾向邓拓打过招呼，邓拓应该会告诉吴晗。
　　本来，新闻报刊应该有批评当政者的权利和自由，但是，1949年后这类批评根本不被允许。批判有一定职级的党或行政干部，必须经由相关部门允许，这是中共中央自己制定的程序，也即“组织原则”。所以，即使是毛泽东在讲话时向彭真提了一下，彭真并不认为这样就是通知北京市委，他后来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哪里去了”。
　　彭真的愤怒还有另一个来由，因为就在姚文元发文章批判北京副市长吴晗这一年，1965年上半年，中央曾两次发文规定报上点名要经过中宣部，还要求学术批判不要戴帽子。
　　定稿后的文章，毛泽东“看了三遍，认为基本还可以”。(毛泽东1967年5月1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
　　张春桥建议，文章首先登在《文汇报》上。他认为文章刊登在这张非党报上，首先不会引起人们猜测，因为这份民间报纸过去也发表过一些学术争论文章；其次这张上海报纸在全国特别是知识界拥有广泛读者，可以引起争论。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头版发表。
　　文章发表那天，姚文元自己还不知道。11月10日一早，姚文元还在睡觉，一个电话打到他家。他妻子金英接电话，是陈丕显打来的，告诉说姚文元文章今天在《文汇报》发表。陈丕显还向姚文元表示祝贺。(据朱永嘉对笔者说，这是姚文元女儿告诉他的)
　　姚文元的文章，就这样在上海拉开了文革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