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陶洛诵：我和遇罗克的一家

宇航

　　
　　陶洛诵：我和遇罗克的一家
　
　　人生是为正义而战
　　从“文化大革命”中死里逃生的人们常常谈论，目前还没有一部文艺作品如实地全面地描绘了一九六六年“红八月”遍及全大陆的大规模暴行。
　　正是红卫兵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促使我走上了一条反叛的道路，这充满荆棘、坎坷、血泪而又艰辛的旅程。
　　我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门第、温情脉脉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着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化与道德的熏陶，只知人间有爱与诚实，不知恨与狡诈为何物。长到十八岁的我，一心想当个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做个像父亲那样终日著书立说、搞科学研究的人。
　　谁又能料到，就在我十八岁那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学校里平时亲如姊妹的同学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出身最坏的，即家庭有问题的都是斗争对象。我因为对运动表现出抵触情绪，声明自己“沉默得像一条鱼”而遭到红五类（即出身于革干、革军、工人、贫下中农的人）及其追随者的批判。
　　八月五日，我目睹了我所在的学校——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把校领导揪出来，用棍棒打她们（四女一男，故用她们二字），罚她们唱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那凄厉的叫声至今不绝于耳。卞仲耘校长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经不起折磨当晚死去。第二天，红卫兵头目（录入者注：指高三党员学生刘进）在大喇叭里喊“谁也不许往外说，谁说了一切后果就由谁负责!”
　　我的母亲在女十三中当语文教员，在劫难逃，头发被剃，挨过铁链子、枪托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逃也没地方逃。剃了头，公共汽车都不让上，只好每天送她走着上班，怕路上有人看见她剃头而欺负她，到了班上还得挨红卫兵的皮鞭，我天天护送妈妈去学校挨打，晚上再去把遍体鳞伤的妈妈接回来。我总害怕，早上送走妈妈，晚上能不能见她活着回来。
　　母亲唯一的过错是她出身“地主”。
　　我那年老体衰善良的外婆，被逼迫给自己缝个黑牌子挂在胸前，又被赶回安徽舒城老家，在烈日曝晒下死去。
　　我想起小学六年级时读的“苛政猛子虎”，当时我不懂，问董老丨师，“这些人为什么宁愿让老虎吃而不揭竿而起？”老丨师说，“那时的人们没这样的觉悟”。
　　我生活在二十世纪科学发达的今天，就有这祥的觉悟。
　　我纠集了几个儿时的伙伴和同班的好友，都是女孩子，搞到一台自制油印机，办了个油印小报与红卫兵斗争，散发给各个中学与红卫兵对立面的学生组织。就这样，我在六十五中“北斗星”战斗组认识了遇罗文。
　　遇罗文个子很高，穿件蓝色的短棉外套，戴着绒棉帽，第一次见面，他问我：“你看过《出身论》这篇文章吗？”“没有。”
　　我回答说。他随手从衣兜掏出一份厚厚的文章递给我，“你拿去看看吧，不过还得还给我，我就这一份了。”
　　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这《出身论》，感到痛快淋漓。文章笔锋犀利，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控诉血统论的罪恶，从理论上澄清了许多模糊的认识，主张人人平等，文章最后号召一切受压抑的青年起来斗争。读后真让人佩服作者的胆识。
　　我还文章给遇罗文时，向他打听作者是谁，他含含糊糊没告诉我。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新丨疆石河子地区发生了第一起杀人事丨件，首都中学生派十名能干的人组成了个调查团，其中有我一个。遇罗文听说我要去新丨疆，给了我一些铅印的《中学文革报》，上面赫然印着《出身论》这篇文章，署名是：北京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遇罗文已与四中高二年级学生牟志京、王建复办起了铅印报纸，创刊号登的就是《出身论》，卖报时被群众抢购一空，又印了三万份。
　　我带着《中学文革报》随调查团去了新丨疆乌丨鲁木齐市。
　　从新丨疆回到北京，回家后放下旅行包就去找遇罗文，送给他两盒新丨疆特产葡萄干。他精神焕发，朝气勃勃，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今晚在西城一所空房子里有关于‘出身论’的辩论会。”他问我：“你去不去？”我找他，本想对他谈谈在新丨疆的见闻，见他的注意力全在《出身论》上，我不好扫他的兴，便说：“好吧，我去。”他马上从皮夹子里拿出一张黄色的入场券，上面印有地址，入场券是油印机印的。
　　辩论会在一所红漆大门里召开，被扫地出门的房主已经不知去向。我去时，大厅里早已挤满了人。我只好站在走廊上隔着玻璃窗向里观望，两派辩士各占一方，东面是身穿杂色衣服的平民老百姓子弟，双方都神态严峻、紧张，不时为自己推选出的辩士鼓掌。一个身穿黑色制服棉袄，戴着花边眼镜的少年沉稳地翻着面前的一大堆马列著作，引经据典地驳斥对手，我正好与他面对面，他的神情与周围人有很大的差异。“他似乎不关心与真理无关的一切。”——我不由自主在想。忽听旁边有人赞叹：“这发言的人是谁？真了不起。”我扭头一看，竟是遇罗文。罗文在他哥罗克面前好像换了个人，矜持地冲我点点头。我已知道遇罗克就是《出身论》的作者。他个子不高，瘦弱，背微微有点驼，长圆的脸上戴着副白框眼镜，手插在风雪衣外套兜里，那件蓝绿色的风雪衣罗文有时也穿，无论颜色与祥式都很美观。遇罗文对他介绍说：“四中‘红旗’派的，作为‘红旗’派的代表进了报纸的编辑部。”遇罗克说：“才初三，真不简单。”这个被遇罗克称赞过的人后来成了我丈夫。
　　遇罗克在临散会前走了，我一直听到完。散会时，人群像潮水般往外涌，遇罗文不失时机地蹬上椅子，大声宣布，“今天，大家都看到，‘血统论’被‘出身论’驳得体无完肤。”一个穿黄军装的红卫兵也不示弱，说：“这位编辑阿Q精神真强。”
　　我等着遇罗文，他头上冒着腾腾的热气，我们俩并排走在胡同里，我对他谈起石河子，被“八野”匪徒用枪杀死的无辜群众也分三、六、九等，出身不好的尸体乱扔着，出身好的享有花圈。我还昕一个姓包的女孩子讲述南疆建设兵团对出身不好的青年歧视的情况，她是上丨海一九六丨四年支边青年，家庭出身小业主，受尽了气，表现再好，也不让她入党。她一边诉说一边哭，我亦无言安慰她，只好抽出一份《出身论》送她看看。这一切，使我感到出身是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
　　从新丨疆回来，我深感人为挑起的群众斗群众是多么不必要，而人人平等，不以人的出身盖棺定论是多么必要。
　　“我想加入《中学文革报》。”我向遇罗文提出。“好吧。”遇罗文深情地看着我，点点头。“我再跟牟志京说说。”
　　第一次见到牟志京是在遇罗文家。他留着分头，怀里搂着个大书包，翻着眼睛专注地听遇罗文讲话。他们在商量去长城游玩。遇伯母在一旁做饭，笑呵呵地说：“洛诵，你也去吧。”我没有心思游山逛水，遇罗克见我执意不去，显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扭过头不理睬我。
　　罗文也很爱玩，认识没多久就对我说：“有空时咱们去樱桃沟花园，那儿可有意思了，到处都是樱桃树。”
　　我们终于去玩了一次。《中学文革报》全体成员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遇罗文也去了。遇伯母蒸了些果酱花卷让我们带着。我们一大群人拥簇在遇罗克的身边，气象专科学校的王亚琴、李金环恭敬地向他请教问题，遇罗克耐心地给她们做着解答，我觉得遇罗克像个青年领袖。牟志京喜欢照相，他为大家拍照。我和遇罗文一起到西便门印刷厂取报，又一起到王府井卖报。
　　遇罗文能把平板三轮车蹬得飞快，把报纸分送给各个卖报点。争购《中学文革报》的热烈场面我从此再没见过：人们排成长龙般的队伍，举着钱，前胸贴后胸，买到的人如获至宝，没买到的人遗憾万分。有人用二十五倍的高价从人手中转买。人们买报那殷切的表情告诉我，他们是在寻找真理之声。对于大规模的混乱人们是多么厌倦，对于压在人头顶上的等级制是多么憎恨。
　　牟志京从来不卖报纸，他认为这不是总编辑份内的事。
　　我参加进去时，报纸已经出刊到第四期了。我们每天到自来水公司的一间空房子里碰头。有一天，牟志京和遇罗文争论起来。牟志京说：“为什么总登‘小组’的文章？”罗文说：”你有什么好文章吗？你拿不出好文章，就登‘小组’的。人们都爱看小组的文章。”“小组”的全名是“北京市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遇罗克的笔名。
　　纸张被控制起来了，要弄到纸必须有清华大学第三“司令部”蒯大富的批条。我和闫世钧上清华大学找到蒯大富。天气已经不太冷了，蒯大富还穿着棉大衣，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方脸，戴副深色镶边的眼镜。我说明来意，希望他能批些纸。蒯大富不以为然地说：“《出身论》是很错误的，错误的，不能给纸。”我说：“咱们辩论辩论吧。”蒯大富显然不愿和我浪费时间，站起身来就跑，一边跑一边说：“不屑一辩，不屑一辩。”周围的人看我们俩在院子里赛跑不禁哈哈大笑。
　　回到遇家，我对罗克哥哥讲了这件事。他高兴地说：“你可真行，追得他满院子跑。”我说：“这算什么，我是为纸。”罗克哥说：“我给他写封信，约他到王府井辩论，如果他来了，把个蒯大富驳得哑口无言，不亦乐乎，你看怎么样？”我说：“他恐怕不会来吧。”罗克哥还是把信发出去了，蒯大富呢，当然没敢来。
　　罗克哥哥给许多中央首长都寄去了文章，希望获得支持。《中学文革报》总编辑牟志京也存在着这个幻想。有位同学到牟志京家，说：“快走，快走，中央首长正在人大会堂见群众。”牟志京急忙拿了几份《中学文革报》赶到人大会堂，牟志京解下球鞋带，把报纸捆好，请前排的群众传交给中央首长，眼珠不错地追随着报纸，直到首长身边的警卫员接了才松口气。
　　事情却恰恰相反，当时身居要位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中学文革报》在艰难的逆境中作战，联动分子砸，四三派抢，谁都可以打击《出身论》来显示自己是“革命”的。北京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印刷，第七期转移到天津去印时，戚本禹发话停刊，我被派往天津，通知印刷厂停印，《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
　　风雨飘摇中的一个乐观的家庭
　　遇罗文的家住在东四明星电影院旁的一条死胡同里，是座不大的四合院，本是遇家的私产，“文革”前就早早地交了公。他家住北房一大间一小间，遇罗克则住在最东面门冲西开的放煤间改成的小条型屋里，屋里仅能放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
　　我认识遇罗文是在一九六六年年底，他家已遭红卫兵几次洗劫、抄家，遇罗文的姐姐遇罗锦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送到良乡劳教三年，罪名是书写反动日记。他家处处能感到被专政的窒息，却没有丝毫的不振作。
　　遇罗文希望我能够用自行车带人，他让我拿他练，我怕摔着他，他说：“保证摔不着。”我除了敢带他还是谁也不敢带。
　　他让我练习蹬三轮板车，我觉得有失体统，说什么也不肯。
　　我对社会的认识刚刚开始，满脑子都塞满了学校灌输的条条框框，我有一句幼稚的话被遇罗文当作笑柄。我说：“中国没有失业的。”遇罗文说：“我们这边儿有姐儿俩，没找着工作，插队去了，这不叫失业叫什么？”以后我们俩发生争论，他就学着我的腔调说：“中国没有失业的——什么呀!”
　　我想到前途感到渺茫，遇罗文一次偶然冒出几句：“咱们以后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去过鲁滨逊式的生活。”我一听正中下怀，便很现实地说：“咱们插队去吧。”遇罗文立即无精打采地说：“插队可没意思了，你没去过农村不了解情况。”“你去过吗？”“我哥去过，所以我了解。”他换了较和缓的口气说：“‘困难时期’你饿着了？”我立即想起自己成大眼灯的情形，说：“够呛。”遇罗文感慨地说：“你那时要认识我们家就好了，我们家一点也没饿着，我哥哥在农场干活，给我们带回大米、白薯。”我遗憾地说：“真是太可惜了。”罗文又告诉我一件事：“在农场，有一对青年男女结婚时，谁都不参加婚礼，只有我哥哥去了，还送礼物给他们。”我惊讶地问：“为什么？”遇罗文勉强地说：“那女的怀孕了。”一阵沉默。
　　罗克哥哥在遇家三兄弟里，个子最矮最瘦弱，他活泼，好动，说话尖刻不饶人。他喜欢玩打手板的游戏，一打起手板来，他的眼睛里闪动异常灵活的光，罗勉老被打着，每被打一下，罗勉就用另一只手轻轻抚摸被打的手背，腼腆地笑着，罗克哥哥就高兴地笑个不停。他还很喜欢唱京戏，他有一副好嗓子，声音很细，响亮，也很柔和，他常与罗勉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话：“罗勉，你演那个胡传魁，我演那个阿庆嫂怎么样？”罗勉笑而不答。“那你演那个没出场的阿庆。”说完，自顾自地唱起来。
　　罗克哥哥把罗文当成大人对待，和他讨论文学。有次对罗文谈起《红与黑》：“斯汤达写于连在山顶上看鹰那段多好哇！”罗文赞同地点点头，不过，我很怀疑罗文是不是看过《红与黑》了，即使看了，是不是注意了这一段？
　　罗克哥哥抓紧时间拼命地看书，他那儿文学书籍不断，但丁的《神曲》，莫泊桑的《漂亮的朋友》，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英国女作家的《呼啸山庄》……除了外国文艺，罗克哥哥还研究中国古典诗词，他拿了一张纸，上面抄了好几首诗词，对我说：“你们师大女附中老丨师水平高，这几首诗词上有些地方我不懂，像‘有凤来仪’怎么讲，是什么典？”我拿了去问语文教员杜老丨师，杜老丨师有的也讲不上来，罗克哥哥很是遗憾。
　　罗克哥哥告诉我：“我考大学时成绩很好，可是不录取我。我去问班主任，为什么不录取我？班主任撒谎说我数学不及格。其实我数学得一百分。”争取高等教育的权利是罗克哥斗争的主要动力之一。
　　有次我发牢骚说：“到处搞武斗，这叫什么‘触及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罗克哥哥笑着说：“应该叫‘打击每一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因为每一个人的灵魂都被打击到了。”
　　遇伯父、遇伯母常常流露出对我们的担心，遇伯母焦躁不安地说：“捏死你们，还不跟捏死几个小蚂蚁似的，你们别折腾了。”
　　遇伯父也劝罗克哥哥不要写文章了，罗克哥哥有时嫌烦，就半开玩笑地引用“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遇伯父是“右派分子”，遇伯母的“右派”帽子虽摘了，但资本家帽子还有，他们被这么一噎，也不好说什么。遇伯父对我说：“罗克是咎由自取，我们无能为力。”
　　我想让遇伯母高兴，用蓝色透明的玻璃丝编了个小钱包送给她，她笑得合不拢嘴。过几天，我上遇家，看见遇伯母正在翻箱倒柜，拿出一个涂着金粉的漂亮的杏黄网兜，说：“孩子，这是朋友送我的瑞士网兜，我一直没舍得用，送给你吧。”
　　遇伯母擅长烹调，她平时很少做饭，她和罗克哥哥每天去上班，遇伯父没有工作，每天在家里做饭，收拾屋子，余暇与祺友下围棋。
　　遇伯母有天下班回来，满脸惊恐未消，对正在扫屋里地的遇伯父说：“崇基，这天可危险了，我发现电线漏电把顶棚快烤着了。我急忙报告了领导。领导派人修了后，说‘多亏老王，不然就糟了’。”
　　她那天心情格外好，买了猪肠子，用碱水和醋水洗得干干净净，切成一小段一小段，裹上面，一个个炸成大红枣状，再切上蒜片，浇上酱汁，每个人分到几个，我把自己盘里的分一个给罗克哥哥，因为他还要带饭。
　　遇家每天门庭若市，有个叫王世伟的与罗克哥哥关系很好，他是后来成为罗锦第一个丈夫王世俊的哥哥，也是遇家的邻居。
　　还有个文质彬彬的戴眼镜的青年，有时来看看遇伯父和伯母，罗文告诉我：“他叫李立凡，是我姐姐的男朋友。”
　　我、遇罗文与四中诸君同登峨嵋山
　　牟志京的同班同学吴景瑞（大家叫他“毛子”）、张玉海等人办了个《只把春来报》，张玉海写了篇《论出身》，被红卫兵和联动分子说成是对我们小骂大帮忙。他们曾受到《红旗》杂志私下的警告。
　　毛子给牟志京四张火车票，遇罗文、我、王建复和牟志京与毛子等六、七个人一起去四川，目标是天下第一山——峨嵋山。一行人中只有我一个是女孩。
　　开始爬峨嵋山了，我唯恐落在后面被人耻笑，拿出在学校练长跑的劲头，总走在最前面，把他们远远甩在后面。第二天再爬时只有遇罗文在我身边，其余人都不知去哪儿了。天下着小雨，我把雨衣让给遇罗文穿，他推辞了半天，我还是给他穿了，并帮他系上扣子，我淋着山雨，在这仙境里，幸福无比。
　　第三天，遇罗文也不陪我走了，他觉得老陪女孩子在一起让人看不起，剩下我孤零零的。
　　深老山林中，万籁俱寂。我多少有点怕，一怕匪徒，二怕野兽。忽见前面有个人，单腿跪地给树拍照，树上刻着清晰的两个大字“四中”。“毛子——”我惊喜万分，虽然只在从成都到峨嵋县的路上与他攀谈过几句，此时此地却像见到亲人。他因为精心刻字耽误了时间。“你对学校还真有感情。”我说。他仍全神贯注“咔嚓咔嚓”地给树拍照。我候在一旁，看他把这项伟大的工作做完。“走吧。”他满身披挂地向我走来，简短地招呼了一声。
　　我肚子“咕噜咕噜”地叫起来，响亮得连毛子都听到了。一座寺庙奇迹般出现在跟前，毛子前去化缘。蹲在地里摆弄菜的老和尚理也不理他。我想：“峨嵋山前不久受到红卫兵的扫荡，大部分和尚被赶下山学习，留守的这个和尚把毛子一定是当成红卫兵了。”毛子并不介意，回来时递给我一根像胡萝卜般细的萝卡状的东西。我不再考察这个萝卡状的东西是否来路正当，焦急地等毛子削完皮，看他切下一小块留给自己，剩下的全给了我。
　　尽管身上的背包早已转移到毛子身上，我仍气喘不停。快到金顶了，已听得到人语响。“毛子你先上去吧，这儿已经没有危险了。”毛子看看我，转身迅速地向金顶爬去。一会儿，他捧着一大包花生粘来接我：“吃吧，我从杨百鹏手里抢来的。”
　　从峨嵋山回到成都，大家各奔东西，牟志京和毛子去越南，我陪遇罗文留在成都。
　　遇罗文病了，我跑遍成都市也没买到可口的食物，只好用饭盒盛了些鳝鱼面回来。遇罗文不高兴地说：“我以为你准会买些香肠什么的回来，没想到你就买回鳝鱼面了。”没服侍过任何人的我，一腔热情换来一顿指责，十分不悦。
　　我们玩扑克牌消磨时间，罗文赢了，就拍着手哈哈大笑。“我又赢了，你真笨。”我气极了，不再理他。
　　罗文接到他家信说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返回北京。
　　回到家里，从小把我一把屎一把尿抚养成大的奶奶流下泪来：“你走怎么连招呼也不打，我们都急死了。”我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对家庭、对亲人犯下了怎样深重的罪孽。为了我这个忤逆不孝之女，我那历史清白、政治上毫无瑕点的父亲在科学院被人贴大字报，曰：“教女不严”。我妈妈为我罪加一等，多挨几次批斗。我最对不起的是奶奶，连个赎罪的机会都不再有了。
　　遇罗克、遇罗文一行东北之行
　　从峨嵋山的回来后，我静下心来，在家里跟爸爸与三个弟弟学英语，跟奶奶学“大学”、“中庸”，但有时仍很想念遇罗文。
　　有天，我穿上最漂亮的连衣裙去看他，他正在百无聊赖地修理自行车座套。我让大弟弟陪我来的，他在遇家门外等着我。我待了两三分钟，看看遇伯父、遇伯母都还好，就回去了。
　　过了不久，东北打起来了，遇罗文、牟志京、张富英（后来成为遇罗文的妻子）、王玲、张君若和王家材等人去东北玩，遇罗克也去了。
　　我和李金环与我们班同学汪静姗去武汉玩，武汉太热，汗流如雨，我们呆了一个星期，实在受不了就回来了。
　　毛子与牟志京与我们分手后，乘火车到广西凭祥，又乘窄轨火车到了边境。他俩兜里揣着巧克力，开始翻山越境，为对付路上一人般高的草和苍蝇般大的蚊子，他们把领口、袖口系起来。牟志京很想家，毛子却一声不吭。他们终于翻过大山，走上了阳关道。
　　走不多远，就被抓起来送回友谊关。
　　牟志京回北京没多久，即与罗文他们又去了东北。毛子还想东山再起办报纸，但失败了。
　　毛子注定要当冒险家，“文革”爆发后，他是四中第一个去兰州串联的人。西单商场武斗时他在场，平白无故地挨了粒汽枪子弹，子弹打在右眼眶骨头里取不出来，引起瞳孔永远放大。
　　他要只身去东北，当天找我道别，邀请我到北海公园去划船。游人很少，我们俩泛舟湖面，周围静悄悄的，只有桨声与我们的谈话声。“我这次走，就不打算再回来了。我要把学生证放在死人兜里，让人们认为我死了。”我惊异地喊起来，无论我怎样追问，他也不说他到底想干什么。“他想摆脱命运的桎梏。”我认为这是答案，就不问了。
　　毛子从此再也没有音讯，他的伙伴张玉海跑到缅甸参加“缅共”，在一次战斗中，身中六弹牺牲了。
　　罗文一行终于从东北回来了，我接到他一封信，叙述了他们在东北遭遇的一件事，漂亮的女孩子张君若被一群红五类剪了头发，因为问她什么出身，她老实地回答：“右派。”遇罗文很激愤，信中写道：“这是多么不公平，这是多么残忍!”
　　听回来的王家材讲，罗克哥哥总与这些中学生保持着距离，把自己区别开。
　　听王玲告诉我，罗文口袋里总装着我的一张照片，我听了很高兴。
　　张富英告诉我，遇罗文对她异常关心，还救了她的命。
　　牟志京则告诉我：张富英很爱助人，例如别人写信，张富英就去拿胶水，她总坚持这样做。
　　遇罗克让我把信送给陈毅儿子陈小鲁遇伯父看我和遇罗文无所事事，就用夏目漱石著的《我是猫》一书作课本，对我们说：“这是日本的名著，如同中国的《红楼梦》，在日本，人人皆知，这是真正的日本语言，你们好好学习。”他逐字逐句地给我们讲，一心想把我俩培养成一流日语翻译。
　　我那股争强好胜劲儿又上来了，一心想压倒遇罗文，每天考丨试，我都比罗文背得熟，默得准，遇伯父就夸奖我。遇罗文不服气：“你就会死记硬背。”我不示弱：“你背好让我瞧瞧!”遇伯父说：“学外语主要靠下功夫记。”罗文没词了。
　　罗克哥哥忙着写文章，他认为除了出身问题便是工资问题是社会问题了，人们普遍对多年不涨的低工资不满。他对我和罗文说：“我写好后，让香饵工代会给我发表，他们其实是个伪工代会。”他无所谓“真”和“伪”，只要给他发文章就行。
　　过了些日子，他对我们说：“我把文章给他们，他们要把我的文章与他们的文章合并，那怎么行啊，我这文章是革命，他们是修正的。”
　　十一月里的一天，我照旧背着书包去遇伯父家上课，那天克哥哥在家，伏在大屋的写字台上写信，全家人都在，屋里静悄悄的。罗克哥哥见我来，抬起头，捏着笔对我说：“洛诵，有两个密探总跟着我，我走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我对他们说：你们总跟我干什么？他们也不作声。这事儿还真不好办。”我听了也有些紧张。嘴上却说：“咱们没做违法的事，怕他们作甚。”罗克哥哥严肃地说：“这可是没准儿的事，要是把你抓起来，你也没辙。”我这儿给陈毅同志写了封信，他一直替出身不好的青年讲话，我想他是会理解我的。我要是把信寄给他，怕他看不到。听说陈老总的儿子陈小鲁在八中，这个陈小鲁大有其父之风，你把信送给陈小鲁，让他交给他爸爸，这就保险了。”“我不认识陈小鲁。”我有些为难。罗克哥哥语重心长地说：“洛诵，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我为他们说话是应该的，为了千千万万的人，即使我牺牲生命也是情愿的，可是……”我急忙打断他：“我去就是，你别说了。”我接过罗克哥哥递过的信，信封上用蝇头小字工工整整地写着“敬呈陈毅同志”。罗克哥哥又说：“你可以先看看。”我小心翼翼地抽出信来，信上写道：“敬爱的陈毅同志：我是人民机械厂的一名普通学徒工，我目睹文化大革命中对出身不好青年的迫害，感到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作为一个受党培养多年的青年，我觉得有责任挺身而出，为此，我写了《出身论》一文。您曾经谈过，在出身好与出身不好的青年中间不应当存在一条鸿沟……”在信中，罗克哥哥表达了对陈毅同志的尊敬爱戴与信任，并谈到自己去东北串联，看到大好河山，抒发了对祖国一片赤诚的情感。信的最后谈到自己目前被跟踪盯梢的处境，恳请陈毅同志帮他免遭不测。
　　我郑重地把信夹在日语书里，奔向第八中学。天气已经冷了，我穿的是蓝大襟衣服，下面罩着棉袄，戴着一双毛绒手套。
　　陈小鲁长得很像陈毅向志，他衣着朴素，领口露着紫红绒衣，外表是一身蓝制服。我说明来意，拿出了遇罗克的信，他接过了信。我问他：“听说陈老总体重减了十斤，是真的吗？”他说：“是谣言。”我说：“请转达我们对他的问候。”他说：“好。”我问他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吗？他坦率地说：“我持不同意见。”尽管如此，他还是慷慨地答应转交。这时有个粗眉大眼的男同学笑着向他打招呼，他说：“这是计三猛。”听口气，计三猛好像是他们那派的一个著名人物。
　　罗克哥哥详详细细地问了我们的谈话，当他听说陈小鲁答应转交时感到很宽慰。后来他又让我找陈小鲁一次，陈小鲁说：“我交给秘书了。”我问：“陈毅同志看见没有？”陈小鲁说不知道。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早晨醒来，我记起夜里做了个可怕的梦，梦见四个警察在抄遇罗文的家。一种不祥的预感抓住了我，我穿上大衣，戴上头巾和手套，急急忙忙向遇家走去。
　　一推开遇家房门我就傻了，与我梦中的情景竟然一模一样。四个警察在翻箱倒柜，一个军代表坐在床上，遇伯父与他的一个棋友被命令站在一旁。我，吓哭了。
　　相逢十一载后
　　十一年以后，我再见到遇罗文一家时，已经由一个单纯、热情的女孩子变成了一个蹲过监狱、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了。
　　同牢房的女囚邢泓远写过这样一首诗：“进来的时候是亚瑟，出去的时候是牛虻，进来的时候是姑娘，出去的时候是女将。赞美你，普罗塔尼亚的牢房，你赤烈的熔炉冶炼了多少纯钢!”
　　可是遇罗克哥哥却永远出不来了。这个有尧舜的心，荆轲的血的人永远出不来了。血统论害死了无以数计的人，宣传者与执行者都没被判死，批判血统论的人倒被判了死刑。
　　磨难已大大损坏了我的容颜。当我找到搬到罗车胡同的遇家时，当时在家的遇伯父与遇罗勉根本认不出我。“我是洛诵……”“啊，洛诵！”遇伯父拉着我的子，闭着眼睛，摇着头，叹息着。遇伯母下班回来，看见此情此景，眼泪立即涌了出来。她一边拭泪一边问：“孩子，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这是一九七九年九月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遇家，这个受压迫最深重的家庭里我同样感到了春天。
　　罗克哥哥平丨反昭雪工作正在进行中；罗锦，这个我没见过却一直惦念的人就在北京，与一名工人结婚住在北三里屯。
　　罗文在一九六八年被“少管”一年，解除少管后先在陕西与张富英一起插队，后来随罗锦转到东北，因为受人牵连以“窝藏罪”被判处五年徒刑，冤案已被平丨反，正在回京的途中。
　　在我没见罗锦以前，遇伯母对我说：“洛诵，我们事先提醒你，罗锦的脾气和常人不一样，说翻脸就翻脸，以后别为她影响了咱们的关系。”遇伯母又说：“我昨天还把你的照片片给她看，孩子，我把你的照片给她看，罗锦说真漂亮。孩子，我把照片还给你吧。”“不，不，您收着吧。”她在这苦难的深渊里，在这颠沛流离的岁月里还保存着我的照片，我怎么能收回呢！
　　至于我和遇罗锦的交往，是以后的事。她的经历大家都知道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想起遇罗克一家对我的这份情谊，我真是百感交集。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自由、民丨主、平等的国家，中华民族已付出了几代人牺牲的高昂代价，曲折前进的历史洪流定会荡涤一切封建法西斯残渣，每个革命者的世界观都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人民将会做出最公正的裁判。
　　中国必定会实现自由、民丨主、平等、繁荣昌盛！
　　本文写作年代不详，原载《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童话于二Ｏ一Ｏ年三月为纪念遇罗克罹难四十周年录入。
　　

宇航

　　
　　谁签署了遇罗克的处决令——为遇罗克遇难四十周年而作
　　作者：王锐
　　二Ｏ一Ｏ年三月五日是遇罗克遇难四十周年祭日。遇罗克无疑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勇敢，也最有深度的思想者之一。
　　遇罗克当年被处决的“处决令”是由谁签署的（这里指的是在相关机构相关人员的处决报告上最后签字批准的人），多年来一直有不同说法。去年，笔者终于从一位收藏者那里得到一份有关遇罗克等人被处决的原始文本，得以对此作些探索，并就教于海内外。
　　关于遇罗克被处决的不同说法
　　遇罗克事丨件被报刊披露后，关于遇罗克的被处决，最早是笼统以“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而死”一语带过。或者说，明知事实不是如此，但在表述时，作些省略，让人读来仍好像是处决命令是“四人帮”或同党下达的。
　　金春明等人一九八Ｏ年代末期编著出版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一书中的“《出身论》事丨件”条目中，谈及遇罗克被处决是如此说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作者于一九六八年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逮捕，一九七Ｏ年三月五日被处决，一九八Ｏ年平丨反昭雪。（《“文革”时期怪事怪语》第一五七页，求实出版社，一九八丨九年七月。）
　　这种表述读来给人的印象，似乎遇罗克是因戚本禹的表态而遭处决的。显然与事实相去甚远，是隐去了真相，有混淆视听之嫌。
　　后来，渐有不同说法。发表《出身论》与并为此创刊《中学文革报》的牟志京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有所披露。牟志京称：“除关锋、陈伯达、戚本禹外，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曾作了一篇关于出身的长篇讲话，不点名地批判了《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然后笔锋一转，直接谈及遇罗克的处决：有内部消息讲，罗克的死刑是经高层人物亲自指示，重要人士受托办理的。这虽未能从其他途径再经证实，却是合乎逻辑，并能解释刑定十五年到死刑的突变的。（牟志京：《〈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见徐晓、丁东、徐友渔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二三Ｏ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一月。）
　　牟志京这里写得曲折隐晦，没有直接写明是谁作出的处决决定，自有其不便写明的苦衷。仔细分析这段话，导致遇罗克被处决，有两个关键性人物，一是“高层人物亲自指示”，二是“重要人士受托办理”。这“高层人物”指谁？这“重要人士”又指谁？似乎谜一样费猜。不过，只要认真一分析，还是容易找到答丨案。笔者以为，牟志京前者影指的是周恩来，后者影指的是谢富治或吴德。因为当时身居高层有决策权，“文革”后报刊及公众又不便直接指名责难的，只有周恩来（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陈伯达此时已是千人骂、万人批的角色，若真是在遇罗克处决上作过指示，早就直接指名，而且会为之记上一笔罪证。）谢富治、吴德都是当时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受托办理”，也是情理之中。
　　再以后，笔者看到有海外著述，直接讲当年遇罗克处决令是周恩来签署的。不过未提供相关证据。比较有说服力的是胡平的说法。胡平在其著述《评“晚年周恩来”》中说：
　　还有遇罗克问题。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胡平：“评《晚年周恩来》”）。
　　在读到笔者此文的初稿后，胡平又传来电子邮件，其中写道：“我一位北京的诗人朋友告诉我，他认识吴德的儿子，吴德儿子对他说，是周恩来说的要杀。”“除了周，大概没别人。遇罗克和当时同被枪决的人不同，他当时影响很大，估计他的案子是中央的定的，不可能只是北京市一级的领导人定的。”这个说法，也与牟志京“罗克的死刑是经高层人物亲自指示，重要人士受托办理的”的说法相吻合。
　　不过，笔者经研究认为，遇罗克实际上起码被两次签署了处决令。这就存在第一次处决令是谁，第二次处决令（一九七Ｏ年三月五日真正执行那次）又是谁的问题。
　　遇罗克其实被两次签署了处决令
　　遇罗克被处决于一九七Ｏ年三月五日，导致他被处决的，是“北京公（检）法军管会（七Ｏ）刑字第三Ｏ号判决书”，遇罗锦《乾坤特重我头轻——回忆我哥哥遇罗克》文章开头引录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丨反的那份《再审判决书》中提到过这份“判决书”：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七九）中刑监字第一三一Ｏ号
　　遇罗克，男，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一九六八年一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丨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以来，遇之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丨放军北京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七Ｏ）刑字第三Ｏ号判决书。
　　二、宣告遇罗克无罪。
　　如不服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交上诉书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份材料提到，遇罗克“一九六八年一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丨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如按其所说，遇罗克早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已被判处死刑，这是他第一次被下达了“处决令”。不过，笔者以为，这个时间存疑。因为遇罗克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才被捕的。遇罗锦文章中说：“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清晨，哥哥照常去上班，刚一进厂就被捕了。听说被捕时一帮人狠狠地揍他，把他的衣服都撕破了。”而且他们后来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抄录的审讯遇罗克的笔录问答，最早的“预审”记录也是一月五日。一月五日被捕，当月（也就是说在十多二十天时间之内）即判死刑立即执行，从逮捕到判死刑，似乎时间太短，有些说不过去。
　　不过，一九六八年遇罗克第一次被判处死刑，似乎是确实无疑的。徐晓在为《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出版写的《编前的话》中也披露：
　　一九九五年，牟志京从美国回京探亲，我们曾有过一面之交，那次他讲到，遇罗克被判决后之所以没马上执行，是因为他出奇不意地表示，要交待自己参加“五·一六”的问题。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只是执行又延迟了近两年。遇罗克这样做，是出于他性格中一贯的幽默感，还是出于策略，想使事情发生转机，我们现在谁也无法考证。
　　这里讲的，都是遇罗克被捕不久后的“第一次处决令”。这个处决决定来自谁，从各方说法来看，一直指向周恩来。尤其胡平引用吴德之子谈及遇罗克之死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原话：“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但遇罗克真正被执行处决，是近两年后的一九七Ｏ年三月五日。致遇罗克于死命的，是上文提到的“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七Ｏ）刑字第三Ｏ号判决书”。应该说，这是遇罗克遭遇的第二次处决令（其间是否还有一次，亦存疑）。笔者获得的那份原始文本，似乎可以找到究竟是谁最后签署了致遇罗克死命的一九七Ｏ年三月这次“处决令”的答丨案。
　　一份供“革命群众”讨论的处决者名单
　　这是一份由当年“中国人民解丨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原文如此，材料上印的是“公法军管会”，而不是通常的“公（检）法军管会”），于一九七Ｏ年一月九日下发给北京市各单位，由单位革委会和“工宣队”、“军宣队”组织“革命群众”讨论并最后提出所谓“处理意见”的“内部材料”。实际上是一份由当局已定罪定刑的待处决者名单及“罪行”简介。
　　这份事先公布的二十人“处决者”名单，其中就有遇罗克。
　　在二Ｏ人名单及“罪行”之前，有一个“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的简短《通知》。按当年惯例，《通知》正文之前，有一段与内容相关的毛丨泽东语录。这里按原格式照录于下：
　　最高指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丨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通知
　　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中央两报一刊一九七Ｏ年元旦社论的鼓舞下，首都革命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斗、批、改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热火朝天，形势越来越好。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和灭亡，积极配合帝、修、反进行破坏活动，幻想变天。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现将杨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丨放军毛丨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丨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Ｏ年一月九日
　　《通知》所说的“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后，“提出处理意见”，其实不过是当局愚弄老百姓（或者说“娱乐老百姓”）的花样而已。实际上，这二十人将被处决的决定早已作出，这二十人早已被分别关入了“死刑号”（犯人称之为“枪号”），只等着召开声势浩大的“公判会”之后执行枪决。而且，任何“罪犯”，不是法院正式审判后定罪定刑，而是由“革命群众”讨论定刑，本身就极为荒唐。
　　二十人的身份和“罪行”
　　这份拟“处决者名单”二十人，分为一七桩案件。其身份和“罪名”分别如下（以下各“罪行”、“罪名”的表述，均来自原件。）：
　　一、杨淑辰，女，四八岁，北京通县人（职业不详），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二、唐志强，男，二五岁，北京市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辅导员，罪名：“现行反革命叛国犯”；
　　三、宋惠民，男，四九岁，山东省人（职业不详），罪名：“现行反革命叛国犯”；
　　四、邓振铎，男，二六岁，北京市海淀区人（职业不详），此次被捕判刑前亦曾因“反革命”罪被捕入狱，罪名：“现行反革命叛国犯”；
　　五、尉尤山，男，四五岁，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材料上称其为资本家、国丨民党员，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六、王宗海，男，五二岁，山东人，资本家，住北京东城区，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七、刘镇江，男，四Ｏ岁，北京市人，“军统特务分子”，罪名：“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
　　八、于江林，男，四Ｏ岁，北京市昌平混凝土构件厂合同工，罪名：“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刘、于二人系编号为七的同一案件）；
　　九、宗福海，男，三二岁，北京市密云县人，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一Ｏ、侯庆龙，男，二八岁，北京市密云县人，罪名同上（宗、侯二人系编号八的同一案件）；
　　一一、元令秀，男，三四岁，山东省人（职业不祥），罪名：“反革命集团首犯”；
　　一二、孙义，男，三二岁，河北省人（职业不祥），罪名：“反革命集团首犯”（元、孙二人系编号为九的同一案件）；
　　一三、遇罗克，男，二七岁，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一四、王佩英，女，五四岁，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勤杂工，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一五、李定一，男，四四岁，河南省人（职业不祥），右派，并因此多次被拘和“劳教”，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一六、唐赞义，男，三二岁，北京煤气热力公司调度员，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一七、李世安，男，四三岁，北京木城涧煤矿工人，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一八、马正秀，女，三八岁，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其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其兄亦因“军统特务”罪被处决），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一九、王步云，男，六Ｏ岁，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小学合同工，此前其兄被处决（罪名不祥），罪名：“现行反革命杀人犯”；
　　二Ｏ、张长利，男，二二岁，北京市平台区芦沟桥公社农机厂工人，罪名：“现行反革命杀人犯”。
　　这二Ｏ人，一七男，三女，从年龄看，五十－六十岁有三人，三十－四十岁有一二人，不满三十岁者（包括遇罗克）有五人。
　　仔细分析这份名单，其中元令秀、孙义、王步云、张长利等四人其实应当算做刑事犯，元、孙两人实为一个盗窃团伙的首犯及主犯，材料上注明的罪行主要为：“窃得电动机六台，自行车一九五辆，缝纫机四架等大量财物，价值三万余元”（三万余元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数字）。至于说其盗窃目的是“筹集反革命活动经费”，甚觉荒唐。王、张两人，则是杀人犯，前者一九六六年七月用菜刀砍孙某二十余刀，“重残一人”；后者一九六八年一月用铁棍致死一人。至于说两人伤人杀人均带“阶级报复”性质，称其“反革命犯”也相当勉强。
　　二十人中，排名第一的杨淑辰，从提供的材料看，“罪行”很严重，带有“间谍罪”性质，“一九六六年充当外国特务”，“仅一九六七年三月杨出卖情报数百份，同年四月向外国驻华使馆人员递交情报时，当场被抓获”。不过笔者却认为，杨“出卖”给外国驻使馆人员的“情报”，很可能是当年于街头随处可见的文革传单、小报等资料。因为以杨某那种身份，一个地处北京郊县毫无背景地位的普通中年妇女，短短一月之内（一九六七年三月）就能获得并提供“数百份”“机密情报”，根本无可能。哪怕是美国中情局或苏联克格勃的超级间谍、情报高手也做不到。当时驻华的外国使馆人员及海外媒体记者，几乎每天都在北京的大街上收集文革小报、传单等材料。杨因此致祸，极有可能。
　　真正与“间谍罪”挨得上边的，是排名第六位五二岁的王宗海，该材料称，一九六Ｏ年底，被台湾“蒋匪组织委任为‘北平联络专员'，向特务组织密报我重要情报，并发展特务组织一人”（不过，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待考）。
　　另外，唐志强、宋惠民、邓振铎三人均被定为“叛国罪”。宋、邓二人是已成功偷越出境，后被引渡回国。二五岁的北京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辅导员唐国强，是一九六七年七月二Ｏ日“化装成外国人”“到外国驻华使馆投靠，当场被抓获”。
　　名单上排名第七的刘镇江、于江林均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罪行”是一九六六年春，合谋组成“国丨民党党政军警张家口联络总处”，并附设“国丨民党京绥张家口（检）查总站”，下设“宣化联络分处”、“涿鹿、蔚县、怀来联络组”等。
　　其余包托遇罗克在内的九人，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犯罪”。即其仅仅是按自身所思所想，写了为当局所不容的文章、书信、日记等，即此获罪并遭极刑。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位三八岁的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马正秀，显然是这批人中难得的一位知识女性。从材料上看，仅仅因为“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押期间，仍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就被处以极刑。这位马正秀的情况，与遇罗克极为相似。可惜“文革”后从未见过这位“文革思想者”的相关平丨反及经历事迹文字披露，实为可惜。（附记：何蜀读到本文稿，给笔者发来关于马正秀的一则资料，是名作家艾芜在《往事随想》一书《夜深我走在北京的街头》文中的记述。原来马正秀的丈夫赵光远是艾芜一九四Ｏ年代在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地下党员，亦是文学青年，在艾老主编的《半月文艺》中发表过作品。共和国时期，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因病退伍后，艾芜帮其在北京找了工作，后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一九六八年，工宣队进驻该出版社后，赵从四楼跳下自杀身亡。其妻子马正秀已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一六日被捕，罪名是贴大字报拥护刘丨少奇，拥护彭真，又写出打倒什么人（估计是材料上所写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赵自杀时，马正在狱中，工宣队进驻，赵深觉大祸临门，所以自杀而亡。马正秀于一九八Ｏ年二月二八日由北京中院平丨反，称撤销原判决书，对马正秀不追究刑事责任云云。）
　　加在遇罗克头上的“罪行”
　　遇罗克在这份“名单”上排列第一三位，从案件序号来说，列为第十位。个人及家庭相关背景材料以及当局为之强加的“罪行”，全文抄录如下：
　　十、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分析这段文字，除了强调遇罗克本来就“出身反动”（“资本家出身”、“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这种所谓“阶级根源”外，当局加在遇罗克头上的“罪行”由四个部份构成：其一，一九六三年以来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及“反动言论”；其二，“文革”中以《出身论》为代表的一Ｏ余篇“反动文章”；其三，网罗“反坏分子四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即“手榴弹事丨件”）；其四，“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不过，最关键的是第三、四部份，即：“《出身论》事丨件”及“手榴弹事丨件”。这也证实了一直以来坊间（包括遇罗克亲友）关于遇罗克遇难起于《出身论》，死于“手榴弹事丨件”的传言。而“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一语，也为遇罗克在强大的专制力量和国家机器面前，同样敢于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甚至不惜献身的勇气提供了实证。
　　遇罗克被执行处决前后
　　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一九七Ｏ年一月九日公布的这份拟处决者名单是二十人，不过，同年三月五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一Ｏ万人公判大会后执行枪决的，却只有一九人（遇罗锦：《乾坤特重我头轻》，见《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三七Ｏ页）。至于其中哪一位被“刀下留人”，侥幸逃生（当然也有可能在以后年月被处决），要通过与那份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七Ｏ）刑字第三Ｏ号判决书，或当年张贴于街头的《布告》一一核对，才能获知。可惜手中无这类资料可作核对，其背后原因更是一无所知。
　　不过，遇罗克与名单上的另外一八人，于三月五日一起被处决，其被列入处决名单时，却不是与这批人同在。
　　这有曾为遇罗克狱友的张郎郎文章为证。张郎郎在那篇《我和遇罗克在狱中》文章中回忆道：
　　一九七Ｏ年二月九日，我和其他几十人被戴上手铐脚镣。那是十几斤重的大黑铁环，像李玉和当年用的一样，是专门用在死刑犯身上的。我举手投足，全“哗哗”地响。我们趟着铁镣，很有点悲壮的劲头。自然想起“带镣长街行”的歌，然而那是夜半时分，是在北京看守所院内，连“告别众乡亲”的场面都没有。跌跌撞撞地走到二十三筒、二十四筒小院。犯人们管这儿叫“枪号”，官称“死刑号”。每个人被关进一个木头盒子一样的单人牢房，我坐下来喘着，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每个犯人各就各位之后，管理员开始打开门，一一登记犯人的姓名、年龄。刚刚关上我的房门，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犯人喊报告。管理员过去打开他的房门，一个熟悉的的声音说：“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可没什么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张郎郎：《我和遇罗克在狱中》，载《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二五五页）。
　　曾经与遇罗克在一个狱室相处甚久的张郎郎，一下子就听出这是遇罗克的声音，也当即领悟到聪明而机智的遇罗克是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提醒“新来者”明白眼下处境的危险（“上一批的几十人都去见马克思了”，意即已遭处决），以及暗示可以采用的暂时逃脱死刑的绝妙方式（“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可以说，遇罗克正是以这种巧妙方法与当局周旋着。
　　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那份《通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处决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可见，这次拟订处决名单之前，已召开过类似的公审公判大会，处决过一批被认为的“反革命分子”。这份《通知》发于一九七Ｏ年一月九日，张郎郎在“死刑号”中偶遇遇罗克，是一个月之后二月九日的事。“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遇罗克语）。说明遇罗克在此前曾经进入“上一批”的处决名单，仅仅是因他提出“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才得以暂时“刀下留人”，未被处决。至于是不是牟志京提到的交待“五·一六”问题那次，尚无法证实。因为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Ｏ年近两年时间，一个已经下达只等待执行的死刑判决，不可能仅仅为一个“五·一六”问题拖得这样久。所以说笔者认为遇罗克自己说“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说不定是指其间的另一次处决情形，也即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通知》中提及的前一次“公审大会”被处决者。
　　二月九日深夜被从其他监狱或囚室与张朗朗一起转到被称为“死刑号”的北京看守所“二十三筒、二十四筒小院”的这一批未决犯，很可能绝大多数就是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一月九日提交的二Ｏ人处决者名单上的那些人。张郎郎不在这份令人心颤的名单上，真是万幸。也才得以给后世留下那些关于狱中的遇罗克被处决前后种种情形的珍贵记录。
　　不过，遇罗克二月九日夜间在说这些话时，他并不知道一个月之前的一月九日，他的名字已再次上了这份可怕的“处决者名单”。
　　这次，奇迹没能发生，当局没被他“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所惑。张郎郎沉痛回忆道：“一九七Ｏ年三月五日他和许多人一起被提走了。他们走了以后，走廊里死一样地寂静。我们知道又是一场宣判大会。我预感到遇罗克再也不会回来了。”（张郎郎：《我和遇罗克在狱中》，载《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二五六页）
　　张朗朗这里所说的与遇罗克“一起被拉走”的“许多人”，显然正是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一月九日提交的二Ｏ人处决者名单上除遇罗克之外的其他一八人。
　　遇罗克死于“一打三反”运动
　　笔者认为，这次遇罗克用“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的老法子，没能再次“延缓屠刀落下的速度”（张郎郎语），除当局不愿再次“上当”的因素外，其根本原因在于，此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已在全中国大规模展开。
　　关于中国“文革”时期的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大陆内多数“文革”专着，如高皋、严丨家其的《“文革大革命”十年史》、金春明《“文革大革命”史稿》等均未论及，甚至连提也未提。其他“文革”著述中论及或提及者也极少。可见，这个课题尚未引起专家学者的足够重视（包括海外学者）。笔者以为，这场持续时间不长（不到一年）的运动，不仅危害极大，而且影响深远。可以说，其开了如像遇罗克、张丨志新这样，仅仅因为意识形态的“思想罪”就不仅让人失去自由，而且失去生命的先例（此前虽有但比较少）。不仅“文革”中一大批思想者遇难于“一打三反”运动，而“文革”结束后的一九七Ｏ年代末期，如吉林的史云峰、上丨海的王申酉等著名思想者，也遇难于“一打三反”运动的遗毒。因为一九七Ｏ年一月中丨共中央发的那个《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多年来一直成了各地逮捕和处决“反革命”的依据。
　　关于“一打三反”运动，国内有些资料性辞书类书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中国共丨产党执政四十年》以及金春明、黄裕冲等人编著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等有所记载和披露。这里，仅录上述《国史大辞典》中的“一打三反运动”条目：
　　一打三反运动一九七Ｏ年一月三一日，中丨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二月五日，中丨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通知》。这三个文件相继发出后，全国随即开展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的群众性运动。简称“一打三反”运动。同年八月，中丨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后，这一运动逐渐停止。一打三反运动打击了一批刑事犯罪分子，但是当时全国处在混乱状况中，没有法制，办案依靠“公安六条”，加上派性严重，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一九七Ｏ年二月至一一月共一Ｏ个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二八万多名。许多案件属于冤假错案，张丨志新所谓“现行反革命”案（被处死）便是其中一例(张晋藩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六七五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一月)。
　　从这个“条目”可获知，所谓“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统称。其依据是中丨共中央一月至二月连续发出的三个文件。不过，从当年的实际动作和“运动成果”来看，所谓“三反”不过是陪衬，或者说虚晃一枪，“一打”才是问题核心，是真正要义。各地雷厉风行，不遗余力开展执行的，乃是“一打”——“打击反革命”。因为“一打”显然是政治问题，是各级掌权者执法的立场和态度问题，“三反”乃经济问题，似乎无关大局。所以，到后来，“一打三反”运动直接演变成“一打运动”。从以上条目也可看出，统计出的运动成果，是“一九七Ｏ年二月至一一月共一Ｏ个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二十八万多名”。
　　关于中丨共中央一九七Ｏ年一月三一日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具体内容，该《国史大辞典》的相关条目中亦有介绍。
　　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一九七Ｏ年一月三一日中丨共中央发出。《指示》的主要内容有：①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②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③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分轻重。④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⑤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⑥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指示》下发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打击反革命分子”运动。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的影响，这次运动中有一些案件属于冤、假、错案（张晋藩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第六七五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一月）。
　　而中丨共中央发出该《指示》的背景，在金春明等人编著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的“一打三反”条目中有所交代。“中丨共中央认为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是：‘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因此，要求全党：‘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
　　看来，当年中央决策者之所以开展如此大规模的“打反”，是为应付战争的需要。中丨共中央似乎认为战争（尤其与苏联的战争）在即，为了不让国内的“反革命分子”成为“帝修反的别动队”（换句话说，为敌人当“内应”），有必要于国内先来个严厉打击镇丨压，以防患于未然。这就是当年大规模“打反”的大背景和动因。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一月九日那份《通知》中也着重提及这个背景：“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中丨共中央这个《指示》一下，各地立即以搞政治运动的态式，展开了大逮捕大处决的浪潮（其中亦包括早已被捕入狱且被定刑后又临时加重判决改为死刑者）。
　　处决权在省、市革委会主任手里
　　从一九六二年下半年经济开始好转，到“文革”前，那是共和国历史上比较难得的一段好时光。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相对安定，从一九六三年到“文革”开始的一九六六年，各地捕人及杀人数，都呈逐年降低趋势。以山东为例，从有统计数字的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九Ｏ年近四Ｏ年中，山东全省“改犯数”（即当年被捕判刑在监者），以一九五八年为最高，达五五二Ｏ六人，一九六六年最低，为二四三六人。至于“反革命案件”，数据如下：“一九五八年，全省审结反革命案件四八八九四件，给予刑事处分四八三三Ｏ人。其中判处死刑、死缓八八九名，无期徒刑九一七名，管制二三五九Ｏ名，徒刑二一二Ｏ五名。”而到“文革”发动一九六六那年，则大幅降低，“一九六六年审结的一三五Ｏ件反革命案件中，历史反革命占三二%，反革命倒算占一三%，打击报复占一二%，会道门占九.八%。”（《山东省志·司法志》，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月。第三九九，四ＯＯ页，第七五九页）一九五八年山东全省审结反革命案件四八八九四件，到一九六六年全省仅审结一三五Ｏ件，不足二Ｏ分之一。而且其中“历史反革命”占三二%。
　　至于死刑判决，一九六Ｏ年代以来各地司法当局都掌控得比较严，尤其是中央将死刑核准权，由各省、市、自治区高级法院收回到最高人民法院后，被真正执行死刑的，更是大幅减少。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一九六Ｏ年代末，一九七Ｏ年代初（一九六八年四月二九日著名思想者林昭在上丨海被处决，应该是个特例）。“文革”初期一九六七年二、三月间，一些地方，如四川、湖南、湖北等省，曾由军方主持，搞了一次大规模的“镇反”，一些省抓了数万至一Ｏ万以上的“反革命”。不过，那完全是针对造反派而为，几个月后又在中央干预下释放并全面平丨反。
　　真正针对“反革命”，尤其是“现行反革命”而展开的大规模逮捕和处决行动，是在这次“一打三反”运动开展之后（此前一些省市如北京市已宣判过一批，大约是一九六九年一Ｏ月中央发出战备令和城市疏散令之后）。
　　此时针对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处决权，已经从中央（原最高人民法院）重新下放到各省、市、自治区，仅处决执行前后报中央备案而已。上文提到的中丨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第五项内容即专门对此作出规定：
　　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既然中央已将处决权下放到了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因此处决名单的拟定，以及最后处决令的签署，实际权力在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手里。当时的运作程序一般是先由地方革委会下设的，代行各地公、检、法职权的“人民保卫组”或是地方公检法军管会拟定名单，交由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常委或是“党的核心小组”讨论批准，最后由革委会主任签字定夺。
　　由此可以说，一九七Ｏ年三月五日，导致遇罗克遇难的“第二次处决令”，即对遇罗克等一九人的处决令（“中国人民解丨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七Ｏ）刑字第三Ｏ号判决书”），从职位上说，应该是由谢富治签署。因为此时谢富治的身份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而且兼任着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无论全国，还是北京市，整个政治形势已经显著变化，普遍的处决行动已然展开或即将全面展开，当局不会将遇罗克要不要处决的问题，再去找周恩来直接签署（若第一次“处决令”是周作出的，他已签署过一次了。）当然，笔者上文又提及吴德，是因为谢富治此时已癌症病重，是否是由吴德在代行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职权。牟志京文章中称“重要人士受托办理”，很大程度是影指吴德。谢富治恶名昭著，其时已是可以点名指责者。
　　需要提及的是，当时除北京和上丨海市外，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几乎全部是军方将领（即当地驻军最高首长）。这有点同一九五Ｏ年代初的“镇反”运动相类似，主持大逮捕、大审判、大处决的都是军方负责人，搞得特别“左”，特别过火。
　　“一打三反”运动与周恩来
　　中丨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的指示下发后，北京市首先作出了表率，一场声势空前，深挖细查“反革命”（尤其是所谓“现行反革命”）的运动，即在全国迅猛展开。从一九七Ｏ年二、三月开始，到当年年底这半年多时间里，“一打三反”是各省、市、自治区工作重点，大清查、大逮捕、大处决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各地抓“反革命”，挖掘“反革命集团”成风（不知是否像过去搞政治运动一样下指标），尤其一些县、市，怕落后了，没有“反革命”也要生拉活扯挖出“反革命”来，且动辄整成“反革命集团”，牵连十数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笔者收集有当年家乡某区“一打三反”中一个案件的整套原始材料。几个年轻人（本是好朋友），平时爱聚一聚，讲点闲话，听听半导体收音机，偶尔放唱片听音乐。运动一来，其中一人被人举报“收听敌台”，即成对象，被请进“学习班”（实为隔离），并成丨立专案组办案。随着“深入”，案情越闹越大，成全区重点之一，涉案者如“滚雪球”一般，卷进数十人之多，不仅朋友，连朋友的朋友亦未能免。仅仅因为传看过一本书，参加朋友婚礼时听过一次唱片（那时的婚礼极简单，就是吃吃糖果，借个电唱机放唱片，添点气氛，而且是公开发行的“红色唱片”），也成“集团成员”。仅仅为之修理过一次收音机，也被打成“集团”的“黑技师”。这种“打反”，真是冤狱遍地，荒谬绝伦。
　　直到当年庐山中丨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翻船，毛丨泽东要趁机收拾林彪集团，于一Ｏ月开始搞“批陈整风”，全党全国政治斗争目标和内容陡然转移，“一打三反”的势头才逐渐减弱，至直完全停止。否则，弄出来的冤案更多，对国人的危害更大。这场不到一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到底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前面提到的《国史大辞典》给出的数据是，“一九七Ｏ年二月至一Ｏ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二八万多人”。笔者手中无更确实材料，不能说这是一个缩了水的数字，但起码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完全的数字。因为还有比这大几倍甚至一Ｏ倍以上的对象是没被正式逮捕，却是以拘留，或是以“办学习班”隔离审查名义被“打击”的“反革命疑犯”。被正式处决者，过去看到一个材料，说是二万多人。曾经有说法，说以往“镇反”，中央给各地下达的处决数，不能低于捕人数的十分之一。按二八万捕人数计，其十分之一，在二－三万人之间（笔者估计，其中起码有一万人是遇罗克、张丨志新、马正秀这样纯粹的“文革思想者”），倒是符合这个比例。
　　最后一点，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到底是按谁的指示发动起来的？笔者也算研究“文革”，从“文革”最初发端到终结，其一系列重大举措和转折，如“大串连”，“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权”、“建革命委员会”、“清队”、清查“五·一六”、“上山下乡”、“批陈整风”到“批林整风”、再到“批林批孔”、“批《水浒》”，一直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这些，毛丨泽东本人都有过指示，人们可以从毛丨泽东指示或讲话中找到依据。唯独这个“一打三反”运动，毛丨泽东“文革”讲话、文稿中却寻不到半点依据。
　　“文革”很长时期，在党政军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周恩来。笔者一直认为，如果“一打三反”运动的发动和开展，不是出于毛丨泽东的话，那这一决策的最初出台，应在周恩来身上。况且，即便毛丨泽东曾经有过类似指示，但在实际执行上，一系列强硬操作指挥实践者，镇丨压毫不手软，也是周恩来。
　　（二Ｏ一Ｏ年一月一Ｏ日于自贡危楼书屋）◆
　　原载《北丨京之春》二Ｏ一Ｏ年三月号